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树声人物传,王树声生平事迹,王树声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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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树声人物传,王树声生平事迹,王树声评价

(一)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荫，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诞生于大别山西麓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家有兄弟姊妹十人，他排行第五。

王树声的祖父，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者，在家乡靠教私塾兼行医度日。他的两个儿子，仗着一身好力气，成年累月种田、磨粉、养猪，农闲时跑小生意，勤劳节俭多年，置下了水田十余石 (四十余亩) 、山林数块、房子三间、耕牛四头、马一匹，再加粉房的家业。在那贫瘠的山乡，已算殷实之户。王树声刚刚六岁，这个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他的父亲分得半壁家产。可是，没过多久，王树声十岁左右时，父母就先后被病魔夺去生命。年过花甲的祖母，挑起支撑全家、抚育一群幼小孙儿的重担。孤儿寡老，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度日之艰难，可以想象得到的。

王树声在父母病故前，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同在乡塾读书。父母去世后，家境日衰，老祖母让树声的哥哥和弟弟退学务农，独留下他一人继续就读。聪颖的树声，理解老人的一片苦衷，更刻苦用功，埋首书卷，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农历正月，考上麻城县高等小学堂，并以优秀的成绩，博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在麻城县高等小学堂的教师中，最受王树声和同学们敬仰的，首推王幼安。王幼安是王树声同房共祖的亲叔伯长兄，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受到董用威 (必武) 等进步老师的培育，毕业后应聘返回故乡母校执教。他在国文教学中，常结合课文，联系社会现实，向学生们讲述清朝的腐败无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血泪斑斑的国耻民辱、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每每讲得声泪俱下，引得满堂一片悲愤。他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家里设置一个隐蔽的书房，藏有不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以及国内外出版的进步书刊。王树声和他的同窗好友蔡济黄、刘文蔚、桂步蟾、徐其虚等，在王幼安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反复领悟其中道理，相互探讨祖国前途，渐渐明白中国深受灾难的根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与反动的军阀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才有光明的未来。

一九二四年底，王树声由麻城县高等小学毕业。因为老祖母再无精力当家，不得不使几个孙儿各立门户。王树声被迫辍学，负起赡养祖母、照料家业的重担。这期间，他曾在本乡当过塾师，充任过本区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

然而，王树声的志向在于奔向海阔天空的大社会，干一番大丈夫应该成就的伟业。

就在王树声苦闷、彷徨的时候，他的好友桂步蟾、徐其虚等，由省城带回北伐已经开始的消息，还向他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述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情况。王树声越听越入神，急切地问：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在什么地方，怎么参加?几位好友告诉他：在武汉上学的同学，不少都参加了国民党，现在是奉命回家乡联络同志的。王树声便经他们介绍，欣然加入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麻城县的秘密组织，发现王树声对共产主义竭诚拥护，对革命事业披肝沥胆，就由刘象民和桂步蟾出面，向王树声透露了真情：他们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又按照党的决定，以个人身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并且表示：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经刘、桂二人介绍，一九二六年春天，王树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战士。随后，在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和乘马岗党小组的领导下，王树声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并团结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士。他的大哥王宏忠、二哥王宏恕、堂兄王宏学、堂弟王宏儒、堂妹丈马友雷等，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国民党麻城县党部正式成立以后，王树声便和同志们一道，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以公开或者合法的身分，在四乡 “办党” (麻城群众对筹办国、共两党组织的俗称) 。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乘马岗国民党区分部成立; 同时，还秘密建立中共乘马区支部，王树声任第二乡中共党小组组长。紧接着，他们趁热打铁，组织农民协会，王树声任乘马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

在热火朝天的农民运动中，王树声带头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向本家的佃户和借债户宣布，从今后再不收租收息，并当场退佃、退押，焚毁了地契、借约。农友们感动得奔走相告，疑虑消除，真心实意地跟王树声一起干开了革命。

王树声的舅公丁枕鱼是个大恶霸，外号“麻城北乡一只虎”;他的儿子丁岳平，也是一只“吃人狼”。他家有良田六七百亩，放债无数，鱼肉乡里，无法无天。农民运动兴起后，下令减租减息，他父子俩发誓要跟农会较量到底。冬月十六那天，当农友们在罗家河街头刚刷了几条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就被这对虎狼父子指使的爪牙一把撕了个粉碎，还砸了罗家河农会的办公室……

听到这一消息，乘马区农会主席胡静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虽然火冒三丈，却又面带难色。他们担心王树声下不了惩办自己舅公的狠心。这时，王树声急匆匆赶来，正气凛然地对大家说： “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娘老子，我也要跟他斗!”说着，拍案而起，和农会其他领导人带着上千农友，高举灯笼火把，挥动锄头扁担，直扑罗家河，逮了丁枕鱼，狠斗了这个大恶霸，最后押往县城。

一九二七年春节，家家户户正在欢欢喜喜过年的时候，王树声接到县农会指示，要他带领乘马区农民，火速往县城救急。

原来，麻城北乡一些逃避农民运动，跑到外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右派，以麻城县代理商会会长李舜卿和工贼、工会会长“罗偏头”为代言人，要挟国民党麻城县党部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并扬言要砸烂县农会。就在他们要下毒手的时刻，王树声等带领数千农民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县城，逮捕了兴风作浪的李舜卿和“罗偏头”; 与李、罗狼狈为奸的县长刘芳和县承审官徐某，也被县农会罢了官。麻城县农会的威望从此更高。事后，王树声升任为县农会组织部长。全县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不久，以蔡济黄为首的中共麻城县委正式成立，王树声等为委员。就在这时，“四一二”政变发生。未几，逃窜在河南光山的麻城土豪劣绅，纠集当地反动红枪会上万人，反扑回来，为首的就是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等。他们一路毁青苗、拉耕牛、抢财物、杀群众，血洗乘马、顺河两区，最后包围县城，狂叫： “要清党，要报仇，要放人! ”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麻城惨案” 。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逃难进城的农友和城关的店员、贫农、学生，守城迎敌。王树声端起步枪，撂倒了其中最狂的一个“教师爷”，当场戳穿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鬼话。紧接着，守在城头上的群众，用石头、瓦片、灰罐，如冰雹般向城下砸去，打得暴徒们头破血流，乱作一团。

混战中，另一匪首“王九聋子”带了一帮人想偷袭西门。王树声在暗处架好了一门土炮，待其靠近城门时，轰隆几响，把“王九聋子”炸了个粉身碎骨。丁岳平慌了手脚，急忙收拾残兵，向后侧倒退几里。

