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艾思奇人物传,艾思奇生平事迹,艾思奇评价

Posted 2022-05-08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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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艾思奇人物传,艾思奇生平事迹,艾思奇评价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一九一○年二月三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母亲寸宽福是位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父亲李日垓(字梓畅)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曾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系同盟会员，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兼秘书处长，后因反对新军阀唐继尧险遭杀害，被迫流亡他乡，致力于先秦哲学研究，著有《天地一庵诗文集》、《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汗漫录》等，家中有丰富的藏书。

艾思奇两岁时随母亲迁居昆明，七岁入私塾，后入国民小学。十四岁到父亲流亡的香港，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在港期间，父亲常与他说起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以及蔡锷护国讨袁慷慨悲歌的壮举。艾思奇自幼勤奋好学，喜欢思考。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除四书五经外，他还读了《老子》、《庄子》等先秦哲学典籍，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启蒙教育。同时，父亲的遭遇和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二五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艾思奇回到昆明，同年考入省立一中。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共产党员李国柱(一九三一年被军阀杀害)在该校任图书馆管理员，秘密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开展革命活动。艾思奇在这里初次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决心投入反对黑暗世界的斗争中去。他很快成为斗争中的骨干，负责学生会学艺部的工作，并任校刊《滇潮》的编委，经常撰写充满激情的反帝反封建的稿子。由于他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文笔出众，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的称赞。一次，在市学联组织的讲演会上，他作了《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引起师生们的惊异。这时，他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表现出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对理论的极大兴趣。

这期间，艾思奇还热情地与两位进步同学组织了一所工人夜校，自任训导主任兼教员，学生都是附近兵工厂、造币厂和街道上穷苦人家的子弟。他白天在一中读书，晚上到夜校讲课，教文化，宣传进步思想。虽然条件十分简陋，时常要工作到深夜，但他不以为苦，而以能切实为劳苦大众做事为快。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艾思奇总是积极参加，并在《滇潮》上发表声援文章。

一九二六年，北京又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反动当局下令逮捕骨干分子，艾思奇也被通缉，后在他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帮助下，才乔装成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逃到苏州，找到流亡中的父亲。为继续读书，一九二七年初，他到南京找到大哥李生庄。当时李生庄在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是共产党员，学生会负责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的思想和行为给艾思奇以很大的影响。北伐军打到江浙之际，军阀孙传芳到处抓人，李生庄得到消息，来不及通知弟弟便逃往上海。艾思奇被捕，且被判死刑，幸有知名人士、宗伯李根源出面才保释出狱。

风云变幻，政局不稳，艾思奇的父亲对儿子的前途忧心忡仲。他觉得自己虽然满腔热忱投身革命，但推翻了清王朝和袁世凯，却仍是军阀混战，国弱民穷，他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因此，希望艾思奇走工业救国之路①。一九二七年春，十七岁的艾思奇，怀着探求知识与真理，立志救国的雄心，东渡日本求学。

(二)

一九二七年春，艾思奇到达东京。那时的东京，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学说充斥，艾思奇仿佛置身于知识的原野，开始了顽强的追求与探索。人们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终日如饥似渴地读书，涉猎各种知识，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用上了。美丽的富士山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 近在咫尺的洗足池公园也从未去; 但他却是神田书店的常客。在浩瀚的书海中最吸引他的是哲学。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几乎被他翻烂了。对于凡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更是悉心研读。以前，他喜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而今，大量西方哲学原著，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康德、黑格尔，尽管学派纷纭，枝蔓芜杂，但他锲而不舍地钻研、探索，纵观几千年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发现了许多人类精神的瑰宝，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这时，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张天放、寸树声介绍，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刻苦、自觉了。在读了日文版《反杜林论》以后，他深感日译本不够好。为了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把日、德文本对照攻读，力求取其精义。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支部组织同学回国以示抗议;他于一九二八年春回国。

