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危拱之人物传,危拱之生平事迹,危拱之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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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危拱之人物传,危拱之生平事迹,危拱之评价

危拱之

(一)

危拱之，乳名小玉，学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拱之，抗战初期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时，化名林淑英、魏晨。

1905年10月31日，危拱之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父亲危尚忠系清末秀才，生有二男三女，拱之最幼。家庭生活全靠祖上遗下的12石田产，外加危尚忠执教获得收入，有时还需依赖危尚忠妻子周氏娘家的接济①。

危拱之7岁入私塾。因家境拮据，时学时辍，后来一度转入免费的教会小学，直到1916年，才正式做了汝阳道立女子小学的学生。

1922年，危拱之到新开办的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学期，学校聘用了一个地理教员，学识浅陋，不堪任教。危拱之等人找到校长刘遂真，强烈要求更换地理教员，校长竟指责学生举止无礼，有伤校规。学生见状，纷纷声讨校长专制。

危拱之一怒之下，冲入校长屋内，将校长的行李抛了出去。刘遂真恼羞成怒，在校园里挂出牌示，宣布开除为首“闹事”的危拱之、邹励贤、王兴周等4人①。消息传开，城内县立师范和讲习所等校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声援女师同学的正义斗争。

1924年夏，危拱之来到省城开封，考上了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仓女中) 。该校标榜“为女界开风气” ，鼓励女子求知进步，与男子平等，女中不少教师是留学归国的学者，热衷宣传新文化。共产党人也在开封各校的学生中间传播革命理论。危拱之十分喜欢听地理教师曾次亮的课，曾老师善于把介绍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历史掌故和诗词歌赋等穿插在讲课中，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使学生受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危拱之常到曾老师那里请教，并有幸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因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②。“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各校学生纷纷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危拱之报名参加了声援沪案女子救护队，和同学们一起深入到国民二军的驻地鼓动士兵。不久，开封各校学生志愿成立宣传队，奔赴各地城乡推动救国斗争的发展，危拱之和在汴求学的二姐危淑元一道，随队前往郑州。在一家工厂里，遇到来豫指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若飞。王若飞亲切接见了开封学生代表，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危拱之听后深受鼓舞③。此后，她利用暑假期间，和同学邹励贤等人多次往返开封——郑州——信阳之间，在火车乘客和城市市民中间募捐，支援上海被难同胞。开学后，她更积极地参加各种进步社会活动。1926年初夏，为声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共开封市委组织妇女群众捣毁勾结北洋军阀的铜元局小银号的斗争，危拱之是骨干分子。

1926年6月，危拱之中学毕业。不久，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收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其中包括一个女生大队。危拱之欣然前往报考。在武昌寄宿等待军校考试的日子里，危拱之积极投入了武汉旅店工会领导的革命活动。1926年11月的一天，经周以莲介绍，危拱之在汉口德租界的一所小学校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危拱之被录取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被编入女生大队第二区队。同年4月，危拱之转为中共党员。5月，夏斗寅叛变时，危拱之随军西征讨伐反动派，沿途担任救护工作，受到极大锻炼①。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军校被解散。同学中少数人恐惧斗争，脱离革命。危拱之则和数十名女同学，坚决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报名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医院工作，随军经九江、南昌，南下广州。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女生队的游曦、邱继文等人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 危拱之、熊天春等人，在共产党员贺诚指挥下，首先处决了张发奎派来监视军医院的反动军官，然后投入战场救护工作。

12月12日夜间，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城。16日在花县整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4师。女生队30余名战士随军转战。危拱之、郑梅仙、杨庆兰等人被分配到师政治部办公厅当宣传员。在红4师坚持东江地区游击战争的艰苦日子里，危拱之和战友们充满革命热情，积极发动广大农民协同部队作战，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其间，危拱之还先后担任东江特委党校团支部书记、海丰工农苏维埃政府文书、苏维埃政府卫生局直属医院救护员，并和陈同生等人一起创办了《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她和同志们将报纸办得十分出色，受到师长叶镛和党代表袁裕 (国平) 的称赞①。

1928年4月，海陆丰地区革命斗争失败。危拱之和李明秋等人乘船撤退到香港九龙，经恽代英安排，辗转来到上海，和党中央机关接上关系。此时，中共河南省委在遭到严重破坏后，又在开封建立了新的机关，亟待中央增派干部。7月，危拱之受党中央指派，风尘仆仆赶到开封，担任了新成立的省委妇女科科长，兼做技术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她同省委书记张景曾 (张和尚) 以夫妇名义为掩护，努力恢复、开展河南党的活动。8月18日，省委妇女科拟定《河南妇女工作大纲》，提出了全省妇女运动的原则、方针和任务，并吁请省委和中央对妇女工作的注意和重视②。10月7日，危拱之在开封参加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她和与会同志完全接受党的六大的新精神，讨论、制定了省委新的工作方针及计划③。10月至12月底，因叛徒的破坏和敌人残酷镇压，全省许多地方党、团组织和省委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大批党团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捕入狱，为了尽量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继续坚持党的斗争，危拱之协助省委负责人到信阳、洛阳等地区巡视、指导工作。1929年2月，危拱之和张景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组织决定派她赴莫斯科学习①。

