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体学人物传,张体学生平事迹,张体学评价

Posted 2022-05-07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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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张体学人物传,张体学生平事迹,张体学评价

张体学

少年参军

张体学，原名体照，1915年11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新县八里畈柳林湾一户穷苦人家。父亲张和会，以炸油条、烤烧饼为业，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尽管生活艰难，父亲省吃俭用，还是送张体学进私塾读书。一年半后，终因无力支付学费，被迫辍学。此后，他提着竹篮装着油条、烧饼沿街叫卖，并跟父亲学会了这行手艺。13岁那年，父亲因病卧床时，他就艰难地担起一家生活的重担。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一副坚忍不拔的性格。当地一些地痞无赖，经常到他父亲的熟食摊上吃油条、烧饼，不但分文不给，有时还要打骂行凶，更引起他对压迫剥削的气愤。正如他后来回顾这段生活时所说： “这时，我有了不自觉的阶级仇恨心。”①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新县纷纷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惩办地主、豪绅的斗争，他开始懂得一些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1931年2月，曾中生、徐向前等指挥的红军攻克新县县城新集镇，于3月底成立新集市苏维埃政府。接着，中共新集市委、市工会、贫农团、儿童团陆续建立。八里畈在新集市苏维埃辖区内，张体学参加了儿童团，任分队长，组织儿童站岗、放哨和送信，积极为红军服务。1932年春，经儿童团中队长李建刚介绍，张体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参加红军，被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营，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生涯。

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一部在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转回皖西北，与中共皖西北道委及红八十二师会合，决定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一次，二十八军从皖西向豫南山区一带转移，徐海东将军部的部分公款 (银元)用3尺多长5寸多宽的米袋装满两袋，交给张体学背，并嘱咐他说：这是军部的公款，不能丢失，人在银元在，一定要保管好。他圆睁双眼望着首长，连连点头，接受了这一任务。一天，在随军行进途中，军部机关被敌人包围，形势十分危急。他一面护着两袋银元，一面提着驳壳枪，边打边转移，并掩护一位负伤的战士撤走。可是，当他走出丛林时，部队已不知去向。一连几天，他独自一人，背着钱袋，沿着山沟坡道，从这个山头爬到那个山头，口渴了，到石缝沟里捧些泉水解渴;肚子饿了，到树上摘些野果充饥，心里只想着“人在银元在”，一定要把这笔钱完整地交给首长。直到第四天的黄昏，他望见对面的山腰上，有一队队人影在行进。当看清是自己的部队以后，他连声呼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他见到前来接他的同志时，才知道军首长派出人员正在四处找他。徐海东来看望他，见他又黑又瘦，心疼地摸着他的头说： “傻小子，背那么多银元，为什么不拿出两块找老乡换些吃的东西?”张体学却坚定地回答：“报告首长，这是部队的公款，革命的经费……个人咋能随便用!”大家听了，无不称赞他是一个思想纯洁的好战士!

延安受命

1934年4月，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合，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张体学由于工作积极，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勤务员、班长、排长被提拔为军部交通队队长。交通队下辖一、二、三排，共100余人。交通队在他的领导下，不仅随军部往返活动于鄂东北、皖西北地区，完成各项任务; 还积极参加许多战斗。11月，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补充，由程子华任军长，自罗山何家冲开始西征，12月10日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军指挥所突然遭到敌军疯狂射击，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均负重伤。张体学见情况十分严重，立即指挥交通队参加战斗，以二排、三排堵、击偷袭的敌人，以一排掩护首长，消灭了敌人的尖兵排，夺回了阵地，为指挥所解了围。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①。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会同陕甘红军发展西北苏区。张体学随军作战。部队于7月31日攻占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8月3日攻占甘肃两当县城，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11日北渡渭河占领秦安县城继续北上。21日，红军在泾川四坡村渡汭河时，后卫部队遭到国民党军三十五师一○四旅二○八团1000余人的突袭，形势极为不利。战斗一打响，张体学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随吴焕先政委从河边冲到塬上，直插敌阵。红军抢占塬上制高点后，二二三团三营在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从侧翼向国民党军进行反击，直打得敌军纷纷溃散。吴焕先政委不幸中弹牺牲，更激起了战士们的仇恨，与敌人拚刺刀，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歼灭。战后，张体学被调到二二五团任第二营政委。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胜利结束长征，在延川县永坪镇与由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两军会合。9月18日，两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依次编为红七十五、红七十八、红八十一师，张体学被任命为红七十五师特派员兼交通队长。随后，他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斗。

