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达人物传,李达生平事迹,李达评价

Posted 2022-05-06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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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达人物传,李达生平事迹,李达评价

从爱国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一八九○年十月二日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弟兄五人，只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李达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六岁上私塾，十五岁考入永州中学，获得公费待遇。由此，他初步接触新知识，逐渐了解到列强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一次，学生们接到长沙寄来的《徐特立断指血书》。这份血书痛陈中国受列强欺凌，号召人民起来反日救国，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同学聚集在操场上，当即议决抵制日货、练军事操两条爱国办法，把自己的日本制造的文具统统拿到操场集中焚毁，并要求学校弄两百支来福枪，教练军事操。李达日后回忆道： “这一类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那时是年年都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者向清廷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集合、游行、喊口号、发宣言，向清廷请愿。”①少年李达积极参加了爱国运动。

一九○九年秋，李达考入京师优级师范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他在赴京路上，目睹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到处都是外国的兵舰、商船、租界、军警、银行、教堂; 目睹外国强盗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悲愤地觉悟到中国已经变成列强统治者的殖民地了。”①虽然他抱着学好科学知识、复兴祖国的志向去学习，但他在优级师范读了两年，就感到学政腐败。学生身穿长袍马褂，戴着“顶子”，向孔老二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由于科学不发达。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民的觉醒，才能国富民强，于是他“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②。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李达感到兴奋。但不久，北洋军阀取代了清廷的统治，使他极为失望，“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破灭。是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返回故乡。次年，他到祁阳中学教书半年，又就读于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两个月后，因缺乏食宿费，转入湖南优级师范。这时，他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救国’理想，主张‘实业救国’”，“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他“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的”③。

一九一三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在东京读了一年，因患肺病辍学回国。在家乡与一位中医师合办“博记药店”，“赔赚并没有计较，肺病算是好了。”④一九一七年春，他再次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预科) 学习理科。留日期间，他目睹日本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听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叫嚣，饱尝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留学生的欺凌侮辱，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痛感本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也使他“实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象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①正当他找不到救国出路极端苦闷悲愤的时候，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象春雷乍响，使他和中国所有的先进分子一样，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感到无限的兴奋。他从日本报纸上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听说列宁领导的“过激派”实行“过激主义”，领导劳苦大众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沙皇俄国变成劳农专政 (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者) 的国家。他“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②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还很零碎，书报检查机关又横加禁止和删削，很难系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说：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①从此他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积极投入中国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这个运动的带头人。

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军队开入东北全境，还要对占领军“尽力协助”、“供给兵器和军需品”、“交换军事地图和情报”。这个道道地地的卖国协定，我国三千留日学生闻之，无不义愤填膺。他们散发传单，集会抗议。五月三日，留日学生在大手町召集的会议上，全体议决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并决定各省各校留日学生派遣先发队分赴北京和上海，筹备一切。湖南留日学生积极行动，于五月五日假东亚学校开会，被日警禁阻，捕去数人。李达是湖南留日学生代表、救国团的主要成员，并作为先发队的领队之一于五月七日晚附轮归国，偕同王希天、阮湘等十一人于十三日下午抵达天津，向报界说明救国团成立后的活动及其宗旨。次日，他们由津赴京后，李达立即同阮湘、黄日葵、龚德柏等到北京大学与学生领袖许德珩等人磋商。据许德珩回忆说： “我第一次认识李达是一九一八年春，他带领一百多名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时候。当时，我是欢迎他们的北京大学学生首席代表”，“五月中旬，我们和他们的代表李达、黄日葵、龚德柏等人见了面，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开了欢迎会。”那次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当时号李鹤鸣。”②经过几天的奔走呼吁，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北大、高师、高医、高工、农专、法商等校学生约二千余人，在五月二十一日共同发起了向段祺瑞政府的请愿示威运动。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影响遍及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由于发动群众不够，请愿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它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准备，“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①。

这次反帝爱国斗争的实践，使李达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是他由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一步。”②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 “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 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③同年六月，李达毅然再赴日本，放弃了理科的学习，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大量书刊，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李达在日本，未能直接参加，但他密切注视国内时局的发展。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之际，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由此看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心情非常激动，积极撰文向国内报刊投稿，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声援国内斗争，为我国刚刚兴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公开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第一篇初步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极力划清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第二篇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掉十九世纪文明的弊病”，“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①李达的这些论述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政治上要消灭压迫，经济上要消灭剥削。在当时各种假社会主义鱼目混珠，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颇有市场的情况下，他的这两篇文章对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分清真假社会主义起到了启蒙作用。