由于生活艰苦，劳累过度，艾思奇在日本患了严重的胃病。回国后，在昆明养病的两年期间，艾思奇刻苦钻研了从日本带回的许多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如以云南书报社名义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团体等;还与大哥李生庄一起研究西方哲学。当时，李生庄主编的《民众日报》副刊上辟有《象牙之塔》和《杂货店》专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艾思奇常常用“小吆” 、“店小二” 、“SG”、“三本森”等笔名投稿，以杂文、译文形式介绍新文化和新的哲学观点。其中在对《费尔巴哈论》的解释和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命题的讨论上，兄弟间在报上公开争论，引起人们的兴趣。艾思奇还常常为《市政日报》撰稿，成为该报副刊“小宇宙”的骨干之一。这期间，他还翻译介绍了英国青年诗人济慈的名著《夜莺歌》和日本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等作品。

艾思奇将《国际歌》、《马赛曲》和日本渔民打渔的小调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由聂耳在音乐会上教唱。他和聂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读书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他从日本回来，专门给聂耳带回来了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并给聂耳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

一九三○年初，艾思奇病愈，再度赴日，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这期间，他仍然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手不释卷，其刻苦精神为同学们所叹服。在哲学方面，他更加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颇有所获。当时，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中国青年会，每周在神田区学习一次。艾思奇住在大冈，每次不顾路远，从不缺席。他的发言很有见地，时常把从社会上调查感受到的材料作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鞭辟入理，给人启发。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学习与思考，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 “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却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宇宙和社会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同时，他对救国之路也作出了新的判断，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①”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艾思奇和许多爱国留日学生愤慨万分，毅然弃学回国。

(三)

艾思奇曾向往能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留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实现。当时，他的父亲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老人仍希望儿子继续学工，以助他兴办实业。对此，艾思奇断然拒绝。他决心脱离家庭，走自己的路。

一九三二年初，艾思奇到达上海，曾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八月，他在留日同学的帮助下到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该校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教师、青年正同反动当局作斗争。艾思奇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积极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他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并着手翻译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该校有人反映艾思奇对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不积极，要杜国庠做艾的工作。杜国庠则发现，尽管艾思奇不爱出头露面，但思想活跃，学习勤奋，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于是便与当时“社联”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了“社联”，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工作。不久，由杜国庠和许涤新介绍，艾思奇正式加入“社联”，并担任研究部的工作。从此，他以笔为武器，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五月，艾思奇第一次写作了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在党领导的“文总”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编者指出： “作者以宏博精深的研究说明抽象作用，以及抽象作用在辩证法的正确运用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以丰富的哲学史知识，阐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反映出艾思奇已具有相当的哲学水平。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在实行暴力统治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围剿”。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上海。艾思奇从自觉地走上革命的文化道路那一天起，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充斥思想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哲学界的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写成了《二十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对当时流行的胡适实用主义和玄学派张君励的形而上学，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旧哲学统治的时代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在中国有着无限未来的必然是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更加锐不可当。

当时中国反动哲学界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叛徒、托派分子叶青。艾思奇指出：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围绕着哲学消灭与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等问题，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同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并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叶青早年曾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沙叛变革命。当时叶青的叛徒面目尚未被揭穿，他的假唯物论、假辩证法在进步青年中还有相当的欺骗性。他鼓吹“宗教——哲学——科学”的公式，胡说哲学离开宗教而独立时，它便否定了宗教;现代科学既离开哲学而独立，哲学也就被科学所否定而走向消灭。艾思奇揭露了这一理论的反动本质，指出其目的是使唯心体系复活，消灭唯物论，并引用大量事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驳斥，论证了企图用科学代替哲学的荒谬性。

叶青等还歪曲和篡改新哲学的辩证法，说什么唯物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就是形式逻辑，鼓吹什么“运动是静止的积累，静止是运动的停留”，企图使运动附属于静止，挖掉辩证逻辑的灵魂。艾思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千年前古希腊的诡辩论者，就是把运动看作是空间中的无数停留点，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无数的停留点而没有运动。叶青的谬论不过是这种古老的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的还魂。

叶青、严灵峰等人还从哲学上宣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的所谓“外烁论”。艾思奇愤然命笔给予迎头痛击，揭露了叶青等人在中国问题上夸大外力，是抹煞和否定辩证法基本原理的诡辩论。他联系中国近代历史事实，从内因外因统一论出发，论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批判了叶青等人把一个国家的变化说成是“全面由外力造成”，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受外力的左右”的荒谬论点，指出这种论点不过是和敌人、汉奸的反共嘈声相呼应。