然而，麻城县仍在反动红枪会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解围，县委决定派人到武汉搬兵。王树声主动请命，只身突围去省城求援。

其时，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的董必武，听了王树声的报告，立刻联系各方，组成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指令正在黄安剿匪的省警备团一营，会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三百名武装学生军，由王树声引路，驰援麻城。援军离麻城还老远，围城的红枪会便纷纷逃散。

五月十六日，麻城解围。第二天，王树声、蔡济黄等召开群众大会，根据湖北省新颁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对罪大恶极的丁枕鱼、李舜卿等进行公开审判，正法示众。会后，王树声等随农讲所学生军和省警备团的官兵，在新组建的农民敢死队的配合下，分途追击逃窜在乘马地区的红枪会，沿途解救了无数被关押、吊打和受残害的革命群众。

(二)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此时，麻城县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操纵的民团、红枪会，重新猖厥起来，不断向乘马、顺河一带进犯。革命队伍中少数不坚定分子，有的绝望，有的逃避，有的变节。王树声和他的亲密战友蔡济黄、刘文蔚等，则继续率领广大农民自卫军、农民义勇队和穷苦人民，与反动的民团、红枪会日夜拚杀。

九月间，王树声等麻城县委领导人，听到“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就雷厉风行地展开暴动的宣传、组织工作。从九月二十六日起，麻城和黄安两县统一行动，成群结队的农民日夜捕捉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搞得一片火红，史称“九月暴动”。但是，由于两县党组织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不久，由于国民党派兵干扰，致使斗争暂时停顿下来。

湖北省委总结黄、麻“九月暴动”的正反经验，认为两县仍有相当雄厚的农民运动的实力，仅仅麻城乘马岗一带，由王树声等指挥的农民自卫军就拥有长短枪百余支，能动员起来的群众上万; 而且，当地土豪劣绅已基本除尽，土地分配了不少，继续组织暴动仍大有可为。十月间，省委派吴光浩等组成中共鄂东特委，加强对黄、麻地区的领导; 十一月初，又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武装夺取黄安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吴光浩、王树声等带领身佩“赤化带”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在成千上万挥动着大刀、长矛、鱼叉、鸟铳的农民协同下，一举冲破黄安古城，活捉县知事贺守忠，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

十八日，大别山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农民政府诞生了; 与此同时，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也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为第一路，麻城为第二路，由潘忠汝、吴光浩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兼司令，王树声为第二路分队长之一。

国民党反动派决不容忍黄安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存在。十二月五日夜，敌一个师向黄安突然袭击。起义者虽与敌进行殊死搏斗，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黄安城又陷入黑暗的深渊。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和许多优秀战士在突围中英勇献身。

在此危急关头，吴光浩等收集突围出城和在城外的百余工农革命军，决定大部分转移到黄陂一带，留下少数人枪由王树声等率领，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王树声和他的战友历尽艰险，与敌周旋，不少人倒在血泊中。与王树声一起留下坚持斗争的麻城县委书记蔡济黄和鄂东军第二路党代表刘文蔚等不幸殉难;王树声的老祖母，也被丁岳平等折磨致死。

王树声和他的小分队，难以孤军奋战下去，遂决定分散活动，四处寻找党组织和大部队。一九二八年二月的一天，化装为小商贩的王树声，穿过枪林弹雨，终于在与麻城相邻的罗田县三里畈，找到外出转战的战友们。大伙向他诉说了别后两个多月的情况：吴光浩等率领鄂东军的七十余名战士，与王树声等分手后，冲破敌人的封锁，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好，而且山高林密、便于回旋的黄陂县木兰山，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他们趁农历年关奇袭山南的罗家岗，赢得胜利，现在又转战到三里畈，准备重返木兰山。王树声听后甚为兴奋，随即和战友们离开三里畈，登上木兰山。他被任命为第七军二分队党代表，和队长廖荣坤一起，率部在麻城南乡的白果、白鸭山一带活动。

王树声、廖荣坤和二分队的大部分战士都是麻城人，在本乡本土活动，可谓如鸟归林，如鱼得水。他们一回到故乡，就旗开得胜，消灭了杨子山的反动民团，缴枪二十余支; 不多久，又在通往武汉的大道上，处决了绰号“曹屠夫”的黄安县公安局局长和麻城福田河反动民团团总彭汝霖。就这样，王、廖小分队和其他三支兄弟队伍，在木兰山区，勇敢机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逐渐改变了原先被动挨打的逆境。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驻黄安的蒋系十二军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内讧，十二军败退河南。王树声率部与第七军各分队一道，趁势重返黄、麻起义老区，把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地主武装打了个抱头鼠窜。

但为时不久，依然控制着黄、麻主要城镇的敌十八军，又加紧了对起义地区的“清剿”。经过游击战锻炼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靠着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凭着对环境的熟悉，跟敌人展开了角逐。在游击中，王树声和他的战友深感：一日数迁的争战，太疲于奔命，很需要一个落脚点;而他们多次穿梭的柴山堡，正处于鄂、豫两省的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点，山高地险，既无敌军驻守，群众也有革命的要求，是个比较理想的依托地。他们认为，在这里落脚，不仅可以利用敌人的空隙，得到休息机会，还可扩大革命势力，支援黄、麻老区。第七军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恢复黄、麻老区的同时，开辟柴山堡新区。

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进驻柴山堡地区河南湾不几天，敌军一个营，由当地土豪方小亭带路奔袭而来。王树声指挥分队战士抢先占领高处，一个猛冲，将敌冲垮，生俘两名，缴盒子枪三支。这一仗虽说战果不大，却显示了革命军的声威，使第七军在柴山堡站住了脚跟。五月，黄安和麻城联合县委会成立，王树声为县委委员; 七月，第七军纳入全国红军统一建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下辖四个大队，对外称团，王树声为第一大队，亦即九十一团党代表，大队长为潘遐岭 (后为晏仲平) 。

入冬，中共鄂东特委重新组成，王树声为委员。随后，他率部与二大队一起南下游击，先后打垮乘马、顺河等地四个反动民团和麻城一营敌军的“清剿”。至年底，恢复了乘马、顺河老区大部分地方。

