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黄松龄人物传,黄松龄生平事迹,黄松龄评价

Posted 2022-05-06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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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黄松龄人物传,黄松龄生平事迹,黄松龄评价

(一)

黄松龄，原名黄克谦，1898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省石首县一个富户人家。幼年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抚养。14岁时，祖父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强令他与一塾师之女杨淑珍完婚。失去父母的温暖已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不如意的婚姻更使他感到封建家庭的冷漠。1915年春他愤然离家赴北平求学，依靠堂兄黄震东的关系考入北平中央法政专门学校学法律。其时，李大钊、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各种爱国文化团体及宣传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乡下读了10年孔孟经书的黄松龄，对反孔家店倍感新鲜，对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口号发生了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接受新思想，逐渐对法律学习产生反感，常常不到校上课，到处听讲演，议论时局。

1919年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黄松龄获悉北大学生酝酿请愿示威，即回校发动同学响应，被推为该校两名学生代表之一，与北大等校代表，共同筹划全市学生集会游行。

5月4日，黄松龄带领法政学校学生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学生集会。会后，他在参加了“打倒曹、章、陆，火烧赵家楼”的示威游行中被捕，被拘于北大法学院。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与其他被捕学生一道获释①。

同年夏，黄松龄毕业于中央法政专门学校。一些同学纷纷参加一年一度的高等文官考试，以谋取官职，他却违背祖父的意愿，拒不参加。后来，其祖父与黄震东商量，花钱为他买了一个官职，他又拒不接受。但人生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他感到茫然。在苦闷彷徨中，他开始闭门读书，除哲学外，还读生物学，想另辟蹊径，探索生命的起源。

1920年春，恽代英、林育南由武汉到北平，黄松龄结识了他们。在恽代英的指导下，他潜心阅读《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书，开始了对革命真理的追求。

1921年，黄松龄进中国大学学习。其间，他结交本校及燕京大学的唐鼎伍、卿汝楫等10名学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取名“勖社”，以“进德修业、互助互学”之名，研读《向导》等革命书刊，评论国事。其后，二七惨案和曹琨贿选总统两件大事的发生，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封建政治的腐败。他在“勖社”号召同心者说：“光空谈不行，非革命不可!” “要革命，非共产党领导不可!”②

1924年初，黄松龄东渡日本，进明治大学当研究生，与湖北籍留学生马哲民、李人一、李兆龙等关系密切。是年夏，由马哲民介绍，黄松龄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③。1925年1月，随青年团组织集体转入留日学生地下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已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共合作实现，他又参加了国民党，并被选为国民党东京总支部三常委之一，负责宣传工作，同时接任马哲民任中华留日学生总干事。其间，他除了完成一年一篇的研究生论文外，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活动，常利用访问、联欢、郊游等形式，和旅日本、朝鲜的共产党组织进行联络。1925年，朝鲜发生大水灾，旅日朝鲜共产党人以救灾名义集会，黄松龄代表中华留日学生总会出席讲演。他指出，朝鲜因水利失修而酿成水灾，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制度造成。当日本军警把他拉下台时，他还大声疾呼： “水灾有源!”在旅日期间，他还常深入横滨华侨区，利用人们对孙中山的敬仰，解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派共产党员郝兆先专做华侨工作，团结他们支援广州政府。

1926年初，黄松龄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但因其祖父病故，未能出席大会。

(二)

1926年3月上旬，黄松龄应恽代英之邀，前往黄埔军校任教，于3月23日到达广州。此时，正值“中山舰事件”发生，黄埔军校内反动势力嚣张。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征询他的去留意见，他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于是，他被派往石龙、深圳一带担任黄埔五期二团入伍生部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

1927年4月10日，黄松龄奉命调赴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不久，又被分配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政治教官，负责讲授《农民土地问题》①。此间，他和周以栗、谭平山等人常在毛泽东住所开会，讨论农民问题，很受毛泽东坚决支持农民运动思想的启迪②。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后，武昌农讲所被迫停办。周以栗调河南，黄松龄受许德衍之邀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秘书。由于中共湖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黄松龄和组织失去联系。8月下旬，通过李兆龙的介绍，他才找到中共武昌区委。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意见，他辞去了公开的职务，到中共湖北省委秘密机关任省委宣传秘书兼省委机关报《长江》的主编，和华林、林育南一起，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利用报纸和敌人作斗争①。

9月，向警予赴汉，接替黄松龄任《长江》报主编。黄松龄调湖北省济难会任书记，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分四处奔走，做国民党上层人士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由于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进占武汉后疯狂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济难会机关被破坏，工作中断。此时，国民党改组派陈公博及许德珩等在江西开办党务学校，来信邀他任教。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他去南昌协助陈谭秋重建中共江西省委。

