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邓拓人物传,邓拓生平事迹,邓拓评价

Posted 2022-05-07 社论

篇首语：成功的人是跟别人学习经验，失败的人只跟自己学习经验。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邓拓人物传,邓拓生平事迹,邓拓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邓拓人物传,邓拓生平事迹,邓拓评价

邓拓

(一)

邓拓，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作家。原名邓子健，曾用名邓拓洲，笔名邓君特、邓云特、左海、马南邨、向阳生等。

邓拓是福建闽侯(即福州)人，1912年2月26日 (农历正月初九) 出生在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邓拓的父亲名仪中，字鸥予，是清朝最后一科(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举人，曾任广西某县知县，后来在福州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邓仪中为人淳朴，平易近人，很受邻里的尊敬，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

邓拓幼年，父亲先教他背诵的，是一些启蒙性的短诗。稍长一些，就系统背诵历代著名诗人的诗词，以及《诗经》和《楚辞》。古文则从《论语》、《孟子》等一类典籍开始，到《左传》、《史记》、《通鉴》和唐宋八大家。邓拓后来对中国历代的诗、词、歌、赋、经、史、子、集这样熟悉，以至终生不忘，根底是少年时期打下的。而他第一个严师，便是他慈爱的父亲。

邓拓家藏书不少，以子部和诗集为最多，也有不少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文集，福州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林纾 (福州人)用流畅的文言文翻译的欧美文学作品等。邓拓的父亲虽然中过前清的举人，但是思想并不保守。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传到中国的一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 (即《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恩格斯的《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 (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五四”运动前后的许多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等，关心时事的邓拓父兄也收集了不少。

邓拓上学以后，特别是中学时代，开始大量阅读家中藏书，不论是平装书、线装书，不论是古典小说、历史传记、诗词书画，无所不读。他喜欢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蒋光赤的《短裤党》，特别喜欢鲁迅、郭沫若的作品。他读书的兴趣很广，除了读家里的藏书外，他还是图书馆的常客。

中学时代的邓拓，充满对生活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求，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增长知识的机会。这为他以后的杂文写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福州是座英雄的古城。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在这里抗击过蒙古军，民族英雄戚继光在这里同倭寇血战。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上，福州培育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志士仁人：有举世闻名的抗英将领“左海伟人”林则徐，林的祠堂离邓拓家不远;有清代著名的爱国诗人、林则徐的族兄林昌彝;有坚持变法维新，在戊戌政变中被捕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 有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在攻打广州总督衙门中受伤被捕，最后从容就义的林觉民; ……青少年时期的邓拓就受到这些先辈英雄的思想熏陶。

邓拓1923年(11岁)上中学，1926年秋北伐军进军福建，12月进入福州城，邓拓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思想非常活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孙传芳、周荫人等旧军阀，对福州人民实行残酷镇压，福州笼罩在反革命阴霾之中。邓拓的思想变得深沉了。他开始从醉心文理词章，转向了经世之学。高中的后两年，十六七岁的邓拓在课外认真阅读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他想从这里探求中国富强之路。

他也很关心国内外大事，特别是当时思想界各种思潮的论战，如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都使邓拓发生极大的兴趣。当时，上海是左翼文化活动的中心。1929年秋，邓拓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上海光华大学的社会经济系，他怀着挽救国家民族的愿望，到上海读大学。

(二)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由武汉秘密迁回上海，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也纷纷汇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人文荟萃的地方。各类社会科学的书刊，风行一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 (部分章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都有了中译本。

在上海，邓拓废寝忘食地阅读革命书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 成立，10月，各革命文化团体的联合组织——中国文化界总同盟(“文总”)成立。

“社联”成立不久，邓拓在光华大学秘密加入了这个组织。“社联”在纲领中明确宣布，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和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 “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在“社联”的组织下，邓拓一面在学校出壁报、办刊物，宣传辩证唯物思想;一面走出校门，到上海工人聚居的地区，举办工人夜校，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教育。他还在法商电车公司积极开展工人工作，组织了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工人的交往，使邓拓有机会接触中国社会的实际，他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劳动人民苦难深重的根源，更加坚定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1930年冬天，邓拓在上海法南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18岁。

