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季达人物传,李季达生平事迹,李季达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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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季达人物传,李季达生平事迹,李季达评价

李季达

李季达是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1927年11月被反动军阀杀害，时年27岁。

(一)

李季达，字世昌，化名李吉荣，1900年1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巫山县城关镇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

李季达天资聪慧，5岁入私塾，10岁入县立小学，15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来进重庆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边做工边学习了三年①。这期间，他十分关心国内外政治消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同学中很有声望。1918年，吴玉章等发起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7月，李季达瞒着家人，考上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设立的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法文。入学不久，李季达和同学们便卷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京卖国政府的革命洪流之中。他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

那时，成都昌福馆有一家书店，叫华阳书报流通处，专门出售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李季达经常抽空去阅读这些刊物。此后，他开始意识到要想解救中国，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但这时，他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李季达和肖树棫、穆青、程秉渊、黄映湖等13位同学，成立了一个宣扬和实行劳工神圣的团体——“劳人团”，由肖、穆、李三人负责。他们企图从教育入手，将“工读主义”作为“改造社会，解救中国”的救世良方，设想通过工读方式“养成一种勤工俭学的学风，使他们(指人民大众) 闻风而动。将来人才日多了，民智日进了，为贵族政府奔走的人一天天少了，贵族的政权就会日益消亡，那平等自由的社会就自然的兴起”。

(二)

1920年7月，李季达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经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考试，“劳人团”的13个成员及李畅英(大章)、粟泽 (岳光荣) 等70多人取得了赴法资格，成为全国第17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他们相约10月在上海会齐后启程。李季达经四处奔走，筹借了旅费和办好出国护照手续之后，便回到了家乡——巫山，等候出发①。

这时的李季达，已是一位潇洒英俊的青年。他给家人讲国内外的大事、社会发展的前景。劝哥哥们“不要买田地，还可以把乡下的田卖掉”，安慰嫁在乡下的四姐说： “不要难过，城里乡下都一样，今后都要靠劳动吃饭。”家里人都以为他不走了，母亲忙着要为他娶亲，哥哥们忙着要为他安排营生。但是都被他一一拒绝了。母亲苦苦挽留儿子。儿子劝慰母亲：“人各有志。孩儿长大了，就该走自己的路。我出了门，不能尽孝。但走到天涯海角，决不会忘记您! ”

李季达在家呆了50多天，便告别家人，乘船东下，于10月底抵达上海。在候船期间，为了节省开支，他和同学们住在徐家汇老百姓家中搭伙并抓紧自修法语。

1920年12月15日，李季达同140多位赴法学生乘法国海轮“智利”号离开上海。当日上海《时事新报》以《大批留法俭学生放洋》为题作了报道，并公布了赴法学生名单。1921年1月20日，“智利”号抵法国南方大港——马赛。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法国工业还没有恢复，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勤工俭学学生想找工作极为困难。李季达和黄映湖等18人被分到法国西海岸盛什尔瓦地方的圣日耳曼中学学习法文。

刚到法国不久，巴黎近郊蒙达尼的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等领导下，发动了二二八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李季达和一起到盛什尔瓦公学的“劳人会” (赴法后更名) 成员黄映湖、许肇棂、许祖熊、周权五人，对局势进行了讨论。他们对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断绝对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资助，使同学们沦于做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以及中国公使陈箓勾结法国军警殴打、拘捕学生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但由于离巴黎较远，更由于李季达等人仍笃信工读主义，主张勤工俭学到底，没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实质和欲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已不可能的形势，故没有参加二二八集会。这年4月，经华法教育会介绍，李季达同黄映湖、许肇棂、许祖熊、范易，进入克鲁梭的史乃德公司所属的钢铁、机器厂做工。这是法国最大的钢铁、军火工厂，厂区延绵几十里。李季达和140几位勤工俭学学生挤住在离厂部20里地的孟沙兰宿舍。李季达在生产火车轮子的铸造车间做工，劳动强度很大，任务是把坯轮上的灰砂铲掉，如滚铁环一样，用两手把百公斤以上的坯轮，滚到工作地方，用气钻铲去灰砂后，再滚到下一工序加工。灰砂极不好铲，滚动车轮极易擦伤手脚，稍一不慎车轮偏倒，两腿将被压得粉碎。工作四小时休息20分钟，八小时下来，腰酸背疼，而一天工资只有十个法郎左右，除吃饭外，所余无几。李季达为了学到技术，积攒点钱好去学习，不顾一切地干活，从不叫苦。

