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郭亮人物传,郭亮生平事迹,郭亮评价

Posted 2022-05-07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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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郭亮人物传,郭亮生平事迹,郭亮评价

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郭亮，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任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南区 (省) 委委员兼工农部部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湘鄂赣特委书记等职，在湖南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毛泽东在延安谈起参加新民学会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时，特别谈到郭亮，说郭亮是“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他还说： “我们的同志，做群众工作若能象郭亮那样就不错了。”①

(一)

一九○一年十二月三日 (清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 ，郭亮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 (今望城县)铜官镇射山冲文家坝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郭弼林曾苦读文史古籍，赴京科考未及，便在家乡设馆授徒。母亲邹氏，是个贤德的农妇。大哥郭砚章是个郎中，替人治病，中年早逝。二哥郭正雅在家务农。郭亮行末，身材矮小，人称郭满爹，尊称郭矮公。他原名郭靖笳，小时读了《三国演义》，敬佩诸葛亮才高智广，为鞭策自己，便取了郭亮这个名字。

郭亮六岁启蒙，在父亲郭弼林的学馆里，读完了《增广贤文》和“四书”、“五经”等古书。后来，铜官镇建起了新学堂，加之郭弼林习于“父不教子” 的陈规，在郭亮十二岁时，便将他送进西湖寺高等小学堂。郭亮的主课教师李锡林感于他刻苦用功的精神，经常把他带到书房，单独为他辅导《东周列国志》、《三国志》和《史记》等，在学习上，给郭亮以很大影响。其时，由于军阀混战，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这种社会状况，使郭亮产生了一个个疑团，他在作文本上写道： “为什么种田的农民无食粮?为什么泥工木匠无住房?为什么织布工人缺衣裳?”请求父亲和李锡林以及其他有学问的秀才举人解答，但回答多是“命之修短有数，人之富贵在天。”这种解释不能消除郭亮的疑问，于是，他在学校里用诗歌的形式，又写了一篇《问问社会》的作文，他写道：

一个奇怪的问题，

举人秀才都说“不值一提”，

教书夫子也说是“普通道理”，

可是，他们一概不知。

富人的米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种谷人把谷担进富人的仓里?

问问社会，

是何道理?

富人的房屋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贫人造屋富人安居?

问问社会，

是何道理?

富人的衣裳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种棉织布的人衣不遮体?

问问社会，

是何道理?

人们同活在一个世界，

为什么贫富不一?

问问社会，

知也不知?①

郭亮的这篇作文，被县府视学员视为“扰乱社会，煽惑民心”的“异端邪说”，要求西湖寺自治公所 (即乡公所) “严加处理”，郭亮因此被勒令退学。当自治公所兴师问罪的时候，郭弼林不得不出面为儿子求情、道歉，一直到了事为止。为了避免再生事端，郭亮被父亲转送到铜官对岸的靖港第四高级小学读书。

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靖港第四高小召开反对“二十一条”的大会，老校长徐继规在台上老泪纵横，慷慨陈词。郭亮跃上讲台，大声疾呼：我们决不当亡国奴!我们坚决反对二十一条! 我四万万中国人，岂能坐视祖宗坟墓之地被他人蚕食鲸吞! 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绝不可当! 他还带领同学们到靖港轮船码头上，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 “头可断呀血可洒，日本货呀不可买!”“中国女呀中国男，爱国的不坐日本船! ”当时，日本戴生昌轮船公司为了垄断湘江航运，贴出广告： “乘船免费，敬送毛巾一条，布伞一柄。”还以肥皂、火柴、香烟等为诱饵，招揽乘客。郭亮和同学们就向乘客宣传说： “同胞们呀，爱国者的心，决不是一条毛巾，一把布伞能买动的呀! ”人们响应爱国学生的号召，纷纷离开“洋棚子”①，到省商办的航运公司买票，乘上自己同胞开的客轮。

一九一五年秋，郭亮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长郡联立中学。该校读书之风甚浓，郭亮不仅能够读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一类优秀的古典文学小说，而且还能读到北京的《新青年》等进步书报和杂志。由于视野开阔，郭亮的思想进入一个新天地。他一有时间，便和同学们研究时事，讨论救国救民的方法。他“说话不多，语多中肯”，“对个人前途很少涉及，忧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存亡”②。郭亮在长郡求学时，好学多思，从不满足，成绩优秀，尤擅长写作。一次全校举行国文会考，八百多名学生会试结果，郭亮名列第八。

由于家庭经济日益窘困，郭亮在长郡中学读了两年，便辍学回家了。在老校长徐继规的关心和保荐下，郭亮进族学堂当上小学教员。他用新的教学方法，把穷人受剥削，富人剥削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等事实，编成故事、歌谣教给学生。郭亮的做法遭到豪绅们的反对，开学不久，富家子弟就全部离校。郭亮并不因此灰心，他一家家串门，把穷人家子弟请来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可以免交; 买不起书本的，他给他们抄写。学生们都听他的话，学习成绩进步很快。后来，长沙县署的督学到小学视察，郭亮仅以 “辣椒腌菜”一碗待之，因此惹怒了督学大人，斥郭亮“少年狂妄，目无尊长”，“年幼无知，不堪为人师表”，遂通知铜官乡学务委员会，将郭亮撤职。

郭亮被革职以后，有人劝他“莫谈国事”，将李锡林的女儿李灿英接过来完婚，建起小家庭过日子。郭亮婉言相拒说：“完婚之事，近两年内当不敢举行。盖早婚为我国近来青年通病，亮虽不敏，胡敢自投陷井，贻误终身?”这时，他听同学说，长沙有进步分子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了改造国家，正组织一批热血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找到父亲说： “不改造这个国家，什么也做不成。欲改造，必须组合同志，领教于毛先生。”于是，他离开铜官到长沙去找毛泽东。但是，毛泽东此时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已经北上，他失望地又回到铜官乡下，在家帮助二哥种田，一边从事农业劳动，一边艰苦自学。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亮邀集几个初历世情的要好同学，串连家乡附近几个小学的爱国师生，到西湖寺、铜官、靖港一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郭亮从长沙爱国师生赴县下乡宣传队散发的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爱国传单和小报中，读到《民众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知道毛泽东已经回到湖南，决计再去寻找毛泽东。这一次，他在长沙落星田商业学校的一间小房间里，会见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等正酝酿发动驱逐北洋军阀的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运动，于是，郭亮也积极投入了驱张活动。

(二)

一九二○年六月，张敬尧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仓皇逃出长沙①。驱张运动胜利结束后，郭亮于同年秋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二部就读。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郭亮经常去向毛泽东求教，两人多次促膝长谈。不久，经毛泽东介绍，郭亮加入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宗旨的 “新民学会”②。在毛泽东的帮助和影响下，他开始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期刊。与此同时，他还常随毛泽东等到工人中办工人夜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工人夜校的教学实践，郭亮认识到，光崇拜诸葛亮不够了，要崇拜马克思、列宁。不久郭亮即加入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俄罗斯研究会。

