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谋略狄仁杰官场权谋：官场逃生术

Posted 2022-01-17 宰相

篇首语：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政治谋略狄仁杰官场权谋：官场逃生术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治谋略狄仁杰官场权谋：官场逃生术

官场逃生术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告密时代，武则天时代的告密者们是无密可告的，因为被武则天鼓励告密的人大都是市井乡野的庶民，他们无缘接触上层政治，又怎么可知晓宫廷情况？然而，诸多简单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得到了启发和鼓励，于是，告密大时代宣告了来临。

全民告密

691年阴历九月，狄仁杰被登基整一年的武则天叫到洛阳城，坐到了宰相的椅子上。

——头衔是地官侍郎（民政部副部长）、凤阁鸾台平章事（发布命令的机构中书省宰相）。

狄仁杰能突然跃升到宰相的高贵位置，是因为很多宰相都被武则天清除，中枢层已是个空架子。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和其他几个武家人虽然名列宰相位，却是在充数。智力和眼界时刻约束着他们。当然，狄仁杰本人的权术也是他得到这份丰厚回报的原因之一。在武则天的意识里，狄仁杰是那种和魏玄同一样的好老头，但和魏玄不同的是，狄仁杰在政治场中没有任何朋友。这么多年来，他如同一片白云，飘来飘去。在命令的驱使下，不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那里驻足。

狄仁杰对这份天降之喜有何态度，史无明载。按狄仁杰多年来官场练就的生存技能，他肯定笑纳了这份礼物。因为狄仁杰并不是料事如神的大仙，按他那还并未出生入华的权术思维，他以为武则天登基后，政治将会是开明民主的，不再有血腥，不再有任何风吹草动。在这个时候，正是他狄仁杰大展拳脚的好时机。狄仁杰自信满满的一点是，武则天现在功成名就，即使再有屠刀霍霍，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狄仁杰，因为他不是武则天的开国元勋，自然就不会中上“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毒药。

所以说，狄仁杰几乎是乐滋滋的去接受武则天任命仪式的。他甚至面有喜色的客套道：“我何德何能，受皇上您如此厚爱？”

武则天说：“你在汝南的时候，很有善政，那时我就想提拔你。后来你到豫州，张光辅说你不怀好意。如今，他被我干掉了。但当初还有人打你的小报告，你想知道是谁吗？”

狄仁杰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武则天是在诈他，还是确有此事。不过，他最终还是保持了多年来一贯的低调和气量，他对武则天说：“您认为那些过失，的确在我身上有，那我改。如果您认为那些全是诬陷我的，这是我的幸运。我不想知道那些打小报告的名字。”狄仁杰当然明白一个官场道理：只要领导信任你，那比什么都强。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这种气度极为赞赏，狄仁杰形式上在政治权力高层站稳了脚跟。人人都是凡人，孔子听说有人请他做官，也手舞足蹈。狄仁杰当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狄仁杰在长安有个亲戚，应该是他老娘的姐妹。狄仁杰当上宰相后，经常到这位亲戚家串门，有次，狄仁杰看着姨妈的儿子，说，我现在是宰相了，我弟弟如果当什么官，我可以帮忙。他姨妈立即不高兴起来，说，我儿子七尺男儿，怎么可以去伺候女人，说出去让人不笑掉大牙。狄仁杰被搞得面红耳赤，得意之情马上消失，惭愧而走。

狄仁杰的这种得意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从最高峰摔了下来，险些性命不保。而导致狄仁杰摔得鼻青脸肿的正是武则天这个老女人诡异的政治。

武则天政治有两张牌，一是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酷吏，另外一个就是下面要说到的告密。武则天的告密政治始于684年，也就是武则天刚废掉唐中宗的那一年。有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喝酒，大家在谈天过程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个骑从是刚从被废掉的中宗那里调过来侍奉新皇帝睿宗的，所以，他把两个皇帝做了个比较，结果是：侍奉新皇远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他这话还没有人附和，坐中就有一人起身而去。这几个当兵的刚喝到兴头，就来了一群官兵，将这些人捉走了。那个做比较的士兵被就地处决，其他的人则以知情不报而被绑缚刑场绞杀，那个在座位上起身而走的告密者则被提拔成五品官。这个案例可看作是武则天告密政治的开端。

没有人知道那个告密者是纯粹忠心，还是另有所图。即使是他对武则天和唐睿宗忠心耿耿，其所导致的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告密者，他摇身一变而成为人上人，被告密的人却丧掉性命。这种情况让很多人都有一种正确的错觉：我必须要选择告密，因为可以带来甜头；我不能被人告密，因为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人类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所以，人人就开始不得不喜欢上告密。