他一边做工，一边自修法文，同时广泛阅读书报。华侨协社的图书馆里，有很多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华工旬刊》也宣传这些思想。李季达看了这些书刊，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这时，他还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李季达进厂以后，在蒙达尼公学的肖树棫、程秉渊、陈家珍及李畅英等也来了。先期赴法的赵世炎 (乐生) 、周恩来(伍豪) 、李隆郅 (立三) 、邓希贤 (小平) 、李嘉秀 (季伟) 、陈毅、刘伯坚等人也与李季达有所接触。李季达通过他们有幸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的幻想，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他就在这时完成了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史乃德钢铁、机器厂有华工3000人，李季达所在的车间也有不少华工。他和赵世炎等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还研究如何在华工中开展工作等问题。他与华工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将学到的革命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华工讲解，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北洋政府出卖华工利益的罪行。此时，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又爆发了“反对中法借款”和“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李季达和“劳人会”的同学们勇敢地投入斗争，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

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勤工俭学学生内部的团结。5月，赵世炎、李隆郅、肖树棫倡议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另行组织一个旗帜鲜明、纲领正确的团体。李季达和肖树棫、穆青召集“劳人会”成员开会，认为： “劳人会的路线方针不够明确，局限性很大” ，决议与赵世炎、李隆郅为首的劳动学会及其他勤工俭学的进步团体，如勤工俭学互助社、工学实践团等联合为勤工俭学者同盟，再进而为留法勤工俭学会①，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一边力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1922年春，李季达从国内寄来的《北大日刊》上看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和该会“对外可以通信联系”、报名入会的启示后，立即去信，申请加入。不久，该会吸收他为会员。这年秋，李季达和邓希贤等几个川籍同学转到巴黎近郊蒙达尼的一个橡胶厂做工。该厂团小组(时称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成立，次年2月更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把他作为发展对象，由团员郑超麟与之直接联系。1923年3月，郑超麟离法赴莫斯科，交由团小组负责人李慰农①直接培养。李季达很快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年秋被批准入团。接着，考入梭米耳工业学校电机专业②。1924年春转为党员，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一员③。9月，又受党组织的选派，同穆青、郭隆真④、傅烈⑤、范易、聂荣臻、蔡畅等人一道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努力研究，从早回国”的口号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从事革命工作。1925年4月，李季达同王若飞等一道，奉命从莫斯科经海参崴返抵上海，投入了方兴未艾的国内革命运动。

(三)

李季达回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为适应五卅后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调李季达到天津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受命于革命形势骤变之际，6月1日到天津，便立即和原天津党、团的负责人于方舟、李濂祺(李希逸，后叛变) 、李培良等一起组织各阶层群众和民众团体发出通电、宣言，散发传单，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 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基础上，组织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仅6月份就举行了三次有300余团体、20万人次参加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发动天津人民投入反帝斗争，中共天津地委决定：由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帝大同盟、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江浩、安幸生、邓颖超等出面，联合其他30多个团体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各界群众80余万人，成为中共领导天津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联合战线组织。同时还发动各界成立沪案后援会，开展宣传、募捐活动，支援上海人民。

为统一领导天津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8月初，在纺织、印刷、油漆、地毯、铁路、制鞋各业纷纷成立工会的基础上，在老铁桥大东旅社联合成立了天津总工会，李季达以总工会负责人的身份，领导了天津的工人运动。在宝成纱厂7月15日和8月8日两次罢工均获胜利的情况下，8月9日，李季达通过联络人员下达了地委关于“配合全国形势，组织同盟罢工”的指示，并召集宝成、北洋、裕元、裕大四个纱厂工会的代表和骨干开会，提议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障工人合法权益等八条同盟罢工的条件，由各厂工会分别向厂方提出。地委在东马路太平旅馆设立同盟罢工指挥部，中共北方区委也派干部参加。这天，当宝成工会向厂方提出八条要求后，厂方不仅不答应，反而要求军警出面“保护”。结果，军警开枪威胁，海河两岸各纱厂工人听到枪声，纷纷赶来支援。宝成工人在与军警搏斗中，捣毁了工厂公事房，驱走了军警。为争取罢工的胜利，李季达一面派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联负责人吕职人、安幸生到厂调解，一面联系报纸进行报道和发动各界声援。宝成罢工终于取得胜利，从此揭开了五卅后天津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接着，李季达决定将罢工的重点转向名为华厂实为日人操纵的裕大纱厂。同时通知各厂，一旦裕大有事，大家都要前往支援。8月11日，裕大纱厂工人终于爆发了支援上海工人斗争和争取自身政治、经济权益的大罢工。当厂工会向厂方提出同盟罢工的八条要求后，该厂董事长王克敏竟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兵进厂开枪镇压。于是各厂工人纷纷赶来支援。工人与军警搏斗三个小时，砸了工厂的公事房和机器，把砸不动的保险柜扔进海河，致使工厂停工三月，酿成五卅运动中天津有名的“砸裕大”事件。