当时的第一师范，教师、学生组织的团体极多，自由研究的空气很浓，思想十分活跃，各种思想和政治派别，常有斗争。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对青年的影响很大。郭亮参加以肖述凡为首的“崇新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明社”、“O(阿) 社”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帮助认识模糊的学生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与此同时，郭亮与夏曦等，根据毛泽东“到群众中去”的意见，深入到一师附近的造币厂和黑铅炼厂、玻璃厂作社会调查，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愿望与要求。他们“常常深夜不归，有时几天不上课。”①郭亮还经常约集这些工厂的工人到一师礼堂开会，他把马克思的像高挂在讲台上面，向工人作报告，领导工人唱《国际歌》，“歌声雄壮，全校可闻。”②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等回湘建党，同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③。郭亮经毛泽东介绍，于这年冬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成为我党早期“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之一

一九二二年秋，郭亮在第一师范毕业。他谢绝了一个中学的恳切邀聘，投身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的洪流之中。

郭亮先在人力车工人中活动，后到新河站开办夜校，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到八月间，粤汉铁路湘段的岳州、新河、株萍等站，相继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郭亮担任新河 (即长沙) 、岳州俱乐部的秘书，出版了《工人之路》周刊。

一九二二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郭亮担任委员，分管工人运动。八月，他奉命来到岳州，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岳州，是湘北的门户，扼湘鄂两省的咽喉，是个战略要地。由于南北军阀混战，粤汉铁路被分割为湘、鄂两段。岳州以北为鄂段，归湖北军阀肖耀南管辖。鄂段铁路局局长王世堉，十分仇视工人运动。他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指使下，利用同乡关系，施展金钱收买手段，拉拢蒙蔽一部分工人、职员，成立所谓“工人研究会”和“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他还扣发工人的工资，纵使亲信监工张恩荣、翻译苗凤鸣，拿着扣发的工资，经营鸦片烟土，牟取暴利。工人阮康成和吴青山把这件事报告郭亮，竟遭到监工的毒打。郭亮立即召集俱乐部成员开会，向王世堉提出抗议，要求查办张恩荣、苗凤鸣。王世堉不但拒绝工人的要求，反而将阮康成和吴青山开除。郭亮再次召集工人俱乐部成员会议，决定向粤汉铁路全体职工和社会各界通电，揭露王世堉的罪行，提出解除压迫，改良待遇，保障人格，严惩凶手等八项条件，限王世堉在三天内答复，并严正声明九月八日如得不到圆满答复，即举行罢工。

郭亮连夜回到长沙，在清水塘湘区党委会内，向区党委和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指示郭亮，立即与武汉的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站的铁路工人起而响应; 并迅速统一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同时，要利用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使湖南的军阀省长赵恒惕保持中立，并用“哀兵必祥”的道理，向铁路工人说明争取社会舆论支持罢工的重要性。

九月六日，郭亮等又召集粤汉铁路湘段沿线的岳州、新河、株萍等处工人俱乐部紧急会议，成立了全路局工人俱乐部联合会，郭亮任联合会秘书。

三天过后，粤汉铁路鄂段局长王世堉仍拒绝答复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八项条件。他串通英国总管卡麦克尔，一面加紧控制御用工会组织“工人研究所”的工人，命令他们在俱乐部罢工时，火车照常开动; 一面报告湖北督军肖耀南，准备镇压罢工。

九月九日凌晨，在郭亮的具体组织领导下，粤汉铁路长(沙) 武 (昌) 段全线罢工了。他起草的《罢工宣言》写道：“我们为 ‘解除压迫’ ，‘维持团结’ ，‘改良生活’ ，‘提高人格’ ，不能不罢工呀! 我们完全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我们为生存而奋斗。为人格而奋斗。不达目的，誓死不止! 工友们! 勇敢，坚决，死中求活，全在我们团结、奋斗的力量呀! 我们大家联合起来，一致向压迫我们的敌人奋斗! ”①宣言还附录了要求铁路当局的六项条件。罢工开始以后，从株洲到徐家棚，一列列火车象死蛇一样，静静地躺在车站里，铁轨上，只有新河站为了利用湘鄂军阀内部的矛盾，对赵恒惕和肖耀南进行分化，使湘段路局保持中立，才有军车行驶。九月十日，在郭亮的率领下，全体罢工工人举着“不答应八项条件，决不罢休”的大旗，高呼“惩办凶手”，“驱逐工贼” 等口号，举行了游行示威。

十日夜晚，王世堉押着“工人研究所”的工人，从徐家棚开出一列火车，汽笛嘶鸣，浓烟滚滚，直向岳州站驶来。这一突然情况，引起罢工队伍的一阵骚动，大伙焦急地问郭亮：“我们怎么办? ! ”郭亮意识到这是反动派动摇军心，破坏罢工的毒辣手段，在列车逼近岳州站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振臂高呼： “誓死挡着火车!”喊罢，他冲到队伍的最前面，横卧在铁轨上。瞬息之间，岳州站的路面上，工人们黑压压卧倒了一大片，挡住了火车的行驶。王世堉在一批军警拥簇下，来到工人们的面前，挥起文明棍，阴阳怪气地叫喊： “工人们，你们不要卧在铁轨上，现在是南北交战之际，你们罢工阻运，影响军用民食，违犯军法国法，这是要杀头的! ”郭亮从卧轨的群众中站了起来，理直气壮地质问王世育： “什么军法国法，军用民食，工人们流血流汗拚舍老命所得的工资，被你们扣着不发，拿去做烟土买卖，毒害人民，这难道不是违犯国法?工人们被你等剥削得无吃无穿，无钱医治疾病，死了无法安葬，他们卖儿鬻女，啼饥号寒，为了生存，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提出起码的要求，难道是犯了军法国法吗?”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对王世堉说：“你们吴大帅(吴佩孚)的《保护劳工法》登在报上，难道是假的，是骗人的吗?”这一连串的质问，问得王世堉哑口无言。郭亮转身搀起骨瘦如柴、满身是伤的工人阮康成，愤怒地对王世堉说： “这个工友，拒绝替你们照看鸦片，遭到张恩荣和苗凤鸣的毒打，你身为局长，不但不依法惩办凶手，反下令开除受害工人，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军法国法吗?”王世堉气急败坏地问： “你是什么人?”郭亮说： “要问我的资格，粤汉铁路俱乐部联合委员会秘书!要问我的名字，郭亮!”王世堉象是抓到了什么把柄，歪着脖子问道： “你既不是铁路工人，又非本局职员，有什么权力过问我路局的事务?”这时，俱乐部委员张万云接过来说： “俱乐部秘书，是我们工人的官，是代表我们三千工友说话的，如何不能过问?”①王世堉理屈词穷，便指挥军警胁迫火车司机向前开行。情况十分危急，郭亮振臂呼喊： “工友们，决不能让火车开过去，把它挡住! ”他抢到最前面，第一个卧倒在铁轨上。立刻，几百名工人又都跟着他卧下去。王世堉更加疯狂，命令火车直往前开，声嘶力竭地叫嚣着： “快点开，快点开，压死这些王八蛋，我负责! ”机车上，苗凤鸣用手枪逼着司机，狂叫： “开，往前开，从穷鬼们身上压过去! ”火车缓缓地向前开动着，汽笛轰鸣，车轮滚滚，眼看就要压着郭亮了。郭亮毫不理会，一动也不动。阮康成泪流满面地一边用力把郭亮往路边挤，一边抢卧到郭亮的前头。郭亮坚决不让，把阮康成拉住往后推。接着，吴青山、张万云、阮康成与郭亮手挽手地紧紧挨在一起，卧在最前面。火车开到身边来了，郭亮用一只手顶住排障器，用另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奋勇而沉着地呼喊： “工友们! 从工人阶级身上是开不过火车的! ”①在郭亮的鼓舞下，大家更加镇静、坚定，谁也没有后退。

