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玺人物传,张玺生平事迹,张玺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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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张玺人物传,张玺生平事迹,张玺评价

张玺

张玺，原名王常珍，字子壁，1912年3月19日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他父亲王老利早年是个农民，不识字，颇聪明，随戏班打鼓多年，用挣来的钱放债，购买土地100余亩，逐步发展成高利贷者兼地主。他母亲王窦氏是个善良的农家妇女。张玺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是父母五个儿女中最小的一个。

读马列书走革命路

1921年以前，张玺在家乡读私塾，幼年受母亲的影响很大。他母亲勤劳正直，富有正义感，常把在听书看戏中学到的一些东西，比如岳飞精忠报国、梁山好汉杀富济贫等故事讲给他听。这在张玺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正义和爱国的种子。张玺的家庭是他父辈手里发家的，在地主层里并不处于当权地位，上遭官场欺压，下受地痞流氓讹诈，“精神上处处感到受压迫、受侮辱”①。这使张玺对旧社会深为不满。张玺幼年受的是“死课本子和灌注式的教育”②。这种矛盾的社会生活，养成了他少年老成，谨慎稳重，为人正直，追求上进的性格。

1922年，张玺随全家迁到距东田村8里路的广宗县城居住，并考入县高小。他学习用功，经常考第一，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赞佩;他不傲气，善克己，尊师敬友，待人和气，是个出了名的好学生。

1929年，张玺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邢台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邢台于1924年9月就建立了中共地下中心县委，领导工人、农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1930年5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党员潜至磁县，邢台只留下一些没有暴露身分的共青团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团组织的帮助下，张玺的“眼界逐渐开阔，思想逐渐变化，从读死书到读进步书籍，再读革命理论”①。革命书籍的启蒙，使他坚信“社会的发展必然依照马列主义所发现的规律而走向社会主义，从思想上确定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②，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31年春，经张增智、胡丰登介绍，张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 不久，任共青团邢台第四师范支部书记; 1932年，任共青团邢台四师、女三师和十二中三校团总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他除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及假期参加中共广宗县委组织领导的一些农运工作外，主要是从事学运工作。团总支部以读书会为外围组织，团结进步同学，阅读革命书籍。部分反动、落后学生，干扰和破坏读书会的活动，反对进步同学读马列的书，经常监视他们的行动。张玺组织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学潮的影响下，邢台地区人民抗日的呼声高涨。张玺和团总支部组织领导了查禁、取缔日货等活动; 还组织发动了两次反对学校当局不准宣传抗日救亡，要求收复东北失地的学潮。四师的学潮得到了女三师、十二中的全力支援和社会的广泛同情。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邢台反动当局只好将第四师范的校长、庶务主任先后撤职。这两次学潮都取得了胜利。

1932年秋，张玺因团总支部秘书胡丰登叛变而被捕。敌人审讯他时，曾让胡丰登当场指认，遭到张玺的痛斥。他以好学生的名望和只是爱国为理由，将敌人搪塞过去。敌人又让家人拿钱赎他。张玺的母亲王窦氏带着钱，急忙赶到邢台，将钱交给反动当局，劝儿子回家。张玺耐心地向母亲说明：宣传抗日是无罪的，敌人不能把他怎么样。母亲被说服了，敌人却被激怒了，对他严刑拷打，公开审讯。张玺变法庭为讲坛，义正词严地说： “有罪的不是我。抗日犯什么罪?你们连宣传抗日都不准，将来我要审讯你们。”①

监狱“党校” 斗争洗礼

张玺在邢台被监禁近一个月，敌人拿他毫无办法，将他押送到北平高等法院，判处徒刑;后转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坐牢四年多。

国民党反动派设立军人反省院，就是妄图通过感化、诱降等卑劣手段，达到动摇在押共产党人的信仰，使他们自首叛变，出卖革命的目的。狱中有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张有清、杨献珍等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们组成坚强的党支部，粉碎了敌人施展的种种花招，还设法同上级党取得了联系。

入狱后，张玺承受了敌人对政治犯贯用的劝诱自首、施以酷刑、枪毙恫吓“三板斧”，革命意志毫无动摇。狱中党组织看到张玺是个有骨气的青年，弄清他的来历，恢复了他的团组织关系。在中共支部领导下，张玺勇敢机智地投入了对敌斗争。他亲自尝到了反对克扣口粮、争取下镣、要求保释病人等斗争胜利的喜悦，也亲身感受了狱中党组织和战友之间的温暖。

1932年底，敌人宣布对在押政治犯每六个月审查一次，强迫犯人反省自首悔过。凡履行反省手续的，立即释放; 三次拒不悔过的，即行枪决。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张玺连续被审查三次，每次都是当面过堂，关单身牢房，戴8斤重镣，受到种种惩罚。但他抱定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的决心，同殷鉴、薄一波等人以不怕枪毙，不惧牺牲的实际行动，挫败了敌人强迫他们悔过自首的卑劣伎俩。此后，敌人又放出风声，家里可来人规劝。他家闻讯，曾两次带着钱来劝说。张玺晓以大义，说服了家人，并把家里带来的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变成“生活公社”的集体费用，作为接济难友、坚持狱中斗争和学习之用。在斗争中，张玺善于团结难友，特别是在青年中威信较高。因此，他于1934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当选为狱中团支部书记。

