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古柏人物传,古柏生平事迹,古柏评价

Posted 2022-05-07 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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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古柏人物传,古柏生平事迹,古柏评价

古柏，是江西寻邬苏区和红军第二十一纵队的创建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寻邬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苏维埃政府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等重要职务。是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之一。

“愿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

一九○六年，古柏诞生在江西省寻邬县黄乡塘背村。父亲古光明是个乡村私塾先生。由于家境贫寒，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只好把古柏送外祖父家寄养。外祖父梅洪馨，是寻邬大田乡的大地主。古柏天资聪颖，外祖父很喜欢他，让他和几个继孙一起进小学读书。在学校他非常厌恶阔表兄弟的那种纨绔子弟习气，而对那些节衣缩食、勤奋学习的穷学生，则极为亲近。他虚心好学，才思过人，每学期成绩都名列前茅。有次村里迎神赛会，大家请他给庙门口写副对联，他略加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表达了少年时代的古柏对豪绅恶霸的深恶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占人田地，谋人妻子，残害鳏寡孤独，这样凶徒，任其烧香都无益;

孝于父母，悌于兄弟，和睦乡里亲邻，若果良民，到来不拜也何妨①。

一九二○年，十四岁的古柏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进入广东梅县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书。在这里，古柏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熏陶。他和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求学的寻邬籍先进知识分子，创办了《寻邬》期刊，宣传先进思想，痛斥反动势力，抨击时弊，对穷乡僻壤的寻邬青年起了革命启蒙作用。一九二四年，古柏参加了梅县广益中学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学潮，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古柏等二百多名学生被迫退学。为了继续学业，古柏和一些进步学生采取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的办法，创办了学艺中学。除学习文化课程外，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学艺中学成了梅县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这时，古柏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便拒绝了外祖父的资助，认为那些钱是剥削穷苦农民的血汗。为了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一九二五年，他领导梅县学生参加了声援“五卅” 运动的斗争。当时广东是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党的基础很好，他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古柏在梅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共产党员古柏，英俊奋发，是梅县和寻邬学生运动的领袖。他联络在广东读书的寻邬青年，在梅县成立了留粤校友会，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这个校友会的一部分富豪子弟大叫“工农运动过火”，起来反对革命，古柏又挑选那些经过考验的革命青年，组织寻邬平民合作社，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并把这个组织发展到寻邬许多地方。尽管大革命的形势日趋恶化，但古柏仍然不避艰险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假期回家，他抓紧时机积极地向农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个“好心”的长辈劝告他说： “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古柏，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坚定地回答： “我愿意这样做! 没有铺路的人，哪里有康庄大道可走?”长者惊讶地望着他，接着又问：“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更坚定地回答： “信者不惧! ”①

领导寻邬“三·二五”暴动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古柏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回到寻邬开展革命工作。

寻邬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江西最南端的一个县，山高路险，地瘠民贫，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有着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的良好条件。当时，一些在外地求学的寻邬籍共产党员，先后回到了家乡。其中有年轻的共产党员刘维、刘维锷兄弟，有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的邝才诚，他曾给古柏赠诗明志： “离京南下，投笔从戎，寄身黄埔，军政兼攻，粗衣恶食，锻炼我躬，誓心革命，志在大同。”邝才诚于一九二六年在黄埔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冬，古柏同这些共产党员在寻邬城外潘茂修花园秘密集会，建立了寻邬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寻邬支部，以潘叶煌为支部书记，古柏、刘维为支部委员。

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古柏等利用合法形式，在寻邬城南的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 (不久改为中山中学) ，聘请当时颇有社会地位的开明绅士曾有兰为校长。许多共产党员自带柴米，担任中山中学的教员。他们利用教员的合法身份，巧妙地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并在校中组织中山社，团结革命学生。古柏对文学有很好的素养，尤其是爱好话剧，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演白话戏，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土豪劣绅虽然对中山中学不满，但因校长曾有兰是寻邬伪县长的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以中山中学为中心，古柏等还在黄乡、车头、龙图、南桥、留车等地设立中山分校，派遣共产党员担任教员，在农村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古柏等创办的中山中学和各地中山分校，成了大革命失败后寻邬党组织掩护革命活动的据点，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党发动寻邬暴动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为了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古柏在农村中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当时的寻邬农村，“三点会”有很大的势力。古柏等利用这个迷信组织的外衣，争取合法地位，把“三点会”作为组织农民的公开形式，并在其中发展秘密的农民协会。凡是入会的都要斩鸡头，喝血酒，宣誓遵守“十大条规” ，齐心反对土豪劣绅。很短的时间内，这种以“三点会”为掩护的秘密农民协会组织，就发展到全县的许多地区。