从1930年冬到1932年冬，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区党团书记，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干事、部长和南市工委书记等职务，站到了反文化“围剿”斗争的第一线。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高涨。邓拓日夜奔波于工厂、学校，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斗争，并和学生们一道，到南京请愿。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邓拓和法南区委的同志们一起发动工人、店员和青年学生，组织了抗日义勇队、救护队，开赴前线或在后方宣传抗日，清查日货，募集慰问品。

这个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发生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邓拓和其他党团员经常组织“飞行集会”，遭致许多无谓牺牲。1932年12月11日，邓拓在法南区组织“广州暴动”五周年纪念活动时被捕，先被押送到南京，后转送到苏州反省院关押。在审讯中，他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始终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材料。后来他在狱中得了肺病。1933年秋经营救出狱。

(三)

邓拓出狱后回到福州家中，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在苦斗和寻求中度过了五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没有退缩，没有动摇，一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面仍然坚持战斗。

邓拓来到福州乌石山图书馆翻阅报刊，了解他入狱半年多来的形势变化。他看到，在他入狱前就已经开始的中国思想界的哲学论战，仍在激烈进行。资产阶级教授张东荪，挑起了所谓“动的逻辑”和“静的哲学”的辩论，攻击唯物辩证法，鼓吹形式逻辑，认为“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已成了过时的古董，只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而形式逻辑 (即所谓静的方法) 倒可以“对付”和解释“事物界一切动的事实”。面对这位学术权威，邓拓毫不畏惧地站出来同他论战。1933年10月，他以邓云特的笔名，在《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了《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论文，对张东荪诋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论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 “每一事物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它的发展就在于它自身内部矛盾的量的积蓄而达到质的转变”。“唯物辩证法从关联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因为一切事物是互相关系的;唯物辩证法从对立与统一中，矛盾的运动与变化中，历史的发展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因为一切事物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能够符合这些客观规律，这就是它所以能够成为正确的科学方法的唯一理由”。这篇文章说理透彻，批驳有力，显露了青年邓拓(当时才21岁)的理论水平和革命思想的光芒。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邓拓立即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担任文教委员会专员兼外交部秘书，负责宣传和联络。这时，他和党派到这里的季明(季步飞) 取得了联系。但是在蒋介石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的联合围攻下，历时一个多月的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邓拓遭通缉，被迫回到上海，在浦东中学教了几个月的书，并参加了薛暮桥、孙冶方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活动。

1934年秋天，邓拓接受大哥的建议前往开封，插班进了河南大学经济系，课余兼任了汴济中学、西北中学的教员。这是邓拓一生中比较平静的一段生活，他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

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历史的研究，探求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写出了近十篇共十几万字的学术论文和一部20多万字的历史专著，青年史学家邓拓，开始为历史界所瞩目。

这时，左翼文化界同国民党文人陶希圣、托派分子严灵峰等就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邓拓又一次以邓云特的笔名，于1935年、1936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2卷3期、4期上，连续发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和《再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问题》两篇文章。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指出中国“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对陶希圣等认为中国自西周以来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同时，邓拓还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中国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度，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等等。1936年，他在《新世纪》杂志发表了《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奴隶制度，并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对照。他写道： “东方和西方各民族的许多历史事实，明白地告诉我们，奴隶制是世界一般民族共同经过的历史阶段，它并不仅仅是古希腊、罗马所特有的。”邓拓通过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上五种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普遍存在，驳斥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

当时，在史学界某些被称为学术权威的反动文人鼓吹所谓“外铄论”，他们不仅否认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侵略下，中国人民蒙受的屈辱和灾难，反而讴歌外国的侵略，认为“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①。有人甚至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力的作用，中国已从封建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并且断言“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①。按照他们的逻辑，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中国人民不但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应该对它感恩戴德。

1935年，邓拓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4卷1期上，发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外铄论”。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外铄论”者在理论上的错误。他进一步论证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工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形态，所以在闭关形式打破之后，经不起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才会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至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发展为帝国主义阶段了，从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了”，从而“堵塞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道路” ，“只造成了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的基础”。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论证，邓拓有力地批驳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铄论”，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绝不能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