敌人的反省政策遭到破产之后，狱中有些难友提出应乘胜举行越狱暴动。“党支部考虑到在大城市中心越狱是不现实的，会造成无谓牺牲，主张 ‘反省分院’ 斗争的最高形式应是绝食。张玺也是这种意见，并在青年中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①，积极协助党支部做了绝食的一切准备。于是，党支部于1934年12月19日，向监狱当局宣布了绝食条件，发动了一次为期七昼夜的绝食斗争，包括病号有60多人参加。敌人对这次绝食施尽软硬两手，先以好饭好菜相诱惑，后以“死几个人我们不在乎”相威胁，再以劝难友复食“有话好说”相软化，但都被大家坚决拒绝了。绝食到第五、六天，不仅少数患疾者病情严重恶化，而且大多数健康的人身体也难以支撑了。然而，大家相互勉励，决心斗争到底。到第七天，敌人主动要求谈判，说只要复食，可以答应所提条件。经薄一波同殷鉴、张玺等商量，为保存革命力量，斗争可适可而止，应与敌人谈判; 视谈判情况，再决定是否复食。结果，迫使敌人答应了病号全部下镣，非病号换3斤轻镣;允许订阅《国民日报》、《申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 可以打开牢门，每天放风三次; 以及改善伙食等条件。绝食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经过反对自首悔过和绝食斗争，狱中政治和生活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中共支部为使难友适应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的需要，决定将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张玺本来就酷爱读书，长年不得出门的牢狱生活，更使他同书结成了亲密的伙伴。中文书刊被敌人没收，他们就设法买些外文书刊，由熟悉外语的同志翻译后，供大家传阅，或边阅读，边默记，边口述。张玺学习刻苦，记忆力强，只要读一两遍，就能成段背诵给其他难友。他读的革命书籍很多，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上百本。中共狱中支部还经常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组织大家讨论。比如，关于上海抗战的爆发，福建人民政府的建立，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义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等等，他们都进行过讨论。在讨论中，张玺对有争议的问题，总是经过反复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说服一些人，与党组织保持一致。张玺执着追求真理，刻苦攻读马列的书，为他以后的革命实践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5年春，国民党宪兵三团的三个特务，打入反省分院，摸到狱中党组织的一些情况，向国民党南京当局报告说，狱中确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积极活动，有这批人在，感化政策无法实施。反省分院决定将包括张玺在内的12位狱中斗争的组织领导者和骨干处死，执行前，给他们带上重镣，隔离关押，不许放风，严加看管。面对死亡，张玺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决心就义。他们庄严向党表示，为共产主义献身，无尚光荣。“时逢《何梅协定》签定，确立华北五省自治，限期让国民党的势力退出北平，宪兵三团仓皇南撤，张玺和他的十一位战友始幸免于难。”①

张玺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得到狱中难友的爱戴，“送了他一个亲切的绰号——‘小骆驼’ 。意指他像骆驼一样，身负重托，任劳任怨，昂首阔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在沙漠里，从不回头”②。薄一波至今还称赞他是“狱中青年里最好的一个”，“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又是个学习马列主义的模范”③。

广阔天地初展才华

1936年秋，张玺经上级中共组织营救出狱后，中共北方局派他到直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部长，从事地下工作。

直鲁豫位于山东、河北、河南的结合部。从1927年起，中共就在这块土地上点燃了革命火种，轰轰烈烈的农民、盐民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时高时低，一直延续到1936年上半年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活动才基本停止。张玺设法在特委驻地磁县彭城镇西庄子与特委秘书张桂英接上头，到六河沟煤矿找到特委书记纪德贵。召开特委会议，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安排了工作。此时，纪德贵执意回六河沟煤矿，在工人中搞武装;中共北方局遂决定由张玺任特委书记。

为恢复党的组织，张玺多次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跟踪，四处奔询，到新乡找见刚越狱返乡的党员干部王维纲，同他商量了豫北党组织的恢复问题;到大名、清丰县找到晁哲甫等人，向他们传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还找到隐蔽起来的大部分党员干部，给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 考察被捕过的党员干部，为没有问题的人恢复了党籍。

这期间，张玺还纠正了一些受王明 “左”倾错误影响造成的错案。1933年，晁哲甫因对以大名七师学生为主进行武装暴动的“左”的决定持有疑义，便被当时的领导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张玺到大名时，晁哲甫向他讲了这一问题。张玺当即报请北方局，恢复了晁哲甫的党籍①。张玺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使直鲁豫地区的党组织大都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为抗日战争从组织上干部上作了准备。

抗战初期开辟地区

从1937年夏到1948年春，张玺继续生活、战斗在冀鲁豫大平原。他不仅是鲁西、湖西和冀鲁豫未合并前的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合并后的冀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建立、建设和发展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后，张玺继任中共直鲁豫特委书记。他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的方针指示，利用日军沿平汉线、津浦路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官员纷纷抢渡黄河撤逃，直鲁豫境内尚无敌人的时机，抓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等工作。

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张玺首先抓了磁县各抗日组织的建立。他通过一向同情和资助中共的进步人士、磁县民团团总田裕民，争取团结了一批抗日爱国的各界人士，于1937年11月，在磁县贾壁庄召开村长大会，成立了磁县抗日民主政府，田裕民被推选为县长。

1938年1月，张玺具体帮助纪德贵在磁县六河沟拉出一支以煤矿工人为主的抗日武装，开始七八十人，后发展到八九百人，命名为抗日第四支队。同时，他具体指导党员干部张锡珩在磁县彭城镇，以磁厂工人为基础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起初百余人，不久发展到1 000余人，番号为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张玺还争取了一些民团和绿林武装，将他们收编到这两支部队里来。

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张玺和张桂英在磁县彭城镇西庄子开办训练班，先后培训抗日骨干四五百名，除一部分返乡作了当地县、区、村的干部外，有200余人输送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

张玺在抓磁县工作的同时，指导全区所属各县，以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名义，建立了中共县委; 以抗日动员委员会为主，建立了各抗日团体; 县政权、县大队以及区村各抗日组织也相继建立。这一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抗日高潮。

1937年底，日军为继续南犯，严密控制其所占平汉路沿线。为便于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38年2月决定，将直鲁豫特委改称冀豫地委，仍归北方局直接领导，张玺仍任书记，主管铁路以西冀南的磁县和晋东的襄垣等七县的工作。1938年秋，张玺转任中共太南区委书记，工作范围扩大到豫北的林县、辉县一带。在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师部的领导下，张玺继续从事抗日的各项工作。他号召各级组织动员群众参军，输送地方武装升编，扩大了主力军;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教育大家认清“革命不当官”的思想是错误的，革命就要掌握政权，当县长、区长是为了领导抗日，给人民办好事，使一些人愉快地走上了领导岗位; 他还组织全区推行合理负担，实行了统一累进税①; 等等，使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深入了一步。

力排艰险渡过难关

1940年3月，张玺在襄垣与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王从吾接交工作后，于4月30日到达区党委驻地清丰县王什庄。先任区党委副书记;不久，接任书记。