由于古柏善于利用矛盾，讲究斗争策略，采取合法形式，广泛发动群众，使寻邬的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得以重新聚集和发展起来。

一九二八年春，中共寻邬支部根据赣南特委的指示，决定举行全县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在寻邬的反动统治。古柏冒着生命危险，为组织和领导暴动日夜奔走，紧张地工作。

正当暴动的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三月二十三日晚，党派在留车张官寨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邝世芬，在草鞋渣子形地方开会时不幸被敌人捕获。党的组织和暴动计划，面临被泄露的危险。古柏等当机立断，决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凌晨提前暴动。

古柏等对暴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全县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以刘维为总指挥，古柏、刘维锷、钟锡球、何家常为副总指挥。暴动分六路同时发动，分别成立六路指挥部。其中，县城直属指挥部由古柏、潘叶煌负责，指挥城郊四乡农民及中山中学学生攻打寻邬县城。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黎明，寻邬城南一声枪响，轰轰烈烈的寻邬暴动开始了。古柏提着短枪，站在城南的营盘山上，指挥中山中学的学生和四乡农民攻打寻邬县城。暴动队伍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童子军棍，冲开南门，占领县署和电报局，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同志。反动县长弃城而逃，县城的暴动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留车、牛斗光、黄乡、龙图、吉潭等地也举行了暴动。全县参加暴动的革命群众达四、五万人。古柏在群众祝捷大会上兴奋地说：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但这胜利还只是开始。我们要彻底翻身，还要继续斗争。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三·二五”暴动后的第三天，寻邬、会昌、安远三县的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联合向暴动队伍疯狂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古柏率领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寻邬县城。各地暴动队伍还没有来得及到县城集中就遭到反动派的进攻，被迫在原地抵抗，受到不少损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古柏等在鹅子湖新村召开各路暴动队伍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时有些参加暴动的群众，出于对敌人屠杀政策的愤恨，主张继续同敌人硬拼; 有的害怕回去遭到反动派杀害，主张全体上山隐蔽。古柏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全副武装的敌人联合进攻下，同敌人硬拚，只能招致不必要的牺牲; 如果数万人的暴动队上山，不但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而且因为给养无法解决必然不攻自破。根据这种分析，古柏提出了化整为零、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恢复革命的建议。经过一番争论，大家同意了古柏的意见。最后决定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暂时回家，学生回校，采取白皮红心的方式坚持斗争; 领导同志和暴动中的骨干分子则分散隐蔽，待机恢复革命。在分散隐蔽的途中，刘维、刘维锷等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坚强的古柏不禁失声痛哭。根据党的决定，古柏转移到广东梅县，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

创建红军二十一纵队和寻邬苏区

一九二八年夏，古柏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寻邬，恢复革命斗争。

古柏回寻邬后，联络在“三·二五”暴动后失散的革命同志，重整革命队伍。他写信给出走新加坡避难的邝才诚，要他回来共图革命大业。他和邝才诚等在大田、兰田一带秘密恢复农协组织，扎实地开展群众工作。当时正值夏收时节，地主们都到田间向佃户逼租，群众恨之入骨，骂他们是“禾头鬼”。为了保护群众利益，鼓舞群众斗志，古柏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斗争。大田的地主见佃户们不交租，带着武装家丁到田间抢谷。贫苦农民在秘密农协的组织下，手持镰刀、禾杠、土枪、土铳，把地主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一斗争迅速扩展到寻邬全县。这就是寻邬有名的打“禾头鬼”运动。经过古柏艰苦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三·二五”暴动失败后被摧残的革命力量重新聚集和恢复起来了，被压抑的群众革命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了。

古柏从“三·二五”暴动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要战胜全副武装的强大敌人，光靠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挑选“三·二五”暴动中的骨干分子，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武器的来源，一是收缴地主零散的枪枝; 二是抓地主罚款，到广东五华等地买枪。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游击队发展到六十余人，拥有枪枝二十余支。这支队伍以阳天嶂大山为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地主武装，机智灵活地开展游击活动。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沿途游击来到寻邬葛蒲圩。古柏从几十里外的游击区赶来迎接，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寻邬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情况。毛泽东指示寻邬党组织要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并从红四军中留下了部分同志帮助寻邬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

古柏从毛泽东的谈话和“三·二五”暴动的切身体验中，深刻地明瞭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重大意义。他将原来的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部分同志，扩编为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以阳天嶂为根据地，积极地开展游击斗争和打土豪活动。

