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朱积垒人物传,朱积垒生平事迹,朱积垒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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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朱积垒人物传,朱积垒生平事迹,朱积垒评价

朱积垒，福建省平和县人，一九二六年六月入党，历任中共平和县委书记、闽南特委委员，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平和暴动总指挥，闽西南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壮烈牺牲。

追求真理投身革命

一九○六年四月，朱积垒诞生于平和县九峰镇上坪村。父亲在本村开杂货店，兼卖布匹，有田二十亩，家庭比较富裕。朱积垒年幼时读过私塾，十五岁到九峰奎文小学读高小。

一九二三年秋，朱积垒高小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

当时集美学校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共青团两广区委会通讯员罗明和共青团上海委员会通讯员李觉民也在师范部高年级读书。他们在校内发售《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积极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新变化。朱积垒很喜欢看进步书刊和苏俄的新文学著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发生了旅居厦门的日本人无理殴打中国人民和军阀开枪打死无辜学生李文华事件，激起了集美学生的义愤。他们要求去厦门示威游行，却遭校长叶渊反对，并以“开除”相威胁。学生群起到校董处请愿示威，要求撤换校长。叶渊在学生面前假惺惺地表示愿意辞职，但第二天就翻了脸，宣布开除九名学生。学生们更为愤恨，集会抗议。这时，平常言语不多的朱积垒激于义愤，也上台演说，积极主张同叶渊的高压手段作斗争，举行罢课，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无理决定。叶渊蛮横无理，采取提前放假、停膳、不让住宿等手段，逼学生们离校。一些学生骨干分子跑到鼓浪屿继续进行斗争活动。叶渊又勾结外国巡捕，驱赶学生。这一连串事件，深深地教育了朱积垒，使他更加认清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也促使他认识到自己负有改变社会现状的重大责任，为此给自己起了个别名，叫“朱先锋”。

一九二四年秋季开学时，共青团两广区委会又派罗明从汕头回到集美学校，开展革命活动。罗明从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入手，秘密组织进步团体。朱积垒经罗明介绍，也参加了活动。从此，他更多地接触到进步书刊，更加自觉地投入学生运动，积极写文章、出墙报、做演说，宣传进步思想①。在一九二五年厦门学生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响应上海“五·卅”爱国运动而举行的大示威游行，以及广州“六·二三”沙基惨案后的大罢课等活动中，朱积垒都积极参加了。朱积垒在学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校长的仇视。叶渊竟授意教员把朱积垒的操行定为“丁等”，并以他的思想行为“过激”、“赤化”为由，把他开除。朱积垒理直气壮地跑去质问那个教师说： “你对于共产主义已经研究过多少时候了?” “究竟 ‘赤化’ 和 ‘过激’ 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好?”那个教员强词夺理地说： “我们既然知道共产是 ‘赤化’ 的东西。为什么要去研究它，岂不是也被它 ‘赤化’ 了吗?哼! 你真是个顽固的学生! ”朱积垒义正词严地反驳说：你“连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也要随声附和站在反共的旗帜底下，去高呼反共产的口号，真是糊涂极了! ”两年以后他还撰文痛斥学校当局“专制”①。

一九二六年初，朱积垒失学在家。罗明从广州到厦门，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六期) 招生。经他介绍，朱积垒和郭滴人、李联星、陈庆隆等九人于同年三月二十日，乘海轮到达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进农讲所学习。

广州第六期农讲所是为全国各地培养农运骨干的机构，也是革命者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场所。朱积垒在这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农民运动的陶冶，经受了严格的组织纪律锻炼和军事训练，使他的世界观起了质的飞跃。

在农讲所，朱积垒听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和周恩来讲授的《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等重要课程，还听了彭湃作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报告。他对所学课程都非常认真，特别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些主要著作，力求弄通基本原理，并作了详细的笔记。朱积垒开始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农民问题，认识到旧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病根，在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认识到“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要打倒它们必须首先“造成人民的军队”①。