1940年到1943年上半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岁月。

1940年6月6日，日军从边区周围纠集日、伪军28 000余人，对冀鲁豫边区进行“五五”①大“扫荡”。八路军主力部队歼敌一部后，跳出敌合围圈。张玺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组成指挥部，领导地方部队和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反“扫荡” ，骚扰打击敌人。日军这次“扫荡”，使冀鲁豫一块完整的地区被分割成许多小块，最大的一块就剩下内黄南部、清丰西部、濮阳西北部、滑县东北部、卫河东部的沙区中心区。反“扫荡”结束后，张玺在内黄县南丈堡村召开区党委、军区、行署和各群众团体等直属机关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部署了各项工作; 并抓紧调整配备了干部，恢复了部分被打散的县、区组织，整顿了民兵，进行了一系列善后工作。边区又出现了一派生机。

1941年4月12日，日、伪军裹胁反动会道门武装共2万余人，对沙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敌采用反复分割、包抄和“围剿”，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妄图彻底毁灭沙区中心区，将抗日军民挤走。“扫荡”中，中心区房屋被烧过半，军民被杀4 000，粮食、种子、耕牛和农具被抢大部，群众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目睹日军的暴行，张玺无比愤慨。他在1956年写道：日军对沙区“扫荡”的“悲惨之状，目不堪睹。这一民族奇仇巨恨，至今记忆犹新。每思之，倍感痛心。”①在这次反“扫荡”中，张玺同杨得志一直坚持在沙区的枣林和沙丘之中，指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消灭了日、伪军各一部。反“扫荡”结束后，张玺等立即从各单位抽调干部120余人，组成五个工作队，配合当地党、政、军和群众团体恢复健全组织，调查救济受害群众，筹集冀钞9万余元和大批粮食、物资等，赈济1 400多个受灾户，解决了群众的眼前困难，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此之前，张玺在内黄县大堤口村召集地、县级干部67人开会，传达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的精神和指示。他代表区党委总结了全区1939年10月以来的工作，部署了1941年的任务，强调指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为诱降蒋介石，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回师华北，集中力量对付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蒋介石由消极抗战转向积极反共，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按其主子的旨意，暗中与日军勾搭，不断制造摩擦，向我进行军事挑衅，使我处于腹背受敌的严重境地。他要求全区各级干部，务必树立长期坚持，英勇对敌，战胜困难，巩固边区的思想和信心，教育群众团结一致，渡过难关。这是冀鲁豫边区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全区党员干部就是带着这次会议的精神，投入第二次反“扫荡”的。反“扫荡”结束后，继续贯彻执行了此次会议的精神。

顽军石友三①部于1940年1月曾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八路军对其进行了第一次反击。同年7月，石友三部重占濮县、濮阳等大片地区。张玺组织濮县、范县、濮阳等县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第二次发起对石友三部的反击作战，并辅以政治攻势，彻底揭露石友三通敌叛国的罪行。石友三部遭受重创，窜回原地。1941年4月、6月，高树勋②部曾先后两次进犯沙区和濮阳以南地区，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张玺会同杨得志等，组织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向其反击，歼灭一部，生俘一部，迫其败逃，减轻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压力。

冀鲁豫地区各种会道门历来颇为盛行，及至抗战开始后发展更甚，约30余种，都有武器，几乎遍及每个村庄。环境逆转之后，部分会道门趋向反动，或配合日、伪、顽军向抗日军民进攻，或煽动群众暴乱，加剧了边区的紧张局面。张玺深知这是一群众性的社会问题，曾专门调查，弄清会道门的不同性质，提出区别对待，镇压首恶，不咎会众的原则。各级中共组织根据这一原则，争取、团结了绝大部分会众和受骗群众，坚决镇压了极少数反动会首，分别平息了各地的骚乱。

冀鲁豫边区在抗击日军最艰苦的日子里，1940年至1942年，又发生了连年干旱，沙区尤为严重。1942年长年无雨，加上7月间罕见的霜冻，受灾群众达100余万人，部分县、区外逃者达总人口的70%。张玺同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人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诸如反对敌人抢粮; 发救济粮、贷款和种子，组织生产自救;严格管理集市，缉私和查禁伪钞，稳定市场;向地主、富农筹款借粮等，帮助群众渡过灾荒。

冀鲁豫边区的人民硬是在日军图谋毁灭的这块土地上，历经艰险，排除万难，坚持下来了。

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1941年7月，冀鲁豫边区与鲁西区合并，仍称冀鲁豫边区，张玺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副书记，并先后兼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他与区党委书记张霖之相互配合，坦诚相待，增进了两个地区负责人之间的了解。使区党委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领导边区人民英勇地坚持了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受到刘少奇的表扬：你们没有被日寇赶跑挤走搞垮，是个很大的成绩。

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精兵简政的指示，张玺主动要求并经上级批准，于1943年初调四地委任书记兼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到地委后，他用43天去朝城、观城、清丰和南乐等县检查群运工作; 用78天两次到滑县、卫河、滨河、卫南等县，深入进行社会调查; 用16天去沙区，部署生产救灾。他还用4天时间，换上便衣到一个接敌村，具体了解如何开辟这类地区工作的问题。深入基层的时间，约占他在地委工作近一年的2/3多。

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张玺不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总结了不少典型经验，适时地指导了各县、区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而且结合实际，有选择地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彭德怀报告和北方局指示等三四十篇文章，写了7万多字的日记，内含20多篇读书札记和8篇调查报告，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整风、建党和巩固根据地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对于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张玺写道：在群运问题上，起初过多地注意了与地主阶级的抗日爱国分子联合，忽略了基本群众的发动。环境一逆转，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看不见了，有些地主、富农倒向反面，我贻误了发动群众的有利时机，致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不巩固。在武装问题上，日、伪、顽联合对付我时，我对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未能采取足够措施，诸如适时地组成小部队插向敌后，充分发挥地方武装的作用，广泛地开展民兵联防，进行分散的游击活动，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策略问题上，先是对统战对象过于迁就和忍让，后又忽视了分化、瓦解和争取、团结的工作，以致树敌过多; 等等。他强调：这些都是沉痛的教训，必须使党员干部有个明确的认识，并加以彻底解决。只要“我们的工作坚强有力，斗争策略正确，根据地在最严重的形势中也能坚持，敌人统治区，有些也会变为游击区。”①

