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林伟民人物传,林伟民生平事迹,林伟民评价

Posted 2022-05-06 工会

篇首语：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林伟民人物传,林伟民生平事迹,林伟民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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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的海员生涯

一八八七年农历九月，林伟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 (今属珠海市三灶公社鱼月大队鱼堂生产队) 。他原名林兴，年纪稍长时，立志要为国为民干一番伟大的事业，遂改名为伟民。

林伟民的父亲林祝友，是一个勤劳忠厚的贫苦农民，一向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高额的地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他虽终年辛勤劳动，依然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林伟民有二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从小就参加劳动，跟父亲一道，开垦了一些荒地，种点旱地作物;亦时常与姐姐一起去海边捕捞鱼虾和蚝蚌，以帮补家庭不足。全家人都起早摸黑地辛勤劳动，但仍入不敷出，经常断炊挨饿，只好向富豪人家借债，受高利贷的盘剥。繁重的劳动，贫困的生活，使林伟民自幼就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品德。

林伟民的童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使我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侵略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靠近香港、澳门的香山县，是我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六年，林伟民十九岁的时候，曾到三灶岛牛顿墟(现三灶街)一家酿酒的店铺里当杂工。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累死累活地干活，每月只拿到半两银子的工钱。一次，因为劳累过度，右手不慎坠入正在沸腾的蒸酒锅里，伤势很重。狠心的老板，竟不管他的死活，乘机把他辞退了。他回家后，无钱医治，右手溃烂。后来，多亏邻舍的帮忙，母亲天天到外面采摘草药回来给他敷治，几个月后，才渐渐好转。

当时，三灶岛不少破产农民在家乡无以为生，跑到香港、澳门以至海外谋生。林伟民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当自己的手部伤势刚刚痊愈时，在乡亲的帮忙下，也离开家乡，跑到香港一艘外国轮船当 “侍仔”，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员生涯。

“侍仔”是船上最劳累、下贱的一项工种。他的具体工作是在厨房里洗碗刷碟、端菜送饭、洗擦地板等等，每天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月工资却不到十元，还要被包工头从中克扣。海员工人既在经济方面遭受种种残酷剥削，又在政治方面饱受压迫和欺凌。正如海员工人的领袖苏兆征所回忆的：“中国海员人数不下十万人，普遍于全球五大洲” ，“在香港、上海等处，生活特别昂贵，即房租一项，每月至少也要十余元，而月薪又有包工头克扣，日常生活当然万分艰难”，“因而卖妻鬻子者往往有之，这是我们海员的生活和受经济压迫的痛苦! 此外还有政治上的压迫，譬如到美国不许上岸，在船上受帝国主义之虐待而无路诉冤。”①悲惨的生活现实，严酷的民族歧视，日渐激起了林伟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仇恨，滋长了反抗情绪。

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从事于以推翻清朝统治为主要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理想，他经常奔跑于香港、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各地，不懈地宣传他的革命主张，联络会党，筹措经费，策划和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来往海内外的旅途中，常有机会与中国海员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大家组织起来，参加他所致力的革命事业。林伟民、苏兆征都是香山人，与孙中山同乡，因此互相间的交往也就更为密切。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积极投入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他们不畏艰难，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递消息，筹集经费，掩护革命党人逃避密探的追捕，以及为革命党人运送军火物资，策应武装起义，等等。

辛亥革命后，一些海员自恃对建立民国有“功”，离船上岸钻营一官半职去了。但是“兆征和伟民不仅鄙视这种钻营，甚至……政府知道他们是海员中的健将，欲罗致之，予以官职，他们却掉头不顾，一心不离海员工作。”①正因为林伟民为人性格豪爽，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乐于为大众谋利益，因而赢得了海员们的信任与爱戴。

一九一四年，长期外出谋生的林伟民回乡探亲，恰巧碰上了一帮海盗登岸抢劫财物。全村仅有二十多户人家，壮丁不多，又没有防范的武装，大家焦虑万分。林伟民临危不惧，向群众分析了本村的有利条件，认为本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是能够抵御强盗的。在林伟民的带领下，大家拿起了棍棒、大刀等粗劣武器，抗击来犯强盗，一直坚持了两三天，打死了几名强盗，最后安全撤退到别的地方去。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也给中国人民展现出求解放的新道路。林伟民与其他中国海员一样，由于经常随船航行于世界各港口，有机会与外国海员接触，因而较快地知悉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虽然他们初时对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况及其伟大意义还不大理解，但当听说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打倒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自己起来当家作主，都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天公地道的大好事情”①，并且从中受到了鼓舞。林伟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所接触到的一些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日渐打开了眼界。

一九二○年，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上领导海员进行了一次反虐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斗争使得海员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深感只有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于是，“苏兆征便纠合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如林伟民等，在海员中从事宣传与组织，不到数月，成绩大著。”②在具体筹备海员工会成立过程中，林伟民被推为筹备委员③。一九二一年三月，香港海员工人自己的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香港海员工会)宣告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化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林伟民当选为海员工会第一届干事，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①。这样，林伟民便开始成为海员工人中的骨干人物了。