1936年5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立，组织上安排张体学到红军大学学习。当时，红大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学员要自己动手挖窑洞、建宿舍;睡的是冷炕，吃的是小米、土豆，穿的是土布灰军装。学习没有笔，张体学和大家一起削些竹签、木棍代替; 没有纸，就在空地上画写练习;没有课本，就把老师的讲稿借来抄，或记住讲稿中的一些重要章节。就这样，他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37年“七七” 事变前夕，他在“抗大”临近毕业时，与同班同学程启文被抽调随郑位三、肖望东到鄂豫皖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延安住处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接见了他们，亲自交代任务：到鄂豫皖苏区去向红二十八军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说，高敬亭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很不容易。现在是要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日，要把在延安学习到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建设知识，传授给他们。

几天以后，张体学、程启文随郑位三、肖望东乘卡车离开延安，于8月15日到达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18日乘火车前往南京，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叶剑英参谋长的亲切接见。他们辗转到达安徽六安时，得悉红二十八军已于三天前在岳西境内同国民党军队达成停战协定，部队正在向湖北黄安县七里坪集结。他们一行经正阳关、三河尖、固始到达潢川，郑位三、肖望东派张体学和程启文先去七里坪找高敬亭接头。他和程启文化装成学生模样，于9月初来到七里坪二十八军驻地，见到了分别三年之久的战友。一营营长杨光志、政委曹玉福马上报告军部。第二天，按照高敬亭的指示，张体学带着一个手枪分队，接来了郑位三。几天后，由程启文接来了肖望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八军一面休整，一面学习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继续和国民党谈判。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军政治部，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为中央代表。张体学调任高敬亭的参谋。1938年3月初，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由高敬亭率领东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设有留守处，组建了警卫排，罗厚福任排长，张体学任留守处政治指导员。留守处负责四支队的后方工作。

建军抗敌

1938年5月，张体学奉调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常委、军事部部长，发展抗日武装斗争。为了执行黄冈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和省委常委方毅关于发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张体学不顾身患疟疾，和大家一起爬山涉水，四处奔走，组织群众，筹建武装。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于10月在黄冈县贾庙孙家冲张家山正式成立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由张体学任队长，刘西尧任政委，活动于淋山河到新洲公路沿线的贾庙下三区、上巴河、回龙山、浠水河家寨等地。挺进队每到一地，即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受到各界民众的欢迎，有的捐款献枪，有的报名参军。五天时间，挺进队由30余人，一二十枝枪，增加到120多人，七八十枝枪。不到十天，又发展到200余人。在张体学和刘西尧的指挥下，鄂东人民的抗日烽火，便在黄冈地区迅速地燃烧起来。

为了支援中共浠水县委书记张明组建挺进第四中队，张体学和刘西尧还送去五枝枪和两箱子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支队伍也发展到140余人，100多枝枪。后来，又在滚子河一带组建了挺进第二中队，在黄冈回龙山一带组织各方面抗日力量成立了另一个中队。到1939年1月，鄂东抗日挺进队已有四个中队，730余人。对于这支新崛起的抗日武装，当时的《全民抗战》报曾作了如下的报道： “一支抗日的铁流，活跃在大崎山下，扬子江头。它便是我们这里的中国共产党和爱国老百姓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这一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行列，就叫做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 “他们作战积极，纪律严明”;“他们善于游击奇袭，打埋伏”;“他们热爱着这里的一切，而这里的一切也同样热爱着他们。”①

张体学在率领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要注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扰乱进行斗争。在黄州沦陷的次日(10月24日) ，原驻贾庙的顽军保八团第三营，听到共产党在张家山拉起了抗日队伍，立即跟踪而至，妄图抢夺枪支破坏抗日活动。张体学得知消息，指挥挺进队占领附近一个山头，严阵以待。保八团派来一个排，排长看见挺进队阵势，不敢妄动，借口丢失了一部电台，是奉命来搜查的。张体学厉声痛斥，你们既丢失了电台，为什么不到日本兵那里去搜查?现在大敌当前，你们不去打日本，却到这里来寻事，我奉劝你们不要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迫使这个排长灰溜溜地走了。