地委非常重视张玺这些建设性的意见，研究决定后，狠抓了各县、区对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这不但配合边区粉碎了日军的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日、伪、顽军对根据地的联合进攻，而且使四分区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小部队活动连连告捷，生产救灾和大生产运动收到成效，敌伪军工作和敌占区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中共在这一地区重新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1943年，是张玺和他的战友领导四分区人民重新打开局面的一年，也是他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政治水平大提高的一年。

领导整风先行正己

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成立，通称平原局。张玺任分局常委、秘书长。1944年3月，张玺为分局整风学习领导委员会专职成员，兼由地委、军分区以上干部50余人组成的整风队党支部书记。同年5月，张玺兼任分局党校秘书长，具体负责整风。6月，冀鲁豫和冀南地区的县以上干部1 000余入，集中在林县，进行为期近一年的整风学习。

张玺认真钻研了整风文献中有关党的历史经验的论述，认识到：22年来，党内“前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有李立三等的 ‘左’倾盲动主义，以及 ‘九一八’ 后由教条而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与这些错误的斗争中，一直坚持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南”①。因此，他认为，这次整风就是要肃清由于“三风”不正而产生的各种错误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树立起来，增强识别和抵制“左”、右倾错误思潮的能力。

为转变作风，切实克服教条主义，在整风中取得主动权，张玺带头从自己整起。无论在党校的大会上，还是在整风队的会上，或是与人个别交谈，他都抓住自己的主要毛病反复剖析，示范检查，启发大家。

在领导整风中，由于中共中央已发出明确指示，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兼党校校长黄敬时常过问，张玺和党校其他领导人掌握得较稳，坚决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强调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检查，做到实事求是。因此，林县整风搞得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达到了增强党性，纯洁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这次整风，使张玺在政治上更成熟了。

扩大边区反奸清算

1945年4月，张玺率党校学员从林县回到滑县，分别参加或领导了一段群运工作。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冀鲁豫边区划归刚成立的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10月，张玺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 11月，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此间，他参与领导了边区军民局部反攻和大反攻; 组织指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坚决回击了蒋介石为夺取抗战果实，对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经过全边区军民的英勇奋战，到1945年9月底，冀鲁豫成了拥有1 400多万人口的平原根据地。

1945年秋至1946年秋，张玺同行署主任段君毅等，遵照中共中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分别抓了发放赈济粮款和贷款，帮助群众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 同国民党就黄河归故①问题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妄想以水代兵，淹没华北各解放区的阴谋遭到破产; 并欢送先后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杨勇率冀鲁豫子弟兵，升编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七纵队。

1946年2月，中共冀鲁豫区委在濮阳召开高干会议，张玺就全区掀起反奸清算、诉苦复仇运动作了报告。4月下旬，区党委召开群众座谈会，对反奸运动的开展作了进一步研究和部署。张玺指出：要大胆放手地将包括一般地主、富农在内的绝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向多年依靠日伪势力，以抓夫抢粮等手段残酷欺压、勒索、盘剥和杀害群众的汉奸恶霸诉苦申冤，没收被他们霸占的财产，分配给受害户和雇佃贫民。

会后，区党委、行署、军区于5月初抽调干部300余人，各地区也抽调大批干部深入新区，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张玺率领部分干部于5月中旬，用十天时间，对内黄及其周围县的常庄、刘集等六七个村庄作了实地考察，具体指导，全区很快掀起了反奸清算、诉苦复仇的群运高潮。

1946年5月31日，张玺召集区党委会议，认真研究和安排了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的贯彻执行问题，动员全区各级干部，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迅猛地投入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的胜利进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参军、参战和支前的积极性。

插入敌后坚持游击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冀鲁豫地处平汉、陇海、津浦三大铁路干线之间，是御敌北犯的南大门，是刘伯承、邓小平所辖野战军作战的主战场，也是后来刘邓大军揭开战略反攻序幕、挺进大别山的基地。1946年8月，陇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以14个师、30余万人的兵力，压向冀鲁豫所属黄河南岸地区; 国民党地方武装、特务和还乡团随后跟进。敌军所到之处，烧杀抢虏，反攻倒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黄河南岸解放区受到严重损失。

9月中旬，张玺召集区党委紧急会议，建议组成两套班子。会议同意由他和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赵健民、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徐运北等，插入黄河以南国民党占领区，领导对敌斗争;行署主任段君毅、区党委副书记潘复生、社会部部长刘晏春等，留在黄河以北地区，抓土改和支前等工作。会后，张玺和他的战友率独立旅，同分区组成的游击集团，区、县组成的武工队，分批插回黄河南岸地区，通过发动群众，反地主倒算，保土改果实，镇压还乡团，堵塞敌人耳目等斗争形式，控制农村阵地，不断袭扰打击国民党军。

为指导全局斗争，张玺始终亲临第一线，从事调查研究，向县、区干部和群众了解具体情况，及时总结典型经验，进行分片指导。

1947年2月至3月，他考察了郓北、坟上、济宁、巨野、城武、定陶、考城、鄄城和郓城等13个县游击战争的开展情况，赞成赵健民关于游击战必须与地道战相结合，做到想打就打，想藏就藏，想走就走的意见; 肯定了城武县开展游击战要同群众鱼水相处，要给地主指明出路， “在家留生活，逃亡留罪恶”等经验。

1946年9月，刘邓大军胜利结束定陶战役之后，黄河南岸地区出现了敌我双方反复大拉锯的局面。人民解放军在大踏步进退中，抓住有利战机，曾在这里进行了七个重大战役。为使全区干部认识这一基本特点，张玺曾几次返回区党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和敌我斗争的态势，部署游击战争。他指出：要树立打游击的长期观念。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游击战，抓紧建设武装拳头。对野战军要依靠而不依赖，大军来了就配合大军作战，大军休整就独立坚持。要以战争保护群众，群众就会支持战争。这些基本经验，经过九个月的贯彻实施，使游击战争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起来。到1947年5月，黄河南岸地区的军民作战560次，毙伤俘国民党军12 000余人，牵制了敌四个师以上的兵力; 39个县有30个县坚持下来，控制了70%的农村阵地，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战场，创造了条件。刘伯承说：你们工作得很好，对敌斗争很得力。