在香港海员罢工斗争中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致力于工人运动，并且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革命形势，使香港海员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斗争的信念。另方面，当时物价不断上涨，海员生活日益困难，而资本家及包工头的盘剥，却更为残酷。广大海员工人因此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在此情况下，香港海员工会决心带领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斗争。

一九二一年九月，香港海员工会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的要求。但是，轮船资本家不予理会。同年十一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资方提出，复遭拒绝。海员工会乃决心通过罢工手段来争取上述要求的实现。林伟民积极参加了组织“加工维持团”等一系列罢工前的准备工作，还具体负责了“防护破坏罢工队”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限令二十四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到时就一致举行罢工对付。但是，轮船资本家依然毫不在意。受尽压迫剥削的香港海员，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带领下，毅然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新起点。

轮船资本家不见棺材不落泪。罢工正式举行后，他们才着急起来，连忙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出面干涉和压制。当晚，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夏理德赶忙跑到海员工会进行压制。他用威胁的口吻说： “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港政府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搞罢工，不怕饿肚子吗?”①苏兆征、林伟民当场给予严词驳斥。夏理德无词以答，后来又向海员工会提出十天八天的宽限时间，待商定一个意见后，再与海员工会磋商是否增加工资问题，企图用“拖”的办法来阻止罢工的蔓延。但是海员们并不上当，“坚持非答应条件誓不上工”②。罢工海员聚集于海员工会内外，高呼罢工口号。夏理德十分狼狈，在群众的嘲笑声中灰溜溜地退出海员工会。

翌日，在苏兆征等的带领下，罢工海员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他们在广州成立了罢工的总指挥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下设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以及招待处等机构。苏兆征被选为总务处主任，具体负责领导罢工内部行政及对外交涉等各项工作。林伟民则仍暂留香港，继续发动海员罢工，带领“防护破坏罢工队”维护罢工利益，惩处一些敢于破坏罢工的工贼走狗。

罢工初期，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企图用压制威吓手段进行破坏。一月十七日，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夏理德与轮船资本家约海员工会代表林伟民、邝达生、陈观民与蔡军保四人到华民政务司署“磋商罢工问题”。会上，轮船资本家要胁海员“须先行开工，方易磋商。”①林伟民等当场严词拒绝。翌日，双方再继续开会。夏理德威逼说： “本司今为最后忠告”，“汝等若信我言，早日先行开工，本司定必协力助汝工人向东家要求，否则无磋商余地。”②林伟民等代表毫不畏惧，一再坚持要资方全部接受海员的加薪条件，方才答允开工。资方破坏罢工的阴谋未能得逞。会后，林伟民一面将谈判情况及时报告广州罢工总办事处，一面继续带领留港部分海员工人坚持斗争。他们在海员工会门口书写“凡我海员工人，须候船东认允加工签字，方可开工”的大幅标语③。

海员工人在坚持罢工斗争的同时，还采取了成立纠察队封锁香港、对内河和沿海轮船实行严密管理，以及串连发动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等措施，发生了巨大威力，使香港当局尝到了苦头。到二月上旬，因罢工而停泊香港的中外轮船已达一百六十八艘，共二十六万余吨; 其中以英船为最多，共七十六艘、十二万七千吨④，使轮船资本家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例如“南洋班、沪港班等停留港埠之船达百余号，统计损失当在百万元以上。”⑤香港日常所需粮食、肉类及蔬菜等副食品，主要靠华南各港口供应，现在由于罢工，来源几乎断绝，严重影响香港的日常生活。香港“因鱼菜来源短绌，昨日鱼价已开始起价” ，“若再延数天，则各物必大加飞涨。”⑥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毅然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增到三万人以上。这样一来，全港市面十分紧张，居民怨声载道。“港民因海员罢工而迁粤者约二十万人。”①香港当局惊呼这次罢工是“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②。二月一日，香港当局以海员工会“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借口，悍然宣布该工会为“非法团体”，派遣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强行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的招牌抢走; 不久，又将参加同情罢工的海陆现货员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等运输工会组织封闭，拘捕了四名运输工会的办事人员，使香港置于一片白色恐怖状态之中。

但是，香港当局的高压政策并不能奏效，相反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恨与反抗，后来只好改用“调停”、“谈判”的手法以对付罢工。为了表示海员工人的诚意，争取社会上的更多同情，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决定派苏兆征、翟汉奇等四人为代表，于二月十四日赴港进行谈判。谈判期间，因为原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杀妻被捕，苏兆征被推选为代理会长，所遗代表一职，改选林伟民继任。林伟民乃执行谈判代表的任务，与其他代表一起，于二月十七日赴香港，继续与对方谈判。