1927年12月，黄松龄到达南昌。不久，接替宛希俨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并暂代军委主席，公开身分则是国民党党务学校教务长②。1928年3月，陈谭秋调走后，新任省委书记陆沈带来一批中央文件，由黄松龄保管; 省委的许多会议，多在黄松龄家里召开。

5月下旬，继九江地下党遭到破坏后，江西省委亦遭破坏。黄松龄在找陆沈联系的途中被捕。次日，他从其妻杨淑珍探监时所说的暗语中得知，党的机密文件已毁掉，敌人抄家时一无所获。因此在以后的审讯中，黄松龄始终不承认在共产党内任有职务，只承认是“跨党分子”。敌人虽用尽心机，仍得不到黄松龄有关共产党内职务及活动的可靠材料，最后只得以“重大嫌疑犯”将他判刑7年。

1929年1月，黄松龄由单独关押转入大监。他利用这个特殊环境向同监政治犯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难友学习理论，坚定信仰。后来，他又串连了肖冠军、张炎、王廷燕等10多名共产党员秘密成立狱中党支部，并被推为支部书记①。他团结和组织狱中难友，顽强地同反动派及叛徒进行斗争。

(三)

1930年3月，黄松龄经营救出狱。不久，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7月底，由沪赴北平，被聘为朝阳大学教授。后来，又先后受聘兼任民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大学教授。在未找到党组织的时候，他利用大学讲坛，密切配合革命斗争，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为配合土地革命，他讲授《农民土地问题》; 为配合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他讲授《中国经济问题》，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必然性; 为批判曲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社会发展特殊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他讲授《经济史》、《经济地理》、《政治学》和《国家论》，向学生灌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由于黄松龄学识渊博，讲课语言生动，妙趣横生，深受学生欢迎。课堂常常座无虚席，被誉为当时十大名教授之一②。

1931年初，经邓初民介绍，黄松龄和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潘东周取得了联系，从而接上了党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根据党的指示，他和马哲民、侯外庐、许德珩等发起组织了大学教师联合会，团结左翼教师，开展救亡运动。1933年，国民党宪兵第三团进入北平，白色恐怖加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左翼团体受到摧残。马哲民、许德珩、侯外庐被捕，黄松龄又转入中学教联参加救亡活动。

1934年，黄松龄与张友渔、吕一鸣、阮慕冰、徐冰、杨秀峰等组织《世界论坛》社，介绍外国进步论文和革命思想。是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大学师生的强烈要求下，黄松龄被委任为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他上任后，聘张友渔等中共地下党员或左派教授任教，和他们共同从事救亡运动。同时还在经济系物色进步学生10余人组织起土地问题研究会，指导他们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使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后来，他又推荐研究会的董毓华、甘全礼参加“学联”，筹备和发动爱国学生运动; 同时和黄敬、杨秀峰、张申府等推动“学联”工作，把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推向新高潮。

1935年冬，黄松龄还与马叙伦、齐燕铭、杨亦周等组织文化劳动者同盟及华北文化界救国会; 根据党的指示又开办了骆驼书店，主编《时代文化》杂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国民党御用文人作斗争①。

1936年底，国民党CC系派方治从南京到北平，准备解聘一批左翼老师。他们一到北平，就专程到中国大学“座谈”，横蛮地训斥“学生不读书，教师不教书，专搞运动，胡闹! ”并责问学校当局“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是怎么回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责难，与会教师茫然不知所措，一时会场默无声息。黄松龄看透了方治的用心，毅然挺身而出，进行反驳说： “国难当头，危在旦夕。学生、教师激于爱国热情奔走呼号，要求团结抗战，救亡图存，这正是他们的责任，政府应该鼓励。如果置国家存亡于不顾，这样的学校办下去有什么用途?! 所谓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口号纯属捏造。”一席话，问得CC系大员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一场解聘阴谋被粉碎了。