一九二九年一开春，蒋、桂之间又爆发战争，原驻黄、麻的桂系十八军大部被调走。红军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由柴山堡分头出击。王树声率一大队与三大队一路，共同攻打反动派势力最猖獗的黄安北部，先拿禹王城，再攻熊家畈，三克涂家湾，拔除了起义老区内的几个“钉子”，使这一带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六、七月间，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先后粉碎了敌人代号为“罗李”、“鄂豫”和 “徐夏” 的三次 “会剿”。年底，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和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一九三○年春，鄂豫皖边特委成立，统一领导这里的三块革命根据地和三支红军，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三)

一九三○年四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原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改编为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五个大队，王树声任第一大队队长。

不久，蒋、阎、冯军阀大战爆发，驻鄂豫皖边的蒋系军队调出参战，根据地周围只剩下新调来的杂牌川军接防，守备空虚。红一军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向外发展的好机会，遂兵分两路，向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进击。

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王树声所在的红一师，在师长徐向前指挥下，由大悟的二郎店直扑杨家寨车站，全歼守敌两个连，缴枪百余支。战后，全师由五个大队扩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由八百人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王树声为第一支队队长。

扩编刚刚就绪，敌军开始反扑。王树声奉命率第一支队隐蔽在杨平口山脚左翼迎敌; 第二、三支队集结在山头配合。

六月二十九日，敌进入我伏击圈内，王树声带领一支队战士作为主力，与第二、三支队一起奋战，不到半天，全歼敌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枪八百多支，俘虏比整个红一师人数还多。接着，红一师进行二次扩编，将三个支队编为第一、二两个团，兵力增至一千五百多人。王树声为第一团团长。

红一师稍事休整后，敌钱大钧教导师一个团，从武汉开到花园车站。徐向前闻讯果断作出决定，准备以夜袭手段，消灭敌人。

七月二十八日夜，红一师由青山口出发，向花园进逼。因后卫掉队，到达花园附近时天近黎明，但敌人尚未觉察，仍照原计划进攻。战斗一发起，王树声即指挥部队向敌猛扑过去。此时，敌兵有的刚刚起床，有的还在酣睡。红军很快歼灭了敌步兵营和机枪营，敌团长乖乖举手投降;不甘就范的敌副团长，驱使炮兵营妄图负隅顽抗，被哗变的士兵打死。短短三小时结束了战斗，全歼敌人一千四百多人，缴新出产的重机枪十八挺、迫击炮五门、长短枪八百多支。随即，红一师以缴获的大量装备，进行第三次扩编，王树声仍任第一团团长。

一九三○年冬，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围剿”。王树声率部作为鄂豫皖红军一支主力，又多次随徐向前等首长纵横驰骋，在反“围剿” 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十一月上旬，红一军先发制人，从南线对敌发动反击。王树声指挥下的第一师第一团和三个兄弟团协同，猛攻黄陂北的姚家集和黄安城，给两地守敌以沉重打击，迫使黄安之敌仓惶退走;进而，王树声等再挥师突袭谢店，在消灭夏斗寅部一个营后，又乘敌不备，冒雪夜袭新洲县城，全歼刚撤至这里的郭汝栋部第二混成旅，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十二月中旬，在罗田待机行动的红一军，鉴于商城敌情严重，又挥戈北上，重点打击皖西之敌。王树声奉命率部再次出征，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 继克麻埠、独山、叶家集，直逼六安、霍山，并在东、西香火岭将反扑之敌打得溃不成军。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 “围剿” 遂被粉碎。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红一军与新由黄梅、广济转战来的红十五军会师于麻城长竹园，奉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邝继勋、徐向前分任正、副军长，下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 王树声被委任为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

一月下旬，王树声率部参加围攻麻城磨角楼，击溃敌援兵四个团之后，又奉命攻打新集。新集，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重镇，位于光山南部。它三面依山，一面临河，青石城墙，易守难攻; 加上这些年来，鄂豫边的土豪劣绅和匪徒多麇集于此，加修堡垒，凭险死守，给攻夺城寨带来极大困难。开始，王树声组织的突击队，已经将云梯靠上了城墙，可敌人放下滚木，打翻了云梯，使突击队无法登城。夜晚，敌人在城垛上到处点燃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使偷袭的计划也无法实现。王树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明里，继续不断向敌人挑战，吸引其注意; 暗地，在远处对着城墙挖坑道;同时，动员群众收集土炸药和秤砣碎铁，装入棺材，以坑道爆破攻城。

二月十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在王树声的指挥下，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那被敌人吹嘘为“铜墙铁壁”的新集城墙，哗啦啦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军战士一涌而进，全歼了守敌。王树声和他的三十团随之名声大振;被红军占领了的新集，后来成了鄂豫皖边区的首府。

三月初，红四军一部在京汉路李家寨车站，又伏击敌一列兵车，击毙敌旅长侯镇华，致使敌郑州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何成浚惊恐不迭，慌忙采取行动，妄图南北夹攻红军。

三月八日，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率部由孝感进抵双桥镇; 而与之协同作战的其他两路敌军，尚在信阳、广水一带徘徊。正在双桥镇以北待命的红四军，抓住这个大好战机，集中了王树声等部五个团，连夜向双桥镇之敌发起奔袭。激战七小时，活捉岳维峻以下数千名官兵，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

三月下旬，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开始。王树声指挥的三十团，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仍为全军的一大主力。他们先在商 (城) 南独山歼敌两千，迫使敌皖西方面的堵击部队后撤; 继在光山浒湾歼敌近千，给敌北线堵击部队以沉重打击; 最后在黄安桃花歼敌近两团，吓得南线之敌再不敢出犯。敌之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

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的鄂豫皖根据地，更加巩固、繁荣; 红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兵员由原来的三个师增至四个师。战功卓著的王树声，被提升为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二团团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列宁市 (七里坪) 宣告成立，下辖第四和第二十五两军，全部兵力达三万。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为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红四方面军成立不久，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就开始了。

十一月十日夜，黄安战役打响。黄安，系敌人南线的前哨基地，守敌为一个整师。这里的敌人虽有许多外围据点作掩护，并可得到邻近的宋埠，黄陂等处敌军的接应;但只要把敌人的外围据点一清除，把援军一卡断，就可置黄安城守敌于死地。抓住敌人这一致命点，方面军总指挥部采取了清扫外围与围城打援相结合的战术，并把打援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王树声。

王树声率领所部十一师，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高桥河和桃花镇，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黄安守敌几次出兵向南反扑，都被红军挡回。敌师长赵冠英频频告急，乞求外援。