鉴于香港当局无理封闭工会，因此当时谈判的焦点是要香港当局首先恢复海员工会，然后就其他条件进行谈判。谈判时，香港当局与资方代表一再诱骗海员代表答应先行复工，方才考虑恢复工会等问题; 其他条件，则交由公正人最后判决。至于是否切实保证恢复工会，香港当局却又支支吾吾，拒不答复。林伟民等人严词驳斥对方的荒唐主张，坚持“先要恢复原有之工会招牌，一面妥定工金问题，然后方能议”①，表达了全体海员们不可动摇的意志。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报告广州罢工总办事处。苏兆征十分嘉许他们的坚定立场，复电说： “务得船员满意，然后开工。如以上条件达不到目的，则无磋商之必要，各代表可立刻返省。”②二十一日，林伟民等代表返回广州，向海员大会作谈判经过的报告。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屈服，以作谈判代表之后盾。二十三日，林伟民等带着罢工工人的决心，再次赴港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林伟民始终立场坚定，牢牢记住全体海员的嘱托，警惕并及时识破对方的诸般阴谋，既不为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为威迫利诱所动摇，一再挫败了香港当局和轮船老板们的种种花招，使他们所玩弄的“调停”、“谈判”骗局归于破产。

二月底，全港各行业工人为支援海员的正义斗争，奋起举行总同盟罢工。香港市面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关门，市面冷冷清清，进一步陷于瘫痪状态。当时报纸报道说：香港昔日“入夜灯光四照，今则黑暗无生气。”③那些居住在香港、平日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如今因工人罢工，家务无人料理，孩子没人看管，环境无人打扫，束手无策，狼狈异常。路透社报道说： “欧人男妇及政府最高级官员，群集维斯满斯咖啡店前，购买面包，其景象实属罕见。”④

在此山穷水尽的情况下，香港当局终于被迫表示愿意以海员先前提出的要求条件作为谈判基础，要求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再派代表进行谈判。鉴于解决罢工的时机已告成熟，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乃委派林伟民等四人再次赴港谈判。他们抵港时，香港当局副华民政务司和广州英领事特意到车站迎接。这种如此礼遇海员的作法，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雄辩地说明了在全港工人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下，香港英帝国主义不得不低头认输了。

谈判的第一项议程，是关于海员与船主有关的各项条件问题。林伟民等不辞劳苦，旗帜鲜明，坚决维护海员的根本利益，在与对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也注意到斗争的灵活性。在讨论到关于恢复罢工海员工作职位及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问题时，林伟民等坚持要一律恢复罢工海员原职，还要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对方则提出有些船已招雇了新工人，且已订有六个月的合同，因而无法让罢工海员全部复职，并拒绝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双方争论不休，谈判一直连续进行了十多个钟头，至深夜十二时仍未达成协议。濒于绝境的香港当局，深恐谈判因此破裂，连夜密议，促使船主与海员继续磋商。三月五日，双方继续谈判，最后资方表示接受海员的要求;对暂时不能复职的海员，则商定照这次增加工资的数目折半，由船主支付五个半月的工资。

谈判的第二项议程，是关于海员与香港当局有关的问题，主要是恢复海员工会以及释放各工会被捕人员等。香港当局表示：只要海员同意复工，香港政府即可于翌日取消先前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并保证释放被捕人员。林伟民等表示：只要香港当局确有诚意恢复海员工会，即可发出复工通知。

最后，林伟民等还提出了香港当局于三月四日制造“沙田惨案”时所杀害工人的抚恤问题，声明如果这一问题不获解决，将会影响整个罢工的解决。香港当局表示一定要妥善处理，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

经过反复的认真的讨论，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于三月五日由各方代表签字。林伟民、翟汉奇、陆常吉、卢俊文四人代表罢工海员在协议上签了名。三月六日，香港当局派专人将工会招牌挂回原处。工会门前，聚集着成千上万群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燃放鞭炮，尽情欢庆这次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罢工总办事处随即下复工令。林伟民等人也以谈判代表的名义散发传单说： “本会同人代表连日在大会堂与中西船东磋商一切，现本日下午将各件完全议妥，双方署名为据。凡我同人，预备复业为盼。”①

在这次罢工斗争中，苏兆征、林伟民等中坚人物，与广大海员团结一起，群策群力，英勇顽强，坚定果敢，排除万难，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邓中夏曾称誉这次罢工斗争是“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②。而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名字与这场伟大的罢工斗争连在一起，永远载入史册。

上海工运的先驱者

在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推动下，并由于全国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于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苏兆征、林伟民等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参加了大会，向代表们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经过及斗争经验，引起了到会代表们的巨大兴趣。

上海钧安水手公所海员代表朱宝庭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森等，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朱宝庭与林伟民、苏兆征等在会上认识了，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苏兆征、林伟民深切感谢上海海员及其他行业工人在海员罢工期间所给予的无私的巨大的援助。朱宝庭也从香港海员工人的胜利斗争中受到了鼓舞与启发，因而在会上向香港海员工会提出了派人到上海协助建立统一的海员工会组织的邀请。

