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浩人物传,张浩生平事迹,张浩评价

Posted 2022-05-04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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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张浩人物传,张浩生平事迹,张浩评价

工人的儿子

张浩，原名林育英，字祚培，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

张浩的父亲林焱臣，勤劳忠厚，性情刚直，日每起早睡晚，以织布染布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家生活。母亲张氏，纯朴善良，宽厚仁慈。张浩有兄弟姊妹八人，他排行第四。张浩从六、七岁开始就同湾里的小孩上山割草砍柴，跟着父亲织布染布。因而，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

一九一○年，年满十三岁的张浩，才开始上私塾念书。他秉赋不十分聪慧，在塾师的眼里，是一个“笨”孩子，甚至由于背诵不了功课，大字写得歪歪斜斜而挨板子。父亲也怨他成绩不好，又笨嘴拙舌，不喜欢他，有时骂他是“没出息的东西”①。

“不能让你们看不起我! ”②张浩并不灰心泄气，决心“以勤补拙”。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他每天晚睡早起，发愤读书，背不熟当天的功课，就不上床睡觉。遇到弄不懂的疑难问题，他就到几里路外的林家大湾，向堂弟林育南求教。家里没有灯，他夜里读书时，常到林家大湾一所庙里去借光。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浩勤学苦读三个冬春，果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凡是学过的字，他都能默写; 读过的书，他都能讲解或背诵; 大字小字也写得工工整整; 还能写出洋洋数千字的命题作文。在一次作文比赛中，他铺纸提笔，写了一篇忧时伤事，感情深沉，笔锋犀利的文章，抨击时弊，并憧憬着祖国光明的未来。这篇作文，受到了师生的好评。

启蒙老师刘金丹从张浩身上得到了启示，曾深有感触地说：培儿苦读三年，判若两人。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

不久，张浩考入回龙山一所新学堂。

张浩在学习期间，喜欢阅读诗词和传奇小说。“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些诗句，他赞不绝口; 《水浒》、《三国演义》和《岳飞传》等小说，他爱不释手。对武松、鲁智深、岳飞和文天祥等英雄豪杰不畏强暴，坚持正义，为国为民的精神和气概，他更是推崇备至。他还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 等名言摘录下来，贴在床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一五年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洋货充斥市场。张浩家里织染的土布滞销，无钱上学，只好跟父亲劳动。他全家老小终岁劳苦，仍过着缺穿少食的艰苦生活。村里其他几户缺少劳力的穷人，生活更为悲惨。如遇荒时暴月，有些户就得外出逃荒，甚至卖儿鬻女。而那些为富不仁者，“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个不平等的世道，启发着张浩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

一九一九年“五四” 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武昌读书的林育南立即把“誓死不做亡国奴”，积极投身爱国斗争洪流的决心和北京、武汉反帝爱国运动的悲壮情景函告张浩，并要他“在乡下也干起来”。张浩悲喜交集，“有时高兴的 (地) 跳着，有时咬着牙齿发气”①。他立即串连林洛浦等志同道合的朋友，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等内容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青年们听了“又气，又恨，又喜，又怕! 气的是洋鬼子不讲道理，恨的是卖国贼不争气，喜的是那些学生不错，怕的是做亡国奴。”②于是，他们效法北京、武汉的青年，在林家大湾、林家染铺湾，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不久，林育南和陈潭秋、卢春山、刘光国等大中学校的革命青年，回到家乡创办通俗讲演社，宣传革命思想。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工农当家作主人，工农是“上等人”和“劳工神圣”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和前所未闻的道理，使张浩精神振奋，耳目一新，好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在这之前，张浩曾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他觉得做工没有出息，思想彷徨、苦闷，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林育南等人的革命宣传，使他从迷惘中清醒，认识到唯“劳工”者最“神圣” ，从而决心用探求的脚步去开拓人生的道路，用勤劳的双手去迎接岁尽冬残后的春天。

他对自己的思想转变，曾作过多次回顾： “在这以前我是不愿意做工的，常想改行，以为工人是没有出路的，……自从湘浦①他们由外面回来，常常说起 ‘劳工神圣’ ，同时又有大学生和教员和我交结朋友，觉得有人看得起自己，做工也还不错。”② “工人、农民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俄国的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吗?” “从那时起，我就以做工为光荣了。”③此后，张浩也就开始了社会改革活动。

一九二一年春，武汉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来到黄冈开展活动，很快就和张浩结为朋友。他们促膝交谈，中心话题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他们还磋商了在黄冈办学校，宣传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材的计划、方法和步骤。张浩全力以赴地积极参加筹建工作。他奔走乡间，取得同族长辈的支持，在八斗湾一所庙里，创办了浚新学校④。

学校刚开学时，由于是男女合校，所以引起了社会的非议，说什么“男女合校，有伤风化。”因此，有的农民不愿送自己的子女上学。张浩和林洛浦挨家挨户去做动员说服工作;他还带头把自己十七岁的侄姑娘送到学校来。在他们的宣传、带动下，许多农民消除了顾虑，也跟着把子女送进学校。

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张浩不辞劳苦，四处募捐。他还反复动员庙里的和尚“积德留名”，捐出部分庙产作为学校经费⑤。在张浩等的努力下，浚新学校越办越兴旺。

在这所学校里，师生平等，纪律严明，学的是新思想新知识，既学习又劳动，开湖北教育界一代新风，深受贫苦农民的欢迎，连庙里的年轻和尚也积极要求入校读书。

由于渴望新的天地，一九二一年夏，张浩离开家乡来到武昌，加入恽代英所创办的宣传新思想、实验“共同生活”的利群书社。他入社后，同其他社员一起，边服务，边读书，继续探索社会的改造。

不久，在利群书社的资助下，张浩和林洛浦等集资在武昌太平试馆 (后迁武昌大堤口)办起了利群毛巾厂。这个厂有手摇织布机十多台，工人二十多名，和利群书社、浚新学校一样是恽代英等探索改造社会的重要据点。张浩学习努力，工作热情，手把手地教工人学技术，受到好评，被推选为毛巾厂的负责人。

张浩耿直、憨厚、刚勇，为人所称道。一次，他的一个工人朋友，因参加罢工而被关进了监狱。张浩立即求亲托友，奔走营救朋友出狱。后因营救无门，便断然到警察局“喊冤”。他理直气壮地对警官说： “我的朋友是无罪的，请把他释放了吧! ”

警官叱喝道： “憨包，滚你的吧，你是在白日作梦! ”

“长官”，他彬彬有礼地再次央求道，“若你们不能释放我的朋友，那末，就请把我一同关起来吧! ”

“为什么?”

