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世英人物传,王世英生平事迹,王世英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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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世英人物传,王世英生平事迹,王世英评价

(一)

王世英，字子杰，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于山西省洪洞县杜戍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一九二一年高小毕业后，适逢太原国民师范招生，他步行六百里去应考，被录取①。国民师范学校是官费，实行半工半读，每天做两小时的工。王世英非常珍惜这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勤奋。当时，学校里禁看介绍新思想的书刊，王世英带头反抗，联络了一些同学，互相掩护偷着看，并经常在一块商讨怎样开展斗争②。

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后，太原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搞“抗税运动” ，国民师范的学生也纷纷起来闹学潮。王世英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对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斗争。他鼓动同学利用学校寒假考试的机会进行罢考，以示抗议。结果，斗争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校总干事以及各班的班主任，改组了学生会。但寒假结束后，他却因带头闹事，被校方开除。

王世英被开除后，到开封考入国民第二军总司令胡景翼办的学兵营①。学兵营营长刘天章是共产党员，时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教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王世英在这里更加广泛地阅读革命书刊。共产党员高维翰 (后叛变) 发现他追求进步，便经常找他谈话，并介绍他看《共产党宣言》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一九二五年二月，由刘天章、高维翰二人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常委②。四月间，胡景翼病故，部队中旧势力的代表岳维峻上台，对革命势力严加压迫。党组织决定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学习。王世英于一九二五年八、九月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③。

王世英入黄埔不到一个月，就随入伍生团出征，打下惠州后，即驻防惠州训练。一九二六年二月，王世英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④，曾在二团七连任班长。在紧张的军训中，他仍积极进行党的工作，除定期过党组织生活外，每周还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一次党的政治时事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王世英由黄埔军校毕业后，由党分配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担任三中队分队长和党支部委员。纠察队收入低微，生活很苦，曾有人想拉他到别的军队当连长。他一口拒绝，说： “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升官发财。”⑤

一九二七年三月，党决定把一部分干部调到部队去，王世英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团党代表办公室任主任。这支部队比较进步，驻在广东北江的韶关、英德、清远一带。这时，蒋介石已决心背叛革命，形势非常紧张。教导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做了战斗准备，计划武装农民，同部队配合，必要时占据北江。

四月初，党组织计划搞农民暴动，派王世英到广州去买手枪。他带了一千多元，买好七支枪，正准备返回时，广州发生了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水陆交通全部断绝。王世英急着想赶回教导队交待任务，便雇民船沿北江而上。到了清远县内，被叛军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在清远县监狱关了三个月，后被驻在该县的黄埔同学杨振亚保释。出狱后，王世英托辞身体有病，对杨振亚说他先到广州看病，再回来报答救命之恩。杨振亚答应借给他二十元钱，看完病后再回来。王世英到广州后，便隐藏到省港罢工工人的宿舍里，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七月，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乘船到了上海。不料上海党的交通机关刚遭到破坏，王世英接不上关系，随即秘密转到武汉①。

这时的武汉，形势也很紧张。王世英到后，与军委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叶挺师当连长。上午刚到连队，下午又接到命令，让他到河南十九军高桂滋部工作，一块去的有曾晓渊、张庆孚、张友清等三十余人。他们经过两个月的辗转，九月间才由高桂滋的秘书胡纶接送到高部，王世英被任命为营政治指导员。后来，部队由河南移至皖北。不久，杨虎城第二十军也由陇海路转移至皖北太和一带，共产党员魏野畴任政治部主任。是年冬，中共皖北二届特委成立，王世英任皖北特委、毫州特分委委员。不久，杨虎城也积极要求我党派人去工作，王世英便由高桂滋部调到杨虎城部冯钦哉师当参谋。

一九二八年二月，皖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的决议。暴动前，王世英化名王敞，利用驻军之便，经常深入毫州一带农村发动农民，住在谷堆集东约七、八里的一个姓梁的党员家里。四月八日，皖北暴动的命令传来后，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不分白天黑夜，印传单、贴标语，召集农民开会，鼓动农民的革命勇气。这次暴动因力量不够、准备不充分而失败。王世英当天晚上跑到谷堆集一位同乡的店铺内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太和找到部队。由于暴动失败，部队里的一些党员也开始动摇，甚至还有两人企图叛变，王世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枪毙了这两个人，拿了一支枪离开了部队①。

