中共人物传黄火星人物传,黄火星生平事迹,黄火星评价

Posted 2022-05-07 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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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黄火星人物传,黄火星生平事迹,黄火星评价

(一)

黄火星，本姓陈，一九○九年七月出生于河南省①。在他七岁的时候，因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一家无以为生，父母带着他和他的弟弟从河南逃难至江西景德镇。后因母亲亡故，无钱安葬，父亲将他卖给当地黄姓。将母亲安葬后，父亲便带着弟弟逃难他乡，不知下落。黑暗的世道，骨肉的悲惨分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创伤。

养父黄聚发，系江西省乐安县三十六都新姚家村 (今乐安县龚坊乡新姚家村) 人。十八岁时前往景德镇学画瓷，嗣后与人合伙经营小瓷厂，一九一八年开始自办小瓷厂。黄火星 (养父为其取名黄火生，号以和，参加革命后改今名) 八岁时就在养父与人合伙经营的“公兴和”瓷厂学徒。十岁至十一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养父母未生儿育女，只是希望他为黄家传宗接代。因此，只让他读了两年私塾，又要他在瓷厂学徒; 并为他收养了童养媳。不久养母病故，养父续娶李氏为妻。后母对黄火星百般虐待，不是呵斥，便是毒打; 在瓷厂又时常遭到师傅的打骂和社会的歧视，使他极感痛苦。

一九二四年黄火星十五岁时，养父为他完了婚。次年生一女孩。一九二六年，养父病故，后母改嫁。其父所开瓷厂倒闭，欠债五千余元，他将家具财产典卖殆尽，除安葬养父外，尚欠债千余元，债息和家庭生活的沉重负担，迫使他不得不于次年到“义盛兴”号瓷厂和瓷业公司装窑。他一心想学把好手艺，提高自己的造瓷技术，多得工资还清债务。但辛勤劳动一年，仅能赚百元左右，且物价暴涨，百货昂贵，不但不能偿还欠债，而且难以养活妻女。生活的挫折，幻想的破灭，使他渐渐滋长了反抗思想。

一九二五年，他在自家瓷厂学徒时，就加入了大仲平①行会——聚英社。后来，该会分裂为两班，工头师傅为老班，学徒工人为新班，互相斗争。一九二九年初，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聚英社”新班改为学徒联合会。共产党员余金德、共青团员张炳生与黄火星结为好友，在他们的直接教育启发下，黄火星开始认识到，穷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打倒地主资本家，推翻反动统治。

一九二九年夏，黄火星参加了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景德镇工人“雄黄酒”罢工运动。端午节这天，全镇六十多个行会的万余工人，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上街捕捉了十余名工人，但工人们毫不气馁。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反动政府只好下令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了改善端午节伙食的要求。罢工斗争的胜利，使黄火星受到了鼓舞。

不久，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解雇罢工工人。黄火星被工厂老板解雇后，不得不携妻带女投靠市郊岳父家，租种地主四亩地，并靠推土车替人搬运货物以维持生活。

一九三○年春，党又发动工人开展了反“春荒”斗争。黄火星也积极参加了此次斗争。七月，红军第二次打下景德镇，公开成立了景德镇市苏维埃政府，余金德任主席。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担任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嗣后又参加了反帝拥苏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组织活动。

同年十月，红军第三次进入景德镇。觉悟了的工农群众，几天内就有三千多人报名参加红军。黄火星也想参军，但一念及家有受尽苦难的妻女，又不忍心丢下。红军离开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景德镇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一个漆黑的夜晚，黄火星悄悄地推开家门，匆匆告别妻子①。便随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

十一月，黄火星由余金德、刘廷显、江旺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党、团组织的教育，黄火星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积极要求进赣东北军政学校学习。一九三一年一月，他的愿望得以实现，进入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听了方志敏、邵式平、薛子正等人的报告和讲课，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豁然开朗，学习更加勤奋，每次测验都在第一、二名，受过学校两次奖励。并先后担任过团小组长、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四月，由学校教育长薛子正和江丰、陈国洪介绍，黄火星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月底，他从军政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义阳第四游击大队任政委。七月间，游击大队并入贵 (溪) 余 (江) 万 (年) 游击纵队，黄火星任纵队俱乐部主任。一九三二年二月，贵余万游击纵队改编为赤色警卫师第一团，黄火星任该团共青团团委书记兼俱乐部主任。五月，省委指示赤警师积极配合余江邓家埠一带地方暴动。由于组织不严密等原因，暴动失败，师长祝荫隆牺牲。第一团团长、政委逃跑，部队被冲散，在该团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黄火星根据师政委倪宝树的指示，就地收容部队二百余人，陆续送过信江北岸。随后他又收容了一百五十余人，但因敌三十六师清乡搜索，封锁信江，部队不能过江，每天只能靠打土豪筹款维持生活。后来，黄火星率领这支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人三次包围，绕道鄱阳湖至乐平寡妇桥回到赣东北苏区。在横峰葛源，这支队伍被临时改编为红军独立第十团，一百八十余人枪，黄火星任政委，没有团长。他率队在横峰莲河地区开展游击斗争，经常出没于河汉港湾，截击敌人由信江运往浙江的枪支弹药船，曾迫使敌赵观涛部一个连投降。部队扩充到二百多人，并有了较好的武器装备。同年十一月，该团受编为红军第十军八十二团二营五连，多余人员编入其它连队，由黄火星暂任五连政治指导员。

一九三三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黄火星被任命为三十三师九十五团政委。接着，红十一军奉命渡过信江，进入中央苏区。一月下旬，在贵溪上清宫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斗争，红十一军首战光泽，继而折回金溪打击敌三十六师。黄火星在每次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勇猛冲杀，被人称为“猛子政委”①。

四月间，组织上调他到瑞金红军学校第四期学习，并担任上干队党总支副书记。一个多月后，党将他调出红军学校，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后因上海联络站被破坏，未能去成，被分配到红军总政治部突击队工作，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七月间，黄火星被调到福建省军区第三分区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二)