六月十一日，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被捕。李达闻讯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潮》一文，在六月二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声援营救陈独秀的运动。这篇文章肯定了陈独秀的功绩，谴责了反动政府的暴行，热情地歌颂了新思潮，坚信新思潮是不可战胜的。“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②。同时，文章也表达了他用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决心与信心。“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 ‘新国家’，恐怕不能立足在二十世纪!”①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三日，他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情况介绍得不够准确，但也说明当时他已经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萌发了积极参加建党的思想。从一九一九年秋到一九二○年夏回国之前，为了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以艰苦的劳动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三本著作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的丰富内容。仅《社会问题总览》一书就分三册，计二十一万字。值得重视的是，《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中还有一篇题为《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的附录，不仅简要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划时代的意义，还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阐明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于帮助我国人民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掌握它的内容是有积极意义的。李达在“译者附言”中说： “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表明了他翻译三本著作的动机。在当时国内还非常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许多人包括一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这三部译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二○年三月，李大钊在他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告上，就曾把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阅读文献之一。《唯物史观解说》于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截至一九三二年止重版过十四次。

李达上述译著和文章的发表，是他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从此以后，即使在他离开党组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懈地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李达于一九二○年夏离开日本，“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①

当年春，第三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晤谈，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交换了意见，立即投入组党活动。陈独秀留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两人交谈磋商十分方便。李达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在上海博文女校参加领导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也以博文女校和《新青年》社作为掩护进行秘密组党活动的场所。

一九二○年八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他们在《新青年》社举行会议，推陈独秀为书记，并草拟了一个简单的章程草案。在上海发起组的联系和推动下，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也相继筹备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十二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翌年二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通信中，谈到党的组织应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上，发生分歧，辞去了书记职务，由李达代理书记。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全面工作由李达主持。

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党刊—— 《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同时，他也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为该刊撰写、翻译了许多重要文章。《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表明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创建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奠定理论基础，指导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它在社评性的《短言》中明确宣布： “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一是政治使命。”①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② “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③它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息，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什么要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 党在中国应该干什么?对这一些必须首先明确解决的原则问题，它都作了系统宣传，收到实际效果①。它被各地共产主义者小组列为必读的教材之一，并在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最高发行量达五千份，实际上成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问题时，高度赞扬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②并设法将其中一些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在一则《通知》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

《共产党》月刊在完成建党的历史使命以后，党的“二大”决定该刊停刊，代之以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向导》。《共产党》月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建党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和组织作用是永垂史册的。李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办好这个刊物作了极大的努力。刊物的编辑部一直设在李达的寓所，最先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他搬到南成都路辅德里二百二十五号后，编辑部也随着迁去，设在一个不到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出版这种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种子、直接为建立共产党作准备的刊物是极其困难的，随时都有被反动派查抄的危险，因而只能秘密编辑、印刷、发行，文章也不能署真名。该刊第三号付印前，就曾被法国巡捕房没收过稿件，致使这期刊物首篇文章的第一页没有原文，而用开天窗的方法注明： “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以示抗议。刊物的经费也没有保证，李达常将自己写稿译书所得稿费垫支。为了编辑出版这个刊物，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评性的《短言》、重要文章和消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起从写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在党的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李达虽不负责工人运动，但他却十分关心这方面的工作。他深入工人群众，亲自参加了上海纺织工会的工作，还为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撰写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的通俗文章。党的一大前后，他发表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颂》、《五一运动》、《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劳动立法运动》等文章，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了开展青年团的工作，党的上海发起组决定由俞秀松主持，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了新渔阳里六号一幢房子，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场所。这幢房子的门外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分设英、俄、日语各班，学生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赴苏俄留学作准备。在学社里，由杨明斋、魏金斯基的夫人教俄语，李达讲授马列主义，也教过日文，还参加过一段时间的俄语学习。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夫 (也有人译为尼柯尔斯基——笔者) ，到上海和李达、李汉俊晤谈。李达报告了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和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活动情况，认为组党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①。经发起组研究同意，由李达代表发起组通知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东京的小组只来了一人，巴黎小组当时与国内联系较少，未通知) 。他和李汉俊是上海代表。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大会期间，他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①。