王世英由太和跑到河南开封，这里形势也很紧张，不凑巧他又染上了疟疾，既无人照料，又无钱医治，只好向朋友借了点路费，暂回山西洪洞老家养病②。回家后，王世英看到《山西日报》也登载了搜捕自己的通缉令，只好假称报上通缉的是崞县的王世英，不是自己。为了避免被敌人发觉，他每日躲到地洞里。

一个月后，病还未好，王世英又改名王子杰，跑到北平寻找党的组织。阎锡山在北平的势力很大，其中有不少国民师范的学生。王世英在一些左派同学的掩护下，一面找工作维持生活，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听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成立政治部，需要人，他便在此觅得了一个科员的位置。与此同时，党的关系也接上了，交给他的主要工作是了解蒋桂冯阎各军阀之间的关系，联络各地失散同志，并在军队里搞兵运及发展党的组织①。

一九二九年五月，第三集团军政治部派王世英到阎军山西卫生团政治部担任主任。这时，阎锡山、冯玉祥同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阎、冯暗里积极进行反蒋活动。按照党的指示，王世英在部队积极开展反蒋宣传。到了八月间，卫生团结束，王世英又返回北平。

九月，王世英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接连三次审讯，王世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过了三个月，敌人还没有抓到证据。党组织通过王世英的老乡、河北省建设厅厅长温寿泉，向阎锡山驻北平代表赵培廉求情保释，王世英始得出狱，但他又一次同党失掉了联系。

一九三○年一月，阎、冯反蒋战争即将开始，阎锡山大量扩编部队。王世英接不上党的关系，遇到阎军中同村的一位营长郝礼耕。郝邀他当副营长。王世英勉强接受，参加了阎军。

同年七、八月间，阎锡山的这支部队开到河南安阳一带驻防。这里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很明显，到处可以看到用粉笔写的革命标语。一天，北平宪兵司令部发来密报，要部队到一个地方搜查捕人。营长命令二连连长王风山去。王世英为找到党组织，同时也好作掩护，便要求同行。去后，见有几个铁路工人在打牌，可能是借打牌为掩护在开会。搜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王连长要把在场的人抓走，王世英说： “没搜出证据，先不要带人，以免引起铁路工人不满，造成罢工。”实际上他是在保护这些同志。回来后，营长拿着命令还要去逮捕那几个人，王世英又说不如先稳住，第二天再去捕。这样，中午乘营长午睡时，他拿上命令跑到那个地方，通知了那里的同志，催他们快走，并要求他们同自己联系。第二天，搜捕的部队去时扑了空，但因情况紧张，党的关系还是没有接上。此后，这支部队在山东作战被打败，王世英于十二月返回山西小住，复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到西安寻找党组织，经人介绍在杨虎城部严沛霖团任副营长。此时，他曾同一些党员联系，但因种种原因，组织关系仍未接上。同年秋，王世英同上海中央军委的刘子华(刘仲华)取得了通信联系，遂决定去上海找党。

(二)

一九三一年十月，王世英到了上海。经党组织考察后，同年底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员身分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王世英在南京同学多，熟人多，他本人一向为人正派，在同学中有相当高的威信; 加上正值蒋介石要下野，南京很混乱，所以，工作进展很快。当时，打入复兴社的人最多，其他如中央党部、外交部、立法院、铁道部、军校、铁甲车纵队等部门，都建立了党的情报关系和外围关系。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王世英提议派人打进去，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先后派七、八个同志打了进去。这样一来，蓝衣社的很多活动情况，党组织都能很快知道，工作很顺利①。王世英在南京一年，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去上海一次，向党请示汇报工作。这期间，他曾奉命去西安一次，与杨虎城部的骑兵团团长、正酝酿准备率部起义的王泰吉联系②。“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夜，他正在上海汇报工作，曾奉命留十九路军工作了一段时间，停战后才返回南京③。

由于当时中央“左”的错误指导，对南京的工作要求过急，加上王世英在南京活动较久，引起敌人的注意。一天深夜，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同乡简北昌送来敌人抓他的密信，王世英连夜转移了住址，把工作移交给芦育英，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奉调回到上海。

王世英到上海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迁往江西苏区，不久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白区工作。王世英被分配在军委情报部工作，任务是向外派遣人员，接头、谈话，编情报供中央参考。此时，他的原配妻子在老家病逝，他同共产党员李果毅结婚。