为了使学员能学到革命的真本领，农讲所还组织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并于八、九月间，由肖楚女、赵自选带领，到当时农运搞得较出色的海丰县实地学习和调查。朱积垒也积极参加了。经过两个星期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朱积垒了解到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从而加深对于社会问题总病根的认识。同时，他了解到海丰农协会和自卫军在彭湃领导下打败地主武装，实行减租减息的情况，从中学到了搞农运的好经验，增强了开展农运的信心和决心。在这里，朱积垒还把当时较好的有关农运的调查报告，如《顺德县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等，都全文抄在笔记本里，进行研究。

经过斗争实际的锻炼和对革命理论的刻苦学习，朱积垒逐步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他由一个爱国青年转变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同年六月，朱积垒在农讲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九月，朱积垒从农讲所结业后来到汕头，在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政治部搞宣传工作。他针对当时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污蔑和社会上有些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写了两篇观点鲜明的文章。一篇是《帝国主义的末运与世界革命》，发表在广东《岭东国民日报》副刊“革命”第十六期上。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证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指出西欧“产业革命后所发生的一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社会上的经济状况也就随生产工具而变迁了”; “社会上就显然划成了两个利益相反的阶级，一个是处在压迫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一个是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并说： “现在一切被压迫阶级及一切弱小民族都已因为受不过帝国主义暴力压迫，有了要求解放……的决心”，他们的联合进攻，就会使帝国主义“崩溃”。最后，朱积垒满怀信心地指出： “世界革命告成的日子……不远了! 希望一切被压迫的民众赶快团结起来，向那将死未死、苟延残喘的帝国主义冲锋去，以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另一篇是《告盲目反“共产主义”的人们》，发表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第十二期上。他在文章中着重阐述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道理，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主义社会若是没有弊病，一定是不会发生共产主义的要求的; 先有了这种实际的要求，然后才有这种合于需要的主义之发生”。他的结论是： “共产主义，是救济现在社会的良方”，“现在如果去反对共产主义，……便是自杀。”因此，我们“为着社会的生存，便不能不起来提倡共产主义”。

发动群众撒播火种

一九二六年十月，经中共两广区委决定，朱积垒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随着北伐军东路军回到了福建平和。他回到家乡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撒播革命火种，使平和县农民运动的烈火，由小而大，熊熊地燃烧起来。

朱积垒以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经常出入平和县署，联络愿意支持北伐军的上层人物，把各阶层的人士发动起来，支援北伐战争。同时团结爱国志士，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组成“平和县国民党第一区党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除此以外，他还从事组织农民协会、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工作。

他首先在家乡上坪村，办起了平民夜校，向农民兄弟宣传党的主张，进行阶级教育。朱积垒给上夜校的农民讲“十二生肖”，当讲到“牛”时，他说： “牛吃的是青草，做的是犁田、耙田，终日劳累，还要挨人鞭打。我们 ‘做田哥’ 就象牛一样。”当讲到“猪”时，他先在黑板上画一头大肥猪，然后说： “十二生肖中，最馋、最懒的是猪，它吃得饱饱的，吃完就睡大觉，养得胖胖的。地主豪绅就象猪。”接着，朱积垒再进一步启发农民要组织起来，实行减租减息，如果不组织起来，就象一盘散沙，没有力量，就斗不倒地主豪绅。随后他又介绍了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的好经验。

朱积垒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依据，以海陆丰农民运动为榜样，对上坪村农民作了阶级分析，并造名册(名册尚存) ，先吸收最贫苦的觉悟快的四十户农民参加农协会。后来，除四户地主外，其余八十四户都加入了农协会。同年十二月初，闽南第一个农协会，就在上坪村的平民夜校诞生了。朱积垒给每个会员发了布质的“农会会员证”，会员证上印有“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十二个字。

在组织农协会的同时，他又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学校，先后组织农会、工会、学生会和青年促进会等团体，领导学生开展演文明戏、“非基运动”①和抵制日货等活动。