1947年6月30日，张玺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动员全区军民全力支援和配合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进行。同时，输送大批干部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辟江淮河汉新解放区。邓小平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到处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走到哪里都有饭吃。不久，陈毅、粟裕所率野战军进入鲁西南。张玺和他的战友组织黄河南岸的人民，又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陈粟大军作战; 并欢送王秉璋等率冀鲁豫子弟兵，升编为刘邓大军第十一纵队。

1947年8月8日，张玺在返回区党委的途中，作诗一首，抒发他欢畅的心情： “秋夏之交风乍凉，遍地青禾夜传香。三渡黄河移北岸，让与大军摆战场。”①张玺坚信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发动群众剿匪反霸

1948年初，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张玺带一批干部到豫陕鄂新区工作。4月下旬，张玺到达豫西; 6月1日，中共豫西区委成立，他先后任区委书记、第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张玺到豫西新区之时，正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逐鹿中原之际。张玺在中共中原局领导下，紧密团结区党委一班人，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既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又较好地研究解决了转变政策和开辟新区等问题。

张玺到豫西之前，这一地区曾搞过“急性土改”，造成不良后果。1948年1月，开始转变政策，并已初见成效。5月25日，毛泽东指出：新解放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根据中共中央的“五二五”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六六”指示。张玺认真领会这些指示的精神后，认为：在新区要按抗日时期的经验照搞一遍并不难，但要根据豫西特点，摸到新区工作的门径则不易。他与行署主任李一清、军区司令员曾希圣等领导人反复酝酿后，一面派出工作团到鲁山县白象店区，就转变政策问题蹲点试验，一面自己集中精力从事了大量社会调查。他发现：在转变政策问题上，主要阻力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未解决，多数人留恋搞土改，不愿搞减租减息。他根据白象店工作团写的调查报告，指示赔偿了被侵犯的工商业者和中农的利益，分给了地主、富农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土地，受到各阶层群众的拥护。

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张玺认清了豫西的基本特点。历史上及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保甲与恶霸地主、土匪相互勾结，三位一体，鱼肉人民。人民解放军大军挺进中原后，国民党溃军、散兵游勇和特务又与土匪、反动保甲、恶霸地主勾结起来，造谣生事，暗杀报复，制造暴乱，破坏秩序。这是开辟豫西工作的最大障碍，也是豫西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7月，张玺在鲁山召集区党委会议，研究分析了这一基本特点，责成军区对土匪展开了一次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9月12日至10月25日，区党委召开区、营以上450多名干部参加的整党会议，张玺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的豫西不但不适于搞土改，即使搞减租减息，打击面也偏宽。切合豫西实际的作法，应是开展一个打击面小而集中，中立中小地主，得到各阶层拥护的群众运动。这就是立即掀起一个反匪反霸的高潮，将斗争目标集中到封建势力中最凶恶、最反动、最少数分子的身上，把他们彻底打倒。这一步搞好后，再因时因地制宜地进入减租减息，或直接转入土改。他的报告，抓住了豫西的主要矛盾，反映了群众的基本要求，阐明了工作的中心，统一了干部的思想。

这次整党会议，是搞好豫西工作的新起点。全区干部群众一致行动起来，只一个冬春，就给了土匪恶霸以致命的打击。国民党的基层统治被摧毁，人民当家做主的基层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随之建立，党在农村有了巩固的阵地，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全力支援了大军作战，积极完成了各项工作。

中原局对张玺和他的战友在豫西这段工作十分满意，指出：这是解决了新区工作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后来，中共中央中南局把这一经验推广到了所属各省。

民主改革抓点示范

1949年1月，河南省全境解放，中原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张玺任省委副书记; 5月，接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胜利给全省人民带来空前的喜悦，长久战乱和水旱蝗汤却将中州沃土糟踏得满目疮痍。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便成了省委的当务之急。

这时，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巳成了张玺的自觉行动。他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归纳为四点： (一) 长年坚持“三三制”。每年约用四个月到中央和上级开会，四个月统筹安排全盘工作，四个月深入基层; (二) 吃透两头摸经验。对上吃透中共中央的精神，对下吃透本地区的实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摸到经验，指导工作; (三) 走好这步看下步。当关系到全局性的工作进行到后期时，就想到下一步的中心工作，一环扣一环地抓下去; (四)把握中心带全盘。寻找并解决各种事物中的主要矛盾，突出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正因为这样，张玺和他的战友，领导全省人民胜利完成了一系列民主改革任务，使各项工作搞得又稳又快又好，还较好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南局交付河南省委的各项试点任务。

河南省的土地改革是分三批进行的。许昌地区的鲁山、宝丰等后七县①解放较早，工作基础较好。张玺一直把这里作为省委群运工作的一个“点”来抓，总结出不少具有指导性的经验。全省土改具体实施方案的雏型，就是他带着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干部，到许昌等七县考察后，同地委书记裴孟飞等人一起研究形成的。后经反复座谈、协商、修改和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形成了正式方案。这个方案的总精神，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取消富农的剥削部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明确规定：不准侵犯工商业; 不准伤害中农; 不准体罚地主; 不准分浮财; 要划准阶级; 要分给地主与贫雇农同等的一份土地。方案对如何严格区分各阶级成分以及土改的方法、步骤等都做了详尽说明。

在全省进行第二批土改时，张玺从各地所写材料中发现，某些政策界限尚不清楚。于是，他又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劲草等人到襄城县，用两周时间摸清情况。回到省委，就土改前必须训练好干部，使干部真正掌握政策，弄清方法步骤;划阶级必须搞清鳏寡孤独、小土地出租者、自由职业者、地富过继子女的成分变更等政策界限，并作了具体补充规定，促进了全省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

黄泛区地广人稀，泛区与沿泛区、老区与新区差异很大。为摸清这一地区二十几县的特点，张玺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干部，几次去查明情况，制定了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泛区土改方案。方案规定：除黄水泛滥不重，阶级占有关系基本未变的地区，仍按一般地区搞土改外，对搞过“急性土改”和谁垦谁种谁收的地区，则主要是调整土地，尊重劳动，鼓励外地农民乃至土改后的地主、富农到泛区定居，开荒种地，三年不收公粮。这些规定既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推动了泛区的开发和建设。