一九三四年期间，上海中央局对国民党江西德安专署专员莫雄做了许多工作。莫雄是孙中山时代的老国民党员，不满意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同情共产党。他在德安专暑当专员期间，王世英曾派了很多同志到那里去工作。当时敌人加紧对苏区封锁围攻，采用碉堡政策，步步为营，使红军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上海中央局决定炸毁南浔路之德安铁路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王世英和其他同志全力以赴布置这一项工作。除在德安专署内和南昌市建立据点外，又在南京、九江布置了交通站，如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是他们与江西来往、通讯、汇款和转运东西的重要交通站。

一九三四年初，王世英介绍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和宣侠父恢复党的关系，帮助吉鸿昌组织反帝同盟。

这时，蒋介石正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气焰十分嚣张。敌人一方面加强进攻苏区，一方面加紧后方的“清理”，以上海为重点，提出前方“剿匪”和后方“剿匪”同时并进的口号。中共上海中央局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不断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王世英不顾个人安危，在新成立的上海临时中央局领导下，努力为党工作。他认真研究白区工作的特点，从血的教训中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减少党的损失。在斗争中，他学会了机智灵活的斗争方法。过去发展了地方关系，便转交给地方，但因地方党的关系经常被敌人破坏，而且每次破坏就直接牵连到情报部门，王世英就决定以后不再轻易转交关系。

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临时中央局被敌人大破坏，有四十人被捕。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王世英等仍坚持斗争。“八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五月三日和五月五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其中五月三日的信中指示： ‘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 。遵照这个指示，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宣告结束。”①临时中央局的同志，有的去了武汉，王世英等转移到了天津，在上海只留了一个交通站，由邱吉夫负责。王世英到天津后，仍经常同邱吉夫 (化名小张) 联系①。

接着，许多在外地无法立足的同志，纷纷来到天津。他们要住房，要吃饭，要继续向外转移的路费。但当时国际关系、苏区关系均已断绝，经费完全没有来源。王世英依靠大家努力，使这批干部保存了下来，并且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据后来统计，在王世英的领导下保存下来的干部约有五百多人，其中有毛齐华、王文学、南汉宸、刘道衡、陈雷、刘贯一、张友渔等②。

不久，王世英担任了中共北方局的情报部部长③。他曾让南汉宸通过申伯纯作杨虎城的工作，鼓动杨虎城抗日救国。一九三五年底，长征初到陕北的党中央，派汪锋持毛泽东信去西安找杨虎城，谈判联合抗日问题。杨虎城因不了解汪锋的来历，遂派省府秘书崔孟博(地下党员)去天津寻找南汉宸查证。适逢南汉宸当时不在天津，北方局便派王世英随同崔孟博，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秘密前往西安。王世英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亲自和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 二是取道西安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几年来白区工作的情况。到西安后，崔孟博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他带回一个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把王世英带到九府街 (今青年路) 杨虎城的别墅止园客厅。为了不走漏风声，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王菊人先把王世英锁在客厅东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又到新城把钥匙交给杨虎城。中午，杨虎城去止园，先到自己的卧室更衣，装着要睡午觉的样子，等警卫人员离开后，悄悄打开那间小房子的门，与王世英商谈，王世英还向杨虎城证实，汪锋确是自己的同志。双方以南汉宸过去所提六条建议为基础，进一步做了具体协商，达成了四点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炮，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况。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①。

几天之后，杨虎城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送他们去陕北。二月下旬，王世英到达瓦窑堡。这时，中央多数同志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过黄河到了山西，他又赶赴山西前线，向党中央汇报了白区工作和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对王世英的谈判很满意，中央同意王杨协议。于是，我党在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三个军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人员来往很方便。我方人员在杨处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以自由出入，军用品及其它物资都可以由此通过。

王世英在山西前线汇报完工作后，党中央决定他仍回天津工作。四月，他到天津时，党中央已派刘少奇 (化名胡服)担任北方局书记，领导白区工作。

为了恢复两广的党组织关系，刘少奇曾派王学文、宣侠父去香港，但当时留在香港的胡某等不予接头。刘少奇又派云清(云广英)去港，亦遭到胡某等的排斥。王世英到天津后，刘少奇再派他去两广联系。王世英于七月抵香港，胡某已离港去了广西。此时，他接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这个宣言支持两广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对两广党的工作提出了方向。王世英从香港到广西后，把中央的“宣言”印成传单，交给胡某，但胡不让传单与群众见面，也不敢给李宗仁看。王世英将胡某拒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中央把胡某等二人开除出党①。

