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余泽鸿人物传,余泽鸿生平事迹,余泽鸿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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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泽鸿，四川人。一九二六年任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一九二七年五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一九二九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八月进入中央苏区，曾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建黎泰地区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三年四月任中共闽赣省委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长征到达扎西时，参加中共川南特委工作，任红军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九月，任中共川滇黔特委书记、红军游击纵队政委。十二月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一)

余泽鸿，原名余世恩，笔名因心，晓野，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梅硐场。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一九二一年暑假，余泽鸿考入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这时，恽代英在该校先任教务主任，后任校长。在恽代英的影响和教育下，他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一九二二年秋，经恽代英介绍，余泽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川南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一九二二年七月，驻防川南的军阀赖心辉，乘恽代英去上海购置图书仪器之机，指使川南道尹张英，打击迫害进步学生。开始他们以校方管教不严，学生有越轨行动为名，无理撤销恽代英的校长职务，另行指派罗廷光为代理校长，并骂川南师范是“罪恶之薮” ，扬言要对进步师生“连根拔除”。川南师范在余泽鸿等发起下，很快掀起了一个名为“学校公有”的群众运动，提出“学校是人民公有的，军阀不得而私”①;“敝校制度，应归同学所有，办事用人之行政机关不得加以非礼干涉” 。他们坚决表示： “此学校公有运动，非到目的，宁死不止! ”②余泽鸿等二百多名学生涌进道署，质问张英：恽校长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撤销他的职务?他们还警告罗廷光： “你不要来学校，如果来了，学生就全部离校。”③当罗廷光不听学生的警告，执意去学校任职时，愤怒的学生拥向办公室，将其逐出校门。九月间，恽代英回泸州，川南师范学生一致要求他继续担任校长。恽代英看到政局变化，斗争出现僵持，为保存进步力量，表示只要军阀不再干涉学校事务，在校长人选上就不要坚持了。但是余泽鸿等不同意，表示：除了恽校长，谁来任校长都不要。事态越演越大，军阀凶相毕露，赖心辉又指使张英诬陷恽代英贪污学款、学生聚众闹事……，将恽代英拘捕，并开除学生多人。军阀的镇压更加激怒了全校师生，“泽鸿同志及其他同学六人乃将铺被背赴县府拘留所与其爱戴的代英同志同食共寝，如不释放代英同志，他们就誓死也不离去……”①。在学生坚持斗争下，反动当局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才接受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提出的调停意见，释放了恽代英，撤销开除学生的决定，使这次学潮取得了胜利。

恽代英获释后，按照党的指示，于一九二二年底，离开泸州经重庆，又步行去成都，在成都高师及西南公学任教。余泽鸿等八、九个进步学生跟随恽代英到成都。一路上，恽代英利用空闲时给他们补习英语，讲授社会科学，宣传革命道理，使余泽鸿等受到很大教益。

一九二三年夏，余泽鸿进成都外语专科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六月，他被选为四川同学会代表，去上海参加第六届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大会。

(二)

一九二四年七月，全国学代会结束后，经党组织介绍，余泽鸿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在校学习刻苦，除认真学习规定课程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及《向导》等革命刊物。由于他学习成绩好，思想敏锐，长于宣传鼓动，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一九二四年秋，他被选为上海大学四川同学会代表，出席淞沪四川学生会代表大会，并担任该会委员。

当时，四川籍学生在上海各大中学学习的很多，许多人因经济困难交不起学杂费被校方勒令退学。淞沪四川学生会为救济这些贫苦学生，决定向川汉铁路公司要求赈济，推出余泽鸿等为代表出面交涉。经多次努力，说服了该公司当局，同意发放少量贷金，解决一部分贫苦学生的困难。

一九二四年底，余泽鸿与郭伯和 (四川南溪县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在江苏被捕牺牲) 、李硕勋 (四川高县人，共产党员，一九三一年在海口被敌人杀害) 等在上海组织平民世界学社，出版《平民世界》 (半月刊) ，并在福煦路同仁里开办平民夜校。余泽鸿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夜校任教，教认字，讲政治。通过近一年的教学，学员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都有较大的提高，其中不少人成为后来“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