邓拓在这篇文章里，还满怀信心地指出了中国革命今后的道路。他说：“我们现在还可以进一步相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 ‘此路不通’ 。”

邓拓这些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人们欣赏这些论文的见解和文采，却不知道它的作者只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一个正在大学学习的学生。

邓拓在这个时期写成的20多万字的《中国救荒史》，是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又一贡献。这本书是以他就学于河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为基础写成的，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为中国历史研究名著出版，很快在日本就被译成日文出书;1957年由三联书店重印。这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直到现在仍然深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这本书里，邓拓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研究了中国几千年来灾荒发生的原因、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灾的措施，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同灾荒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所谓 ‘灾荒’ 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他批驳了 “自然条件论”和“人口条件论”等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认为“从来灾荒的发生，其根本性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他指出，研究救荒史不仅应该找出造成灾荒这一社会病态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而且应该分析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探求具体的防治途径。救荒事业发展的程度，反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标志。这样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和高度科学性的史学专著出自25岁的邓拓之手。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学生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开封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日益活跃。1936年暑假后，河南大学学生建立“民先” 组织，邓拓是负责人。不久，开封一些中等学校，如西北中学、开封女子师范、北仓女子中学等，也纷纷建立“民先”，邓拓被推举为“民先”开封总队长。他经常深入各学校，参加青年学生的读书会、座谈会，为大家讲解时事，分析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并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先辈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英勇斗争的史实，启发和鼓舞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他思想锐敏，知识丰富，对各方面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深刻的见解，在开封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30年代开封中共地下组织曾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中共北方局负责兵运工作的刘子厚去洛阳，到东北军部队开展工作。他离开北平时，“民先”总部的负责人委托他到开封了解“民先”的活动情况。刘子厚一到开封，中共地下党员首先向他介绍了邓拓。

刘子厚回忆他对邓拓最初的印象： “这是多好的年轻人啊! 聪明、沉着，有学问，第一次接触，就感到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从此，开封“民先”组织和北平的“民先”总部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1936年和1937年，刘子厚曾三次到开封传达“民先” 总部指示精神，帮助工作。1937年6月他第三次到开封，遭到警察和特务的追捕，邓拓和他的大哥、大嫂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刘子厚上火车回北平。

邓拓随刘子厚到北平后，向“民先”总部汇报了工作。经过长期的考察和了解，中共组织决定恢复邓拓的组织关系，并派他到苏北地区工作。临行前，他回到开封，参加河南大学的毕业考试，不料，当他考完最后一门功课，走出河大七号楼(教学楼)北门时，遭特务逮捕。敌人逼迫他交待出他的联系人，但一无所获。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被迫同意释放政治犯，邓拓也被保释出狱。当时，河南省主席商震的三十二军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队，约请一些知识分子参加。邓拓应邀参加了这个服务队，来到了三十二军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束鹿县的辛集镇。

在辛集，邓拓听到一个大喜讯：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前线抗日，在太原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多少年来一心找党，两度找到又两度失去联系的邓拓，决心立即去太原。1937年9月下旬的一天，他登上火车，奔向太原。

这时的太原，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等，都在这里。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 和下属的“决死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力量。在太原坝陵街的八路军办事处，邓拓见到了先他到达太原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这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一个是青年史学家，真是相见恨晚。邓拓向黄敬报告了自己两次被捕的情况和失掉关系的经过，黄敬表示将立即向组织报告。黄敬询问邓拓今后的打算，邓拓毫不犹豫地说： “到前线去，找八路军去! ”邓拓在福建人民政府时期，曾用名邓拓洲，进入抗日根据地，正式改名为邓拓。

(四)

1937年深秋季节，邓拓、黄敬和十几个由平津、上海来的青年人一道，乘卡车来到五台山抗日根据地五台县。当时，在五台的八路军领导人聂荣臻，热烈欢迎这批新战士的到来。这是邓拓第一次和聂荣臻见面。后来，聂荣臻回忆这次见面时，谈到邓拓留给他的深刻印象： “他是一位朝气蓬勃、满腔热血的青年。一经交谈，甚是投机，我很喜欢他那种爽朗的性格。他首先告诉我，他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很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此充饥。可见他已经作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他的革命决心是多么坚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又是多么充沛! ”

