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观澜人物传,王观澜生平事迹,王观澜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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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观澜人物传,王观澜生平事迹,王观澜评价

(一)

王观澜，原名金水，字克洪，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家庭里。父亲王秀卿，以刻字为生，有时兼营中医。母亲徐阿英，是一位忠厚善良的妇女，除操劳家务外，还要替人缝纫、洗涤，或作“鞋”①出卖，和丈夫共同维持一家的清贫生活。一九一三年前后，王秀卿一次出外遇劫，因负债坐牢。七岁的小观澜被送到外祖母家放牛，并学着在田间做些简单的农活。一年之后，他被母亲召回，在附近一家茶馆前摆了个卖花生、炒豆的小摊，挣钱以补家用。就在这家境日艰之时，来了一个“牛大王”，见观澜聪明、乖巧，要买去做“儿子”，并说这样王家可以得一笔钱，以赎回观澜的父亲。年幼的观澜抱着母亲哭诉： “不要卖我，我会赚钱把爸爸赎回来……”。徐阿英不忍心卖掉自己的儿子，但为了赎回丈夫，只好把唯一的一间房子卖掉了。王秀卿出狱后，家庭又有了点微薄收入，在观澜九岁时，将他送进附近一家私塾启蒙。在私塾，王观澜埋头苦读，很得先生的喜爱。十四岁时，转入免费的北山小学。十六岁那年，又以“品学兼优”保送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简称“六师”) 预科学习。六师的徐卧樵先生对他很器重，经常给他以资助，并为他改名王观澜。一九二三年，王观澜从六师预科(相当高小) 毕业，以优秀成绩考取了不收学费并有少量助学金的第六师范。他知道家境贫寒，从来不轻易向父母要一元钱，经常利用夜间和假期，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挣钱，以交纳学校的饭费①。王观澜学习勤奋刻苦，为人正直，受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信任和爱戴。六师校友会选举时，大家推选他掌管经费。

一九二五年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浙江临海引起震动。王观澜被“惊醒了”，立即投入到斗争中去。他和进步同学涌向临江码头，向熙熙攘攘的旅客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把搜查出来的日货堆到城里的 “道司广场”焚烧。冲天的浓烟烈火，鼓舞着这个小县城的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

这年暑假，王观澜在“到民间去” 口号的影响下，在东城小学创办了平民夜校，为城郊的贫苦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补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官僚军阀的统治。稍后，他还在城里的紫阳宫、关帝庙等处，办过几期这样的夜校，为当地后来建立工会、农协，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王观澜在六师团结进步同学，为组织学生会积极活动。不久，六师学生会成立，他被选为主席。这期间，临海在上海读书的进步青年组织的乙丑读书社成员，回乡宣传革命思想，其中有一位叫陈学西的上海交大学生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王观澜的邻居。王观澜从他那里读到《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年冬天，经陈学西介绍，王观澜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六年，六师改为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师范部 (简称六中师范部) ，一些受鲁迅思想影响的进步教师来到学校任教。王观澜和这些进步教师一起创办了校刊《绿丝》，还出壁报，搞讲演，公开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社会上各种黑暗势力。此时，王观澜不仅担任了共青团六中师范部的支部书记，还是临海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这年冬天，王观澜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担任了师范部学生党支部书记。这期间，他除了组织和领导台州地区的学生运动外，还参加组织和领导了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斗争，并注意对一支民众武装——“独立营”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驻宁波的一个团便调往临海，强行改编了 “独立营” 。临海的形势急转直下。王观澜根据党组织决定，立即和同志们转入地下斗争。五月初的一天深夜，军警突然包围学校，闯入学生宿舍抓人。两名陌生的军警盘问王观澜，要查验身分证明。王观澜机警地蒙过军警，脱离了险境。但此后不久，他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找党，王观澜跑到上海。接上关系后，党组织分配他到中共沪东区委搞工人运动。

(二)

一九二七年九月，党中央选派王观澜等二十多名同志去苏联学习，由肖劲光带队。他们秘密分头搭乘俄罗斯远洋货轮离开上海，在海参崴稍作停留，又改乘火车抵达莫斯科。王观澜被分配到东方大学军事第七班学习。按规定，每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王观澜取的名字叫HukacuH (涅卡生) 。

军事班是一年制速成班，主要课程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战术战策、简易工程兵学等，冬天主要在课堂学理论，夏天 (五月至八月) 进行野营实习。王观澜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在这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由于没有现成的中文教科书，也没有翻译好的学习资料，学员们都靠一边听课(有人翻译)一边记笔记。王观澜不仅力争每堂课当堂听懂，而且课后总要认真地和同学核对笔记，一天下来还要小结一下学了些什么内容。

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机械，每天下午五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没有充分利用。王观澜对同班同学鲁也参说： “我们每天晚饭后将近四小时都白白浪费了，应该建议学校让我们回教室自习两个小时再回宿舍。”这个意见马上得到鲁也参和不少同学的支持。经过再三交涉，学校单独批准第七班教室的灯光可延长到晚八点半钟。同学们感谢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军事班学习期限短，没有规定学习俄文的任务。王观澜说： “我们来苏联学习，不学点俄语，心安理得当大半个聋子，不合情理。我看完全可以利用自习的时间学俄语。向领导反映后，学校替他们找来一个自学俄语的指导员。同学们自学热情高，进步快，都说王观澜又作了一件好事。

为了把星期天的时间也利用起来，王观澜和同学们商议组织一个自愿参加的自学学习小组，学习怎样用化学药水通信等从事秘密工作的知识。学校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专门派了一位化学老师作指导。从此，王观澜和第七班的三十多个同学，每星期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又自动开设了新的课程。