“我要陪着我的朋友，分受一些苦难。”

……

没有回答的回答，使张浩沉浸在难言的苦痛中。他虽然说了许多好话，流了很多眼泪，但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开释。

“这些杂种，是不能用眼泪来对付的。”①从此，张浩开始探索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敌人。

张浩积极参加利群书社探索革命道路的讨论会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读书报告会，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他听了恽代英关于《阶级争斗》②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书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的介绍后，思想豁然开朗，懂得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在恽代英和林育南的影响和帮助下，张浩终于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改造中国的必由之路; 工人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哀求和眼泪对救国拯民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芒，照亮了张浩的心，使他找到了由黑暗通向光明的道路。

在武汉工潮中初露头角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发起，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各团体代表大会。张浩等二十四名朝气蓬勃的青年欢聚一堂，各抒己见，磋商建立革命组织、改造社会等问题。有代表提议把即将建立的团体叫“波社”，效法俄国的“波尔什维克”。最后一致决议，定名叫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①张浩赞成“阶级争斗”、“劳农政治”，被选为共存社的工作委员。

是年初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张浩立即投身于工人运动，被派到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从事党所委托的工作。

张浩从小就学会了手工织布和染布，后来又在上海隆华染织厂做过工，掌握了织染技艺。许多工人都向他请教，拜他为师。张浩借传艺的机会，向他们宣传“劳工神圣”、“工界结成团，力量大如天”等革命道理。

当时，在军阀肖耀南统治下的武汉工人，没有结社的自由，许多工人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总认为只有枪炮才有力。张浩用通俗的比喻开导他们：应当承认，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是没有力量的，如果人多了，结合在一块便有力量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象一根火柴，一折就断，如果十根、二十根、一百根、一千根火柴捆在一起，就是用刀砍也不容易。如果遇着一个横蛮的人硬要折，硬要砍时，他就会折出火来烧他自己的手，砍出火来烧他自己的房子②。在张浩的启发下，模范大工厂的工人建立了秘密团体，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与此同时，张浩还串连发动武汉其他染织厂的工人，为减少工时，改良待遇，同资本家开展坚决的斗争。不久，武汉染织工会成立，张浩被选为负责人之一。

经过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张浩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当英雄的抱负逐步变成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宏大志愿，侠义行为逐渐变成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冲锋陷阵的自觉行动。一九二二年二月，张浩经林育南和恽代英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为了表示革命的决心，他在党内化名为林中丹 (仲丹) ，意即丹心永向中国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

张浩入党后，由于斗争的需要，奉调到利群毛巾厂工作。当时的毛巾厂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的联络地点。张浩来到之后，对外是毛巾厂的老板，对内是经理，以合法身份掩护在党内担任交通的革命工作。后来，他回忆这段斗争生活时高兴地说： “我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里，对外当老板的是我，对内管理也是我; 出外卖毛巾有我，在家里浆纱、漂染也有我; 在家读书辩论时有我，出外当代表有时也有我; 跑堂、扫地有我，出外当交通更离不了我。总之，是满场跑，身兼数 ‘要职’。可是所爱好的还是 ‘交通’。因为秘密活动的交通，是有特别的味道，并且恰恰适合我当时的能力与兴趣。”①

一九二二年暮春，张浩化名李福生，肩负党的重托来到黄石地区，进入大冶铁厂，以翻砂工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深入工人之中，找他们谈心，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工人反抗工头和资本家的压迫。经过细致的发动工作，大冶铁厂成立了两个秘密的学习小组。张浩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工人学习革命理论，阅读《工人周刊》、《武汉星期评论》等革命报刊。他对工人说： “矿是我们工人开的，铁是我们炼的，这世界是我们劳工创造的，没有我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一切。我们才是最高贵的人，我们应做国家的主人。俄国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吗?只要挺起腰杆，团结起来，就能推翻旧世界，铲除一切不合理的剥削制度。”①在张浩的培养下，工人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刘愚生、仇国生等先进分子入党。接着又在华记水泥厂、下陆机厂吸收周良方、吕子皋、梁士卿等加入党的组织，并在这些厂矿分别成立了党小组。一九二二年五月，建立了中共大冶工矿特别支部委员会。张浩在这里点燃了革命火种，不久，大冶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下陆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秋，张浩奉命回到武汉，被派往汉阳钢铁厂领导罢工斗争。

汉阳钢铁厂工人俱乐部定于七月十六日召开成立大会。但在十五日晚，却遭到军警的抄查，并搜捕加入俱乐部的工人。汉阳钢铁厂的资本家也乘机开除了俱乐部七名领头的工人。工人们决心以罢工手段来反抗军警和资本家的压迫，维护工人自己的政治权利。

二十三日清晨，汉阳钢铁厂锅炉熄火，机器停转，罢工斗争呼啸而起。工人响亮地提出： “如不达到目的，誓死不入厂做工。”这时，厂内有一个烟囱还在继续冒烟。张浩发现后，立即大步赶到汉阳，跑了几个地方，坐了几个茶馆，搞清了冒烟的真相。

原来该厂这个冒烟的化铁炉，是全厂最大的一个化铁炉，掌握着全厂的生产命脉。因此，厂方千方百计地收买工贼，欺骗工人。大化铁炉工头韩老三被资本家用重金收买之后，顽固地抗拒罢工委员会的命令，继续开炉生火。情况探明之后，张浩立即与罢工委员会负责人许白昊等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当时的情况是：化铁炉不熄火，罢工要失败; 如果毁掉化铁炉，工人要失业。根据这个情况，有人提议，写一个告化铁炉工友书，规劝他们自动停火停工; 有人则主张用武力强迫化铁炉熄火罢工。张浩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如下对策： “对工贼不要太文，对工友不要太武，以免引起以后的不和气。现在坏的是工贼韩老三个人，并不是化铁炉的全体工友。所以，我认为只提出一个 ‘打死工贼韩老三’ 的口号就够了。这样一来，不独唤醒已罢工的工友去惩罚他，就是化铁炉的工友也会起来打死他。”①张浩的建议被罢工委员会采纳了。