对于河南的土改，毛泽东曾让傅作义、梁漱溟等分别于1950年、1951年考察过。他们不仅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和所到专署、县政府的介绍，而且直接同农民以及地主、富农座谈，耳闻目睹了土改的实际，心悦诚服地说：河南的土改搞得好，是按中央政策办事的

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正当全省土改方兴未艾之际，张玺便开始考虑工农业生产问题。1950年12月，他到许昌地区考察了20天，听取了地委、郑县老鸦陈乡、许昌俎庄乡、大张乡和郏县张店乡土改后转生产的汇报; 然后，用七天时间着重了解了郏县李口乡土改后转生产和互助组发展的情况。

张玺高兴地看到：农村所有制的彻底改变，劳力、农具和土地由分离到结合，解放了生产力; 许昌地区经过土改的后七县，到1949年底，农业生产便恢复到战前水平，每年增产一至二成，多数翻身农民还了欠帐，有些还买了牲口和农具。在李口，他弄清了互助组的垮台是由领导强迫命令而来; 互助组的发展巩固是由群众自愿结合而来。李口乡的56个互助组，都是由群众自愿结合组织起来的。1951年1月12日，张玺向中南局写了调查报告，建议土改后应抓紧转向生产，要以自愿结合为原则发展农业互助组。他说，组织起来是发展生产的必由之路，可以解决翻身农民缺少牲口、农具、场院等困难; 易于组织劳力，兼营副业，购置牛、车等大牲畜和大农具;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搞选种，防虫害，办水利; 做到使农民一起上升，共同劳动致富。在提倡发展互助的同时，应当保护单干的积极性。中共中央中南局对这一报告很重视，作了如下批示：“张玺同志关于土改后农村考察的报告，是很好的一个报告，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个材料。即送中央，登中南通讯，并拟送各省，由各省在适当时机登在报纸上。”①张玺这个报告，不仅对河南省土改后转生产和农业互助运动的开展起了引路作用，而且给中南各省提供了示范性的经验。

1951年初和7月间，张玺曾两次到郑州，了解城市民主改革、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头次，主要是同中共郑州市委、市工商界代表和工人代表分别座谈; 第二次，主要是深入考察汽车修配厂、电厂、农业机械厂等五六个工厂企业，着重研究了民主改革之后，如何协调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做到劳资两利，促进生产发展等问题。他欣喜地看到，汽车修配厂的工人在打倒骑在他们头上的把头以后，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技术革新，制成了汽车用弹簧钢。他充分肯定了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发挥资方和劳方两个积极性要比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为此，他亲自为《河南日报》写社论，号召每个城市都要搞好民主改革，促进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1951年6月，张玺用十几天时间，到供销社和信贷社发展较早、搞得较好的洛阳平乐乡摸索经验。他看了供销社和信贷社的经营情况，听了群众的反映。随后，他用令人信服的事实，阐述了信贷社有互通有无，解决农民生产资金短缺; 供销社有沟通城乡关系，买卖公平等优越性，指出：这两种新型的经济形式有着国营、私营商业和国家银行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植。他专门就此事召开省委会议研究，责成省委组织部配齐干部，省政府做好准备事宜，使供销、信贷系统很快形成了网络，普遍开展了业务。

当时，城乡经济梗阻，工业品下不了乡，农产品进不了城，是阻碍生产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张玺亲自下去调查，还请人上来开座谈会，并提请省政府组织了大规模、多层次、跨省市的物资交流会、骡马大会、庙会、土特产会，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沟通了城乡渠道，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经济。

短短三年在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张玺和省委 “一班人”领导河南全省人民圆满完成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1950年到1952年，粮食总产量增长50%，国营、合营和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9倍，全省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战前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1952年10月，毛泽东到河南省视察黄河。29日晚，张玺和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去兰封迎接。一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说：何劳大驾，还到这里来接。接着，毛泽东询问了许多问题，最后说：好嘛! 我从一些材料上看到和听邓子恢说，河南这几年的工作搞得满不错哩!

张玺和他的同事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称赞。人们誉这几年是解放后河南工作最好的时期之一。

五湖四海融为一体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地区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陆续抽调大批干部来到河南。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大会师，形成“八方风雨会中州”，“五湖四海涌中原”的宏伟场面。

张玺清楚：太行、太岳、冀鲁豫、晋察冀和华东等解放区的干部来到新区，是搞好工作的骨干力量。然而，由于这些干部过去所处环境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工作特点和作风，要想尽快形成一支团结战斗的队伍，不下番苦功夫是难以办到的。

为带好这支干部队伍，张玺首先抓了领导核心的建设。他说： “党内团结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关键，领导核心的团结又是搞好党内团结的关键。”中共河南省委领导成员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农民暴动的群众领袖……他们共同的愿望是搞好团结，做好工作。但因班子新搭，彼此不尽了解，在初期的省委会上，往往出现某些不应有的争执，弄得不愉快。每逢这时，张玺总是设法将气氛缓和下来。会上谈不拢，就会下谈。他默默地为省委“一班人”的团结搭桥铺路，使“生”班子很快变成了 “熟”班子。后来的省委会，大都开得生动活泼，气氛和谐。

张玺强调集体领导，遇事随时同大家商量，从不自作主张。他无论从上级开会回来，还是从基层调查返回，都主动汇报，把情况通告给“一班人”。在他的带动下，遇事向省委汇报，成了每个领导成员的自觉行动。他从思想政治到工作生活关心“一班人”和省直机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把坦诚炽热的心交给了大家，赢得了吴芝圃、陈再道和省委副书记刘杰、杨一辰、裴孟飞，组织部部长赵文甫，以及机关干部对他的尊重和信服。他们把他当成自己的好“班长”、好首长，团结得亲密无间，心情愉快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上，省委赞成张玺的建议，把考察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情况，当成省委领导下去检查工作的任务之一。他每次下去，都要了解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各级班子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经过土改、整党，张玺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在运动的“火头上”，对被“烧”干部不能作“热处理”; 待到运动后期，核实材料后，再作“冷处理”。如此，就可避免偏差。对犯错误的干部，他历来主张以教育为主，只要能挽救的，尽量不给处分。对因一时过失受到处分，确实改正了错误的干部，他不赞成压其一辈子，照常给以信任和使用。冀鲁豫土改整党时，曾错误地或过重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其中有些人背着处分到河南工作。张玺主动建议，给他们取消或减轻了处分。他这样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得到了广大干部对他的信赖和爱戴。