(二)

1929年6月末，危拱之等人到达苏联，进入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 (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她先在俄文十三班，继入政治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危拱之深感学习条件来之不易，总是抓紧时间，刻苦钻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②。

1929年前后，留苏中国学生围绕国内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新同学多数不信服王明鼓吹的教条主义理论，而根据自己在国内参加实际斗争的经验，反驳他的夸夸其谈。在这场争论中，危拱之也冷静地发表了个人意见。从10月份开始，苏共的“清党”运动波及中大。王明等人借机搞宗派活动，打击大批反驳过他的人。危拱之刚从南俄海滨休假返校，在斗争大会上，有人站出来指控她是“绅士的女儿，反对学校支部局” 。就这样，她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不久，她被派到莫斯科近郊一家印刷厂劳动。此时，苏联人民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危拱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忘却了个人得失，继续坚定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1931年1月，危拱之回国到达上海。翌年春天，奉派秘密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她和李伯钊、唐仪贞3位女同志被安排到该区的彭 (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当教员，兼做粤闽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的工作。危拱之在军政学校教社会发展史。她联系实际，为学员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大家的欢迎。当年夏初，在军区参谋长肖劲光亲自过问下，恢复了她的党籍。不久，福建军阀头子张贞进攻闽西苏区，其先头部队已到虎岗，形势严重，苏区机关紧急撤离。危拱之和方维夏等人背起供机关开支用的金银首饰，沿着崎岖的山路和田间小道经白沙、河田赶往瑞金。途中，适逢谭震林指挥的红12军解放汀州，危拱之被留在这里做地方工作。她和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两人，时常深入到纱厂女工中间，或走上街头，或沿汀江河招呼木排工人和船工，宣传党和红军的各项方针政策，讲解红军和白军的区别，很快消除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顾虑。危拱之不会讲当地的客家话，每到一个地方，她口授宣讲词，由李坚真大声宣传。危拱之很注意宣传的生动性。她讲道： “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从来就不劳动，还说他们的财产是祖宗传下来的，说吞吸我们劳苦大众的血汗是 ‘天经地义’ 的。难道这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吗?”群众都被这种讥讽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危拱之接着说： “他们从娘肚子带来的也只是赤条条的身子骨。他们的青砖瓦房、绫罗绸缎、鸡鸭鱼肉，全都是从我们穷人这里霸占、剥削去的! 我们要夺回我们失去的田地、房屋、机器、厂房，这才是 ‘天经地义’的。共产党、红军领导我们穷人起来夺回我们失去的一切。所以，我们大家要跟共产党走，参加红军，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这些通俗易懂的道理把群众的心都讲热了，围听的男女老少，情不自禁地和她们两人一起高呼： “打倒土豪劣绅! ……红军万岁! ”①中央苏区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后，危拱之由汀州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她被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兼任机关俱乐部主任。不久，又奉调参加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

危拱之和赵品三、李伯钊等人负责主持红校俱乐部。由于他们的努力，俱乐部的活动开展的丰富多彩，有政治讲演会、科学讲演会、编写墙报、演出话剧和体育活动等。危拱之是文艺宣传的活跃分子，被推选为学校戏剧管理委员会的委员②。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指示： “红军文艺运动大发展。”红校俱乐部贯彻这一精神，以原来戏剧管理委员会的活动为基础，于1931年底成立 “八一剧团”。这是红军、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剧团，它标志着中央苏区的自发的、群众性的、临时的戏剧表演已发展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戏剧运动，在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危拱之是该团的积极组织者和创始人之一①。翌年5月中旬，周恩来、罗明等负责同志又向“八一剧团”领导人传达苏区中央局的指示：要“准备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领导和推动全区的戏剧工作”。危拱之等人深受鼓舞，全力组建 “工农剧社” ，危拱之担任副社长。自7月份起连续召开了两次社员大会，拟定了《工农剧社章程草案》。

正当危拱之为开创苏区文艺运动施展才华的时候，她却再一次遭受更为严重的政治打击。

1932年前后，王明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对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被诬蔑为“极为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代表团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排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的“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办法，在党和红军内部开展“肃反”。红军学校有一名出色的军事教官，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由于对该校的管理制度提意见而遭受过错误处分。而危拱之此时却正在与他恋爱。教条主义者怀疑这位教官是托派分子，命令危拱之在接近他的过程中，进行秘密监视，并随时揭发其“反动言行”。危拱之对这种做法非常愤慨，理所当然地予以抵制②。政治保卫局认为她“在反倾向的斗争中表现不积极”，于1932年秋对她审查，抓住她参与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草案》中的待定条款无限上纲，认定其中“偷运了政纲式的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 ，指斥她在该社社员大会中，“对讨论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政纲式的草案时，她竟不提出反对，事实上是表示同情与调和的态度。”进而把这一切，与她在莫斯科曾“加入反党的斗争”联系起来。于是，在同年12月中旬，宣布将危拱之“永远开除党籍”①。苏区中央局的文件在党内散发后，不少同志担心她承受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