一九二五年春，中共上海大学特别党支部根据余泽鸿的要求和表现，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五月十五日，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余泽鸿立即组织上海大学部分学生到街头宣传和募捐，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援纱厂工人的斗争。五月三十日，他又率领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英租界巡捕房门前与工人、市民一起示威游行。“五卅”惨案后，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上海人民立即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六月一日，全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六月四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全市大中学校共七十余名代表参加，余泽鸿代表上海大学学生会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学联领导下，各大中学校学生一万余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罢课斗争。六月七日，余泽鸿又出席了上海工商学代表大会，当选为联合会委员。他在学联及联合会工作中，立场坚定，深入群众，“是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①。

这期间，余泽鸿还与学联和联合会中的国家主义派 (即“醒狮派”) 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家主义派分子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四处贩卖陈启天的“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于多数国民无国家自觉之心”②等反动观点，竭力主张对国民实行“国民主义教育”，强制学生“用心读书，不许干政”，认为这样就可以培养起对国家的“自觉心和爱国观念”，使国家得到拯救，民族得到富强。余泽鸿在恽代英等的支持和帮助下，对国家主义派上述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在《学生军组织之必要》一文中指出： “南京路的一阵排子枪，杀出了帝国主义心脏的原形，随着肖英、胡信之死在肖耀南和张宗昌的手中，又看清楚军阀原来是没有肝胆。”③在《学生运动与双十节》一文中，余泽鸿进一步指出： “他们在 ‘民国共和’ 的广告下，注释是‘学生不许干政’、‘男女不可同学’ ，‘学生不能参与校务’ ，……够了”; “学生们说，我们是民国的国民，我们负了实行民国的责任，我们要打破旧时代的桎梏，帝制余孽是我们的对头……中华民国是我们人民的，我们要干与政治，不能听便卖国贼送与外国人”④。余泽鸿在文章中还强调了武装革命和联合阵线的重要性。他说，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奴役，就要“准备实力的武装革命，组织人民自卫军”; “经验告诉我们，徒手罢工罢市罢课，只能叫我们的敌人发抖，尚不足以根本铲除彼等，直抵于无遗”; “彻底的革命，必须民众武装起来，与我们的敌人短兵相接”①。他还说： “在政治上求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实现，联合农工、士兵、商人、新闻记者、律师成一战线，一面向帝国主义进攻，力谋摆脱列强横加吾人的束缚，一面进行打倒国内封建军阀，澄清内政。”②余泽鸿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进步学生站在一起，在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国家主义派作斗争中，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他在《学生运动与双十节》一文结尾处自豪地宣告： “撑着我们灿烂的旗帜，赴汤蹈火的踏过前辈的尸首前进，前进! 创造未来的光明，恭贺未来的国庆吧! ”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加紧干涉破坏中国革命。九月五日，英帝国主义在四川制造了“万县惨案” ，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怒火，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万县人民的斗争。在上海，余泽鸿等学联领导人立即组成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发出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通电，组织大中学生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撤退英国军队等正义要求。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孙传芳实行镇压，后援会被封闭，余泽鸿等二十余人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在审讯中，余泽鸿侃切陈词，毫无惧容”③。他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继续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斥责封建军阀充当帝国主义奴才的卖国勾当。由于万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北伐军又在胜利进军，孙传芳眼看局势发展对他极为不利，才被迫将余泽鸿等全部释放。出狱后不久，余泽鸿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一九二六年秋，他遵照党的指示，出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秘书，参与指导上海青年运动①。一九二七年二月，根据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余泽鸿等领导学联、上海总工会、上海妇女联合会及商界等群众团体，组成上海各界发起反对英兵来华各团体联席会，发通电，散传单，讲演，游行示威，很快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反对英兵来华运动。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余泽鸿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同年五月，他又转移到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机关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余泽鸿也回到上海，先在党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并负责主编《组织通讯》。一九二九年初，余泽鸿调任中央秘书处秘书长②，还参加编辑党内刊物《沪潮》及《政治通讯》。在险恶的环境里，他几经转移住地，不顾个人安危，日夜辛劳，坚持斗争。

