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昭人物传,王昭生平事迹,王昭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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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昭人物传,王昭生平事迹,王昭评价

王昭，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六年后担任中共平山县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委、六十四军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在十年浩劫中，惨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七○年二月十二日含冤逝世。

学生时代，忧国忧民立志救国

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地处太行山间、滹沱河畔。幼年时的王昭活泼好动，经常组织同村的孩子们在山上打石头仗，在河里进行游泳比赛，被同伴们称为“孩子王”。

王昭在小学读书时，就朦胧地感到社会的不平：为什么我们村多数人饥寒交迫，少数人花天酒地?为什么“国民革命”早已“成功” 了，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今不能实现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王昭的家庭破了产，使他难以升学。同年秋天，平山县的地下党组织，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由学生和教职员工参加的“读书会”。每个会员摊一、二元钱，集体买些马列主义书籍，轮流传阅，互相交流心得。王昭由王诜(小学教员、共产党员)介绍参加了“读书会”。在“读书会”组织的读书活动中，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他目睹日寇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腐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只有找到共产党”①。在王诜的帮助下，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岁的王昭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昭入党后，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一九三三年春，日寇侵占热河，华北危机，当时发生了长城抗战，讨伐日寇的声浪甚高。在平山县七庄高小读书的王昭，积极组织同学出壁报，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向同学发表演说： “日本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占领我东四省，我们有志气的青年，决不能坐视不管，要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他还动员同学何思礼和他一起投笔从戎，准备到前线参加抗战，走到保定，由于路费花完，只得返回学校。他们的举动，触犯了学校当局。校长认为这是违犯校规，决定开除他们两人的学籍。后在广大爱国师生的强烈反对下，学校才收回成命，王昭在校继续学习。

白色恐怖下，舍生忘死顽强斗争

一九三三年暑期，王昭高小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不能继续升学，回到本村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开展革命活动。这一年，王昭介绍了两名同志入党，建立了天井村党小组，他任小组长，领导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斗争。一九三四年，王昭任村党支部书记，除继续发展党组织外，还建立了“穷人会”、“雇农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和叔父王廷焕一起，秘密将油印机转移到村里，印发传单，宣传抗日道理。天井村成为平山县党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的村庄之一。

一九三四年农历腊月初八，根据县委指示，王昭等领导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组织“张贴队”，一夜之间，从平山县城到下口一百多华里的村庄，都贴上了“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土地房屋分给穷人”、“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轰动了全县。国民党当局胆颤心惊，广大穷苦群众兴高采烈。

一九三五年春，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平山县成立了一个官办的手工业织布工厂，正式名称叫做平山县简易工厂。王昭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该厂以当练习生为掩护做党的工作。王昭在简易工厂很快建立了党支部。同年四月，平山县委任命他为驻城关特派员，统一管理平山县城附近的党团工作，他在县城及附近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并领导了简易工厂的多次罢工斗争。

王昭在简易工厂，平时沉默寡言，不露声色，每到关键时刻他才发表意见。很注意把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练习生团结到自己周围①。他组织练习生到县立民众教育馆去看各种报刊杂志，回来的路上，同大家一起边走边谈，启发大家的觉悟，使他们关心民族国家的危亡。

为了团结广大群众，王昭还倡议成立青年文艺研究社，得到简易工厂的练习生和县立师范学校、职工学校、民众教育传习所的学生以及一些小学教员的热烈响应。经过酝酿和准备，一个星期天，在平山县城西边的冶河上游一个僻静的地点，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青年文艺研究社的宗旨，即增进友谊，加强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研究文艺作品，锻炼写作能力。王昭当选为文艺研究社的负责人。会后，他积极组织会员阅读进步小说，启迪会员们的思想。

王昭还领导练习生开展经济斗争。简易工厂的伙食太坏，练习生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子气。恰巧伙夫(厂长的亲戚) 偷盗集体伙食的粮油，又被当场抓住，厂长却置之不理。全体练习生非常愤怒。立即停止工作，在宿舍内集会、研究办法。王昭提议向厂长提出抗议，揭发贪污盗窃事实，提出改善生活的几点要求：一，开除伙夫; 二，原工厂庶务管理的伙食帐，交给练习生自己管;三，每天固定六小时劳动，两小时学习，由工厂的技师给讲课，学习文化和技术科学知识;四，工厂出钱给练习生订报纸、买书籍和文娱体育用品。练习生一致同意王昭的意见。可是，抗议书送上后，厂方却说练习生“聚众闹事”，要惩办祸首。王昭立即组织全体练习生罢工，并通过党组织和各单位的文艺研究社会员，制造舆论，大力声援，终于迫使厂长答应了部分条件，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当年春，平山县举办运动会，练习生们要求参加比赛，厂长借口耽误生产，坚持不让去。王昭在练习生中进行动员，说：不理厂长那一套，到时候大家都走，看他能怎么样。但由于厂长和县里统治者串通一气，不接受练习生参加正式比赛。王昭和练习生们非常气愤，决定罢工三天，当了三天运动会的观众，又把厂长的威风打下去了。

在斗争中，王昭注意考察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经过艰苦的工作，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