十二月七日，宋埠之敌两个旅出援。王树声率部阻击，予敌以重创后，即撤至嶂山第三阵地。敌追至嶂山脚下。王树声指挥两翼反击，消灭其一个团，余敌逃回原地。

十二月十八日，黄陂之敌倾巢出动，再加宋埠之敌一个旅，分两路大举北援。王树声督师死守桃花镇，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正当敌军逼近王树声的指挥部的危急时刻，徐向前总指挥带援兵赶到，周围的赤卫军和游击队也赶来助战，敌人的增援被彻底打垮。

桃花镇阻击战的成功，敲响了黄安之敌的丧钟。十二月二十二日，黄安城为红军攻破。敌师长赵冠英和他的下属五千多人，悉数成了红军的俘虏。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红安。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红四方面军又北上豫南，发动商(城) 潢 (川) 战役。这次战役中，王树声率领红十一师始而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于商潢公路间的战略要点北亚港，击溃敌五个团，堵住商城守敌的退路; 继而又作为全军的左翼，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豆腐店迎击援敌，击溃其十九个团，直逼潢川近郊，不战而取商城。此战役前后仅十余天，就解放商潢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五千余，使蒋介石的嫡系第二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但王树声也在这次战役中负了重伤。这时，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实行肃反扩大化，王树声因一贯作战英勇，这次又负了重伤，才幸免于难。

四个多月后，王树声伤愈，被调任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消灭张钫二十路军的潢 (川) 光 (山) 战役。

(四)

一九三二年秋，本来愈战愈强的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意外地失败了。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被迫撤出以自己生命和鲜血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于十月十二日夜冲破敌人的重围，越过京汉路，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在转移中时而任全军前锋，时而任全军后卫，一路打垮敌人的堵截、追击，并战胜风雪、饥寒，翻秦岭、渡汉江，多次化险为夷。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喧嚣什么红军“仅剩五千余人，毫无战斗能力。陕境万山重迭，道路崎岖……连日气候严寒，匪衣不蔽体，食不得一饱……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此股残匪即可完全消灭”的造谣声中，红四方面军却完全摆脱大转移以来的危急、被动局面，于一九三二年底，进入陕南。

红四方面军正打算在陕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获悉统治四川的几派军阀爆发混战，川北防务极为空虚。考虑到四川久为大、小军阀所盘踞，各霸一方，矛盾重重;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川东和川北建立组织，已具有相当革命基础;四川历来号称 “天府之国”，地广人稠，物产丰富，特别是川北十余县，境内崇山峻岭，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于是，很快作出决定：集中力量，乘机向南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七十三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在王树声率领下出发了。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陡然出现在川北通江边的两河口，守敌一个连逃窜。王树声率部前进，再占泥溪场。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总部下令兵分三路，向前推进。王树声率七十三师作为一路，向南江发展。

红军如天兵飞降，田颂尧的川北防区无异“后院起火”。他慌忙从嘉陵江沿岸调兵前来堵击。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王树声率部来到南江县城东南尖子山，迎面碰上敌刘汉雄一个团。王树声乘雪夜抢占制高点，将其击溃。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王树声采取 “四面包围，挖心战术”，再战甄子垭，又歼敌主力薛岳部一个团。二月一日，王树声陪同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军健儿，进入南江城。

南江百姓，世世代代还是头一次亲自目睹这样的仁义之师：他们不进商店，不号民房，全在街道旁屋檐下歇息; 他们进城的头件大事，就是打开反动衙门的黑监牢，解救被关押的阶级兄弟，并很快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人民;他们尊老爱幼，和蔼可亲，把群众劳军的酒肉，又回敬给父老乡亲。当晚，在城内举行盛况空前的游艺大会，军民提灯游行，倾城狂欢。但祝捷的锣鼓余音未尽，王树声就兵分四路，很快解放了南江周围的碑坝、长池等战略重镇。

这时，占据南江县北桃园寺的原杨森部旅长任炜章，在共产党员张逸民等发动下，率众二千余起义，开入南江地区，被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红军声威为之大振。

就在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解放南江地区前后，其余几路红军也突破敌田颂尧部的阻击、反扑，把红旗插上川北要津通江、巴中的城头和周围许多地区。

为了争取民心，扎实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七十三师负责的南江地区，王树声遴选数百名政策性强、作风正派、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多支宣传队和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政权; 并要求部队在战斗空隙，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通 (江)南 (江) 巴 (中) 广大地区的穷苦农民，在红军工作队的支持下，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没收地主的田财，建立自己的各种组织。

正在混战中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得悉以上情况，敏感到他们的不妙前景，遂暂时接受蒋介石要他们“立即停战言和”的敦促电，中止在川西的火并，宣布枪口一致对付红军。一九三三年一月底，蒋介石委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同年二月中旬，田颂尧及其所部开始对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

以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术进行反击。王树声受命率七十三师两个主力团，于南江及其以西三江坝地区布防，与位于南江西南木门、长池一带的十二师两个团一道，迎击敌之左纵队。

二月十八日，敌三路纵队全线发起攻击。由十七个团组成的左纵队集中全力猛攻三江坝、木门、长池地区。红七十三师在王树声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十一师紧密配合，依托险要阵地，痛击来犯者，一下煞了敌人的锐气。

田颂尧见势不利，火速抽调右纵队的八个团增援左纵队，合计约二十五个团之兵力，再度向长池发起猛攻。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配合红十一师，凭险固守，在高壁寨、中魁山等地，又重创敌八个团。随即主动放弃长池，转移到八庙垭设伏。当敌军被诱至我设伏地区时，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主力与十一师一道奋力反击，全歼敌一个整团零一个营，击毙敌团长何济民。三月十八日，王树声率部主动撤出南江城，并在甄子垭、梁炮台等地给敌以大量杀伤后，和十一师部队逐步收紧阵地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一线。

在此期间，巴中方面的红军也在歼敌右纵队千余之后，主动撤出巴中城，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

敌发动的三路围攻一个月过去了。田颂尧虽重新占据了巴中、南江两城，却付出了八千之众的高昂代价，士气大挫，攻势顿减; 红军主力则占领新的阵地，继续顽强的阻击敌人。

三月下旬后，战局呈对峙状态。四月二十六日，敌军又在全线发动猛烈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四月二十九日，红军主动撤出所占的最后一座县城——通江。

田颂尧欣喜若狂，叫嚷红军“已溃不成军”，“胜利不过是指顾间事”，遂传令继续猛攻。敌担任主攻的左纵队集十三个团之多，于五月中旬进至空山坝以南地区。此时，川东的刘存厚，也认为有机可乘，急忙以八个团抢占竹峪关，给红军右侧以威胁。