在此期间，李季达还认真地协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了著名的天津海员大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英商怡和、太古两轮船公司十分恐慌，担心罢工风潮波及到海员，便指使所属船只从上海、香港开往天津。中共中央识破这一阴谋，电示北方区委，要求沪船到津后，立即组织海员就地罢工。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兼工运委书记赵世炎即刻到天津，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工会负责人安幸生等组成天津海员罢工委员会。当英商“昌升”、“顺天”等七艘轮船到津后，海员们于7月19日在长春旅社成立中国海员工会天津分会，发表“我们海员历受资本帝国主义的虐待，使我们不能忍受……必须联合被压迫阶级共同奋斗……要与强暴的英国人反抗，非达到最后目的，誓不上工”①的罢工宣言。在李季达等有力领导和周密组织下，船上的500余名海员和天津的日商大连、大阪与英商怡和、太古码头的2000余名码头工人，于8月10日上午一起举行罢工。为支援海员的罢工，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天津济安会，为罢工工人筹集生活款项。整个海员大罢工延续三月之久，致使天津码头货物堆积如山，港务瘫痪，从政治和经济上都给了英、日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李季达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工人运动的同时，十分注意开展广泛的国民运动。他到天津不久，便调整各方面的领导力量，具体分工是：工运粟泽，铁总袁子贞，总工会李铁钧，青运李延瑞，妇运邓颖超 (后江韵清、王卓吾) ，农运叶善枝，国运(国民党运动) 江震寰、于方舟。农民运动在郊区迅速地开展起来;学生运动也日渐高涨，北洋、南开、高工等院校还建立了中共支部。

天津人民反帝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引起帝国主义和军阀李景林的极度仇恨与惊恐。8月12日，军警开始逮捕罢工工人，查封革命团体，安幸生、辛璞田等数百名工人被捕，一些工会被取缔，法国工部局甚至直接动手查封了海员工会。李季达立即动员各方力量组织营救，指示天津总工会、纺织工会联合发出“为李景林残杀天津罢工工友通电”，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发动报界报道宣传，揭露和控诉军阀政府屠杀工人的罪行。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北京等地纷纷成立天津各界联合救援会予以支援。中共中央也十分关切，并于10月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青岛、天津等处残暴的压迫屠杀工人，尤其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力争民权的急先锋，他们的运动……却有变成全国总罢工的形势”①。

1925年冬，李季达主持中共天津地委分析形势，认为冯玉祥的国民军有可能战胜军阀李景林而进驻天津，天津党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的斗争策略与方针是：一，以联合战线组织的名义，扩大反对奉系军阀的宣传; 二，国民军入津后，召开欢迎国民军进驻天津的国民大会，要求国民军释放被捕的各界代表和工人; 三，上列二项应为各党团组织当前之中心任务; 并积极支持和配合在冯军中从事军运工作的刘格平、张隐韬回津组织工人、农民武装，做好冯军入津的内应工作。11月底，国民军分三路向军阀李景林发起进攻，在刘格平指挥的天津工人武装力量配合下，于12月24日赶走李景林，进驻天津，第三军军长孙岳任直隶省督办，并将省会由保定迁至天津。中共天津地委与当局及时交涉，第二天，孙岳便释放了关押四个月的各界代表和工人。地委用两辆汽车直接到监狱将关押的十多名各界代表接出，李季达向出狱代表进行了亲切慰问。

国民军入津后，中共天津地委对时局和当前斗争策略作了多次研究，认为：国民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国民革命，暂时还不致出现压迫民众的事情。在一段时间内，人民群众将得到一定限度的自由。我党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深入宣传和组织群众，积极发展党、团、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至于以后国民军的态度如何，则要由民众势力的强弱程度来决定，必须立即召开欢迎会，以显示民众的力量，使国民军感受到民众力量之不可侮。1926年1月初，在李季达的周密组织下，召开了全市国民大会，欢迎国民军，欢迎获释代表。李季达在大会上提出“国民军要与民众结合”的口号，还代表地委赠予获释代表每人一枚“革命先锋”纪念章。会后，地委以总工会名义，向国民军孙岳提出“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希望国民军与民众结合; 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三点要求。接着，总工会出版了《工人小报》。李季达对此报极为关心，常为之撰稿、审稿到深夜。