1937年5月4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新旧 “学联” 团结起来，共同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国民党御用学者杨立奎、陶希圣等带领复兴社分子掌握的志诚中学一班受蒙蔽的学生混入北师大会场进行捣乱。军警、特务遍布会场，使大会陷入恐怖之中。黄松龄见状，登台讲演，面对面地揭露杨、陶闯入会场的用心，使骚乱的会场顿时安静下来。事后，杨、陶等人联名通电“声讨黄松龄”。南京政府也同时勒令中国大学解聘黄松龄①。学校当局慑于黄松龄在师生中的威望，不敢贸然行事，便暗中和他“协商”：只要他不当系主任，不再到学校上课，愿改聘他为“荣誉教授”领干薪。黄松龄对此当即严词拒绝。个别人对他不要饭碗不可理解。他说： “我要是只是为了吃饭就不会出来了，因为我家里有的是饭吃。”②黄松龄参加革命后，总是以自己的收入帮助同志、帮助组织解决困难。他自己的八个孩子中，先后有六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为革命，他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松龄离开北平，由天津转赴济南。其时，平津学生也纷纷流亡济南。韩复榘的政训处长、进步人士余心清要求黄松龄留下帮助推动韩复榘抗战，经过一番工作，韩复榘同意招收平津流亡学生开办政治训练班，并委任黄松龄为教务长①。不久，张友渔也到了济南。于是张、黄和梁寒冰等组成中共特殊小组。其后，黄松龄又推荐共产党员齐燕铭任教务员，从而使这个训练班实际上成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学校，在短期内培训了千余名学员。后来，这些学员大多成了抗日救亡的中坚。被挑选充实到临清专员范筑先部的200名学员，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部队在范筑先将军牺牲后，与八路军合并②。

1937年10月，黄松龄经南京到达武汉，经邓初民介绍与孔庚结识。南京失守后，黄松龄劝说孔庚领头建立起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孔庚负责总务(总负责)，邓初民负责交际，马哲民负责宣传，黄松龄负责组织。在董必武的支持和捐助下，“促进会”办起了会刊《战时乡村》，由黄松龄和马哲民负责主编并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同时，黄松龄还和孔庚、马哲民、孟宪章等人创办《民族战线》周刊，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间，他还赴应城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襄助陶铸培训抗日军政干部。由于劳累过度，他曾一度因病住院。

1938年6月，北平朝阳大学南迁沙市，改名朝阳学院。黄松龄再次被聘为该校教授。他和邓初民、马哲民等进步教授，经常利用课余和休息日，带领学生外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开展演唱、演讲活动，为推动荆沙地区及所属各县的抗日工作四处奔走。8月，黄松龄同邓初民、马哲民借到石首讲学的机会，向家乡人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推动了石首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们还襄助石首县长刘俊，惩办了一批破坏抗战的区乡长。

不久，武汉形势紧张，黄松龄又随朝阳学院西迁成都。根据党的指示，他继续利用大学讲坛向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教育。他还和邓初民、马哲民办了一个《大声周刊》，三人联合撰文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推动文化界、学生界的救亡运动。后经董必武介绍，黄松龄和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取得了联系。于是他又协助罗、车每周组织一次“聚餐会”。以聚餐的名义聚会，传达党的工作意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做川康地区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的统战工作①。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罗世文、车耀先等地下党负责人先后被秘密逮捕。邓、马、黄处境险恶。慑于他们在学院内的声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国民党当局虽视他们如芒刺在背，又不敢随意捕杀，只好用引诱的办法来拉拢他们。一次，国民党派人来学院，要求黄松龄填写“入党志愿表”。他回答说：“我只做爱国公民，不加入任何党派! ”

1940年7月底，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利用新旧院长之间的矛盾，在学院内制造了一次学潮后，指令新任院长解聘了“邓、马、黄”。黄松龄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离开成都，北上延安。

同年11月，黄松龄到达延安，被分配在中央财经部任指导员。在李富春和李六如的领导下，负责根据地的财经指导工作。

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接受了中央组织部的全面审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亲笔书写了对他的审查结论，认为他“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南昌被捕至一九三○年春保释出狱的事实……是可以信任的。”①出狱后“十年来以 ‘左派教授’ 的地位始终未离开党的政治主张，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文化教育工作上，在平津青年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根据审查结果，中央“决定恢复黄松龄同志一九二五年的党籍”③。

同年秋，黄松龄带领一批财经工作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边区财经问题。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结合359旅开发南泥湾的经验，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经验和老百姓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的经验，向中央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对解决生产自给问题的意见，供中央领导参考、决策。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黄松龄被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在延安，他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七大以后，黄松龄调中央党务研究室任财经组组长①。1947年1月，他受中央办公厅委派，赴晋冀鲁豫中央局参加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晋冀鲁豫边区主席杨秀峰、中央局书记薄一波向董必武提出：要求黄松龄留下工作。此后，黄松龄先后任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学财经学院院长、审计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等职。

1948年冬，平津战役进入最后阶段。黄松龄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调配的大批干部，云集津西胜芳镇，准备接管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

(五)