然而，这时的红军兵力更集中;而孤军进到空山坝的敌右纵队，粮草补给无着，连日只能杀马充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命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和十一、十二师各一部，结合地方武装，坚守空山坝地区之大、小骡马和鹰龙山、鸡子顶等主要阵地，顶住敌人各纵队的前进; 同时，命十、十一师主力迅即向东边刘存厚部反击。五月十五日晚，反击告成。“偷鸡不成”的刘存厚，反蚀“八百人马”，被打出竹峪关，败退六十多里。红军乘胜集中全力向空山坝之敌压来。七十三师在王树声指挥下多次与敌展开白刃战。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气势磅礴的总反攻，以红十一师向敌左侧迂回猛攻开始了。敌遭突然袭击，军心顿乱。王树声指挥正面阻敌的七十三师，以及担任右翼进攻的十、十二师，乘机向敌发起强大攻势，将敌左纵队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激战三昼夜，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五千余人。

敌左纵队受到歼灭性的打击，中、右纵队也狼狈而逃。王树声等率部紧追残敌，沿途又俘敌六千多。

五月二十六日，王树声指挥红七十三师收复南江城后，继续穷追猛打残敌，于六月十日夜，以两个连奇袭敌险要阵地华盖山，仅以轻伤两名的代价歼敌五百。随后，七十三师又在乘胜西追中，占旺苍坝，将逃敌一个旅大部歼灭，直逼广元城下。

与此同时，其他兄弟部队也先后夺回通江、巴中城，并迫近仪陇、苍溪。

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以敌损兵折将两万四千余人而结束。田颂尧只得收拾残兵败将，退守嘉陵江沿岸。

同年六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主持下，于南江木门召开具有重大意义的军事会议，决定了扩编红军的方针。方面军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四、九、三十和三十一军。王树声任三十一军军长，下辖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实有七个团，八千余人。

一九三三年七月间，蒋介石又抬出四川另一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命其统率各派军阀对红军发动新的围攻。当时，刘湘与刘文辉的混战还难分难解，无力他顾。红四方面军遂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在敌人新的围攻尚未到来之前，先发制人，从八月中旬到十月底，接连发动了仪 (陇) 南 (部) 、营 (山) 渠 (县) 和宣 (汉) 达 (县) 三次进攻性战役。

此时，已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率领新扩编的三十一军，先于八月间向广元方向猛攻，连克元坝子、红土关等要点，又占千佛岩、柳林子险要阵地，并以部分兵力配合仪南战役的主攻部队红九军，迅速解放了仪陇全县，占领了这一带的大批盐井，打破了敌人对川陕根据地的食盐封锁; 接着，十月间，王树声又指挥三十一军主力和三十军一部沿嘉陵江东岸大造向西进攻的声势，有效地配合宣达战役的主攻部队，解放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给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以沉重打击，夺得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解决了红军弹药补充、枪炮维修和军服装备等不少难题，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再次得到迅猛发展。

同年十二月中旬，在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刘湘又发动对川陕根据地的新围攻。参加这次围攻的敌军分为六路，共一百二十余团、二十多万人马，还有十八架飞机助战; 战法分东、西两线，战术是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围攻伊始，刘湘就狂叫： “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赤匪”。

红四方面军针对敌人的战略、战术和他们已经暴露出的种种弱点，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集中四军全部，九军、三十军及新编的三十三军共十二余团，主要对付敌主力第五路对东线的重点进攻;西线，则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统一指挥三十一军主力和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共十余团，以钳制敌一、二、三、四各路，并监视陕南之敌。

从十月十七日起，东、西两线红军，在徐向前、王树声指挥下，经过十个月的奋战，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而且奇迹般地打出一个比原先更广阔的川陕苏区。

一九三四年八月，刘湘以“围剿”失败，请免“剿匪”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克仪陇、南江、苍溪等地。

(五)

一九三五年初春，红四方面军以强渡嘉陵江拉开自己长征的序幕。

嘉陵江，系蜀境的四大河流之一，水深江阔，水流湍急。敌人凭借此天堑，配以重兵封锁把守。出征前，徐向前、王树声带领参谋人员，沿嘉陵江东岸翻山越岭，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寻觅战机，最后，选中了苍溪县城南塔子山下为突破嘉陵江的主要渡口。随后，调动力量，以最隐蔽的方式，于最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战船和浮桥。

三月二十八日夜九时许，在王树声为首的渡江前线指挥部的号令下，开始急袭渡江。经一番激战，强渡完全成功。接着，分兵三路乘胜疾进。王树声率领三十一军作为右翼，直取扼川、陕咽喉的剑门关，彻底摧垮敌在嘉陵江两岸的最后一道屏障。历时二十四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歼敌万余，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等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达梓橦，北抵川甘边，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

正在这时，党中央率领下的红一方面军，巧妙地渡过金沙江，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当时的敌情和红一方面军的动向，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争取两军会师。红四方面军行将出动时，王树声深入各部队，大张旗鼓进行迎接党中央的动员。

五月，红四方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王树声是全军后卫部队的指挥。六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继续担任全军的后卫。

两军会师以后，为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各自抽调干部和战士互为补充，交流经验。一方面军以袁光邦为政委的一个无线电队，被派到王树声的司令部工作，王树声给以热情欢迎、多方关怀。

这时，按照中央确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北上部队开始进攻毛儿盖的战斗。王树声通过电台联系，遵循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频繁出击，迷惑敌人，使胡宗南不能抽调兵力加强北面防线，从而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

同年七月下旬，党中央到达毛儿盖。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一、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军委确定两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

时任岷江支队司令的王树声，受命率部向毛儿盖集中。途经红一方面军三军团驻地时，兄弟部队不仅为他们修桥铺路，而且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自己本来很少的口粮送给他们吃。这种高度友爱精神，使王树声深受感动。到达毛儿盖后，王树声部被编入右路军，王树声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接着，他们在党中央的直接率领下，以高昂的斗志，跨过被称为“人间绝境”的大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正当右路军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的时候，张国焘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电令右路军之四方面军部队不再北上，重新南下。王树声和右路军的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战士，不得不与会师不久、并肩战斗过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战友们分手。

此时，秋风巳起，寒气袭人。王树声眼看着战士们衣单鞋破，无以为食，很多人走着走着，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他的心情难过得无法形容。也就是在这南下途中，王树声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位置又下到三十一军任军长。这无疑是“降职”。可他仍愉快地返回三十一军，继续忘我地工作着，毫不犹豫地同当时在三十一军盛行的军阀主义歪风作斗争。