福建军区第三分区辖宁化、清流、归化。分区武装以独立第七团 (原独立第七师改编) 为主，还有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独立营等武装。这里是闽西革命老根据地，但由于盘踞着土著军阀卢兴邦部和由他控制的童子兵五十八师联防总部，他们在苏区到处建立土堡，安插“钉子”，分区武装常遭他们袭击，严重妨碍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三年七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中央红军 (时称东方军) ，进入福建的宁化、长汀一带作战。为配合作战，第三分区所辖武装由彭、滕就近指挥。七月初，东方军首先取得了攻打宁化泉上战斗的胜利，拔掉了卢兴邦安插在宁化的一颗“钉子”，使宁 (化) 、清 (流) 、归 (化) 、建 (宁) 连成一片。

在东方军胜利的鼓舞下，黄火星率领独立第七团，将进攻永上店等地的童子兵击溃，追击五十里。随后，又集中分区武装将童子兵五十八师联防总部打垮。特别是马家庄一役，毙敌一百五十余人，打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七月底，三分区由宁化城关迁驻清流县。黄火星又兼任了清流县委书记。东方军的节节胜利，使闽西又出现了一派大好局面，宁、清、归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掀起了踊跃支前和参军的热潮。

十一月，军委任命张金发兼任归化警备区司令员，黄火星兼任归化警备区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负责指导供给兵站和医院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黄火星、张金发率领分区武装攻克了归化城，随即将三分区移驻归化城; 黄火星在城内设立了东方军后方医院和供给兵站，安置了千余伤病员，兵站储存了大批布匹、机器等物资。

不久，司令员张金发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黄火星又兼任司令员。当时，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的时候，东方战线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二月间，卢兴邦的新编五十二师向归化城发起进攻。黄火星率领部队从城内冲杀出去，将敌击溃，保卫了千余伤病员的安全和兵站的物资。

四月，七军团在离归化城七十余里的钢铁岭与敌发生激战。中央军委电令归化警备区、医院、兵站全部于晨四时前撤出归化城，但分区武装要配合七军团节节抗击，使七军团得以在敌侧后打击和消灭敌人。黄火星接到电报时，已是凌晨四时半，又由于译电员文化低，“但要节节抗击”六字未译出，要把千余伤病员和大批物资迅速转移出去，是十分艰巨的。因时间已过了半小时，动员群众来不及，黄火星便紧急动员各机关及驻城的两千多部队将伤员抬运后方，把兵站物资全部搬运出去，城内只留下一个多营的兵力驻守。至天亮时，伤员、物资全部安全地转移到了离城三十多里的林畬村。此时，译电员尚未译出上述六字，黄火星责令重问军委后才译出来，此时天已大亮，敌人只相隔十余里，敌机到处狂轰滥炸。因此，黄火星无法率领部队返回归化城配合七军团作战。军委来电严厉批评他抵抗命令，丧失士气，轻易放弃归化城，予以撤职，要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待命。不久，他返回福建军区，军区指责他犯了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他开展批判斗争，并给予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后在一九四四年华中党校整风时，经华中党校干部审查委员会批准改为批评处分) ，分配他担任福建军区巡视团团长，派往第二分区检查工作。后敌八十三师进攻连城时，他又随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做战争动员工作。

七月间，上杭、永定、龙岩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军区命令黄火星接任第一分区 (杭、永、岩) 政委兼代英县独立营政委，他从省军区带领二百余名新兵、三十多支破枪前往杭永岩地区。沿途遭遇敌钟少奎部多次埋伏袭击，于九月间才到达一分区。此时，已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末期，杭永岩苏区已日渐变为游击区，环境十分恶劣，黄火星根据省委和军区指示，部署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后，福建省委派人来杭永岩地区召集会议传达苏区中央分局的指示。会议根据指示精神和杭永岩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保持、巩固、扩大有生力量，坚持杭永岩群众性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敌人，恢复发展杭永岩苏区①。会后分区武装改编为杭代独立营，黄火星担任政委。

为了打开永定局面，黄火星率领杭代独立营向永定挺进，不久又转回上杭与廖海涛会合，在上杭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闽西的第一次“清剿”，叫嚷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游击队。在此情况下，闽西南党组织在永定赤寨召开了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第一次党政军会议。黄火星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会议分析了闽西的严重局面，确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在“清剿”与反“清剿”斗争中，反动魔首张兢明杀害上杭莲塘乡一个村四十余人，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敌人的残暴激起了黄火星和游击队的报复心理。游击队杀了张一家三十余人，并杀了替反动派带路的六七户人家。这种以杀对杀的过“左”政策，使自己更加孤立。后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批评了杭代县这种“左”倾错误，黄火星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他在后来总结自己这段时期的斗争经历时指出： “由于深受阶级压迫，因而造成对革命的坚决性、顽强性; 同时也因阶级仇恨而产生狭隘性、报复性。”①

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清剿”，采取残酷的烧杀抢抓移“五光”政策及颁布“十杀令” 、移民并村、计口售粮等，他们企图用这种毒辣手段，困死红军游击队。

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永定县委原负责人未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致使独立营损失过半，整个永定苏区只剩下两个山头，革命队伍中的叛变事件日有所闻，工农群众普遍产生了恐惧情绪; 在红军游击队中，也有人对当时的艰苦环境难于适应，缺乏革命的信心。

为了扭转这种局势，上级党组织把黄火星调往永定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黄火星一面抓紧对县委和独立营进行整顿，一面转变过去“左”的政策。实行分散行动，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和游击队员长期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以山岩洞穴当房，野菜竹笋充饥，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困苦。为了坚定干部和战士的革命信念，使之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黄火星经常用方志敏两条半枪、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来教育大家，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乐观主义精神去感染和鼓舞大家。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上海联络站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了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和讨论总结两次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黄火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继续当选为军政委员会委员。

会后，黄火星回到永定苏区，领导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改变斗争策略，采取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方法。抓住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展分粮斗争，使群众的斗争热情逐步高涨。并争取了许多保甲长中立和同情我们，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使永定苏区得以坚持，独立营保存了一百多人枪的武装力量。

同年四月，军政委员会根据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将所辖武装统一编为两个纵队，下辖第一、三、五、七支队。黄火星任第二纵队政委兼五支队政委，率部活动于永(定)、(平)和、(南) 靖地区。不久，纵队长刘汉牺牲，他又兼任纵队长。