同年秋初，在平山城关北小学成立共青团平山县委，栗政清任书记，王昭担任组织委员①，曹慕尧担任宣传委员。

八月，王昭参加了中共直西特委、平山县委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敌我力量，研究部署了发动贫苦农民分地主粮食的行动计划。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晚，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十几个村的党、团员，穷人会员和贫苦农民联合一起，共四百余人，一夜之间分了木盘村大地主的八百余石粮食，轰动了全县。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直西特委决定调栗政清到天津河北省委另行分配工作，王昭任团县委书记，并任党的县委委员②。

在此前后，国民党一个骑兵团窜入平山县，强组连环保，建立“保卫团”，对平山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由于党内投机分子张惠森叛变投敌，直西特委组织部长贾良田和一些游击队员英勇牺牲。白色恐怖笼罩全县，敌人贴出布告捉拿王昭。王昭机智勇敢，依靠广大群众的掩护，带领着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转战在深山里，与敌人周旋。寒冬，没有棉衣，在山洞里靠篝火取暖;没有粮食吃，在山坡上采黑枣充饥。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发展党的组织，进行艰苦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三月，王昭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指示，他和县委其他成员认真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六月末，他和省委交通员杜希文一起到天津，向河北省委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王昭先后化名张名权、张若冰，多次变换住址，向省委详细汇报了平山县党组织的情况。省委接关系的同志先后给他送来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胡服(即刘少奇)的报告，以及“八一宣言”、《火线》等材料。几天后，省委陈少敏同王昭谈话，询问了平山党的组织情况，介绍了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指出，太行山是抗日的前进阵地，很重要，党组织决定你回平山工作。陈少敏还告诉王昭：你秘密回去，首先能站住脚，然后找忠实可靠的同志恢复党的组织，整顿党的组织，不要让叛徒、奸细、动摇分子混入。要隐蔽党的组织，停止暴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要借机向灵寿、阜平、正定、井陉、盂县、五台一带开展工作; 做好抗日前进阵地的准备①。王昭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

王昭返回平山后，向李芳林、李跃祖、芦瑾亭等分别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介绍当前的形势，同他们一起恢复了洪子店以东、平山城西一带的一些党组织。十月，省委派曹镛 (曹慕尧) 到平山。王昭向他介绍了党组织恢复的情况，曹镛传达了省委指示，并决定平山党的组织不再受省委直接领导，改属石家庄特委领导。不久，由曹镛、王昭、李芳林、杜希文等组成新的县委，曹镛任书记，王昭任副书记。

一九三七年初，曹镛到石家庄与特委联系工作，被叛徒发现，特委当即决定送曹镛到延安红军大学学习，由王昭继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王昭和县委其他成员恢复和整顿了洪子店以西的党组织。至此，平山县原有党的组织绝大部分都恢复了，全县有四十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七百余人，成为抗日的一支中坚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阎锡山表面拥护统一战线，实际想利用我党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派人到平山招兵买马。王昭作为平山县党的代表，与阎锡山的代表进行了谈判。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并表示： “我们愿意同你们合作发动群众，抗战到底，只要有钱有枪，我们可以建立起成千上万的人民武装，把太行山以东当作抗日第一线。”①

农历九月间，王震派陈宗尧、刘道生带领八路军一个工作团到达平山，着手组织共产党自己的队伍。平山县委遂停止了和阎锡山代表的谈判。群众听说八路军到了平山，都奔走相告，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不到一个月工夫，扩军一千人，编成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这期间，王昭和县委一班人协助刘道生深入发动群众，号召党团员、贫农会员带头参军，作了大量工作。此时，石家庄特委李德仲带一批人到平山县组织晋察冀四分区特委，王昭任平山县中心县委书记②。党组织结束了地下活动阶段，投入到抗日烽火第一线。

战争烽火里，英勇善战斗敌顽

一九三七年秋，日寇侵占华北重镇石家庄，旋即进攻平山。王昭和他的战友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平山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和平(山)、井(陉)、获(鹿) 游击支队，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攻打日伪占据的平山县城，王昭带领数千名游击队员和民兵到第一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在这次战斗中，他被评为作战模范。

一九三九年十月起，王昭任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四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在对敌斗争中，他坚定沉着，机智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发挥了一个政治干部、军事干部的领导才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一九四一年秋季，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四分区机关驻在南庄、北庄、东西柏坡一带，王昭带领附近群众转移到十几里长的张家沟山谷里。傍晚，一架敌机向张家沟低空盘旋侦察。王昭估计翌日拂晓敌人要偷袭张家沟，便召集各村干部一起研究，嘱咐他们立即带领群众分头转移，他自己则带领警卫班在沟口警戒掩护，直到所有的群众都安全撤出了张家沟，敌人偷袭部队进至沟口，他才机智敏捷地和警卫班转移出去。

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中，王昭亲自把冀晋党校一千多名干部安排在山连山的平山、井陉交界的转嘴村一带，他和少数干部始终坚持在滹沱河北岸敌人反复“围剿”、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敌人在滹沱河北岸“扫荡”扑空以后，又向滹沱河南岸地区反扑。这时，王昭早已赶到转嘴村一带，带领党校干部转移到滹沱河北。途经马峪一带，民兵在沿路遍布地雷，黑夜行走没有向导，谁走在前边都有触雷的危险。王昭拦住大家，下达命令： “谁都不许走在我的前面。”还说： “谁也没有我的眼睛看得清，瞅得准，知道地雷埋在什么地方。”①就这样，他领着大家转移到安全地区。等数路敌人到转嘴村一带偷袭时，又一次扑空了。

频繁的战斗，紧张的工作，王昭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这时他又患了严重的疟疾，由于缺药少食，高烧一直不退，烧得他眼难睁，口难张。人们劝他休息休息，他说： “中央的指示要传达，秋收秋种要布置，我怎能休息呢?”

