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谭寿林人物传,谭寿林生平事迹,谭寿林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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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谭寿林人物传,谭寿林生平事迹,谭寿林评价

热情如火吼如雷，

俘虏生还气不隤。

恨病折磨难杀敌，

回家探问亦招灾。

穗城喋血乌云堕，

沪渎逢春旧雨来。

两卷遗编容我读，

怅然怀念惜英才①。

这是董必武一九六二年四月写下的怀念谭寿林烈士的一首七律。

谭寿林是广西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丈夫当以功济四海”

谭寿林于一八九六年出生在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在邻村的私塾念书很用功，会作文对诗，还经常帮助老师挑水、烧茶、扫地。

一九一六年秋冬，谭寿林在三塘区立小学补习时，对当地的公局(团防局)老爷们欺榨人民、中饱私囊的丑行，极为不满，曾偷偷地在三塘公局门口写过一副对联： “供(公) 肥三只狗，焗(局) 瘦一圩人。”巧妙地利用谐音揭露三塘公局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

一九一七年，谭寿林考入贵县中学。他家离县城几十里，自己挑行李、担膳米到学校。他穿的是家里织的黑苎麻布衣服，用的是黄麻蚊帐，生活很简朴。一些公子哥儿曾讥笑他为“村巴佬”。他不理会这些，专心致意地攻读。在中学的四年里，他有七个学期在班上得第一名，一个学期得第二名。起初看不起谭寿林的人，后来也不得不敬佩他了。

谭寿林写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拿来贴堂、做示范。他中学时期留下的一百十三篇作文，大部分是议论文，如“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非德不交论”、“正人难进易退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论”等，三、五百字一篇，短小精悍，老师评语说他“笔势纵横”。他在《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中写道：“今日之中国，正当多事之秋也，外有强邻之逼，内有剧寇之萌，使无人支拄其间，难保无陆沉之祸也”。他表示“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出而拨乱反治于其间” ，表明了挽救中华的抱负。“五四”运动期间，他写的“论鸦片之害”、“举贤用才为今日之要务论”、“国耻当雪论”、“外侮日逼论” 、“爱国必先合群论”等短文，充满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他在《谈让》一文中写道： “当让则让，不当让则不让，现在帝国主义欺侮我们，侵略我们，则绝不应让!”理直气壮，反帝爱国精神跃然纸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贵县中学接到了北京学生会的通电。谭寿林等团结贵县中小学的学生，积极筹备组织贵县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为了配合抵制日货，他在贵县《晨报》上发表了一首抵制日货的白话《儿歌》：“亚妈唉，你勿忧，儿今抵制有机谋，有钱勿买日人食，无衣不着东京绸。日货劣，国货要研究，待过几年儿长大，一定挺身报国仇。”许多中小学生和少年儿童学会唱这首儿歌，积极投入抵制日货的运动。