为了使抗日游击挺进队取得合法地位，中共鄂豫皖区委于这年12月主动与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谈判，将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张体学任大队长，丁宇宸任副大队长，文祥任政治部主任，郭立任供给处处长。部队改编后，首先要突破国民党“画地为牢”，妄图捆住游击队手脚，以达到最后吃掉游击队的阴谋。张体学根据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提出游击队受编不受调，一定要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和发展人民武装。为加强鄂东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根据上级指示，五大队还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方毅任书记，刘西尧任副书记，张体学与陈景文、段亚杰等为委员，以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按照国共双方协议，应由国民党程汝怀管辖的鄂东行署负责供给五大队武器和军需粮饷。为此，张体学曾派人同程汝怀交涉，但毫无结果。1939年春节前两天，他突然接到程汝怀的通知，说是要到五大队驻地——芦柴坳来点验官兵名册。为了向国民党这位司令展示人民的抗日力量，他部署每个战士至少要发动两个老百姓一起列队欢迎，人越多越好。程汝怀来到点验官兵的广场，面对全场官兵，装模作样地发表讲话，说什么五大队的官兵要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要听我鄂东总指挥的调遣，不要随便乱动等。张体学打断他的话，领头振臂高呼“拥护团结抗战”、“服从抗日命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投降派”等口号。当程汝怀接着讲什么军人要服从命令，要奉公守法时，他再次高呼“反对向老百姓勒索派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共同抗日”的口号。此时，台下群情振奋，把程汝怀的话，淹没在震天撼地的声浪之中，弄得这位司令语无伦次，只好草草结束点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到1939年上半年，五大队已发展到11个中队，加上大队部机关和医院、宣传队、通讯排等，全大队指战员已达1300余人，步枪1000余枝，轻重机枪20余挺，八二迫击炮2门，防地从浠水河家寨、黄冈回龙山、鹅公包、龙王山、芦泗坳、麻城夏家山、徐古，到黄安与麻城的交界处，绵延上百公里。这时，根据上级指示，他们将大队部由芦泗坳迁往夏家山。但由于夏家山侧面是土顽保八团和曹汝庭游击队，后面是桂军第一七二师，前方是日伪大小据点和水陆交通线网，大队部迁到这里，实际上是处于敌伪顽的夹缝之中。在这里从事抗日斗争，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日顽夹击中奋斗

1939年上半年，日军先后动用集结在汉麻和柳界两条公路沿线的数千兵力，分三路“扫荡”大崎山区。其中一路，由汉奸李旭东引路，进攻五大队防区。张体学和丁宇宸指挥部队在糍粑脑、沙河、蔡家河一带抗击敌人。他们充分发挥军民团结战斗、人熟地熟的优势，牵着日伪军的鼻子从这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来回转，等敌人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和丁宇宸立即派出一支队伍，插入新洲柳子港，袭击日军的据点。日军腹背受困，慌忙撤退。这次战斗，击毙日军十余人，镇压了给日军带路的汉奸李旭东，逮捕了新洲县维持会会长梅书山。随后，张体学又指挥部队拔除了宋家墙、方高坪两个日军据点，火烧巴铺大桥，攻打宋埠和中馆驿，潜入公路附近伏击来往日军。连战连捷的消息，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纷纷送粮送肉，慰问部队。一些伪军、汉奸也慑于游击队的声威，暗地托人说情，找人做保，表示愿意立功赎罪。这些，都为五大队在敌后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想方设法要搞掉张体学这支游击队。1939年6月，当张体学和汪进先率领通讯排和手枪队，从徐古回蔡家垅驻地，路过夫子河时，程汝怀指使县自卫队的黄汝庭部肆意拦阻，百般刁难，不准通行，并企图下手夺枪。张体学警告黄汝庭，如果你们不识时务，胆敢破坏民族抗战，伤害我五大队一兵一卒，我们将坚决以武力回击。他还指着怒目以待的随行战士对黄汝庭说，你是准备打，还是准备让?迫使黄汝庭撤走部队。此后，第五战区桂军曾几次以集团军的名义，通知张体学到军部所在地立煌县去“受训”、“学习”或“开会”，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未去，使他们诱捕阴谋没能得逞。

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张体学和刘西尧在驻地夏家山召开盛大的庆祝会，向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进行反摩擦的教育。开会那天，他们特地请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保八团团长王啸风到会讲话，让这家伙大讲顽固派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主张，然后由刘西尧针锋相对，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让群众有鉴别、有比较，提高觉悟。晚上，又举行火炬游行和文艺晚会，由宣传队演出许多打日伪、斗顽军的精彩节目，大灭了王啸风这伙顽固分子的威风。

1939年9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围剿”五大队的夏家山事件。8月中旬，五战区桂系顽军和程汝怀以全线出击新洲县等地日军为名，调集十倍于五大队的兵力，向芦泗坳、夏家山等地逼近，对五大队实行重重包围。25日，他们一面“命令”五大队开往宋埠、岐亭公路一线，出击汉麻公路上的三店、柳子港、三屋湾等日军据点，一面调桂军一七二师程树芬部两个团伸到夏家山的东北和西北一线，扬言要来夏家山接防，想迫使五大队退出夏家山根据地。

针对这种情况，张体学和刘西尧研究，决定于8月30日全部撤出包围圈。张体学还按照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的来电，为维持当地的统战局面，带少量精悍警卫部队和部分后勤人员留驻芦泗坳，与程汝怀等保持联系。驻夏家山的汪进先大队副与吴林焕领导的三个中队于30日晚从夫子河突围。刘西尧和丁宇宸大队副领导的大队部机关和主力于31日从夏家山突围。31日晚，程汝怀多次来电话，指名找张体学询问部队情况。张体学总是回答，夏家山的部队已陆续在芦泗坳集结，准备明天全部开往宋岐公路。程汝怀信以为真，准备第二天向芦泗坳发动进攻，并且狂妄地叫嚣： “这回张体学跑不了啦! ”①