在这场哲学论战中，艾思奇有力地驳斥了叶青等人对新哲学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的阶级本性，扩大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贡献①。

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以胡秋原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人”，鼓吹文艺自由论，反对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大肆攻击左翼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鲁迅和“左联”的革命作家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时，艾思奇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写了不少文章，如《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诗人自己的道路》、《论文学的鉴赏》等等，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艺术的永久性不排斥文艺的政治性，两者始终是统一的。胡秋原等还断言马克思在文艺领域内也是自由论者。艾思奇撰文批判了这一荒谬论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基础是“奠于唯物史观之上的”，而我们“在写作中应始终贯彻唯物史观的真理。”①

一九三四年春，《申报》副刊“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开辟了一个“读书问答”栏，宣传进步思想，影响很大。当时国难深重，广大读者热切地探索求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负责这个栏目的柳湜要求“社联”派一位有理论修养的盟员去支持这个副刊，“社联”党团组织决定派艾思奇去工作，一同为读者解答生活和读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艾思奇把它当作宣传新思想的阵地，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非常认真。仅仅一年时间，指导部发出的有关学术内容的复信就有一千八百多件。主持“读书问答”的艾思奇、柳湜，在李公朴先生的积极赞助下，创办了《读书生活》杂志，由李公朴任主编，艾思奇、柳湜、夏征农任编辑。这个刊物以通俗活泼、紧密联系实际见称。两年后，被反动当局查封。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勃开展，面临民族危机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新的思想武器。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作用，使它能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①。艾思奇曾经苦苦思索，他认为： “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他坚定地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一九三四年他写出了《哲学讲话》，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这个“讲话”原是他在“量才业余学校”的讲稿。在广泛征求学员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整理，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哲学并不神秘”。此后，“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第四版后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形式，阐述了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它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启发引导人们探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很快，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这本书还有一些缺点，并遭到反动文人的种种诬蔑和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全国解放前共印行了三十二版。在黑暗的旧中国，首次以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更加自觉、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参加全国救国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的工作，积极从事以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为了调动抗日救亡的积极因素，使新文化运动能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与老舍、郑振铎、李公朴、郁达夫等共同署名发表了《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艾思奇当时发表的文章还有《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论思想文化问题》、《论赛金花的风波》等，其中心都是强调爱国主义的。一九三六年，艾思奇发起组织了秘密的新哲学研究会，并主讲哲学史。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艾思奇热心地去讲课，还为江苏省委的地下党报写社论。这一阶段，他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并和郑易里合作翻译出版了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还写了一些科学小品。他创办了综合性学术杂志《认识月刊》，参与了《文化战线》旬刊、《战线》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一九三七年，他参加上海著作人协会，与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宣言》。

一九三七年九月，艾思奇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被党组织调往革命圣地延安。

(四)

从上海到延安，从白区的文化战场到抗日根据地的讲坛，艾思奇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协会主任。

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毛泽东对《哲学与生活》作了长篇摘录后，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 ，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①。

一九三八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同年九月三十日，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提出： “为着要使理论更有实际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仅仅要综合从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新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延安和全国各解放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一九三八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艾思奇转到马列学院任教，并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在这期间，他除了讲课以外，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周刊》、《解放日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撰稿。

一九三九年，艾思奇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管延安文化协会和救亡协会的文化工作。他除了参与边区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文章。

这一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等，每周活动一次。随后，中央各机关的学习小组也纷纷成立，读书学习蔚成风气。中宣部的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为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同志。每周的学习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以便大家研究讨论。为了配合学习，他还编了《哲学选辑》一书，并与吴黎平合作，完成了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的任务。党采用此书作为对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教材。

一九四○年二月，延安出版了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文化》，艾思奇担任主编，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和开展讨论，鼓励学术争鸣，艾思奇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并从第四期起连载他的“哲学讲座”。是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艾思奇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

这一年六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的方向和取得的成绩，并指出： “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

一九四一年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随后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艾思奇任该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五月间，艾思奇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曾十分认真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过去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怎么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理解不深的，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后，他就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确定了研究“五四” 以来文化思想的发展，特别要重点研究蒋介石、陈立夫、阎锡山、胡适等人的哲学思想。这一阶段，艾思奇发表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等文章，批判了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及阎锡山的“中”的哲学等等。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并亲自布置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主编，要求两个月内交稿。艾思奇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教研室的同志们连夜赶编，如期完成任务，成为整风运动必读文件之一。