机车司机王忠虽受骗参加了“工人研究所” ，但眼望前头，约两百米长的车道上，看不见铁轨和枕木，全是卧轨的工人兄弟，他双手发抖了。这时，郭亮忽地冲上机车，向司机呼喊： “开车的工友呀，天下工人都是阶级兄弟，你们不要为军阀出力，压死自己的亲人呐! ”②王忠把手向后一扳，火车后退了。工人们欢呼起来，跃起身向后退的火车涌去。机车上，苗凤鸣着了慌，用手枪威逼王忠往前开车，王忠转身一拳，将苗凤鸣击倒，然后跳下机车，加入了罢工工人的行列。接着，火车上一百多“工人研究所”的工人，也都跳下车，参加了罢工斗争。

王世堉见势不妙，转身溜走。之后，他用一万二千块光洋，收买湖北军阀肖耀南部两个连阴谋镇压罢工工人。当郭亮回到俱乐部，工友们群聚在车站，欢庆拦阻火车的胜利时，这两连武装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实行血腥镇压，当场打死打伤工人七十余名。郭亮和三十多名工人亦当场被捕，押往武昌，送进了“陆军监狱”。

惨案发生后，毛泽东立即赶到新河车站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大力援助，并亲自起草《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告国人书》，通电全国，揭露肖耀南、王世堉的罪状，强烈要求惩办首恶王世堉。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亦立即向全国各地工团发出快邮代电，表示该路工人虽经此次残酷压迫，仍将坚持罢工，誓死不屈，并提出： “立撤弹压工人的军队; 革退并惩办王世堉，抚恤死伤工人及工人的家属; 完全承认工人所提出之条件。”①《告国人书》和“快邮代电”发出之后，武汉全体工人在武汉工团联合会施洋等领导下，决心以实力支援粤汉铁路的罢工工人，决定“三日内如不作圆满解决即全体罢工”②。全国铁路党的组织，召集陇海、郑州、长辛店、粤汉等铁路工人代表一千余人在汉口开会，议决五十四小时内如不得解决，即举行同盟罢工响应，并准备组织敢死队两百名，参加罢工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派出党、团员干部，携带各界捐款，送到徐家棚、岳州站，慰问和鼓舞罢工工人。北京政府交通部见罢工风潮将波及全国铁路，才不得不于二十四日派一个次长来徐家棚与工人谈判。

郭亮被押至武昌陆军监狱后，继续控诉、揭露、申斥铁路当局对工人的迫害，以及军阀血腥屠杀工人的暴行，有力的配合了狱外的斗争。当月十九日，教育界著名人士易培基等以郭亮系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罢工无罪，两电肖耀南，并函请吴子玉 (吴佩孚) 极力营救。鄂省督军迫于社会舆论，于当日交保释放郭亮。

由于郭亮等坚持不渝的斗争，以及京汉等路局各工团的竭力援助，吴佩孚不得不电责王世堉妥善解决，并电肖耀南严加督促，迅速办理。最后，王世堉向工人承认了七项条件：

一、张恩荣、苗凤鸣现已革职，听候查办;

二、全路各项工人的工资，概照京汉路例办理;

三、生火工人、小工等增加工资照准;

四、各项工人满二年、小工满一年分别勤惰加工资一次;

五、工人升职应由旧工人中升补，非违反路章不得无故处罚或开除工人;

六、湘鄂战争时，双薪及罢工时期内工资照发;

七、工人旅差费及各项福利，候评定章程办理①。

九月二十八日，郭亮和全体被释放的工友，乘专车到达岳州站，受到工人兄弟的隆重欢迎。十一月一日，郭亮在新河车站召集粤汉铁路各站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大会，成立粤汉铁路总工会，郭亮被选为主席。接着毛泽东、朱少连在新河粤汉铁路总工会内主持召开了两次代表会议，决议成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选举毛泽东为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郑重宣布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会址设长沙宝南街。

(三)

郭亮在担任全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之后，立即将粤汉铁路工人斗争的火种，播点到家乡铜官镇。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旬，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勾结铜官镇的反动士绅李受益、刘雨骅等，巧立名目，向烧窑工人征收所谓“窑门税”①、“坐鼓墩税”②和“车围子税”③。几名工人代表为反对“窑门税”到长沙东茅街找到郭亮。郭亮经与毛泽东研究，利用赵恒惕标榜民主，写了“免征窑门税”和“成立陶业工会”的呈文，到长沙县府找知事周瀛干。周瀛干板起面孔说： “政府为造福人民，决定学校官办，立点薄税。你们无端滋事，纠合抗税，简直是刁民行为!”郭亮拿出“省宪法”说：“这是省议会上制定的，你们的赵省长明文颁布的。国民有集会、结社等自由。铜官工人做了千把年窑，你能查出一条派窑门税、收执照税的章程吗?”周瀛干张口结舌，无话可答。郭亮进逼一步说：“你要不答应成立陶业工会，取消 ‘窑门税’ 等，和由工会成立学捐征收处的要求，三千多陶业工人就全体罢工! ”周瀛干怕把事情闹大，于己不利，加之又无法批驳呈文所说理由，更无法抵挡郭亮面对面的据理力辩，只得被迫同意取消窑门、执照、坐鼓墩、车围子等捐税，并准予工人自己办学。