在组织、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朱积垒善于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的骨干。例如朱思、朱赞相、杨文元、陈彩芹、罗育才、曾浴沂和曾庆杰等人，在朱积垒的培养下，后来都成为农运的骨干。朱积垒又通过他们进一步打开新的局面。

一九二六年底，朱积垒发展了十几个骨干分子入党。同年十二月，在朱积垒的家乡——上坪村，成立了平和县第一个党支部，朱积垒任支部书记。同月，又在九峰镇瓦片埕祠堂，成立了九峰农民协会和九峰第一工会。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朱积垒被选为特委委员。不久，平和县党员发展到八十多人，成立了五个支部。

朱积垒从陈彩芹等人那里了解到，长乐山区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地主富豪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异常严重，逼得农民无法活下去。仅山顶坪村，四十四户就有三十二户靠糠糊野菜、卖儿卖女过活。

根据上述情况，朱积垒和支委们一起研究，决定把农运的重点放在长乐乡。从此，朱积垒经常到长乐，与陈彩芹、罗育才等一道开展工作。他们发动了罗谷香、罗谷流、罗景悠和罗坤生等一批“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的穷苦人，成立农民协会，开展活动。

一九二七年春，朱积垒和陈彩芹、罗育才商量，决定利用长乐圩日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又通知杨文元、朱赞相等人从县城赶来参加。圩日那天，县府派曾子丹带着两个差役，到庵边坪来收“花票” (捐税) 。朱积垒在圩上当众揭露官僚、地主的剥削行为，宣传实行“二五减租”和废除苛捐杂税的主张，并号召农民兄弟加入农会。陈彩芹、罗育才、朱赞相、杨文元和几个农会会员，上前阻止曾子丹征收“花票”。曾子丹自恃是官方所派，拔出手枪，威胁说： “你们想造反啦，不要命啦! ”朱赞相快步上前，缴下了他的枪。赶圩的农民围观助威。两个差役见势不妙，溜之大吉。直到曾子丹认错，再三保证不再来收税时，朱赞相才把枪归还给他。

朱积垒他们一连发动了好几起这样的活动，影响很大。一些农民原先对朱积垒宣传的“五减” (即减租、减息、减捐、减税和减役) 半信半疑，现在相信了; 原来对入会还要看一看的人，现在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加入农会。以下坪农会为中心，周围一百多个小山村，处处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一时还没有组织农会的山村，农民感到吃不香，睡不好，就带着“饭包”，爬山越岭，赶到下坪村来找朱积垒，要求协助他们组织农会。

朱积垒据此情况，又跟支委们商量，决定分头行动，把农会扩展到秀丰、洋半天、大溪、下寨、南胜，以及和大埔、永定交界的象湖山、小芦溪等地。朱积垒的足迹，踏遍了平和县西北的山山水水。

不久，农协会已发展到二十余乡，入会的有二千多户。朱积垒在为农协会起草的一份《宣言》中宣告： “农民协会便是我们的力量，便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解除我们的痛苦; 我们要用我们的武器，打倒我们的敌人”; 并提出了“政权归农协会”①的响亮口号。

风云变幻组建农军

农运的声势日益壮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但地主豪绅却焦急难眠。对于这一事态，反动县长方日中感到惶惶不安。方日中原来自命是“左派”，起初口头上也声称 “遵循总理遗训”，“实行三大政策”，“提倡农民运动”; 如今，他撕下假面具，露出右派嘴脸来，诬蔑农会是“官不官，民不民，扰乱社会治安”。他纠集朱、曾、杨三大姓的豪绅一道，密谋对付之策，并由曾守臣、朱水番出面，纠集一批国民党右派、乡绅，成立平和县国民党第七区党部，组织由他们控制的所谓“农会”。他们还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朱积垒。又通过朱姓族长、奎文小学老校长朱绍三，妄图收买朱积垒，瓦解农协会，诡称推荐朱积垒出任大埔县长，不然就由他征收“三溪” (大溪、小溪、芦溪) 的捐税等等。朱积垒识破了这些阴谋诡计，严词拒绝。