一九四四年的一天，驻平山一带各个堡垒上的日伪军头目都去石家庄赴宴，庆祝他们的所谓“赫赫战果”。王昭和他的战友们乘隙而入，率领部队攻下了日寇多年盘踞的双石洞堡垒，缴获了平山、井陉、灵寿等县敌人仅有的一门山炮和其它战利品②，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为此，八路军总部曾通报表扬了他们。

同年九月晋察冀边区原北岳区范围划分为冀晋、冀察两区，王昭任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⑧、冀晋军区副政委④。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昭于一九四六年代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军调处执行都驻石家庄小组，同美蒋进行谈判。他在谈判中针锋相对，多次揭穿敌人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一次，敌人企图借市民缺粮问题，煽动群众到我方谈判代表驻地起哄，妄图把缺粮责任强加给我方。王昭向广大市民当面揭露敌人的阴谋，尖锐指出，石家庄市广大人民群众缺粮的祸根，是国民党当局设卡封锁边区的结果。广大市民群众觉醒以后，纷纷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弄得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由于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和谈毫无结果。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军英勇抗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迫使国民党于一九四七年三月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同年七月，晋察冀军区党委调王昭到晋察冀军区四纵队任政委。原政委胡耀邦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向大家介绍王昭时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政委王昭同志，以后和大家一起战斗、生活和工作。一九四八年初，王昭和纵队司令员曾思玉等率领四纵队转战于北平、冀东、京汉铁路沿线，解放了大片国民党统治区，并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军发起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入关迫近平津，华北野战军主力向平绥路平张段出击。敌军在我军强大攻势压力下，慑于平津紧张，傅作义急令刚增援张家口之所谓精锐三十五军速返北平。为争取时间，迅速切断平张段铁路，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命令在平绥路东段执行牵制任务的四纵队十二旅，首先攻占新保安，展开阻敌战。新保安位于北平、张家口之间，平绥铁路、平张公路紧靠城北通过，是张家口通往北平的必经之地。王昭奉命亲率十二旅由新保安东北麻峪口出发，经过二十公里急行军，于十二月五日拂晓以突然袭击手段，一举攻克新保安，消灭了守军。接着，便利用西八里、新保安、东八里三地的有利地形，采取纵深梯次配置，将主要兵力、兵器配置于铁路公路及其两侧地区，以节节抗击的战术，坚决阻止三十五军东窜。王昭和十二旅的干部对部队作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动员，提出了“不怕苦，不怕死，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掉傅作义的老本，不让一个敌人跑回北平”的战斗口号①，激发了部队的战斗意志。部队在塞外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巧用冰雪及其它材料，构筑了三道阻击阵地，将三十五军阻击在新保安地区。王昭下令说：只要我军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让三十五军向北平靠近一步。经过两天激战，终于以少数兵力抗击了数倍敌人的进攻，迟滞消耗和阻住了敌人，粉碎了三十五军东窜北平的企图，从而保障了兵团主力适时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新保安地区，对整个战役计划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战后，十二旅受到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司令部的通令表扬。八日，纵队主力和兵团主力相继赶到，将敌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城内。此时，十二旅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王昭返回纵队指挥所。他一见到曾思玉就高兴地说： “老兄，你们大大辛苦了，来得真快啊!”曾思玉有趣地仿着王昭平常的口气说： “怎敢怠慢呵，要是放走了郭麻子(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 ，咱们就得挨四十大板啰!”王昭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 ‘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的作战方针，坚决抓住敌人，牢牢地看起来，板子是挨不上的。”②曾思玉从王昭浮肿的眼眶上，想得出十二旅全体指战员英勇阻击，连日苦战的情景，便劝王昭好好休息休息。王昭习惯地握紧拳头，在自己坚实的胸脯上捶了两下，说：“没关系，再有它几夜我也熬得过来啊!”①此时，敌三十五军一万六千人已被我军团团包围。曾思玉风趣地对王昭说：“现在傅作义正在抓瞎哩，又想解救郭景云，又怕平津不保，真是骑虎难下啰!”王昭象吟诗一样，用十六个字形象地总结了三十五军的处境：“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②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歼灭了被围困在新保安的敌三十五军的两个师，击毙了军长郭景云。新保安一战，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进行整编的决定，王昭所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四纵队整编为中央军委直属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王昭任军政委、军党委书记。

在太原战役，进军大西北解放银川、平凉、兰州等战役中，王昭和他的战友们率领六十四军骁勇善战，博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同年九月，王昭作为解放军代表，光荣地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③，参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