与危拱之同时在红校工作的伍修权、吴亮平等人很了解危拱之的为人和作风，他们诚挚的安慰她，并劝勉她放眼未来，相信事情一定会澄清。危拱之没有消沉，继续留在红校。她心里清楚，事情的根源还在于中山大学的斗争。两年来苏区工作的实践，使她越发坚定了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她面对着冷遇和压力，忍辱负重，埋头工作不发一句牢骚和怨言，没有做过一件有损组织纪律的事。1934年2月，瞿秋白到苏区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危拱之被调到高尔基学校，在瞿秋白领导下培训苏区文艺工作者。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此刻，正值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统治的高峰时期，在干部问题上的斗争仍然很激烈。象危拱之这样遭受残酷斗争的干部，被教条主义者视为战略转移的“包袱” ，完全有可能被排挤在长征队伍之外。在这关键时刻，由于军委四局局长(主管军委的干部人事和兵员工作) 叶剑英的建议，以危拱之为代表的一部分“犯错误” 的干部，被安排到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干部团里，随军参加长征②。10月18日，直属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星) 的红色干部团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率领下，从九堡出发，开始长征。危拱之任队列科长(负责军需供给) 。随后，又一度奉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这时，危拱之虽然失去了党籍，但她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部队出发时，她走在部队最后，帮助战士把驻地打扫干净，捆好铺草，上好门板，将借来的东西送还老乡，并挨门挨户地征求意见，向老乡告别; 部队到达新的驻地时，她又同打前站的同志一起，为战友们烧好开水和洗脚水①; 部队中途休息，她东奔西跑，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组织文化娱乐和宣传。她演唱的拿手好戏“凤阳花鼓调” 全军闻名，干部战士极喜欢听。她常根据不同情况，用花鼓调配上自己新编的词句，且歌且舞，为大家表演：

“红军强，红军强，

千难万险无阻挡;

行军路上揍老蒋，

北上抗日打东洋。

……

宣传队员的歌声和快板声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力量。有的人一边行军，一边还风趣地喊着：“快点走啊，唱‘花鼓戏’ 的危拱之同志就在前面，去听她唱两段啊!”②

红军战士平均每天要走100多里路，几乎每天有一次遭遇战。危拱之背着数十斤重的背包、口粮、枪枝和弹药，和大家一起工作、战斗、行军，东奔西跑忙个不停。谁能想到这位浑身进发出火一般热情的红军女战士，在精神上却背着比岩石还沉重的包袱!

红军行进在川康地区的一天黄昏，危拱之生病掉队了。双脚还淌着脓水。张爱萍中队的收容连碰上她，安排她吃饭、宿营。翌日黎明，当连长王海山过来看望危拱之时，她早已追赶自己的编队去了①。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一致认为危拱之是优秀的红军干部，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大部队一过草地，军团政治部主任专门向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汇报情况，说：“危拱之同志工作做得非常好，干部战士对她佩服极了! ”他代表一军团政治部，正式要求党中央恢复危拱之的党籍。这一提议，当即得到张闻天的首肯②。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作出决定： “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伕，是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毛泽东特别针对历史上被误认为有政治问题的同志说：他们如果真是坏人，又怎么肯跟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 当年年底，由朱瑞和谭政二人，给危拱之正式恢复了党籍。春风廓清了阴霾，危拱之的政治生命随着正确路线的确立而再得复苏。1936年春，毛泽东、周恩来率党中央机关移住瓦窑堡，中央决定在原陕北红军“西北工农剧社”的基础上成立中央“人民抗日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①。在此前后，她还应邀出任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教员②，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导演③，为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的文艺运动忘我地工作。1936年7月，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西北红城保安采访，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人民抗日剧社”别开生面的表演，接着，又专题采访了危拱之，在其不朽之作《红星照耀中国》中为危拱之立了小传。斯诺对危拱之领导的剧社活动赞扬说： “他们的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社会的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他们象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④