同年十月八日，由北上半途退转回来的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大举向南进攻。王树声率部作为右纵队，沿大金川与左纵队齐头并进。他们穿过深山绝壁、急流狭谷，运用夜摸、奇袭和迂回的战术，夺占要隘，强渡急流，十余日内就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占领了懋功、丹巴两县城及绥靖、崇化、抚边和达维等要镇。

紧跟着，红军又发动天 (全) 芦 (山) 名 (山) 雅 (安)邛 (崃) 大 (邑) 战役，由王树声的三十一军组成中纵队，担任主攻。十月二十四日，王树声率部跨过积雪茫茫的夹金山，于十一月一日攻陷宝兴，击溃杨森部三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 又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沿途俘敌千余，直逼芦山城下。刘湘命其独立旅由名山驰援芦山，被另路红军全歼。十二日，芦山城遂被王树声的中纵队攻占。十一月十六日，王树声率领的中纵队又攻占了名山东北要镇百丈关。

为阻止红军攻势，刘湘急调其主力八十余团，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地区，组成屏障成都平原的阵势。十一月十九日，敌十多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百丈地区的红军阵地开始反扑。王树声等率部忍着严寒、疲劳，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七昼夜，虽杀敌一万五千多，可自身伤亡也相当惨重; 加之补给困难，不得不于十一月下旬撤出百丈，转移到名山西北莲花山一带扼险防守。

百丈关的失利，是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造成恶果的大暴露。这时，敌人集重兵于名山、邛崃、雅安、天全、康定、泸定等地区，大肆修筑碉堡，加紧封锁，首先在军事上陷红军于极端被动的境地。这一带多为藏族聚居和藏汉杂居区，历代反动当局对这里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民族之间隔阂甚深，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还煽动、胁迫群众反抗红军，以致红军的兵员、粮食和被服补给都大成问题，战士们只能以土豆、野菜充饥，以棕榈皮御寒。

与此相反，党中央率领的红军一、三军团，自九月中旬由川、甘边北上后，经过转战，于十月间到达陕北，同当地红军会合; 接着，又粉碎敌人的“围剿”，使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开来。

这期间，全国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寇侵占我冀东二十二县和察北后，又在酝酿着“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亡国灭种的大难，已临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继“一二九”运动后，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并一直保持着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

时代的召唤和党中央的关怀，在红四方面军引起强烈的反响。尽管张国焘对中央的路线仍进行诬蔑，但王树声和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迫切要求维护党的团结，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敌人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此刻，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依托的红四方面军，被迫于当月中旬撤离天芦地区，向西北转移，并发动了康 (定) 道(孚) 炉 (霍) 战役。经过一番苦斗，全军虽又脱险而出，于四月上旬占据东起懋功，西达甘孜，南抵瞻化，北连草地的一片地区，生活稍有着落; 但王树声和大家清楚地看到，这儿仍旧是人烟稀少、生产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又远离抗日前线，终非正途。他们都迫切希望北上抗日。

就在此时，获知红二、六军团正从黔滇边北进，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王树声带领所部，在“迎接二方面军”、准备北上“创建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开展整编训练和筹备物资等活动。

一九三六年“七一”党的生日前后，由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跨过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这时虽别有打算，但因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们的强烈要求，还是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联合编为三个纵队北上。王树声及其所属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为中纵队，第三次过草地。虽然出动之前全军在吃食等方面已作过较充分的准备，可由于路程遥远，时日过长，所带的干粮一天天在减少，又不得不再次以野菜、草根、皮鞋、皮带等充饥。后来，由于草根、野菜全被前边走过的人吃得精光，部队干部战士饿得东倒西歪，掉队的战士逐渐增多。看到这种情景，王树声刚毅地说： “几次爬雪山、过草地都没使我们这些战士倒下，难道现在还能让他们再躺在这里吗?”他和师、团许多干部亲自压阵当收容队，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重病号，并在路旁高声呼喊，为大家加油。在军长这种热情关怀和鼓动下，广大战士精神振奋，紧咬牙关，终于闯过了草地，进入甘南。一路上，经过反复斗争，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一破产。然而，王树声却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而受到张国焘的打击，被剥夺三十一军军长的职权，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六)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久，王树声奉命西渡黄河，先北进，以执行“宁夏战役”; 后西征，以“打通国际路线”。

其时，王树声由于长征的积劳，正疾病缠身，完全有理由不再出征，但他还是去了。然而一出师就不利。十月二十五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即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飞机轰炸，全军只抢渡过一大半，就被截断了。

时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的王树声，渡过黄河后，即随九军行动，按照“宁夏战役”计划北进，首战一条山、锁罕堡; 再战打拉牌、镇虏堡。这几仗，红军虽取得一定战绩，但因对手是盘踞西北多年、反共顽固的马家军阀的部队，他们多为骑兵，作战机动、灵活，又在本乡本土，不愁各种供应，所以，几仗之后，就使远途奔袭、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红军，露出不祥的迹象。“宁夏战役”计划因军情变化而放弃。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为西路军，并命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进，打通新疆的通道。

随即，西路军再振旗鼓，分三个纵队向西进击。王树声仍随九军行动，为第二纵队，在左翼，由镇虏堡向古浪进发。

在红军向西挺进之中，敌人的主力首先咬住了向古浪进发的九军。十一月十日，九军刚进至干柴洼地区，次日清晨，敌三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即三面猛扑过来。在这里打掩护的九军二十七师，与敌激战竟日，始脱身转至横梁山，与军部及二十五师会合。随之，敌三个骑兵旅又追击而来。九军再经一昼夜拚杀，才将敌击退，得以在十五日占领古浪城。

夺取古浪的胜利，一时也冲昏了九军主要领导者的头脑，进城之后，没严密布防，就高枕入眠。不料，次日凌晨，敌人步骑五个旅，另加四个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向古浪城发起闪电般反攻。九军领导者惊起仓猝迎战。经指战员反复肉搏，方驱敌后退。但在反击中，又遭敌骑兵的逆袭，伤亡巨大，护城河水为之血染。后在三十一军一个团的接应下，才撤出重围。这一仗虽杀敌四千，但九军的元气大伤，军参谋长陈伯穉等壮烈献身。