随后，黄火星又代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并直接领导永 (定) 、(平) 和、(南) 靖军政委员会的工作。这一时期，在张鼎丞的指导下，他运用向土豪写信筹款的方法，在大浦、饶平、南靖等县收到很好的效果; 军事上，他不再蛮攻硬打，采用里应外合的策略，建立隐蔽的红色堡垒，保存了有生力量; 由于他对苏区坚持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使永定、平和、南靖、大浦等县出现了新的局面。先后成立了永和靖县委和永浦工委，组建了红四支队，向南靖山城发展。

一九三七年五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联蒋抗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派邓子恢为代表与粤军正式谈判，赢得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存在和抗日杀敌的权力。八月十三日，黄火星率第五支队与永定、永东、永浦县的地方武装，在永定金丰集中。月底，正式整编成立“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谢育才为支队长，罗忠毅为参谋长，黄火星为政训主任。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闽西南二千多红军游击健儿，终于结束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于二月中旬全部集中到龙岩白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下辖第三、四团，张鼎丞任支队司令，谭震林任副司令，黄火星被任命为二支队委员、三团团长，邱金声任三团副团长。

(三)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在张鼎丞、谭震林的率领下，由龙岩白土出发，开始了从闽西到皖南的千里转战。

四月初，部队到达安徽歙县岩寺集中。一天，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等来到二支队看望指战员。叶挺、项英向黄火星、邱金声详细询问了三团的情况，叶军长赞扬三团基本上是老红军骨干，勉励他们要加强军政训练，掌握过硬本领①。随后，三团奉命开赴小丹阳地区作战。

六月下旬，黄火星、邱金声率领三团指战员北渡石臼湖，进抵当涂、博望、横山和江宁秣陵关地区活动。

江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势平坦，湖沼河道纵横交错。国民党长期统治这个地区，社会情况复杂，反动统治基础雄厚。沦陷后，又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为了打开局面，站住脚跟，七月六日，黄火星、邱金声组织三团一营和支队侦察连在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击毁敌寇军用火车一列，全歼数十名押送军用品的日军，缴获了大批军用品。

八月十七日，黄火星等又组织三团狠狠打击了盘踞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的伪匪朱永祥和川军余宗臣部。毙敌一百余人，伤敌二百四十七人，缴获步枪一百五十余支，轻机枪七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电台一部，电话机四部及各种子弹四万余发。将川军司令余宗臣驱逐出小丹阳。黄火星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自卫武装。到年底，抗敌自卫队等群众武装发展到四五百人。同时，部队也扩大了一倍多。

日寇对于活跃在宁沪、宁芜铁路及公路干线的我军，惊恐万状。从八月下旬开始，出动数千人多次对当涂、小丹阳地区进行大“扫荡”。

黄火星、邱金声率领三团指战员，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博望、横山等战斗中予敌重创。并不断破坏敌人铁路、公路，组织小分队直插南京雨花台，夜袭敌人警察所，威震南京城，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粟裕亲率三团由苏南奔袭芜湖飞机场的官陡门敌据点，全歼守敌。随后，三团奉命调回皖南，担负保卫军部的任务，直属军部指挥。

七月初，黄火星出席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和陈毅、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谭震林等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会后，黄火星抓紧整训部队，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在整训期间，他提拔了几位年纪轻、有文化的干部，而几位老红军战士对提拔新干部有意见，认为“老同志吃不开了”。黄火星意识到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于是他分别找这些老红军战士谈话，尔后又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对大家说： “大批工人农民和学生来到抗日前线，加入我们的队伍，这是一件大好事。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会写、会唱、很活跃，给我们的部队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是应当欢迎的; 但这并不等于 ‘老同志吃不开了’ ”。“那种论资排辈的思想，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因为“我们党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要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就必须大胆提拔和使用千百万新干部”①。通过黄火星的耐心教育，原来闹情绪的干部，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黄火星对干部战士既严格要求，又对他们的疾苦体贴入微。有一次，战士李德安得了重感冒，身体虚弱，卧床不起。黄火星不仅经常到床前问寒问暖，而且硬要把自己仅有的四块光洋给李德安买营养品，直到李德安收下两块为止。这两块光洋李德安至今还保留着。还有一次，侦察参谋王培臣因伤要去住院，他对黄火星说： “你是了解我的，我烟瘾太大，要多发一点钱给我”。“不行，谁都得按规定发。”黄火星当即回答，但却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十块钱和一只手表，一把塞入王培臣的怀里。王培臣实在过意不去，只好收下了八块钱①。因为他和干部战士相处得十分融洽，三团的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黄老奶奶” 。

一九四○年一月，奉军部命令，黄火星率领三团开赴铜(陵) 繁 (昌) 地区抗日，受第三支队指挥。

五月二十六日，日寇三千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三团驻守的何家湾阵地进攻。邻近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远走避之。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率领战士们英勇反击，经九小时激战，毙、伤敌三百余人，敌不支而退，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随后，日寇对铜繁地区连续进行“扫荡” ，我第三支队部被敌包围，撤出时丢失机要文件数件，其中有中央给东南局、军部重要机密指示 (抄件) 。以及政治情报和对敌政策等。黄火星得知后，亲自率部队至该地寻找，全部搜集回来。项英、周子昆亲笔写信表彰他“对党认真负责”②的精神。

年底，以三团为基础发展组建了新三团，并成立了新二支队。黄火星任支队政委，周桂生任支队司令员。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驻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分别从泾县云岭等地出发，遵令向北转移。国民党反动派却调集七个师八万多人，发动对我新四军北移部队的围歼。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次转移中，新四军北移部队编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又称第一、二、三纵队) 。新二支队编为中路纵队。黄火星任中路纵队政委，周桂生任司令员。军部和东南局机关及教导总队随中路纵队前进。一月四日午夜，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与黄火星、周桂生率领的新二支队部同时渡过青弋江，于五日到达茂林地区。六日，黄火星、周桂生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各支队首长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各支队黄昏行动，叶挺指示中路纵队在拂晓以前一定要攻克丕岭。