为了促进联合抗日，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成立了以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东线(陕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安塞开展工农红军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7、8月间，受中央军委的指示，危拱之率人民抗日剧社由保安前往安塞杨家沟为东北军官兵演出救亡节目，他们到达安塞旧城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亲切接见全体演员。周恩来叮嘱说：你们换下红军服装，到杨家沟为东北军演出，“宣传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停止内战、和平统一’ ，‘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打回老家去’ 等等。用你们的艺术武器，去打动东北军官兵的思想灵魂。这是个特殊任务，一定要演好。”①在随后20多天的演出中，危拱之和红军文艺战士表演了戏剧《亡国恨》、《打回老家去》，歌舞、活报剧《义勇军进行曲》、《打倒日本狗强盗》、《松花江上》、《海陆空军总动员舞》等等。这些歌舞、活报剧深深地感动了东北军官兵。东北军105师等部队的下级官兵冲开国民党特务的殴打、驱赶，从延安等驻防地赶到杨家沟观看抗日演出，他们同红军演员们一道流泪，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枪口对外，不打中国人! ”的口号。有一次，一个军官闯入观众中对一名士兵连敲了几棍子，那个士兵连动也没有动，忍着疼痛继续看戏。军官老羞成怒，一把将士兵拉了出去，边打边骂，说士兵中了“赤毒”。那个士兵忍无可忍地边哭边质问自己的上司：“你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东北人?我们的国土沦丧，乡亲们做了亡国奴，你就不心酸难过吗?你还有没有良心，有没有人性?”②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叶剑英高兴地对危拱之说：“你们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党的统战政策搬上舞台，感化了不少友军官兵，这比办几期训练班都解决问题。”③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危拱之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随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驰往古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在西安设立公开的联络处，危拱之名义上为联络处会计，实际负责我党从西安到上海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同时，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1937年3、4月间，共产国际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募集了一笔巨款，由法国运到了上海。中央决定毛泽民负责带人将这笔款项提取回来。钱之光、危拱之、钱希均随毛泽民一起化妆赴沪，通过地下组织，分批将外汇兑换成法币，藏入特制的皮箱中，然后以巨商和官太太的身分，分批带回西安。危拱之此时以高度的警觉和特有的干练，频繁往返于西安和上海之间，数次甩脱特务的盯梢，在联络处林伯渠、叶剑英、陈赓等首长的亲自迎送和掩护下，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运送捐款的战斗结束后，危拱之回到延安。这时，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组成的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同国民党西北军阀的骑兵浴血搏斗，遭受惨重损失。消息传来，西路军将士在后方的家属们思想上出现混乱，有的人终日哭哭啼啼，声言要找有关方面闹事。党中央决定在延长县境内成立红军家属学校，派危拱之担任校长，妥善安排西路军的家属，做好她们的思想政治工作①。危拱之到任以后，十分关心阵亡烈士家属的生活，一方面肯定西路军将士敢于同反动派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时宣传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革命路线，宣传全国工农红军大团结的口号。她以诚恳、真挚的态度和踏实的工作，给西路军家属们带来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三)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危拱之请求党中央将自己派到民族救亡的最前线。不久，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危拱之谈话，决定她前往河南，参加河南省委的领导工作。

1938年2月，危拱之风尘仆仆地来到十年前坚持地下斗争的开封，就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此时，日本侵略军已接连攻陷南京、济南和豫北的安阳、新乡，黄河南岸的开封、郑州、洛阳处于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中共河南省委在广泛动员各界民众挺身救亡的同时，审时度势，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在敌后发展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明确地将发动敌后游击战争规定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为准备十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2月26日，危拱之化名林淑英在省委机关刊物《风雨》上发表专文——《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卫家乡》，她昂扬地呐喊： “在今天，河南是战略支点，河南妇女是处在最前线，……一千五百万的女同胞，每个人都不应落在武装保卫河南的工作后面。”在历数日寇的侵华暴行之后，她庄严地号召：“全省的女同胞，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气质，拿出与国家共存亡的决心! 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 挺身上前，参加抗战。”①文章评述了6个月以来全省妇女界的救亡工作，提出了组织河南妇女的具体措施，这是河南省委抗战初期指导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不久，危拱之随救亡宣传团体来到洛阳，在全市妇女大会上登台作了《一千五百万河南妇女应组织起来抗战》的演讲，振奋了豫西妇女的斗争意志。

危拱之还亲自领导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3月间，她化名魏晨来到地处市区南关的铁道部开封扶轮小学指导工作，在学生中间组织成立了一个救亡歌咏队，后又在歌咏队基础上组建开封孩子剧团，于“三八”妇女节那天，在开封街头演唱了抗日节目，使开封古城为之轰动。我党在汉口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专讯，热烈欢迎这支小战斗队的诞生，称赞“魏先生”是“天才戏剧家”①。孩子剧团在危拱之的带领下，沿陇海铁路前往郑州、洛阳演出，一时蜚声中原，所到之处，赢得了各界民众，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地方行政官员的热烈欢迎。一位名叫谢夕泥的女青年观看孩子剧团的演出之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坚决要求参加剧团工作。抗战爆发前，谢夕泥在长沙曾参加过中共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她的父亲谢逸如与程潜有私交，这时，程潜就任河南省主席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谢逸如随程潜到开封，任省政府二科科长，掌管财政大权。危拱之和吴平等人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果断聘请谢夕泥为孩子剧团艺术指导员，由此打开了上层统战关系，为孩子剧团争得了“省政府开封孩子剧团”的合法名义，并获得省政府每月发给的200元活动经费②。

徐州会战以后，开封局势告急。河南省委在1938年5月迁至确山县竹沟镇。危拱之、朱理治顺平汉铁路南下，沿途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布置。信南山区地势险要，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理想区域，信阳县长李德纯比较重视民众的抗日愿望，在施政方针上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思想，河南省委决定争取他共同抗战。6月间，危拱之以率领开封孩子剧团演戏的名义，住进国民党信阳县政府的大院，耐心地做李德纯的统战工作。在交谈中，危拱之认真帮助李德纯分析形势，鼓励他的抗日热情，李德纯真诚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河南省委随即派文敏生、马致远(刘子厚)等人到信阳，一方面帮助李德纯改编、训练县政府常备队，另一方面把党的基层干部派到常备队中任职，在其中发展共产党员，使常备队成为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统战武装，加速李德纯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步伐。信阳统战工作局面的打开，为后来开辟以四望山为依托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8年6月下旬，危拱之任中共豫南特委组织部长，在所属的15个县内发展了大批党员，为该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准备了大批干部。