这时，厦门发生了“四·九”血腥镇压工人运动事件。接着，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反革命乌云顿时笼罩上空。朱积垒面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局势，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已拿起钢刀来屠杀革命人民了，平和县的反动派也在蠢蠢欲动了。于是他和同志们商量，及时把农会办事机构从城里搬到九峰上坪村去。

一九二七年六月，罗明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平和指导工作。他肯定了朱积垒他们及时将农会办事机构迁移这一作法，同时指出： “上坪村离县城很近，容易受反动派的袭击，应改换一个地点。”经过研究，朱积垒当即决定撤到长乐乡去。因为长乐乡离县城三十多华里，阶级基础和农运工作较好，山高林密，地形险要，交通闭塞，并与粤东、闽西联在一起。

不久，传来了广东东江地区农民暴动和“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消息，朱积垒很受鼓舞。他和陈彩芹、朱思等研究决定尽快成立中共临时县委和县农协会，以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开展斗争。

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在长乐乡下坪村召开了平和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朱积垒为县农协会会长，下设军事股、党务股、交通股，朱积垒兼管军事股。同时，成立了中共平和县第一届临时委员会，由朱积垒任书记。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临时县委研究决定，以长乐为据点，向邻近各乡和县城四周推进农民运动，继续发展农会组织，开展“五减”运动，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枪枝弹药，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月，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从潮汕一带北上，十三日经广东饶平县到平和县城。朱积垒、陈彩芹、朱思、朱赞相在关帝庙会见了朱德。朱德告诉他们，党中央已作出决定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当前，不仅要搞农民运动，也要搞武装斗争。朱德还告诉他们，起义部队经过大埔县的大埔角和饶平县的茂芝前时，曾留下不少枪枝给当地的农民自卫军，叫他们前往联系，互相支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罗明来到长乐，在罗谷香家召集朱积垒等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八·七”会议精神及秋收起义情况;还说，根据中央指示，最近成立了福建省临时省委。临时省委决定，当前党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农民运动，搞农民武装斗争。”①要朱积垒以长乐为中心，“造成以农村包围县城的局面。”②朱积垒听了这些传达，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会后，朱积垒立即行动，按照海陆丰的斗争经验，布置各乡农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收集各种枪枝; 并派农会会员罗景悠持罗明的介绍信，随秦文前往广东饶平农协会联系，带回十多条长枪。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原广州农讲所总教官赵自选从广州来到长乐，向罗明和朱积垒介绍了广州起义经过及其经验教训③。罗明和赵自选刚走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国民党第十一军开往漳州，路经九峰时，与当地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向各乡加派挑夫名额。那天正逢赶圩，县府派出差役到长乐强征挑夫，把农民陈连成、陈亚和等六人抓走。这件事激怒了群众。朱积垒认为这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好机会，随即召集农协会干部商讨决定，开展一次群众性的请愿斗争。

同年一月底，长乐农协会联合邻近各乡农民，在下坪庵边坪集中，组织了一支六百多人的请愿队伍，手持彩纸三角旗，从西门入城，直拥县署。县长方日中吓得躲了起来，派科长徐英出面周旋。朱积垒向徐英严正提出，要立即释放被捕的无辜农民。徐英推说县长不在，不敢作主。陈彩芹带领群众高呼“立即释放被抓农友”等口号。朱赞相冲上前去，揪住徐英的胸襟，大声喝道： “不答应放人你就休想活。”在徐英示意下，伪警举枪对准朱积垒、朱赞相等人，进行威胁。

朱积垒转向群众，揭露方日中的阴谋。群众十分愤怒，高呼“不放人，决不回去! ” “打倒贪官污吏! ” “取消苛捐杂税! ”这时，朱思、杨文元等人领着县城的学生、店员、工人呼着口号也拥上来，把徐英和伪警团团围住。徐英见势不妙，只好叫狱警开监放人。县府被迫答应发出“三七”减租的布告。