贵县学生联合会成立，谭寿林被选为学联会会长和出席广西省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贵县学联会积极领导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的斗争。谭寿林与学联会另两个负责人李镇峰、高耀光，到贵县商会商量抵制日货的办法，订定三条协议： (一)现存店内日货，登记限期销清。(二) 在途日货于即日算起，梧州运上在三天内到达的，广州运上在五天内到达的，准予提货销售。(三) 超出第二条规定期限运到的，显然私运，查获即照协议没收焚毁。学联会积极督促同学，日夜轮流值班检查日货。有一次，贵县商会会长蔡觐文开设的启昌号杂货铺，偷运日货红磷火柴 (舞龙牌、舞狮牌)二百罐，收藏在船仓底下，私运抵贵县。学生们检查发现这批日货后，出动贵县中学全校同学，将日货缉回学校，轰动了贵县县城。当天晚上，蔡觐文假意请谭寿林和李镇峰 (学联会交际主任) 到小酒楼宴饮，妄图交涉要回这批火柴。蔡先用笼络手段，送一百元作诱饵，遭到他们拒绝; 接着便摆出凶横面孔，指骂学生查禁他的日货是强取豪夺行为，声言要派商团 (当时每间较大商店均派伙计一入受军事训炼，有步枪一支作自卫) 取回被查禁的全部日货。谭、李等同学不怕威胁，严词拒绝。蔡未得逞，就勾结县官刘天佑，想通过县官出面要回被没收的日货。次日，刘天佑坐着四人抬的大轿，传贴贵县中学，校长急忙大开中门，迎县官至客厅，即传谭寿林等三位学联会负责人来“谈话” 。县官说：“学生爱国热情是可嘉的，商人初次误犯，情有可原，本县体恤发还，不准焚毁。”谭寿林说： “个人不能代表全体同学意见，待开会讨论后，再为奉告。”县官板起面孔说： “不行，马上要送还! 否则，你们好好考虑! ”谭寿林义正词严地说：“这是我们学生的爱国权利! 任何人不得侵犯! 让日货进入贵县，就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强迫学生交还日货，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县官被驳斥得哑口无言。谭寿林等不辞而退，立即吹哨子集合全校同学，在操场上开大会。谭寿林宣布了与县官谈话经过情况，全体同学鼓噪起来，愤然地说： “我们不怕威胁，不受任何政令限制，依照协议，没收焚毁! ”谭寿林说： “好的，大家负责吧! ”大家齐说：“负责! !”于是，九百个同学一齐动手，立即把这批火柴全数抬出示威游行，经过县府、商会和启昌号门前，然后运到县城郁江南岸河边，纵火焚毁，一时烟焰冲天，人心大快，民众隔江观看者二、三千人①。

“我绝不会去当官铲地皮! ”

一九二一年九月，谭寿林考入北京大学乙部预科英文一班①。在校期间，他经常同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黄日葵(北大学生、广西桂平人) 和陈居玺 (北大学生、共产党员、广西人) 等人来往，一起打网球。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影响下，他思想进步很快，参加了反宗教大同盟、民权运动等社会活动，是第二批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一九二二年谭寿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他与黄日葵等广西籍同学在北京鑾庆胡同粤西会馆组织新广西期成会，出版《桂光》半月刊。该刊的社论，除黄日葵撰写外，多由编辑谭寿林执笔写稿。他们经常把《桂光》寄回广西贵县、桂平各地，传播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以促进广西各族青年的觉醒。

一九二三年秋，谭寿林升入北大国文系。这年暑假，他曾返回广西贵县筹集学费。刚到县城，应贵县中学校长陈勉恕邀请，在贵中演讲。随后，又同陈勉恕一起到圩心街 (县城最热闹的街道) 演讲，公开宣传共产主义。他回到家里，刚好碰上祖母七十一岁寿辰，许多亲戚朋友来祝寿，并热情捐赠学费给谭寿林。他感激地对亲友们说： “大家这样慷慨支持我，我心里十分感谢，永远不忘。但是，不要以为我以后做了大官，大家能够沾光贴俸，我是绝不会去当官、铲地皮 (即搜刮民财的意思) 的，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几大的官都唔做 (即不做的意思) ，一心只想干革命! ”②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谭寿林等爱好体育活动的同学，发起组织北京大学体育促进会，他主动担任文牍股干事。同月十五日，在李大钊等导师指导下，黄日葵、谭寿林等五十个同学开始编辑《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后因经费短缺而告停①。一九二四年秋，由黄日葵、陈居玺介绍，谭寿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入党后，他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在《工人周刊》搞编辑，还和王尽美等到工人子弟学校上课。后来，因家庭经济困难，学费无法解决，谭寿林到北京一个女子师范兼课，半工半读。最后，连半工半读也难以维持，只得放弃学业，到女子师范教书。他以教书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我们要努力训练我们自己”

一九二五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对广西各族人民严加控制。他们表面上接受广东的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企图把广西搞成独立王国。

遵照中共“四大”会议的精神，中共两广区委积极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省港大罢工开始以后，先后派党团员龙启焱、周济等到梧州办报纸，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广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梧州支部。一九二五年秋，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亦从广州秘密到梧州，在大同酒店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指导广西的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为了加速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加强党的领导，同年冬，中共两广区委通过中共北方区委，把谭寿林从北京调来梧州担任党的领导人。一九二六年一月，广西第一个党的领导机构——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梧州地委)成立，谭寿林即被任命为中共梧州地委书记①。随后，他还兼任《梧州民国日报》主任、广西省党部驻梧登记员、广西宣传员养成所讲师、省立二中国文教员等职务。