与此同时，郭亮和毛泽东等亲率长沙十一个工团代表二十三人，以近来劳资纠纷日益加多，政府常有压迫劳工之举为由，必须与行政官厅直接交涉。十一日会见长沙知事周瀛干、警察厅厅长石成金，十二日会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十三日会见赵恒惕本人。在毛泽东、郭亮等质询下，赵、吴、石、周四人被迫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关于集会、结社问题，他们都说“省宪完全有效”。于是，毛泽东、郭亮等工界代表与省署交涉了十余事项，政府都被迫一一作了答复。

此后，郭亮领导铜官工人很快成立了铜官陶业工会筹备委员会，郭亮被推选为筹委主任，下设宣传、组织等组，分头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这期间，郭亮深入工人群众，经常带着一把竹筷子给工人打比喻，讲团结就有力量的道理。工会缺乏经费，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田产卖了六十银元，交给工会作办公费用。但这还不够，他又动员二哥郭正雅将田卖掉，又将六十元钱交给了工会。

一九二三年农历正月十六，铜官陶业工会胜利诞生，郭亮任委员长。这天在该镇东山寺举行了工会成立大会，省内铁路、泥木、人力车等行业工人，安源、水口山等地的工会，都派来代表祝贺; 夏曦、易礼容等还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莫说散沙不能成大器” ，下联是“须知泥土可以变黄金” ，对铜官陶业工人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郭亮在陶业工人中迅速发展会员一千七百余人，发动会员群众办起了四所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以李六如编著的《平民读本》为主要教材，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工人子弟入学达一千余人，夜校学员也有四百余名。为了办工人教育事业，工会还成立了学捐征收处，规定外来铜官购买窑货的商人，必须按百分之二缴纳税款，全部用于工人的办学事业。郭亮还为此起草了一份收捐办学公告： “照得窑货出口，收捐办学有年。案定两份缴纳，迭经晓谕在前。严禁包揽拖欠，以及偷漏逃捐。如有抗捐拒交，扭送官府从严。”①郭亮归省工作之后，还保持同陶业工人的联系，几乎每周都回铜官一次，到工人夜校讲课，和积极分子谈心，指导开展工运活动。一九二三年十月，郭亮主持发展了铜官的第一批党员，成立了党的铜官支部，由刘月先担任第一届支部书记。后来，在郭亮的帮助下，铜官地区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党员发展到四十多名，组织十一个支部，成立了中共铜官中心区委会，为党培养和输送了许多优秀工人干部。

(四)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去上海工作，郭亮继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内，他担任工农运动部部长。

当时，正值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由于郭亮在湘区党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湖南工人运动，“并未因此而低落，公开的斗争，秘密的组合，曾不稍懈。”②不仅作为工人的群众组织——工会还公开存在，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这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拒绝归还用武力强迫租借的旅顺、大连，全国人民反日运动高涨。三月二十七日，郭亮领导工团联合会，联合学生会、教育会、商会等人民团体七十多个单位和各阶层群众六万余人，高举“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帝国主义”等大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向驻长沙日本领事馆提交《警告书》①。

四月五日，由工团联合会发起，联合两百余公法团体，成立了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郭亮被选为主席。“后援会”发行《救国周刊》，号召各阶层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开展对日经济绝交。郭亮和湖南省青年救国团负责人罗学瓒、姜梦周等，经常带领学生、工人查抄焚烧日货，并组织讲演团赴各县讲演。五月二十一日，外交后援会宣布该日为开始正式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日期，向全省人民散发了对日经济公约数万份，全省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起来。

六月一日，日本日清公司的“武陵丸” 号船装运日货抵长沙，爱国民众前往小西门码头抵制。日本水兵以所谓“正当之防卫”为由，枪杀我工人王绍元、小学生黄汉卿，重伤二十余人，制造了“六一惨案”②。

郭亮闻讯即通知《霹雳报》发出号外。报童沿街叫喊：“日本兵登岸杀人了! ”全市民众行动起来，“一时万人空巷，向小西门集中”，举行抬尸游行，召开群众大会，“郭亮成为全城反帝领导人”③，会后他和夏明翰、肖述凡等，率示威群众向赵恒惕政府请愿：一，提出八项条件交赵政府向敌人交涉; 二，撤换日领事; 三，惩办日本军官; 四，惩办凶手;五，撤退日军; 六，收回码头; 七，令日使道歉; 八，抚恤死者; 九，赔偿伤者保险费与医药费。他们还向赵政府声明，如政府无绝对办法，以达到圆满结束时，群众即将自由行动，用民众力量对付日人的凶暴。不料，赵恒惕政府却发出“戒严令”，以武力解散湖南外交后援会，并令军警捉拿郭亮、夏曦、夏明翰等负责人。郭亮等奉党组织命转入地下，和反动派进行复杂而巧妙的斗争。

赵恒惕为了破坏郭亮在群众中的影响，唆使部下造谣惑众，诬害郭亮。针对这一阴谋，郭亮在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郭亮启事》，声明： “凡工团联合会及亮个人对外一切文件，均盖有会章及亮私章。如未经盖章之文件，概不负责”。然而反动派并不罢休，仍然不断伪造工团联合会和以郭亮的名义发出的公文信件，在社会上混淆视听。郭亮又运用报纸作武器与反动派作斗争。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的《大公报》上，再一次刊出《郭亮启事》，进一步明确宣告： “鄙人服务于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一年有余。凡对外公文、信件，非经鄙人盖章概不负责，曾于去年在大公报特登启事声明。复有因此发生纠纷之事，于鄙人名誉信用攸关，应再声明：凡未经鄙人盖章之公文、信件，鄙人概不负责。”

在这期间，郭亮巧妙地避开军警的侦查追捕，化装到工人中间，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他通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游街大会，并被推选为总指挥。他向到会的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会、教联会、商会、农会等二十六个团体、六十八所学校，万余人作讲演。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郭亮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从而，他又以国民党员的合法身分公开露面，组织和领导湖南全省的工人运动。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平民教育促进会开成立大会，郭亮被推选为董事①。二十一日，列宁逝世。消息传来，长沙上千人在教育会坪召开追悼大会，郭亮演讲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大会散发了悼念列宁的纪念册和传单，向苏联及全国各团体发出了哀悼电文②。五月一日，郭亮又以工团联合会名义，召集长沙各业工人共四千三百余人，在教育会坪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发表《湖南五一纪念宣言》，提出“劳工保护法”的要点，请求赵政府采纳。五月七日，他又以省外交后援会名义，“发表《本会五七国耻纪念宣言》”、“《致日领警告》”等文件，要求日领事即日转告日本政府，从速正当解决“六一”惨案③。“六一”惨案一周年时，郭亮在长沙召集农、工、商、教各界三十五个公法团体单位，约五万余人，在省教育会坪举行“六一”惨案纪念游街大会，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群众爱国运动又掀起高潮。郭亮等因势利导，于这年七月底八月初，以省外交后援会名义，先后四次召集省会各公法团体代表开会，筹备组织湖南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接着在省教育会坪幻灯场开成立大会，到会各公法团体代表共三百余人，选举执委和后补执委三十人，郭亮当选为副委员长。该盟成立当日，公开散发了郭亮起草的《湖南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宣言》，号召“内而团结全国军政商学农工诸民众，外而联络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①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全省各处教会学校学生开会反教会学校运动。郭亮与夏明翰、肖述凡等，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和省工团联合会名义，筹划于基督教的“圣诞节”举行长沙学生、工人的“非基督教运动节”大示威。英美驻湘领事得悉，向媚外惧外的赵恒惕提出警告，赵唯外人之命是听，饬令军警严禁“非基督教运动”，暗中缉捕从事这一运动的各校学生领袖三十余人，大示威被迫停止。郭亮、夏明翰、肖述凡等率领学生临时变计，将大会游行改为分组活动，当日全城各校学生会和各工会组织了十余个宣传队上街，散发《为非基督教运动节檄告同胞》的传单，提出“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等号召。这场反教会学校的斗争，持续了五个月。但是，在外人勾结赵政府的迫害下，群众的爱国正义要求没有达到，郭亮等又被通令缉捕，转入地下活动。

