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曾琦的人生经历,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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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曾琦的人生经历,历史资料
曾琦，原名昭琮、及长，字锡璜。后因慕韩琦之为人，改名琦，字慕韩。别号愚公，党号移山。1892年9月25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生于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的一个富宦家庭。
童年时代，曾琦在家中受封建传统教育。1908年春，考入桂林中学堂读书。1909年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肄业后入法政学堂，在此期间曾被聘为《成都商报》主笔。辛亥革命前后，为成都《商会公报》、 《四川公报》执笔，并在重庆创办《民国新报》、 《群报》。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琦在重庆追熊克武参加讨袁之役，革命失败后潜回隆昌。次年去上海，入震旦学院学习法语，与左舜生、李璜同学。1916年春，曾琦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和中央大学攻读宪法及行政法。次年7月，当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帝制时，曾琦曾写信于梁启超，劝其继续提倡国家主义。1918年6月，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学回到北京。不久，与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随即赴沪，为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日报》执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分化，曾琦成为学会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是年8月，曾琦赴法留学。他在读书的同时，积极从事反美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写信给国内的左舜生等，反对李大钊等力图把少年中国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的主张，并与李璜等发表了一系列宣扬国家主义的文章，汇集成册，寄回国内出版发行，以此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自1922年起，曾琦就纠集李璜、何鲁之等旅欧的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少数右翼分子，密谋组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得俄之援助，大肆活动于国内外，而国民党孙中山又有联俄容共之议，予深知大乱将作，国命或为之轩，因决意另组新革命党。”①1923年12月2日，他们在巴黎郊区玫瑰村共和街举行结党式，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会议通过由曾琦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曾琦被选为党务主任。1924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他又被选为委员长。青年党建立后，曾琦加紧进行破坏旅欧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
1924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旅欧共产党人纷纷奉命回国。曾琦预料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必将日益增强，认为非跟踪追击不可，遂于9月伙同李璜等一起回到国内。为了扩大宣传阵地，于同年10月10日，他与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在上海创办了《醒狮》周报，任总编辑，利用这一喉舌大肆宣扬反动的国家主义谬论，疯狂进行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罪恶活动。同年底，当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发起国民会议运动时，曾琦攻击中共“乘机煽乱另有用意”，指示青年党不能附和②。1925年3月21日，曾琦借孙中山逝世、撰写悼文之机，攻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府，反对国共合作。他说：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造成国民党“失却海外华侨之同情”， “失却绅商阶级之同情”， “遂致已入党者时起冲突，未入党者裹足不前”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卅反帝运动时，曾琦则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进行破坏。他煽动“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只以拥护工人本身利益，及提倡工人爱国为限，不宜让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借以宣传赤化”; “在军阀未倒，外患未销以前，工人只宜参加‘全民革命’，不可遽谈‘阶级斗争’”; “非万不得已时，不宜轻用罢工手段”①。曾琦在宣扬国家主义的同时，积极网罗党羽。1925年冬，青年党中央党部由巴黎移到上海。1926年7、8月，在上海召开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在曾琦等人散布的国家主义谬论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揭露后，曾琦越发感到“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②，便投靠各地封建军阀。在北伐战争期间，他一面拚命反对北伐，一面化名王奇，往来于宁济之间，参予孙传芳的机要。他还为张作霖创造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德主义，以装璜门面、欺骗人民。当北伐军胜利进军、北洋军阀的“五色国旗”随之被废除时，曾琦策划成立“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发表《保护五色国旗宣言》，掀起所谓“五色国旗”运动，以此来与革命相对抗，保护以五色旗为象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年1月，曾琦从上海逃到北京。4月，当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后，曾琦成了军阀杀害李大钊的帮凶， “谓李大钊乃共产党唯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③。
曾琦一面帮助北洋军阀镇压革命，一面又煽动新军阀蒋介石背叛革命。早在1926年蒋介石制造“整理党务案”时，就曾鼓动蒋介石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用武力排斥共产党”④。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赞赏其勇敢的“严厉手段”，并煽动蒋介石向更多的共产党人开刀。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由于蒋排除异已，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曾琦在继续反共的同时，也曾反对过蒋介石的“党治”。1927年8月，曾琦在上海法租界一度被捕，被国民党人王宠惠搭救出狱后去日本，在日本曾通过陈铭枢调解国民党与青年党的关系未成。是年冬回国，先后到大连、天津、济南、青岛等地，依附各地反动势力，指使其党徒进行反革命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琦曾代表青年党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的文章，主张政党休战。并经陈铭枢等人牵线，再次与蒋介石调和。1934年，国民党加紧对中共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曾琦游说湘桂川地方军阀与之相配合。1937年1月8日，曾琦在左舜生、李璜的陪同下前往浙江奉化拜谒蒋介石，为其出谋划策，并进一步讨论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应蒋介石之邀，曾琦代表青年党参加庐山座谈会，他在会上呼吁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次年，他被蒋介石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夏，曾琦去香港。不久，他参与梁漱溟等主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同年12月，香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曾琦乘敌舰潜往沦陷区上海，曾在此设立青年党中央总部办事处，发展党员。1944年9月，他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冬，他又移居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在此期间，曾琦虽未卖国投降，但与汉奸汪精卫和日本侵略者有所接触，并曾从敌伪手中领取过经费。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从太原来到重庆，参加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青年党中央执委会主席。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蒋介石的威胁和利诱下，曾琦代表青年党参加大会，并被指定为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他与国民党蒋介石、民主社会党张君劢签署“共同施政纲领”，正式参加了国民政府，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副主任、总统府资政等职务，公开投入蒋介石怀抱。1948年，蒋授予他一等云卿勋章。同年10月，曾琦出国赴美，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1951年5月7日，曾琦在华盛顿因病死去。
注释
①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6—77页 。
② 《醒狮》周报第15号,1925年1月17日。
③ 《醒狮》周报第24号、1925年3月21日。
① 《醒狮》周报第51号,1925年9月26日。
② 《民国人物传》 (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3页。
③ 《民国人物传》 (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4页。
④ 《醒狮》周报第92期,192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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