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宋教仁的人生经历,历史资料

Posted 2022-02-01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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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宋教仁的人生经历,历史资料

宋教仁，字遁初(一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香冲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童年入私塾读书，1899年入漳江书院，喜欢读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1903年春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学习期间接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经常与知近同学议论“排满”革命之事。因而引起了清朝官史的注意，拟将其逮捕，被迫离校。

1903年11月4日，宋教仁和黄兴、陈天华、刘揆一、谭人凤等20余人，于长沙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翌年2月15日，在长沙明征学堂堂校董龙璋西园寓所召开成立大会，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被推举为副会长。会后，宋教仁返回武昌进行革命活动。 7月3日同胡瑛、吕大森等人组织了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他担任文书。

华兴会成立后，十分重视联络会党，并设同仇会以联络会党，设黄汉会以联络军界，并决定当年11月16日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事泄流产，被迫离开长沙，潜往武汉，11月22日到达上海。12月5日东渡日本，13日到达东京，初入东京法政大学，后入早稻田大学。为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05年6月宋教仁与陈天华等人创刊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在第一期上提出用黄帝纪元代替帝王纪元，以示与清廷彻底决裂。同年7月30日，在东京，宋教仁应孙中山的邀请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接着，他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们发起召开了留日学生欢送孙中山大会，会场情绪至为热烈。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后又被推举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当时接受黄兴的建议，拟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后因该刊第二期被日本政府带上防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乃决定改为《民报》出版，宋教仁仍担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1907年春，同盟会策划在华南发动起义，宋教仁被派潜回东北秘密联络反清义军“马贼”、谋占奉天(今之沈阳)，以配合南方起义。后因事泄，起义遂告失败，他又返回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工作。此间，他查阅大量的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证据，有力证明延吉为我国的领土，拆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侵吞我国领土延吉地区的阴谋。

1910年春，广州起义失败后，宋教仁鉴于在边远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不易获胜，认为必须把主要的工作重心由南部边境转移到中部长江流域腹地。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革命三策：中央革命，即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此为上策，但难以发动;中策为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举行起义，先成立政府，然后北伐，似易比较成功;下策为在边远地区起义，逐渐向内地扩展。实际斗争证明，这种策略是行不通的。因而，大多数人力主采取中策。随即由谭人凤出面，在东京召开11省区同盟分会会长会议，决定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的领导机关。会后，他们纷纷回国活动。是年冬，宋教仁返回上海，应邀担任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主笔，加紧进行革命宣传，用“渔父”的署名，撰写了许多揭露清政府立宪骗局，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论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11年4月，同盟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再次失败，进一步地坚定了革命党人在中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心。是年7月31日，经宋教仁、谭人凤的积极组织、策划，在上海湖州会馆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撰写宣言，宋教仁拟定了总会章程、总务会章程和分会章程，并被举为总务会干事，分主文事部，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后，立即开始筹划在沿江各省发动起义。宋教仁派遣多人奔波于上海、两湖之间，进行武装起义的联络和准备工作，推动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宋教仁由上海迅速赶到武昌，领导革命斗争，并与居正草拟了《鄂州约法》。随后，又去南京参加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总统府法制局局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法令，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体现资产阶级革命性和民主性的《临时约法》。但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由于革命力量太弱，迫于内外的形势，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干涉，不得不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这样，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便夭折了。在袁世凯的政府中，宋教仁一度出任农林部长，因不满袁世凯专横、跋扈，迅即辞职。

面临袁世凯专政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和共和制度频临严重危机，宋教仁认定必须实行政党政治，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阁，建立责任内阁制，进而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为了组织责任内阁，必须在即将来临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得到半数以上的议席。为此，宋教仁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改组同盟会，建立政党上面。他征得孙中山与黄兴的同意，不惜以抛弃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同盟会公开活动以后“男女平等”的主张，并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的积极口号，改变为消极的“维持国际和平”为代价，于1912年8月25日，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四个党团合并，在北京正式成立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宋教仁以代理事长的身分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

1912年12月，国会选举开始。宋教仁全力以赴，使国民党获得了参众两院的392个席位，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他异常欢欣，认为大展宏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时机到来了。为此，他制定了整理军政、财政、行政、开发产业、兴办交通、振兴教育、统一司法、实行自主外交等一系列的内外政策，成为主张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推行民主宪政的主要代表。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宋教仁遍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长江流域各省，作政治鼓动，发表演说，闻述他的政治方针大计，极力宣传议会政治，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在汉口讲演时说： “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果遵照总理孙先生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表达了他对议会政治的诚恳信念。

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心胜利，对袁世凯专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而，袁一直把宋教仁视为主要政敌。开始时，他采取金钱收买的手段。还在宋教仁担任农林总长时，他曾以给宋添置衣物为名，赠以厚金。宋当时表示： “贫者士之常，今骤贵，焉能忘其本”，拒绝了袁世凯的贿赂。宋教仁在国会选举后准备南下时，袁世凯又以帮助他进行活动为名，馈赠宋教仁交通银行50万元支票一本，也被宋教仁拒绝，将支票簿原封不动地退回。对此，袁世凯恨之入骨，乃决意密除之。

当时即有谣传，袁世凯要对宋教仁下毒手，许多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对友人说： “暗杀之事，防之不胜防，怕也怕不了，只有处之泰然。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动同志们的奋斗，而缩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果然，在国会开幕前夕，3月中旬，袁世凯急电宋教仁入京，“共商要政”。 3月20日夜八时，他由上海启程，拟沿津浦路北上返回北京。当他刚步入火车站内，即遭袁世凯、赵秉钧派人枪击，伤势严重，延至22日晨，不治身亡。时年32岁。宋教仁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奋斗了一生，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的被刺，也标志着“议会政治”、 “政党政治”在中国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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