一九五○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王昭和他的战友们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率领六十四军全体指战员，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争夺马良山战斗中，王昭指挥部队消灭了大量敌人。马良山位于朝鲜临津江西岸，敌人控制着海拔三百一十七米主峰，对我攻防作战影响很大。为歼敌有生力量，配合开城停战谈判，我军决心攻取马良山。王昭和其他领导同志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勉励指战员英勇杀敌，为朝鲜人民报仇，为祖国争光。当志愿军总部负责同志询问有什么困难时，王昭坚定地回答：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能克服。战斗打响后，王昭亲临前线指挥，鼓舞了斗志。战士们提出“尖刀尖，尖刀插上马良山”的战斗口号，经过数小时激战，夺取了马良山。但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不断进行反扑，我军与敌反复争夺了六昼夜。王昭一直在前线，由于几天几夜没有休息，过度疲劳，昏倒在地。当送到卫生所，他苏醒后第一句话就问： “马良山守住了没有?”当同志们告诉他，马良山战斗已经胜利结束时，他才放了心。战后，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电嘉奖和表扬。此外，在突破临津江、坚守道峰山等战斗中，王昭指挥的六十四军都胜利完成了任务。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王昭调任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由于在抗美援朝中作战有功，王昭和曾思玉等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公安战线上，出色的政治工作者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公安部建立政治部。一九五三年三月，王昭从抗美援朝前线奉调回国，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在公安部党组和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他把毛泽东建军思想运用到公安队伍的建设上，为把公安队伍建设成一支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的坚强队伍而努力。

为了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公安队伍，一九五二年，罗瑞卿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主持召开了一次公安会议，作出了《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王昭到任后协助罗瑞卿具体落实这一工作，首先将公安部人事局改建为政治部，并在各省市公安系统普遍建立了政治部。王昭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县以下基层公安机关党的领导制度很不健全，存在只抓业务、不管人的思想的现象，便根据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公安战线的特点，经过党组讨论，明确规定了县公安局设教导员，派出所设指导员。

为了保持公安队伍的纯洁性，一九五三年王昭受罗瑞卿委托筹备了全国公安系统组织整顿、干部排队会议;一九五四年公安部政治部指示各大区公安部门政治部要普遍对干部进行一次审查。在审干中，王昭严肃认真，要求大家一方面反复学习文件，一方面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在结论前要听取被审查人的意见。对重要问题作结论时，他除亲自看档案、听汇报外，还提交部党组认真讨论决定，发现差错及时纠正。原青岛市公安局局长葛申，过去在白区工作时曾利用敌人电台为我方工作。审干中，有的同志误认为他投敌叛变，问题严重，应予判刑。王昭认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持慎重态度，对葛申的问题要进一步查清; 在未查明的情况下，就按敌我矛盾对待是不妥的。根据王昭的意见经过多次查证，终于搞清事实真象，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还让他担任了公安部某局副局长的职务。

为了使政治工作制度化，经常化，王昭受部党组委托，召开了一系列政治工作会议。一九五七年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公安教育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的任务。这以后，除公安学院 (王昭兼任院长)外，又相继在各大区设立了公安学院分院，兴办了公安学校六十多所。通过这些院校，培养了大批公安干部。

为使公安队伍学习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王昭协助部党组制定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在公安系统开展立功创模、争当先进工作者运动。王昭还经常到公安学院作报告，教育公安干警要为人民办好事，规定每年春节开展爱民月活动。

王昭经常带领政治部的同志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公安战线政治思想和干部队伍的情况，十年中，几乎走遍了祖国各地。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听取当地公安机关的汇报，阅读第一手材料，同基层干警谈话。一九五九年他深入到湖北、湖南调查，写出有事实、有理论，质量比较高的调查报告，受到了部党组和同志们的好评。

在日常工作中，王昭注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九五六年机关干部调级时，毛泽东批评的那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现象，在公安部也是存在的。针对这种情况，王昭反复向大家作思想动员工作。他说： “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不能为人民币服务。” 当部党组研究决定给王昭提级时，他婉言谢绝说： “我是做这项工作的，不能带这个头。”

一九五七年，中央指示调大批干部支援工农业生产。公安部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公安干部是自己培养的，不能调到其他系统去;也有些同志不愿离开大城市，怕抽调到自己头上。王昭一面向党组汇报这些思想情况，一面作动员报告，讲述顾全大局支援工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经过动员，不少同志报了名，最后部党组决定，从公安部内挑选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支援了工农业生产第一线。

王昭在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一九五八年人民大会堂动土兴建。王昭率领公安部机关于部参加劳动时，不仅组织大家实干加巧干，而且带头挖土、拉土，评比时，公安部赢得了第一名。在落实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时，在部长级干部中，王昭首先报名到清河农场劳动。炎热的夏天，他顶着酷暑，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和同志们在农场劳动了一个月。为落实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加人民体质”的号召，王昭兼任公安部体协主席，带头坚持天天锻炼身体，取得了等级运动员的称号。在部党组的领导和他的亲自组织下，公安部体育运动蓬勃开展，在北京市篮球比赛时，公安部篮球队获得冠军。在我国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安篮球赛时，王昭为主任委员。在八国比赛中，中国公安“前卫队”又获冠军。