一九二九年初，王观澜根据组织决定，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 学习，担任特别二班班长，和列宁主义教员 (苏联人) 、学习班长一起，组成领导班级的“三人团”。

王观澜进入中大学习时间不长，便发现这里的教学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需要。他和许多学员一样，迫切希望学校加强对于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它重要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但这些合理要求，却不为王明等人把持的中大学生党支部所重视。他和许多学员对王明的意见越来越大。他们认为，王明、博古等人大都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到苏联，没有经过白色恐怖下残酷斗争的考验，虽然会说外国话，对本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却不了解，因此，不能反映广大学员的正确要求和呼声。可是，王明等人由于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中大校长米夫的直接支持，更加有恃无恐，专横拔扈。在这种情况下，王观澜和学员们强烈要求任期早已超过的支部局立即改选。

一九二九年夏，中大领导人想用开大会总结工作的方法，肯定学校和学生支部局工作，结果引起了全校规模的大辩论。会议一直开了十天，最后投支部局信任票的只有二十九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斗争中，王观澜站在反对王明为首的中大学生支部局一边。大会一开始他就对支部局垄断会议的行为不满。投票时他们特别二班除了翻译盛忠亮之外，全班同学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选中大学生支部局①。

不久，苏联进行“肃托”清党。这是联共(布)历史上同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一次重大斗争。可是，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却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大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许多曾经反对过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同志，被戴上“托派”、“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横遭打击。有的被开除了党籍、团籍，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蹲集中营，“从轻处分”的也受到警告、劝告。王观澜身为班长，他的班除一人外，又一致反支部局，当然罪在不赦。但是，因为他家庭出身好，在当时盛行唯成分论的情况下，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尽管如此，“参加小组织活动，反对支部局”的结论，还是写进了他的档案材料之中。

王观澜虽然受到处分，但也长了见识。他后来回忆说：他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与教条主义者王明、博古等的斗争”②。他还说，在中大的“肃托”扩大化中，自己亲眼看见那种极左错误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恶果，从反面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清党后中大停办，学员星散，互相间很少知道去向。王观澜被分配到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学习。

不久，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提出选派一部分学员学医。周恩来亲自决定了学医人员的名单，王观澜是其中之一。因此，王观澜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马上又到莫斯科的红军医院学习。四个月后，他又被派去学习印刷技术。

国内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王观澜积极要求回国参加斗争。一九三○年十二月，经组织批准，他结束了在莫斯科三年多的学习和斗争生活，秘密回国。和他一道回国的还有另外两位同志。他们先到达靠近我国东北边境的一个小车站，又坐马车到达边界，然后在冰天雪地里步行。通过国境线时，三个人的手足和脸都冻肿了，一名同志被冻得昏死过去，幸被苏联边防军抢救，才得以继续前进。越过国境后，在地下交通护送下，他们从佳木斯到哈尔滨，经大连，乘海船到达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三)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观澜带领另外两名同志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他们先来到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中共中央根据闽粤赣特委的要求，将派往江西苏区的同志，暂留闽西工作，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郭滴人已离职到龙岩工作) ，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 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担任组织部长。他上任后，没有马上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带着问题下乡到虎岗搞调查研究。

虎岗，是闽西苏区政治、军事的中心。它四周山峦环绕，在方圆数十里的平坝里，散落着几个自然村。闽西政府和特委机关所在的西虎岗，约有三百户农家，算是其中的一个大村落。王观澜几乎每天都到附近这些村庄里去了解情况。他发现，这里的土地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往日统治乡村的豪绅地主，土地虽然被分掉了，但财产大部未动，威风并没打下去;有些村子的政权还被地富分子把持着。因此，一部分农民有顾虑，不敢起来斗争。他把这些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进一步发动农村的土地斗争。从此，他一边负责编辑《红旗报》和开展其他宣传工作，一边经常和张鼎丞、李明光等一起到农村去，发动贫苦农民斗土豪，分财物，按人口平分土地，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曾经对闽西这一时期的斗争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闽西苏区的军事斗争一直是十分紧张的。当蒋介石亲率三十万人马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时，为了加快培养军事干部，闽粤赣军区决定除“澎杨军事学校”外，再开办一个“参谋训练班”。王观澜兼任这个训练班的教育长，亲自给学员讲课，从如何识图、测定方位等游击战争的基础知识和战术讲起，由浅入深，还带领学员参加反“围剿”的实战锻炼，很受学员的欢迎。他工作起来十分严肃认真，讲每一堂课，批改每一本作业，都一丝不苟。谁作业马虎，往往就要被他叫去谈话，并补做作业。他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在操场上打球，到小溪里洗澡，他同大家不分高低，到处可以听到他爽朗的说笑声，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吃洋面包的大知识分子”①。

不久，发现敌人从三面进攻虎岗，接着又收到后方发生“反革命暴乱”的紧急情报，形势很危急。特委决定由王观澜带领一排武装，火速赶往发动暴乱的上杭大洋坝、彩霞等地解决问题，同时还让他押解三十余名“社会民主党犯人”到后方处理。他星夜带队出发，在当地群众援助下，很快控制了局势。为首的坏人闻风逃跑，被胁迫上山的群众和游击队员纷纷下了山。他进一步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深入发动群众，根据“主犯从重，附从者从轻; 阶级敌人从重，劳动者从轻;顽抗者从严，坦白者从宽的政策” ，揭露和打击了坏人，解放了被蒙蔽的大多数群众，改组了县游击大队，使根据地后方转危为安①。事变处理完毕，部队驻扎在一座破庙里休整，这时他已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了。