在这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

退出古浪，王树声即率九军向兄弟部队控制的河西走廊转移。原计划奔赴凉州 (武威) ，因敌已有防备，又改向永昌。但一到永昌城，又遭敌五个旅和七个民团的猛袭。王树声沉着指挥应战，虽多次杀退敌的进攻，歼敌两千余，但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退。与此同时，敌以重兵猛攻山丹城的五军团和永昌城外的三十军阵地，消磨掉红军不少有生力量。总括西路军西进月余，虽歼敌六千多，但自身也由过黄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困难日益加重。

十二月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冒着大风雪继续西进。年底和次年元旦，前锋先后占领抚彝(今临泽) 和高台，打开接近新疆的通道; 王树声率九军一部驻扎在抚彝城东五十里的沙和堡。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的一天，他得悉敌将发动进攻。考虑到所部远离总部，处境孤立，不宜死守，决计当夜主动撤退，向抚彝靠拢。

不料，刚刚起营，就惊动了已包围沙和堡的敌人。霎时，枪声响成一片，队伍被打乱了。当王树声率部出生入死，辗转汇集到西路军总部时，迎接他的又是一连串令人无比悲痛的消息：一月二十日，高台失陷，守城的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月二十一日，救援高台的骑兵师，在中途被敌所阻，师长、政委于激战中英勇献身; 总部直属队所在地抚彝复陷敌手，突围而出的战士遭敌截击，损失严重……

此刻，西路军全部人马，被数万强敌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地区四十多个屯庄，处境险恶。一月二十三日起，敌人向红军阵地发动连续猛攻。弹药奇缺的红军，几乎全凭肉搏与敌格斗，坚持了一月有余; 虽则消灭敌人上万，可西路军兵力也不足万人了。

鉴于长期困守无望，西路军决定回师东返。二月二十一日夜，分两路突围。王树声率九军为右翼。二十四日，九军进抵甘州(今张掖) 西南的西洞堡。一驻下，即得到消息，大批敌人正尾追而来。王树声利用敌人系“骄兵”的心理，乘夜杀了个“回马枪”，打垮敌人一个骑兵旅及一个宪兵团，缴获一批枪枝弹药。翌日，九军和三十军又在龙首堡，全歼追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

这些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凶焰，本有利于西路军摆脱险境，迅速东返。但西路军主要负责人陈昌浩错误地认为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便率部重返倪家营子。到了倪家营子的第二天，敌又以重兵围攻。全军与敌血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度困境。

三月五日夜，王树声随同大家再度突围，向西北转移。但七日又于抚彝南遭敌包围，苦战五天才解脱出来，向祁连山转移。

三月十二日，西路军刚抵祁连山的梨园口，敌骑兵又蜂拥而至。担任后卫的九军，在王树声指挥下抢占了梨园口的西山头，力抗追敌，掩护三十军。战斗空前激烈，仅仅几小时，就有两个多团的红军战士在阵前洒尽热血，九军政委陈海松等壮烈牺牲。王树声在不停拚杀下，始突出重围。总指挥部也率余部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区。这时，全军连同大批伤员在内，已不足三千将士了。

三月十四日，转移至康隆寺南石窝地区的西路军余部，再遭敌骑兵袭击，又损失过半，被山下敌两个旅死死包围，情况危急已达顶点。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余部分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千余人，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顺祁连山西行，隐蔽转移，往安西、新疆方向前进; 右支队五百余人，由王树声、毕占云等分别率领往东走，同敌人周旋，向黄河方向东移。为分散敌人注意力，还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另分为一小路，脱离大部队，向东潜移。

会后，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很快吸引住了敌人的不少兵力。三月十五日，他们与尾追之敌激战于黄番寺地区，节节失利，全队大部分战士牺牲于沙场，只剩百余人突围。从此，王树声就带领这支队伍，在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打了近百日游击，人员锐减到三十余，个个形容枯槁，就连战马也饿得瘦骨嶙峋。随后，在一次遭遇战中，队伍又被敌冲击，王树声率先竭力拚杀，突出祁连山时，已不足十人了。他们在山丹分为两股，决意东返陕北。王树声仅带两名战士，历经艰辛，穿过了浩瀚如海的腾格里大沙漠，走到镇远县境。正待过黄河时，夜晚忽遇敌人，王树声一行三人又被冲散。

眼下，只剩下王树声孤伶伶一人了。前途吉凶未卜。但他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 沿途，他乞食为生，历尽艰辛。路经宁夏中卫县境时，碰到一位名叫俞学仁的好心老人，才护送他到陕甘苏区的固原县。

一九三七年八月，王树声终于到达延安。他激动得无以复加。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挂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并接他吃饭，为他洗尘。这是他没想到、也是最为感动的。

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思想去见毛泽东的。可当他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经过，并以极为沉痛的心情检讨自己的过失之后，毛泽东非但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鼓励他放下包袱。听说他渴念学习，毛泽东当即亲笔写信，介绍他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毕业后，王树声又申请转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

一九三八年冬，王树声告别延安，奔向华北抗日前线，初任晋冀豫军区 (后改为太行军区) 副司令员，继任代理司令员; 尔后，军区与一二九师合并，又任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开始。王树声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经受了一次难忘的革命洗礼。

(七)

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于四月十八日首先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的作战。面临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很快丧失豫鄂湘桂铁路沿线城镇。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频频发动攻势，袭击敌伪据点和交通线，收复许多县城，扩大解放区，并于下半年开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

在此形势下，王树声受命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领一支劲旅由延安出征，跨太岳、绕太行、渡黄河，向豫西敌后进军。

当时，豫西情况异常复杂。其最显眼的一个特点，就是“土围子”星罗棋布，明碉暗堡林立。他们有的打着抗日招牌，有的扯着反共旗号，还有的标榜国、共、日都反……真是五花八门。然而，王树声心里明白：这些“土围子”，绝大多数为的是“保家活命”。他们之所以不要外界接近，主要原因是连年被水、旱、蝗、汤(恩伯)的“三灾一害”和日、伪的烧杀抢劫害苦了;同时，又受反动宣传影响，不明瞭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因而，进军途中，王树声就谆谆教育干部和战士，要体贴人民，爱护人民，并约法三章：不进围子，不走小路，不踏青苗。进入豫西首站渑池县城时，适逢农历年关。大年初一那天，王树声通过地下党组织，邀请各界代表人物来司令部举行团拜，请大家吃红薯面饺子。席间，他和大伙话家常： “过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大节。按北方风俗，应该包白面饺子的; 可现在，吃红薯面饺子都难。乡亲父老们想想，这究竟是什么缘由呢?”大伙异口同声说：都是日本鬼子闹的，再加汤恩伯这一害! “众人是圣人哪! ”王树声点头说，“所以，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由延安开到这里，正是为了同河南人民一道抗日救国。我们是一家人。今后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支持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欢迎父老和兄弟们提! ”