余泽鸿长期在上海工作，名声大，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处境日益困难。党中央决定让他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三)

一九三○年夏，余泽鸿把未满周岁的孩子寄养在岳父家中，与爱人吴静涛 (江苏武进人) 一起由上海乘船到达天津。他先在党的北方局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又改任顺直 (河北) 省委宣传部长①，直到一九三一年八月，他们才转抵江西中央苏区。

初到苏区时，他在瑞金协助邓小平工作，后调任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南 (丰) 广 (昌) 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 中取得了“北线大胜利” ，连克江西黎川和福建建宁、泰宁三县，将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不久，成立建宁中心县委 (辖建宁、泰宁、黎川三县》，余泽鸿调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余泽鸿在建黎泰地区工作时，执行了毛泽东等提出的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他率领中心县委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首先抓了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县、区、乡和基点村的党组织都很快恢复，党组织的发展也进行得顺利，仅建宁就发展了二百八十多人。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不到半年，建黎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在“不荒一块土地” ，“努力多打粮食支援红军” 的号召下，男女老少抢耕抢种，很快掀起了春耕生产热潮。获得土地的农民，政治热情很高，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建宁、泰宁两县，整连整营的赤卫军及少先队模范营加入了红军，建宁一县参军人数就达三千多人，黎川赤卫军也发展到五千多人。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余泽鸿等县委领导人还抓紧建设各级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召开了建宁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紧接着召开区、乡、村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建立了十个区、七十二个乡、二百零四个基点村的苏维埃政权。黎川、泰宁两县的工作也进行得很快，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完成了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建宁中心县委成立后，一直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余泽鸿等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消灭来犯之敌。《红色中华》曾以《建黎泰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取得伟大胜利》为题，报道了建黎泰地方武装配合红军消灭敌人，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并号召“全苏区的地方武装学习建黎泰地方武装的积极行动，配合我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立刻全线出击，各个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①由于建黎泰地方武装在配合红军的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嘉奖。

一九三三年四月，随着中央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及省革命委员会，余泽鸿被选为省委委员及省革委委员②。

一九三三年四月的一天，余泽鸿的爱人、建宁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吴静涛，与宣传部干部刘志敏去兴国参加省委扩大会。会议结束返回建宁途中，在距县城二十八华里的黄泥埠，被早已埋伏在路旁树丛中的大刀会匪徒张花面等袭击，吴静涛中弹落马，当场牺牲; 刘志敏身负重伤。事件发生后，建宁县警卫队赶到现场，消灭了匪徒。那天，余泽鸿正主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向红军干部和县委成员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消息传来，使他感到万分悲痛，但他竭力压抑内心的痛苦，继续传达文件，部署任务，直到会议结束。吴静涛的遗体抬回县委机关时，余泽鸿满含热泪，为烈士洗净身上的血迹，穿上红军军装入殓、安葬。后来，他还亲书“吴静涛烈士之墓”，为烈士立墓碑。