当时，梧州情况非常复杂。根据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地委书记谭寿林与地委委员们研究确定，在一九二六年元月下旬到二月中旬，全力抓了两项工作：

一是举办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讲会。一九二六年元月二十一日，是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谭寿林、龙启焱(地委委员) 等，在省立梧州二中理化教室举办“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讲会”，从元月二十一日起到二月一日止，连续十一个晚上，进行公开宣传演讲，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演讲题目有《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列宁主义与中国民众》、《列宁的奋斗精神》、《列宁的成功在哪里》、《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的末日》等等②。每晚听众很多，座无虚席，很受群众欢迎。谭寿林讲《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时，详细介绍了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要经验，宣传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他热情称赞列宁“善于运用策略”，列宁的政策“一天一天的有实效”。他号召大家学习列宁的奋斗精神和工作方法，“我们要努力，训练我们自己，……这是我革命青年的责任! ”①谭寿林、龙启焱等在《梧州民国日报》上创办《冲锋》副刊，专门宣传马列主义和国民革命言论，连续刊载《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等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和讲话。同时，还在中共梧州地委秘密机关(今梧州市建设路兴仁巷四号) 三楼上党课、团课。通过学习和宣传，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对马列主义、国民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是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春节期间，我党通过梧州国民党市党部，领导梧州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援助省港罢工周，“作大规模之筹款与宣传运动”。参加的有梧州工联会、妇联会、学联会、对外协会、市党部、县党部、总商会、广西宣传所、民船工会等九个团体。“筹款方法分售章、游艺、募捐、演剧、报效货品等，所得捐款除临时开销外，悉数援助罢工工友。十五、十六日两天，大光公司非常热闹，市民购券入场者甚为踊跃，座至不能容人……沉寂之梧州至此而变为热烈庆闹之盛象”②。十七日，梧州各界人民召开“破天荒的援助罢工周大会”，到会者一万多人，市党部、工学妇代表和驻军代表分别发表热情的演说，“最后为谭寿林先生演说，并提案： (一) 罢工工友应负起国民革命先锋队之使命，强固组织，奋斗到底。(二) 全国革命群众应一致拥护复工条件及予以充分之援助，以鼓励国民革命的先锋队，巩固革命阵线。(三) 国民政府对于省港罢工工友，应善为爱护，以鼓励其革命勇气。宣布提案时，群众高呼表示热烈之赞同”①。大会根据谭寿林的提案，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本市各团体举行援助罢工周大会运动，冀作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誓为罢工工友后援”②。大会结束时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使支援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在梧州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谭寿林身兼数职。白天，他到报社、宣传所、二中等单位工作，参加筹办苍梧书社，到梧州女师教唱《少年先锋队队歌》等革命歌曲。晚上，他在地委机关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党的工作，或上党课，或写《梧州民国日报》社论和重要评论，指导梧州的革命运动。在他的带领下，各个地委委员和党团员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都能起先锋、模范作用。

中共梧州地委周济、钟山两位委员分工领导梧州的工人运动，深入各行业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召开梧州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九十三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九千六百五十人，代表工会二十一个。

在中共梧州地委的直接领导下，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发展很快。一九二六年春，成立了共青团梧州地方团，马英兼任梧州地方团团委书记 (马英，四川人，上海大学学生，两广团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湖南省共青团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长沙牺牲) 。马英同谭寿林一起住在地委机关楼上，经常得到谭寿林的直接教育帮助，使地方团的工作顺利开展。梧州妇女联合会也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妇女宣传队，到市区和西江沿岸城镇宣传演出反帝反封建内容的节目，出版了《妇女之光》期刊，创办了妇女工读学校。

“象朱砂这样把水染红”

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广西的农民运动亦逐渐开展起来，但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农民运动，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出现了 “东兰惨案”; 怀集、平南等地的农民群众，积极筹备组织县农民协会，亦被黄绍竑下令阻止。