“一大”会址和代表住处都是李达通过夫人王会悟筹划的。会前，他对王说： “我们要开个会，需要你帮助找个地方给代表住。你是上海人 (原籍浙江嘉兴，久住上海，会讲上海话)，上海你熟悉。”②王会悟先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借房三间，供代表住宿。她又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在外地避暑，李公馆的房子正好用来开会，同李汉俊商量时，李满口答应③。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六号李书城家中开幕了。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七月三十日晚八时。那天，会议开始不久，突然有一陌生人闯进会场，借找人找错了门，又匆匆离去。代表们警觉到是法租界侦探，便立即转移。一刻钟后，法国巡捕带来了十几个警察强行搜查。这个意外事情发生后，“一大”会议改在嘉兴南湖举行，也是王会悟安排的。当部分代表在李达家商讨转移会址时，王会悟表示：在上海找不到适当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娘家在嘉兴南湖之畔，那里风景优美，可以雇一只大画舫，代表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大家对此极表赞成①。李达让王会悟当晚便去上海北站了解赴嘉兴的火车班次②。第二天黎明，她搭头班车先赴嘉兴，在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供代表歇脚，又雇好画舫，预订饭菜，等候代表到来③。代表们乘第二班车离沪，十时左右到达嘉兴。王会悟立即把他们引到停泊在湖边的画舫上。他们带着酒菜、麻将牌登上画舫，划到湖心，宣布开会。人们以为是游客，并不注意④。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发现别的游船有靠拢迹象，即用折扇敲击船板。代表们闻声会意，连忙“一索，二索” 地高叫起来，好象是在打麻将牌⑤。不久，天空落下毛毛小雨，游人渐散，会议顺利进行。这天是七月三十一日，是“一大”的最后一天。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来建设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了中央局作为党中央领导机关，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正式改为支部。至此，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李达担任中央的宣传主任后，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开辟和扩大了党的宣传阵地。

根据中央局的决定，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李达任主编。他的寓所就是该社的社址，也是中央宣传部的办事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曾发表该社成立通告，简要地阐明创办宗旨和任务： “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还郑重宣告： “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的趋向，测定潮势之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为海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要求，特在此慎重声明。”①为了供给广大革命者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需要，人民出版社原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 (即共产主义者——笔者) 丛书》十一种，其他九种②。在短短一年之内，出版社就出版了《马克思全书》三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四种，其他三种，共十五种③。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 <资本论> 入门》、《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书籍，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人民出版社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它的出版物对于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李达为创办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发行各种革命书籍，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出版社的人员很少，著译书稿、编辑、校对、付印、发行都是他一人担任①。

一九二一年十月，党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创办了我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由李达兼任校长，王会悟协助工作。该校设工作部、半工半读; 学生分高级班和低级班，丁玲、王一知、王剑虹、钱希均等都是该校学生。李达亲自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并请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高语罕、邵力子兼课。“各教师所选的教本，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乎平民的。”②每周两小时专题讲演，教员轮流主讲平民女子切身问题。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的《妇女声》半月刊，也在李达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他不仅为该刊许多重要文章审阅修改，并且还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文章。如《女权运动史》、《女子解放论》、《女性中心说》、《产儿制限论》、《社会主义的妇女观》等。《妇女声》半月刊在提高妇女觉悟和促进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是党成立初期在广大妇女中进行宣传的阵地。

为了回击共产主义的敌人对新生苏维埃俄国的诽谤，帮助党内外群众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撰写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一文，翻译了长达三百七十七页的《劳农俄国研究》一书。

建党前后，李达一方面参加建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一方面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和陈独秀及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道，以《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对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左”倾思潮、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勇敢捍卫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策略和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一九二○年冬至一九二一年初，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先后抛出《由内地旅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他们胡说中国“无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兴起，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才有“凭借” 而且中国将来只能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和平地演变到社会主义。按照他们的观点，既然中国谈不上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更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了。

面对研究系的这种猖狂进攻，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坚决予以反击。李达就是这场“反击战”的主将。他从一九二○年十一月开始，陆续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揭露了冒牌社会主义，把斗争引向深入。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他受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委托撰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斗争中进行笔战的中坚”①。他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首先阐明这场论战的阶级实质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是“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与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之争，指出梁启超是“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①的。

李达痛斥那种以为中国唯一出路是依靠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谰言。他指出在帝国主义“万国竞争”掠夺之下的中国，决不会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要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各自独占的殖民地。同时，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后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生存竞争完全消灭。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②因此 “劳动者非常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③; “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④