王昭虽然职务不断提升和变化，但他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本色。抗日战争时期一床军被随他进了城，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又随着他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进了北京，一直伴随着他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入狱。一九五三年，原部队的同志为关心王昭的身体，给他送来了一件貂皮大衣。王昭把它原封不动退了回去，并给那位同志写了封信，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色永不能变。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前线收到弟弟的一封信，说母亲从平山老家到石家庄来了。王昭立即给弟弟回信，要弟弟劝说母亲，在石家庄住几天就回家去，不要在城里吃闲饭，不要离开劳动。他要弟弟向母亲说明，她的儿女不是“做官”，不是“新贵”，是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母亲盛赞儿子的作为，高高兴兴地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在农村参加劳动，勤俭持家，一直到王昭被迫害致死，她才含恨告别人间。

王昭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以后，一天，得知父亲病重，便从北京回家探望。路经石家庄时，不少老战友要用小汽车送他回家，他婉言谢绝，亲自到汽车站买票乘公共汽车。在青杨树车站下车之后，碰上了东柏坡的老贫农阎九林。阎九林见王昭依然是朴素的穿戴，依然是以步当车，心中十分钦佩，情不自禁地说： “哎呀呀，小王 (王昭在平山地下工作时，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 ‘小王’ ) ，你当了副部长，成了高干，还是一个小王啊! ”王昭亲热地握着老人的手，风趣地回答说： “我要不是 ‘小王’ 了，你不就得噘起嘴来，不叫我小王啦! ”阎九林直到临终还念叨这件事，常对人说： “王昭，高干不‘高’!国家干部要都这样，就好了! ”①

调查研究，青海高原绘蓝图

一九六一年春天，在中国人民困难时期，王昭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奔赴青海高原，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王昭到青海后，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首先着手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春耕生产问题，制订了当年的生产计划。接着，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要作到这一点，阻力是很大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王昭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得失，在一次会议上，他斩钉截铁地说： “为了刹住歪风，纠正错误，就是摘了我的‘乌纱帽’，也心甘情愿”! ①他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揭露矛盾; 从指导思想上批判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和不从青海实际出发，搞以粮为纲，破坏草滩建设等“左”的错误。经过揭矛盾，摆事实，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党内党外逐渐统一了思想，分清了是非，使绝大多数干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左”倾蛮干，玩忽党的方针政策，任意违反经济工作的规律，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省委响亮地提出： “正确认识青海，积极改造青海”、“把架子放下来，把生产搞上去”等口号。王昭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气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指导工作，为全省干部做出了榜样。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省委在农业区实行了“轻税政策”，少征购或暂不征购，鼓励农民多种多收，换得了一九六三年的农业大发展。在牧业区，省委因地制宜地实行“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纠正了大量开荒造成破坏草原，破坏牧业生产的现象，调动了牧民牧业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全省畜牧业生产的面貌。

一九六三年，在全省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的同时，省委决定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建设新青海的蓝图。王昭思考着：青海能不能建成祖国的粮仓?提高载畜量的草原建设如何着手进行?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的丰富矿藏资源怎样开发利用?通向西藏和新疆的铁路怎样尽快修成? ……为了获得正确的答案，他越荒原，走戈壁，攀雪山，足迹踏遍省内牧业区六大州和农业区十一个县、市，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六五年夏天，王昭率领一个由机关干部和农业、水利技术人员组成的调查工作组，带着帐篷和简单的炊具去柴达木勘探。从乌图美仁到塔尔丁那一段路坎坷难行，全是翻浆和沙漠地带，汽车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车轮常常陷进泥里。王昭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垫路，让汽车凭借木板一节一节向前移动。他还带头喊着号子在前边拉车，不时鼓励大家： “看，我们又攻克一个碉堡。”宿营时，他和大家一起拾柴、做饭，夜晚或住帐篷或者干脆就蜷曲在汽车里。这一带牛虻、蚊子多，叮得他满脸疙瘩，然而他却感到其乐无穷。

王昭等一路上与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交谈，访问水文、气象、地质人员，勘查从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研究各个地段的地貌、土壤。和同志们边走、边看、边商量，他说，“这里可以修渠、打坝”，“那儿可以开路、打井”，“你们看，这里建设一个几万人的农场没问题! ”看到一片柽柳，他说： “谁说柴达木是不毛之地?这里就可以培育森林! ”看到一片芦苇，他说：“这些财富要很好利用起来，可以开辟牧场，建立造纸厂。”

在行程六千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王昭还视察了牧区的定居点和草原，视察了石油局、铅锌矿和石棉矿。……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布置任务。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制定完成任务的措施。他说： “下来就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们下来干什么?”①

在厂矿，他和干部群众讨论研究生产、设备、运输和材料供应。

在牧区，他和当地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发展畜牧业生产和草原建设问题，讨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问题，为牧民群众解决毡房、衣服和商品供应，筹划孩子的上学问题。就这样，王昭边看、边听、边想，对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充满了信心。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示： “青山处处埋忠骨，不变青海誓不休!”①

