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章炳麟的人生经历,历史资料

Posted 202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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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章炳麟的人生经历,历史资料

章炳麟，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6年1月12日出生于书香家庭。6岁开始读书识字， 9岁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经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1890年春入杭州诂经精舍，精研国学，苦读7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发展起来，加入上海强学会，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并写了《独居记》，抒发不满清朝腐朽统治，不忍祖国“肢体骨肉之裂”的感情，表达“强力忍诟以图之”的决心。1897年1月，应浙江同乡汪康年，夏曾佑等人之邀，任《时务报》编辑，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盖于黄人亟宣保护》两篇论文，提出应联合日本“以御俄罗斯”和“兴学会”、“开民智”“以革政挽革命”等变法维新思想。合作四个月，因与梁启超神化孔子，倡言孔教看法不同，便离开《时务报》，回到杭州。在杭州编辑《经世报》，并为上海《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写文章。发表《变法箴言》、《读日本国志》等论文。1898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赴武昌办《正学报》，想借助张支持，推行变法。但因对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纲常不能变的忠君思想持不同意见，而被赶出武昌城。返回上海，应汪康年之邀，任《易言报》 (其前身为《时务报》)主笔，继续宣传改良主张。 “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章悲愤之极，愤笔疾书《祭维新六贤文》，热情讴歌六位志士忘我牺牲精神，怒斥慈禧太后倒行逆施。还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借古喻今，总结变法维新失败的教训。为免遭逮捕，1898年12月潜逃台湾。受日本驻台湾总督倪玉源太郎委任《台湾日日新报》的中文记者。在此期间，章写诗文虽然对改良派思想有所批评，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出改良主义藩篱。与避难于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保持通讯联系。受康、梁影响写了《客帝论》，主张容忍清朝统治者保留帝位，作为“客帝”继续执政。这虽有不承认清朝统治的思想，但又认为不必推翻它。这种对清朝政权既承认又不承认的矛盾态度，典型地反映了章炳麟在改良与革命的十字路口徘徊态度。

1899年6月，章离开台湾赴日本，会见了孙中山，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开始认识到只有发动民众革命，才能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回国后，正值义和团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清王朝腐败进一步暴露，章进一步坚定了革命思想。在《客帝》一文上写了眉批、对改良主义思想作了较深刻的自我批评，终于摆脱了维新改良的泥潭。1900年7月，唐才常等在上海召开“中国议会”，以拥戴清朝光绪皇帝。章对此非常反对，不仅声明退出“中国议会”，并割去辫子穿上西装，以表示与改良派决裂，坚决走革命道路的决心。会后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1901年8月10日在《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是章批驳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的第一篇论文。章的反清思想遭到清政府仇视，被迫于1902年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与孙中山再次相逢，并与张继、冯自由等有反清思想青年交往，研讨祖国前途。1902年，章与秦力山等10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发动“支那亡国二届四十二年纪念会”，悼念明朝亡国惨事。章起草了《大会宣言》，扩大了反清革命思想影响。1903年6月，在《苏报》上发表《序〈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闸明革命必须血战，革命是补泄兼备之良药;痛斥康有为口讲爱国，实际爱清。特别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既是1903年前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又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进军号。清政府对此仇恨无比，便勾结帝国主义者制造了轰动中外的“苏报案”，章被判处三年监禁，邹容被判处二年监禁。章在狱中写信支持蔡元培组织光复会，并毅然参加该会。1906年6月29日，章刑满出狱，当即受同盟会代表之邀第三次东渡日本。 7月15日中国同盟会总部在东京举行迎章大会，出席者达2000多人。章演讲表示要用“爱国的热肠”去“实行革命，提倡民权”。 ①会后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参与孙中山制定《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重要革命文献，并撰写数十篇政治文章，成为该报主要政论文作者。章在《民报》上发表的《演说录》、《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评议》等，其主流是激励人们心向进步和革命。在办报同时还举办“国学振起社”，应留日学生请求，举办“国学讲习会”，把宣扬国学和反清革命结合起来。1907年4月，章同日本、印度等国友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对付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1908年10月19日，经唐绍仪挑唆，日本政府查封了《民报》。孙中山派人在日本继续刊发《民报》，章专事讲学著述，宣扬国学，撰写《文始》、《小考问答》、《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1910年2月，章本着“志在光复”思想，与陶成章等在东京又成立光复会，总部设于东京，章自任会长。

1911年武昌起义后，11月18日章返回上海，一方面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另一方面联络封建旧官僚、立宪派等反同盟会力量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1912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 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宪政党、中立党等几个小党派合并为统一党，章为理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邀章为总统府枢密顾问，章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赴任，后接受袁世凯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这时，章认为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应该有一位有实力地位的独裁者统治，合适人选就是袁世凯，因此，他明确倒向袁世凯。孙中山与袁世凯因迁都问题发生争执，章以统一党领袖身份发表声明，支持迁都北京。到京以后，经章提议，统一党与民社会并为共和党，逐渐成为亲近袁世凯的政党，变成了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工具。章此时发表一系列有利于立宪派而不利于革命的言论，被人编辑为《太炎最近文录》。袁独裁野心日益明彰，章产生去而不就的念头。1912年底，袁世凯任章为东三省筹边使，实际是将章赶出京城。1913年3月， “议会政治”倡导人宋教仁被阴谋杀害，袁世凯专制野心大白于天下。 6月，章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隐居上海。但因“辞呈”言词激怒袁世凯， 8月被骗入北京遭三年软禁，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自由。章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从事反对北洋军阀活动。1917年9月，孙中山到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被任命为政府秘书长。此期颇为热心事业，后见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丧失信心，1918年10月避居上海。从此，脱离民众、意志消沉，日趋反动。五四时期，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打倒孔家店热潮，章竞斥之为离经叛逆。1922年，他还在报刊上公开撰文，对自己早年批判孔子表示忏悔。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军阀歌功颂德，倡言割据。攻击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对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章又燃起民族爱国之情，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主张民族自卫、抵抗日本侵略者。获悉一二八上海抗战，非常欣慰，立即向十九路军发出致敬电，并写了《抗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淞沪抗战。 2月底，北上见张学良、申明坚守国土，抗击日本侵略军。应邀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学生要关心祖国命运，挽救民族危亡。1933年，又联合其他爱国人士发起将淞沪抗战阵亡将士遗体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以表彰忠烈勋业，鼓舞后人继承前人未竞事业。章发表《致全国军民电》，痛斥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抨击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随后，与马相伯发表《二老宣言》、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名发表《三老宣言》、呼吁各界人士自立自助自救，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号召全国人民督促南京国民政府抗战。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章与马相伯立即联名致电赞誉。以后还为《察哈尔抗日实录》一书作序、表彰抗日将士杀敌救国的光荣业绩。章同情一二九运动，赞颂学生爱国热情，并劝阻宋哲元等将领要珍惜抗日清名，不要镇压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6月，他在逝世前10天给别人信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要求国民党政府支持共产党军队开赴抗日前线。章这种转变是顺呼历史潮流的进步，是有利于革命的转变，体现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这种转变使他又恢复了早年民主进步的光彩，受到革命人民和爱国者的尊敬。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1955年4月3日，人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安葬仪式，按他生前愿望将遗体葬于杭州西湖边南屏山麓荔枝峰下、抗清志士张煌宫墓旁。一生著述颇多，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所贡献。

注释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卷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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