一九三一年一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一九三三年一月初，临时中央由上海搬到中央苏区后，排斥了毛泽东等的正确领导，在中央苏区强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仅原福建省委领导人罗明被批判、撤职，还说江西也有“罗明路线” ，把邓 (小平) 、毛(泽覃) 、谢 (唯俊) 、古 (柏) 都说成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进行批判和处分。五月间，这场斗争扩展到建黎泰地区。余泽鸿被指控为这个地区推行“罗明路线”的典型。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闽赣省委负责人主持召开了建宁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他在报告中一开始就定下调子，说“建宁中心县委成立后，到三月中，在余泽鸿同志的领导下执行了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①。他们给余泽鸿等县委领导人强加了七条“错误”，主要是： “对建黎太群众的不信任，对革命发展的估计不足，对建黎泰苏区的巩固发展没有信心，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惊惶失措……”; “对土地问题的解决，认为必须‘策略化’ ，先分谷子财产，然后进行分田”; “对扩大红军，认为扩大独立师游击队，就是扩大红军，这实际上就是认为新边区不能扩大红军”; “地方武装行动不积极化，只是分兵把口，单纯防御，对潜伏着的地主武装取放任态度”; “党的发展注意质量，因此事实上是停滞着的”等等①，全盘否定了建宁中心县委的工作。在扩大会议上，余泽鸿据理申辩，并严肃地表示：“这太武断了，我们坚决不同意。”但是，会议主持者制止了他的发言，并指责说： “余泽鸿同志站在派别观念上，企图以派别斗争来抵制和阻止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来向党反攻。”②扩大会议后，余泽鸿继续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职务。当时，受到批判和处分的人，还有中心县委其他一些领导同志，连十三四岁的共青团建宁中心特委儿童局书记王敬群，也因从小得到余泽鸿和吴静涛的亲切照顾，一直在余泽鸿和吴静涛领导下工作，而受到牵连，被讽刺为“小机会主义分子” 。

余泽鸿离开建宁中心县委后，被调到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学校 (后改为红军大学)作教员。一九三四年四月，又调到彭湃县 (原安远，实为一个镇) 任城防司令。同年十月，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开始时，余泽鸿被编在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干队，任上干队政治科长。

(四)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 (即威信) 。在这里，中央军委对部队发布了整编命令，并决定： “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经党中央批准，抽调徐策 (三军团六师政委) 、余泽鸿 (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长)、戴元怀(原八军团民运部长)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任命徐策为书记，余泽鸿为宣传部长，戴元怀为组织部长。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红军伤病员，加强地方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

特委成立后，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率领红军干部及中央保卫局一个连共二百余人，在扎西的石砍子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不久，游击队进入川南地区，在叙永的黄泥嘴与王逸涛等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会合，部队扩大到五百余人。特委任命王逸涛为游击队司令员，徐策为政委，余泽鸿为政治部主任，刘干臣为参谋长。二月中旬，部队到达兴文的建武时，与活动在这一带的南六游击队①领导人刘复初等会见。特委在建武召开扩大会议，研究牵制和打击敌人的作战计划; 并决定将南六游击队改编为川南游击支队，直属特委领导，仍留在兴文、占宋等县边境活动。

游击队在徐策、余泽鸿等率领下，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一直坚持在云南的扎西和川南的叙永、兴文等地，担负扰乱敌军和阻击追击主力红军的敌军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在叙永的木厂梁子击溃敌川军一个团，缴获一批枪枝弹药，在扎西击溃敌滇军两个营。三月，游击队转移到兴文的大石磐，与敌川军激战，杀伤大量追击主力红军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三渡、四渡赤水及南渡乌江的作战行动。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个深夜，余泽鸿等率领游击队途经长宁的梅硐场时，回到了久别的老家。他见到父亲及亲朋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各家将粮食、财物献给游击队并分给贫苦农民，还教育在民团担任中队长的弟弟，改恶从善，为游击队办事。当余泽鸿出发时，年迈的母亲一再挽留，对他说： “你已出去十多年了，这才第一次回家，以后不知啥时才能见到?”余泽鸿劝慰母亲说： “革命需要我，我要走，我一定会再回来的。”离家后，在一次战斗中，余泽鸿率领游击队，在他弟弟配合下，顺利地打进当地乡公所，迫使民团缴械。此后，梅硐场的土豪劣绅再不敢任意欺压农民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为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及游击队在对敌斗争中的胜利，特委在叙永的坛厂举行军民大会，徐策作了报告，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余泽鸿宣读了由他起草、经特委讨论通过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共十二条) 。《纲领》指出：川南劳苦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为工农民众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和一切失业的贫苦民众团结起来，为实现苏维埃的川南而奋斗等①。