不一会，“打死工贼韩老三”的醒目标语，贴遍汉阳的大街小巷，一直贴到化铁炉的周围。狡猾的韩老三见势不妙，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化铁炉立即停工熄火。这时，资本家慌了手脚，不得不立即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为期五天的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推动了武汉、湖南和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

张浩参加领导大产业的罢工斗争，虽然还是“破题儿第一遭”②，但他足智多谋，胆大心细，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深为武汉工人所钦佩。他后来回忆这段情况时风趣地说： “‘二七’以前，我是在武汉的工潮中游泳。”①

转战于长沙、安源、上海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血雨腥风笼罩江城。为保存革命力量，张浩和陈潭秋、林育南、李求实等武汉党组织与工会领导人，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离开武汉，前往长沙、安源和上海等地工作。

在风和日艳的仲春时节，张浩到达湘江之滨。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到长沙织布厂做技师，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张浩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党员和青年团员努力学习文化技术，学习马克思主义。

“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潮流开始低落。有的同志对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认识不足，因而产生了悲观情绪。张浩利用党的生活会和谈心等方式，以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为例，反复告诉党员和工人，“革命是循着曲线前进的，胜败是兵家常事”，“革命的前途是艰难的，同时更是光明的”②。他要同志们坚信，只要我们象俄国工人阶级那样，团结战斗，百折不回，中国的反动派一定能够打倒，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定会实现。他还经常用“二七”罢工的悲壮史实和施洋、林祥谦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党员和群众。他说，“二七”先烈为阶级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精神，是中国人民的美德，是每个先进工人，每个中华儿女所必备的条件③。张浩有

说服力的生动具体的教育，增强了工人的战斗勇气和信心。织布厂的党团员和工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支援人力车工人罢工的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五月下旬，长沙人力车老板擅自加租，遭到了工人的强烈反抗。党派张浩参加领导了这一斗争。五月二十八日，长沙人力车工人一千五百多人举行罢工，在总指挥张浩的率领下上街游行示威，并向实业所请愿。工人提出的降低车租等六项条件和“我们反加租，我们要活命”的口号，获得了社会的同情。张浩和请愿工人战斗了一天，没吃没喝，饥肠辘辘，但仍抖擞精神，坚持斗争。张浩曾这样回忆说： “‘五一’后，长沙发生人力车夫减租运动……那时推我为总指挥，率领工人游行示威，并到实业所请愿，情绪非常热烈。大家看见总指挥不吃饭，于是大家也不吃饭，坚持到晚上，非得答复不散。”①

在人力车工人罢工期间，长沙大西门、大生昌码头日舰水兵竟枪杀我查禁日货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制造了死二人、伤九人的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长沙的工人、学生和群众，在郭亮、夏明翰等的领导下，立即召开大会，举行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张浩率领人力车工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人力车老板慑于群众的赫赫声威，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但是，几天之后，长沙人民的反帝斗争，却遭到了赵恒惕政府的镇压。张浩和郭亮、夏明翰等，不得不暂时转移或隐蔽起来。

不久，张浩奉命担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兼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与刘少奇、陈潭秋、李求实等并肩奋斗。

一九二四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安源几万工人隆重集会，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这个团结战斗的节日和举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厦落成盛典。张浩(当时叫林仲丹)被选为大会的总指挥。十五年后，他回忆这件事还饶有兴味地说：“‘五一’时，推我当总指挥，因为要指挥三万路矿工人，要作报告，觉得担子太大，不知说什么好，一夜也未睡。”①

那天清晨，路矿工人冒着霏霏细雨，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大会开始后，张浩登台演讲，慷慨激昂，博得了一阵一阵的热烈掌声。演讲完毕，张浩领呼口号： “努力奋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 ”游行开始，张浩有条不紊地指挥游行队伍，从安源到萍乡，徒步二十多里，情绪非常热烈。

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的张浩和李求实、吴化之等，受党的派遣，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入学后，张浩带着从事工人运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习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一九二五年的“五一”节，他参加苏联工人在红场举行的庆祝大会，聆听了苏联领导人的演讲。通过学习和观光，张浩提高了理论水平，开扩了视野，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更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一九二五年夏，张浩结束了在东大的学习生活，由莫斯科返回祖国，化名林春山，被分配在上海沪东工作。八月二十八日，他出席了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讨论如何纪念“九·七”国耻纪念日，掀起新的反帝浪潮。会上，他怀着愤怒的心情，挥笔草就了“九·七”决议，揭露二十四年前的九月七日，美、英等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卖国屈辱的辛丑条约的罪行，号召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军在北京举行了轰动全国的反奉倒段的首都革命①。十二月六日下午，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在闸北区青云路东方大学门前的广场上，召开“倒段反奉”大会，声援首都革命。反动当局出动军警，用棍棒枪托驱散群众，禁止开会。张浩率领沪东的工人走在群众队伍的前面，高喊“弟兄们，冲呀! ”途中，军警亮出寒光闪闪的刺刀，向群众乱戳，并开枪射击。张浩沉着镇定地指挥工人，夺取军警的武器。在同反动军警的搏斗中，他的头部被刺刀挑开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如注，但仍奋不顾身地率领群众向会场前进。接着，他的胸部、腕部也受了伤。他忍着剧痛，以惊人的毅力跳上街沿，大声鼓动： “弟兄们，我们要反对屠杀中国人，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冲呀! 弟兄们!”②广大群众在张浩英勇行动的鼓舞和带动下，奋力冲破了敌人的阻拦，到达了会场，大会按时召开。

身负重伤的张浩，以顽强的意志，昂然走上讲台，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帝国主义和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因流血过多，张浩的话还没有讲完，就昏倒在地。广大群众愤慨异常，便抬着他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进在青云路、宝兴路、通天庵、虬江路上，沿途高呼“打倒段祺瑞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等口号，情景极为悲壮。后来，张浩回忆这次斗争时说：

“那天，我们在闸北青云路举行示威，我因为打冲锋，头为(被)打破……。开会时，我演讲不到一半就昏倒了。大家以为我死去，就抬 ‘尸’ 游行，军阀也怕起来，连忙派人来调停”①