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寻邬的地主武装对红二十一纵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妄图把这支诞生不久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古柏为了及时掌握敌人进攻的情报，从阳天嶂到龙廷、雁洋、李坑、留车，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站，利用各种关系，了解敌人的军事行动。只要敌人一出动，游击队就能及时转移，或者伏击敌人。反动派见围攻不成，于是又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在阳天嶂周围驻扎军队，把上下山的通路堵死，企图切断山下群众与红二十一纵队的联系，把红军困死在山上。敌人还到处张贴布告，以高达千元的赏格，五次悬赏通缉古柏。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山下的联系被切断了，山上又只有十五六户居民，红二十一纵队的给养发生了极大困难。交通站也受到了损失，有的交通员在执行任务中被敌人杀害。古柏的六弟古松，在同敌人作战中英勇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困死不如拚死，干脆下山跟敌人拚了”; 也有少数人悲观失望。古柏耐心地教育大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启发那些有急躁情绪的同志，要冷静地分析当时形势。敌人正因为我们在山上，无法实现他们军事“围剿”的计划，所以才采取长期围困封锁的办法; 如果我们下山拚命，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他教育那些有悲观思想的同志，要正确地看清革命前途： “三·二五”暴动遭到那样大的损失，我们又干起来了; 今天虽然遭到新的困难，但只要坚持斗争，将来一定能得到新的发展。不要怕跌跤，跌倒了就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总有成功之日! 古柏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战胜困难。没有粮食，他领着大家打野兽，采野菜、野果。晚上山里蚊叮、虫咬，战士们睡不好觉，他和一些同志轮流值班，用树枝给露宿的战士驱赶蚊虫。他还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军事知识，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好准备。游击队员感动地说：“古柏同志都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革命路上的新的挫折，人间罕见的生活磨难，不但没有把古柏压垮，反而使他锻炼得更坚强。他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对革命、对生活充满信心。就在那最艰苦的日子，他同在战斗中结下了深情厚谊的曾碧漪由相爱而结婚了。在古柏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在阳天嶂的红二十一纵队，度过了一九二九年中最艰苦的岁月。

一九二九年十月，红四军在游击赣南闽西途中第二次经过寻邬。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赣南许多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地主武装受到了打击，红二十一纵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阳天嶂成立了寻邬县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寻邬县革命委员会) ，古柏任主任委员; 中共寻邬支部也扩大为中共寻邬县委员会，古柏任县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冬，古柏决定利用有利形势，率领红二十一纵队消灭大田的地主武装据点，扩大以阳天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创建寻邬革命根据地。大田，是寻邬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寻邬地主武装的顽固堡垒，大田反动民团的团长就是古柏外祖父梅洪馨的继孙。战斗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古柏突然收到大田民团团长送来的一封信，说是“梅老太爷”死了，请古柏去大田吊丧。对这个幼时曾经同窗读书，长大后死心塌地反革命的表兄的来信，古柏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这是敌人看到红军势力日益强大，企图用这个办法和红军取得暂时的妥协，作为缓兵之计，以便伺机反扑。为了减少攻打大田战斗中的伤亡，古柏决定将计就计，深入虎穴，亲自进大田作瓦解敌人的工作。古柏把二十一纵队布置在大田附近，自己只带着红军战士陈必达，来到大田民团团部。他向团丁们宣传革命的形势，告诉他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烽火连天，地主武装土崩瓦解，你们团长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就是来给他吊丧的。他向团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告诉他们：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 你们大都是穷人出身，不要替财主卖命;红军是优待俘虏的，谁顽固不化，只能自取灭亡。说罢，他同陈必达扬长而去。二十一纵队攻打大田的枪声一响，那些听过古柏宣传的团丁们，大部分缴械投降或者不战而逃。二十一纵队胜利地打进了大田，活捉了民团团长。古柏发动大田的农民，分掉了大地主梅洪馨家的土地财产。红军和农民群众都称赞古柏铁面无私，大义灭亲; 那些逃亡在广东的梅家地主，却大骂古柏“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古柏笑着对大家说： “这些吃人的豺狼倒谈起良心来了。良心，他们的良心就是叫一家饱暖千家哭! 我们没有那种良心，我们穷人有穷人的良心。”①

打下大田后，中共寻邬县委和寻邬县革命委员会即由阳天嶂迁驻大田。古柏又率领红二十一纵队拔除了寻邬境内的一些地主武装据点，使寻邬南北零星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创建了寻邬革命根据地。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在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六个区三十余乡的广大区域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三○年五月，红军攻克寻邬城，中共寻邬县委和寻邬县革命委员会由大田迁驻县城。同月，在城内刘家祠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寻邬县苏维埃政府，古柏为县苏主席和县委书记。