三天之后，邓拓和他的年轻的战友们背着行李，从五台县出发，穿过五台山，步行奔往河北西部的阜平县。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他的长官部，先撤到晋西，后来又干脆撤过黄河，到了陕西省的宜川。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11月7日，就在太原陷落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成立。不久，邓拓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他先在军区的军政干部学校担任哲学教师，后又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

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创刊。这是一份三日刊，向全边区发行，邓拓是这个报纸的主要撰稿人。最初的一些报纸，由于战争而散失，仅今天残存的第20期、21期上，就有两篇邓拓署名的关于春耕生产的文章。文章从春耕生产对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到怎样具体地组织春耕生产，都作了明确的论述。从进入根据地最初发表的文章看，邓拓很注重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1938年3月上旬，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春季 “大扫荡”。3月5日，设在阜平城内的抗敌报社遭敌机轰炸，石印机连同正在印刷的第24期报纸，都被敌机炸毁。报社随军区从阜平转移到五台山区。3月24日，第25期报纸在五台县大甘河村的海会庵出版。4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决定将《抗敌报》作为省委机关报，由邓拓担任编辑部主任。从此，邓拓正式开始了作为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历史。

邓拓投笔从戎来到敌后前线，原想献身战场，没有想到还要在文场上进行战斗，更没有想到要从事新闻工作。但是，他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和工作的需要，全心身地投入了党的新闻事业。《抗敌报》是在敌人重重封锁和残酷的 “扫荡”围剿中出版的。报社在五台山坳、滹沱河边一个隐蔽的村子里，一间破旧瓦房，房顶的瓦块间茅草丛生，就在这里，邓拓带领全报社二三十个年轻人坚持出版《抗敌报》。它像号角，鼓舞着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像利剑，在敌后直刺敌人的心脏。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使报纸由油印改为石印又改为铅印。1938年8月16日，第一张铅印的《抗敌报》同群众见面了，四号字的版面，清晰美观，这张报纸凝聚了邓拓和他的战友们的多少心血! 印刷设备是从冀中秘密运来的。没有铅字，他们用胶泥做成翻字盘，用字坯翻铸成字模，一个个地铸成。没有油墨，他们用锅底烟灰，掺上松香和大麻油来代替。没有纸，他们自己建起纸厂，用稻草、麦秆、玉米秸和麻绳头等做原料，用石碾子压碎煮成纸浆，在火墙上一张张地烤出来。每期报纸上万份，每张纸都是这样制成的。难怪邓拓对纸张和铅字无比珍惜，每当看到有破损的纸张，他总要工人修补后再用，连一小片残纸也不肯丢弃; 发现地上有散落的铅字，他连忙捡起来。《抗敌报》三日一期，从1938年6月27日到12月29日，约半年的时间内，共出版75期，刊出社论、评论和重要文章72篇，邓拓不仅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全部工作，而且社论、评论和重要文章绝大多数是他写的。此外，边区党委的文件，军区的文字报告，也常常由他起草; 碰上接待外国人，由他当翻译。来到抗战前线，找到党的组织，邓拓的心情是那样激奋昂扬，他仿佛有着用不完的精力。白天，常见他骑着马在山沟的小道上奔驰，那是到党政领导机关开会，请示问题，联系工作;夜阑人静，他对着一盏小小的菜油灯，伏案疾书，常常直到天明。

1938年9月，日军配合进攻武汉，调集5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八路围攻”。邓拓连续写了《加紧战争动员，粉碎敌人围攻》和《怎样进行坚壁清野》两篇社论。9月30日，当刊有他写的第三篇社论《反对麻木不仁与惊惶失措》的报纸开印时，敌人已逼近五台山区，报纸印了一半，就不得不拆了机器转移。途中，从电台里收到军区政治部和边区党委反“围攻”的文告。为了把党的声音及时告诉群众，邓拓决定把队伍带进险峻山区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瓦窑村出报。他们坐在门槛上、小凳上，在膝盖上写稿、编稿，凑在用饭碗做的麻油灯前拣字、排版、印刷，就这样夜以继日地战斗，抢出了四期报纸，发表了《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关于粉碎日本强盗新进攻的号召》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告全边区民众书》，以及邓拓写的《认清当前战争形势》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报纸刚刚印完，敌人已到龙泉关，离瓦窑村只有20里了，他们又转移到平山的土楼村继续出报。