这次庆祝大会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会后，许多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农会、妇女会、红军之友社等革命团体纷纷成立。广大贫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及抗捐、抗税、抗粮等斗争。

川南游击队的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深为不安。从一九三五年三月开始，敌军就对游击队实行“围剿”，游击队处境十分困难。五月上旬，投机革命的王逸涛在扎西的邓家坪叛逃，带走四十多人，致使游击队受到损失，古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游击队迅速转移到扎西的马家乡。特委在那里召开了大会，徐策痛斥了王逸涛的罪行，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和撤销其司令员职务的决定。余泽鸿分析了对敌斗争形势，重申执行《纲领》的重要性，号召全体指战员坚持斗争，革命到底，为赤化川南献出一切力量。由于特委抓紧了部队的思想工作，清除了隐藏的坏分子，部队更加团结坚定，战斗力大大提高。六月上旬，游击队在叙永的分水岭击溃敌川军教导师一部，打下朱家山，袭击了大小场镇十余处，缴获大炮五门及大量枪支弹药，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打下朱家山后，部队稍事休整。经特委批准，余泽鸿与李桂红结婚②。

为了集中兵力，粉碎敌人的“围剿” ，特委决定将张宏光、陈宏等领导的，一直活动在贵州习水的红军黔北游击队①调来川南。一九三五年七月初，黔北游击队与川南游击队在叙永的朱家山会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刘干臣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张宏光任副政委，陈宏任参谋长。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川南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 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共九百余人②。

七月中旬，游击队转移到扎西的长官司时，遭到敌滇军两个团的突然袭击及敌川军一个团的包抄，战斗十分激烈。刘干臣、徐策、余泽鸿等都身先士卒，在阵前指挥作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杀伤了大量敌人。但因敌众我寡，我方弹药又得不到补充，加之仓促上阵，敌军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密集炮火向游击队射击，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伤亡二百余人，领导干部张宏光阵亡，陈宏被俘 (后在宜宾狱中被敌人杀害) ，徐策负重伤，撤退到萝㘭时牺牲。在危急时刻，刘干臣、余泽鸿率领余部突围，转移到扎西的簸箕坝整顿。

一九三五年八月初，余泽鸿在簸箕坝主持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总结了长官司战斗失利的教训，制定了今后部队的行动计划，并决定将刘复初等领导的川南游击支队调来集中; 特委由余泽鸿任书记并兼游击纵队政委。会后，部队在川滇边境边休整，边发动群众参战，又得到恢复和补充。全体指战员怀着为川南劳苦群众的解放，为徐策等死难烈士报仇的决心，积极准备转战川南，消灭敌人。这时，兴文、筠连等县敌人十分惊恐，地主豪绅闻风纷纷向宜宾逃窜，县城力量空虚。八月下旬，刘干臣、余泽鸿等率领游击队主力，迅速挺进到筠连的吴家坝，经一天战斗，打垮了敌人防御部队，攻占了筠连县城。接着，向江安、珙县、兴文、长宁等县运动，先后打下了安宁桥、红桥等大小场镇十余处。

九月上旬，刘复初等率领川南游击支队到兴文的博望山与纵队会合。刘复初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原川南游击队为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二支队，川南游击支队为三支队，共有指战员近千人。这时，中共川南特委也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是余泽鸿，委员有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刘复初等。九月中旬，游击队向泸州、古宋、纳溪等县边境进发，在大州驿击溃敌川军团防后，攻占叙蓬镇，闪击兰田坝，然后经合江、古蔺等县边境向川黔边前进。游击队所到之处，在当地的地下党配合下，积极开展群众斗争，惩办土豪恶霸，打开粮仓救济贫苦民众等，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部队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