王世英在香港期间，还通过一位姓陈的同志，和当时在澳门的叶挺建立了直接联系。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王世英从天津到北平时，获悉宋哲元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既想保存其实力，不想撤走，又不想当汉奸，还想抗日。针对这种情况，王世英和肖明等通过宋的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地下党员) 转达了我党的意见：希望宋能抗日; 军官学校不能只读四书五经等，要积极地培养抗日干部，准备抗战。宋表示同意，并要求我党予以帮助。于是党即派张友渔和温建公以大学教授名义，到军官学校教政治课，讲授国际时事和抗日救国道理，激发了下级军官的抗日救国热情。接着，王世英又负责起草了给宋哲元的建议书，经刘少奇修改过后，送给宋哲元，建议他实行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方针，当日寇侵犯时，先发制人，占领山海关，缩短防线，可以迫蒋抗日。宋哲元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大加赞赏。随后，王世英还把靖任秋派到宋部任情报处长，从而使我党掌握了宋哲元的情报工作。

“七七”事变后，北方局从天津迁往北平，不久又迁到太原。在太原时，王世英曾接代彭雪枫负责过一段红军办事处的工作①。

这一时期，王世英在国民党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扩大党的影响。在他的领导下，编印了《情报三日刊》和《广闻通讯》。前一刊物主要供中央负责同志参阅; 后一刊物主要反映文化界及上层文化人士如李公仆、郝梦九、续范亭等人的情况②。他还领导和组织了对上层人物如杨彰武等的工作，为党中央收集了大量重要机密情报，如蒋介石的《国民党抗日战争战时战地组织条例》、《国民党战时反共灭共办法》等秘密反共条件，曾受到党中央社会部书面表扬③。

(三)

一九三八年一月，王世英调延安，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进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长期的白区工作，使他很少有机会钻研理论问题，这一次，他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组织生活方面的知识，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这期间，他听说毛泽东和江青要结婚，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在上海中央局工作时，了解江青的不光彩的历史。出于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在小组里首先提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毛泽东不要同江青结婚。这封信由他起草，并头一个签名，接着签名的还有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申伯纯、肖明、邱吉夫、刘子华、阎揆要、王超北、梁明德、邹大鹏、朱大鹏、余宗彦等。后来又由他把信交给了中央领导人张闻天①。

一九三八年八月，朱德总司令从晋东南回延安不久，由王世英倍同又到山西吉县古贤村拜访了阎锡山。双方商定，第十八集团军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地设立办事处。朱德当场指定由王世英任处长。阎锡山表示同意。于是，一九三八年十月，王世英到山西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②。临行前，朱德代表党中央同王世英作了一次长时间谈话，指出：办事处对阎锡山要采取拉的政策，具体做法是：一是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他若投降日寇，将在战场上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二是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因为他可以在八路军与中央军之间起一些缓冲作用。他若被蒋介石吞并掉，我们陕甘宁边区的东南翼将会遭到蒋介石更严密的封锁。三是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告③。

王世英在八路军山西办事处工作期间，忠实的执行了党中央这一决策，同阎锡山进行了机智灵活、有理有据、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都是公开身分，王世英和同志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抓住各种机会，给阎锡山的高、中、下各级干部做抗日工作。他首先从做上层的联络工作开始，同阎锡山的高级官员孙楚、赵戴文、王靖国、赵承缓、郭宗汾、杨爱源等经常来往，同时也和阎锡山的五妹夫梁延物、国民党省党部书记李光洋有来往①。这样中层看上层，下层看中层，很快上中下层都开始和办事处来往，尤其阎锡山司令部的许多青年人，经常到办事处找王世英了解前方情况。王世英利用同这些人接触的机会，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阎、蒋矛盾，争取阎锡山抗日，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一九四○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间，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布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皓”、“齐”两电，勒令我八路军撤到黄河以北，企图逼阎锡山“剿共”。阎锡山接电后，征求高级部属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世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面见阎锡山，陈述团结抗战和反共倒退的利弊。他以大量事实说明，蒋介石此举目的是把自己同八路军的矛盾转嫁给阎锡山，利用阎锡山的势力来同八路军作战，造成两败俱伤。王世英还利用我党的内线力量，向阎锡山展开“劝说”，终于使阎锡山置何、白电报于不理，保持了中立，为我党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积极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②。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阎锡山与日寇勾结愈加频繁。王世英将此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指示要向阎锡山面陈我党坚持抗日的主张。阎锡山平时很爱听人讲形势，王世英就以报告形势为由，同阎锡山约定了十五分钟的会见时间。会见时，王世英给阎锡山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他指出：日寇现在已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寇配合德国进攻苏联西伯利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的西伯利亚是个穷地方，人烟稀少，气候也很寒冷，日寇现在是缺少人力物力，进攻和占领西伯利亚，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对他毫无益处。但他还不想停战，要配合德国进攻，发动新的战争，就要找资源丰富的地方，不会找人烟稀少的地方。阎锡山问： “委员长 (蒋介石) 如果同日本人妥协谈判怎么办?”王世英说： “蒋介石打的是抗日旗子，他如果丢下抗日的旗子，投降日本人，那正好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的政治资本就要失掉了，他的假面具就被揭穿了，人民会唾弃他，忠奸就分明了。”阎锡山又问： “你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怎样?”王世英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们抗日一定要抗到底，谁投降日本人，我们都不能坐视不理”①。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多钟头，使阎锡山很受震动，他的降日计划开始动摇了。不久，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的部下背后讲： “上次八路军王世英处长的谈话是对的。”他们更佩服我党我军，提起王世英，都称赞他是个有本事人。在王世英的努力工作以及客观形势的逼迫下，阎锡山对日本人的妥协投降活动不得不暂时停止②。