根据军部会议精神和叶挺的指示，黄火星、周桂生即令老三团三营为前卫，担负攻克丕岭的任务。三营以干脆利落的动作，于次日拂晓前攻占了丕岭。随即猛扑星潭，在坑口遭到顽军四十师一二○团二个营的狙击。敌以火力封锁道路隘口，我军迅速抢占两旁高地与敌对峙。下午三时半，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不幸敌人的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大腿。警卫员扶他下山上药后，劝他休息一下，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杖就走。当他返回阵地时，叶挺、周子昆正在前线亲自指挥。叶军长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黄火星当即向军长请战： “以新三团张玉辉营为前卫，你下命令吧! 我们负责坚决打! ”①晚上九时，担任主攻星潭的新三团一营打进了星潭。由于项英坚持部队后撤，致使驻守星潭的一营一连没有后援而遭损失。

九日下午，军部决定从高坦翻过东流山到石井坑，向北突围。黄昏后，黄火星组织中路纵队向石井坑转移。当晚，他来到军部，发现叶军长身边也没有部队。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已于八日深夜丢下部队不辞而别。形势越来越危急，叶挺非常沉着，对黄火星说：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再来处理。”①第二天早饭后，项、袁、周又返回了军部。接着，黄火星参加了由叶挺、饶漱石主持召开的会议。继续研究突围问题。

十一日，黄火星、周桂生根据会议的决定，组织新、老三团从石井坑向茂林方向东村岗发起猛攻，希图打开突破口突围，而顽军新七师和一四四师组织整营整连的反扑，从拂晓一直激战到黄昏，突围未能成功。

十二日拂晓，顽军再次发起总攻。下午五时左右，石井坑我军东北主阵地白山和西南的制高点东流山先后失守，军部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这时，黄火星和教导总队政委余立金、右路纵队司令员张振坤纷纷跑到山上来向叶挺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叶军长沉着地对大家说： “现在开始分散突围，突围的方向自己选择，可以到苏南、江北，也可以到微州打游击。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愿意当突围司令的，都当突围司令吧! ”②

黄火星返回支队部后，立即召集干部会议，传达军部突围命令，决定本支队分左右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支队部随右路之后，跟进突围。

半夜光景，突围的大血战开始了。

右路首先突围，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少数沿高地山腰向西北方向冲出重围。黄火星、周桂生等人被敌人火力隔断，阻于香炉东以东凹地。此时，部队弹尽粮绝，队伍全部被冲散。黄火星当即率通讯员、侦察员及机要员与军部联络，联络中断。随后他与张永隆、刘别生率领的军部警卫排百余人会合后，由东流山嘴突围，冲破十四条封锁线，于十八日晚到达长江岸边一个村里，这时已只剩下七十余人。日军早已对长江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幸而他们在村子里找到党的一个联络站，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划着一只木盆连夜偷渡过江，请江北游击队派来了一条木船，将他们连夜接过江去。

在这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中，黄火星在坑口遭遇战中被敌军枪弹击伤的大腿肿得象小水桶一般粗。他拖着伤腿指挥战斗，颠颠跛跛、半走半爬地坚持突围到江北。腿中的弹片直到建国后才在上海华东医院取出。

黄火星突围到达无为县后，立即前往江北游击纵队，向曾希圣、孙仲德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 并将随身携带的三百多块光洋全部交给了组织。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华中各地的新四军部队统一编成七个师，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根据军委和军部的命令，皖南突围部队与在江北分散活动的几支部队汇合，组成新四军第七师，由张鼎丞任师长 (未到职) ，曾希圣任政治委员。

为了组建第七师，黄火星与孙仲德、李步新等一起，协助曾希圣负责收容和整编陆续分散突围过江的部队。一天，二十多名劫后余生的战友，突围来到江北，与黄火星重逢。这些在敌人枪林弹雨中从未退却的战士，此时却泪流双颊。黄火星抹了一下眼泪，坚定地对大家说： “大家突出来就是胜利，不要悲观，要坚持干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①

七师组成后，活动区域主要是巢南山区和无为东乡一带，南有长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地区狭小，四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密如蛛网，部队活动没有回旋余地。不少人对于七师能否在这犬牙交错的皖江地区站住脚跟，存在模糊认识; 一些干部想到苏北去。上级曾想调黄火星到军部工作，考虑到他在皖南有一定影响，便留下了他②。黄火星积极协助曾希圣整理部队，配备干部，开辟税收。教育干部 “只要我们大家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造成第二个苏北”③。稳定了干部情绪。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七师在无为东乡白茆州大胡家正式成立，并成立了十九旅 (师部与旅部合并办公) ，曾希圣兼任旅政委，孙仲德任旅长，下辖五五、五六、五七团，黄火星任五五团政委，谢忠良任团长。

根据七师十九旅的布置，黄火星、谢忠良率五五团积极向铜陵岳南行动。指挥部队首先获得了牛埠战斗的胜利，与桐东县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随后在双庙战斗中将桐东土顽头子章赣击毙。群众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打开了无南、桐东斗争的新局面，直接威胁到桐城、芦江两县城的敌人。

不久，桐东土顽丁江及章赣残部配合桂顽 (广西反共军)一七六师两团兵力的三千余人向五五团驻地三官山发起进攻。黄火星率部还击六天之后，顽敌进攻更加激烈，为保存有生力量，部队转移到黄龙坑。由于个别领导麻痹轻敌，团部未及时转移，第二天拂晓遭桂顽袭击而仓促应战，部队被俘及逃散者一百二十余人。三官山战斗失败后，曾希圣召集五五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后，由黄火星兼任团长。

一九四二年二月，皖江根据地成立皖中区党委，何伟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傅秋涛、黄火星等为委员。同时，七师师部机关正式组成，黄火星调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因主任何伟生病，又代理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七师机关党委会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师政治部制定了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各级政工干部力量，并创办了师政治部机关报《武装报》。

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据中央指示，部队实行精简整编。七师统一改编为皖南、和含、沿江、巢湖四个支队。黄火星由师政治部调任皖南地委书记、支队政委。六月，又被任命为和含支队政委。