9月1日凌晨，保八团1000多名顽军倾巢而出，集中全部火力猛攻芦泗坳游击队。早有准备的张体学，命令警卫队、手枪队迅速换上保八团的服装，机警地向对面山上运动，翻山越岭，穿过保八团层层封锁，一口气插到尹家山附近。不料在这里与桂军发生激烈战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他带着余部在两支顽军中穿插，直到天黑以后才由中共地方组织派人引路，绕过顽军的封锁线到达麻(城)西陈家大湾，休息一夜，然后向黄(冈)南王坊转移。这次突围中，张体学的爱人、医务主任戴醒群在夏家山被敌人抓去，很多战士坚决要求前去营救，他含着眼泪制止了同志们的请求。他不能使队伍遭到更大的损失，忍痛牺牲亲人，说服战士，迅速离开这危险境地，保存力量，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转战鄂皖边

1939年11月后，鄂东的五、六大队整编为第一团队，由罗厚福任团长，张体学任副团长，方正平任政委。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少奇指示李先念挺进纵队与四、五支队作战略配合，调一部分武装过路东向大别山发展，建立路东根据地，扩大部队，坚持打击程汝怀及其他向游击队进攻的部队①。

李先念根据这一指示，立即组成以张体学为政委、吴林焕为团长的独立团首先东进。张体学与吴林焕率部在黄冈等地与顽军激战数次，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推动了当地群众工作的开展。后来，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和纵队司令部指示对部队进行整编。他以带去的二营和黄冈地方武装为主力，再从陂安南特务大队抽出部分人员，组成新的独立团，由易元鳌任团长，熊桐柏任副团长，他任政委。全团下辖两个营，每营两个连，加上一个警卫连，共五个连①，总计660人。8月8日，张体学等指挥部队从王家坊出发，东进鄂皖边。部队经回龙山、蒋家山，渡过浠水。为了打击蕲春县的顽军自卫队，一天深夜12点，他和易元鳌命令部队在彭思桥东北侧的夹河，兵分两路：他带一营直插张家志屋后的凉亭，主攻第二区署;二营由易元鳌指挥直上杜家堰，包围驻张家新屋的六中队。战斗在凌晨2点钟打响。张体学带领指战员将区常备队全部冲散，敌人纷纷举手投降。前后不到三个小时，他和易元鳌即消灭了国民党蕲春县自卫队的两个排，缴步枪60余枝，机枪4挺，活捉蕲春县县长汤家骏的侄儿、第二区区长汤宗武，并于当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汤宗武罪行，就地处决。事后，蕲春县县长汤家骏也被程汝怀撤了职。

1941年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张体学被任命为第五师十四旅政治委员，罗厚福任旅长。他和罗厚福指挥十四旅，把抗日工作伸到日军据点，闹得日伪昼夜不安。对此，日军决定采取报复行动。从1941年5月至11月，日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陂安南根据地进行三次“蚕食”性的“扫荡”，都被张体学、罗厚福指挥的十四旅一一粉碎，使大悟山指挥阵地的东南屏障更加巩固。1942年1月20日，张体学又率十四旅四十一团和四十二团，随李先念师长率领的特务旅一团，歼灭浠水县顽军自卫队的三个中队;2月10日，又歼灭广济县顽军自卫队四个中队，以及程汝怀的保二旅主力第二团，更有力地配合了华东新四军的反顽斗争。

程汝怀气急败坏，任命王啸风为“进剿”司令，指挥所部保三旅、保八团东进，配合保二旅及桂顽八十四军在蕲黄广一带“进剿”，妄图一举消灭十四旅。

3月初，张体学率领四十一团和四十二团，趁桂、程顽军向鄂皖边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率先发起蕲春漕河战斗，歼灭了沈光武一个支队约900余人。至4月下旬，粉碎了桂、程顽军对鄂东地区所发动的进攻。

5月间，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师部决定，成立五地委和五军分区，由刘西尧任地委书记兼五军分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五军分区司令员，统一领导鄂皖边区的抗日反顽斗争。

这年，张体学与营职干部林少南结为革命伴侣。

1943年5月，四、五军分区合并为四军分区，张体学任司令员，刘西尧任政委。“四军分区辖黄冈以东、鄂皖边、鄂南等地区。在此期间，他英勇机智，打了不少的仗。不管是日本军、伪军，还是土顽、国民党嫡系，或者是广西军，他都敢碰、敢拚，给以有力的打击，保卫了鄂皖边区。”①