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由上海回湖南，指示郭亮开展农民运动。郭亮赴铜官一带发动农民，开展平粜斗争。五月他被推选为全省工人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五月底，郭亮由粤返湘。为了贯彻大会精神和纪念“六一”惨案两周年，他联络省外交后援会、反帝大同盟等各界负责人，于六月一日在省教育会坪举行了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大会进行中，传来了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不幸消息，群情异常愤激。郭亮商同大会主席李惠迪，因势利导，组织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声援上海纱厂工人罢工。

次日，省工团联合会、省学联组织两万余人在省教育会坪集合，决议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郭亮被公举为 “雪耻会”主席，徐特立、缪伯英、毛泽覃、曾三、田波扬、李亚农等为执行委员。他们领导全市人民开展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号召中国工人退出英日工厂，学生退出英日学校，并查禁销毁仇货。为了掀起爱国群众运动的高潮，郭亮商同工、农、学、商各界，举行声援青沪惨案游行示威，反英反日，参加者十余万人，散发传单七十余种，并通电全省各县组设雪耻分会。六月三日，长沙市罢工、罢课、罢市，英日领署工人退工，湘雅、福湘的学生退学，报界亦停止报纸出刊。工人、学生还沿街呼号，并劝军警一致对外。郭亮、夏明翰、肖述凡还利用学生暑假回县的时机，组织宣传队，在农村散发《帝国主义是这样的东西》、《不平等条约概述》、《民族革命》等通俗小册子和演出《东江之役》、《农民的力量》、《上海惨剧》等新剧。数日之间，衡阳、常德、湘潭、岳阳等地均成立了雪耻分会和举行了游行示威，形成了全省人民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高潮。

五卅惨案后，全国各地又开展了对英日经济绝交运动。六月二十七日，郭亮通过省雪耻会领导长沙两万余人举行夏节(农历五月初五)总示威，向群众宣布五项经济绝交公约：不买英日货，不供给英日人劳力，不用英日货币及在英日银行存款，不搭英日轮船，不供给英日人原料、粮食、燃料。驻湘英日领事请赵政府制止经济绝交手段，赵即召集雪耻会，迫令修改经济绝交办法，且张贴布告，恐吓群众。郭亮组织数千长沙市民对赵恒惕进行抗议，并声明： “中国政府，既不可靠，现在所靠者，唯有全国民气，实行经济绝交公约，交市民大会公决，不能更改。”①经济绝交活动进行至五十余日以后，英日商人均感恐慌，燃料食品均成问题。日本领事亲赴雪耻会纠察部要求妥协，遭到雪耻会的驳斥和拒绝。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纷起进行了经济绝交运动。

为了将爱国群众的反帝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年十月，郭亮又组织工会联合各校学生掀起收回大金码头的风潮。

大金码头又名江西码头，归江西帮所有，一九一五年十月租与日本戴生昌轮船公司。一九二五年十月，日商租期届满，于是，郭亮通过省工团联合会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推举代表，组织收回大金码头委员会，并发动各工会、各学校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迫使交涉司答复大金码头由政府负责不续租日人。

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赵恒惕，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维护其反动统治，与江西军阀和官僚资本家相勾结，于十月、十一月，先后杀害了工农运动领袖黄静源、汪先宗，并亲自批准缉捕郭亮的赏金由五千元增加到一万元，然而，郭亮毫不畏惧。黄静源被害后，工友们护送灵柩至长沙。郭亮即以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名义，在群众掩护下，组织长沙工人、学生及各界五千余人，到火车站迎接烈士灵柩，并抬棺游行，将灵柩停放在省教育会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军警慑于群众威力，未敢过问。

一天，郭亮找到经常转移的“家”里，看望刚分娩的妻子李灿英。灿英问郭亮给孩子带来了什么，郭亮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送给她，说： “一万元大洋! ”李灿英打开一看，原来是悬赏一万元通缉郭亮的布告。郭亮抚摸着儿子的脸蛋说： “你是个战士吧?你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候来到人间，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多难吧!①”后来，多难为继承父志，又名郭志成。

(五)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郭亮和夏曦、夏明翰、肖述凡等，以全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和商会为主，联合四百五十七个团体，举行反英讨吴示威游行，并派谢觉哉等四位代表去见赵恒惕，敦促其出兵讨吴。但是，赵对吴存有幻想，避不见面。这样，驱逐赵恒惕就成为摆在全省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三月九日，郭亮等发动长沙各业工人及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在省教育会坪召开驱赵市民大会，郭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商同各工会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等公法党团负责人，通过“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等对湘时局二十四条主张，还组织成立了讨吴驱赵的湖南临时人民委员会。赵恒惕派兵一连封锁教育会坪，同时在教育会坪门前和大街小巷张贴布告，通缉郭亮和夏曦等人。有人建议郭亮提早退出会场，他笑着说：“我是反帝大同盟的主席，也是今天这个大会的主席，主席躲起来，大会就失败了。”与此同时，驻湘南的湘军第四师唐生智，因受国民革命声势的影响，开始倾向国民革命。他一面调兵向长沙进逼，一面电责赵恒惕，支持各界人民的驱赵斗争。赵恒惕在各方面的逼迫之下，不得不于三月十二日向各界及唐部发表“去职通电” ，当晚即逃往岳州，随之去了汉口。

五月，郭亮赴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后补委员。会后，郭亮返湘路过衡阳，正值唐生智在吴佩孚、叶开鑫等北方军阀的反攻下，退守湘南。他和专程从长沙赶来的何叔衡、夏曦、曾三、熊亨翰等在衡阳组织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讨论全面准备迎接北伐军和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以及进一步促进唐部向革命方面转化等问题。