协助毛泽东作寻邬调查和在总前委工作

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分兵赣南，第三次来到寻邬。这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红军占领了许多城镇，遇到了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和争取城市贫民的问题。为了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在古柏的协助下，在寻邬城南门外马蹄岗的褆民医院，召集寻邬各阶层十一人，其中有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农民、店员、商会长、失业小官吏和穷秀才等，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就寻邬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土地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寻邬调查” 。

古柏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好这个调查会，不辞辛苦地日夜工作。会前，他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寻邬的政治经济情况，深入各阶层认真挑选参加调查会的代表，推荐了熟悉寻邬情况的郭友梅、范大明等参加调查会，为调查会作好准备; 会上，他担任记录。由于寻邬方言不好懂，有时还要给毛泽东作翻译; 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 研究分析调查资料。毛泽东在根据这次调查写成的《寻邬调查》中说：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邬，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①《寻邬调查》以大量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毛泽东制定的“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的科学根据，批判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打击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的过左政策，并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著作，凝聚着古柏的辛勤汗水和心血。古柏从毛泽东在寻邬调查中那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那种从阶级分析入手解剖社会现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那种虚怀若谷、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中，得到了极大的启示。

寻邬调查后，古柏被任命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工作。前委是当时赣西南、闽西、东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三、四、五军党的共同指导机关，后来扩大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总前委的分工，古柏还担任过总前委的宣传工作。

古柏在总前委工作的日子里，无论是在紧急的行军作战还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总是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就连吃饭的时候，有时也要放下筷子来批阅紧急文件。总前委的许多重大问题，总是委托古柏去办理，他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古柏对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领非常钦佩，总是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使在同爱人的通信中，也往往是谈论学习问题，交换学习心得。他常说： “现在打仗，将来建设，都要有真实本领，不发愤学习，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古柏身居领导岗位，生活上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件破棉袄，冬天是棉衣，春秋拆掉棉花又当夹衣。有次公家发给他一件新衣服，他却送给了老百姓，并且风趣地说： “旧衣服我穿了好几年，我跟它有深厚的感情，怎么舍得给人家呢?”中央苏区凡是同古柏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古柏在一九三一年调离总前委后，先后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等领导职务，一直在中央苏区工作。

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苏区党代会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贯彻其“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诬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坚决抵制立三“左”倾错误而使中央苏区得到蓬勃发展的客观事实，诬蔑中央苏区的工作是“立三路线”，并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 。古柏等对这种无理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左”倾教条主义者鼓吹“城市中心论” ，主张“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 ，“解决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任务，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古柏等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 ，必须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方针和政策。古柏则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在经济工作中，古柏关心群众生活，体惜民力，主张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以减轻苏区群众的负担; 不同意“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苏区人力、物力的实际情况，在征集粮食、推销公债等工作中所提出的过高指标和所采取的错误作法。他和当时在江西苏区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是江西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因此，他和他的战友们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不但进一步对毛泽东进行排挤，而且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开展了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二、三月间，“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闽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四、五月间，又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广到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诬称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集团”。“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上，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 ，对古柏等同志进行了 “残酷的斗争”。五月五日，经“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苏区中央局批准，省委作出了对占柏等同志第二次声明书的决议，要他们“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面对着“左”倾教条主义者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打击，古柏并没有放弃原则，在总结会议上和两次写的声明书中，他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再次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他被指责“在他写了整个十五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中，除了说了一些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而外，对于反党的小组织行为的揭发，则几乎没有说到”，“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①。同时，“左”倾领导者在组织上以“开除党籍”对古柏相威胁，古柏对此泰然处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模范

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以后，古柏受到“最后严重警告”的错误处罚，并被撤销职务，分配到会昌担任扩大红军运动的突击队长，考验他是否“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古柏在组织上服从了这个决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正确路线而附和“左”倾错误。他在会昌担任突击队长时，仍然按照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办事。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扩大红军运动中，“左”倾分子不顾苏区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大部分青壮年已上前线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在一个月内扩大两万红军的过高指标，结果只完成原定数字的百分之四十。他们不但不归咎于自己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指导，反而认为计划不能完成“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动摇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的斗争没有普遍的深入”。古柏到会昌工作后，经过深入群众调查和动员，发现原来下达的扩红计划过高，认为他过去估计会昌能完成计划是“过左的估计”，主张将突击队调回来重新布置。于是他又被错误地指责为“他不是批评自己 ‘过左估计’ ，而是 (借)批评自己来反对中央与粤赣省党代表大会的估计”，“辩护自己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①。十二月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局突击运动检阅会议，错误地撤销了古柏的突击队长职务，并且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作出的《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提出将古柏“交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他的党籍问题”②。