王世英巧妙地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随时掌握阎锡山的动向，及时向我党中央提供各类军事、经济等情报。他在阎锡山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高级部门都发展和安排了共产党员，如赵宗复利用其父赵戴文同阎锡山的密切关系，经常出入于阎锡山的高级部门; 张友清在办事处掩护下，以秘书长的名义做党的工作;杜任之也曾在国民党省党部为我党工作过。王世英还在这些机构中联络了许多同情者，如阎锡山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的杨大山、警备司令阎家凡、中央社记者郭路旁等。通过这些内线人物，阎锡山的一些秘密活动和机密文件，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及时知道，报送党中央。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发的三个消灭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就是他们搞到后送往延安的①。一九四二年夏，日寇和太原的伪省长苏体仁，派人到山西吉县和阎锡山秘密谈判，欢迎阎锡山进太原。阎锡山犹豫不定，想投靠日寇，保住自己的势力。这一情报，很快被我通过内线关系搞到手，王世英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决定，以斗争求团结，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公开揭露了阎锡山投降日寇的企图。在二战区，王世英领导办事处的同志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利用内线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散发报纸，大造舆论，联系阎锡山内部的爱国人士向阎锡山规劝。为了不使阎锡山投降日寇和被蒋介石吃掉，办事处和有关党组织还利用阎锡山集团内部进步力量，成立了 “同志会” ，以此拉住阎锡山。结果，迫使阎锡山未敢投降日寇②。

为了支持阎锡山不被蒋介石吞并，王世英针对蒋介石在经济上卡阎锡山的情况，主动向阎锡山提出同陕甘宁边区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经济往来的主张。阎锡山这时只占晋西、吉县等几个小县，一无工业，二无资金，听我们愿意同他搞经济往来，非常高兴，立即派他的妻弟徐士琪同王世英接触，谈判具体事宜。阎锡山需要煤油、盐等物资，我们边区有延长炼油厂，有花马池的食盐，就同意用这些东西换取他们的布匹、印钞票的道林纸、小五金、电料、电器、钢铁、汽车等。协议达成后，每天双方都有四、五个骡子运货物。为了躲开蒋介石嫡系军队，交货地点都设在比较隐蔽的黄河渡口，如吉县龙王山北边的马头关、凉水源、秋林等渡口。货到渡口，双方都用羊皮筏子来回运送。

王世英常对办事处的同志说，做内线工作是提着脑袋工作的，万一被捕，即使牺牲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不能叛变①。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黄昏，胡宗南宜川驻军突然进入阵地，关了宜川城门，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把办事处的同志们全绑了起来，并进行殴打、侮辱。王世英的爱人李果毅也在内。此时，王世英碰巧到阎锡山克难坡司令部去了。听到消息，他立即采取营救措施，向阎锡山和有关方面提出抗议，进行交涉; 同时给被押的同志传递消息，鼓励他们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敌人只得全部释放了被押同志。这次事件中，同志们没有一个惊慌失措、失节叛变的，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