游行结束，张浩被工人送到宝山路济生医院，经抢救始得脱险。

张浩英勇机智的事迹，不怕流血牺牲的无畏精神，赢得广大工人群众对他的钦敬和信任。上海工人亲昵地叫他“老林” 。党内同志称赞他说： “老林是英勇不屈的模范党员……老林总是站在危险的最前面的。”②从此，工人运动闯将“林春山”的鼎鼎大名也就蜚声中外了。

张浩在养伤期间，始终心不离革命，时刻惦记着党的事业，并抓紧时机教育自己的亲人爱党爱国，把他们引上革命道路。他经常说： “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连我的生命在内。”③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妻子涂俊明和弟弟、妻弟、堂妹等，都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后来，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尽力。

一九二六年春，张浩带着还没完全康复的身体就奔赴战斗岗位，在上海地委任职。没有多久，又再次被送进医院。年底，他奉命溯江而上，重返已由北伐军占领的革命中心武汉，投身于新的火热的斗争。

在风云变幻的江城

一九二七年初，张浩来到武汉后，党派他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长，负维持治安，打击敌特，警卫武汉之责。市委机关就设在中山大道三义里内黄石路口(现同丰里)的“林公馆”内。

张浩忠于职守，办事认真。一次，为完成一个特别任务，他跟踪追迹，几天几夜没睡觉，累得眼睛凹陷，颧骨突起，旧病重新发作，但仍坚守岗位，带病工作，被同志们誉为“铁人” 。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使转入地下的党组织继续领导武汉人民坚持斗争，张浩利用社会关系，租用了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法租界内的公德堂十四号楼房。这栋楼房共有四层，上边两层是党的秘密机关，临街一楼挂着“义兴公木器店”的招牌，经销各种木器以作掩护，党在武汉各机关的家俱也秘密拉入这里拍卖，为党提供活动经费。张浩扮成木器店的阔老板，和他的爱人涂俊明住在二楼。党的一些负责人和“交通”以成交木器生意为名，经常在这里出入，党的许多会议也在这里秘密召开。

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张浩热烈拥护秋收起义的决定。他指出： “中国革命只有用“八·七”会议的精神，执行‘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始能转危为安，走上自己起来夺取政权的道路。”①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建立七个特委，并先后派遣三百多名党员和干部下乡领导秋收暴动。张浩和施炳乾、王觉新等组成特委，于九月六日前往鄂东地区，领导大冶、阳新和鄂城三县的秋收暴动。他们不避艰险，走村串乡，发动农民，制定计划，准备秋收暴动，建立工农政权。暴动失败后，张浩返回江城，先后去武昌市委和硚口区委任职，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一九二七年冬，军阀胡宗铎残暴统治下的江城，形势更形险恶。短短的三个月内，就有三千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八千人锐减为四百人。革命处在危难之中。

敌人的屠杀，吓不倒不屈的共产党人。张浩怀着旧恨新仇，同反动派与叛徒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当时徐家棚党组织出了一个叛徒②。党把除掉这一隐患的任务交给了张浩。

一天，夜幕开始笼罩大地。张浩身穿黑色长袍，腰藏短枪，化装成一个救死扶伤的寒酸医生，带着一个铁路工人出发了。他们闯过了层层岗哨，到达目的地。叛徒一见张浩，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急忙下跪求饶。张浩怒目圆睁，厉声斥责说： “你作恶多端，罪大恶极，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 ”说罢，取出手枪，处决了这个坏蛋。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反动军警闻声赶到，张浩在抵抗中手部负伤。他情急生智，扮成铁路工人，翻墙过院，机智地脱离了险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党中央派苏兆征，郭亮和贺昌三人组成中央特委，由苏兆征任书记，到湖北巡视工作。是月十四日，特委主持召开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张浩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总结了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部署了一九二八年的工作。会后，张浩被派到汉阳县担任县委书记，发动群众举行年关暴动。

由张浩、欧阳梅生和蒋宗文等五人为常委的中共汉阳县委机关，设在龟山脚下一个偏僻的茅屋里。刚从湖南脱险来汉口的欧阳梅生的爱人陶承是这个“家庭”的主妇，担任掩护县委机关的任务。

一天深夜，寒风呼啸，白雪皑皑，县委讨论年关暴动的秘密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大家围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七嘴八舌，出谋献策。有的同志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戒备森严，现在不宜暴动。有的同志主张马上暴动。两种意见在激烈地争论着。张浩郑重其事地作出结论说： “看来敌人有准备，这对暴动不利……但是上级已经作出决议，只有坚决执行。不然，我们自己就先乱了步伐! ”①经过二十多小时的反复讨论，暴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夺取电灯公司、电报局，割断电线，控制交通要道，同时攻打军警机关。”②会后，便分头进行准备工作。杨兴发等前往汉阳兵工厂偷运武器，被敌人发觉。杨兴发虽从死里逃生，但因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感到十分内疚。张浩安慰他说： “这那能怪你，要怨也只能怨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可是抱怨对一个革命者毫无用处，我们还得再干下去。”①

“怎么干?”杨兴发急切地请求任务。

张浩沉思片刻后，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自己造炸弹，坚决干到底! ”于是，县委的同志们便夜以继日地赶制炸弹。

一天，在张浩的住所，有一个同志制作炸弹时，雷管突然爆炸，惊动了敌人。涂俊明迅速地背着被炸伤的同志脱离了险地，但自己刚满月的女儿却不知下落!