一九六五年，王昭到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大会汇报了青海农牧业恢复、发展的成就和建设新青海的设想，受到代表们的赞扬。② 《人民日报》还报道了王昭深入调查研究的事迹，并号召领导干部要下去，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王昭，称王昭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调查结束后，王昭写了详细报告，谈了他对青海现状的认识和改变青海面貌的设想。青海省委对王昭的调查情况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根据青海的实际，初步制定了建设新青海的蓝图。

深入群众，与人民息息相通

王昭在青海，经常深入农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他就到哪里去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用党的温暖去滋润群众的心田。

湟中县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个贫苦的社员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生活仍然十分困难，而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不要说上边来的干部从未沾过他的炕沿，就连村里的干部，也不肯喝他一碗水。一九六四年的秋天，王昭走进了刘维金又黑、又潮的土屋，并且就住在他家那伸不开腿、没有窗户的小土炕上，和刘维金全家同吃那发了酸的青稞馍，喝那能够照出人影来的杂面糊糊。在这里，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问他为什么解放这么久一家三个劳动力还吃不饱饭?炕上还没有炕席?听到伤心处，泪花在他的眼眶里打转。贫下中农的辛酸，深深地在扣动王昭的心。

在总寨公社，王昭住进了村里最贫穷的唐永顺家的牲口棚里。唐家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他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回来后，感到很不安，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的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那一夜，王昭的被头上结了一层冰，两只脚到天明还是凉的。后来有人告诉唐家阿奶说，王昭是省里的书记和省长。这位世代受苦，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不相信，继而感到惊奇：难道这个衣服打着补丁的人，这个搬石头拣最大个的，推车赛过小伙子的“干部老汉”，真的会是省委书记?!

那几年，青海农村的生活相当困难。当有的同志看到王昭和群众一起喝那带着燕麦壳的糊糊，提醒他不要扎坏嗓子，王昭似乎没有听见，大口大口地喝下去，还说： “好喝，好喝。”

由于王昭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开会，生活又差，人很快消瘦下去，他的糖尿病又犯了。随行的人员商量决定每天晚上给他煮一碗蚕豆角。当警卫员小苏把一碗蚕豆角端到他面前时，他说： “贫下中农生活这样苦，都舍不得吃青，咱们怎么能带这个头?我们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不能有任何特殊。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忘啊! ”小苏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王昭拍着他的肩膀乐呵呵地说： “豆角我不吃，还是照顾照顾我们的后一代。送给房东的孩子吃了它吧，账，要算在我的头上。”他还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 我们饥，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察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①小苏端着蚕豆角愉快地走出房门，但热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王昭用自己的行动，与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他要从一个地方离去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不过意啊! ”王昭回答道： “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 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②

惨遭迫害，铮铮铁骨志不屈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初期，林彪一伙就蓄意搞掉王昭，在同年七月和十一月分别召开的西北局扩大会议和青海省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在兰州军区及青海省的代理人就恶毒地散布说：王昭是彭(彭真)、罗 (罗瑞卿) 的死党，是彭、罗安插在西北和青海的黑钉子，声言要把王昭打成“黑帮”。接着，有人在西宁街头贴出了“打倒王昭”的大字报。

王昭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他临危不惧，仍然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同志。在斗争会上，人们时常听到这样一些对话：“你为啥包庇坏人?”“他不是坏人，是好同志! ” “你抵赖，你对抗!”“不，我实事求是!”“再说一遍! ” “他不是坏人，他是好同志!”

民和县一派群众和当地农民发生纠纷，武斗一触即发。消息传来时，王昭刚从一个工厂解决问题回到住处，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面色苍白，眼皮浮肿，但他往口袋里揣了两个烧饼，毅然驱车前往制止，不考虑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林彪一伙在青海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要打倒王昭，终日进行无理纠缠，使王昭无法工作和休息。好心的同志劝他暂时到外地躲避一下，他说： “我的历史清白，光明磊落，过去和国民党、日本、美帝国主义面对面地干，今天我更没有什么可怕的。”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青海省城西宁市发生了一次不幸的流血事件。当时王昭因骨折在河南洛阳一家骨科医院治疗，与此事毫不相干。但林彪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硬把“罪魁祸首”的罪名强加在王昭的头上。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北京一次军队干部会议上诬陷王昭是“反党分子”、“是个坏蛋”，“这件事(指二·二三流血事件)是和王昭有关系的。”②随后，在一次康生、江青等主持的所谓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上，林彪一伙在青海的代理人更诬陷王昭是“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后台，还诬蔑王昭篡党夺权蓄谋已久，说王昭过去不交出公安部队是为其篡党夺权准备条件(实际上是中央决定，公安部队是独立系统)给王昭制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当场将王昭的领章帽徽(王昭原兼任青海省军区第二政委)摘掉，交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王昭大声呼喊“冤枉啊，冤枉，这是对我天大的冤枉!”同年五月，主持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施义之等人为达到他们进一步打倒罗瑞卿的目的，恶毒地说：“王昭还欠我们一笔帐，今天我们要向他清算。”于是，把王昭拉到公安部多次进行批斗。

