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秀松人物传,王秀松生平事迹,王秀松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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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秀松人物传,王秀松生平事迹,王秀松评价

王秀松

(一)

王秀松，原名秀林，1902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 桃花区栗林咀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09年在家乡一所私塾读书。1920年初，考入黄安第一高等国民小学学习。1923年考进武汉中学读书。王秀松考进武汉中学，是王姓家族中的一件大喜事，因此，族中“有声望”的人聚集商量，决定从“祖课”中抽出一部分钱来资助王秀松的读书费用。父亲再三叮嘱他不要辜负家族父老之望。

武汉中学是由董必武、陈潭秋等倡议创办的，也是他两人早年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因而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力量的基地。1923年冬，武汉中学的王键、雷绍潜、董觉生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董必武的亲自领导下正式成立了黄安党的组织。接着，又在董必武的组织下，以武汉中学和武昌第一师范学校的黄安籍学生为骨干，在武汉成立了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王秀松参加了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并成为该组织中的一名骨干。1925年，武汉中学师生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并举行了反对军阀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游行。

为了造成革命的声势和影响，董必武召集黄安、麻城两县在武汉读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开会，要求他们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于是，王秀松和曹学楷、徐希烈、徐朋人、汪奠川、郑位三等利用假期回到家乡，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声援各地工人的反帝斗争，还办起了《黄安青年》刊物，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同时，王秀松还发动群众开展了对恶霸地主王彤宾的斗争。王彤宾是王姓族长，长期贪占王姓家族的 “祖谷”(祖谷是指每年从租种王姓家族祖田的佃户手中收起的租谷)。王秀松带领贫苦农民拿起扁担锄头，直赴沙河王家，逼着王彤宾算祖帐。通过算帐揭露了王彤宾贪污祖谷的行为，使王姓宗族的贫苦农民分到了钱和粮。这次找王彤宾算祖帐的斗争，在沙河一带影响很大。

1925年，王秀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王秀松不顾他父亲的反对，向亲戚借了20块大洋，于1926年春乘船绕道上海，到达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通过农讲所的学习，为王秀松后来从事农民运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26年下半年，王秀松从广州农讲所毕业返回武汉，根据党组织安排，他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分前往沔阳县指导农民运动。沔阳县属军阀杨森的势力范围，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开展农民运动十分艰难。但王秀松昼夜奔走于群众中间，为发动农民斗争忘我工作。1927年初，驻扎在沔阳县的杂牌军队头子何复州，勾结郭口乡的反动警察局长王声涛以及县署总务队长何石甫，向农民勒逼警捐，并殴打农民协会领导人。王秀松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忍着伤口的巨痛，以沔阳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名义就这一反革命事件通电全国，以求全国舆论的声援①。

1927年5月左右，湖北省农民协会调王秀松回黄安县开展农民运动工作。王秀松回到家乡后创办了雪花小学，规定：有钱人家的小孩读书收学费，贫苦农民的小孩读书免费，缺衣服的学生每人发一套兰制服。同时，王秀松还在本乡办起了贫民夜校，向贫苦农民讲述革命道理。

正当黄安农民运动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刻，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7月15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黄安县首当其冲，成为敌人“清剿”的重点，仅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就有92名，许多农会干部惨遭敌人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黄安。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党内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叛变投敌。王秀松和郑位三、曹学楷等大多数共产党员提出了“坚持革命，发展革命”的响亮口号，继续领导农民武装和广大群众坚持斗争。

(三)

1927年9月，中共黄安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长江局、湖北省委的指示，拟定了暴动计划。从9月26日起，黄、麻两县的党员干部深入广大乡村，扩充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组织武装农民群众，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其土地财产，举行武装暴动，曾一度沉寂的黄麻两县又燃起了革命的烽火。“九月暴动”期间，王秀松任黄安南乡起义总指挥①。他率领南乡农民武装打开了沙河王家地主寨子，大地主王彤宾、王建泽、王昭其仓惶逃窜，农民自卫军开仓分粮，栗林咀、邓家畈、漕门、钟家田、高桥、桃花一带的农民都分到了胜利果实。黄安南乡的农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凶焰，有力地支援了全县的农民暴动斗争。