大会结束后，林伟民受香港海员工会的委派，与朱宝庭一起乘“海康号”轮船赴上海进行筹组工会的工作。五月十六日船过汕头时，林伟民与汕头各工团代表开会，介绍香港海员工会活动情况和这次赴沪目的。他说： “鄙人此次往沪，欲于海员总会组织成立后，即召集长江一带之海员，联同一气。”①林伟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着信心，使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报纸曾报道说： “林君年约三十，颇饶精干之气。”②

到了上海，林伟民与朱宝庭等人并肩作战，立即着手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工作。但是，这项组织工作并不是容易的。当时上海海员组织涣散，派系众多，封建行帮界限严重，各自为政，除了有三个较大的团体即盈社(烧火行) 、钧安公所(水手行)及联义社(服务员)之外，还有很多小团体。针对这些情况，林伟民深入到各条轮船和各海员宿舍之中，与海员们促膝谈心，以香港海员团结战斗取得胜利为例，讲解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上海海员要摒弃门户之见，团结一致，为着海员工人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经过林伟民和朱宝庭等人的深入组织发动，“入会会员已甚踊跃，非仅本埠各海员甚为赞成，即其余各种团体，亦愿予以赞助。”①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上海海员工人自己的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 (以下简称上海海员工会)正式成立，会员人数达二千七百人。林伟民被海员们推选为主任。海员工会办事处设在百老汇路一六三号。

海员工会成立后，在林伟民领导下，立即着手酝酿进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在具体研究斗争对象时，考虑到外资轮船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经增加工资和承认工会，因此这次斗争锋芒应主要指向招商局，兼及其他中小轮船公司。招商局是中国官僚资本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轮船公司; 至于其他中小轮船公司，往往视招商局的态度行事。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先由海员工会正式向招商局提出加薪要求，如遭拒绝，就通过罢工手段来争取实现这一目的;与此同时，积极作好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七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及八月三日，海员工会先后三次致函招商局，要求按照香港海员与资本家签订的协议加薪。但是招商局都置之不理。海员工人愤不可遏，纷纷要求以强硬的罢工手段来回敬他们。

八月五日，在林伟民的领导下，上海海员同盟罢工正式举行，海员工会发表罢工宣言说： “处于今日新潮膨涨的时代，工人觉悟，无复俯首帖耳，低压于资本制度之下了”，“我同业的兄弟，常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百端的辛楚，比别的工人，更有甚焉!”宣言号召罢工工人要服从海员工会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必要毅力坚持，万众一心。”①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林伟民还作了一些具体部署：在南市中华茶楼设立临时海员罢工事务所，与各码头就近联络;在黄浦江中放舢舨二只，往返巡逻，维持罢工秩序;参加罢工的海员每天由海员工会津贴伙食费大洋三角;罢工期间，各公所负责妥善解决工人的住宿问题，等等。当天，“其停泊在沪者计十三艘，均已实行罢工，约计人数六百人”②。罢工以后，海员“皆纷至海员联合会签名，以表示自愿罢工”③。统计先后参加这次同盟罢工的，有招商局、宁绍、三北、裕丰等大小二十余家公司，六十余艘轮船，共三千人以上。

罢工第二天，元一、裕丰、平阳、宁绍等一些中小轮船公司的资本家，都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深知香港海员罢工的结果与教训，生怕罢工发展下去，势必给自己招致不堪设想的损失，因而派出代表前往海员工会，表示“答允海员联合会要求，签订加薪合同。”④至八月中旬，“二十余家未照约履行之公司，已次第签字履行矣。”⑤上述各船海员复工开航时，海员工会发动海员工人群众在黄浦江边悬挂旗帜、点燃鞭炮，为其送行，气氛甚为热烈。这样一来，使顽固拒绝加薪的招商局，陷于完全孤立的地步。

招商局对于海员工人的合理要求，一开始便抱敌视态度。“既未允许加工，亦未有态度表示，仍旧坚持不加。”①与此同时，招商局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阻止罢工，拒不承认新成立的海员工会，狂妄地宣称“招商局除水手、生火等公会外，决不承认其他新团体。加薪问题，如有其他新团体出面要求，则不在(招商局) 董事会范围之内。”②招商局还收买失业海员，派遣走狗、工贼，分头到海员中活动，煽动他们不要服从海员工会的领导，并虚伪地表示，如果他们直接与招商局谈判，方允酌加工资。招商局又雇请流氓打手暗害罢工领导人。一个晚上，罢工领导人朱宝庭开会回来，半路上便遭流氓打手打伤，昏倒在地。招商局更竭力挑拨广东、上海籍贯海员之间的关系，分裂罢工队伍。为了挫败招商局所玩弄的上述阴谋，林伟民等领导人于十一日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付办法，“经讨论，决互相告诫，坚持到底，决不受外人利用，并缮就传单分发各界。”③在林伟民建议下，罢工海员还组织了一支“打狗队”，严惩那些敢于破坏罢工的工贼走狗。“打狗队头一次出阵，果然杀了狗腿子的威风。”④