艾思奇严于律己，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整风运动中，他针对自己偏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的缺点，以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严格解剖自己，认真作了自我批评。在整风期间，他有针对性地写了《“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学习观念的革新》、《主观主义的来源》、《一往无前》、《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他深刻总结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指出：“这一个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干部，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在这些教育的帮助下，开始认识了和改正了自己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 。在运动后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过程中，他坚决反对“左”的偏向，勇于仗义直言，坚持实事求是，反对“逼、供、信” ，主张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表现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五月间，艾思奇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年底，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党的代表大会。

一九四三年初，艾思奇调往《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艾思奇当即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对蒋介石反动的“力行哲学”进行了尖锐有力的分析批判。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为工农兵写作蔚然成风。艾思奇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的正确方向，如《群众需要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等等，热情称颂了当时的延安文艺运动。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艾思奇还挤时间翻译了海涅的政治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写了《海涅的政治诗》一文，介绍这位德国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称赞他不仅是歌咏爱情的好手，还是社会斗争中的一名战士。当时只有人翻译海涅的情诗，艾思奇决心把他的政治诗介绍给中国读者。自一九三一年开始，他用点滴时间，断断续续，历时十四年之久，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冬，了却了这桩心愿。是年底，经林默涵费尽周折，将这部译稿带到重庆出版。

一九四五年四月，艾思奇出席了党的“七大”。八月，担任了《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一九四六年底，担任总编辑。这期间，他工作十分繁忙，夜以继日地审稿、写作，为办好党报付出了极大心血。同时，还出版了他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等论著。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三月二十七日以后停刊，报社全体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军途中得了副伤寒，不得不留在晋西北的岢岚伤兵医院治疗。痊愈后即到晋察冀边区建屏县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中央工委召开的土地会议。年底，他受中央委托去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并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期间，他计划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并组成了助手班子，但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开展哲学普及教育，他打消原计划，全力以赴赶写《社会发展史》。十月，中央决定重办马列学院，艾思奇调该院任教。从此，他按照党的要求，以主要精力兢兢业业地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研究工作，一直到建国以后。

(五)

全国解放以后，艾思奇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 还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委常务理事; 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一九五五年参加中苏友好代表团访苏; 一九五六年冬赴波兰参加国际哲学讨论会。一九六四年夏，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非地区科学讨论会。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哲学思想》为题作了报告。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新的贡献。

建国之初，党为提高广大干部以及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决定在全国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活动。艾思奇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他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就要达到全国胜利，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完成。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求经过这一学习、教育，系统地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 二、阶级斗争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期间，他应邀到许多单位作报告; 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书，经修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社会发展史讲座》节目里，进行了系统的讲授。这本书后来改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先后出了十版，印刷十三次。这次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投身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服务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艾思奇除了自己担负大量讲授任务外，还培养了一批教学骨干，进行辅导讲学。针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他还写了《评关于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反驳唯心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斗争》等文章。

解放初，中国哲学会组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定期举行讨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观、研究学术问题。会上常由艾思奇和胡绳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问题;也请教授们介绍中、西方哲学。

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一贯重视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在近代先后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实用主义。一九五五年，艾思奇撰写了长篇论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有力地揭穿了实用主义的：“科学”和“最新哲学”的假面具，剖析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文章指出：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才是一切科学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才能提供我们真正完善的科学方法”。以后，他又写了《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从其不可知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三方面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系统地批驳了这种土生土长的主观唯心主义。