腊月初，党中央虽下令取消了年关暴动。但革命力量还是遭到了很大损失。许多同志为此而伤心，也为张浩失去了最宠爱的女儿而难过。张浩以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对大家说： “革命免不了牺牲，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幸，也有悲哀。但是，这没有什么，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有一个最伟大的人说过：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将来哭鼻子的，决不是我们。”②张浩这番寓意深刻的话，一扫同志们思想上的愁云。大家又鼓起勇气，信心百倍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不几天，欧阳梅生因劳瘁病逝。从不流泪的张浩也禁不住落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对战友的家属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并常常劝勉陶承说： “你要坚强些，梅嫂子，梅生死了，光悲痛也无用! 党会照料你们的生活。他的家庭，也是我们的家庭。”③张浩还鼓励他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完成先烈们未竟之事业。

一九二八年三月，张浩奉命离汉赴沪。临行前，他叮嘱陶承说： “梅嫂子，如果住得长久，最好送孩子进学校读些书”，“将来他们要接老一辈的事业，总得比老一辈聪明些。”并勉励陶承要站在高处，看到远处，坚定信心，勇往直前。他语重心长地说： “人人都该看得远些! 看得远，才有进取的雄心;眼前一点点挫折，一点点愁苦，就压他不倒。你站在黄鹤楼底下，觉得黄鹤楼真高得怕人。可是爬到龟山顶上，再看看，黄鹤楼可真不在话下。人站在高处，眼界开阔，才望得见远大前程。”①张浩的关怀与告诫，时刻温暖着陶承的心房，激励着她在坎坷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战斗在刀丛斧林中

一九二八年初，中共湖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恢复。党中央决定派张浩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其时的湖南，白色恐怖笼罩城乡，有人称为最反动的“死地”②。同志们认为张浩此去凶多吉少，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张浩刚到上海，还未休息，许多同志劝他多住几天再走。他谢绝了同志的好意，并坚定地说： “为了党的缘故，死，我也得去! 没有死，党是不会凭空成长的。”③张浩告别了战友，义无反顾地坦然赴湘。

张浩到达长沙后，为找个落脚点，便与几家店铺老板拜了兄弟，又认了干娘，以此作掩护。他头带瓜皮帽，身穿马褂长袍，化装成一个跑单帮的富商，劳碌奔波，往返于湘潭、长沙、株州与安源之间，组建湖南省委，恢复各级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五月一日，张浩和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等，在敌人严密警戒下的安源秘密举行了纪念会。会后，他们又一起讨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势力，免遭敌人杀害的办法等问题。在五月下旬召开的省委会议上，张浩被选为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对井冈山的斗争十分重视。六月十九日，省委作出决定，“完全同意”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新提出的“以罗霄山中脉为根据地的计划”①。张浩、贺昌等省委负责人，深入安源，水口山等地发动工人，从人力和财力上给井冈山以积极支援。

省委曾决定在湖南平江、江西修水和湖北通城三省交界处的幕阜山，组织农民暴动，造成军事割据，与井冈山南北呼应，想以此来减轻对井冈山的军事压力。后因故未能实现。

同年六月下旬，湖南省委机关被迫迁来安源。张浩与贺昌向滕代远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据滕代远回忆，指示的大意是：“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郭亮同志因苏先骏的叛变，已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了。要我担任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顶郭亮同志的缺，湘东特委的工作移交给蒋长卿同志。……他们还告诉我，驻防平江城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是团部的候差副官邓萍，团长彭德怀也是党员。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配合。”①滕代远受命后，立即前往湘鄂赣边界开展工作。

为配合湘东、平江等地的暴动，湖南省委又指示红四军向湘东发展。信中说： “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四军应很迅速的毫不犹豫的取得萍、安，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豫 (赣) 边、湘东、平江各暴动点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②

七月二十二日，滕代远、彭德怀和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的斗争。

张浩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其内容“主要是对当时的敌情的分析及部队行动的意见”③，支持他们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并帮助红四军纠正湖南省委命令他们分兵冒进湘南所造成“八月失败”的错误。

一九二八年秋，湖南军阀何健亲自披挂上阵，率领卫队，伙同赣军肖希贤，出动上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进剿”安源，扬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人要换种”。张浩是他们眼中最大的“危险分子”，点名要抓共党要人“林仲丹”。

其时的安源，军警密布，陷阱纵横，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已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安源呈现出一片“无村不戴孝，家家有哭声”的凄惨景象。我党设在安源的机关被迫迁走，大多数同志也被迫转移，张浩自告奋勇地要求留下坚持斗争。同志们劝他暂离险境，他坚定地回答： “不能走，只有以自己的死，才能换取党的生存。”①

敌人的“清乡”“围剿” 日甚一日。他们牵着警犬，带着叛徒，举枪持刀，挨家挨户，逐个矿井加紧搜查，大有要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之势。为了在这刀丛斧林之中寻觅一个藏身之地，张浩决定以弃俗出家为名，到寺庙去坚持斗争。

离安源镇约数里的十里坡上，有一个慈云寺。张浩化装成一个走投无路的失业工人，来到寺院，合掌苦求入寺为僧。长老张仲华为人耿直，有正义感，见张浩憨厚朴实，谦恭有礼，便收他为徒，赐法名明持。

慈云寺里有二十多个和尚，大都是因生活无着而被迫出家的贫苦农民。张浩入寺后，尊师爱友，严守法规，每天起早打扫殿堂，有空就去砍柴种地，因此，很快就得到长老方丈的信任和师兄师弟的好评。他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找僧友谈心，倾吐衷肠，以苦引苦，并经常给他们讲梁山泊英雄打富济贫的事迹，讲花和尚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的故事，以此来启迪他们的思想。不久，张长老也在他的熏陶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开始同情劳动人民的遭遇，憎恨反动派屠杀无辜百姓的罪孳。按法门规矩，给出家人赐法名时，必须同时受戒。由于张长老已经察觉到处处为穷苦百姓着想的张浩，不是真心投奔佛门的出家人，所以破例没有要他受戒。张浩在寺内站稳了脚跟，立即开始“在庙门中计划着党的建设，指示着党的工作”②。有时白天，他在青烟缭绕、木鱼声声的佛殿内，同化装前来“烧香敬神”的同志交换情报，布置工作; 有时夜间，他在枝叶茂密的树丛中，召开党的会议，部署开展反“清乡”的斗争。由于他的机警、巧妙的指导，安源工人斗争在反动派的凶恶“清剿”之中，仍然彼伏此起，连续不断。

三个月后，张浩的活动渐渐暴露。反动军警加紧搜山，有时一日数次。狡黠的“清乡”头目肖希贤亲自来慈云寺督战，从没有受戒的“明持和尚”身上看出了破绽。多亏张长老的保护，把张浩藏在瓜棚下，才避开了敌人的魔掌。此后，每天都有化装成善男信女的军警特务来寺跟踪盯梢，严密监视寺内的活动。张浩的活动又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不几天，肖希贤等侦知，慈云寺内设有共产党的秘密机关，而那个没有受戒的“明持和尚”就是大名鼎鼎的共党要人林仲丹。他们欢喜欲狂，叫嚷要抓住林仲丹到长沙向“清乡司令部”报功请赏。张浩闻讯，在寺院长老张仲华的帮助下，以外出化缘为名，逃出了虎口。