招商局轮船公司老板为了分化瓦解罢工队伍，搞垮海员工会，又“直接致函各水手头目磋商”⑤复工问题。林伟民闻讯，当即召集各船海员代表开会，讨论对付办法，“一致决议由海员联合会负责洽商，私人则置之不理。”⑥这样，就进一步团结了广大海员，再次挫败了招商局玩弄的阴谋诡计。

招商局还无耻地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起来，破坏罢工。一方面，函禀北京军阀内阁和交通部，要求电令上海护军使“扑灭罢工”，“解散工会”; 另方面，又派出董事李伟候亲赴护军使署，“请求协助对付海员联合会，并请求护军使与租界各局协商，制止海员联合会之一切活动。”①护军使因为海员的活动多集中在租界区，于是无耻地向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团吁请协助镇压罢工。但由于帝国主义者刚尝过了香港海员罢工的苦头，余痛犹在，况且这次罢工并未波及外商企业本身，因此未敢贸然答允直接镇压，只派出警探监视。为了揭露和挫败招商局勾结封建军阀破坏罢工的阴谋，海员工会当即公开声明： “一、香港海员总会与中西船务公司所立之契约，为海员等全体之利益所关，誓不放弃; 二，本支部为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之一机关，有对于未履行契约之公司，行使其要求履行之职权。”②

招商局顽固拒绝加资，极力破坏罢工的行为，更加激起海员们的愤怒与反抗，参加罢工行列的海员进一步增加。“八月二十一日，招商局之嘉禾轮由汕头来沪，即签名加入罢工。”③ “二十二日，又到遇顺轮一艘，当即参加罢工。”④

在林伟民、朱宝庭等罢工领导人的坚强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罢工海员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地坚持斗争，再加上香港、汕头等地工人给予有力声援，一再粉碎了招商局的种种阴谋，使其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在此情况下，招商局知道如再顽抗下去，必将招致更大的损失，终于被迫与海员工人进行谈判。八月二十五日，双方正式达成了协议，“加工各条件内容主要为：江海各轮除驶(香)港五轮外，其余各轮船员，照原薪金加二成，由本年五月一日起加给; 罢工期内，各船应得工资十足付给”①。

八月二十六日，海员工会举行了盛大的复工庆祝仪式。海员工人在黄浦江边搭起了舞台，林伟民和其他海员代表先后登台演讲，庆贺斗争胜利。群众纷纷高呼“罢工万岁”等口号。各条轮船一齐升起了旗帜，点燃鞭炮，敲锣打鼓。在沿岸群众的欢呼声和锣鼓声中，缓缓地开航。情绪之高昂，气势之热烈，真是前所未见。

在整个罢工斗争过程中，林伟民立场坚定，依靠群众，处处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机智果敢的战斗作风，深得海员工人的信任与拥戴。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罢工期间，林伟民的妻子在广东家乡得了重病，曾数次来函催促他回家料理。但是林伟民考虑到当前斗争的需要，不能离开，因此毅然留下，去电嘱咐亲友代为照顾。不久，妻子病逝。噩耗传来，他忍受着内心的痛苦，继续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再次去电托付亲友代为料理丧事，充分表现了林伟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工人大众谋利益的高贵品德。

上海海员同盟罢工胜利结束后，林伟民领导上海海员进一步整顿海员工会。同年十月二日，工会重新改选，深受海员拥戴的林伟民，继续当选为上海海员工会主任②。

上海海员工会的成立，以及上海海员同盟罢工的胜利进行，在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作为上述斗争活动的主要领导人林伟民，由于他的卓越表现和杰出贡献，不愧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深受拥戴的工人领袖

由于上海法国租界当局的通缉迫害，一九二二年底，林伟民离开了上海返回香港。香港当局亦随即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但是林伟民毫不畏惧，仍然秘密留在香港，坚持工作，与苏兆征一起整顿香港海员工会，对一些把持工会、为非作歹的工贼，如翟汉奇之流，进行清算。