10月12日，信阳沦陷，国民党正规部队望风逃遁。李德纯不顾国民党CC分子的破坏，率领常备队200余人到达毗邻我竹沟地区的北王岗，正式要求与共产党合作抗战。这时，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确立党在豫南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11月初，危拱之和刘子厚、王海山带一个排的兵力自竹沟南下北王岗，与李德纯联系①。行前，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叮嘱危拱之负责党的工作。他们与李德纯商定，以来自竹沟的兵力为基干，将信阳常备队、“七十七军工作团”一部、泌阳自卫队一部、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部分成员以及信阳谭家河农民自卫大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12月中旬，部队整编完毕，危拱之在邢集主持召开了信阳挺进队成立大会，会议宣布李德纯任司令员，朱大鹏任副司令员，王海山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①。然后他们挥师向豫鄂边界的四望山挺进，全力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

此刻，危拱之负责部队内部党的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她带领原战教团的数十名男女青年，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遍地点燃抗日救国的火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受过红军游击队革命影响的四望山区又沸腾起来了。婆婆寨、白马山、杨家寨、黄龙寺、余家河、八里坡、仙石畈、浆洗店等地的党支部先后建立，群众当中广泛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少年先锋队、青年服务团等组织。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为部队的对敌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支援。1939年3、4月间，挺进队由最初的300来人发展到1300余人。这年年初，李先念从竹沟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来到四望山根据地，信阳挺进队与之会合。以后，挺进队主力被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2团和第3团，构成了日后新四军5师的重要部分。

1939年4月末，根据中原局的部署，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大发展，朱理治、陈少敏即将率部从竹沟南下，危拱之奉调由四望山返回竹沟，接任豫鄂边省委(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同年8月，省委在竹沟召开扩大会议，危拱之被选为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日益暴露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各地不断发生反共摩擦事件，形势急剧逆转。夏季以后，河南党组织开始贯彻中央关于“应付突然事变”的指示。1939年11月11日清晨，国民党确山、泌阳、信阳等县反动民团1800余人，对我新四军八团留守处竹沟镇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举国震惊的“确山惨案”。竹沟镇有东西两个寨门口，反动派诈称友军，强行进入东寨门，杀死了我军一个班的守卫战士，然后朝街心猛扑，形势万分危急。这时，省委书记刘子久、留守处主任王国华迅速登上西门寨楼，组成临时指挥部，危拱之协助他们组织留守部队反击。部队用仅有的一支苏式机枪朝来犯者猛烈扫射。危拱之在镇内动员青壮年扛上铡刀、土枪，协同部队反击，妇女们用斧头砸铁碾面，为土枪土炮赶制弹药，甚至用砖头、瓦块作武器，一担一担送到寨墙上。恶仗拚到当天下午4点，国民党土顽终于狼狈逃出镇外。但是，反动派不肯解除对新四军留守部队的包围，仍隔着寨墙朝镇内开枪。战斗持续两天一夜后，我方与外界联系中断。省委遂决定雨夜突围，危拱之负责处理文件和编组突围队伍。她处变不惊，镇定地处理了有关事宜。到13日上午，留守处干部、战士500余人，陆续到达预定地点桐柏县境内的龙窝村，粉碎了反动派企图彻底消灭我竹沟留守处的罪恶阴谋。竹沟突围后，大部人马南下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危拱之、刘子久等人为了领导全省党组织的隐蔽、撤退工作，继续留在河南境内坚持地下斗争。在此后一段险恶的日子里，危拱之乔装为小学教员，频繁奔波于豫中、豫东、洛阳、豫西南等地，向各地党组织传达省委的指示，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1940年4月中旬，在豫西南地区指导工作的危拱之接到参加党的七大的通知，她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告别中原，经洛阳、西安，奔赴想念巳久的延安。

(四)

1940年5月上旬，以刘子久为团长的河南代表团到达延安。根据组织安排，危拱之先在中宣部休养所作短暂休息，然后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她和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一道，向以王稼祥为首的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详细汇报了河南党组织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因七大延期召开，同年秋末，危拱之调到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帮助工作，同时参加由任弼时、陈云主持的党建研究会，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着重研究和制定白区党组织隐蔽、巩固的方针政策。