就在王昭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王昭同志不是“黑帮”，他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要保证王昭同志的人身安全①。

但是林彪一伙在青海的代理人对周恩来的指示置若罔闻，拒不执行。他们在青海对王昭一再进行残酷迫害和法西斯式的斗争。

上百次的揪斗，每斗必打，每打必伤，但王昭昂首挺胸，决不屈服。在一次斗争会上，他们把王昭打翻在地，在两条腿上站人猛跺，没头没脑地狠打猛踢，手臂被扭断，脊背被刺伤，耳朵被撕裂。汗水透过棉衣浸到外头，那种令人发指的惨象，使坐在下边的群众目不忍睹。但是王昭仍然斩钉截铁，正义凛然地回答：

“你们欺骗中央，你们诬栽罪名! ”②

“我和流血事件没有关系! ”

“我不是黑帮! 我历史清白! ”

“叛徒、特务不是我，人民总有一天会看清! ”……

一年后，大量的调查材料证明，“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毫无关系，王昭历史也没有问题。但是，林彪一伙在青海的代理人对王昭的迫害反而步步升级。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他们向中央谎报：“现已查明，王昭不仅历史上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有许多现行罪恶”，“参与策划了 ‘二二三’反革命事件”①等等假情况，提出逮捕王昭。中央还未批准，他们就将王昭投入了监狱。为了把王昭打成“叛徒”，一九六九年六月，他们竟用飞机把一个叛徒从四川某县押到青海“对质”。王昭一见叛徒，严肃地声明： “叛徒没有资格和我说话!”他坦然地对林彪一伙在青海的代理人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的历史，党知道，同志们清楚，我自己更清楚。”林彪一伙在青海的代理人靠叛徒“对质”的阴谋破产以后，更不顾事实，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宣布撤销王昭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②。

漫长的监狱生活开始了。王昭一次次被拉出去批斗，每次回来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清水煮菜和不足量的主食，支持不住被折磨得衰弱的身体。但王昭始终相信党，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多次对别人表示： “也许我在这儿住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但我坚信纸是包不住火的，世上没有不化的冰雪。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的问题迟早会水落石出，我还要为党工作几十年。”③

他在一片纸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一片丹心昭日月，

满腔悲愤有谁知?

扪心自问应无愧，

永远紧跟毛润之①!

在伤势稍好能够站立时，他就开始锻炼身体，做操、冷水擦身、原地走步。他把那间潮湿、狭小、不见阳光的囚室尽量打扫干净，把自己的衬衣洗得雪白雪白……一天，他从箱底翻出一身旧军装，让同室的人帮他穿好，吃力地在地上走了几步，很有兴致地说道： “看我还象个军人吗?我对部队是有感情的，将来打起仗来，也许我还有机会上前线。”

在监牢中，王昭想得很多很远，他有时自言自语： “我没有料到革命队伍中，斗争这么复杂。跟党四十年，最后被关到这里来。”有时又大声说： “他们想整垮我们党，真毒呵! ”身陷囹圄，他心里还挂念着人民： “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样……”②。

王昭忍着伤痛、病痛，在囚室里写下了他的历史和一封封给党中央的信。他凭借一尺见方的小凳，日复一日地写，月复一月地写……整整写了将近七十万字。这是血和泪的控诉，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剖白。在每封信的封口处，他都密密麻麻地按上自己的指纹，注明“越级报告，他人勿拆”。可是这些凝结着他的痛苦、心血和对党无限忠诚的文字，都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在青海的代理人扣压下来。

这时他身体日渐衰弱，全身浮肿，胸部剧痛，呼吸困难，不断地喀血……，他曾对同囚室的人说：“看来我是出不去了。如有可能，请你转告党中央，转告同志们，我是天大的冤枉啊! 请告诉我们全家，告诉我的妻子、儿女，要坚强地活下去，跟着党革命到底! 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了”，“但是我坚信，我的问题总会有一天真相大白。虽然我等不到这一天，也会告慰于九泉”①。

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王昭病重，经本人再三请求和监狱医生的强烈要求，才送入第四陆军医院治疗。经诊断，他患大叶性肺炎并发肺脓肿，冠状动脉硬化; 心肌不全梗死; 陈旧性肺结核等多种疾病。需要抓紧治疗。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青海的代理人害怕王昭在群众中的影响，对医生治疗横加干涉，并对病房严加封锁。十二月十九日，王昭的病还未痊愈就被押回监狱。王昭为此提出抗议： “战犯还有监外就医的权利，我病还没好，为什么收监?你们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 ”他离开医院时，许多医护人员都难过地流下泪来。

王昭回到监狱，原病复发、恶化，已经不能躺下来。他胸闷憋气，咳嗽喀血，病痛得不能有片刻安宁。监狱医生多次要求火速送往医院，但得到的回答是： “告诉你，王昭已经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今天他是犯人，是反革命，死了有啥了不起”②!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王昭给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寄了最后一封信，信上说： “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所里，我个人生死事小，给党造成政治损失事大……我要求继续住院治疗并要求将我的病情转告中央”③。但当时省委负责人根本不予理睬。王昭悲愤地对人讲： “原来如此，他们是想让我死在监牢里，是想踏着我的尸体向上爬啊! ”①