另外一件把告密有了法理依据的事是刘仁轨的告密。裴炎被武则天杀后，有一个叫姜嗣宗的郎将（皇帝侍从官）到西京长安出公差。处理完公事准备回洛阳时，宰相刘仁轨问及东都洛阳最近的情况，姜阁下就开始胡说起来。先是说了当今圣上如何贤明，只字不提武则天。然后似乎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智慧，就对已经被杀掉的裴炎发表看法，他说：“那老小子还没有造反前，我早就看出他有些反常。”

他以为裴炎死了，关于裴炎的一切就都成了故事。刘仁轨听了他的话后，信以为真，但做事非常认真的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裴炎的反常，你早就看出来了？”

姜郎将拼命地点头，深怕刘仁轨不相信他的洞察力一样。刘仁轨确信他没有撒谎以后，就对他说：“我今天晚上写个奏折，你顺便帮我带到洛阳。”姜郎将频频点头，说这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

第二天，姜郎将带着刘仁轨的表章出发回洛阳。回到洛阳后把奏折递上，刚回到家，就被武则天派来的人捉去了，接着就是审问，问他当初知道裴炎要造反，为什么不上告？

姜郎将大呼冤枉，有人就把他带回来的那奏折递给他看，大意是：“嗣宗知裴炎反，却不告。”姜嗣宗这下可是满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他若说是自己胡编的，那就是信口雌黄，非议朝政，如果不是胡说，那就是有密不告，总之，就是一个死。

刘仁轨玩权术，是不择手段。这只是小事一件，但就是这件小事让武则天下定了把告密作为政治生活的决心。徐敬业革命给武则天的心理冲击很大。独裁者都心理极度敏感，神经抽风。武则天就认为天下有太多人居心叵测，尤其是李唐皇室和忠于李唐皇室的重要臣子，对付这些人，必须要先一步铲除，那么，鼓励大家告密，就是最有效的办法。686年，武则天把告密写入法律，鼓励想要升官发财的人各显其能，让告密成为政治艺术。

一个叫鱼保家的人脱颖而出。鱼保家的父亲是监察委员（侍御史）鱼承晔，此人在主审宰相裴炎的“谋反案”中崭露头角，被武则天视为心腹。鱼委员在那段时间红光满面，但仍然心事重重，就是他的儿子鱼保家极不求上进，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打发在研究各种兵器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鱼保家是个科学家，不过，鱼承晔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鱼保家虽然专心于科学研究，可对中央的事却内心明镜。

他几年前就知道武则天要什么，所以在686年，武则天要玩告密艺术时，鱼保家变魔术一样的拿出了四个铜箱子，他把这种东西命名为“铜匦”，类似于今天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他之所以设置四个，并且用不同的颜色，自然大有用意：“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不过关于铜铸，还有一种说法，《资治通鉴》记载：“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

武则天看了这一科学发明后，心花怒放，下令立即实施。不过，鱼保家的这一设计还需要改良。武则天认为，如果真的让平民百姓随意投匦，那么很可能有些异己分子以投匦表状攻奸阴私诽谤朝政。这种情况必须要避免，所以，她同时还设置了“理匦使”的官职，限制投匦表疏必须请官员作保，才允许投入铜匦内。如果按照这一规定来看，既保证了投匦表疏的政治质量，又消除了攻奸漫骂的表状，的确是英明的。但是，这种规定只是针对青匦、丹匦、黑匦的，对于“申冤”的“申冤”匦，却不做任何制度规定。可想而知，这里必然大有文章。

一般而言，其他三个铜匦（或者是三个口）大都是针对事的，而只有“申冤”匦（口）才针对人，武则天的最真实目的就是针对异己之人的。

为了让这种告密制度能让百姓喜闻乐见，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快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也就是，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告密不实者也不追究，告密期间，所得到的待遇是五品官所受到的待遇。五品官的标准是什么呢？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

实际上，武则天是在玩火。古代的诉讼法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只有在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还是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代价，代价就是被杖六十。汉朝时，法律明文规定，为了防止奸诈之徒诬告他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在告别人的状纸上是匿名，就要被判流放二千里。唐太宗与高宗就曾明文规定，不许匿名信与酷刑。

可武则天把这两项传统制度全给破坏了。这位政治上优秀的魔术师把火玩的特别好。而那位优秀的科技人才鱼保家情况就大不妙了。鱼保家在设置成铜铸并被武则天采纳后，神气活现了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就给人上了一堂“自作孽不可活”的历史课。