人民子弟兵的模范行动，老百姓一一看在眼里，共产党、毛泽东派来的延安老八路的好名声，迅即飞扬开来。大多数“土围子”里的群众，清除了心中的疑虑和戒备，把八路军视为“自家人”，争相打开寨门，欢迎八路军往来和进驻。

王树声率部且战且进，挺进嵩山，与先期在那儿活动的皮定钧、徐子荣的部队会师。敌人调兵遣将，妄图诱迫我军在嵩山决战。王树声决定首先分兵数路，在嵩山山地跟敌人周旋，把敌主力吸引在山里; 接着，出其不意，奇兵直捣登封。

登封，位于嵩山西南，系日、伪军大本营之一。当时，敌集结精锐于嵩山，正做着“歼灭八路”的美梦，没想到，八路军会乘虚而入，直逼他们老窝。当敌人如梦初醒，由嵩山火速回师救援时，我军在登封县城下摆出“大打”的架势;敌人在城外布下“口袋阵”，妄图把我军“装”进去。那知天黑以后，我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口袋”，迅速分散，反拉起一个大网，把敌人“罩”了起来。深夜，城内城外之敌，双双发起攻击，都以为打的是八路军，愈打愈凶，一直互相厮杀了半宿，死伤累累。及至打得精疲力竭，发觉上当时，我军紧收大网，猛冲过来，一网打尽，解放登封。

在战登封的同时，王树声还分兵在嵩山周围的临汝、伊川等地，广泛开展攻势，拔除许多日、伪据点，占领一些枢纽要津，使豫西大片国土得以收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但是，当我中原八路军一部往偃师县城受降时，那些原已“半死不活”的日、伪军，不但拒绝向我军投降，而且还动了枪炮。我军为防意外，暂且向后撤退。半途又得情报，沿陇海路向郑州急奔的大批国民党军队，插进了我第一军分区的后方。回撤的我军快速收拢，准备拦截。此时，王树声率两个主力旅飞马赶到。他当即布好阵势，大义凛然地警告国民党军队：不准通过我抗日根据地内部去抢夺胜利果实! 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军队，只得灰溜溜绕道而去。随后，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王树声指挥部队逐鹿中原，从日、伪手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和武器、物资; 对胆敢反抗者，严惩不贷。

与此同时，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的迹象日益暴露。为作好迎战的准备，王树声根据党中央指示，将豫西的部队进行调整，组成第一纵队，计划北渡黄河，开赴华北。正待启程时，王树声又接到南下的命令。十月，第一纵队与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在桐柏山区，当即成立新的中原军区，并将主力整编为两个纵队，王树声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王树声指挥所部在桐柏山区活动了一个时期，又奉中央电令，率部开往豫皖苏边界。

中原军区部队撤离桐柏山时，分为两路。王树声的一纵队为一路。他们通过确山县，越过京汉路，一九四六年元旦一过，即进占豫东南的光山县，并很快与赶来的二纵队汇合。此后，为贯彻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我军放弃光山。于是，我一、二纵队又分为两路由光山继续南下，拟绕道向苏北津浦路东的新四军靠拢。谁知，刚行至泼陂河和宣化店，就被早有预谋的国民党重兵围困住。

第一纵队在泼陂河一驻下，王树声就鼓动大家：敌人胆敢进犯，就狠狠揍它; 它要缩回去，我们就好好练兵。第一纵队在泼陂河被困半年光景。除了外围小仗断断续续，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练兵、学习，密切注视着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只等时机一到，就冲杀出去。

(八)

一九四六年初夏，正当蒋介石作着“七一全歼中原共军”的迷梦之际，我受困的中原部队，遵循党中央突围 “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电示，于六月二十五日前后，全线出击，分途突围。

王树声率领的第一纵队，作为南路突围主力，先后突破敌飞机助战、铁甲车巡逻的京汉铁路，闯过重兵防守的滔滔汉江，打垮敌人的前堵后截，于八月初到达崇山峻岭的鄂西北。党中央命令他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 并任命他为根据地的全面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鄂西北虽然地势偏辟，群山闭锁，却有重大的军事价值。由这里西进、北上，可分别直趋川、陕，威逼国民党的大后方; 东去、南下，又可兵临武汉等城市。因之，抗战时期蒋介石就在这儿全力经营，不容异己染指。而今，我军进入了这个“禁地”，敌人如坐针毡，立刻集中重兵，对我展开 “清剿”。我军则以游击的方式，与敌进行“迷藏战”。王树声笑着对大家说： “毛主席的这一招高哇! 我们现在就象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我们动一动，蒋介石就不好受呢，别看他睡的是弹簧床，我们睡的是岩洞老林! ”

敌人不断扑空，越恼越疯狂，紧紧缠住我军不放。有一股尾追王树声部的敌军，特别狡猾，竟伪装成我军“掉队”人员进行偷袭，已经打掉了我们的头道哨; 幸亏二道岗发现，大家才脱险。可随后敌军又“盯”上来，追了个把礼拜。有一天，王树声率部急行军一昼夜，来到神农架的千家老林，发现有处地形象“囚笼” 。他灵机一动，早早把队伍隐蔽四周，打了个漂亮的埋伏战，狠狠教训了敌人。

在这里，王树声和他率领的部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敌人这股不小的力量死死拖住，给华北战场我军以有力的配合。但这番道理，并不是每个干部、战士都能想得通，不少战士有牢骚。王树声给大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打着生动的比喻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个整体，就象一个活人，其中每一支部队，又象人身体上的每个器官，有作头的，有作眼的，有作口的，还有作手、脚，作屁股的。都想作头、口、眼这光彩的部分，那手、脚、屁股这苦差的部分谁来作?! 而没有手、脚、屁股，一个人还能成为完人，还能活得好吗?!”

当时，医药缺乏，不少伤员的疮口发炎化脓，久久不愈。王树声的两脚也因脚气病感染而溃烂。即使这样，王树声常将坐骑让给重伤员，自己则一瘸一拐地随队伍前进，一再鼓励大家千万不要掉队。鄂西北地瘠民穷，开头，战士多少还能吃点苞谷，日子稍长，就没五谷沾牙了。有的地方，我军只能过一次;再过，就要跟当地老百姓“争食”。没有粮吃，就只有找些野菜、野果、野木耳之类充饥。露宿山野，更是常事。实在冻得睡不着时，王树声就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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