当时，闽西的“肃反”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成批的好同志被打成“社会民主党”而遭到杀害。《红旗报》编辑部除王观澜一人在工作外，其余都被抓了起来。后来，他从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手中的一份“社党”名单上，看到他也被怀疑是“社会民主党”了。他感到，“肃反”中逼供信和扩大化邪风已经刮到了荒唐的地步。在这场错误运动面前，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对奉命押解到后方“处理”的三十余名 “社党分子”个别谈话，了解真实情况，细致地作甄别工作。他认为，这中间绝大多数是党内的好同志，有些还是党的骨干。不久，其中一些“犯人” “逃跑”了，他命令部队不要追赶。大部分“犯人”在后来随部队北移时，又经过组织甄别，也被陆续释放了。

虎岗被敌人占领，闽西政府和特委迁住上杭的白沙。特委任命王观澜兼任 (上) 杭武(平) 县委书记。他迅速将杭、武一带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和扩充，亲自担任县游击大队政委。这时正值敌张贞部进犯白沙，闽粤赣军事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介绍敌人进攻的情况后，王观澜具体布置了反“围剿”计划。王观澜说，从敌情判断，敌人是非拿下白沙不可。那好，我们给他，我们暂时撤离白沙。等他分散兵力占领我旧县、才溪等地时，我们集中兵力痛痛快快打它一路。接着，他提出了两个退却和集结的方案：一是由白沙退往旧县; 二是由白沙经早坑、蛟洋的中村，退到连城的新泉。后来，部队按第二个方案退至新泉，第二天又退至南阳。在南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王观澜又分析了敌情，指出敌张贞部已进占白沙，钟绍葵部占领了旧县，一部到了才溪，我们不能再退了，要乘敌立足未稳、兵力分散之机，组织反攻，争取歼灭其中一股敌人，收复失地，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围剿”。接着，整个杭武县的武装力量很快集中，党政工作人员也都武装起来。按照王观澜提出的战斗部署，首先集中三个连进攻才溪，敌钟绍葵部闻风而逃。王观澜分析，才溪敌人既逃，一山之隔的旧县之敌也必然逃跑。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直奔白沙，命令一连直冲杨逢年的指挥部，二连接近白沙的岭背村，三连直插梧田。战斗一打响，敌人很快遍山溃逃。根据军区统一部署，王观澜将追歼逃敌的任务交给了八团，他率队进入白沙，立即开展杭武一带的地方工作。

为配合红十二军解放长汀 (汀州) ，向北扩展闽西苏区，王观澜奉命带队北移。特委任命他兼任 (长)汀连 (城)县委书记。在濯田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他率领队伍消灭了一支气焰嚣张的“团匪”。随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和特委机关迁到濯田。九月中旬，红十二军打下汀州。王观澜随部队进入汀州后，特委又任命他兼任汀州市委书记。

长汀解放，闽西苏区和江西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由周以栗写信，调王观澜去中央局协助王稼祥编辑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王观澜负责主编《大会日刊》。会后，即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同时还兼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

《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它的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除了报纸，还编辑其他宣传材料。王观澜和《红色中华》编辑部仅有的三、四名工作人员，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常常到编辑部去了解情况，而且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和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举行“宁都暴动”后，毛泽东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 “红中社”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红色中华》创刊时发行三、四千份，很快增加到一万多份。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编辑部的窗户，常常彻夜映着小油灯的亮光。

王观澜在主编《红色中华》期间，经常到附近农村去调查情况。云集区九个乡，他都去过，他在区委里，也从来不作挂名委员。不但开会必到，而且总是积极发表意见。大家认为他的发言“政策理论水平高，又从实际出发，容易懂，听不厌①”。区里许多工作，如选举、春耕生产、支援前线、组织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等，遇到困难找他，他都有求必应。他这种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作风，使他和广大基层干部以至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赢得了大家的敬爱。有一天，他和一位乡苏主席通过一条田间小道到另一个村庄去，迎面走来一位挑担子的老俵。田埂太窄，无法相让。他一边和老俵打招呼，一边毫不犹豫走下田埂边的水田里，脚上的鞋没有脱，裤腿也没有挽。年轻的乡苏主席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鞋也不脱就下了水?他认真地回答： “你看他的担子多沉重，不能叫他等着，更不能叫他让。旧社会当官的出来要鸣锣开道，老百姓得规规矩矩让他们。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在群众中间工作，不让他，不就变成官僚主义了嘛! ”说完爽朗地笑了②。这位年轻的乡苏主席深受教育，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四)

一九三二年夏，王明“左”倾路线在江西中央苏区加紧推行，一场所谓“肃托”斗争开始了。坚持正确路线的人，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八、九月间，一些人以《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则消息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 “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王观澜不服。云集区九个乡党支部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写信给中央局和中央政治保卫局，要求释放王观澜。几天后，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李克农对他说： “你没有什么问题，走吧。”他恢复了自由，但是，却被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就这样被悄悄地撤销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然坚持要开除他的党籍，并写报告送到云集区委审批。区委先后开了十多次会，拖了三个月，也没有获得通过。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局作出决定，中央政府机关党组织不再隶属地方党委领导，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可是，王观澜始终没有接受这一强加给他的错误处理，始终没有在处理决定上签字，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后来又一直顶住了给他“重新入党”的种种安排。直至一年以后，在毛泽东、叶剑英、李富春等据理力争和催促下，他的党籍才得到恢复。