中央红军甩掉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离开川西北上以后，游击纵队就成为当地反动派的心腹大患，并且被四川军阀误认为是红军的主力。一九三五年九月底，蒋介石调集川、滇、黔军数万人开始对游击纵队实行三省“会剿” 。十月，敌川军向兴文、叙永、长宁、江安一带扑来; 敌滇军也开进到川南境内，妄图通过“会剿” 、经济封锁以及烧杀抢掠等手段，来消灭游击队和镇压群众。余泽鸿等坚定沉着，率领部队转战于川南的兴文、古宋、叙永、长宁、古蔺及云南的扎西、镇雄等县边境山区，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寻机突围。由于敌军的“会剿”规模越来越大，斗争十分激烈，游击队虽经数十天的艰苦转战，仍不能摆脱敌人追堵，部队伤亡很大。加上长期以来，战斗频繁，四处奔走，没有稳定的立脚地，减员不易补充，弹药和粮食得不到接济，伤病员也无法安置，局势非常危急。到十二月初，余泽鸿等率领部队穿山越岭，突破敌人薄弱环节，转移到长宁的贾家湾山区时，只剩一百多人了。

在贾家湾，余泽鸿主持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在讨论今后部队行动计划时，发生了分歧：一些同志认为目前部队损失大，敌人又疯狂“会剿” ，应将现有人员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等待时机，再集零为整，在运动中打击敌人; 另一些同志认为游击队人员已很少，不宜再作分散，应集体行动，转移到山区坚持斗争。经过热烈争论，余泽鸿等多数人同意了前一种意见，于是决定将现有人员分为两队：一队由余泽鸿等率领，转移到川南的长宁、江安、古宋等县山区活动; 另一队由龙厚生等率领，甩掉敌人追击，挺进到云南的扎西、镇雄等县山区游击。当龙厚生率部途经兴文的炭场时，与敌人一个保安团遭遇，部队被打散。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掌握了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又紧紧追击余泽鸿等。十二月中旬，余泽鸿率部被敌川军及李品山保安大队包围在江安的泥基潮。经过一天激战，游击队员只剩二十余人。十五日，余泽鸿等分别几次突围都未成功，余泽鸿被围困在泥基潮附近的碗厂坡。敌人越聚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敌军官不断呼喊活捉“匪首”余泽鸿有赏。此时，余泽鸿虽已弹尽粮绝，仍与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中，曾访问了烈士亲属虞蜀江、余世忠、余心煜和曾与烈士一起工作的黄玠然、张纪恩、马步英、罗章龙等，得到了长宁、瑞金、建宁烈士纪念馆、中央苏区博物馆、上海历史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的帮助和支持，初稿并经王敬群、刘复初审阅修改。

注释

①③张济民: 《恽代英同志在川南师范》,载1958年8月15日《成都日报》。

②李畅培:《恽代英同志在四川活动述略》,载1981年2月《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第2期。

①《余泽鸿同志传略》,未刊稿。

①陈云1978年给四川长宁县的复信,原件存长宁县民政局。

②陈启天: 《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载《国家主义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26年版。

③余泽鸿: 《学生军组织之必要》,载1925年《上海学生周刊》第4期。

④余泽鸿: 《学生运动与双十节》,载1925年《上海学生周刊》第1期。

①余泽鸿: 《学生军组织之必要》。

②余泽鸿: 《学生运动与双十节》。

③《余泽鸿同志传略》。

①《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1927年2月7日),现存上海档案馆。

②《余泽鸿同志传略》。

①安子文: 《我的一段经历》,载《革命史资料》第1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①《红色中华》第72期(1933年4月23月)。

②《红色中华》第74期(1933年4月29日)。

①《斗争》第15期 (1933年6月15日) 。

①②《斗争》第15期(1933年6月15日)。

①这支武装是1934年底在四川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由刘复初等地下党员在兴文等六县边境,以红军之友社成员为主,组织武装暴动后建立的。

①《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写在叙永落堡二队农民房壁上,现在还隐约可见。

②李桂红,又名李桂英,1930年参加革命,曾在中央苏区粤赣省委任妇女部副部长,1934年10月随军长征,是有名的红军女战士之一。

①这支游击队是1935年初中央红军到黔北时,经中央军委批准抽调部分红军指战员在习水成立的。

②刘复初1981年5月24日给重庆师院历史系的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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