王世英非常注意培养干部，经常亲自传授搞内线工作的经验。他还从二战区介绍了一批青年到延安学习，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王世英在八路军山西办事处工作三年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多次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表扬。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和朱德接见王世英时说：“你们办事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①

(四)

一九四二年初，王世英奉调回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先参加了中央军委学习委员会的工作，以后又调到中央党校帮了一个时期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这时候最忙，又要审查材料，又要写证明，又要谈话，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帮助一些同志把问题弄清楚，确实起了不少作用。对于组织原则的掌握和运用上，以及对敌人提高警惕性方面，均有所提高，可以说是入党以来最大的收获。”②

整风运动的后期，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大批好同志遭受诬陷迫害。“抢救运动”一开始，王世英发现他所在的支部被确定为“特务”的几个同志，经调查核实后并不是事实; 在别的单位，有几个他很了解的好同志，也被指控为特务。因此，在一次支部会上，他提出运动有些过“左” ，应该赶快纠正。但是王世英这次发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被一些同志认为是“右倾”。王世英想，许多好同志遭诬陷，对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理由对党说假话。于是，他又大胆地向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写了一份报告，说运动的发展有些“左”，请中央纠正。在这封信中，他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为已被指定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即魏巍) 、周峻烈、钱来苏 (民主人士) 等六同志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这些人都是好同志。

这封信刚发出，其中有两个同志已被迫“坦白自首”。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半夜给王世英复了一封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并威胁王世英要把党票好好收起来①。在杨家岭中央学委会上，康生曾指着王世英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 ，想称英雄，说： “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你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你自己?”②在党校千人以上的干部大会上，更公开诬陷王世英和孔原等是“大特务”。但王世英并没有就此害怕低头。他态度坚决，神情坦然。会后，有的被点名的同志找康生作解释，王世英谁也没去找。他心里无愧，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一次，毛泽东见了王世英问道： “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笑着说： “说我什么都可以，过十年后再看，十年之内可以做出点工作成绩吧! 到那时再看王世英是不是特务。”毛泽东听后鼓励他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嘛! ”③这句话对王世英的鼓舞很大。这说明中央是了解和信任他的，是关心和爱护他的。

在整风运动中，王世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敢于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事后，陶铸曾对王世英说： “在那个时候，你敢出来说话，这一点我很佩服你! ”④

一九四五年四月，王世英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以后不久，中央决定王世英担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①，专做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王世英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签字后，王世英奉命去徐州建立军调部三人小组，三月回延安汇报工作。同年夏，他因脚气病复发，并继发感染，在延安医治。不料由于用药过量，致血液中毒，数月不能行动。中央送他到北平、张家口治疗。十月，蒋介石占领张家口，王世英先回延安，继又奉命经晋绥解放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对沿途各地的敌军工作做了深入的检查和具体的部署。不久，中央任命王世英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专管国民党军工作。一九四七年夏，为配合刘、邓大军渡河南下，他一方面在部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通过各种内线关系对国民党军队发动宣传攻势，在开展“高树勋运动”，分化瓦解敌军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王世英仍做国民党工作，任副参谋长。他召集了这两个军区的国民党军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

同年九月，为了配合进攻太原，在徐向前的直接领导下，王世英又率有关人员进驻榆次，除大批训练、释放阎锡山及黄樵松部被俘虏军官外，还积极策动国民党第三十军黄樵松部在太原起义。就在起义前几个小时，由于黄樵松的副军长出卖，黄樵松军长和我军派去的一个参谋处长被阎锡山逮捕，送往南京枪杀了，致使起义失败。我军暂时放弃攻城。之后，王世英回到华北军区，配合第四野战军攻打天津。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军攻克天津。王世英奉命参加了天津军管会工作，任军管会参谋长，后兼任警备副司令员，党内职务是市委常委①。

(五)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年，中央派王世英回山西工作，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政法委员会主任等职。

从白区工作、军队工作转做政权工作，对王世英来说是个崭新的课题。他深深感到自己需要学习，并制定了学习计划。他很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经常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断改进工作。当时交通不便，他常骑着毛驴，从这县转到那县，从这山转到那山，每年都有几个月深入在基层。

他在农村看到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形势很好。他给基层的干部们讲，要珍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千万不能挫伤，要帮助贫苦的农民富裕起来。

这一时期，王世英主要分管政法工作。他深入群众，亲自翻阅案卷，细心研究，查证了一些重大案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数百件冤、假、错案。