中共梧州地委成立后，积极领导梧州郊区及附近十几个县的农民运动。有一次，谭寿林和负责农运的地委委员龙启焱等到苍梧县多贤区 (今夏郢公社)召开农运骨干分子会议。谭寿林拿来一碗清水，放入一些朱砂，碗里的水逐渐变成朱红色。他指着这碗水，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要积极地开展农民运动，象朱砂这样把水染红! ”①在地委委员林培斌和当地农运骨干苏志才等人的努力下，多贤区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在次年春成立了多贤区农民协会。为了推动广大农民的反封建革命斗争，促进农民运动的开展，一九二六年春，谭寿林从贵县探亲回梧州后，在《梧州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牛鬼蛇神之桥圩团局》的锋利的短文，对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该文写道：桥圩团局“那杨甫周以吹赌为生，包赌包娼，生财有道，公款变私财，年终结帐则布告消除，无人敢于过问;若莫得乎 (莫德孚) ，优悠自安，岂孚众望?那刘尧楷，伴食宰相，确实清闲; 而梁至隆，更是酒囊饭袋，便便大腹; 该李相堂，挂名提督，奔走钻营，无非横床直竹。众皆尸位素餐，不尽其职。至于言及办盗，则猫鼠同眠，不分清浊，匪盗逍遥法外，良民受尽鱼肉。……彼等实则蛇蝎一窝，不外以团局当秦楼楚馆，日则追利逐禄，夜则娼妓同宿……呜乎! 牛鬼蛇神之桥圩团局。”①文章把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败，鱼肉百姓的丑行，揭露得淋漓尽至，入木三分。此外，谭寿林还用《苏武牧羊调》填写了一首《农民歌》，歌云： “农民吃苦最可怜，炎天变冷天，穷愁不计年，被地主和豪绅，吃尽血与汗。尤恨恶政府，杂税与苛捐，穷得没饭吃，破衣没有穿，备尝剥削受尽摧残，提起心痛酸。革命已高潮，抓紧好时机，同胞们快起来，努力向前边，牺牲于革命，心如铁石坚，革命成功大家携手，走向安乐园。”②这首歌谣曾在农民当中广泛流传，对推动当时的农民运动起了良好的教育鼓舞作用。

为了开展广西的农民运动，中共梧州地委分别派共产党员林培斌、黄启滔 (二人均为地委委员) 和李植华、谢铁民、罗瑞成、宁培英等到苍梧、岑溪、容县、平南、玉林、桂平、武宣、怀集 (过去属广西管辖) 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谭寿林、黄日葵等后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桂平“农运是十五年才做起的，主持的是我们同志，农会成立不过三个月即与豪绅斗争 (桂平北区) ，结果胜利，团防局总皆为农会领袖所占 (冲突开始时，大湟江口工人得讯即与联系，有代表参加农民集会) 。此时农民甚激烈，有武装数百，杀猪宰牛祭旗饮血，要与豪绅血战，经我们同志主张报县解决 (恢复被解散农会) ，不达目的再打仗，群众始安静，后县长下乡，农民主张完全胜利。经此之后，农民气焰大张”①。报告还说： “十五年秋平南发生反对百货捐，起因为捐局打死一个卖 ‘番茹藤’的农民。一时农民蜂集者数千人，捣毁捐局，城中商人学生皆与农民一致主张撤消百货捐。其时政府方面，因梧州工潮、桂平农潮迭起，对之颇为惊骇。……当桂平农民斗争最险恶时，平南北江各区农会纷纷成立者七十余乡”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在容县正式成立，办事处主任为地委委员林培斌，委员有黄启滔(地委委员) 、李植华 (共产党员) 等人。中共梧州地委通过苍梧道农运办事处领导苍梧道属下的苍梧、岑溪、藤县、容县、平南、桂平等十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为止，苍梧道成立了五百二十三个乡农民协会，入会会员达四万三千多人。