1945年，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于2月上旬又向南挺进。部队必须跨过长江天险。这是南进途中的最大障碍。李先念、陈少敏为了保证南下支队胜利渡江，决定派张体学率领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配合南下支队，挺进鄂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张体学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这个战斗任务。王首道回忆这段经历时，赞扬说：“张体学同志是新四军五师有名的开路先锋，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将领，对长江沿岸的情况又很熟悉，由他率部协同行动，无疑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①

随后，张体学率十四旅和南下支队主力各一部组成先遣支队先行渡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鄂赣边区委员会、军区和行政公署于4月底正式成立，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聂洪钧任行政公署主任，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通山、嘉鱼、蒲圻、崇阳、大冶、鄂城、阳新、咸宁等地的斗争。王震和王首道把巩固和发展鄂南革命阵地、配合南下支队作战的重大任务放在张体学的肩上。

5月中旬，张体学率部随王首道一举攻克了樊湖，随之向梁子湖地区推进。下旬又越过崇阳和通山之间的公路北上，进抵崇阳、蒲圻和咸宁一线。6月下旬，王震率主力部队从湘北的湘阴地区第二次返回鄂南，同在鄂南的部队会合。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王震和王首道率主力南进开辟新的战场。张体学则留在鄂南坚持斗争，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支援王震等所率主力迅速南进。随后，根据中共中央7月11日电示，中共湘鄂赣临时区委改为中共鄂南地委，湘鄂赣军区改为鄂南军分区，由张体学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继续坚持鄂南的抗日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南下支队决定北返，靠拢李先念部。为了迎接王震部北返，张体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特别是坚持游击战争，吸引和钳制顽军，不仅减轻了顽军对南下支队北返的压力，而且为主力北渡长江提供了条件，因此得到王震、王首道等支队领导的高度赞扬①。

拴住敌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张体学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整顿部队，并动员病残人员和家属离队隐蔽。他的已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林少南带头离队，隐蔽在武汉一个亲戚家，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生下他们的长子牢生。以后经周恩来、王震多方营救，林少南母子才获释出狱。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八个整编师又二个旅约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留下部分人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军。张体学主动请命，愿率独二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拴住敌人。26日，他率部到宣化店秘密接防。为了迷惑敌人，司令部门前仍挂着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子，门卫庄严挺立，队伍照样操练。看上去，一切依旧，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中原主力部队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后，张体学带着队伍，向大别山腹地挺进。为了调动一部分西追主力部队的敌军，他将部队摆成攻取黄陂，威逼武汉的态势，有时化整为零，有时集零为整，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敌人的包围，冲破敌人的堵截，摆脱敌人的尾追，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割电线，摸岗哨，捉零散敌军，寻找战机，袭击国民党的小股军队，摧毁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他们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把鄂东地区国民党的军政头目闹得六神不安。张体学开玩笑说： “我们就跟他来个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反正只要我们在，他们就休想安身。”①这样，三个独立团竟然牵制了敌军八个正规旅和十多个保安团，把很大一股国民党军拴在了大别山。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没有固定的后方，他们是在极为险恶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因此，自身损失也很大，到1946年冬天，张体学身边只剩下几十个战士了。部队来到黄梅宿松交界的戢家冲时，派人去南京梅园中共办事处向董必武汇报请示工作。不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将张体学和赵辛初召来南京，经周密安排，又将他们从上海送往北平，转赴延安。1947年春，李先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要他们返回大别山，重新开展游击战争。10月中下旬，鄂豫边区五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分别成立，张体学担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与圻黄广地委书记兼政委李友九、专员王克文一起，领导麻城、黄冈、罗田和浠水地区的解放战争以及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这年12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所率晋冀鲁豫主力部队陆续转出大别山，张体学仍继续留在大别山。1948年6月，他和李友九在滕家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两个连，毙俘敌军150余人，缴获步枪130余枝，轻重机枪9挺，打死了罗田县绥靖团副团长，活捉国民党县长、“国大”代表周维桥。年底，又取得了平湖战斗的胜利。这两次战斗的胜利，为罗田、黄冈一带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初，张体学被任命为鄂豫军区独立三师师长。3月下旬，他指挥三师在黄冈沙河图全歼国民党绥靖一团，摧毁了国民党在鄂东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随后，又率部深入国统区，消灭土顽，为刘邓大军渡江扫清障碍。