和县、含山地区，是淮南铁路和长江宁芜段的交通要道，与汪伪政权所在地的南京仅一江之隔，敌伪把它划为“绥靖区”。这里不仅有敌伪和顽军重兵把守，并且还有土匪、刀会、三番子，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但是，和含地区又是七师向东北发展，打通和二师、军部联系的交通线。早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七师就派马长炎等人率部开赴和含地区。他们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策略，迅速打开了和含斗争的局面。紧接着他们把矛头直指和县、江浦、全椒三县交界的江全地区，打通了与二师和军部联系的交通线。

黄火星率部到达和含抗日根据地后，敌伪顽连续不断地对和含地区 “扫荡” 。一九四三年七月，桂顽一七一师及伪军柏承钧部进占江全地区，企图切断我军的交通线。黄火星亲自前往江全地区，指挥部队进行反击，粉碎了敌顽的进攻。以后又粉碎了敌顽的多次“扫荡”和进攻。我军牢牢地控制了杨石庵、官渡河口，使这条交通线一直没有中断过。

一九四四年四月，和含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黄火星在会上作了和含支队一年半军事总结报告。指出： “要巩固扩大和含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壮大坚强和含支队”①。大会闭幕后，地委书记孙仲德前往军部汇报工作，黄火星代理地委书记，完成了税收工作。主持召开了和含民主参议会，广泛地吸收党外抗日民主人士、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政权工作。从而在敌伪“绥靖区”的广大土地上拔掉了 “太阳旗” ，摧毁了日寇汉奸的反动政权。

七月间，黄火星奉调参加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华中局根据黄火星的一贯表现，授予他“华中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颁发银质奖章一枚。

一九四五年六月，黄火星在华中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七师十九旅政委，旅长为林维先。

日寇投降前后，黄火星、林维先率领十九旅配合兄弟部队在皖江地区举行了全面的反攻。十多天内，解放了皖江地区的大片土地，拔除了许多敌伪重要据点，解放区军民欢欣鼓舞，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七师奉命撤出皖江根据地。

部队要撤离北上，在干部战士中引起了思想波动。许多同志认为皖江解放区是七师与皖江人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打出来的，七师是皖江人民的子弟兵。撤走后，担心国民党卷土重来，家乡要遭殃。人民群众也十分留恋自己的子弟兵，部分家属、亲属到部队来找亲人，要他们回去。黄火星和林维先一起，抓紧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与父老乡亲席地相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说明北撤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为了更好地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经过这些耐心细致的工作，部队顺利完成了北撤任务。

九月下旬，十九旅先行北撤，待全旅撤完，黄火星才最后离开无为地区，和皖江父老兄弟姐妹挥泪告别。一路上部队情绪高昂，没有一个战士掉队，全部顺利地到达了淮阴，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不久，黄火星奉命率部开赴山东台儿庄，与二师及四师之九旅和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组成山东野战军。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在淮北战场上，敌人从七月中旬开始沿陇海路东犯。黄火星率部先后参加了山东野战军发起的朝阳集、泗县和宿北战役。

一九四七年一月，山东、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统率。同时，将第七师拆编到其他部队去，十九旅与二师五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成钧为司令员，赵启民为政委，林维先为副司令员，黄火星为政治部主任。

对于七师的拆编，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直接找黄火星发牢骚：“我们七师为什么要被拆散? 为什么你只担任政治部主任?”这种情绪严重影响着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黄火星耐心地加以解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列举红军多次改编的事例教育大家，指出部队整编是正常现象，是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对于个人的职务，他明确表示：这应该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高能低，能升能降①。

七纵成立后，转战山东，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驹战役、胶河、莱阳战役、张店、周村战役、兖州战役等，较出色地完成了华东野战军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年和黄火星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说，七纵刚成立时，团结问题直接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黄火星以他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和积极协助、支持纵队领导工作的实际行动，教育和感染着干部战士。部队能够团结一致地共同完成各项战斗任务②。

一九四八年三月和六月，淄川、曲阜解放后，黄火星先后兼任了淄川、曲阜军管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迅速克服了战后的混乱状态，安定了社会秩序。为了保护好名胜古迹，他发布命令，派出部队全力保护好孔林、孔庙等，受到上级的表扬。

济南战役后，黄火星升任纵队副政委。

十月上旬，黄火星出席了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着重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野战军代司令粟裕主持作战会议，讨论研究中央军委关于“精心组织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黄火星心情激动，竭诚拥护中央的方针和指示，表示要在前委的领导下，配合兄弟部队打好我军在长江以北与敌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

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开始。成钧、赵启民、黄火星等率领第七纵队由万年闸飞奔贾汪，迅速完成了切断黄伯韬兵团西窜的退路和配合兄弟部队围歼固守双堆集黄维兵团的任务。

淮海战役结束后，全军实施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纵队整编为第二十五军 (属第八兵团指挥) ，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委。

整编后，黄火星、成钧率领部队挥戈南下，进抵长江北岸巢湖、无为一带，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

二十五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兵团第一梯队的战斗任务，由九兵团指挥。三野决定二十五军在和县西凉山渡江。这一带是黄火星曾经战斗多年的地区，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黄火星积极向上级提出建议：“该处渡江江面宽，对面又是湖沼地，渡江后部队展开困难，应改由无为油坊嘴渡江”①，上级采纳了这一重要建议，这是他为胜利完成渡江任务作出的一个贡献。

渡江前，他一面摸索长江潮汛的规律，收集船只，训练水手，掌握江上驾船的技能和水上作战、滩头登陆的过硬本领;一面抓紧时间组织指战员学习政策，准备接收、管理大城市。

四月间，我军完成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全军指战员正严密地注视着对岸敌军的活动。黄火星又一次踏上江堤，习习的江风迎面吹来，面前是一片熟悉的地形——无为大套沟。他心情激动，感慨万千：我们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就是在这里渡过长江的……仅仅过了八年又三个月，我们终于打回来了，而且是沿着当年北上的老路打回来的。目下，百万雄师正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我军的铁拳就将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结束蒋家王朝二十二年的统治，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就将在眼前出现……。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八兵团召集作战会议。黄火星火速奔赴前沿指挥部，参加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会议根据《纲要》关于中路兵团必须紧紧抓住敌二十军西移繁昌、铜陵一线，接防敌八十八军这个难得的战机打过江去的指示，决定当晚实行强渡。