这次请愿斗争的胜利，成了平和暴动前的一次成功的演习。它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提高了党和农会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各乡工农自卫军迅速组织起来。

请愿后，朱积垒召开县委会，决定从各乡抽调三十多名青壮年，成立平和县常驻工农自卫军独立分队，集中住在长乐下坪百溪头村祠堂，任务是保卫县农会，站岗放哨，看守反动分子，集中进行军事训练。朱积垒亲自给自卫军讲政治课，上军事操。

农历正月十三日(公历二月四日)是“王公入庵”庙会日，又是“十三坪”大圩日。这一天，方圆百余里的群众，包括远在广东大埔、饶平的群众，都来赶圩赴会，异常热闹。朱积垒和陈彩芹等研究，决定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进行武装示威游行和集会宣传。他们一方面张贴标语，散发《告全县农民和民众书》、《告饶、和、埔三县人民书》; 一方面分头向群众作演讲。演讲时，他们联系本乡本土的实际，揭露军阀、贪官、地主、豪绅剥削农民的丑行，揭露“张毅 (北洋军阀) 换张贞(新军阀) ，捐税加二升; 刣头(杀头)换打铳(枪毙) ，楝卡(拐杖) 多过兵”给群众带来的苦难; 强调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把“五减”转变为“五抗”斗争的行动口号。朱积垒等人的演说，道出了农民久积于心里的话，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接着农会没收了地霸罗家麟、罗各香、朱廷秋的财产，分给农民①。这样一来，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霸的威风。农会的威望更加提高，农会的组织日益扩大;同时使平和县的农民运动，和广东的大埔、饶平，以及闽西永定等地的农民运动，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身先士卒勇破县城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平和县农协会开会决定，利用农历正月二十日 (公历二月十一日) 的“天穿日”这一传统节日，县城将特别热闹的时机，在九峰中学召开第一区所属各乡 (九峰镇、长乐乡、秀峰乡、崎岭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以扩大影响。

反动县长方日中得悉农民要进城开会的消息后，于二月九日召集地主豪绅朱绍三、朱少旭、曾希东、曾鸡公等人密谋，准备一面利用“天穿日”把朱、曾、杨三大姓绅士、房长和民团头目纠集于县城，大宰牲畜，终日会餐，来麻痹农会; 一面暗中调遣小溪警卫队和保安队共二百多人，由曾鸡公指挥，四处埋伏，企图镇压赴会群众。二月十一日，第一区各乡农会几百人，按计划分三路进城。途中，朱积垒、朱思等得知城里官绅们的罪恶阴谋，立即改变主意，绕道撤回秀峰。但撤退途中遭到了保安队的袭击，十多人被捕。此外，前一天进城买东西或走亲戚的长乐农民，也被抓走了十个。同时，县府还发出布告，悬赏捉拿农会负责人朱积垒等。

这时，朱积垒深深感到，一场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斗争，已势在必行，即于二月十二日在秀峰召开县委会和县农代会。各乡到会代表四十多人，经讨论决议： “(一) 全体武装与豪绅对抗; (二)组织 (福建) 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公推朱积垒为团长; (三)农会改换红色旗，废青天白日旗; (四)与饶平、大埔联络，其以实力相助。”①会议提出了“打倒国民党”、“暴动夺取政权”等口号，公开印发有马克思、列宁像的小册子，宣传马列主义，并决定加紧进行军事训练。

会后，各乡党代表和农会代表，分头传达会议精神。朱积垒回到长乐，和陈彩芹、罗育才、朱赞相一起，在下坪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农民参加工农自卫军。不久，自动报名参加的有五百多人，编成五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小队。还把四十六岁至五十岁的农民，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