由于积极开展了以国民军为主要对象的联合战线工作和认真地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中共天津组织打开了半公开活动的局面。李季达和中共天津地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1至3月份内接连举行了七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团、工会等群众组织。1月21日，召开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李季达和赵世炎出席。2月，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津召开，天津总工会在会上散发了纪念二七三周年的传单，李季达代表地委到会讲话。在谈到纪念二七死难烈士时，他说： “先烈们赤手空拳和握有枪炮的反动军阀搏斗，他们宁死不屈，虽然受着深重压迫，生活十分贫困，但决不为金钱、地位所引诱……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情真意切，句句打动代表们的心弦。2月27日，李季达派于方舟、安幸生、郭隆真、李井泉、王星五在裕元纱厂附近广场，召开有两三千青年工人参加的大会，和工人们共同总结“砸裕大”中砸毁机器造成工人失业的经验教训，教育青工今后的斗争要在工会统一领导下有组织的进行，号召工人团结战斗。3月12日，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天津总工会的名义，召开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连开三天。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在会上发表讲演，痛斥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从而加强了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与联系。由于以李季达为书记的中共天津地委正确分析形势，对策得当，天津工人运动又从低潮转入高潮，一度遭到镇压的革命团体恢复发展起来。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3.22万余人，联系工人10万。中共党员发展到450余人，建立党支部24个; 团员发展到170余人。国民党党员也发展到500多人。

在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李季达和中共天津地委清醒地看到国民军势力比较薄弱，难以在天津站稳。因此认为，我们在国民军进驻天津期间，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合法条件，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开展各项活动; 另一方面，要随时注意时局的变化，没有特殊需要，不再搞大规模的公开活动，以避免将来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自此以后，李季达和地委其他成员减少了公开活动。党外工作和需要露面活动的工作主要由身为天津议员的于方舟负责，李季达负责党内工作。就在这时，天津大沽口事件和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激起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怒。李季达和地委周密考虑后，决定于3月21日召开天津“废约驱段”国民大会。那天，140多个团体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强烈抗议日舰进攻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和段琪瑞血腥腥屠杀北京请愿群众的滔天罪行。

政局发展果然不出所料。3月22日，国民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夹击下被迫退出天津，奉系军阀褚玉璞代表李景林卷土重来，对革命施行疯狂报复，各工厂的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绝大多数被资方开除。李季达主持地委开会当即决定：停止一切公开活动，党团活动一律转入地下，经常露面工作的党团员和负责干部撤离天津。不久，中共北方区委调来傅茂公 (彭真) 等一批党的骨干分子，并相应地调整了天津地委的领导机构，李季达仍任地委书记，粟泽任组织部部长。由于采取了周密、果断的措施，天津党团组织在几个月时间内未遭损失。

为冲破军阀褚玉璞的禁锢，中共天津地委决心把工人斗争再度恢复起来。1926年8月，李季达同意傅茂公的建议，决定在革命力量相对集中的北洋纱厂首先发动罢工斗争，带动其他厂重振天津工人运动的旗鼓，并确定由傅茂公具体负责组织。经过周密的组织发动，在李季达和傅茂公的亲自指挥下，北洋纱厂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们重建了工会组织。其他工厂在北洋纱厂罢工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相继展开斗争，纷纷恢复或重建了厂工会。这样，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72号成立了天津工人俱乐部，总工会组织再度成立。

天津工人运动的再度兴起，引起军阀褚玉璞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勾结英国工部局，指使特务破坏设在英租界张庄大桥义庆里40号的地委联络机关。警察厅长于振芝以 “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于11月23日派出军警逮捕了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5人。李季达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天津局势日趋紧张。1927年1月，成立不久的天津工人俱乐部又遭到军警的破坏、粟泽、傅茂公、靳子涛、阚家华等30多名党团组织领导人被捕，被关押于法国工部局。李季达为阻止法租界当局将他们引渡给中国官厅，奔走各方，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在法国工部局西开分局被关押一天一夜之后，终于以“驱逐出境”之名获释。

严酷的斗争环境，孕育了李季达与地委妇运负责人王贞儒(王卓吾)的爱情之花。1927年元旦，他们结婚了。租下的新居——英租界小河道集贤里六号，同时就是地委的办事机关。

(四)