会议结束后，黄火星和军里其他领导人顾不上吃晚饭，沿着江堤的堑壕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并迅速地把命令传达下去。

夜晚，集结在余栅村到大套沟一线的二十五军船队，在一声开船的号令下，从河湾港汉里一涌而出，实行全线强渡。敌人集中所有的火力猛烈地打过来，我军强大的炮火象狂风暴雨般地压向南岸。黄火星和军领导人乘坐的指挥船，紧紧跟在突击团的船队之后，他站在风帆下瞭望江面，只见滔滔大江之中，船桅如林，信号弹、曳光弹满天飞舞，敌人的滩头阵地上一片火海，把白帆、江水、人脸映得通红。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主子苦心经营的“天险防线”、“立体防线”，我军只用了三十分钟就给它撕开一条长达二十里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了进去。

二十一日拂晓，二十五军七个主力团全部渡过长江，控制了铜山、岳山、羊山尖等制高点，直叩繁昌城守敌的大门。

二十一日黄昏，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全线猛攻，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渡过长江，敌人的江防全线崩溃。二十三日，东路兵团解放了南京城，残敌向杭州方向溃败。三野首长命令二十五军不顾一切疲劳向吴兴疾进，配合东路兵团截歼南京、镇江逃敌。此时正逢江南春雨连绵，黄火星、成钧率领部队冒雨出发，以一昼夜一百六十里急行军前进。二十四日黄昏，二十五军在湾址地区一举歼灭蒋介石江南残敌中的一支“王牌”——二十军，敌军长杨干才在逃跑中被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敌九十九师 (缺一个团) 和一个保安旅。

二十七日，各路大军会师吴兴，切断了京杭公路，把南京、镇江逃敌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在这次围歼战中，先后歼灭敌人八个整军和四个军的一部分，俘敌八万余人。

郎、广之敌被歼后，敌汤恩伯集团剩下的二十四个师二十余万人龟缩于上海及其周围。

五月十二日，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三日，黄火星、成钧率领二十五军接替二十九军向敌发起总攻。当即多路突破敌阵地，我军乘机楔入敌纵深，从吴淞口一举插入市内虹口区。至二十七日，除汤恩伯率五万人登舰逃窜外，其余十五万之敌全部就歼。

上海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命令第十兵团立即进军福建，追歼残敌，完成解放华东大陆的任务。

三野从其他部队中抽调一批熟悉福建情况的干部，加强第十兵团的领导力量，黄火星被调任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政委。

七月初，黄火星和军长胡炳云率领部队向福建进军。时值炎夏，道路被暴雨山洪冲坏，指战员身负数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发扬艰苦奋斗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下旬胜利到达南平地区。

第十兵团决定采取钳形攻击战法，首先围歼福州守敌，控制福建中部，打开局面，然后乘胜南下，续歼泉州、漳州、厦门之敌，解放全省。

八月上旬，在游击队的引导下，黄火星、胡炳云率领指战员翻高山，抄小路，忍饥耐劳，隐蔽疾进，迅速插入敌侧后，协同三十一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福清等地，封锁闽江口，控制福厦公路，截断了敌人的海陆逃路。然后配合正面攻击的第二十八军，压缩和聚歼被围之敌，全歼守敌五万余众。八月十七日，福州市宣布解放。

接着，黄火星又率领部队挥戈南下，在完成外围作战任务后，矛头直指厦门。

厦门为福建沿海的重要岛屿，扼海上航运要冲。残敌退守海岛后，以海峡天险为依托，加紧赶修工事，企图负隅顽抗，决一死战。

十月十五日二十一时，二十九军、三十一军打响了攻击厦门、鼓浪屿的战斗。我军数百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对方，炮弹象雨点似的倾泻在敌阵地上。攻击部队分三路向厦门、鼓浪屿发起强攻，首先从厦门岛北端打开缺口，登陆部队在打退敌人数次反击后，扩大了滩头阵地。守敌纷纷向东南海岸撤退，企图由海上逃走。我军乘势猛攻，经两昼夜激战，歼敌第八兵团等部两万七千余人，使厦门二十万人民获得了解放。

(五)

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厦门，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特务活动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工业倒闭，商业萧条。

黄火星来不及洗涤征尘，又投入了新的、更加复杂而艰巨的战斗——接管城市、医治战争创伤。厦门市解放的第三天——十月二十日，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叶飞任主任，黄火星任副主任。军管会为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事宜。他积极协助叶飞，全面开展接管工作。不久，叶飞回福州主持第十兵团和福建军区的领导工作，厦门军管会的实际责任由黄火星担负。

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建立革命秩序，军管会首先接管了国民党的各级政权机构，建立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

在彻底摧毁反动统治的基础上，黄火星号召“全市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迅速恢复生产，团结与领导农民和其他广大劳动者、知识青年，共同努力建设新厦门”①。广大青年学生要“以战斗的姿态站起来，为建设新厦门、新文化而奋斗。”②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军管会的号召，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市有六十家工厂、二千四百六十二家商店③和所有的学校，恢复了生产、营业和教学。

军管会还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了检举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警备部队、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严厉镇压了那些凶杀、抢劫、盗窃情报、贩卖军火、扰乱市场、破坏治安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建立了革命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财政金融方面，由于国民党特务的造谣破坏和少数不法奸商的捣乱，致使物价一度暴涨。黄火星一方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话，揭露特务造谣惑众的阴谋;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打击少数奸商投机取巧，操纵市场，捣乱金融，哄抬物价的不法行为，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停止使用金银外币，抛售大米二十万斤，食油四千余斤，吸收通货六亿元以上①。同时，制定保护侨胞利益的政策，欢迎爱国侨胞向祖国投资，发展生产和参加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九月份侨信六百二十件，到十一月份达到一万五千三百九十一件，增长二十七倍，汇入侨汇达六十万美元②。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支援战争和保障供给两大任务的需要。

经过两个月的斗争，接管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厦门成为东南前线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在迎接一九五○年的时候，黄火星进一步向全市人民发出号召： “全厦门人民英勇地团结起来，继续支援人民解放军，彻底解放金门，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为建设新厦门、新福建光荣伟大的任务而奋斗到底。”③