“皖南事变”以后，鉴于河南地下党面临国民党顽固派疯狂破坏的严重形势，1941年2月初，中共中央作出了“组织河南党紧急撤退”的指示①。在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河南省委迅速执行了中央的决定。王志杰奉派赴关中照金镇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危拱之则留在中组部接收、审查撤退下来的党员干部。诸如秘密交通和政治传达员的选派、护送干部的路线、接关系的暗号和应付紧急情况的方法等等问题，都由危拱之和陈云等人一一精心研究、确定，然后再向从事撤干工作的同志安排②。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豫西、豫中、豫南和豫西南等地党的区委以上负责干部，均分别转移到鄂豫边、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和陕北边区，其中撤到陕北的干部多达百人以上，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1942年3月，重新调整后的河南省委以“边区工作团”的名义，移驻关中分区马栏镇开展整风学习，危拱之仍任省委组织部长。根据中央学委的布置，省委专门设立了整顿三风学习班，危拱之是班长。她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指定的22个学习文件，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同志们讲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历史，启发大家自觉认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和伟大。当时边区的生活条件很差，每天以小米和南瓜为主食，危拱之不顾身体虚弱，坚持学习，同志们劝她早点休息，她却回答说： “我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较早，但是南北奔波，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因此政策水平和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常出问题。列宁说得好：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我要抓紧时间好好补习理论学习这一课。”①听了她的话，大家很受教育。

1943年3月，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后，危拱之等省委主要负责人接中央通知返回延安，4月初进入中央党校第一部参加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7月15日，康生在大会报告中公开将河南省委交通科长诬为“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 ，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审干肃反扩大化。河南、甘肃等省的白区党组织亦被诬陷为“红旗党”，大批党员和干部遭到残酷斗争②。危拱之也受到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屈辱和高压，她曾一度产生绝望之感。但她毕竟亲历过我党历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经受过严峻考验，斗争实践使她确信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具有无限生命力。头脑冷静之后，她继续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如实反映经过考验的河南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面目。干部中有人对挨整感到委屈，危拱之鼓励说：“前进的道路充满了曲折，越是遇到重大考验，我们越应该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而对个别人不顾事实，放弃原则的行为，她则坚决予以抵制。一天，有个干部来到特别支部“动员”党员“坦白交待”，危拱之当即将茶碗摔碎在地下，表示愤怒和抗议。

党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抢救运动”的偏差和错误，明确制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后来，危拱之恢复自由，从特别支部转到学员第六支部 (高干支部) 五组。1945年2月15日，党组织在认真审查了危拱之的历史之后，作出“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结论。在此前后，刘少奇正式找危拱之谈话，肯定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工作成绩，对其所遭受的冤屈予以安慰，鼓励她振奋精神，一如既往地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①。不久，危拱之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调集大批军队和干部开赴东北。危拱之顾不得平复个人身心遭受的创伤，毅然服从组织决定，随军向东北出发。

1945年11月，危拱之经过两个月时间的长途跋涉，到达刚刚被我军解放的热河重镇赤峰。赤峰、承德、张家口一线，是联结华北根据地和东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党中央在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后，明确提出保卫以上述三地为中心的热察根据地的任务。党组织任命权星垣为赤峰市委书记，危拱之为市委副书记，市委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发动群众，恢复市政建设，为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军东北打下基础。

当时，伪满的反动统治刚刚结束，赤峰市内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日伪散兵游勇和地主武装、潜伏特务狼狈为奸，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遥相呼应，造谣惑众，疯狂从事破坏捣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我正规部队痛击国民党进犯军的同时，赤峰市委带领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危拱之白天主持反霸斗争大会，夜晚又亲自指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工作十分繁忙。她曾带领公安战士破获并扑灭了暗藏敌人的数起暴动，使市内生产秩序迅速恢复。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安定，有力地支援了内地部队源源进入东北。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热北地区再度遭到敌人的猖狂进攻。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军30旅同国民党13军的一个机械化团在赤峰外围孤山子展开激战。危拱之在战斗总攻前夕，主持了市委召开的群众大会。她庄严地发出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要为千千万万的父老兄弟翻身解放而战! ”她安排人力和物资支援前线，将自己的警卫员送入参战部队。然后，她又和市委领导亲自深入到距敌仅有一华里左右的阵地，指挥市属警卫部队展开迷惑敌人的战斗。敌军的炮弹在我战壕边沿接连爆炸，危拱之几乎被掀起的沙土掩埋，警卫战士将她救出来，她镇定而风趣地对大家说： “看，敌人用礼炮来欢迎我们了! ”①

战斗胜利后，我军主动实行战略转移，危拱之和赤峰市上百名党政干部最后一批撤离城区。10月下旬的一天，撤退下来的队伍行进在乌丹通往林西的大道上，突然遭遇大队敌机的低空袭击，危拱之急命警卫员发出隐蔽信号，指挥大家离开乘坐的四轮马车就地疏散。有一次，敌机俯冲而来，警卫员正要上前掩护危拱之，只见她挺身站立车上，扬鞭催马朝前方开阔地带飞驰而去。一时间尘土飞扬，敌机被吸引开，危拱之机智跳车脱险。大队人马安全转移到热河最北部的林西县城②。

同年年底，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任命危拱之为妇女部长，但她却坚持不坐机关，要求到斗争激烈的地、县去。中央分局的领导程子华、黄火青，以及军区首长李运昌等人纷纷说服她留下，危拱之执着地回答说： “我是干革命的，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前方去战斗才更有意义。”这样，她来到乌丹22地委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乌丹地处前方，当地土匪常常勾结国民党部队残酷屠杀解放区群众，有个叫广德公的村子，甚至发生过反革命分子将农会干部用麻袋装起丢入锅内煮死的事件。危拱之带着警卫连住进该村，经过反复较量，彻底消灭了30多人的国民党军特工队③。