次日清晨，肖希贤带领大批军警，把慈云寺包围得水泄不通。结果，搜遍寺庙内外，却并没有抓到明持和尚——林仲丹。肖希贤气得暴跳如雷，逮捕了老和尚。没几天，老方丈张仲华为掩护革命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了。

逃出虎口的张浩身着袈裟，手拿木鱼，沿途化缘乞讨。他爬山涉水，顶风冒雪，日行数十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上海。一九二九年初，张浩一洗仆仆征尘，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又迎接着新的斗争生活的考验。

驰骋在浦江两岸

中国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九二八年冬季开始，又复兴起来。在上海，一九二八年十月工人罢工八次，十一月增加到三十八次，十二月又激增到一百零三次，参加人数五十万零八干零三人①。一九二九年，上海工人运动继续发展，共进行大小斗争三百多次，参加人数有三十四万多人②。其中，援助张学良惨案的斗争和沪西面粉业、棉织业工人的斗争，都凝集着张浩 (当时化名林春山) 的心血。

张浩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之后，全力以赴地领导沪西的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四月八日，沪西区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了关于党的复兴和群众工作问题。五月一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二千多人，在南京路举行了示威和游行。同一天，沪西区棉织业和面粉业工人群众也隆重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在会上，张浩还发表了重要演讲。

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张浩派涂俊明 (化名林嫂) 与方英在白克路富华里的长江公寓，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党中央的指示、文件等，都由交通站传达、散发到沪西各单位。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也经常在这里举行③。张浩反复告诫交通站的同志：“对付敌人要勇敢，可是更重要的是机警”④。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站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在它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被敌人发觉。

五月十九日晚九时，新加坡路六○一号开老虎灶的贫民张学良的儿子小毛，从英国水兵的营房门口路过，被几个英国水兵卡住咽喉，倒拖入室，企图鸡奸。张学良闻听孩子呼叫，急忙前去营救，英水兵手持器械，肆意殴打，并把他推入沟内。翌日，张学良因重伤而死亡。张小毛一家孤儿寡母，悲痛欲绝。张浩见此惨景，十分气愤，立即发动群众，组织张学良惨案后援委员会，发宣言，撒传单，控诉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宣言中指出： “帝国主义的屠刀已经放在我们的颈子上了，帝国主义的枪口已经看准我们的要害之区了。我们再不要等待吧。我们要一致团结反抗帝国主义，我们要为惨死的张学良复仇，为全国民众复仇，为人道为正义而奋斗，非达到我们要求的目的，誓死不休。”同时，宣言庄严提出惩办凶手和要指挥英兵行凶的长官、英政府道歉、赔款和从优抚恤死难家属等四项要求，以及“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打倒英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口号①。宣言还号召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反帝斗争新高潮。

张浩等率领死者家属到各学校和团体，控诉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沪西建设大学首先罢课，接着其他一些学校和邮政等工会也继起声援。五月下旬，在邮务局大楼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抬棺游行，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群众运动。英帝国主义者慑于群众的声威，不得不赔礼道歉，赔款二万元，抚恤死者家属。

五月三十日，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浩大的游行队伍携手并肩，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象澎湃的浦江怒潮，奔腾向前。

沪西的游行群众，在张浩等的指挥下，正秩序井然地沿着预定的路线前进时，突然遭到巡捕的弹压，有的群众被抓走，有的惨遭毒打。有一巡捕凶狠狠地抓住两个妇女的头发，互相猛力撞击，鲜血直流。张浩怒不可遏，挺身与巡捕进行搏斗。两个妇女很快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但张浩却被巡捕抓住，打得遍体鳞伤，投进了监狱。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张浩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在阴森的牢房中，张浩熬过了整整四个月，终被营救出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研究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张浩带着满身的伤痕参加了这次会议，还向会议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的建议。会后，他被派到海员总工会工作，并以特派员身份指导海员和广东、香港的工运工作。张浩还受全国总工会委托，起草了《海员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必须立即整顿与健全海员工会机构，争取海员群众，保护工人利益，健全船上委员会，揭破反动工会压迫和剥削工友的罪恶，在日常斗争中争取领导权，使海员工会的发展成为全国工会最中心的工作。全国总工会党团很快就通过了这一决议案。

不久，张浩带着全国总工会的重托前往广东、香港等地巡视工作。由于他的指导思想明确，又“跟船工作”，深入海员群众，调查访问，帮助海员建立秘密工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使海员和香港、广东的工人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三○年二月十四日，全国总工会工委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香港与海员问题。张浩总结了前段工作，作了《香港与海员问题》的汇报。他在汇报中指出：帝国主义者与资本家加剧了对海员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工时延长，工资减少，失业增多，因此，海员工人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斗争风暴，党必须加强对海员工人的领导。在三月十二日到二十八日的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上，张浩又详细介绍了海员的情况及其工作经验。他还指出： “巡视员、特派员不要包办代替工作”，而是“要去推动工会工作”。他严肃地说： “包办，在表面上看来是很努力，但在实际上很懒。因为他不能很细心的去教育同志，推动工作，只忙于事务上。”①

在特派员会议上，张浩多次发言，严肃地批评当时工人运动中所出现的右的和“左”的倾向。全国总工会驻满洲 (东北) 特派员孙秀峰，在讨论李立三的《政治报告》时，情绪低落，怀疑中国革命高潮是否有到来的可能。张浩针对这种悲观思想，作了《革命高潮到来的问题》的发言，严厉批评孙秀峰的错误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言论是“十足取消派的理论”②。在讨论工人武装问题时，张浩指出：工人纠察队应是工会的中心，要很好加以训练与组织，以便将来夺取敌人的武装③。

与此同时，张浩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李立三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张浩和林育南、张昆弟等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组织“武装暴动和同盟罢工”的时机还不成熟。他们还指出，在组织政治罢工中，必须“肃清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和“强迫罢工”，如不克服，则我们组织的政治罢工是不能取得胜利的①。张浩与林育南等这些卓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批判，被扣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