一九二四年春，林伟民接到了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以中国海员代表的身份离开香港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当他抵达莫斯科时，会议已告结束。他应赤色运输职工国际及苏联总工会的邀请，留在苏联进行参观访问，并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工作、学习的中国同志取得了联系，应邀前往作关于“实行罢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问题”的报告。他没有讲稿，但演说时，“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层层深入，充分说明了中国海员的力量。他的精采报告，博得了人们的喝采”，“当时参加报告会听讲的有王若飞、肖劲光、黄平等五十多人。个个都为林伟民的热情洋溢、生动风趣的演讲所激动。”①旅莫中国共产党组织还指定罗亦农、黄平等人专门负责与他联系，向他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性质任务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期间，林伟民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罢工始终给予热情关注和支持，并且帮助罢工工人在斗争中掌握正确的方向。当时党出版的一些报刊如《工人周刊》、《群报》等，经常及时发表有关支持罢工的消息与评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大力发动各地工人群众给予海员罢工以巨大援助。广东地方党组织更是全力以赴，“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三千份。”①广东党组织在公开发表的《敬告罢工海员》的文告中，号召罢工海员“抖擞精神，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旗帜鲜明地表示“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所有这些，都使林伟民十分感动，留下深刻的印象，开始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动群众谋利益的政党，因而对党产生了敬仰之情。后来在上海领导海员罢工时，他又与朱宝庭②等共产党人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并且得到了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及时支持与指导。他还亲自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英勇地展开了一系列罢工斗争的情况，因而对党的信仰更加坚定了，决心跟着党干革命。在苏联期间，他直接得到党组织的教育，阶级觉悟更有所提高，经过罗亦农的介绍③，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更加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作毕生的奋斗。

一九二四年十月，林伟民从苏联回到了广东，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总办事处主任。他看到广州海员组织工作长期处于涣散和薄弱的状况，就团结广大海员工人对工会进行了整顿，把工会组织逐步健全起来。他不顾香港当局对他的通缉，经常秘密潜回香港，配合苏兆征继续进行整顿工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在香港海员工会组织的周末演讲会上介绍苏联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后来，他又在香港海员工会干事会上作苏联之行的详细报告。

林伟民结合在苏联期间所了解到的关于工会建设的经验，在香港海员工会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几年来香港海员工会组织没有得到巩固与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会基层组织不够健全，因为数万同人的工会仅委托于几个职员，如果职员中出现一些不良分子把持会务，胡作非为，工会工作就会动摇起来，“这种情形，实为我们工会莫大的危险。”①他在文章中具体建议在总工会之下，各船均应分别设立支部，作为总工会的基层组织，以利开展各种经常性的活动，“讨论应兴应革事宜，可藉此而谋密切强有力之统一。将来我们海员工会，就可成为最大之模范。”②

林伟民还认真总结了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时的斗争经验教训，著文指出这次罢工“乃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罢工结束后，香港当局及船东竟拒不执行达成的协议，因此“我们还要更坚固地团结起来，准备反抗呀! 我们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还要不断的努力奋斗呀! ”①

在整顿工会的基础上，一九二四年香港海员总工会干事会进行了改选，林伟民继续当选为工会干事。

与此同时，林伟民还密切关注广州地区工人运动的进行，及时热情地给予支持与指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广州盐船工人因物价暴涨，生计难以维持，因而向盐商提出从本月十六日起增加运费的要求。盐商拒不接纳，勾结两广盐运使邓泽如，于二十四日派出武装盐警，将停泊于沿河黄沙一带的盐船一律封禁，又将盐船工人代表拘捕。盐船工人乃到广州海员办事处求援。林伟民挺身而出，支持与带领盐船工人进行斗争。

十二月二日，林伟民召集盐船工人六百余人开会，商量斗争对策，当场通过了三项决定： “一、盐船工人全体罢工;二、由海员工会派纠察队三十人协助调查罢工事务; 三、通电全国各界予以援助。”②会后，全体盐船工人正式宣布罢工。

次日，林伟民再次召集罢工工人开会。他在会上指出：大家要求增加运费，本属劳资双方的事情，盐运使却采取种种压制手段，对此我们决不能屈服。大会一致通过向盐运使署提出三项具体要求：一、立即放人; 二、立即取消封闭盐船的不法行为; 三、有关增加运费事宜，应由劳资双方自行讨论解决，盐运使署不得横加干涉与压制。最后，林伟民鼓励大家说：你们的要求是正义的。只要你们齐心合力，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就会有保证。

与此同时，林伟民还在报上著文公开揭露邓泽如迫害盐船工人的暴行，并且向社会各界散发“快邮代电”。当时，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得悉此事后，对工人的痛苦处境深表同情，责令邓泽如从速妥善解决。

在此情况下，邓泽如十分狼狈被动，只得于十二月四日派人请林伟民前往盐运使署商量如何解决。林伟民当场指斥邓泽如压制工人的错误作法，申明盐船工人为生活所迫而要求增加运费，乃是十分合乎情理的。邓泽如无话可说，只好表示加价一事，任由劳资双方自行磋商解决，并请求林伟民将前扣留的盐工代表领回，“以平众意”。

十二月六日，盐商与盐船工人代表正式讨论加费问题，被迫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盐船工人的罢工斗争乃告胜利结束。对于林伟民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作贡献，当时《海员工会月刊》发表评论说：罢工斗争“收效之迅速，实赖林伟民君认真，而且运动机警，故能如愿以偿。”①

通过这次斗争，盐船工人认识到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因而纷纷向林伟民提出要求，申请加入海员工会。经过香港海员工会讨论，决定接收盐船工人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归海员工会广州办事处领导，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举行了成立大会。