李达彻底揭露了所谓“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指出它的欺骗性表现在利用“资本阶级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⑤ “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⑥; 它的反动性就表现在继续维护“现代社会中万恶的根源——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⑦。李达还进一步论述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问题，指出劳动阶级要谋求解放，只能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①

李达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他认为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必须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②

在同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进行论战的同时，李达和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又投入了对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极力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社会的“绝对平均”，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权威。当时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潮”，在倾向革命的青年中，甚至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也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因此，批判无政府主义，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早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对无政府主义就进行过初步的批判，揭开了反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序幕。随后，他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及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中的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国家问题上，李达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无政府主义“各个分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③，其要害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所谓 “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观点，就是不去区分国家的性质。他指出：说资产阶级国家“是特权阶级的所有是可以的”，“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的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 “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要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①那就是将“资产阶级的独裁” “变成劳动阶级的独裁统治”②，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自由问题上，李达一针见血地指出： “资本阶级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③在生产问题上，他指出组织生产“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如果象无政府主义那样去组织生产，那“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地处于“混乱状态”④。在分配问题上，他反对那种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水平而主张立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空谈，阐述了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理。同时，李达还追根溯源，清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⑤李达对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各派的理论内容和唯我论的实质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的系统而又抓住要害的理论批判，对于澄清无政府主义制造的思想混乱，对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达还根据中国有不少革命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蒙蔽的具体情况，非常注意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区别开来。他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 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要约同这些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①。这对于促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觉醒，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了排除修正主义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保证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李达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道，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展开了批判，揭露他们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与资本家妥协”的“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②; 批判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把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概括成七条③，比较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理，给人们提供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文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虽以马克思主义相标榜，但实际上“马克思的真面目”却被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湮没殆尽了”④。随后，他又写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逐个批判考茨基的“正统派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修正派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 以及“组合社会主义” 。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国家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在当时我国多数共产主义信仰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不可能系统掌握的情况下，李达的这些论文对于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

党的“一大”闭幕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极左派在柏林成立了“第四国际” ，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马列主义。“第四国际”的影响虽不如第二国际，但如果不同他们鼓吹的极左思潮划清界限，中国共产党就有离开马列主义轨道的危险。

一九二二年四月，李达写了《评第四国际》一文，就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对待黄色工会、对待资产阶级议会、联合农民等问题，系统地批判了第四国际的错误理论和策略，阐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在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他深刻地表述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有纪律的先锋队，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于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组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②他还着重指出： “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护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全面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③这些论断，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在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他认为第四国际鼓吹退出黄色工会是“关门主义的法子” ，只会分裂无产阶级④。指出他们鼓吹退出资产阶级议会也并不是真革命，“共产党若是抱定革命的目的跑进议会去，利用议会而不为议会所利用，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⑤他还认为他们反对联合农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是失败之途，“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①李达的这些基本观点，透彻地阐明了党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基本态度，为刚刚诞生的党制定战略、策略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他在“一大” 以前的思想，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以及马克思建党学说的认识水平又有了提高。

李达在建党前后的著作，也有不准确，不精当，乃至错误的地方，带有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他没有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都还缺乏明唽的认识。

但是，过去有人说他是“合法马克思主义” 的拥护者，那是违反历史真实的。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有拥护过“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恰恰相反，是同它作过坚决斗争的。他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述，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的指导，坚持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实际活动和理论活动，表明了他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革命前后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

一九二二年五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并与毛泽东一起到衡阳指导工作。当时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师已经建立了湘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学运和工运广泛开展起来。五月下旬，三女师的某些进步学生因到水口山矿区作宣传工作，被反动学校当局强令开除，正在进行一场尖锐的斗争。毛泽东和李达亲自到该校了解斗争情况并给予正确的指导。这次湖南之行，使李达对湖南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有了一些了解，决定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自修大学担任学长。

一九二二年七月，李达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第一天的大会，就在李达的寓所即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举行。李达是教育问题和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这个小组的活动地点始终在李达的寓所。会上，李达表示要到湖南自修大学任教，请求不再继任中央宣传主任职务。二大闭幕以后，他离开党中央，专心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一九二二年秋，李达偕夫人携带不满周岁的女儿由沪返湘，与毛泽东一家同住清水塘。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怎样办好自修大学的问题。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创办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湘区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参加自修大学学习和工作的除了湖南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毛泽民、夏明翰、郭亮、夏曦、李维汉、罗学瓒、易礼容、陈佑魁、姜梦周等人外，还吸收了一批革命青年参加。李达担任自修大学学长。他负责主持招生工作，“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①，辅导学友学习马列主义，为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和初中部的革命青年系统讲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内容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发展史等。为了因材施教，他一天之内常给三个班的学员分别辅导、讲课，并且还亲自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资料，印发学员，人手一册。