为湖北人民造福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张体学调任中共湖北省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司令员。为了领导好大冶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从1951年11月至次年3月，他在通山县山口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住了五个月，其间妻子分娩，也没回去看看。当时，乡镇都没有电话，他带着一部手摇无线电台与地委机关联系，指导工作。1952年3月，张体学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2月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为适应新的工作，他一面长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一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热心向专家请教。他先后分管财贸和水利工作，积极领导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曾在全省私营工业及公私合营工业会议上讲话指出： “改造的步子要稳，方法要好，领导要积极”。“根据湖北的现状，必须先维持，后改造，统一安排，归口负责。现在既不能挤垮，又必须改造，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方针，不准挤垮也是方针。”①他还提出，个体手工业不同于私营工商业，应按国计民生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需要的支持它发展，不需要的扶助它逐步转业;现在不急需，将来需要的，维持下去：现在需要，将来无发展前途的，先维持，以后视情况扶助转业②。他从关心人民的生活出发，明确指出，人民生活必须的熟食业、日用生活用品和照相、旅栈等服务行业以及其他许多不好归口的小行业和小商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在目前时期内，是不能完全用国营商业来取代的③。1953年，他开始把贯彻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狠抓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结合起来，使湖北的粮食生产一直发展较快。

1956年1月，张体学任湖北省省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在全面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时，经常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中心，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抓农业，并且把其它各有关行业的工作，纳入为农业服务，促进农业发展的轨道。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面建设湖北，他同时狠抓水利建设、交通建设和林业。

在水利建设方面，张体学牢记李先念在调中央工作前，关于“湖北多灾，要好好抓水利建设”的嘱咐，决心把湖北境内的水害改变成为水利。1954年，湖北遭受百年来未有的洪水灾害，他担任防汛指挥部指挥长，亲临防汛第一线指挥抢险救灾，并提出“全面防守，重点加强，水涨堤高，人在堤在”①的口号，和群众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险情不除，不肯下堤。

1958年，经省委讨论通过、中央批准的白莲河水库、漳河水库、丹江水库三大工程开工后，张体学更是战斗在工程的最前线。

白莲水库计划蓄水12亿立方米，兼有灌溉、发电、防洪、航运、养殖等多种效能，关系湖北一大片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这一工程刚开始，张体学就带着省水利厅蔡光耀、黄冈专署专员易鹏和技术人员，认真勘察了水库的坝址，并帮助组成了水库工程的领导班子，保证工程的及时开工。

漳河水库是湖北用土石建坝的最大水库，受益地区是湖北的粮食主要产地。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张体学同省水利厅厅长漆少川、荆州专署专员单一介，从江陵县城出发，经荆门县观音寺前往现场，检查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吉普车陷在淤泥坑里，他同大家一起推车，弄得满身泥浆。

丹江口工程是治理汉江的治本工程，按照低方案至少可以灌溉300万亩农田，可装机120万千瓦，对鄂豫两省的农业和鄂西北逐步建立工业基地都有很大作用。在湖北省委讨论这项工程的会议上，张体学主动请战，他说： “我准备以必要的精力和时间，参加这项工程的领导，以便在现场及时解决施工中的困难和问题，保证全部工程胜利建成。”②他担任了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长，于9月搬到工地办公。

丹江水库开工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一期围堰的施工方案如何定?他请来了工地的“各路诸侯”——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领导干部，一起共同研究，然后组织力量对提出的三个不同方案进行实验，再将不同方案的试验结果，以及决定采用的方案报告周恩来①。周恩来批示： “此已经先念、富春两同志先后同意，并经我和先念与各有关部门会商解决，故予同意并告张体学同志”②。围堰工程全面动工后，他吃住都在工地，不分日夜地和工程局的负责人、技术干部研究施工中的问题，检查施工情况。这年冬季的一个深夜，他视察工地，看到许多民工光着脚板浸在冰冷的水中挖土，马上返回宿舍，叫醒干部，领到工地，并率先脱去自己的鞋袜，挽起裤脚，站到水中和民工一起干，同来的干部也赶紧跟着下水。干了一阵之后，他把干部叫拢来，提了两个问题： “冷不冷?” “仓库里还有没有深筒胶鞋?”第二天清早，就将2000多双深筒胶鞋送到了民工手里。丹江水库工程建设先后用了八年时间，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困难，但在张体学的亲自指挥下，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终于胜利完工了。这项工程的建成，在拦洪、蓄水、灌溉、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鄂豫两省人民造了福。

王任重回顾湖北的水利建设时，曾充分肯定张体学的成绩。他说： “湖北修水利，先念同志在湖北时，先念同志抓。先念同志走了以后，主要是体学同志抓。他是最大的积极分子。还有夏世厚、漆少川等一些同志，他们对湖北的水利建设也是有功的。湖北省所有大的水库，所有大的河流，所有大的水利工程，他们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跑过，没有哪一个地方不亲自看过，有的地方跑过好多次。他们不用地图，哪里有什么情况都可以说上来。我们搞建设就要这样一个干劲，这是实干精神。”①