一九五四年，王世英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利用休息时间，找许多同志谈工作，每天都谈到深夜。由于长期连续紧张劳累，在会议结束返回太原的列车上，他突患脑溢血，致使身体左侧半身不遂。

一九五五年，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省长。此后由于身体情况仍然不好，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在一九五八年主动辞去了省长职务。同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调到了北京。

从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健康原因，王世英经常到外地去休养。他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他到广东海南岛等地; 一九六○年夏天，他北上东北三省，参观了大庆、小兴安岭、牡丹江和一些军垦农场; 又越秦岭入四川，南抵贵州、广西等地;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经大同到内蒙古，参观了百灵庙等地的牧区和包钢、白云鄂博铁矿; 之后，又西去宁夏、青海，在柴达木盆地、盐湖、露天铜矿、盐锅峡水利工程工地度过了一个夏秋; 同年十一月，他又南下到了上海、福建等地①。短短几年，他踏遍祖国南北东西，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给中央递上一份专题报告，而且，每次报告都是他亲笔写的。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正在鞍钢视察的王世英，看到外地的人都大批来到鞍山，安营扎寨，大炼钢铁。他对此提出意见，说： “光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行啊! ”随后他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反映①。

一九六二年夏，王世英回到山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认真听取老农的意见，和基层干部广泛交流思想，研究生产。他给山西和中央写了《晋南观察报告》，主张棉花生产和其它农业生产都应包产到户，对劳动致富的农民不要管的太严，不要“鞭打快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国解放后，王世英身居高位，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他工资不低，可是穿的衣服经常打补钉，对家人孩子，要求也很严格。他一家和工作人员和睦相处，关系非常亲密。还经常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有时一送就是几百元②。

一九六二年，王世英任中央监委专职委员。他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尤其对康生的卑劣行径，毫不隐讳地提出过反对意见。

当时，康生诬陷国家进口货易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王超北曾和王世英在抗战时期一起工作，王世英很了解他，便赶去向康生当面说明情况。当康生不理睬他的劝说时，他生气地说： “这个人 (指王超北) 在抗战时期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当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这样做我觉得不对，太伤同志的心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同志。”康生当时主管中央组织部，让安子文转告王世英，不要再管这个事。王世英对此非常反感。他不愿意看着一位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而不管，也不畏康生的权势，曾多次给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康生对此非常恼火，双方关系闹得很僵。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对江青、康生的情况很熟悉，康生极力想拉住王世英。一次，康生到王世英家，送给他一副端砚，还说可能是岳飞用过的。秉性耿直的王世英根本不买他的账，照样在原则问题上和他相持不下。一次，王世英从康生家出来，坐到车上，脸气得通红，双手抽搐得很厉害，服务员小武知道他又生气了，便劝他： “王老，人家那样大的职位，你能闹过人家吗?”王世英毫不畏惧地说： “我不怕，我说的全是事实，他不能怎么我! ”①

一九六○年国庆节，王世英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王世英和江青走了个迎面。旁边的小武低声提醒他： “王老，江青过来了。”他没吭声，低着头照直向前走去。回家的路上，小武问王世英： “王老，人家都争着和江青打招呼，您咋理都不理?”王世英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种女人不值得理! ”

王世英对逆境中的同志非常关心。有一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给刘亚洁做了历史结论，定为叛徒、特务。王世英在北京见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苏谦益时就毫不客气地问： “你们这样做，进行过详细调查吗?”苏谦益说： “据调查材料是这么写的! ”王世英说： “刘亚洁是我领导下的同志，叛变没叛变，我还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不向我调查就给人家定性?你们这样做太不负责任了。”黄克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王世英经常到他家去，和他谈心。王世英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去开导他们，给他们点温暖。他们要在台上时，我还不一定找他们呢。”一九六○年秋天，黄克诚来见王世英。他在车上对迎出来的王世英说： “我给你带来点油，你敢不敢吃?”王世英开玩笑地说： “是我吃油，还是油吃我，有什么不敢?”说着“哈哈”大笑着把油接下来。周小舟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联盟的成员以后，别的人怕涉嫌，不敢和他来往，可王世英却不怕这些。他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四年冬两次到广东，都找周小舟会面，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王世英这种坚持正义、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党内外广大同志的钦佩和爱戴，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党内 “海瑞”①。

也由于王世英正直无私、敢于斗争，使康生、江青对他更加仇恨。他们给王世英扣上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等罪名。王世英对康生一伙倒行逆施的行为非常气愤。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首斥责康生的诗：