10月初，中共湖北省委得知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决定在黄麻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为此先后派出王志仁、吴光浩、刘镇一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来到黄麻地区，以加强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10月下旬，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安县委进行了改组，王秀松当选为新的县委委员兼少共书记。11月3日，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了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产生了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决定两县统一行动，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会后，王秀松和占才芳、李先念等奔赴黄安南乡的高桥、桃花等区，深入发动群众，作武装起义的准备。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11月13日，王秀松和占才芳、李先念等在南乡各区进行紧急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一定要把对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的仇恨凝集在刀口枪尖上，不怕流血牺牲，勇敢杀敌，把红旗扦上黄安城头! 战前动员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志，顿时 “暴动夺取政权”、“暴动打倒土豪劣绅” 、“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响彻云霄。在王秀松等率领下，黄安南乡农民武装浩浩荡荡直扑黄安县城。当晚，高桥、桃花和紫云、七里坪、二程的农民武装从东西南北包围了黄安城。14日清晨，各路起义大军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守敌，活捉了反动县长贺守忠。11月18日，黄安县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庄严诞生了! 王秀松当选为县农民政府委员。

黄麻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敌中央社惊呼： “鄂东黄安自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以前蔓延。组织农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云”①。他们立即纠集反动军队，企图扼杀刚刚建立的黄安县革命政权。11月27日，驻河口之敌30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00余人，乘鄂东主力去南乡开辟工作之际，进犯黄安县城。守城的革命武装仅有鄂东军一个排和黄安义勇队60人。28日清晨，敌人从西门和南门架梯攻城，守城部队在留守司令刘镇一指挥下，英勇反击。王秀松率领部分武装坚守西门，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急中生智，吩咐战士一面在城墙垛口边燃起灯火，以壮声势; 一面在煤油桶里燃响鞭炮，向山下滚去。愚蠢的敌人果然造成错觉，将鞭炮当成机枪声，以为我援军来到，吓得魂不附体，落荒而逃。

位于黄安、黄陂两县之间的河口镇，有敌军驻守，对新生的黄安革命政权是个威胁，王秀松决定智取河口。

河口镇的守敌，平日严密封锁镇口，禁止群众随便出入。王秀松让农民自卫军队员装成病人睡在担架上，由农民自卫军队员抬着担架装着进镇看病，混进了镇内。夜半时分，埋伏在镇外的我方武装向河口守敌发动进攻，王秀松率领城内的自卫军队员积极配合，内外夹击，很快消灭了驻守河口镇的敌军。

1927年12月5日夜间，驻宋埠之敌12军教导师偷袭黄安城。因敌众我寡，黄安城陷落敌手，总指挥潘忠汝和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在突围中英勇牺牲。突围出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冲破敌人的封锁，到达黄陂木兰山，改编为第7军。根据党组织安排，王秀松率领少数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斗争。

在几个月的艰苦日子里，王秀松率领游击队住山洞，吃野菜，神出鬼没地与敌人周旋，顽强地坚持斗争。他编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

“柴山野洼是我房，

青台石板是我床，

红薯蕨根是我粮，

任何困难吓不倒共产党。”

这首歌谣表达了王秀松等共产党员的不屈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也激励着战斗在大别山区的红军和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战斗。

(四)

王秀松的父亲王建禄是地主绅士，放租收稞，还开办了同义兴杂货店，靠剥削为生。王秀松曾多次对他晓以大义，劝他放弃剥削。但王建禄大骂王秀松“大逆不孝，冒犯祖宗”。后来，王秀松在黄安坚持游击斗争，沙河大地主王彤宾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头目任应歧相勾结，悬赏2000光洋捉拿王秀松。王彤宾对王建禄软硬兼施，一面查封王建禄同义兴杂货店，威逼王建禄交出儿子王秀松，一面又委任王建禄为沙河民团一支队队长，说捉住王秀松将给予重赏。在王彤宾的威逼利诱下，王建禄接受了王彤宾的委任头衔，横心答应捉拿王秀松。

1929年4月13日深夜，王秀松潜回家中，对王建禄进行最后一次劝告。但王建禄仍大骂王秀松是“败家子”，并恶狠狠的训斥道： “我苦心花钱送你读书，指望你学成功名光耀祖宗，没想到你翻这么大的花，去当共匪! ”面对无可救药的父亲，王秀松抽出手枪摔在桌子上愤怒地说： “这个花还要翻天那么大，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革命的道路! ”王建禄内心空虚，看到王秀松坚决的革命态度，不免心惊胆颤，更无勇气捉拿王秀松了案，只好悄悄溜出家门，躲了起来。王建禄走后，王秀松怕出万一，急忙劝说妻子梅伴松和两个孩子一同离开了家。临走时，王秀松从母亲口里得知王建禄躲藏的地方。次日清晨，他指派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自卫军队员包围了王建禄躲藏的标岗山，逮捕了王建禄。但王建禄大哭大叫，企图让驻扎在附近村庄的民团得知。于是，自卫军队员们断然采取措施，将王建禄就地镇压了。