张体学还十分关心湖北的公路、铁路交通事业的建设。1957年7月，他带着省直机关几十名负责干部，从巴东经建始到恩施，再从来凤启程，步行到鹤峰、五峰，接着，又从五峰的渔洋关下清江，坐木船到宜都。在这长途跋涉的途中，他翻过山势险峻的阎王鼻子，攀越过海拔1700多米高的北风垭、千丈岩、老虎口等地，每天吃的是包谷饭，睡的是地铺，一天走几十里山路，脚板磨起了泡，用热水烫烫，第二天照样走，行程300余公里。他就这样进行最广泛的徒步社会调查，掌握了鄂西山区的地理民情，为着手建设鄂西山区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

张体学回到武汉后，立即向省委汇报。省委研究决定修建宜昌、五峰、鹤峰、来凤公路，由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组成领导班子，一个开山劈岭，炸石填沟，在悬岩峭壁上修筑公路的宏伟工程就这样开始了。

1960年，在修建汉丹铁路工程时，张体学同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修建铁路需要大笔资金和成千上万的人力，他在省里多方筹集资金，并主动担任修建汉丹铁路的指挥长，决心发扬战争年代的战斗作风，带领干部，团结专家和技术人员，依靠群众，共同艰苦奋斗。他坚持住在工地指挥部，每天晚上都要找各段负责人了解进度、谈经验、提问题，研究下一步的措施，保证了这条铁路工程顺利进行。

为了加紧湖北公路桥梁的配套建设。1965年8月，张体学带领省公路局局长谭振彪、总工程师徐阳光等人，从大洪山出发，到应山、大悟、红安一带考察公路和桥梁的情况。在麻城，他召开了黄冈专署和所属十个县的领导人会议，专门研究修桥的事。他根据各县有急待修建的木桥、危桥40多座、总长达4000多米的情况，指出所报的修桥计划他都批准，但有个牌价，给2000元要修一座桥。他说，现在国家穷，修桥是为自己办事，为子孙造福，大家都要出把力，要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坚持依靠群众，依靠各级政府，自力更生，勤俭修路，实行民办公助，加快公路桥梁的建设①。各地修桥工程依次动工后，他多次到各施工地区视察，及时帮助解决了建桥所需的1000立方米木材，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仅一年多的时间，黄冈地区建成大、中型公路桥88座，总长度达1万米。随后，张体学向全省推广了黄冈地区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桥梁修建工作的进展。到1973年，他因病离开工作时，全省修建公路桥的总长度已达11万多米，比原有桥梁的总长度增加了13倍。

1962年下半年，张体学患肝炎，省委决定他休息治病。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要求让他在休息期间抓湖北的植树造林。1963年春节，在他的领导下，省委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并请正在湖北视察的董必武到会讲话，鼓励大家一定要办好林业。1964年夏，为了学习广东的造林经验，他把正在武汉召开的省林业工作会议移到广州，带领与会的同志到湛江农场看成林的大叶桉，看电白县海滩的防浪林，看新会县圭峰成片的水杉。他说： “广东的经验说明，哪个地方水利搞得好，林业搞得好，哪个地方农业生产就很稳定。”他要求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发展林业的重要性，下决心去抓好林业①。回到湖北以后，他要求各地、县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把树木的品种与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结合起来，不同地区栽不同的树种，对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观赏林，都要统筹安排，并建立各级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他还要求各地坚决执行自采、自育、自管、自用的方针，推动全省林业的发展。林业的发展，对保护水土、改良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战斗到最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被揪斗，不久，张体学亦受到批判。1967年1月下旬，张体学被一派群众组织抓走。2月，周恩来为保护他的安全，电话通知有关人员，让他到北京休息。他在离开武汉时，有许多心里话要对干部交待，但那时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可供开会的安全地方，只有省公安厅还有几个警卫守门。2月15日晚，他在公安厅礼堂召开了厅局级以上干部会，恳切地对大家说： “我去了不一定回来。你们要坚持工作岗位，不要胡乱表态。我相信湖北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将来事实会证明这一点。”①

张体学于2月16日离开武汉。在北京，他仍时刻惦念着湖北的一切。他在给大女儿的信中说： “我想得很开，能够放下架子，改造自己。我很愿意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因为来自农村回到农村。愿意仍在湖北农村，我在湖北干革命已经30多年，同湖北革命群众有深厚的阶级感情。”②他在11月16日的信中，还要女儿设法转告陷入囹圄的妻子，要她“对自己要有个正确的看法”。他还向女儿表白： “我能够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一切审查。自己解放前战斗十几年，解放后工作十几年，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有多少错误，自己有个底。爸爸的决心早已下定。”③他鼓励亲人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在任何压力下，都不要气馁。