二月二十四日，朱积垒又召开县委和支部的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武装暴动问题。朱积垒针对有些人存在担心暴动条件不足，是否会犯盲动错误等思想顾虑，指出： “反动派正要杀害我被捕农友，我们不去抢救，势必脱离群众。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 “我们不动，反动武装亦必向我们进攻”①。接着大家还分析了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一致认为有利条件很多：“(一)农民自二十日 (即公历二月十一日)后反抗情绪很高，多数要求武装暴动; (二)农民生活很苦，受广东革命的影响，对土地已有迫切的需要;(三)各乡农友对农会很有认识……会友与非会友对农会表现都很好; (四)豪绅甚恐慌，虽在县城组织有保安队百五六十名，及尚有警备队二三十名，但各乡保安队均不能进行; (五)在我方声势甚大，饶平大埔方面又有实力可以帮助。”不利条件也有，主要是：准备不足，枪枝缺乏，训练不够，经验缺少。大家反复权衡利弊，最后议决： “率领群众，实行暴动”②。

会上决定：党内设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罗育才任副总指挥。“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除按照赤卫队组织法外，每百人增设党代表一人，参谋长一人，以加强组织领导和指挥; 组织特务连、侦察队、交通队、宣传队等。对筹集武器问题计划采取三条措施：一是将庙会演戏余下的一千元公款和会员自筹的钱，派人到广东购买; 二是到广东聘请修枪师傅和铁匠，加紧打造单响枪、鸟枪、土炮; 三是动员会员献出大刀、长矛、铁叉、火枪等各种武器。

会议还决定，“以平和农会发宣言，号召农民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土地，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③并作出了分兵三路，以西路为主攻的攻城方案。这个方案报送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后，得到了批准。会后，朱积垒再次派罗景悠等人到饶平茂芝前农协会，请来了一支二十余人的步枪队，并派朱锦裕等人进城侦察敌情。张鼎丞也从永定派了三名干部和二十多名“铁血团”团员，赶来支援。

正当暴动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的时候，县委得到了两个情报：一是省委派来帮助组织武装暴动的两位同志，夜宿客店时被敌人抓进县城; 二是敌人严刑拷打被捕农友，他们宁死不屈，敌人准备下毒手。

情况紧急，不能拖延。朱积垒立即召开暴动委员会议，决定于三月八日举行暴动，并对攻城方案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部署。除了按原先攻城方案外，还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策略，由朱思、朱赞相带领崎岭和洋半天工农自卫军，加上大埔前来支援的二十多名自卫军，提前一天在县城东北的崎岭乡打土豪，吸引县城反动民团分兵出城，然后插向城东南，配合西路主攻队伍截击敌人。杨文元带领小分队夜里化装进城作内应，并作好破监救人的准备。朱积垒亲自指挥西路主攻队伍——长乐工农自卫军一、二大队和九峰上坪自卫军中队，以及饶平步枪队; 副总指挥罗育才带领长乐工农自卫军第三、四、五大队和永定“铁血团”，从北路配合。会上，朱积垒强调，各级领导人、党员和农会干部，要在暴动中经受党的考验，起带头模范作用。

三月七日，长乐乡工农自卫军五个大队和邻乡的农军二千余人，集中在下坪洋上墩开誓师大会。朱积垒在会上进行动员，指出现在反动派拿起屠刀，要杀害我们被捕的农友和省委派来的同志，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打到县城去，救出受难兄弟!

天刚黑，队伍分头出发。西路军由朱积垒、陈彩芹率领。队伍摸黑盘过几座大山，快到九峰上坪村时，突然下雨，天气骤冷。朱积垒赶紧传令，要大家注意保护好火药枪、土炮、鞭炮。队伍到了九峰上坪村，与整装待发的上坪自卫军中队汇合，再继续前进。经过了艰难的雨夜行军，按时到达城郊的埋伏地点。