1947年6月中旬，赤峰市在我军夏季战略反攻中再次获得解放，危拱之被任命为市委书记。面对战争造成的严重灾难，她号召群众以主人公的姿态同心协力建设新赤峰。为了彻底解除人民当中的疑虑，危拱之带人访贫问苦，和工人、市民促膝谈心。市委书记的炽热感情，点燃了群众心底蕴藏的斗争烈火，他们纷纷检举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的反动分子，并将他们一个个押上了庄严的审判台。危拱之还以身作则，带领市委机关的干部在城区内外的废墟上开荒，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她还领导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有理有节的经济斗争，规定厂方每年给每个工人发放棉衣一套，单衣两套，鞋袜数双，保证生病领到医药费，使全市工人工资普遍比解放前提高了两倍以上。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人民群众破天荒地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他们衷心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同时也深深爱戴夜以继日为他们谋幸福的危拱之书记。

危拱之先人民之忧而忧，和人民群众共度危难。她对身边的同志讲：“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共产党人和一切旧官吏的根本区别。因为我们的干部不搞特殊化，群众才真正信任我们。如果我们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只是口头上高喊为人民服务，这不就成了卖膏药的骗子了吗?”警卫人员看她身体极度虚弱，搞了点必要的照顾，每次都遭到她的制止。赤峰市委把仅存的粮食和御寒物资全部支援进驻东北的部队后，危拱之带头节衣缩食，规定的小灶她不吃，坚持在机关食堂吃红高粱米饭就咸菜条。总务人员听说她胃疼、腹泻，设法买来4盒奶粉，危拱之命令全部送给伤病员，并亲手喂到伤病员口中。市委干部转移到林西县城时，正是寒冬腊月，上级为每人配发了皮袄、毡靴和裹腿，危拱之返回乌丹后就立即转送了别的同志。而她自己骑马到各地布置工作时，在半路上冻僵了腿，摔倒在雪地里。由于日寇投降时破坏了他们的细菌工厂，病菌扩散，1947年秋天，北满一带闹起鼠疫，灾情蔓延到赤峰一带，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有时每日死亡数十人。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市里决定封锁疫情泛滥的城区，命令党政军机关全部撤离。危拱之执意留下来指挥灭疫战斗。她没有防毒面具，只戴着口罩，穿上胶靴，带领干部每天四处奔波，既要安排死亡家属的生活，还要检查各区的抗疫措施，她还亲自动手为危重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①。此时，危拱之已重病在身，剧烈咳嗽不止，大口吐血，甚至昏迷。在病情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工作，出席会议的讲话稿以及向上级汇报工作的书面材料都自己动手写。为了节省经济开支，她很少服用药品，咯血严重时，就顺手敲取杏仁冲水喝②。她就是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

不久，中央土地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这时，赤峰市县刚刚合并，危拱之将市委工作移交给别的同志，自己担任了中央分局第三工作团书记，深入农村，全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关系到革命成果的巩固，政策性极强。危拱之根据上级的布置，首先从市内各区选拔出100余名青年积极分子，在市委党校开办土改工作团训练班，请来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控诉封建地主以及伪满经济合作社压榨人民的种种罪行，以血泪的控诉激发大家对剥削制度的满腔仇恨。然后，她又组织团员们认真学习和讨论《中国土地法大纲》，帮助大家提高政策水平。随着学习的深入，工作团内发展优秀青年入党，并规定了具体的八项纪律。危拱之严肃指出：凡违反政策和纪律、搞强迫命令、私自侵吞群众斗争果实的行为，都要受到人民法庭和党纪的严厉制裁。她带领团员到东北局在宁城的土改试点处参观学习，然后全体开赴建平、北票县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改斗争，危拱之和工作团团委的住址设在建平的株录科。为了工作的方便，她还兼任了建平县工委书记。

当时建平等地发生多起坏分子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危拱之深入调查研究，教育工作团员克服急性病，慎重处理，从而团结教育了农民群众，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在危拱之和土改工作团的正确领导下，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们斗倒了恶霸地主，平分了土地，挖出了地主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大烟土和金银珠宝，包括日伪军、国民党军留下的枪支弹药。危拱之还从群众来信中察觉出建平县大南荒等地暗中发展着反动会道门组织“中庸道”。道首散布什么 “朱毛要过江，人民遭灾殃，真龙天子快出山，军粮、军鞋都烧光”等等谣言。危拱之和工作团的王若林等果断采取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争取了受蒙蔽群众，在一个鹅毛大雪的夜晚，连窝端掉了“中庸道”的普坛场，依法严惩了反动道首“郝真人”。

由于危拱之的辛勤努力，建平等县的土改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主办的《群众日报》以头版首要位置予以介绍。在土改胜利的基础上，危拱之领导开展了建党、建改和建军工作。分得土地的农民纷纷报名参战、参军，支援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危拱之所患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在建平县欢送新兵上前线的群众大会上，她吐血不止，建平人民纷纷上前请求她休息，他们流着眼泪说：“危书记为了我们的翻身解放，硬是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呀! ”