一九三三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修改补充。出乎意外的是，连去四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碰上了乡苏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到时谁也没来。这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叶坪当时是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所在地。但是，这里农民群众为什么生产情绪低落? 他找乡苏主席谈话，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他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实际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 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农会，摇身一变都成“贫苦工农”了。真正的贫苦农民分的田少又坏，给逃亡的地主却还留着田，等等。情况越来越清楚，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真正被打垮，这是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的主要原因。

王观澜把他在叶坪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在王明“左”倾路线越来越严重的排斥和打击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是，毛泽东很赞成王观澜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告诉王观澜，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观澜开始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

王观澜把铺盖从机关搬到村子里，一有空，他就到老百姓家去串门拉家常，群众有什么难处也愿意找他商量。经过王观澜的耐心启发，乡苏主席已不再顾虑隐藏的阶级敌人的打击报复，带头串连勇敢正直的贫苦农民，组织起三十多人参加的贫农团。王观澜反复向大家讲解毛泽东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道理;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农村的阶级应当如何划分，怎样才能彻底打倒封建势力。问题越摆越明，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王观澜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一天夜晚，贫农团开会，他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好! 好! 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某某户究竟应当划为地主，还是划为富农? 毛泽东听着，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①王观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叶坪查田的试点工作推向深入，其基本步骤是：贫农团组织起来后，成立“查田委员会”，经过发动群众查阶级、评议阶级，将群众提供的各种材料综合分析，确定地主、富农的成分，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处理他们的财产。

经过查田运动，叶坪乡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们兴修水利、大闹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涨。那一年天旱，水田里的土地都干的裂口，乡里决定在距叶坪不远的陂坞村北挖河架“筒车”，车水抗旱。王观澜和群众一起挖土挑担，忙得汗流浃背。为了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他帮助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为克服农忙时耕牛缺乏的困难，又用没收来的耕牛作底子，成立了犁牛合作社。党的关怀激发了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扩红、借粮、退还公债票、做军鞋等等工作都十分活跃;文化教育工作也开展起来了。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曾感慨地说： “过去，我们中央教育部帮他们解决桌子、凳子、灯油、书本等困难，还是没人来念书，现在不声不响地就有这么多人来念革命书了。可见，肃清封建势力是个根本问题。”①

叶坪乡查田的胜利，对四周影响很大，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到他们那里帮助、指导。于是，叶坪的查田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决定派出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区、壬田区帮助开展查田工作。王观澜继续指导叶坪乡的工作，同时还是这些工作团的主要成员。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②，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并予公布执行，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政策标准①。

五月底，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六月二日，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六月中、下旬，在叶坪，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雩都、宁都、胜利等八个县的查田运动大会，王观澜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是大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查田运动便在中央苏区的闽赣、江西、福建三个省的三十八个县，约三百万人口的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毛泽东为查田运动领导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此后，王观澜曾参加江西省查田运动大会，去博生、胜利、雩都、会昌等县巡视工作，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了划分阶级成分中出现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了土地斗争的胜利成果。

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参加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常为报刊写社论、评论和经验报道。其中，《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就是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和谢觉哉共同起草的②。他们调查搜集了各种典型材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每项原则决定后都附有典型事例，形成了一个既有原则政策、又有具体事例的通俗易懂的指导土地斗争的重要文件。中央工农政府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一起颁布执行。由于这两个文件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所以它们不但在当时正确指导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和各地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而且直到四十和五十年代，仍然是我们党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据。王观澜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指出，虽然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查田运动中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和抵制，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是以党的路线面目出现的，它的影响和危害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口号，尽管毛泽东是反对的，但由于王明错误执行者的坚持，又得到当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还是将它写上了党的正式文件; “左”的政策，仍在实际工作中强行贯彻。

一九三三年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沙洲坝开办了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任校长，财政系由邓子恢主讲，政法系由邓发主讲，群众工作系则由王观澜主讲。王观澜讲的主要内容有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党的群众工作等，当时的查田运动也是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易懂，听后知道怎么样工作，学员们都很感兴趣。”①

(五)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一九三四年一月，王观澜党籍恢复不久，正式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

同年春夏，王观澜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在中央政府统一的生产计划指导下，他强调各地因地制宜，坚决反对那种不负责任地简单地对上级原则决定的重复，反对“大做不兑现的空洞计划” ，“或者平均主义不切实的空喊”①。当时，福建省土地部简单地提出 “今年普遍增加二成生产”的口号，他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很明显，这一口号对于去年禾苗长得很好，因灾害而歉收，比前年反减少了收成的地方，如上杭的通贤等地，是不适当的。”公略县土地部提出 “要全县消灭荒田” ，长胜县各区土地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每家要种棉花三担田面”，他说道： “试想，公略全县共有二十八万多担荒田，我们今年具备了那些特殊条件，能把他完全消灭呢? 中央所定他们今年要开荒九万担荒田，已经着实够他们认真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各方面设法来完成了。至于长胜县要每家种三担田面的棉花，更是荒谬不过的决定。我们就拿长胜县二万五千家来算吧，每家要种三担田面的棉花，那末，长胜县今年应该种七万五千担田面的棉花，试问，长胜县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准备了一些什么，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呢? 况且长胜县过去又不是产棉的特区? 这种不顾实际情况，只闭起眼睛开大口，除了浪费纸笔油墨，对于实际工作有什么帮助呢?”他严肃地指出，需要“根据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总的决定，按照当地实际情形，定出具体计划。特别是区乡村更是重要。一切不切实的只写在白纸上好看的废话，应该放在字纸篓里去! ”②