北路军，长乐、秀峰的几大队人马，在罗育才带领下，翻过鸟梨凹，也按时到达紧挨城北的山垄。

天开始麻麻亮时，暴动总指挥朱积垒发出了总攻击信号，紧接着司号员陈宝洲吹响了冲锋号。顿时，洋号声、海螺声、枪声、土大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撼着闽粤边区的山城——九峰镇。敌曾鸡公指挥的保安队和警备队突然遭受农军进攻，吓得一时不知所措。朱积垒率领队伍冲到城墙下，立即命令架梯攻城。突击队的一个战士和上坪自卫军中队的一个队员，先后牺牲了。这时朱积垒摔上去一颗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幕，奋不顾身带领几名农军战士，沿着木梯攀上墙去，开了城门。大队人马，象决堤的洪流，一拥进入县城。北路军同西路军汇合后，直向县衙门冲去。前一天化装进城的杨文元等人，带着破监工具，随队伍向县府奔去。

陈彩芹、罗育才、杨文元、叶建章等带领部分农军冲向监狱，砸开牢门，救出了罗谷流、罗坤生等难友二十多人和省委派来的两位同志，放出“犯人”七十多人。

当农军攻进县城以后，反动县长方日中在一些保安队员保护下往南门逃窜。朱积垒率部追击，手部和脚部都负了伤。

天亮后，逃到溪南塔仔山的敌人，发现农军装备低劣，便联络附近大乡的反动民团，进行反扑。朱积垒、罗育才等认为主要目的已达到，便决定撤回长乐。

平和暴动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称这次暴动“是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的一支”。它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工农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才可得到真正的解放。”①临时省委还致信平和县委，表扬他们“能为工农群众的利益”，英勇斗争; 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赞“朱同志做事努力、勇敢”②。这次平和暴动和龙岩的后田暴动、永定暴动有着同样的意义，它揭开了福建农民运动的新篇章，标志着八闽革命斗争走上了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腥风血雨浩气长存

暴动后，平和“反动派一夕数惊，恐慌异常”③，反动县长方日中不敢回去服职。于是新军阀张贞派了一营军队到平和，与当地保安队配合，对平和农军进行疯狂反扑和血腥镇压。反动军队在大地主朱赞章父子带领下，抢光朱积垒家的财产，烧掉了他家的房子。朱积垒的家人被迫逃亡在外 (后父母均死在他乡) 。接着，反动军队陈炽太营和保安队反复对农运据点长乐乡，进行残酷的抢、烧、杀。农协会骨干罗谷流、罗坤生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朱积垒住在长乐下坪村，边养伤边和陈彩芹、朱思等领导成员一起，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攻破县城，抢救难友”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暴动的策略和战术也是对的，“意义与影响是非常伟大的”①。但暴动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因时间仓促，缺乏经验，农军训练不够，纪律观念不强;城市和士兵工作薄弱;攻进县城后的组织、防卫等工作不好等。

敌军陈炽太营和保安队“围剿”长乐乡时，朱积垒乃转移到陈彩芹的家乡大窠村。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张贞派了一个团，加上保安队，进攻大窠、小磜，朱积垒和陈彩芹、罗育才、朱思等，率领农军和乡亲们转移到金岽山上的山顶坪，利用山顶坪险要地形，四处袭击反动军队，使他们不敢住下，仓惶逃出山去。朱积垒等又带领农军、乡亲们返回到被洗劫一空的大窠村，同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继续战斗。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朱积垒召开县委会，提出新的斗争方案，决定以长乐乡这个有利的“割据局面”，采用“敌来我去，敌去我回”，“分成小队，多方袭击”的战术，开展游击战争; “将农协取消，建立乡苏维埃”; 把“五抗”运动，发展为“宣布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为此，决定除继续保持不脱产的“工农自卫军”外，“按照红军编制法 (三三制) ，成立红军二营，施以军事政治训练”，并派人到县城及小溪去作工人运动和兵士运动。朱积垒还注意到，在当前残酷斗争的环境下，“应特别注意” “党的组织工作”，“尽量介绍斗争中积极分子入党。已塌台的地方，亦须派人去恢复。”②从而加强党的领导，形成核心力量，以适应和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八月，朱积垒等在小磜、上洋培养和吸收了罗则生、罗金兆等农民骨干十三人入党，然后又通过他们到各山村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力量①。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朱积垒本想设法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取得联系，但因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未能实现。