一九五○年一月，厦门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黄火星代表军管会作了《两个半月的接管工作》报告。各界代表一致认为两个半月的接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对解放军纪律严明，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刻苦耐劳、廉洁奉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会议结束时，黄火星当选为厦门市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主席。

五月二十一日，黄火星主持召开了厦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并致开幕词。在这次会上，他继续当选为第二届协商委员会主席。

六月，黄火星奉调担任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在省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他选调、配齐了新成立的各军分区的政工干部，加强了政治工作。并抽调了万余干部协助地方开展土改和剿匪、镇反斗争。为了迅速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黄火星还亲自兼任了福建军区速成中学校长。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他当选为福建省委委员。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经组织批准，黄火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正规的理论学习是他盼望已久的愿望。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他深感理论对于指导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他把这次学习作为新的革命斗争的起点。在一年半的学习中，他刻苦攻读，孜孜不倦，进步很快，结业时各门功课都获得了优良的成绩。

一九五四年五月，黄火星从军事学院政治系毕业，调任江苏军区 (驻镇江) 党委第一书记、第二政委。

(六)

一九五五年五月，黄火星奉令赴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军事检察长。

建立军事检察院，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黄火星来说，也是比较生疏的。当时组织上又没有配备副职。因此，从人员调配，到制定各项政策、规定，他都得具体抓。人员新、业务生，是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他迎着困难上，到处请教学习，认真研究地方的经验，他随身携带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装着各种文件、业务学习材料和笔记本，随看随记，边干边学。为了提高检察干部业务水平，他亲自主持制定业务学习计划，组织编写、印发学习资料，使检察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迅速得到提高。

军事检察院初建时期，从体制到办法都是照搬苏联的。黄火星经过认真研究后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军事检察工作也不能例外，必须接受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决不能搞“垂直领导”，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全盘照搬，既要依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又要接受党的领导，以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对军委、总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及时组织传达学习; 对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案件，及时向总政党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任命黄火星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长。

在检察工作中，黄火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九五六年为了搞好肃反甄别定案工作，他亲自到部队检查指导，一再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要严格掌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认真审查材料，核实证据，防止错漏现象发生。他反复强调： “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政策很明确，叫做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个水平高低的问题，而且是个党性问题”，“检察工作人命关天，又重要又复杂，作为一个检察干部，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学习《十五贯》中的况钟，不做过于执”①。他对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十分慎重，做到重调查，重证据，重事实，不枉不纵。

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加强检察工作，严格依法办案的制度和措施; 提出了处理罪与非罪，由思想问题而引起的刑事犯罪与反革命犯罪的政策界限，受到罗瑞卿的赞扬。

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黄火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军事检察系统没有一人被打成右派，抵制了扩大化的错误。后来有人指责军事检察院。他刚直不阿，反复教育大家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混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当时“左”的空气笼罩下，他的这种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一九五九年，在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的领导下，黄火星负责组织举办以“揭发犯罪，教育群众，加强法制观念，交流经验，改进工作”为中心内容的全军保、检、法工作展览会。为了取得好的教育效果，从材料的选用，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制作，到讲解词的编写，他都和大家一起研究，亲自审定把关。在一些部队巡回展出后，很受欢迎。对开展法制教育，搞好预防犯罪起了重要作用。

他工作作风深入，每年都要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到部队基层或边防海岛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一九五八年八月，他到福建研究战时政治工作和军事检察工作，从闽西南到闽东北，从山区到海岛，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次在厦门前线调查的路上，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蔬菜，正艰难地爬坡，黄火星走上前去，一把接过老农的担子，挑着就走。突然，蒋介石军队打来的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幸被警卫人员将他按倒，才得脱险。最后，他患了急性肝炎，大家劝他回京治疗，总政领导也十分关心他的疾病，动员他回京治疗，他都婉言相拒，只在当地住了半个月医院，就又带病坚持搞调查，直到年底才返回北京。

一九六○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任命黄火星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在此时期，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身体欠佳，组织上决定由他主持高检的日常工作。他身兼数职，工作更加繁忙，常常是忙了这家忙那家，有时还要参加中央政法小组的会议，晚上回家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一两点钟。他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任何嗜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呕心沥血，把全部身心扑在人民检察的事业上。由于劳累过度，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医生多次劝他住院治疗，最后病倒了，才去住了几天院。

一九六三年九月，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和工作重负难以适应，免去他兼任的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黄火星被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七)

黄火星不仅为加强人民检察工作呕心沥血，而且十分重视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成长，经常给青少年讲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他们接好革命的班。一九五七年，他多次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少年宫组织的报告会上为青少年讲述方志敏的革命故事。总政治部曾向军内青少年转发了他的报告。同年夏天，共青团天津市委邀请黄火星去作报告，晚上十点钟一下火车，他顾不得休息，立即找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和团市委的负责同志，了解当前青少年的思想动态。第二天上午，他在大会上联系青少年的思想实际，连续讲了四个小时，深入浅出，生动有力，使青少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团市委在机关刊物《读书月报》上登载了他的讲话，号召全市青少年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中午，团市委设宴招待黄火星。他对大家说，今天我给青少年讲党的优良传统，自己却不能丢掉啊! 于是，坚持回到招待所吃便饭①。他罢宴的举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爱集体，讲朴素的优良品德。他的专车从不让家属小孩“沾光”。有一次，他外出需路经小孩上学的学校，工作人员劝他顺便让小孩搭车，黄火星一口拒绝，坚决不同意。他是中将六级干部，可他的六个小孩穿的衣服都是补钉连补钉，老大穿了给老二，一个接一个。同志们对他说： “检察长，你也太寒酸了，该给孩子做点新衣服。”他说： “我们干部的子女不能娇生惯养，不能使他们有优越感、特殊感，娇惯他们不是爱他们，而是害他们，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啊! ”②