六月二日，唐生智部在革命形势推动下，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受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职，积极联合北伐各军进行北伐。六月下旬，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第四军，与八军并肩向北推进，直逼长沙。这时，秘密从衡阳回到长沙的郭亮，在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统一布置下，同夏明翰、柳直荀、陈佑魁一起，发动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

在郭亮等的直接领导下，缝纫工人做了两万多个“国民革命军”和“工人保安队”袖章，泥木工人准备了大批炸弹，印刷工人赶印“打倒军阀”、“支援北伐”等宣传品，人力车工人侦察敌情，码头工人准备对付北军登岸的水兵，铁路工人中断北军的交通运输。七月初，叶开鑫部在北伐军的进击下，开始溃逃。郭亮等组织训练有素的工人纠察队，夺得了叶开鑫在长沙的军械库，还在易家湾截击自湘谭溃逃长沙的敌军，缴械近千，组成两个工人保安团，把守长沙八门要道，维护城市秩序。

北伐军胜利进入长沙后，郭亮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联合省学联、省妇联、长沙农协等团体五、六万人，召开欢迎大会，并即刻动员起四千多人力车、淘粪、码头工会的工人，组成三百多个运输队，为北伐军运送军粮弹药。郭亮以全省工团联合会委员长的名义，开的介绍信中表示“北伐军兴，敝会领率所属工会工友，参加讨吴工作，以尽工人阶级应尽之责任”①。叶开鑫部溃逃时，准备劫走长沙汽车站的汽车。郭亮闻讯，立即发动和组织人力车工人和其他各界群众一千余人，把汽车站团团围住，坚持一昼夜，十余辆汽车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在支援北伐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为了统一革命力量，扶植工农势力，郭亮商同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在发展工会组织的同时，促使建设厅颁布新工会条例，取消赵恒惕所公布之《工会条例》，并改组全省各旧工会。其间，郭亮还深入到长沙南门、北门、草潮门、浏阳门、小吴门、雷家园等地，组织起碾谷、箩担、淘粪、码头等工会。人力车工人要求减租事，一直未获很好解决。八月中旬，该会又在省教育会坪召开全体委员大会，要求减租。郭亮接受邀请，到会发表演说，并亲往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商讨妥当的解决办法，最后责令各业主将每日车租减为两角，不定限期。石印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因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补发积欠工资诸事，一直未得解决，乃向厂主和铁路当局宣布罢工。郭亮等召集双方代表开仲裁会，签署有关条文，使问题终获解决。

在整顿和改选各地一些基层工会工作中，郭亮以省工团联合会名义，拟定各地工会组织程序十一条，函请省党部核准颁行，并派一批特派员赴各地指导贯彻。

八月下旬，全省工团联合会下属的产业及行业组合工会发展达七十六个，计有会员十一万人。为了进一步发展和统一工人组织，巩固革命基础，保障工人幸福，做为政府的后援，郭亮回顾总结过去的工运经验教训，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代表工人部作工作报告。他讲的要点是：一，工人运动与湖南政局; 二，工人的组合概况; 三，党与工人运动之关系; 四，今后工人运动应注意之点，等等①。会后，呈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及湖南省建设厅，将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郭亮被选为委员长。

为了更好地支援北伐战争，以郭亮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联合总商会、省学联、省教育会、省农民协会等六团体，发起成立湖南全省工农商学大联合会，郭亮被选为主席。他通过国际青年日、全省农工纪念大会、湖南人民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全省各界群众反英声援万县惨案示威大会、全省人民反奉示威大会、省会农工商学联欢大会等活动，进行宣传鼓动，促进全省工农革命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走向新高潮。

(六)

工农运动的迅猛高涨，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在中国的统治。他们互相勾结，疯狂地破坏工农运动。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保卫工农运动的胜利果实，支援北伐战争，这年十二月一日，郭亮和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共同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工人农民代表大会，郭亮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之一。大会开始之日，首先由他代表五十三个地区工会和产业工会向大会致词。会上，他作了“世界职工运动” 、“湖南省总工会工作情况”、“工人代表大会经过情况”等报告，并和易礼容、夏明翰、柳直荀等起草了工农银行组织大纲和工农商学大联合等四十多个决议案。为了开好这次大会，郭亮等提议聘请李维汉、周以栗、夏曦等八人为顾问，并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于这月二十、二十六两日的欢迎和闭幕大会上，作了“农工商学兵大联合”等重要演讲。明确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十二月三十日，郭亮主持的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全省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武装等决议。郭亮起草的《工人武装自卫案》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为要实现他所负担的革命的历史使命起见，非有武装组织不可”。大会前后开了二十六天，在会后召开的省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议上，郭亮被推选为委员长。

为了贯彻大会决议，郭亮以全省总工会名义，呈文省政府主席，请发给工人纠察队步枪百支，子弹一万五千发，刺刀百柄，但却遭到湖南省政府和驻军的阻挠。郭亮为实现省工会决议，发动机械工会的工人修好保留的破损枪枝，节约总工会的开支，自筹武器，终于建立起一支有两百多条枪的工人纠察总队。

正当大革命胜利发展之际，“四一二”政变发生，湖南的反动派受到鼓舞，乘机而起。一时，“保产党”、“拥蒋捧喝团”之类的反动组织，纷纷出笼，对革命进行猖狂的反扑。对此，湖南人民给予了及时的回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在郭亮、柳直荀等的领导下，省会长沙召开了六百余单位十万人的“讨蒋镇反”大会。会上，郭亮发表了讨蒋演说，当场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劣绅叶德辉、俞敕华及杀害黄爱、庞人铨的刽子手李佑文等。会后，民众高呼“打倒军事独裁的蒋介石”、“拥护联俄联共政策”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四月二十四日，郭亮又签发了省总工会印的《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的传单①。五月一日，在郭亮等主持下，还发动全市五一大罢工十五分钟。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于四月下旬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郭亮作为湖南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的正确主张。

这时，北伐军官中的右派，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首，麕集汉口，密商发动清党反共的军事政变计划。他们派心腹高参余湘三潜回长沙，秘密纠集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驻长留守处主任陶柳，并通过陶柳收买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充当反共急先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