1927年4月，全国局势急剧变化，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大屠杀开始了!4月初，李大钊等在北京被捕。18日，江震寰等15位革命志士在天津被杀害。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李季达格外镇定。他一面嘱咐各级组织谨慎行事，一面将党的重要文件和全天津500名党员的名单巧妙地存放在法租界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的第一号保险柜里。同时将地委机关转移至松寿里79号，后又移至59号路求志里17号，保证党组织的安全。

6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在津成立。李季达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8月初，小刘庄区委管辖的海津地毯三厂党支部被破坏，官厅捕去在陶园开会的市委组织部部长粟泽等四人。由于出了叛徒，加上敌人多处卧底，先后有12人被捕，李季达夫妇也于8月16日在南开体育社典华学校内被捕①。

李季达化名李吉荣，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他受尽了压杠子、灌辣子水、点天灯等非刑，几次昏死过去，但凭着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硬骨，始终坚贞不屈。亲友探望送给他的食物和用品，他总是分给难友们共同食用。党组织曾发动50多家巨商出面具保，亲友也多方营救，但终无效果，除王贞儒、赵狱龄等数人因“罪证不足”获释外，敌人最后还是决定要杀害李季达等人。

死亡，早在李季达意料之中。他泰然自若，为着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没有丝毫的遗憾。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想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和亲人。他终于有时间从容地给亲人们写信了。他在信中对亲人们说： “这也许是我给家中最后的信，希望哥哥们听从我过去的劝告，不要买田，不要剥削人，要靠劳动养活自己。”他托人把信和一本当年在法国买的字典转交家人作为永久的纪念。他也想到监禁在同一监牢、结婚不久的妻子，虽近在咫尺，却无法向她道声珍重。今后，他不能再尽一个丈夫的责任了，但是，他深知，志同道合的妻子是会理解自己的。

1927年11月18日下午1时，李季达、粟泽和青年团员、地毯三厂工人姚宝元三人，被军阀褚玉璞押至刑场。当日天津《益世报》以《〔党〕犯临刑无惧色》为题报道：“……津埠人民皆一睹党犯容貌” ，“竟由早十时许鹄立道旁候观” ，李季达等虽“发须过长，但面不改色，立在车上〔第一辆大车〕，大声急〔疾〕呼，打倒军阀! ……坚持到底”等语。李季达把敌人对他“押赴刑场，游街示众”的机会，作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屠杀工农、摧残革命的滔天罪行的讲坛。《益世报》报道说：他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临别演说“气壮山河，怒发冲冠，持续一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天惊地，鹄立候观的津埠人民无不为之感动”。在“围观者人山人海的南市上权仙前刑场”——白骨塔刑场，李季达知道为党尽义务的时间更短了，他“一面大声演说，一面高呼口号：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 ‘打倒万恶的帝国主义! ’ ‘打倒军阀!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①。

年仅27岁的李季达，在刽子手的枪声中倒下了。但是，他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为人民所敬仰。

①王卓如说李“12岁入省立中学读书”。此处按李季达幺妹李世秀说。

①李世秀说: “1918年夏天,幺哥从重庆回来了,他是回来告别的”。此处按黄里州 “第二届毕业赴法的学生,家不在成都地区的,都先期各自回家,季达也就回巫山去了”之说。

①1921年7月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刊陈公培之《留法勤工俭学界底俯瞰图》中说: “现在勤工俭学互助社既与劳人会以及……工读实践团等团体,联合而为勤工俭学者同盟,进而为留法勤工俭学会”。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22页说: “他(世炎) 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又进而联合勤工俭学互助团……劳人会、工学实践团等……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

①李慰农,安徽人。1922年在法入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秋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在北方从事工运工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在青岛被军阀张宗昌杀害。他是否就是李季达入团介绍人,待考。

②据1927年8月17日天津《益世报》。

③李季达入党时间,郑超麟说 “可能在莫斯科回国前”。此处按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25页之说。

④郭隆真,又名郭淑善,女,回族,河北大名人。五四时期,天津觉悟社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发起人之一。1920年赴法,1923年入党,1925年回国,在北京作党的妇运工作,1926年在天津与李季达一道工作。1928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后任满洲省委工运书记、青岛工运书记。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⑤傅烈,江西临川人,1925年离苏返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北伐军进驻南昌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28年2月在重庆被王陵基杀害。

①引自《工人之路》第46期,1925年8月9日出版。

①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21—1925)第397、407页。

①1927年8月17日天津《益世报》。

①1927年11月19日天津《益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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