196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张体学回湖北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回湖北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放干部，让他们出来工作。那时，林彪、江青篡夺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实权。在这种情况下，把受迫害、蒙冤屈的干部解放出来，要冒很大风险，要进行艰苦的斗争。但张体学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从每个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排除种种困难，落实干部政策。

王任重曾赞扬张体学： “不但工作上好，为人正直，而且最大的好处是善于用人，善于团结人。”④

在抓工作方面，在那动乱的年月，张体学仍然是全力以赴的。1968年8月，根据长江水情预报，沙市水位将超过44米，高于1954年的水位。他得报后，立即和省军区参谋长一起，乘直升飞机视察荆江大堤、荆江分洪区和江陵县红旗闸，对防汛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当时，有的堤段上设有武斗据点，严重威胁着堤防的安全，他当即召开大会，断然宣布：“堤上设有武斗的据点，无条件撤除。谁敢武斗，当反革命处理。”这一决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防汛工作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张体学还非常注意继续大抓水利工作。1969年初，他领导成立了鄂西水利工程指挥部，提出兴建葛洲坝工程的设想。他指示鄂西指挥部组织技术力量，在现场进行葛洲坝工程的模型试验。后来，他将兴建葛洲坝的详细设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又经过一年的认真准备，于1970年12月30日正式动工。后来，由于设计施工中一些重大技术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1972年冬，国务院决定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他虽然未能参加大坝后期的领导工作，但他为大坝倾注的心血，广大干部、群众心里是明白的。这项工程已经建成了，它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碑上载有张体学不可磨灭的功绩。

1972年，张体学被确诊为肺癌。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进一步加快了工作的节奏。10月，在省里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上，他对大家说： “我得了肺癌，开别的会就不一定去了，开粮食工作会议，我还要来，国家要粮食，人民要粮食，任何时候你们也不能放松粮食工作。”会场上传出了抽泣声。他宽慰大家说： “莫伤心，人总是要死的，我的体质很好，有本钱和癌细胞斗争，至少还可以和你们一道干五年。”

1973年6月，张体学被周恩来安排到北京治病。这时，他的癌细胞已广泛转移扩散。湖北的许多战友、同事和部下前来看望他，他总是抓紧时间询问湖北各方面的工作，了解湖北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情况，移交未了的事宜。病情进一步恶化后，他还有许多话要对中共中央说，便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求见的报告。第二天，即7月20日下午，周恩来冒雨来到他的病房，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他激动得痛哭失声。

待周恩来坐定后，张体学仍然按照子女不与闻父母公务的家规，要孩子们都走开，只让林少南留在那里照料。周恩来立即插话说： “体学同志：不要让他们走，我们都老了，让青年人知道革命历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这样，四个子女和抱着孙子的媳妇都站在旁边，聆听他和总理的恳谈。临别时，周恩来鼓励他： “要更坚强些，配合医生治疗，把体质养好，准备参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天，周恩来派专人把开会的准确时间，送张体学到会场的路线，以及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时抢救的措施，一一通知了张体学病室的医护人员。开会时，张体学坐在主席台上。休会后，邓颖超走过来，亲自推着他坐的轮椅车说： “你是革命的好同志，我要推车送你。”把他一直推送到人民大会堂侧门上汽车的地方。

这年9月3日，张体学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58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说：“张体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几十年来，他跟随毛主席干革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坚持大别山地区的斗争中，贯彻执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紧紧依靠群众，英勇作战，积极工作，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奋斗，做出了新贡献。”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光明正大，顾全大局，朝气蓬勃，苦干实干，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董必武的挽联是：

“策马挥戈，宁抛热血贻千古;

忠心赤胆，敢将铁骨著高风! ”

①《张体学自传》。

①《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79页。

①林维华: 《抗日中的黄冈》,载《全民抗战报》。

①文祥、易鹏: 《战歌一曲震鄂东——回忆五大队的战斗历程》,《战斗在鄂豫边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①易鹏: 《壮绩长留人共念——怀念张体学同志》。

①张体学: 《三次东进》,中共黄冈县委党史办编: 《黄冈革命史资料》第2辑。

①刘西尧: 《鄂东八年》,《中原敌后风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①王首道: 《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

①王首道:《忆南征》。

①吴昌炽: 《张体学战斗在鄂东》,存湖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①②张体学在全省私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张体学1954年11月26日《在省市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湖北省水利工作大事记》。

②张体学1958年10月21日给中共湖北省委的报告。

①②张体学的信、电报及周恩来的指示,均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王任重1979年5月11日在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①张进先、秦忠: 《张体学对湖北公路桥梁建设的业绩》。

①1964年8月1日张体学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林业会议湖北组的发言。

①1987年12月江仲华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②1967年10月给女儿的信。

③1967年11月给女儿的信。

④王任重1979年5月11日在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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