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组织也从梧州发展到广西各地。一九二六年春以后，中共梧州地委派出党员干部林培斌、黄启滔、罗少彦、罗如川、宁培英、陈洪涛、谢铁民、罗瑞成等到容县、桂平、南宁、玉林、桂林、柳州、东兰、贵县、武宣、田东、怀集等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当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六年十月，成立中共广西省委筹备小组，谭寿林是三个领导成员之一(另外两人，一是黄日葵，当时任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 一是陈勉恕，当时任广西省党部青年部长) 。在广西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广西各地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谭寿林的“象朱砂这样把水染红”的愿望正在逐渐实现。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黄绍竑兄弟开设的仁生号平码行勾结驻梧七军六旅，无理逮捕省港罢工工人凌二妹、李棠、吴循三人，九月二日横加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工人血案”。惨案发生后，谭寿林与地委委员们多次研究对策，领导梧州革命群众作了坚决的斗争。首先，在大校场召开三万人的追悼三工人大会，愤怒控诉反动派残杀三工人的血腥暴行。会后，三万多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经过敌警备司令部时，万分激愤的群众，蜂拥冲入司令部内，面斥司令王应瑜，要求他惩办凶手，抚恤无辜死难家属。接着，梧州二十五个工会一万多工人又召开大会，向全国发出示威通电： “誓死为三工友伸雪，即请政府于一星期内惩凶抚恤，并切实保障，以后再不有此种枉杀工人之事件发生……否则全体牺牲亦所不惜”①。二十五个工会准备用总同盟罢工来对付反动派。这次斗争，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香港工团等革命团体的一再通电声援，全力支持。“三工人血案”轰动了整个华南。在工人阶级坚决斗争与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责成广西当局调查处理。七军六旅与仁生号被迫给死难工友家属赔偿抚恤金。围绕“三工人血案”的斗争，至此取得了基本胜利。这次斗争“确实给了广西统治阶级一个严重的影响”，给“黄绍竑之兄及一班要人和他们的亲戚”，“直接予以打击”②。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梧州警备司令王应瑜，在警备部礼堂摆下“鸿门宴”，假意邀请梧州各革命团体负责人赴宴，目的想借宴会使其爪牙侦缉、老乌 (当时黑社会人物，军阀官僚的走狗、驳脚侦缉)等认识各革命团体的骨干分子，准备设置陷井，一网打尽，把革命势力压下去。在开席前，司令王应瑜首先作威胁性发言： “近日梧州市劳资纠纷日多，时有罢工事情发生，殊于治安有碍，希望今后劳资纠纷问题多作商量解决。如有罢工事情发生，本司令治安有责，定当断然处置，勿谓言之不预。”这是制造新的“三工人血案”的借口，不少人敢怒不敢言，宴会上气氛紧张，充满杀机。这时，谭寿林突然站起来，以《梧州民国日报》主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驻梧登记员的公开身份，向王应瑜司令作针对性发言，他说： “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王司令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革命军人，必能服膺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保障工农运动。人民的武力应当保护人民。”他的话，说得王应瑜哑口无言。宴会不欢而散①。

同年十二月上旬，梧州商民协会目睹梧州市民因捐税繁重，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起而为民请命，联合工代联合会、郊区农民协会、妇联会、学联会等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用合法斗争向当局请愿，要求撤销冥镪炮竹捐等苛捐杂税，以解民困。谭寿林和地委其他领导成员召开会议，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并领导了梧州人民的抗捐运动。十二月十九日，梧州警备司令王应瑜竟在召开抗捐大会前夕，突然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分头包围了市党部、民国日报社、工代联合会等革命活动地点，非法逮捕了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工代联合会委员长钟山 (地委委员) 、轮船二分会委员长胡奕卿 (共产党员) 和民船工会委员长蔡美利 (国民党左派) 等四人，后又逮捕了揭露军警罪行的共青团员李锡彤。警备司令部捏造所谓“勾通刘震寰、私运枪械、图谋暴乱”等罪名，妄图杀害这五位同志。他们被关进死牢，带上手镣脚铐，不准说话，不准探监，天寒地冻不准送棉衣棉被，受到百般虐待。但谭寿林等毫不害怕，坚持斗争。由于脱险的地委委员周济、甘立申到广州政治分会、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控告梧州反动派的罪行，加上梧州农工商学妇女各革命团体发表紧急联合宣言，各界派出代表到广州等地，揭露反动派罪行。在国民党中央的责成下，梧州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将谭寿林等五位同志解往广州释放。

“一生最快乐的事是战斗的工作”