一九七○年元月十九日，和王昭住在同一监房的人被释放，王昭提出另配一人同住，以便病情危急时，有人报告，但是遭到拒绝。

一九七○年二月十二日黎明，王昭饱含着悲愤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党和人民，享年仅五十三岁。

王昭去世后，当时省委负责人为了掩盖他们迫害王昭的罪行，他们谎称“深夜巡逻，在街头捡到一具无名尸体” ，于当天深夜用白布缠裹尸体，送往火葬场。但是，火葬场的工人，揭去这具“无名尸体”身上的白布，准备火化时，惊讶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王书记吗?便挑选了一个骨灰盒，将王昭的骨灰悄悄收藏起来，使当时省委负责人妄图焚尸扬灰消灭罪证的目的未能得逞。

沉冤昭雪，忠魂九泉应笑慰

王昭被以“无名尸体”火化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青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向党中央写信控告，要求查明真相。

一九七三年七月，周恩来在王昭之弟王诚的来信中批示：青海省委迅速查明王昭问题的死因，做出正确的结论②。但是同年八月，当时省委负责人却向中央谎报说： “王昭多方抢救后无效而死。”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王昭爱人韩琴谱的申诉信上批示：青海省委应尽快查明王昭死因，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①。同年十一月，青海省委作出了王昭与“二二三”流血事件无关和政治历史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是，同年十二月，当时省委负责人却背着省委，擅自将结论中“这一事件与王昭同志没有关系”一语删去，并将结论附件中的省委在王昭病情突变后没有送医院进行抢救，没有及时通知家属等情节全部删去。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当时省委负责人多次公开说青海的“右倾翻案风”就是给王昭翻案，并提出所谓“风源”，直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七年八月，邓小平再次批示，王昭同志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青海省委组成专案组，以三个月的时间，查清了王昭被害经过。一九七七年冬，在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主持下召开了青海省三级干部会议，与会三千余人控告和揭发了前省委负责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王昭的罪行。随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改组了省委，同年十一月，青海省委向中央写了《关于王昭同志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和善后工作的请示报告》，要求为王昭彻底平反。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同意青海省委《关于王昭同志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和善后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②。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青海省委在西宁召开了王昭同志追悼会。追悼会由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主持，省委书记杨岩致悼词。悼词说： “王昭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老同志、老战友，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是我党的一个损失”。他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青海省委派杨岩等将王昭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三十日上午九时，胡耀邦、杨静仁等四百余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安放仪式①。

作者附记：

1.本文除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以下资料和回忆文章：刘澜涛、李葆华、刘道生、刘复之《昭昭英灵长相忆》，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王锦秀、王锦书、王诚《对党忠诚顾全大局——纪念我们的哥哥王昭同志逝世十五周年》，1985年2月12日《河北日报》。梁雨晴《回忆白色恐怖下的几件事》; 段秀玉《难忘的岁月》; 李德庄《火种萌发》; 王翠文《平山县东部地区建党情况》; 王雨时《关于‘读书会’的回忆》; 《中共平山党史大事年表》 (中共平山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等。

2. 还访问了李芳林、韩琴谱、何英才、杨法陶、姜占春、胡开明、贾一波、齐一丁等。

3.本文曾经王昭生前友好和战友刘澜涛、李葆华、王仲方、李芳林、胡开明等审阅。

注释

①王昭: 《白区五年亲历记》 (根据遗稿整理),《中共平山县党史资料汇集》第1集。

①曹慕尧:《回忆王昭同志在白区建党的事迹》,载《中共平山县党史资料汇集》第1集。

①曹慕尧: 《共青团平山县委员会的成立简况》。

②王昭: 《白区五年亲历记》。

①王昭: 《白区五年亲历记》。

①姜占春: 《关于平山革命斗争的片段回忆》,载《中共平山县党史资料汇集》第1集。

②王昭: 《白区五年亲历记》。

①李芳林等: 《怀念王昭同志》,《河北革命回忆录》第5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

②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缴获山炮两门,这是其中的一门,也是抗战以来第一次缴获敌人山炮。

③《中共河北省党组织历史沿革概述》 (征求意见稿),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科院1983年1月编。

④《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司令部1975年7月编印的《陆军第六十四军战例选编》 (内部稿)。

②参见曾思玉: 《新保安之战》,载《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①②军参见曾思玉:《新保安之战》,载《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文艺社出版。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名单》,载《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

①转引自李芳林等: 《怀念王昭同志》。

①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197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①②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①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②《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志》,《新华月报》1965年第2期。

①②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①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②中共青海省委给党中央《关于王昭同志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和善后工作的请示报告》,1977年11月17日。

①②赵淮青、刘德玉:《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①②中共青海省委《关于王昭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和善后工作的请示报告》 (1977年11月17日)。

③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①②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①②③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①赵淮青、刘德玉: 《高风亮节留人间——纪念王昭同志》。

②存青海省档案馆。

①存青海省档案馆。

②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编印《青海通讯》(特刊),1978年2月24日。

①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编印《青海通讯》(特刊),1978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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