一九二二年八月，自修大学开办不久，湖南反动当局在长沙举办了有各县教师参加的暑期学校，请冒牌社会主义者江亢虎来讲学。江亢虎大肆兜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货色，鼓吹“新社会主义”。面对反动政客的猖狂进攻，李达立即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一文，在当月的长沙《大公报》上连载数日。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下的中国“要想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首先要组织群众竭力打倒帝国主义，推倒国内军阀政治”②，“必须由社会革命党励行无产阶级专政。”③有力地驳斥了江亢虎散布的改良主义谬论，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和自修大学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和李达为了宣传二大的纲领，探讨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刊物一问世，就受到国人注意和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这个刊物在《发刊词》中庄严宣告： “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和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李达主编这个刊物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二大宣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精神。当时党面临的任务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李达主编的《新时代》月刊把研究和宣传的重点放在“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这个有关社会和国家根本改造的问题上。毛泽东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李达发表的《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文章，都是围绕这一根本问题而写作的。李达在《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针对胡适美化帝国主义、粉饰封建军阀的谬论，明确指出： “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国的乱源，知道搅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的民众要期待统一和和平，要获得自由和幸福，非先组织起来打破这两大障碍物，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①他还针对胡适等人散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的谬论，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状况，论证了党的“二大”宣言提出党的目的 (即最高纲领) 和当前的政治主张 (即最低纲领) ，说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说：“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行到实行的时期了。”②

李达还进一步研究中国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①同时在制定正确的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他既不同意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也反对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观点。“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劳动者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②。在民主联合阵线中，“共产党应该注重 ‘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 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的影响”③。接着，李达更进一步阐明了在民主革命成熟时，由于“国际的地位和阶级决战的勇气”④，“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⑤，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必等待一切生产力完全发展。看看我们党走过的道路，重温李达在二十年代初的论述，说明他相当精辟地论述了民主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关系，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说明了他在把马克思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步伐。这时，李达还翻译了马克思的著作《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为了加深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他还翻译了《中国关税制度》一书。

由于自修大学及其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产生的影响日益深远，引起了湖南反动当局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反动军阀赵恒惕竟然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 的罪名，派兵强行封闭。《新时代》月刊也被迫停刊。自修大学和《新时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陈独秀没有接受李达的正确观点，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陈独秀向李达表示，共产党应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党团，遭到李达的反对。一九二三年夏，李达由湖南到上海与陈独秀再次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他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但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可是陈独秀还没等李达把话说完，“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 ，认为李达在长沙不参加示威游行，没有资格作主张，甚至威胁道 “违反党的主张，要开除! ” 李达也很气愤，针锋相对地说： “开除就开除! 我也不把你这个草莽英雄作领袖! ”事后，李达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 “我受了这样的刺激，顿时凉了半截”，“心里想：象这样的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我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①由于李达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以解决自己同陈独秀的意见分歧，回到长沙后，愤而中断了同陈独秀的联系，是年秋，正式离开党组织②。这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误。

李达脱党以后，仍同湖南的党组织一起战斗。湖南党组织没有因他脱党而嫌弃，有什么工作仍叫他做。他除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外，还协助党组织做一些外围工作，常常向长沙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推荐进步学生入党。毛泽乐、李维汉(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 等，待他如党内的同志一样。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修大学被封闭后，李达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也任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他继续任教授，讲授唯物史观。他的讲课很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引起强烈的反响，不少理科学生和长沙市的进步青年也都来听他的课。他把自己长期从事研究唯物史观的成果写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于一九二六年六月正式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哲学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这部书以“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从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观点出发，论述社会的起源、发展、变革和社会意识、阶级与国家、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论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该书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 ; “夫民主革命之对象虽在颠覆帝国主义，而弱小民族内为虎作伥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之代表，亦在推翻之列。”①并尖锐地提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领导民族革命运动者，果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②他的回答是：“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者”，“是弱小民族之无产阶级”，“是共产党”③。他在推断了民族革命成功后的前景时指出： “民族革命成功时，小资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④，“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①他还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同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结成共同战线”，指出： “不与国际无产阶级相联合”的“机会主义之民族革命，较不革命尤为有害”②。多年后，李达自认这本书只是“摸索写成的不成熟的著作”。但在当时，《现代社会学》确是很切合革命的需要，因而流传广，影响大，再版十四次。当时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册”③。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曾去湖大法科听李达讲社会学，他高度评价说： “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 (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 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④。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李达的“罪名”就是： “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⑤