谭寿林在自传体中篇小说《俘虏的生还》中写道： “一生最快乐的事，不是肉的纵欲和酒的沉缅，只是战斗的工作”①。他用自己的行动，在实践自己的格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谭寿林等五位同志被押到广州释放。当时，广州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四月十五日，反动派开始在广州进行“清党”大屠杀，一批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曾是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城。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谭寿林仍坚持工作。他和陈勉恕、李省群 (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的妇女部长)等改名换姓，租借广州东山百子路前国民大学的旧房子居住，秘密设立中共广西特委驻广州办事处，坚持地下斗争。谭寿林的父亲从贵县来广州找他，想叫他回家隐蔽，免得家人为他在外面而时时担忧。他说：在现今的情况下，回家去不妥当，也避免不得恶势力。“要战胜恶魔的势力，唯一的方法还是战斗”。他说服了父亲，没有回家。端午节后，家中祖母病重，来信催他回家，他便同陈勉恕一起化装成商人，避免经梧州这条危险路线，绕道广州湾，经湛江、玉林返回贵县，农历五月二十七才到家。他在家乡期间，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编写《土地革命山歌》，教唱《打倒国民党歌》等歌曲。谭寿林的革命活动被敌人发现，到处派人抓他。他又仓促离家，经玉林、湛江到香港、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派他赴香港巡视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谭寿林加入了起义的战斗行列。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同陈勉恕一起匿居在广州市郊大石街陈勉恕爱人刘曼舒家中。十二月下旬，谭寿林经佛山、中山出香港，因香港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又转赴上海，化名覃树立，通讯地址由上海大马路大庆里邵纪云医师转。他同黄日葵、陈居玺、舒大桢一起，住在劳勃生路。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由黄日葵发起召集广西赴沪的共产党员开广西同学谈话会，总结和讨论今后党在广西的工作。二月七日，黄日葵、谭寿林等八位广西同志联名给党中央写了《广西的组织情况，工农革命运动及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向党中央全面汇报了广西党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六点建议，希望“南方局应有一个发展广西党和工作的具体计划，加紧进行”，“早日派人潜入东兰及鹏化一带切实调查，为恢复广西今后的党和建设工作计划之基础。”根据广西同志的报告和建议，中共南方局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先后派了几批党员领导干部潜回广西开展工作。六月，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使受到严重摧残的广西党组织，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九二八年春，谭寿林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稍后，调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初，又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一九二九年，党要在上海召开全国工会代表会议，谭寿林委托陈勉恕夫妻俩租一独立院落两层楼的洋房供开会使用。陈勉恕自称是广州大商人之子，因广州乱，父母全家要来上海居住为由，买米千余斤，并雇一上海女佣人。将要开会时，刘曼舒说要往苏州游玩，就带婆妈一同前往。十余日后，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开完会，她才回上海①。

一九二八年，谭寿林和钱瑛在上海结婚。婚后不到三个月，钱瑛被组织上送去莫斯科学习。他完全支持爱人去学习，以后陆续写了一百三十余封信，鼓励她在学习中注意研究中国问题，不断上进。一九三一年钱瑛学习回来不久，又调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谭寿林与钱瑛结婚时间虽有三年多，但为了革命工作，各自一方，在一起“相处仅百余日”。他们把爱情和幸福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

“为革命不怕牺牲”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清晨，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被国民党上海公安总局会同老闸捕房逮捕，并在谭寿林处搜出全总工会组织系统表、附注说明书一份。敌人先把他押到老闸捕房拘留所，关在临街的一个大铁笼里，四周罩着铁丝网。全总秘书章夷白等也在同一天被捕，关押在这个大铁笼里。谭寿林与章夷白假装不认识。傍晚，谭寿林悄声告诉章夷白说： “组织上发现黄文华 (即黄大霖) 有叛变嫌疑，故通知你立即离开机关。现在，我们两人都被捕，肯定是黄文华出卖的。”这天晚上，寒气袭人，他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每人发一条破毯子，根本不能御寒。谭寿林挨近章夷白说： “明天各向何方，实难预测，今晚我们紧挨着睡，亲热亲热吧!”①