1948年春天，危拱之和土改工作团惜别建平等县的人民群众，返回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辽沈战役结束后，她又随军到达沈阳市。这时，她的病情日趋恶化，并且又增加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仍然坚持做基层党群工作。

1949年初，组织上将她从沈阳护送到北平治病，党中央对她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组织部为她治病作了安排。3月，危拱之抱病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秋季，她应战友王国华的邀请，回家乡信阳休养。一年后，担任中南局组织部长的钱瑛将她接到武昌、长沙治病，最后又返回北京休养。

十年动乱中，危拱之的正常疗养条件也受到严重地破坏，她憎恶林彪、“四人帮”一伙跳梁小丑的倒行逆施，于1973年2月8日在北京医院怀着忧郁长辞人间，终年68岁。

危拱之的一生，是共产主义者革命、奋进的一生。她的革命事迹，引起诸多老同志的无限怀念。1985年5月31日，国家主席李先念获悉有关方面在编辑《怀念危拱之》一书，亲笔题写了“学习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的题词。蔡畅在序言中说：“危拱之同志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是极不平坦的。她毕生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她在前进道路上，历尽坎坷，百折不挠，始终真诚地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解放事业忘我奋斗。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①

(本文执笔人赵和平)

作者附记：

作者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除参考了已注明的回忆资料外，又先后访问了帅孟奇、伍修权、程子华、吴亮平、曾志、刘英、钱希均、陈琮英、李坚真、刘子久、任质斌、王盛荣、宗克文、赵东宛、赵克人、文敏生、刘子厚、黄火青、王海山、张旺午、秦耘、朱军、郭纶、栗在山、郭欠恒、王景瑞、冯凌、王志杰、张维桢、邵文杰、郭以清、刘贯一、曾克、王若林、彭漪兰、刘光慧、张益志以及危拱之的亲属危淑元等。此外还查阅了中央组织部存放的危拱之档案。

①危淑元: 《回忆胞妹危拱之》 ,载《怀念危拱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①邹励贤: 《忆学友危拱之》 ,载《怀念危拱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1984年12月段德文、田瑞珍访问曾克记录。

③危淑元: 《回忆胞妹危拱之》。

①彭漪兰: 《拱之同志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生活片断》 ,载《怀念危拱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①陈同生: 《留在我心中的一束浪花》 ,载《怀念危拱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梁新关于河南两个月的工作报告》 ,1928年×月。原件存河南省档案馆。

③《河南妇女工作大纲》,1928年8月18日,原件存河南省档案馆。

①《昆容关于危拱之所讲河南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1928年2月26日。原件存河南省档案馆。

②刘英: 《忆拱之同志的两段重要经历》 ,载《怀念危拱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①1986年9月26日赵和平访问李坚真记录; 钱希均: 《一个百折不挠的先行者——忆红军“八一剧团”创建人之一危拱之同志》 ,载《解放军文艺》 ,1981年第9期。

②何长工: 《难忘的岁月》 ,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①钱希均: 《一个百折不挠的先行者——忆红军“八一剧团”创建人之一危拱之同志》。

②1985年3月18日赵和平、田瑞珍访问伍修权记录。

①《中共中央局关于开除郭化玉、危拱之、罗欣然等党籍与处分左权、张爱萍同志的决议案》,《党的建设》第6期(1932年)。

②吕黎平: 《远见卓识的叶剑英同志》 ,载《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3期。

①宋任穷: 《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钱希均: 《一个百折不挠的先行者——忆红军“八一剧团” 创建人之一危拱之同志》。

①1985年4月赵和平访问王海山记录。

②刘英: 《忆拱之同志的两段重要经历》。

①张季夫:《回忆陕北红军人民抗日剧社》 ,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潘振武: 《战士剧社的创建和发展》 ,载上书(下册)。

③陈靖: 《战斗剧社源远流长》 ,载上书(上册)。

④[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①②张季夫: 《回忆陕北红军人民抗日剧社》。

③王盛荣: 《我所知道的危拱之同志》 ,载《怀念危拱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①1986年9月26日赵和平访问李坚真记录。

①载《风雨》周刊第20期,1938年2月26日。

①先周: 《开封的孩子剧团》,载1938年4月30日《新华日报》。

②董昌达、曹颖: 《危拱之同志与开封孩子剧团》,载《春华秋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王海山: 《红旗漫卷豫南——忆抗日时期的信阳挺进队》,载《战斗在鄂豫边区》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

①《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②刘子久、熊天荆、王若林: 《一代革命女杰——危拱之》,载1984年3月7日《人民日报》。

①王志杰: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地下党活动情况回忆片断》,载《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②王志杰: 《精干、忠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①王志杰: 《精干、忠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危拱之同志》。

②河南省委党史办: 《河南党组织被康生打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①1985年3月赵和平、田瑞珍访问曾志记录。

①③王士俊: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刘子久、熊天荆、王若林: 《一代革命女杰——危拱之》,载1984年3月7日《人民日报》。

①王若林: 《塞外疾风识劲草——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②赵世远: 《党的好女儿——记危拱之同志二三事》,载《怀念危拱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①载《怀念危拱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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