随后，广州和北江民船工人也在林伟民的领导下，进行了反无偿征调和勒索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事后，民船工人也纷纷申请加入海员工会。一九二五年一月间，林伟民乃“派书记前往连江口，组织第二支部，以容纳该工友。”①他还向香港海员工会提出，“来往省、港、澳、梧州等船，亦宜联络”，准备“组织一演讲员到各船接洽演讲会务，并着同人入会，俾早日统一，完成我海员工会所持之目的。”②

有一次，来往香港、广州之间的“西安号”轮船，发生了外籍职员无理殴打烧火工人事件。烧火工人到广州海员办事处投诉。林伟民闻讯，当即通知全体烧火工人离船，齐集办事处商量对策，并同时通知其他轮船烧火工人采取一致行动，不要到“西安号”轮船顶工。

“西安号”原定当天下午返航香港，待开航时间临近时，船主才发觉烧火工人已罢工离船，便赶忙派人到广州办事处求情。林伟民痛斥其无理殴打中国海员的错误行为，责令其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船方迫于轮船急待开航，只好全部答应下来。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陈延年相继调来广东领导广东区委工作。广东区委组织机构进一步充实与加强。林伟民被任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后来还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举行。按第一次“劳大”议决，大会原应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召开。鉴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所控制的一些黄色工会的诬蔑攻击，我党便决定改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并委托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负责筹备。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投入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对香港工团总会等团体进行耐心的动员和教育工作，晓以大义，指出应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克服行会帮派界限。大会由刘少奇、邓中夏、林伟民等共同领导与主持进行。由于林伟民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地为中国工人阶级谋利益，对我国工人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国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戴，因此在大会选举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时，他与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李森等人一起，被选为执委会委员。他还被一致推举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样，林伟民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任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所拥戴的工运领袖了。

为革命战斗不止

一九二五年五月底，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为了响应上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号召，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为此，党决定委派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人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同时委派林伟民、李森等负责广州方面的罢工筹备工作。六月十三日，林伟民、李森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林伟民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投入这一工作。他们得到了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征用了市内一批烟馆、赌馆及其他空房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迅速筹集到一笔经费，购置了大批粮食、稻草以及其他生活用品，以供迟日罢工工人撤回广州后使用。与此同时，他还亲自跑到盐船工人中间，发动他们支援省港罢工，帮助罢工工人解决住宿、交通运输等问题。在林伟民的动员下，不少盐船工人热情支援罢工，后来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在林伟民、李森等努力下，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从而保证了罢工的顺利实现及胜利进行。

六月十九日，省港大罢工正式举行。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不到半个月，参加罢工人数达到二十余万人，经常逗留在广州的有六、七万人。他们都及时得到了妥善的安排，食宿无忧。

罢工举行的最初几天，苏兆征仍留在香港继续组织发动罢工。在林伟民、邓中夏、李森等人的领导下，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排除了国民党右派、黄色工会头目等方面的干扰，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 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执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议、带领罢工工人进行战斗的“最高执行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广州沙面洋务罢工工人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方面的代表共十三人组成。林伟民和李森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罢工委员会①。

七月一日，林伟民亲自主持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及选举罢工纠察队的工作人员问题，议决选举邓中夏为罢工纠察队训育长。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对香港实行封锁粮食出口、设置粮食贩卖委员会以打击走私犯等重大问题。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七月三日，林伟民又主持召开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出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曾子严、何耀全为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等。罢工初期，林伟民还积极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发动罢工工人参加开筑黄埔公路的工作。八月十二日，他抱病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主持黄埔筑路委员会开幕典礼，勉励罢工工人团结一致，把反帝斗争坚持到底。

平日，林伟民经常深入罢工工人当中，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性情坦率直爽，待人热情，作风干脆利索，与大家打成一片，因此深得罢工工人的拥戴，有事情就找他反映解决。

有一次，有一位妇女拖儿带女从香港返到了广州。因为不知道罢工委员会在哪里办公，一家人又不识路，正在马路上徘徊。林伟民外出办事，正好看到了，立即亲自带她到接待罢工工人的办公地方，帮她办理了手续，妥善地安排好她的食宿问题。当时，那位妇女并不知道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后来向办事人员打探到林伟民的姓名，真是感激不已①。

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战斗，使林伟民腿部患的骨结核病恶性发作，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中旬被送到医院治疗。由于病情严重，医生给他动了一次手术。早于一九二四年到苏联开会时，他已发觉自己腿部异痛，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一直顽强地坚持工作，不以为意。他入院后，虽然不能下床活动，但仍念念不忘地关注着省港罢工斗争的进行，向前来探病的同志们详细了解当前斗争进行情况，并且尽力为罢工斗争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不幸遇刺牺牲。林伟民一向敬佩廖仲恺在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时所抱的坚定立场。当年林伟民领导盐船工人罢工及这次组织省港大罢工过程中，与廖仲恺之间有过交往，建立了友情。因此，噩耗传来，他“悲愤难已”①，忍受着身上的痛苦，著文表示悼念。他称赞廖仲恺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说他是“吾国革命之领袖，吾工农阶级之良友”;他的不幸逝世，正象无数革命先烈一样，用“鲜红血色洗尽黑暗之地，嶙嶙白骨填满崎岖之区;使黑暗者为光明，崎岖者为坦途。”他号召人们一定要“继承先生之志，团结民众，以打倒帝国主义，使我全民族得到解放。”②