第二天，谭寿林被敌人“引渡”至上海公安总局看守所，关押在该所第二个号子里。稍后，章夷白等也被“引渡”到这个看守所，关在第一个号子。隔着砖墙，通过小孔，谭寿林对章夷白等说： “不要怕，至多皮肉受点苦，没什么了不起，我已把我们被捕情况转告监外党组织。”②章夷白后来回忆说：“他常以 ‘为革命不怕牺牲，必须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 来耐心热情地教育被捕的革命难友，他的这种革命精神，深为革命难友所感动和崇敬”③。谭寿林对革命难友是这样希望和要求的，对自己要求则更严格。四月二十七日，敌公安局侦缉队审讯他。敌人始用欺骗利诱，继而施用严刑，将谭寿林“反上吊”两个小时，并用烧火的铁条烫他的胸部和腹部，烫出一道道红烙印，直到他痛极昏迷过去才放下来，一小时后始得回生。敌人累得满头大汗，却捞不到半点口供。当他第二次被提审时，在候审室内适和章夷白等碰上，因被敌人严密监视，彼此不能交谈。“这时，他第一次受刑 (反上吊) 的伤痕未愈，但仍不忘对同志的教育，即用脚在地上偷偷地写了一个 ‘不’字，虽然是一个简单的 ‘不’ 字，里面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这就是告诉同志：在阶级敌人面前，不要恐惧，不要承认不利于党的口供，要至死不屈地坚持党的立场! 这种危难中的教育精神是如何的重要与伟大呵! ”①

四月三十日上午，敌人审讯时改用“坐老虎凳”这种酷刑。谭寿林在老虎凳上顽强不屈，坚持“头可断，血可流，党的利益始终不能损害”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敌人把谭寿林折磨得又昏迷过去，仍捞不到什么口供。后来，敌人乃无耻地效法日本帝国主义的法术，在阴森可怕的土地庙内审讯谭寿林，妄图借助鬼神的偶象使谭寿林屈服。“在菩萨底面前还敢不讲真话吗! ”敌人这样审问。谭寿林很诙谐地回答： “我在菩萨面前不讲假话，以上所讲的均属事实。”敌人仍得不到一句有用的口供。

五月二十三日，谭寿林被单独解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虽经再三审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被敌人“判处”死刑。在临刑前，监狱当局询问他有无家庭、有无朋友需要通信。他怕连累党组织和同志们，拒绝写最后通讯。五月三十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牺牲时仅三十五岁。

几度铁窗坚壮志，

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

碧血雨花气若虹。”

谭寿林烈士的夫人钱瑛，用这首诗悼念和赞扬了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

注释

①董必武: 《读谭寿林同志遗著<俘虏的生还>》,1962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①高耀光: 《谭寿林领导贵县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情况》 (1963年11月28日) 。

①《北京大学日刊》影印本(8),民国11年10月10日第2版。

②贵县档案馆: 《谭寿林烈士传略》,1974年3月24日编。

①《北京大学日刊》影印本(11),民国13年1月10日、1月15日。

②《陈居玺谈谭寿林情况》 (1976年5月16日)。

①饶卫华: 《关于谭寿林同志回广西工作情况》 (1981年5月27日) 。

②1926年1月22日《梧州民国日报》

①1926年1月29日《梧州民国日报》副刊《冲锋》。

②1926年2月28日《工人之路》。

①1926年2月28日《工人之路》。

②1926年2月25日《工人之路》。

①广西通志馆调查资料: 《苍梧县多贤区农民运动》(1965年夏) 。

①②贵县档案馆: 《谭寿林烈士传略》 (1974年3月24日)。

①②黄日葵、谭寿林等: 《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2月7日)。

①1926年9月28日《工人之路》。

②黄日葵、谭寿林等: 《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2月7日)。

①周济: 《大革命时期梧州的两度鸿门宴》 (1980年8月)。

①谭勉予:《俘虏的生还》 (1928年)。

①陈居玺给陈铭三(陈勉恕、刘曼舒之子)的信(1983年1月17日)。

①②章夷白、周砥、李沫英回忆谭寿林革命事迹(罗永平记录整理,1982年7月24日) 。

③章夷白给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信(1971年3月30日)。

①章夷白写给钱瑛的材料(195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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