张玺厌恶搞特权，反对摆官架子。他每到一地，都要让秘书同所到单位打招呼，不吃请，不收礼。他像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商量。他对人从不疾言厉色，认为发脾气是一种无能的特权表现。像坐汽车这样的小事，他也十分注意。每逢刮风下雨天，他都要向司机交待：把车开慢点，绕着人走，免得刮风荡人一身土，下雨溅人一身泥。

张玺和省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使河南省形成了一支作风正、团结好、战斗力强的干部大军，既保证了河南工作的顺利进行，又向全国各地输送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大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

张玺的出色工作，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高度评价，说他“进入新区充任河南省委书记以来，团结了全省党的同志，树立了以省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坚决执行了中央和上级党的一切指示和决定，解决了从战争到建设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培养和输送出大批干部，工作方面有很大成绩。” “对党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其中有一些是带有示范性的经验。” “他个人的思想、品德和作风是模范式的。”①

呕心沥血献身建设

1952年底，张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 1954年11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张玺得知中央调他到国家计委工作时，便意识到这是他工作上的一次大转换。他深知自己对全国经济情况生疏，业务知识缺乏，因此，未到国家计委之前，就一面学习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用两个多月时间到武汉、九江、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和广州等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到国家计委之后，他恳切地向组织上提出，给他一段熟悉业务的时间。为此，他把读书定为任务，每天业余坚持自学，完不成计划就不休息，硬是学完了《政治经济学》、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著作和经济理论;他让秘书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逐一默记，熟悉到有问即答的程度;头一年每次开会研究工作，他总是认真听、仔细记，下班回到家还要核对笔记，将听到的东西一一加以消化; 他还请几位高级工程师给他“开小灶”，上技术业务课，即使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也不肯罢休。这使张玺计划经济的理性知识迅速增长。同时，他曾两次赴沈阳、抚顺、本溪、鞍钢、吉林、大连、长春和哈尔滨; 两次到天津、溏沽和唐山，以及北京的门头沟和石景山，对一些冶金、机械、煤矿、电力和化工等企业参观学习。他坚持白天看，晚上谈，看一个单位，谈一个单位。这又增加了他工业管理的感性知识。

只用一年多时间，张玺就肩负起协助李富春抓国家计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具体组织计委各专业局，会同政务院各部、委，研究编制了1954年到1957年的四个年度计划; 在周恩来、陈云亲自主持下，组织编制并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并作为政府代表团副团长，于1956年7月8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就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了谈判。

1954年春，国家计委从中财委接过“一五”计划草稿，着手正式编制 “一五”计划。陈云每周到计委听两三次汇报，他反复强调：计划一定要建立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像拉胡琴一样，弦不绷紧，调不正; 绷得过紧，弦就断了。我们刚开始搞计划经济，编制的是头一个五年计划，应特别注意计划的可靠性，免得弦断了，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同年夏天，陈云、李富春继续主持制定“一五”计划。张玺组织具体工作班子，随同到了北戴河。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综合平衡，李富春、张玺请示周恩来、陈云后，将工、农业生产原定平均每年递增20%和7%的速度，分别调整为平均每年递增14.7%和4.3%。到1956年，“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便提前一年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借鉴苏联经验，体现我国实际，编制得很成功的五年计划。

1956年8月，张玺从苏联回国后，周恩来正在亲自修定“二五”计划的建议，张玺立即投入这项工作。周恩来指示：“一五”计划的实现，使各方面的基数增大，“二五”建议的增长指数更应留有余地，要稳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张玺同其他分管副主任及各专业局，又把“二五”建议调整了一遍，将周恩来的意图全部体现在了“二五”建议的各项具体指标中，“二五”建议，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符合我国国情的好 “建议” 。

在国家计委工作，正如张玺所说： “上面领导多，外部关系多，内部单位多。”要把这些都办妥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他每天工作不下十三四个小时，往往一天参加或主持三四个会议，还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并时常列席或出席中央政治局或政务院的会议，有时是李富春责成他汇报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工作，有时是听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的报告或指示。1955年夏的一天凌晨3时，彭真把张玺找去谈“一五”计划，一直谈到上午8时许，张玺连早点都未及吃，便又投入了工作。在长年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张玺忘掉了劳累和困倦，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

为使李富春集中时间和精力考虑重大问题，张玺主动挑起日常工作重担，对计委全面工作安排得仔细周到，对各方面关系处理得稳妥协调，遇有大事，就及时向李富春汇报请示。李富春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张玺对分管副主任薛暮桥、彭涛和顾卓新等人都很尊重，常和他们谈思想，研究业务，学习他们各自的长处，支持他们的工作。他还常同各局局长乃至一般干部谈心，解决他们工作上或思想上的一些问题。这样，便在计委机关形成了上下团结，关系协调，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的风气。

张玺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的艰苦作风，就连国家规定范围之内、他应当得到的待遇，如好房子、好汽车等，也不接受。他对个人的衣食，更是一切从俭，毫无奢求。对他夫人陈伯仲和孩子们要求极其严格，从不让陈伯仲过问他的工作，也不准看他的文件，更不准家人动用组织上配给他的汽车。他告诫全家，不能有丝毫特殊和优越感，要做普通公民。张玺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这种作风，就是因为他胸中始终装着党和人民的利益，重于工作，淡于生活。在他的带动下，国家计委保持和发扬了勤俭办机关的良好风尚。

张玺将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我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和建设事业，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称他是“我国经济计划战线上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奠基人之一”①。

身患癌症顽强抗争

1956年4月，癌症开始在张玺身上发作，时有鼻孔堵塞。牙床出血、低烧不退等症状。他自以为是患了感冒，照常从事着繁重的工作。7月上旬，赴苏进行为期42天的紧张谈判;8月下旬回国后，立即协助周恩来通宵达旦地修定“二五”计划的建议; 还参加了中共“八大”。直到同年11月27日，经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韩哲一、王光伟等人反复劝说，并在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徐运北陪同下，始到协和医院，请耳鼻喉科专家张庆松副院长作了检查，初步诊断为鼻咽部癌;又经几位专家会诊，确诊为鼻咽部癌晚期。张玺得知身患此症，毫无畏惧，决心战胜病魔，再给党工作几十年。周恩来获悉，当即送张玺赴苏治疗。