五月上旬，长沙城内谣言蜂起，人心惶惶。郭亮和夏曦得柳直荀急电，从汉口赶回长沙。其时，夏斗寅叛变，郭亮等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以城区工人纠察队、省农民自卫队、近郊农民自卫队编为第一团，命刚从军队转留在长沙的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袁仲贡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和第一团团长，防范不测事件发生。袁仲贡获得“何键等在汉口召开会议，准备长沙叛乱”②的密报，并将这一消息，立即通知郭亮。郭亮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连续举行了三次应变会议，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电令湖南十一个县的农民自卫队全部动员起来”①，制订了一个“反攻计划”也就是《长沙附近数县进攻长沙的计划》②，并派员分赴各县，整顿工农武装，准备组织义勇队，就地自卫，压缩公开机关，减少对外活动，重新规定内部通行的机关代号③; 成立临时秘密省委，由林蔚、王则鸣、薛世纶、彭公达等人组成，王则鸣负责领导工农武装; 决定夏曦、郭亮、柳直荀、戴述人等几个公开出面的负责人，发给路费，离开长沙，转移外地，指导工作，以应付突然事变。省委书记夏曦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出走，临时省委举郭亮为代理书记。郭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时局作了一些紧急处置，他以省总工会委员长名义给宝庆 (今邵阳)发电报，命令宝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开赴湘乡永丰集中，准备支援进攻长沙。同时，他还支持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袁仲贡“将主要武装驻扎城外”④的主张，还考虑加上滕代远领导的近郊农民自卫队，准备主动应变。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北伐胜利已进至河南，工农力量强大，弄得不好，会扩大国共分裂”⑤。会议争论至晚上十一时无结果而散⑥。

正是临时省委紧急应变会议结束时，许克祥等反动军官率兵一千余人，开始分途袭击工农革命团体。五月二十一日 (马日) 夜十一时许，许克祥指挥的叛军，分三路袭击省、市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团体。郭亮、柳直荀等凭借少数工农武装，分别在省总工会、省农协会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数十名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战士，壮烈牺牲; 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等几十个革命团体机关，几乎全被摧毁。

郭亮在总工会被困的危急时刻，急中生智，把从土豪劣绅处缴来的光洋，投掷到墙外去，利用敌人抢夺光洋之机，率领警卫员周尚武等人翻墙突围出来，找到柳直荀等，在北门三公祠内，商讨了善后事宜和反攻计划。然后，他们分头行动。郭亮、周尚武化装出城，潜回家乡铜官附近，将马日事变经过通告镇上党团和工会负责人，要他们做好应变和反击的准备。二十二日晚，袁仲贡潜回铜官，找到郭亮，经过商量，他们即刻离开铜官赴湘阴，向当地党和农会负责人作了反击的布置之后，他们又同赴武汉。郭亮和袁仲贡向周恩来等负责人作了紧急汇报，第三国际代表鲁易等接见了他们，并召集部分人员开会，对郭亮等的请示作了一些应急的临时指导。决定袁仲贡仍回长沙，以二十四师招募处名义组织总暴动①，郭亮同周尚武星夜兼程，赶赴平江、浏阳。

这时，柳直荀等按照临时省委部署和同郭亮事先商讨的反攻计划，来到湘潭，召开有湘潭县委书记杨昭植、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瓒，以及代理县长和县工农义勇军总指挥潘疆爪等的军事会议，决定以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农协委员易礼容的名义，向各县发出通告和号召。军事会议后，随即又以湘潭县党部、县农会、总工会、学联会、女联会的名义，向各地发出《漾日电报》，通告反动派在省垣发动叛变情况，号召“各方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时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而资镇压”①;五月二十六日，还以省农民协会名义，“下令全体农民自卫队于五月三十日总攻长沙”②。

五月底六月初，锡矿山、水口山、衡山、安源、安化、新化、宁乡、湘乡、长沙、益阳、平江、浏阳、醴陵、湘潭等县工农义勇军相继组成，他们高呼着“灭此朝食”、“投鞭断流”、“活捉许克祥，回去过端阳”③等口号，先后从四面八方朝着长沙进军，初步构成了对长沙战略包围的形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东路农军“自浏阳大路而来，直扑省城”，他们“沿车站马路上枪声连发”④，直逼至小吴门下。

郭亮、柳直荀等部署发动长沙附近各县农军进攻长沙，反击敌人的政变和屠杀，使反革命政权恐慌地惊呼：共产党“首领，多逃湘潭，啸聚宁乡、醴陵”，“希图大举”⑤，“十万农军向长沙进攻，并非虚夸之词”⑥。

正当长沙垂手可得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于五月三十日 “下达了取消进攻长沙的命令”①，“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因此而后退，只有两个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战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②。十万农军围扑长沙的伟大壮举，就这样功败垂成。最后由中共湖南(省) 区委组织部长、省农民协会武装部部长王则鸣向各级党组织转发了中共湖南 (省) 区委根据中央的命令作出的五条决定：同许克祥妥协，停止游击战，把武器交给陈嘉佑，不要发动群众运动去反对“长沙事变”，秘密准备武装斗争③。

农军攻城的计划失败以后，反动派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到处悬赏通缉郭亮等省委领导人。由于交通阻塞，郭亮于六月初才辗转来到平江。此时，这里还“没有接到取消进攻的命令”④，郭亮商同毛简青等县委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各界人民讨蒋讨许，发表《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和《平江总工会讨伐许克祥宣言》⑤。他们还在平江县城的“洋屋里”(现在的县人民政府) ，召开有县委宣传部部长罗合如等参加的党的会议，研究组织平、浏、醴工农义勇军，进攻长沙。

会后，郭亮交待平江县第一高级中学语文教员林珊如 (共产党员) 再起草一个讨伐蒋介石、许克祥的檄文。林珊如写了一晚，洋洋千言，送给郭亮审阅。郭亮看后说道： “这不行，太长了，打仗的时候，工人农民那有这样多的时间看，看了也记不住呀! ”说罢，他稍一思索，就挥笔写了四句：

梭镖亮亮光，

擒贼先擒王。

打倒蒋介石，

活捉许克祥①!

这首诗的檄文，由党办的古罗石印社印成大量的标语，到处散发张贴，很快被工农义勇军战士记熟了，成为动员人民群众反击敌人的战斗口号。

但是，在“取消总攻长沙命令”下达之后，“平江县农民自卫队，完成切断铁路线的任务后，也撤退了”②。郭亮化装到长沙、湘阴边界的左家塅、谭家园、杨桥一带活动。后来，白色恐怖严重，实难立足，他又辗转潜往汉口，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同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六月中下旬，郭亮参加了刘少奇等主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在大会上报告了湖南工运情况，马日事变及反革命大屠杀，以及工农武装进攻长沙的情况。他对当前工运斗争的任务发表了意见，认为必须拿起枪来，打退反革命的进攻，极力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在这次大会上，郭亮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潜回湖南，秘密开展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③。与此同时，毛泽东起草了《湖南工作计划》④。中共中央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计划》中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准备在湘南成立湘南政府。为此，中央下发了任命郭亮和毛泽东、夏曦、任卓宣组成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的通知信。“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也希望前委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湘南”①。但在这先，由于军队工作的需要，在周恩来等要求下，郭亮和柳直荀等均被调离湖南。