铜匦设立不久后，武则天在整理告密信件的时候，一封匿名信引起了她的关注。信中说，当初，徐敬业造反，势如破竹，官军死伤无数。这并非是因为指挥官指挥不力，而是因为徐敬业的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要比官军先进，刀枪、弓弩等都被改进，即使是士兵的盔甲都与官军的盔甲不是一个级别。武则天的确回想起了这件事，在最开始与徐敬业军队的交锋中，官军经常被杀得鬼哭狼嚎。在后来打扫战场时，有人曾说过徐敬业士兵的武器与官军不同。但那个时候，徐敬业已经兵败，谁都不会在意了。

信中最后指出，把官军杀得求死不能的兵器就是鱼保家所制造的。这个人当初与徐的关系非常好，试想，如果现在老天不开眼，徐敬业造反成功，那他鱼保家可是一功臣啊。

武则天冒了冷汗，原来这个制造铜匦的人居然也是个异己分子！

不论这是否是诬告，武则天立刻就做了决定，逮捕鱼保家，审问。鱼保家最后招认，后被斩于都亭。

鱼公子临死前，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那个告密大时代的见证物——铜匦。若说是造物弄人，鱼公子肯定心有不甘。也许在他看来，之所以要献上铜匦，就是了为将功赎罪。但有些罪是无法赎回的，因为身份就证明了罪过。鱼公子可是武则天的异己啊！

告密制度一确立，告密之风吹遍大江南北。中央官员人人自危，最先挨刀的是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告密者是郝象贤的家奴。这个家奴很有眼力，他发现主人一直反对给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拜大将、封国公，得罪了武则天。告密者往往都具备一种能力，居安思危。他觉得如果真跟定主人，迟早会是死。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上告主人要谋反。郝象贤被处决前大骂武则天，可能说她是个不要脸的婊子。武则天被骂疼了。自此后，政府规定，处决犯人前，先用木丸塞进犯人的嘴里，然后绑缚刑场。

越王李贞事件后，武则天又通过告密手段粉碎了几场针对她的阴谋。689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同样，也是在谋划过程中被人告密，参与谋划者全部被诛杀。同年，唐高宗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被人告发欲谋反，被杀。高宗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因知情不报而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同年八月，有人告发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宗室十二人欲谋反，被杀。

自685年到692年的八年时间里，武则天听任告密，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鼓励告密偶尔会对百姓有好处。一位山西的庄稼汉在一场官司中认为自己的父母官判案不公，就让人代笔写了一封检举信，然后向那位县官说自己要“上访”。县官不敢多问一句话，因为武则天时代，不但有后面我们提到的酷吏，还专门有特务组织，在东都洛阳与西京长安活动的是梅花卫，该卫相当于后来明朝的锦衣卫，武则天设立的目的为了查处违律违法的贪官污吏和不合武则天心意的人。在地方上，又有“不良人”，《唐五代语言词典》“不良”条解释为：“唐代官府征用有恶迹者充任侦缉逮捕的小吏，称为‘不良’，俗又称之为‘不良脊烂’，其统管者称‘不良帅’。”这些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告密和保护告密者。所以，当那位县官听到农夫要去“上访”时绝不敢阻拦，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些如同鬼魂一样的特务是否就在他身边，他乖乖地按照武则天关于“上访”的规定，供给农夫车马食物，然后签发进京证。农夫拿着证件，一路横冲，无人敢过问，遇驿站则住，待遇良好，官员待之如上宾，无人敢过问这个农夫的个人信息。来到洛阳后，农夫在把上访材料投进铜匦的“延恩”格里，很快，武则天就派专人来接见他，按照材料上所写的内容逐一问清，农夫对答如流。官员最后说，你回去等消息吧，肯定是好消息。农夫还没有回到山西，他的那个父母官就被朝廷一纸诏书免了职。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自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心理欲望，但心理欲望却有正有邪。危险的是，这种正与邪的欲望无法分清。那位农夫自然是正的欲望，地方官违法乱纪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有的人却以告密为发家之路，铜匦的消极作用也就再明显不过了。

许王李素节之死就是一个例子，李素节是高宗第四子，天授年间，有人告他欲谋反，一向就不怎么喜欢他的武则天把告发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认为多处情节编造过于幼稚，根本不可信。但她非要信，将李素节杀掉了。而事后，诸多证据都证明李素节是被冤枉的，但武则天却对告密者无任何追究。

这就如同替别人赌博，赢了，一定会得到奖赏；输了，自己也未损失分文。尤其有吸引力的是，赌博人人都知晓，简单易操作，这种无本万利，简单易行的方法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许多奸佞之徒的亲徕。于是，诬告也就成了必然，冤案的产生也就呼之欲出。

政治谋略 狄仁杰官场权谋：官场逃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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