朱积垒负伤后，体质虚弱，但仍坚持工作。他抱病和朱建章、曾庆丙爬山越岭到象湖山等大山区去贯彻县委新的工作方针; 接着他们又转到大埔县去进行工作，在路经岩上乡苦竹凹时，被密探发现，不幸被捕。

次日，伪联防队队长张悟真对朱积垒严刑拷打，用竹夹夹他的手指、脚趾，迫他供认党的活动情况，朱积垒始终不吐一字; 敌人竟用竹篾紧圈他的手脚，再用树尖打进去。他痛得几次昏倒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把他泼醒，然后再用辣椒水灌鼻孔，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但是朱积垒却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宁死不屈，最后只承认自己叫“张国云”。敌人一无所获，就将朱积垒三人押送到大埔县府，投入监狱②。朱积垒在狱中，又遭受了严刑拷打，仍然不吐一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③。

伤痕累累的朱积垒，在狱中仍不忘党的工作。同牢房有十多个大埔共产党“嫌疑犯”，他了解和鼓励他们，帮他们出主意，写申诉状。由于状子理由充分，使得县府无法加罪，有几个难友因此而交保释放。朱积垒曾写了一封家信，托出狱难友设法转给家人。信中说：“我该做的事都已做了，希望你们继续做下去。”①

大埔县伪县长梁若谷原是朱积垒的同学，得知狱中有个很会写状子的人，就急调申诉书来看，只见那有力而工整的笔体，很觉眼熟，怀疑是否是朱积垒?梁若谷传令将犯人调来一看，果然是他。

梁若谷原想以同窗关系，向朱积垒劝降。但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便恼羞成怒，立即通知平和县府，带赏银来领人。

平和县反动派得悉抓到了朱积垒，急派大土豪曾沈卿、朱养才押送赏银前往认领。

曾沈卿、朱养才见了朱积垒说： “上司有令，只要先生申明，今后不再参加共产党活动，并带领队伍下山归顺，不但可以免受重刑，还可以重用。”

朱积垒说： “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共产党人好比韭菜，是越割越长的。”

反动派无计可施，决定杀害朱积垒。他们又怕押回平和，路上遇劫，遂决定就地枪杀。临刑时，反动派勒命他跪下，朱积垒视死如归，巍然挺立。他高喊着： “共产党万岁! ” “共产主义胜利万岁! ”的口号，英勇就义。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访问过罗明、陈子彬、罗壮丹等同志。

注释

①1981年3月21日罗明的回忆,记录稿存福建龙溪地区党史研究分会。

①参见朱积垒: 《告盲目反“共产主义”的人们》,《少年先锋》第12期,1926年12月出版。

①见朱积垒在农讲所学习笔记,原件存福建省档案馆。

①指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

①见《崎岭农协会宣言》,原件存福建龙溪地委党史办公室。

①见罗明1956年写的《闽南党的产生和大革命时期的斗争》,罗明1977年1月《在龙岩地区革命史料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罗明1981年3月21日的回忆,这些材料均存福建龙溪地区党史研究分会。

②③见1981年3月21日罗明的回忆。

①参见罗壮丹: 《长乐暴动前后》 (1981年) ,存福建省党史研究会。

①见1928年2月24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给省委的报告》和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原件存福建省档案馆。

①②见1928年2月24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③见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①见1928年3月15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关于平和暴动宣传大纲》,原件存福建省档案馆。

②见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③见1928年3月20日《中共平和临委给省委的报告》。

①见1928年3月15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关于平和暴动宣传大纲》。

②见1928年7月26日《中共平和县委关于秋暴工作方针的决定》。

①见1981年1月21日罗金兆的回忆,原件存福建龙溪地区党史研究分会。

②见当年抓朱积垒的凶手汪家诏、张木生交待材料,原件存大埔县岩上公社。

③见温仰春1974年5月17日《谈平和暴动基本情况》,存平和县档案馆。

①见1981年1月17日朱积垒的女儿朱玉英的回忆材料,存福建龙溪地区党史研究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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