在满洲的艰难岁月

一九三○年初，张浩根据全国总工会党团第五次会议的决定，以特派员身份赴东北指导工作。

东北的铁路长达万多里，分两个系统、四个干线，包括十九条铁路。铁路工人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三重压迫，生活很苦，革命性很强。张浩认为，“满洲工作，应以铁路为中心”②。

四月，张浩化装成一个贩卖木材的商人，风尘仆仆到达哈尔滨。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他同中共哈尔滨特委唐宏景等，立即组织群众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五月一日上午，群众陆续来到预定会场——十二道街大楼前，但被军警驱散。张浩当即决定改换集会地点。下午五时，参加集会的群众，出敌不意地聚集在日本领事馆附近的马家沟。他们在张浩的带领下，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还用石头狠砸了日本领事馆。当军警闻讯赶到时，大部分群众已经离去，只有两个朝鲜籍群众因躲避不及而被捕。这时，已经离去的群众复又聚拢，要求军警释放被捕群众。蛮横无理的反动军警，又将三十多人关进了监狱。

为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磋商营救被捕群众的办法，当天，在张浩的住处白俄旅馆召开了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余人。会议开始后，突然有两个警察推门而入，并歇斯底里地狂叫： “不准动! 谁动就打死谁! ”两个警察耳语了一阵，一个匆匆外出，将门紧闭。张浩镇定自若，慢条斯理地对留下的那个警察说：请坐，请坐，别误会，我给你泡茶。那个警察把枪口对准张浩的胸膛，不准他向前挪动一步。张浩便大声吆喝，要茶房送茶来招待客人。茶房应声端茶入室，紧闭的大门打开了。张浩一个箭步向前，把警察拦腰抱住，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说： “弟兄们，快跑! ”大家迅速离开险地。张浩又用力把警察摔倒在地，他的身影也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那个警察从地上爬起来，惊魂稍定，急忙鸣枪。密密麻麻的军警蜂拥而至，有两个同志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后来经多方营救，终被释放出狱①。

张浩初到哈尔滨，但他那传奇般的事迹，很快就传遍全东北。赵毅敏、王鹤寿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曾赞叹不已地说： “他的勇敢，他的战斗精神，曾惊动整个哈尔滨，不，整个东三省。”②

五月初，张浩受命到沈阳。还在四月间张浩赴哈尔滨的途中，满洲省委负责人李自芬等三十多人被捕，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党的活动陷于瘫痪。党中央指令张浩立即南返，组建满洲临时省委。张浩到沈阳后，冒着白色恐怖，四处奔走，恢复党的组织和活动。五月下旬，临时省委建立，张浩任书记 (不久任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书记) ，杨一辰任组织部长，赵毅敏任宣传部长，王鹤寿任共青团书记①。为掩人耳目，张浩与省委秘书徐克俊以夫妻名义建立了党的机关。在沈阳，张浩仍以主要精力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为了恢复和发展党在铁路和大工厂中的组织并开展工作，张浩亲自到抚顺矿、皇姑屯车站和兵工厂等处活动。在他的带动下，省委机关的大部分成员，分期分批下到北宁路、抚顺、大连和吉林等地，帮助基层开展工作。由于张浩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党在东北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了两个市委、一个特委、四个县委和八个特支; 党团支部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个，党团员一千多人。这些党团组织分布在大城市和工业、铁路交通中心，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为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九月初，张浩赴沪出席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九月十六日，他代表满洲铁路委员会在全国总工会党团会上，作了《关于满洲职工运动概况及工作计划的报告》，对“满洲政治经济状况”、“产业工人数量和其地位”、“工人生活状况与斗争情况”、“工会工作的现状”及“职工会之历史及其缺点”，作了详细介绍和科学分析。这一报告是满洲开展工人运动以来最详细、最全面的总结，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接着，在九月二十二日全总讨论如何开展铁路工人运动问题的扩大会上，张浩根据自己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经验作了发言。他提纲挈领地指出： “组织群众斗争，一定要提出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明确的斗争目标，指出政治出路。并且要把群众迫切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联系起来，才能发动广大群众。”①他的发言，受到了大会的重视，大会主席在作结论时这样指出： “现在问题是如何去做?这个问题我同意仲丹的意见。”②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张浩拥护党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定，并总结检查了自己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给满洲工作带来的危害。在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后，张浩仍回东北，协助新任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在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上，张浩和陈潭秋传达了三中全会的精神。会议撤销了总行动委员会和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武装暴动的计划，改组了省委，由陈潭秋任书记，何成湘任组织部长，赵毅敏任宣传部长，张浩任职委书记，韩源波任军委书记，王鹤寿任共青团省委书记。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大家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使党在东北的工作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根据全总十月十日给辽宁总工会和哈尔滨总工会信的精神，张浩专任满洲特派员，不得另兼其他工作。省委会议后，于十一月，张浩奔赴抚顺开展工人运动。

抚顺有产业工人十多万，是我党职工运动的一个重要堡垒。日本侵略者为掠取我大量资源，对该地区的统制十分严密。张浩不顾个人安危，以工人身份为掩护，深入矿井，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抚顺党组织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会上，张浩对抚顺的工作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深入发动工人开展斗争，配合南方工农红军的斗争; 要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积极发动群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大力发展工会会员，扩大工会组织; 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①。

在张浩的指导下，抚顺的工人运动迅速恢复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惧与仇恨。敌人加岗添哨，张贴布告，点名要抓共党要人林仲丹。

张浩化装成一个从上海来的挖煤工人，用煤灰把脸弄黑，下矿井同矿工一块劳动，在劳动中开展各项工作。尽管敌人岗哨林立，到处张贴着要抓他的布告，但他来去自如，一直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十二月下旬，由于叛徒张麻子的出卖，张浩在抚顺的火车上被捕，关进日本人的抚顺警察署监狱。同案被捕的共有三十四人。

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便对他施用毒刑。数九寒天，敌人强行给他灌冷水，肚子灌胀以后，就用穿着大皮靴的脚在上面连踩带踢。水混着血从他的鼻子、嘴里汨汨往外流。他痛得昏死了过去，但却守口如瓶，一字未吐。