省港罢工期间，为了加强团结与统一，严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工会统一运动。林伟民虽身卧医院，但仍十分支持和关心这一工作，经常向有关同志了解及研究工会统一运动的进行情况，详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据《工人之路》报道：“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林伟民等”，“以海员工会缺乏严密有系统之组织，故决意在罢工期间，将组织大力改良，使海员为真正有力反对帝国主义、保护工人阶级利益之工会。”③他还结合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实际的经验与教训》的文章，指出当年香港海员罢工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后来英帝国主义者与外国资本家拒不履行协议，使“条约成为废纸”，其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我等工会组织之不坚固也”。他恳切希望香港各工会组织能以“海员罢工胜而复败之往事为鉴”，“一致促成香港工会统一之进行”，“不存丝毫自私之心，务期目的竟达。”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旬，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林伟民因病不能出席大会，但代表们仍一致选举他为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后，海员工会机关刊物《中国海员》为此次大会出版了专刊。林伟民还抱病为刊物撰文，赞扬这次会议使“我们海员工人向帝国主义资本家进攻的炮台从新修筑，准备向着帝国主义资本家进攻。”并号召海员仍要“切实依据大会的决议案去执行，尤望各位工友努力去拥护。”②

同年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代表们选举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的执行委员。三次“劳大”进行期间，大会特别派出代表前往医院慰问林伟民，还一致决定“大会代表每人捐助林(伟民) 同志医药费半毫。”③充分表达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于自己的领袖的关怀和爱戴。

一九二六年夏天，林伟民的病情恶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当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后病情稍有好转时，他为了减轻组织的经济负担，坚持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但因他家里医疗条件所限，护理又不好，不久，病情又趋恶化，再次被送到医院进行第三次手术。

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之际。林伟民入院留医时，把名字改为林齐卿。同志们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全，为他的处境着急。但是林伟民十分镇静地说： “要是敌人下毒手，我也不怕。我要跟他们拚一场! ”①这时党组织已无法从经济上接济他，许多盐船工人便自动捐款维持他的药费及生活费用。可见林伟民平日深深扎根于工人群众之中，工人们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在危难之中同舟共济。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林伟民因医治无效，逝世于医院，时年四十岁。广州盐船工人不顾白色恐怖，冒着危险，集资收葬了他的遗体。全国解放以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注释

①苏兆征在中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载《中国海员》第4期,1926年3月1日出版。

①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①据老海员黄养、刘达潮的回忆资料(1959年)。

②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③据冯永垣的回忆资料(1957年)。

①据老海员冯燊、黄养的回忆资料。

①邓中夏: 《苏兆征同志传》。

②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4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②上海《申报》1922年1月23日。

③上海《申报》1922年2月1日。

④上海《新闻报》1922年2月18日。

⑤上海《申报》1922年2月5日。

⑥上海《申报》1922年1月23日。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15日。

②转引自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50页。

①②上海《申报》1922年3月2日。

③上海《时报》1922年3月4日。

④转引上海《申报》1922年3月2日。

①上海《申报》1922年3月14日。

②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①②广东《群报》,1922年5月17日。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29日。

①②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6日。

④上海《申报》1922年8月8月。

⑤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7日。

①上海《申报》1922年8月8日。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9日。

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2日。

④雷加: 《海员朱宝庭》,工人出版社出版。

⑤⑥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5日。

①1922年8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察处日报。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7日。

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22日。

④上海《申报》1922年8月26日。

①上海《申报》1922年8月27日。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0月7日。

①据黄平回忆资料(1978年)。

①《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2年6月30日) 。

②朱宝庭是1925年5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③据黄平的回忆资料(1978年)。

①②《我们工人应当负责工会的责任组织与训练》,载《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①见香港海员工会编印的《中国海员罢工第三周年纪念册》,1925年3月5日。

②《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①《广州市盐工全体加入海员工会之可嘉》,载《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①②林伟民给香港海员工会的信(1925年1月13日),载《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①《工人之路》第10期,1925年7月3日。

①据林俊华的回忆资料(1981年7月)。

①②林伟民: 《痛悼廖仲恺先生》,载《工人之路》第69期,1925年9月1日。

③《工人之路》第172期,1925年12月15日。

①载《工人之路》第161期,1925年12月4日。

②《〈中国海员〉第四期出版弁言》,载《中国海员》第4期,1926年3月1日出版。

③《工人之路》第311期,1926年5月5日。

①据林俊华回忆资料(198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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