艾思奇在延安时，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由于工作关系，他与毛泽东的交往较多，比较切实地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建国后，艾思奇仍十分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曾多次讲课，撰写文章，一九五○年发表了《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一九五二年又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等。一九六○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他写了两万多字的读书笔记，以《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上。在多年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始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非僵死不变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时他又坚决反对在没有弄清一般原理时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主席对它的发展”，而认为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他反复强调，只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作出结论，找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艾思奇写文章赞扬过群众的革命热情。随着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开始泛滥，他在河南下放期间看到不少问题。于是直接写信给省委负责同志，说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时，他还发表了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必须要注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章指出： “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一九五九年初，他又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特别指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 “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他在总结下放工作时曾严肃地指出：下面刮“五风”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并把它当作自己践履笃行的生活准则。他为人善良正直，诚实敦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一片赤诚，从不在人背后议人长短，更不存有意整人之心。但当同志受到诬陷，遭到打击时，他则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勇于坚持真理。如对于一九五三年“三反”时被整而自杀的周文同志，他在会议上公开为之鸣不平。一九五八年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陈仲平被错打成右派，他一直认为是冤案，积极奔走，要求为之平反。而对于自己则始终谦虚谨慎，自律甚严。一九五二年，他写过一篇《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文章，当同志们指出其中的片面性之后，他认真检查，诚恳接受，多次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艾思奇一直从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他在中央高级党校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为党培养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兢兢业业、呕心沥血，除了组织、计划教学外，无论是高级干部班、师训班、理论班，还是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几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讲过课;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经典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或中外哲学史等，在许多哲学领域的科目他都进行探讨和讲授。其它机关、团体、学校等来请他讲课，作报告，他也是有求必应，不辞劳苦。他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每次讲课，都要研究新情况，重新修改讲稿。他常对搞教学的同志说：那种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一味引章摘句，照本宣科，课是讲不好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透彻朴实，逻辑性强，联系实际，力求从理论上给人以新的启迪，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更是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而对于不同意见，则认真听取，反复探讨。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总会越辩越明。

一九五四年起，他就在校内系统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书，一九五七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 。这本书，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一九六一年，中央宣传部和高教部联名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组组长，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为此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编写过程中，他和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都力求准确、简明，无论从总体结构到各章内容，从基本观点到材料的选用，都逐章逐节，字斟句酌地修改。这本书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说明问题，联系实际斗争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的哲学思想，成为建国后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艾思奇十分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自然辩证法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在上海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宣传和著述。如通过分析洛治·汤姆生、爱丁顿等科学家的研究道路，指出科学家如不能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难免陷入形而上学。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一文中，他用丰富的实验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科学内容，有力驳斥了歪曲进化论的邪说。他还积极撰写科学小品，如《孔子也莫明其妙的事》、《由爬虫类说到人类》、《谈死光》等，并与高士其合编了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热情从事科学普及事业。建国初，他应邀到北京的一些大学作报告，曾三进清华园讲辩证唯物主义。当讲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指出“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时候，许多老教授都不能接受。这使他感到，在我国宣传和普及唯物辩证法思想，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一项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他曾恳切地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说： “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难以解决现代科学的困难问题。”①他对身边搞哲学的同志则多次提出要求：必须好好学习自然科学，关心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和前沿学科。把握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向，认真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他坚决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作法。他亲自抓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先后讲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篇章。在他的领导下，党校编写了我国第一批比较完整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并培养了一批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骨干人才。一九六四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在我国译出之后，艾思奇非常重视，认为它“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 ，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的文章。他曾提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面向整个自然科学领域，既要研究理论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要研究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既要从认识自然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也要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总体上考察自然科学问题，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离开社会、生产、哲学等方向去孤立地研究自然科学现象，就难以弄清现代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这些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艾思奇对党和人民一片赤诚，他的心始终和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在对敌斗争中他是一个勇猛的战士，而在工农群众面前，他又是一个很谦逊的学生。解放后，他多次下乡、下厂，一方面向工农群众学习，另一方面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工作。一九五八年在天津，他向工人群众作过多次演讲，并认真总结了工人学哲学的经验。随后下放河南，他又虚心向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学习，对登封县三官庙群众学哲学的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逝世前一年，还两次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虽然当时他已患有较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认为这“是深入实际，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并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与群众亲切聊天，细心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言谈中总是充满深挚的感情。一九六六年初，他读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直到病重时，仍然表示要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学习。他一直把周思来的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一辈子实践了这句名言。

一九六六年初，艾思奇应邀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当晚即令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准备着手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第一国际史》等中译本撰写前言。医生和同志们一再劝阻，他未以为意，自信自己还可以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并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退休后再撰写长篇专著。不幸病情日重，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晚九时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注释

①《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902页。

①参阅《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03、310、328、487页。

①参阅艾思奇: 《论文化与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版。

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85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①《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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