王观澜善于使用典型示范的方法去指导工作，瑞金的云集、武阳等区就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成为中央苏区有名的模范区的。在这年春耕运动中，他亲自为《红色中华》 “武阳区筹备春耕”和“瑞金云集区春耕情报”栏写文章，连续介绍武阳区、云集区布置春耕、组织犁牛合作社等方面的情况，大力推广他们的经验。尽管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苏区各县还都建立了由政府办的农业试验场，研究如何培育和推广良种，如何夺取丰收，还与各种不定时的短期训练班相结合，进行农业知识方面的培训和推广。

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展了水利，增加了肥料，开垦了荒田，植棉、种树，扩种杂粮，等等，在一九三三年丰收的基础上，一九三四年夏季又夺得了丰收。王观澜总结经验时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在于许多干部的努力与坚强而活泼的领导，广大群众在革命竞赛中劳动热忱和阶级友爱精神空前的发扬。而劳动互助社的组织与发展，是解决劳动力的最好办法”。妇女们学会劳动技能和她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在农业生产发展中也起了很大作用。①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越来越严重。敌人包围圈越收越紧，苏区征粮的范围越来越小，粮食供应日趋困难。

一九三四年五月下旬一天的下午，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陈谭秋急急忙忙来到了沙洲坝王观澜的住处。他俩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相识，后来就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这次他来是同王观澜商量征粮问题的。两人先交换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讲到正题时，陈谭秋的话头却停住了。王观澜见他为难的神色，便问道： “谭秋同志，有什么事要我办，你就讲吧! ”陈谭秋看王观澜诚恳的表情，这才爽快地说道： “观澜同志，现在敌军压境，红军没有粮食不行，我们的工作任务很大，困难很多。你是久做地方工作的人，有经验，我想请你帮助尽快完成征粮任务，你看行不行”?这一突然的邀请，使王观澜实在为难了：在“左”倾错误指导下，他亲眼看到那些积极努力的地方领导同志，在扩红、征粮等突击工作中，仅仅因为完不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指标，便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还一直是“左”倾错误的打击对象。而且，自己同样还有繁重的工作任务，干部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立即答应。陈谭秋也不好勉强，只是说“那怎么办，回头再商量吧，能去最好啊。”送走陈谭秋，王观澜又反复琢磨陈谭秋“回头再商量”的话。根据陈谭秋对工作严肃认真、一抓到底的作风，肯定还会向有关领导同志提出请求。战友的登门邀请，也说明了任务的紧迫。红军急等着粮食吃，粮食就是军队。他下了决心：服从组织决定，立即出发。

两天后，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找王观澜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东北部前线的广昌、赤水一带征粮七千五百担，就地解决红军部队的粮食困难。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带上朱总司令给沿途兵站派兵保护的亲笔指示信，当即率领征粮队出发了。

广昌、赤水一带是北线敌人进攻的一个重点地区，也是一个产粮区。由于敌人采用堡垒政策，节节推进，“移民并村”，“车水捉鱼” 、加上豪绅地主武装不断骚扰苏区，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致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权陷于瘫痪。王观澜赶到赤水县委所在地驷前之后，立即抓住战机，指挥武装保卫连击溃了企图偷袭征粮工作队的敌人，毙伤敌人几十名，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一次狠狠打击。接着，他便整顿区乡领导机构，对个别贪污公谷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重新开辟了产粮最多的码头等几个区的工作，打开了征粮工作的局面。群众发动起来了，老百姓不顾地主武装的威胁，勇敢地把粮食送给红军，连村里的“义仓”粮也送了来。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完成了征粮任务，还扩大了十名红军战士。

一九八○年初夏，王观澜南下视察到瑞金，忆起他同陈谭秋的这段战斗友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重访红都忆谭秋》，其中有一首诗，抒发了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

昔日豪情今未休，

风云变幻济同舟。

缺粮缺钱艰难日，

重访“红都”忆谭秋①。

(六)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的一天，张闻天通知王观澜随军 “转移”。十月，他告别了生活和战斗过三年多的“红都”瑞金，在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的战斗历程。他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三道封锁线的日日夜夜，他始终行进在红军先头部队里。每到宿营点，他就率领工作队出发，为发动群众打土豪和筹粮、筹款、扩红而日夜奔忙。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由王观澜接替邵式平，担任中央工作团 (后改为中央地方工作团) 主任。红军入云南，他到三军团帮助和检查地方工作，随三军团渡金沙江，出会理，绕西昌，越小凉山，进入大渡河以南的越巂①地区。

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了 “赤化云贵川”的口号。中央驻三军团的代表刘少奇到达越嶲后，根据当地情况，决定留领导干部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刘少奇同王观澜谈及此事，王观澜立即表示服从工作需要。就这样，红军大队浩浩荡荡向前开进，王观澜带领一部分同志，在这万山丛岭中留下来了。

越嶲一带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建立过红军游击队，虽然这支游击队被军阀刘文辉镇压下去，但在这里留下了革命火种。红军长征在此经过，更扩大了革命影响。王观澜趁此大好时机发动群众，几天工夫便组织起一百多人的越嶲县游击大队，其中还有一个彝民班，他担任县游击大队政委。不久，在城北中所坝和城南的王家屯，又各建立了一个游击中队，在村寨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越嶲县革命委员会，王观澜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剿”部队很快逼近了越嶲，城外的地主武装又活动起来，王观澜带领队伍主动撤出县城。这里的村寨大都用高高的竹篱围住，每到傍晚寨门紧闭。居民半数以上为彝民，语言不通，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困难。但是，王观澜下定决心，要坚持斗争。