在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的近三个月中，张玺忍受着放疗的剧烈反应，坚持锻炼身体，看文件，读书报，学俄语。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每次去看他，两人议工作，论形势，谈计划体制改革，讲“二五”期间加强农业发展问题等。不知道的，谁也看不出他是个病人，他的坚强意志和忍耐力，深深感动了苏联医务人员。他的主治医生、苏联医学院士安娜·列克谢也夫娜，称他为“英雄”。

1957年3月2日，张玺回国后，自感病已基本治愈，立即投身工作。事实上，转移部位的肿瘤正在扩大。全国几位著名肿瘤专家会诊后，又用七个多小时，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左颈至右锁骨部的淋巴系统。从此，他同病魔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顽强抗争。手术的进行，癌细胞的扩散，长期深度X光的放射，以及烤钴、放镭、打氮茗等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反应，张玺都以超出常人的毅力承受下来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两年里，他从未间断工作和学习。前期，他基本上是边治疗，边工作。住院，他常请计委有关领导去交谈工作; 出院，他家就成了 “办公室”，或找人谈工作，或找人谈心。中期，他的病情已很严重，仍坚持文件必看，书报必读，日记必写，工作必想。他还多次向计委主管机关党委工作的王光伟提出： “我再像过去那样工作是困难了，但帮助党委做点思想工作还是可以的。”王光伟出于对他由衷的关切，几次都把话题岔了过去。其实，他早在医院交了许多朋友。当他转到肿瘤医院后，协和医院的一些大夫、护士还常去看望他; 肿瘤医院的医护人员，遇事更是随时向他请教; 一些病友，也常去找他交谈。病友从他身上汲取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医务人员通过他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张庆松教授称他为“真马列”。后期，他步履已十分艰难，还天天练毛笔字，背诵诗词，让夫人代写日记，请秘书读文件等。

张玺曾几度面临绝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还经常询问他的病情，让卫生部请最好的大夫，进口最好的治癌药为他治疗。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更增强了战胜病魔的信心，一次次奇迹般地转危为安。

1959年1月7日，张玺处于弥留之际。周恩来得悉，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守候在他的身边。晚10时，李富春专程从广州赶回探视，薄一波、安子文等许多人也纷纷赶到医院。薄一波再三问他： “我和富春、子文都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直到这时，张玺仍未向病魔服输，反问道。“这就算完了吗? ! ”

1月8日晨，年仅46岁的张玺怀着壮志未酬的最大遗憾离开了人间。

十年蒙冤一朝昭雪

张玺逝世后，在1959年1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送了花圈。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解放军各总部，以及有关省、市领导和干部近2000人，参加了追悼会。陈云为主祭人，李富春致悼词，指出：“张玺热爱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伟大的事业。”①会后，张玺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张玺逝世八年之后，在十年动乱中，被江青、康生一伙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之一，骨灰遭致遗弃，同世人一样蒙冤受难。他的家属也无一不受到株连。

“四人帮”被粉碎后，张玺的夫人陈伯仲于1978年5月、6月先后写信给中共中央、中央组织部，反映张玺蒙受不白之冤的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对陈伯仲的信作了批示，中央组织部对“六十一人”问题重新作了调查核实，书面报告中共中央，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 “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应予昭雪平反。”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为“六十一人”大冤案平反。1979年3月12日，举行张玺骨灰重新安放仪式。李先念、胡耀邦、薄一波、余秋里、段君毅、谷牧、刘澜涛、安子文、宋任穷、康克清和王任重等，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有关省、市的代表共400多人参加，再次评价： “张玺同志的一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指出： “他因为坚决拒绝履行敌人的反省出狱手续，坐牢四年。在生死考验面前，张玺同志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为建立和开展我国的计划经济，为胜利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①随后，张玺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他的家属也得到了适当安置。

张玺以短暂的46年走完了他的革命里程。他的革命实践和业绩，体现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貌。他那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兢兢业业、忘我工作的精神; 襟怀坦荡、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将永远激励人们为祖国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①②张玺1943年2月3日、4日日记。

①廉子真1961年的回忆。

①薄一波、王从吾、段君毅、韩哲一: 《一片丹心献人民》。

①②薄一波、王从吾、段君毅、韩哲一: 《一片丹心献人民》。

③薄一波的回忆和他给《张玺日记选》的题词。

①抗日战争开始,中共直南临时特委负责人刘大风,又通知晁哲甫,按重新入党计算党龄。直到全国解放后,晁哲甫的党籍才得到正式恢复,党龄从他第一次入党之日算起。

①统一累进税,系我党制定的田亩税,以占有土地的多少计算负担的税率,大体是无地户或3亩地以下的户不交公粮,占有土地越多的户交公粮也就越多。

①日军对冀鲁豫边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开始于农历五月五日,故称“五五”大“扫荡”。

①张玺《自传》(1956年)。

①石友三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②高树勋于1940年12月1日将石友三处死后,继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①张玺1943年6月2日日记。

①张玺1943年10月24日日记。

①黄河归故,是蒋介石在1945年冬提出的。黄河下游原系西东流向。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变为北南走向,夺淮入海。事隔八年,原黄河大堤已破旧不堪。蒋介石提出黄河归故的目的,主要是妄图淹没我华北各解放区。围绕黄河归故问题,中共与国民党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政府、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代表谈判并达成协议。冀鲁豫边区的数十万民工昼夜抢修河堤,终于在1946年底,将河堤修复,按照协议时间,使黄水归回故道,粉碎了蒋介石以水代兵的阴谋。

①张玺1947年8月10日日记。

①后七县,指鲁山、宝丰、郏县、临汝、禹县、襄城、叶县七个县。

①《河南通讯》1951年第23期。

①1952年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三反”运动结束时对张玺所做的鉴定。这一鉴定,曾发到中南各省。

①薄一波、王从吾、段君毅、韩哲一: 《一片丹心献人民》。

①引自195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①1979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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