大革命期间，李达除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外，还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李达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事宜，代理恽代英任该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到校后，他任政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也向学生讲授社会科学概论。

一九二七年春，总政治部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由邓演达主持，李达与恽代英任常委。在此期间，李达还到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毛泽东还曾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 “记得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 ‘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 我说： ‘干当然要干嘛! ’ ”①同年三月，毛泽东要李达回长沙与谢觉哉、夏曦、郭亮等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校，由唐生智遥领校长名义，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育长。李达动员了不少要求革命的青年投考党校。党校四月开学，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补行开学典礼，就在当天发生了“马日事变”，李达接到党组织通知，转移到家乡零陵，躲避三个多月未出家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在家乡亦无处藏身，又于同年九月秘密转移至武汉，由李汉俊 (湖北省教育厅长，武昌中山大学校委会负责人)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十二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反动军警包围学校搜捕进步师生，李达正在赴校途中获悉被围的消息，在许德珩的资助下，偕同家眷，连夜潜往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

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李达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迫害，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利用合法讲坛讲授马克思主义真理，引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达到上海，潜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各种渠道企图引诱他去给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担任顾问和其他事情，他一口回绝，并愤慨地说： “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①; “一个月给我一千元大洋，我也不干! ”②汪精卫、陈公博企图拉他加入改组派，他也坚决拒绝。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他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决不同反动派同流合污。与此同时，他与许德珩、张庆孚、邓初民、施复亮、黄松龄等发起组织“本社”，以“不忘本”、“保持革命之本” 自勉，共同在《民众先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要求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③。他还参加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同上海地下党组织保持直接联系，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反“围剿”的带头人之一。

一九二八年冬，李达与友人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创办了昆仑书店，出版各种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针锋相对，重印了《现代社会学》，有力地反击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昆仑书店还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译) 、《政治经济学批判》 (李达译) 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 (钱铁如译) 等经典著作，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华兴书局，给了当时出版界以积极的影响。一九三○年十二月，国民党颁布了反动的“出版法”、“出版法细则”、“宣传法审查标准”，一些比较进步的书店难以继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于一九三二年要他夫人以“王啸鸥”的名义向当时英租界当局注册，创办了“笔耕堂书店”，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印刷，然后用“笔耕堂书店”的名义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给革命者输送精神食粮。如他在同年七月，冒着风险重版了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一书 (当时因译者已被捕入狱，故把译者改名为吴理屏) 。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上海法政学院三次请李达任教，他都未去。但是，当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通知他说：“这是党组织同意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前往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一九三○年秋，他又应聘暨南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次年秋，该校社会学系主任许德珩辞职，张庆孚要他接任，他知道这是地下党支持的，立即应承。李达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把大学当作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勇敢地对广大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外校外系的学生也赶来听课。当年在上海法政学院听过课的一位老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地说： “李达老师来上课时，课堂里挤得满满的，而且鸦雀无声。”“倘若有人发出骚动之声是会立即把他撵出去的”，因为“有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在维护着一位在黑暗年代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的尊严。”这位同志满怀深情地说： “我是一直怀念和感谢李达老师的，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他在我的思想上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老师。”①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反动派，对李达的革命教学活动极为嫉恨，经常进行刁难和捣乱，甚至借口搜查他的住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应暨南大学进步学生邀请，讲演有关当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问题，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都被打断了，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右臂还不能动。特务以为他的右手已残废，不能写作，高兴得眉飞色舞。然而李达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极端蔑视，毫无畏惧，坚毅地表示： “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我一定要把右手锻炼得和好手一样! ”②他出院后，一面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右臂，恢复写作能力，一面继续利用讲课和学生个别来访，宣传革命理论。一九三二年二月，暨南大学反动校长借“一·二八”迁校之机，将他解聘。同年五月，他受党组织之托，到泰山给冯玉祥及其身边人员 “讲授列宁主义”。冯玉祥给予高度评价，说李达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③