一天下午，他集合队伍，准备出发打“靖卫团”。侦察员带领一名彝族青年来见他，交给他一封急信。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队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他深深体会毛泽东的意图，两眼湿润了，马上交代地方工作，率队出发。赶到芦定桥边，得到何长工所率后卫部队的接应，深夜通过铁索桥，到天全，赶上了中央部队，又见到了毛泽东。

六月，他随先头部队翻越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翻越两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这时，部队要穿过千里茫茫的大草地北上抗日，筹备足够的粮食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王观澜奉命负责筹粮，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为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做了极大努力。在一次他带队外出筹粮途中，粮食断绝，只得把一匹病马煮食充饥。不料染上痢疾，一昼夜拉痢五十七次。但他仍带病翻山越岭，日行百余里，三天后到达目的地，稍经休息，没有吃药，拉痢却自行停止。可是，从此给他种下了肠胃病的病根。

八月，红军奇迹般通过了人迹罕至、飞鸟绝踪的大草地，在包座一带与敌激战，消灭了企图阻止红军北上的敌四十九师，俘虏了七、八百人。王观澜和周士第等奉命作俘虏工作。他们把俘虏集合到包座南端的空麦田里，给他们讲解革命形势，解释红军的俘虏政策，说明愿意当红军的留下，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他们又把俘虏带到附近的一座喇嘛寺里，分别谈心，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关于红军的种种谎言。他们从俘虏口中了解到敌人内部许多真实而具体的情况，争取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俘虏参加红军。

不久，王观澜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北上，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旗镇。

(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瓦窑堡 (现子长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立了驻西北办事处，并分设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劳动、内务及裁判部。王观澜被任命为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

王观澜上任后把机关工作稍作安排，就带上有关人员深入到安定县中区的两个乡，调查了解经过土地革命的贫雇农的生活状况和对地主、富农的打击情况，了解农民群众的生产准备和存在的问题。在红石峁沟的齐家河、窑台上、庄窝坪和川道地区的高家沟、十里铺等村庄，他都分别召集乡村干部和贫雇农群众座谈会，并走家串户进行访问，了解到陕北苏区的农村经过土地革命斗争，土豪劣绅的威风已经扫地，贫雇农确实翻了身。调查中有人向他反映了地主“扫地出门”和富农只分给坏地的情况，他马上找乡村干部谈话，指出：毫无疑问，我们要坚决铲除农村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消灭地主阶级，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得解放。但是，把地主“扫地出门” ，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不给地主、富农自食其力的条件，怎么能改造他们呢? 他说：这种过左的错误作法应当加以纠正。后来，这些地方经过群众讨论，区乡政府决定，给地主分了一些土地，实行在劳动中改造地主和富农的政策。

不久，王观澜参与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公布了①，这个《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富农经营的其他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 苏维埃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除统一的累进税外，苏维埃政府不能加富农以特别的捐税，等等。这个文件的贯彻，进一步纠正了陕北土地革命中对待富农问题的“左”的作法。

此后，王观澜又带人到赤源县李家岔区中山川一带调查。在春树砭，他发现了把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的问题，便组织群众讨论，宣传和贯彻《怎样分析(农村) 阶级》的正确政策和作法，很快使错划的成分得到改正，并且直接听取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各种意见。针对农村在阶级成分划分中的混乱现象以及其他问题，随后就以西北办事处名义重新颁发了《怎样分析(农村) 阶级》和《关于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议》，使土地斗争中一些倾向性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

为了迅速贯彻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关于土地问题一系列新的政策规定，他在陕北省召开的贫农团主任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接着，他又负责发出关于颁发土地证的训令，保护农民对于分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农民群众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但是他认为“颁发土地证必须与查田运动联系起来，凡土地斗争没有深入，查田运动没有开展或查出成分与土地没有最后解决的地区暂时停发土地证”②。这次在陕北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记取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克服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并为制定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作了准备。

一九三六年二月，王观澜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总结土地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发表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八十五期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开展土地斗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重要性; 分析了极左错误在土地斗争中的严重危害，提出了贯彻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作法，强调指出： “有些同志以为 ‘左’ 的错误总比右的好，右的要不得，‘左’ 的总是革命的。”这种错误见解，看不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看不到把某些中农、贫农当作豪绅地主流氓是削弱了自己的革命力量，更看不到由这种极“左”的倾向所发生的许多坏的影响。他明确指出：集中力量，反对与纠正极“左”倾向，是目前土地斗争中的主要工作。只有开展这个斗争，坚决纠正极左错误，才能使土地问题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才能动员更广大的农民武装走上抗日的道路。他的这种鲜明的观点和态度，对于纠正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在广大农村地区贯彻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正确的土地政策的实施，过去在极“左”错误影响下跑到白区的群众，甚至有些地主和富农，都一批批地回来了，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但是，就在党和政府坚决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一些地方却又出现把真正的豪绅地主改为富农，把富农改为中农的错误。而一些地富分子则乘机放出谣言，说“过去一切都错了” ，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企图反攻倒算。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在为《红色中华》写的一篇社论中强调： “正确地决定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分，与正确地处理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分的土地财产，是苏维埃的重要工作。把贫苦工农当作豪绅地主富农处置，这是削弱革命力量，应该严格纠正，不许迟延，迟延就是等于帮助敌人。”同时，“严格防止豪绅地主的故意曲解党与苏维埃文件，而乘机活动与反攻，攫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如果模糊了这一点，把某些豪绅地主改为贫苦工农，那就是大错特错。这个问题，同样严重地提到各级地方党与苏维埃面前。”接着他还论述了纠正“左”倾错误和实行对富农新政策的出发点，及其应有的正确态度和作法，从而正确区分了土地斗争中 “左”与右的界限，引导斗争向正确方向发展①。