他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更是堪称楷模的。一九五五年九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黄火星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深感不安，总是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在物质待遇上，他从来不伸手、不张口。军检建立前期，他的住房、车辆、营具都比较旧，同志们多次提议向领导反映，他总是说： “反映这些干什么，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不能不知足啊! ”①组织上几次安排黄火星去北戴河疗养，都被他谢绝了，直到逝世，他一次也未去疗养过。他衣着十分简朴，夏天一身旧单衣，冬天披着从解放战争时期留传下来的军大衣。身上经常带着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补。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齐集天安门城楼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十周年盛典。检阅马上开始，一位上将衣服上的一个钮扣掉了，正在他左右为难时，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将，从身上拿出针线包，帮助他缝好了扣子。他，就是“黄老奶奶”。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黄火星的绰号也一直从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到军事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六○年，他到大连出差，晚上十一点多钟，房间里还亮着灯，随行的同志进屋一看，发现他正在补衬衣。这位同志说： “检察长，我来给你补吧” 。“艰苦奋斗是咱们军队的老传统，人人都要保持发扬，我也不能例外呀! ”②他一边说着，一边继续缝补衣服。随后，他又前往大连外长山列岛，看望长年坚守小岛的连队干部战士，和战士们同吃大锅饭。战士们十分激动地说：我们在这远离内陆的小岛上，竟能见到北京来的将军，我们一定要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守好祖国的海疆。

(八)

一九六五年八月，组织上批准黄火星退出现役，免去军事检察长的职务，以便让他集中精力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正当他为人民检察工作，为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一九六六年三月，他被派往河北省荣城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接着，“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黄火星从河北农村被召回北京参加运动。

不久，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开始冲击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火星和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到飞来的横祸。一次，他们围住黄火星，逼他交出档案室钥匙 (高检档案室两把钥匙分别由张鼎丞和黄火星保管) 。黄火星坚定而又气愤地说： “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个人没有权力把钥匙交给你们”①。造反派企图冲击高检档案室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便恼羞成怒，猛力将黄火星从二楼楼梯上推了下去，当即跌倒在地，被摔伤了腰部。

随着运动的 “深入”，冤狱遍神州。一天，两位来自当年黄火星坚持游击战争老区的来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求见黄火星。黄火星热情接待了他们。原来，他们的父亲生前在当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做着“白皮红心”式的工作，表面上做敌人委任的工作，实际上暗中帮助我们通情报，黄火星当年曾在他家落过脚。可在“文革” 中，其子女却因此而受牵连，打成了“黑五类”。黄火星听后十分愤慨，不顾自己随时被批斗的恶境，立即为他们写了证明，两位烈士的后代感激万分。事后，黄火星曾感慨地说： “出张证明事虽小，但却关系到这家人今后一辈子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澄清是非，不能把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当成敌人，我们搞检察工作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②

一九六八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军管，进驻军代表。年底，高检被撤销，留少数人员成立留守处。一九六九年初，身患严重糖尿病的黄火星和机关干部一起，被赶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忘我地工作。干校从选点、择地到基建，都是在他的组织下完成的。干校平均每人种地两亩多，他和干部们一样，起早摸黑，日晒雨淋，从小麦、棉花等农作物的播种、田管到收获，汗水晒在一块。繁重的劳动，使他积劳成疾，身体一天天消瘦，经常出现便血、拉稀，糖尿病血糖达到三个“十”号，可他只在当地吃些药，仍然坚持带病参加劳动。

一九七○年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同志们都劝他回京治疗。四月间，他启程回京时，不顾自己病重，仍然惦记着同遭厄运的检察长张鼎丞，特地绕道从湖北到广东从化疗养院看望张鼎丞。张老夫妇看到黄火星被折磨成这样，十分难过。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他们对法制被践踏，公、检、法遭砸烂感到愤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为自己作为人民的检察官不能从事检察工作而痛心疾首。

回到北京后，当时把持政法大权的谢富治根本不管他的死活。他只得在妻子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医院检查。“文化大革命”给医院带来的“成果”是“派”仗不停，“触及灵魂”，大夫敷衍一下，诊断结果为胃肠炎。诊治后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厉害，只好又多次求医，却遭到医生、护士的白眼： “这点小病，何必老来”。他有病无处医，只好又先后来到中医院、盲人医院检查，直到八月份才被确诊为绝症——结肠癌。可是已经折腾了三个多月，肿块扩散，已到晚期。这时北京医院才同意他住院治疗。

周恩来总理得知黄火星患病后，及时指示成立医疗小组负责治疗。黄火星感动得泪如泉涌，拿起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更好地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和总理的亲切关怀①。

为了鼓励自己同疾病作斗争，他在床头贴上“既来之，则安之”的条幅。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对前来看望的同志说： “我很快就会好的，病好了，我还可以为党工作十年。”②凡接触过他的医生和病友都为他的顽强意志和对党忠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年底，医院为黄火星动了手术。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他非常高兴，回到家里和亲人欢度春节，许多战友前来看望他，他满心喜悦地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继续为党工作十年的夙愿。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批陈 (伯达) 整风，黄火星不顾病体，天天坚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留守处阅读中央关于批陈整风文件，参加各种会议。

不久，病情突然恶化，他又躺倒在病床上。张鼎丞、邓子恢、何香凝、廖承志等曾多次看望他; 何香凝还托其儿媳经普椿送来人参，使黄火星深受感动。可他对自己的子女却要求他们坚守工作岗位。女儿黄力飞在山西参军，组织上批准她回京看望父亲。黄火星批评女儿说： “你不在那里好好工作，还跑回来看我，以后不许你再来。”③大儿子黄立平，就在北京市当工人，也只是在手术后的十多天，请过一次假来医院探望。

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黄火星的病情严重恶化，生命垂危。但他把自己置之度外，仍然想着如何加强人民检察工作，健全我国的民主和法制。他对自己的亲属说： “不要紧的，我还能好，不少工作还等着我去做哪! ”①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万恶的病魔夺去了这位党的忠诚儿子的生命，为革命栉风沐雨、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四十多年的老红军战士黄火星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六十二岁。

注释

①关于黄火星的出生地、原名,他本人亦不知道,无法详考。这里是根据黄火星1953年写的《自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瓷业工种的代号。

①其妻余玉金,1935年病故。孤女由外婆抚养,也不幸于1951年4月患病去世。

①访问阮文炳、何志远笔录。

①见黄火星《自传》(1953年)。

①见黄火星《自传》。

①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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