(七)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郭亮经武汉辗转到达南昌，在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作政治工作，参加了起义前的准备活动。

“八一”起义军占领南昌以后，郭亮和彭湃、李立三、陈郁等，任工农委员会委员。起义军南下时，郭亮随工农委员会机关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长汀、上杭，进入广东的大埔、三河坝。起义部队到达潮汕地区时，被国民党军包围攻击，遭到极大的损失。郭亮、柳直荀等被匪军围逼在一片海滩上，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俩沿着海边疾走，后发现一只破烂舢板，立即跑上去，奋力划离海岸，才算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几天几夜的海上飘泊，饥寒交迫，加上呕吐，终于使这对生死与共的战友昏厥过去。后来，他们被南洋一小岛上的渔民所救。当郭亮、柳直荀苏醒过来时，已是身在异国了。这个孤岛上，什么行政机构也没有。正当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耶稣教堂里的钟声，使郭亮想出了办法。他把柳直荀拉到一边说：“柳和尚(他总是喜欢戏称直荀的外号) ，你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又说得几句英语，我们装成耶稣教徒，到教堂里找牧师去，只说在海上遇盗，请他帮助我们回到香港去。你看这办法如何? ”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教堂里的牧师念及“同是上帝的儿女”，便积极帮助他们，搭乘一条外国货轮，到了香港。这时，已是十月下旬了。

郭亮和柳直荀到香港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于十月底回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十一月初，党中央任命郭亮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郭亮一到湖北，便以全部精力，组织武汉三镇的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贺龙、周逸群等一行人抵达汉口，见到了郭亮。郭亮要贺龙担任武汉三镇暴动的总指挥。不巧暴动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党组织遂决定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徐特立组成五人小组，去开辟湘鄂西根据地①。郭亮尚未成行，旋又被另委任为湘鄂赣特委书记。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郭亮和二十多名干部，分批从武汉南下，进入湘北重镇岳州 (现岳阳市) 。在翰林街开设煤栈，以作掩护，建立超特委机关，另又在街上开一饭铺作交通站，湖滨还准备了小船。风声紧时，他和特委的干部，就到船上过夜。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郭亮身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化装成煤栈老板，进行艰苦的组建工作。不久，特委正式建立，并同边区各县的党组织接上关系。郭亮立即在岳州召开特委会议，决定动员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总结在武汉组织暴动失败的教训，特别告诫同志们：不要搞“盲目的报复行动，必须艰苦地耐心地来重新进行工作，有计划地打击敌人。”①

三月中旬，新来特委工作的六名干部，在岳阳河街一家旅馆里被反动当局抓住杀害。随后，敌人又在岳州屠杀了三十多人，驻岳州麻塘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也暴露了身分。于是，郭亮决定提前起义。但在麻塘起义前的一个晚上，郭亮不幸被捕了。

(八)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深夜，由于苏先骏被捕后叛变告密，郭亮在岳州翰林街“煤栈”内被捕。同时被捕的有他的警卫员周和生 (原名周尚武) 及郑国翔、骆妈等四人。敌人将郭亮关进专用车内，捆绑在车座上，押回长沙。

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专车到达长沙。郭亮不幸被捕的消息，一时传扬开来，全城人心震动。工人、学生、市民拥上街头，从火车站到司门口，千千万万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向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郭委员长”告别。当时湖南反动政权，在各派军阀争夺之下，才息兵不久，反动秩序尚未稳定。他们对此异常恐惧，马上宣布全城特别戒严，俨然如临大敌①。在军警前后左右的“护卫”下，郭亮带镣长街行。当经过长沙的商业中心司门口、八角亭一带时，他踏上街旁的一辆人力车，向环绕着他的群众，慷慨激昂地演讲，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 “工农兵联合起来! ” “打倒国民党军阀! ”“建设苏维埃! ”等口号。反动军警多次想打断这个“共魁”的“赤化宣传”都没有得逞，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群，越来越激昂的情绪，弄得不知所措。他们唯恐出事，赶忙增派军队，驱散人群，将郭亮押进“惩共法院”。

深夜，敌人对郭亮进行了秘密的审讯。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

审问者向他追问党的地下组织，郭亮幽默地说道：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这回答激怒了法官，他威胁地说道：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

“告老还乡。”

这就是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法庭”上的全部“供词”。

湖南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害怕郭亮在人民中的巨大影响，同时不断收到密探报告：岳州、铜官、长沙等地“暴徒”，“蠢蠢欲动，有立即暴动劫狱之势”。他们惊恐万状，不及再审，便在三月二十九日 (阴历二月初七)午夜以后，偷偷地在“惩共法院”内，将郭亮秘密地杀害了。

郭亮被害之前，给他的战友、夫人李灿英写了一封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此嘱。

郭亮

三十日清晨，虚弱而又残忍的敌人，在秘密杀害郭亮之后，将他的遗体摆在浏阳门外识字岭 (这是湖南省“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的刑场)，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三天之后，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铜官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反动派妄图用砍头来征服人民，吓退革命。对此，鲁迅作了有力地回答。当他得知郭亮的头挂来挂去“遍历长岳”，以制造“铲共空气”时，愤然挥笔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①。

是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没有“被头挂退”，就在三月三十日这一天，长沙的工人、学生、市民以沉痛的心情，聚集司门口、八角亭一带，用无声的默哀来悼念自己的领袖，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也就是“挂头示众”的这几天，铜官镇的陶业工人、西湖寺一带的农民，和郭亮烈士的二哥郭正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星夜从长沙将烈士的遗体运回文家坝; 把烈士的头颅从东山寺的戏台上取下来，把它们缝在一起进行安葬。人民怀着悲愤，在烈士的家里，举行了“地下”追悼会。

(九)

郭亮壮烈就义之后，党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贺龙等，以及广大人民都深切地怀念他; 对于烈士的后代，更是关怀备至。

党中央当时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死者》专栏里，登载了烈士一生的战斗业绩①，他就义前写的“以继余志”的遗书，亦影印在党的另一秘密刊物《烈士传》中。

一九三五年，有任弼时、贺龙、周逸群、王震、肖克等参加的湘鄂川黔省委会议上决议，将省委所在地永顺县，改名“郭亮县”，修建象征性的郭亮烈士墓，纪念先烈，教育来者②。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将郭亮烈士的后代——十二岁的“多难” (现名“志成”)接往武汉，邓颖超亲自为之照料，后又派专人送往延安。

在延安，郭多难和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妮、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张燕明一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当面委托蔡畅将他们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

解放初期，在湖南省衡阳市妇联工作的李灿英，给毛泽东写信，打听多难的消息，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亲笔回信，告诉李灿英，你的儿子即将学成归国。

一九五○年初，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内，又一次接见了烈士的后代。他紧握着郭多难的手，两眼微闭，深深地回忆他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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