同年五月，东征红军回师河西。王观澜完成在安定一带筹粮供给任务后，随同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 ，并奉命担任中央工作团团长，协助整顿保安县的工作。

王观澜虽然兼顾土地部和工作团两方面的工作，但还是经常抽时间在农村作调查。那时，保安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区乡政府也没有空余的窑洞和公被，他常常和同志们挤在土炕上和衣而卧。吃饭没有菜，只能在饭上洒一点盐面。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满不在乎，对于群众的生活却十分关心。有一次，他来到李家坬村，发现贫农李成奎的老婆病重没钱治，庄稼也顾不上种，便立即找乡村干部商量，发动互助社帮助。结果，突击三天把李成奎的地种上了，又经民主讨论，解决了李成奎老婆的治病救济问题。李成奎老婆病好以后，逢人便说： “共产党、毛主席是救命恩人，我们世世代代忘不了! ”

这期间，王观澜对新形势下农村的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回机关后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①。《指示》明确指出，党的土地政策不但给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剥削，而且同时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壮大民族革命力量。因此，土地政策的新规定，首先是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而一切抗日军人及一切献身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则均不在没收之列。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粮食、财产没收后，仍给以耕种份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富农的土地在拿出平分时，应该照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文件对其他各类人员的政策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很明显，改变后的土地政策，具有了更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革命性质。这个文件下达时，王观澜给红军大学学员和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了报告。在九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他又发表了《关于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答复》，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中若干问题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②。

王观澜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同时，还为发展陕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做出巨大努力。他不仅随时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籽、肥料，以及劳动力的解决等，都化费了不少心血。他总是在农时季节到来之前，就根据实际情况，以中央土地部的名义发出指示，指导和推动各地农业生产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春夏，他先后主持发出《为春耕运动的训令》①、《为夏耕夏收问题的训令》②和《中央土地部关于组织革命竞赛给各级土地部的一封信》③。他还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春耕检查与夏耕的任务》④等文章。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在《给各级土地部农工部的指示》⑤中，更加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工作中的主要困难和各种有利条件，指出了克服困难、大力推动春耕运动的主要方法。当群众性的生产竞赛热潮掀起时，他及时提醒注意竞赛条件要具有群众性，强调经常性的检查和总结，反对那种“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什么帮助的”、“有名无实的比赛”。由于加强了具体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在大批青壮年男子参战的情况下，吸引了成千成万的妇女和儿童，连一部分过去不参加生产的“二流子”，也被动员走上了生产战线，促使苏区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西安事变”后，王观澜参与了中共中央对当时错纵复杂政治形势的分析研究。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他被任命为中央工作团主任，前往接收延安。延安在东北军撤离、江华指挥红军部队消灭了企图顽抗的反动民团武装之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王观澜率中央工作团进入了这座雄伟的城市，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在工作团的组织下，延安各界人民举行了热烈欢迎人民领袖毛泽东和红军的入城仪式。从此，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王观澜根据西安事变后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写了一篇题为《新的形势，新的工作》的文章①。文章提出，党在新从东北军、十七路军手中接防的地区(该文称之为统一战线区域)的工作，应“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与内容，使其完全适合于新的形势与新的环境的需要”，认为“这是巩固与开展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他指出，党在这些统一战线的区域，“总的方针，应该是向着创造模范的抗日区域迈步前进。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活动，一切行政上的设施与宣传教育工作，都应该显示出我们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的忠实的执行者，显示出我们是最坚决地抗日并真正为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民众利益而奋斗。”他以延安工作为例，指出在这个方针下要注意的“三件大事”：一、广泛地组织和发展各种抗日救亡的民众团体，增加民众的抗日力量; 二、广泛地建立抗日民众武装，三、努力改善群众生活。他强调指出：不要忘记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许多大的政治问题的说明应从群众日常生活着手”。“我们不但要使群众了解我们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可敬可佩，而且使他们懂得我们是他们民主权利与生活改善的拥护者，是他们的代表，使他们觉得我们可亲可爱而接近我们。凡是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都须郑重加以考虑与注意。”在这些工作中，他突出强调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这时，王观澜在实际工作中已经体会到，对于地主阶级的策略应加以改变。他在文章中指出：“打土豪分田地，本来是发动劳苦群众斗争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是我们部分同志最熟练的一套，但是这一办法，在目前统一战线区域内，一般地是不适用的”。他主张“适当地推动阶级斗争，使之与民族(革命)斗争合拍前进，是目前争取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重要关键。”不久，党中央正式决定，为了实现全国一致抗日，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王观澜率领的接收延安工作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都正确体现了党的路线和方针，从而使接收延安的工作取得圆满的胜利，党和红军很快在延安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