日本侵略者不肯罢休，对张浩施用了更加残酷的刑法：灌辣椒面、煤油。身患气管炎的张浩，再次昏死了过去。等他刚刚苏醒过来，敌人又把他的衣服扒光，放在冰水里浸泡。在敌人的反复折磨下，张浩的内脏和神经受到了极大的损伤，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敌人还不甘心，用绳子捆着他的两个手指吊起来，等到解下来时，两只手肿得象棉手套那样大，皮撑得很薄，一碰就破，不能端碗吃饭，不能拿杯子喝水。”①但他的嘴却始终没有被撬开，牙关中没有挤出一个不利于革命的字来。日本侵略者没有见过这样坚强的革命者，曾怀疑他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疯子” 。

凶恶的敌人摧残了张浩的身体，却改变不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在狱中，他依然注意学习，关心革命，经常和同志们商量问题，互通消息，坚持斗争。他第一次受刑苏醒之后，不顾自己的疼痛，及时向同案的同志们指出： “敌人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只要我们大家统一口径，决不供出真情，敌人是没有办法的，可以力争无罪释放。”②

在极端艰苦的铁窗生活中，张浩十分注意对战友和难友进行前途和气节的教育。他经常对同志们说：坚持就是胜利，动摇和妥协是没有出路的，并破指血书“要坚持到底”五个字，来激励大家的斗志。对新入狱的同志，他立即传递秘密纸条，介绍情况，指点斗争方向。赵毅敏入狱不到二小时，张浩就递来纸片表示慰问。就这样，张浩把难友组成一个战斗的集体，与敌人进行斗争。

在狱中，张浩还亲自向变节分子做工作。有一个出卖同志的叛徒并没有得到敌人的信任，也被关在牢里。张浩利用一切机会和他接近，义正词严地向他指出： “既然丧失了党员的道德，难道连为人的道德也不要了吗? 你供出了党内情况，难道敌人就把你当作英雄看待吗? ”③此后，张浩又对他晓以革命大义，积极进行争取。面对张浩这样的铮铮铁汉，他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停止继续供出党的秘密，并且改变原来的供词，编出了新口供，连“林仲丹是共产党员的原供也反供了”①。

张浩“以 ‘真正的党犯’ 震撼于监狱中，他代犯人作 ‘呈子’ ，不收分文。他揭露看守的秘密而维护大家的利益，所有的犯人都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②

敌人煞费苦心，仍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于是便把张浩等人从抚顺警察署转到抚顺监狱，接着又解押到沈阳监狱。在张浩的领导下，沈阳监狱三十四个难友团结一致，众口一词，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二十九个难友被无罪释放，只有五人被判了刑。张浩是最重的一个，被沈阳高等法院加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满洲省委抓紧时机，积极营救，张浩终于被释放出狱。

经过十三个月铁窗生活的严峻考验，张浩身上布满了累累伤痕，手脚被电刑烧得掌残指焦，内脏损害尤为严重。出狱后，张浩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担任全总常委、中华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又策马扬鞭，驰骋在新的阵地上。

从莫斯科回国抗日

一九三三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辛勤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世界形势日益恶化。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张浩和吴玉章、孔原以及王明、康生等出席了这次大会，参与了制定这一策略路线的历史性活动。

自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以后，共产国际便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我党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内蒙古三条路线。当时，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此路不通; 从新疆到内地，路途太远; 只有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入境路程较近，但要穿过浩翰的沙漠，要闯过层层关卡，一片纸一封信也不能携带，必须把文件记在脑子里。因此，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而且还要在党内有一定的声望，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决定派张浩回国执行这一任务。“张浩”这个化名就是这时取的①。

张浩回国前，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七大”主要文件精神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铭记心中。准备工作就绪，他装扮成一个为蝇头小利而劳碌奔波的小商人，取道蒙古回国。一路上，忍饥挨饿，露宿风餐，跨越沙漠，不辱重任，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达陕北定边。不久，又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还决定设立白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从此，张浩穿上军装，开始了戎马生涯。他不辞劳苦，四处奔走，为团结各界群众，团结抗日军队，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巨而复杂的斗争。

张浩回国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有利条件，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自恃人多枪多，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命令，擅自率部南下，成立伪中央，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张浩接受任务后，“毫不犹豫地支持党中央，源源不断地打电报给四方面军，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要求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和中央会合。”①后来，张国焘在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 “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指出党内团结的步骤。”②张浩针对张国焘为自己错误辩解，开脱罪责的情况，严肃地批评说： “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③稍后，还针对张国焘所犯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严正指出： “鄂豫皖肃反颇多‘左’ 的错误，要接受历史教训，进行检查。”并电示张国焘，对曾中生、廖承志等同志，“需保全生命”④。

经过张浩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仁至义尽的帮助，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后来又经党中央的耐心工作和朱德、刘伯承等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此前，张浩参加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东征计划。他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的战略部署。会后，同毛泽东等一起随军东征，作部队的政治工作。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三十军和九军、五军共二万余人渡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西路军受张国焘错误的影响，未及时东返，在向甘北进发途中，在强敌围攻下，处在十分危急之中。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决定以四军、三十一军和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等组成援西军，任命张浩为援西军政委，刘伯承为司令员。三月上旬，援西军由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星夜兼程西进。当援西军到达镇远、平凉地区时，西路军已遭最后失败，董振堂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两路继续艰苦转战。援西军闻讯，乃停止西进。

四月初，党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下达后，张浩立即组织全军指战员学习，并注意在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中清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影响。他深入连队作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战士与干部，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经过教育，广大指战员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与张国焘的错误划清了界线。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实现全面抗战，制定党领导抗日的纲领和政策，八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健全了中央军委，张浩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的命令。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以原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的第一二九师，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 (十月一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 。八月二十九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及各师的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书记，张浩和任弼时、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林彪为委员。张浩还兼任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主席。九月初，一二九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张浩和刘伯承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宣布改编组织：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改编为三八五旅，由王宏坤、王维舟任正副旅长; 三十一军改编为三八六旅，由陈赓、陈再道任正副旅长; 陕北红军二十九军等部改为师直属部队。九月六日，在陕西三原的石桥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讲话后，张浩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章①。九月底和十月初，张浩和刘伯承等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地区，执行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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