阿谀奉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将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②。

(六)

一九六六年元旦的晚上，年逾花甲、半身不遂的王世英，似乎预感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将要发生一起难以想象的事件。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首诗：

漫长岁月中，斗争从未停。

任何艰险路，总是先驱行。

一心向着党，同人皆知情。

赤胆照日月，事事可查清。

任何毁誉事，亦难伤吾衷。

心怀党国事，生怕弯路行①。

就在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世英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也说了些过头话。十二月，康生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身分，到中央监委“指导”运动，给王世英劈头盖脑地扣上了“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等一大堆帽子。王世英从此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折磨。然而王世英始终没有改变对党对人民的信赖，始终没有低过头。这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利益、革命的事业。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对守护在身旁的儿子王敏清说： “在我死以前，很想见见总理! 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并当即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种急切心情。

一九六七年七月，王世英患了肺癌，住进北京医院。“造反派”仍然不放松对他的批斗，并且禁止家属护理。同年九月，北京医院被迫让王世英出院。江青为了胁迫王世英“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从此，王世英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王世英在病床上记下了一篇日记： “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派，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①

二月二十五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 ，没有任何自由。二十七日，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 “到今天了，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关系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②。

专案组的人员逼王世英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王世英坚决的回答： “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 “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③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他还毫不隐晦地向看守他的两名军人说： “康生有问题。”④

为此，江青大发雷霆。她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召开的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道： “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⑤按照江青的指示，以至在王世英临终前夕，吸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还在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王世英含冤去世。

王世英死后，江青、康生不许保留王世英的骨灰。他的骨灰盒里，只放着他生前的一副眼镜和他在一九六二年痛斥康生的那首诗①。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江青、康生一伙终于得到了历史的惩罚。王世英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为王世英等八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单位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了悼词。悼词说：王世英： “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入党，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西北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联络、军运和统战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同阎锡山的反共倒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绩。”②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访问了一些革命老前辈、王世英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在他身边的同志，以及一些有关人员，他们是：程子华、杜任之、曹言行、王敏清、刘贯一、陈雷、师哲、罗青长、朱玉林、余宗彦、梁寒冰、聂元素、董维平、杨大三、王定南、郭雁声、曹秋恒、王野风、张进才、武政元、宋鸿飞、徐振纲、周树一、武志平、徐彬如、吉瑞芝、陈养山、张稼夫、王超北、曾三、张友渔、郭则沉、徐超山、徐占林、韩照型、于林等。此外，还得到了张守宪、熊合周、殷鲁谦等的帮助，借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②王世英《自传》 (1954年),存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

①访问马文彦记录。

②王世英《自传》 (1954年)。

③王世英: 《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

④《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董维平的回忆材料。

①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①王世英: 《关于阜阳暴动情况的一些回忆》,存太和县民政局。

②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①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①王世英: 《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

②③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①马红: 《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2期。

①②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③王健英: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①申伯纯: 《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王世英: 《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

①②③访问聂元素记录。

①陈雷的回忆材料; 访问余宗彦、师哲记录; 王敏清: 《爸爸的眼睛》 ,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②③曹言行: 《回忆八路军山西办事处的工作》,《山西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①曹言行: 《回忆八路军山西办事处的工作》。

②程子华、杜任之、曹言行: 《深切悼念王世英同志》,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①曹言行: 《回忆八路军山西办事处的工作》。

②《山西文史资料》第32辑。

①曹言行: 《回忆八路军山西办事处的工作》。

②访问曹言行记录。

①程子华、杜任之、曹言行: 《深切悼念王世英同志》。

①程之华、杜任之、曹言行: 《深切悼念王世英同志》。

②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①王世英: 《自传》 ; 访问余宗彦记录。

②王敏清: 《爸爸的眼睛》。

③师哲的回忆材料。

④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①王世英: 《自传》;王健英: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489页。

①王世英: 《自传》 (1954年); 王世英履历表。

①访问张进才记录。

①②访问曹秋恒记录。

①访问武政元记录。

①访问武政元、曹秋恒记录。

②转引自王敏清: 《爸爸的眼睛》。

①转引自王敏清: 《爸爸的眼睛》。

①②转引自王敏清《爸爸的眼睛》。

③⑤李瑞因: 《伪证是怎样造出来的》,《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④王敏清的回忆。

①王敏清: 《爸爸的眼睛》。

②转引自197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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