(八)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批又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同情共产党抗日的人士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被捕释放的同志，不断涌向陕北根据地。党在延安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扩大了中共中央党校，以迎接和培养大批的抗日骨干。王观澜在把延安的工作移交给陕北省委后，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齐华等具体负责审查和分配涌到延安的人们，担负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时还组织了中央农民土地委员会，重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斗争的情况和土地问题; 还经常到中央党校、抗大等单位讲课。中共白区党的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时，他作了关于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华北地区党代会召开时，他又奉命参加会议，调查华北干部情况。不久，王观澜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组织科科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这时的中组部是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任正、副部长，部以下直接设科。组织科既要负责干部管理工作，还要管理地方工作，人员精干，任务繁重。王观澜和刘锡五、王鹤寿、刘春等紧密团结，日以继夜地工作，为党和抗日干部队伍的纯洁与壮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年底，为解决绥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绥德，同国民党专员何绍南谈判。绥德、葭县(今佳县) 、米脂、吴堡、清涧五县，都在黄河西岸。抗战开始后，为保卫河防，八路军一个旅常驻这里，设有警备区。但是这里的“政府”却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这个区域的控制，直接选派了CC分子何绍南充任“绥德专员公署专员”。何到绥德后，利用南京政府每月给他的三万元大洋，搜罗豢养了一批共产党的叛徒和地痞流氓，控制了二千多人的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公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 ，叫嚷“决不能让后方变成共产党的党部” ，经常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观澜一到绥德，就响亮地提出了 “消灭磨擦、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接着，他迫使何绍南接受提议，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他积极开展抗战动员，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同时着手整顿共产党的组织，洗刷腐化变质分子，加强党内的思想和政策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纪律。这样，在中共党组织秘密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很快开展起来，老百姓纷纷送军鞋、送手套慰劳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但是，国民党地方官员故意造事端，支持地主、富农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王观澜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保护贫苦农民土地斗争成果的中共吴堡县委领导。他指出，已经在土地革命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地主不得领回。如果地主强行要回土地，农民当然就要起来对他不客气。后来，在我党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情况下，国民党地方“政府”不得不接受了这些原则。在此期间，王观澜请示党中央，恰当地解决了当地的土地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王观澜在绥德工作短短五个月，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使党及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在绥德各地的合法地位得到了保护，组织进一步发展。

一九三八年五月，王观澜从绥德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

陕甘宁边区，这时包括陕西、甘肃、宁夏相接的二十三个县(市) 。它的中心——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世界瞩目的地方。边区军民协力救亡，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誉。但是，它也成了日寇、汉奸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顽固分子，企图在边区“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①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王观澜到任后立即狠抓了打击汉奸、顽固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六月，边区党委统战部给各分区党委、县委发出紧急通知，搜集顽固分子在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方面向我进攻的具体材料，指出了给以汉奸、顽固分子以有力打击的必要。

七月，王观澜在关于边区工作的报告中②，针对国民党政府不承认边区，叛徒张国焘在武汉关于取消边区的谰言，充分揭露了汉奸顽固派的破坏活动，进一步论述了边区在抗战中存在的重大意义，分析了边区工作中的弱点，指出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推动全国抗战的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伟大任务。

王观澜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具体而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陕甘宁边区的统战工作不仅已经克服了抗战初期的某些“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而且已经逐步肃清了王明、张国焘等人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洛川、关中、陇东、绥德等地区，发展党员总数已近万名，党组织已经转变到能够适应更加艰苦的工作条件，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而且已经培养、锻炼出了一批当地的党的工作干部。这些干部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利用合法权利，打击顽固势力，推动抗战动员，开展党的工作。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他在被免除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后，又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不久，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上，王观澜同这位新任部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 “边区” 与“统战区”的区别问题引起的。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同那些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被国民党控制的“统战区”有明显区别，我们党的工作也应因地制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两种地区混同，必将导致降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要求，这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口号的翻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①。

六中全会后，王观澜到绥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绥德特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此后不久，王观澜又根据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取得边区党委同意后，又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了长达三个半天的报告，分析统一战线的现状，阐述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摩擦的本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

王观澜在报告中论述了统一战线是对立的统一，分析了资产阶级对付共产党的政策。他说：国民党的“容共”就是“熔共”，即想方设法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讲“统一”，实质是要把陕甘宁边区和一切革命根据地取消而归其独裁。共产党不愿放弃人民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就必然要制造摩擦。说到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对立的统一，国共合作有着阶级的背景。他说，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原是打出来的朋友，因此我们不能怕摩擦，要争取在反摩擦斗争中取得进步。

他还进一步论述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指出，共产党员时刻也不能忘记，在统一战线中，“要高举我们的旗帜，保持我们的独立性”。

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王观澜这个报告。一天，王观澜到毛泽东处正巧碰上王明。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吾着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

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封的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地同他唱反调，心里十分不舒服。这个谙于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挡、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又结合在一起，找王观澜的岔子。他们调阅中央档案，并没有能找到什么借口，便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问题。

王观澜闻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王明一见不妙，便一下推到康生身上。王观澜又去找康生。这个两面派，一面请吃饭，殷勤招待，一面回避问题。结果，还是毛泽东得知后进行干预，直接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亲手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①王明、康生只好就此作罢。但是，王明、康生当时终究还是两个庞然大物，对于他们，有些人还是敬佩得很。因此，风波过后，已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宣布过的由王观澜担任边区党委副书记的决定，实际上被搁置起来。

这是王观澜一生中第三次受到“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在这场真理和邪恶的斗争中，王观澜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力支持。他根据陈云的意见，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②，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王明之流的诬陷与迫害，激昂慨慷地陈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

不久，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担任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肖劲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员。毛泽东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党委工作进行干扰、施加错误影响，也就很困难了。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及时给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关于统战问题的指示，强调在反摩擦的斗争中，政治上要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姿态。王观澜多次明确指出，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在“坚强自己的前提下。站稳立场，抓住时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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