1949年1月15日，黄克诚率大军解放天津。黄松龄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随军进入天津市后，即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战后接收和建设工作。作为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兼文教部部长的黄松龄②，在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政策时，十分注意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多次指出： “教育工作者，是脑力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③ “高级知识分子及一切专家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宝。”④在肃反工作中，他反复强调： “至于思想反动的人，这就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思想斗争问题了。对待顽固和落后的思想，则更是改造教育的问题了。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是绝没有所谓思想犯的。”①由于他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保护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使天津在解放后的短时间内，新建了天津大学、天津医学院，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恢复发展很快，被誉为天津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在宣传工作中，他十分注意思想理论建设。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他亲自编写学习讲义，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发起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运动; 并深入机关和工厂，为工人、干部讲课。他兼任《天津日报》社社长，不管工作多忙，每日仍坚持审稿、改稿，从不假手他人。为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他还在《天津日报》上开辟“党的生活”专栏，并亲任“党的生活”编辑主任，“拿党报作为公开教育党员的武器”②。

黄松龄在天津整整工作了4年时间，为治理解放初期千疮百孔的天津，费尽了心血。当时，天津人民把他和黄克诚、黄敬、黄火青合称“四黄治津”，传为美谈③。

1953年1月，黄松龄调任高教部第一副部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在学制安排、课程设置、院系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上颇有建树，他坚决反对“全盘苏化”的做法，提出了学习苏联经验应结合中国特点进行改革的主张。

1958年冬，黄松龄以全国政协委员身分到鄂、豫、湘等省视察，沿途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他对大炼钢铁造成的惊人浪费十分痛心，对大跃进不讲经济效益深感不安，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也使他异常焦灼。他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既不可随便逾越，也不会转瞬即逝。不能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混淆。”后来，他被批评为“右倾”，是“凄凄切切，寡妇心情”。他不承认理曲，决心脱离行政领导，专心从事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决心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1960年10月，经黄松龄再三要求，中央调他到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顾问，并兼国家计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他不怕担风险，毅然选择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课题。他说： “党校的政经室应该成为党的坚强的理论阵地，成为党中央了解情况、制定经济政策的耳目和助手”①。

在高教部和中央党校工作期间，黄松龄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61年3月，他和杨献珍一起赴陕西临潼农村调查农业生产情况; 接着，他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遍访了西北和内蒙古的十多个新兴工业城市，进行工业调查，为学术研究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写下了数十万字的笔记。6月18日，他回到北京，在对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后，在中央党校讲课和参加审编我国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时，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占据着一个历史时代。”①痛心地指出： “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几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从科学到空想，倒过来了。”②在分析农业失误时，他说：“连续两年多的严重自然灾害，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某些环节的失调和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也实难辞其咎。”③关于农业发展方向问题，他十分强调农林牧副渔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几年，他认为出毛病的原因在于“对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方面的问题没有搞好。”④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与界限混淆不清。”⑤ “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⑥这些经济学思想，得到了党校学员的一致赞赏，但也触怒了康生等一批所谓的“理论权威”。

1964年夏，康生发起了对“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同一性”的批判。在迫害杨献珍的同时，也给黄松龄扣上了“假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帽子。黄松龄在中央党校和天津等地的一些讲话记录、录音资料，全被勒令上交“审查”，迫使他中断了学术研究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黄松龄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进一步迫害。他们捏造了“叛徒”、“反动理论权威”、“走资派”等罪名，无休止地对黄老进行批斗。1969年，康生不顾他年逾七旬，且有病在身，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点名要他去河南“五七干校” “接受再教育”，致使他的病情在“再教育”中日渐恶化。

1972年11月28日，黄松龄病危，在昏迷状态中，他还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指着病床边悬挂的输液瓶问： “那上边写的是什么?” “那上边写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在这喃喃自语中，他停止了呼吸①，时年74岁。他生前赴陕西等地的调查资料以及被“四人帮”收缴“审查”的讲话稿、录音等研究资料，已由中央党校和天津人民出版社整理于1980年出版，书名为《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

注释

①②③黄松龄《自传》。

①②武昌中央农讲所资料706号。

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第86页。

②许德珩: 《回忆抗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①黄松龄: 《自传》和《家史材料》。

②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黄松龄》,《湖北人物传记》试写本第4辑。

①《记齐燕铭同志》,《人物》1982年第1期。

①②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 《黄松龄》。

①许德珩: 《回忆抗战》。

②张友渔: 《抗战初期我在山东的活动》。

①《怀念党的宣传理论战线的忠诚战士黄松龄同志》,载1979年4月25日《天津日报》。

①②③《黄松龄档案资料》,存中共中央党校。

①②《黄松龄档案资料》。

③1950年1月3日《天津日报》。

④《在南大全体师生大会上黄松龄主任作时事报告》,载1951年4月16日《天津日报》。

①1979年4月25日《天津日报》。

②③鲍仁: 《忆黄老——天津日报老社长》,载《新闻史料》第4辑。

①龚士其:《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①②③④⑤⑥《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第30、1、153、1页、前言。

①石家梅: 《黄松龄》,载《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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