王秀松太义灭亲的行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徇私情，忠于革命的高尚品质。大大地激励了当地群众的斗争情绪，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赞扬，大家编了一首歌谣赞颂他：

“共产党员王秀松，

一颗丹心似火红;

率队革除恶霸父，

为的人民不受穷。”

(五)

1928年4月，红军第7军返回黄麻老区。10月间，红军和中共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集会，重组中共鄂东特委，王秀松任特委书记，吴光浩、曹学楷、徐朋人、戴克敏、徐其虚、占才芳、戴季英、余泽涵、王树声等为委员。会上，鄂东特委对开辟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主张展开了激烈争论。特委委员余泽涵提出特委机关应设在白区的城市，以加强白区城市工作;同时还认为根据地不宜建立在偏僻的山区，而应在陂安南部开辟，土地问题在目前不属主要问题，应着重发展组织①。王秀松和大多数特委委员对余泽涵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判，强调了党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开辟柴山堡地区工作的领导，保证了实行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正确方向。不久，特委决定以红31师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南下黄、麻老区，重新开辟老区斗争。一、二大队南下后，先后击溃和消灭了乘马岗、顺和集地区的4个反动民团，击退了麻城驻敌一个营的进攻。到年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重新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柴山堡西边之观音堡等地，也由于红军经常活动，工作逐步开展，成为割据区域; 白沙关、郭家河的红枪会首领经过争取后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罗山南部宣化店和孝感北部汪洋店一带的革命斗争也在迅速发展，边界武装割据斗争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

1928年冬，鄂东特委在王秀松的领导下，根据半年来边界斗争的经验和军事上的需要，明确提出了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鄂豫边界的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同年12月15日，特委通过中央巡视员曹壮夫向党中央建议，划湖北的黄安、麻城、河南的商城、光山、安徽的六安等县为鄂豫皖边界特委。可是党中央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指责这样做法是“寨子主义”，要求红军分散。鄂东特委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党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意见，积极与邻省各县联系，继续为推动鄂豫皖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实现而努力。

到1929年5月，鄂豫边界割据地区已从北面的柴山堡向南扩展到黄安的八里、桃花和麻城近郊，向东扩展至麻城的黄土岗附近，向西扩展到孝感的汪洋店附近。在这块纵80里、横130里地区内，乡村中的反动统治全部崩溃，作为革命基层政权的农民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黄、麻两县还分别成立了县农民委员会，七里区并于1929年2月28日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经正式选举成立了区工农民主政府。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工作较好的地区，已开始分配土地。党的组织有黄安、麻城、黄陂3个县委和罗 (山)南、汪洋店和光(山)南洋区委。党员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仅黄麻两县即达1 600余人。割据地区内还普遍建立了不脱离生产的赤卫大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业已紧密结合起来，鄂豫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了。鄂东特委除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外，并于1929年2月3日同豫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共同计划在商城南部发动武装起义，不久又和皖西之六安、霍山、英山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王秀松等人领导的鄂东特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为以后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飞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

1929年4月间，鄂东特委根据中央巡视员的意见，召开了黄安、麻城、黄陂、孝感4县县委及红31师师委的联席会议，改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王秀松被选为特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不久又调任黄陂县特委办事处主任。

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红1军成立。从此，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这时，王秀松由地方调到部队工作，任团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12月，王秀松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正当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之际，王明“左”倾中央的钦差大臣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张国焘借贯彻共产国际、党中央关于改组派、肃清反革命的指示信和决议的名义，在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开始肃反。在张国焘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许多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造者惨遭杀害。193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王秀松被扣上了 “改组派”的帽子遭到逮捕。

1932年9月，王秀松在“左”倾机会主义肃反扩大化中牺牲，时年30岁。

①1927年1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郑位三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1960年5月)。

①《鄂豫皖苏区历史资料》。

①戴季英: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1927年—193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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