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使古柏气馁，也没有使他放弃原则; 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并且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力图减少“左”倾教条主义者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一九三四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担任粮食征集工作。在敌人采取“堡垒政策”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重重包围、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极端困难环境下，他为征集粮食以保证红军给养作了极大的努力。在这期间，古柏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先后发表了《迅速完成收集粮食运动，为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粮食突击运动检阅》、《粮食突击运动总结》、《红五月节省粮食运动的检阅》、《瑞金粮食动员总结》等文章，对指导中央苏区的征集粮食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迅速完成收集粮食运动，为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征集粮食对支援革命战争的重要性，指出“摆在粮食突击运动前面的中心紧急问题，是收集粮食问题”，要求中央苏区各县粮食部门和参加征集粮食工作的同志“警觉起来，加紧，加紧，百倍加紧你们的突击，为全部收集粮食而斗争，为充分保证红军给养而斗争! ”他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征集粮食工作中的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提出要“不着慌的但是最紧张的进行突击”，要从实际出发和依靠群众去完成粮食收集任务。他指出某些地方粮食收集工作没有搞好，最主要的是由于“没有把 ‘为粮食而斗争’ 的列宁的口号，为充分保证红军给养而斗争的任务，最清楚的来教育干部，动员群众说服群众”①; 而是“一动就骂人机会主义”，“这种强迫干部强迫群众的办法，实际妨害了我们的收集工作”②。由于古柏在收集粮食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动员群众、说服群众、依靠群众的正确方法，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中央苏区的粮食收集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古柏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一六七期《红色中华》上，发表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一文，对中央苏区这段时间的收集粮食工作进行了总结： “自二月一日至三月十日，四十天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二十五个县的统计材料，共收到谷子十九万八千担(约计九十五万元以上)，现款六十四万八千元”。“概括的说来，我们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已经得到了成绩，公债推销一般的完成了，有许多县份的突击计划已经完成或将近完成。突击运动的结果，相当的解决了我们粮食的困难”。

古柏在迭遭错误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工作，坚持原则，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模范行动，得到了中央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

为国捐躯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主力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举行长征。古柏被党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离开了主力红军，要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单独地担负起领导游击战争的任务，对古柏又是一次严竣的考验。他把刚满两岁的孩子寄托在一个乡苏维埃主席家里，离别亲人，踏上征途。后来这位乡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他的妻子带着古柏的孩子东奔西走，直到一九三六年找到从九江监狱出来的曾碧漪，才把孩子交给了她。

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古柏的父亲古光明也以“匪属”的罪名被捕入狱，惨死狱中。为了保护苏区，牵制敌人，古柏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于都、安远、寻邬一线，给了摧残苏区的敌人以应有的打击。但是，由于当时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人以重兵对红军游击队实行包围封锁，战争形势日趋恶化，游击队的处境也日益艰难，缺乏粮食和冬衣，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疲于战斗得不到休息，部队大量减员，动摇分子不断叛变，游击斗争进入极其艰难困苦的阶段。古柏依靠他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和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般的联系，率领闽粤赣边的红色游击战士，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第一个艰苦的冬天。

一九三五年春，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的消息传到闽粤赣边区。古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庆幸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终于树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当时中央苏区已经全部被敌人占领，闽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被敌人分割成几股，分散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古柏带领两名游击队员从赣南出发，去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当走到广东龙川的鸳鸯坑时，由于交通站的叛徒出卖，他们被龙川反动民团包围。古柏等三人三条枪，同一百多名敌人英勇搏斗，从清晨一直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力竭，全部壮烈牺牲。古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实践了他“愿做共产主义铺路石”的光辉誓言，时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得知古柏牺牲的消息后，极为哀痛。他在一九三七年曾亲笔题词悼念古柏：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①。

注释

①曾碧漪: 《忆古柏同志》,《红旗飘飘》第19集。

①曾碧漪: 《忆古柏同志》。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41页。

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斗争》第12期。

①《火力向着在党的紧急任务前面表示机会主义动摇分子》,《斗争》第43期。

②《斗争》第43期。

①《红色中华》第161期,1934年3月13日。

②《粮食突击运动检阅》。《红色中华》第163期,1934年3月17日。

①曾碧漪: 《忆古柏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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