在上海期间，他大力从事学术研究，力求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为此他翻译和撰写了许多理论著作。一九二九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探讨了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他援引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大量统计资料，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趋势作了科学分析，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解决土地问题。”①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特点，这本书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境遇实在是非常残酷的”; “他们确是革命的急先锋”②。他还就“近来农民运动的形势说”，农民“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③ 《社会之基础知识》是李达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④ 《民族问题》一书，概述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着重分析了被压迫民族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⑤，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已由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运动，转变为被压迫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⑥。因此，“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⑦这些论述，初步表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

上述三本专著，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以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正确地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对于当时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们，不能不发生积极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区不少进步青年，就因为读了这些书，看到了中国的前途，走上革命道路。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李达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 (与钱铁如合译)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与王静、张粟原等合译，李达译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等著作。李达在这些译著的“译者前言”或“后记”中，说明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给广大群众以认识中国革命的武器。

一九三二年八月，李达由上海到北平。进步学生纷纷要求学校当局聘请他任教。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是李达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于是他就任该院教授，随后兼任经济系主任。当时中国大学是支持反动势力的，进步学生因为李达曾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讲的又是科学的经济学说，坚决要求校方聘请他。校方不答应，双方僵持不下，几乎闹成罢课，最后学校被迫让步，于是李达就任了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他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进步力量，推荐了黄松龄、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平大、中大的进步学生较多，李、黄、吕三人被进步学生和进步报刊誉为“红色教授”。李达讲课，外校、外系学生踊跃来听，“成为最叫座的教授”①。他“学识渊博、造诣很深，为人治学，堪称楷模。”②“他语言简洁，没有废话。课后复习笔记，恰象读一篇精采的论文。”①他讲课态度十分认真。一次，他带病给学生上课，面戴一个大口罩，边擦黑板边写：“哑子上课，以笔代口，……”两节课写个不停，中间未休息，直到写完下课，没有一个学生提前离开。大家赞叹他高度的思维能力和飞快的板书本领，更敬佩他对教学高度负责的精神②。

正因为如此，李达成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两校进步师生向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斗争首先表现在反对解聘进步教授的问题上。伪中央教育部规定，学校当局每年对教员“续聘”一次，没有接到聘书就算解聘。目的是为了打击进步教授。学生每学期都要进行斗争，要求续聘进步教授任教。从校方来说，如果没有进步教授任教，学生就要闹事，学校也招收不到好多学生。李达常对吕振羽说： “我们不来，学校就会关门，我们就抓住这个矛盾进行斗争。”③他们因此得以占据大学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反动派的斗争，还表现在极力支持吕振羽反对蒋介石的理论顾问陶希圣的斗争。他对吕说： “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看哪些人是最凶恶的?” 吕回答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达高兴地说： “对! 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他为首的新生命学派是国民党的御用学派，陶希圣是危险人物，我们要与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并建议说： “你可以到政治系教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他唱对台戏! ”④当时，陶在北大、清华、师大等校教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在中大开了这门课以后，引起强烈反应，北大、清华、师大等校有不少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买他的讲义。陶慌了手脚，请黄松龄向吕振羽讲情，要求吕把中大这门课让给他教，理由是北大、清华、师大的课都由他教，应该由他统一起来。李达听了很气愤，对吕振羽说： “如果他要你把中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课让给他教，那就叫他把北大、清华等校的这门课让给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问他同意不同意! ”①陶希圣再也不敢吱声了。李达还支持吕振羽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吕写成了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李达非常高兴，亲自校阅，亲自作序，并推荐给人文书局出版。吕振羽生前回忆当时的斗争情况说： “李达同志的品德很高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在白色恐怖下从未动摇过。他坚持身体力行，对我的影响很深。”②

李达关心政治，重视宣传工作，利用一切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他对友人侯外庐说：“我的目标大，不便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你年轻，可以多做一些工作。”③在他的支持下，侯外庐利用校内外的各种讲坛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李达不仅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经常接待倾向进步的学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当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回忆李达教育青年学生的往事时说： “他和进步学生的关系好，联系多，我们有事找他，他都接见。” “他对形势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抗日战争前夕，我曾想转学到其他地方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就会全面入侵中国，我们呆在北平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你转到别的学校去学不到东西。’他劝我利用短暂可贵的时间，多学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斗争的准备。以后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我听从了他的劝告，受益非浅。”①随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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