日军的“八路围攻”被粉碎，《抗敌报》在战斗中发挥巨大作用，受到党和群众的一致赞扬。延安《解放》杂志第65、67期连续刊出八路军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进攻中的几个重要经验》一文，称赞“晋察冀的报纸工作确是做了模范，并给了我们很宝贵的经验”。“《抗敌报》在战时每期有很有权威的社论，极其具体而且实际，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曾在边区考察过的李公朴在他著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对《抗敌报》作过这样的评价： “《抗敌报》是晋察冀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的播种者”，“《抗敌报》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把边区政府工作中的军政民统一起来”。1938年12月，邓拓以《勖报社诸同志》为题，写下了气势雄浑而真切动人的诗篇：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1939年3、4月间，抗敌报社迁到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这个小村庄，成为报社基地之一，给邓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在这里共同战斗了五六个春秋。后来他以“马南邨”为笔名写《燕山夜话》，就是表示对这段生活和对老根据地人民的怀念之情。

1938年11月，中共北方分局成立，彭真兼任分局书记。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分局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时还担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随着时局的发展，报纸经受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从1941年开始，中国抗战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极其野蛮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晋察冀边区处在日军、伪军、蒋军联合夹攻之中。为了保证在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出版报纸，邓拓提出了“游击办报”的思想，要求不论敌后环境如何残酷，战斗如何频繁，物质条件如何短缺，交通运输如何困难，报社同志都必须千方百计，坚持出报，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把前方和后方各条战线的胜利消息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组织人民，抗战到底，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各种阴谋伎俩。

1941年秋季，日军纠集7万兵力，分六路向晋察冀边区进攻，晋察冀日报社也是敌人扫荡的重要目标之一。在7月底的一次社务会议上，邓拓坚定地指出： “凡有24小时较安定的时间，绝对保证出报一期。”他说： “我们的报，决不能停刊，报纸的存在，就说明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战斗。”他和报社党组织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亲自领导工人牛步峰等研制成轻便的木质印刷机，重量比八页铅印机减轻一半，八头骡子就能驮着行军出报;同时改造了活字架，缩小了铅字箱，铅字减少到3000个，要求记者、编辑在这3000个常用字以内做文章。他把报社全体职工编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战斗队，由年轻力壮的同志组成，全副武装，担负放哨、侦察敌情和保卫印刷器材安全的任务;第二梯队是工作队，也有武装，由精干的办报人员组成，负责在反“扫荡”游击战中收抄电讯、编印报纸。此外，对于老弱病员的分散隐蔽、粮食草料的分散储藏以及必需的药品准备等，他也认真细致地指导后勤部门做了妥善的安排。每天，两个梯队的同志们，在完成出报工作之后，就进行射击、掷弹、负重行军及防空防毒等军事训练。

1941年8月下旬的一天，日军向平山县滚龙沟一带扑来。邓拓接到北方分局通知，要报社在9月1日以前转移到阜平。当印完最后一张报纸，掩蔽好留下的物资设备之后，邓拓率领报社队伍出发。不料，行军至滚龙沟西北的段峪村时，得到群众的报告说，敌军已完全封锁了通往阜平的道路，队伍已陷入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邓拓临危不乱，要大家保持镇静，不可惊慌失措。他一面派第一梯队的同志到村外警戒，一面召集干部在村东一个小山神庙里开会，讨论对策。最后，他果断地作出决定：不去阜平，分散转回，于滚龙沟的高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滚龙沟山峦重叠，悬崖峭壁，沟大洞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邓拓决定就在这里游击办报。敌人一来，他们就分散转移，机器埋藏山中，敌人撤退，大家又迅速回来，挖出机器出报。1941年9、10月间，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庄铧子尖，印刷设备七次坚壁，七次挖出，印报32期。这“七进七出”的故事，成为《晋察冀日报》 “游击办报”的佳话。

秋后斗争是残酷的，生活极其艰苦。邓拓和他的同志们经常风餐露宿，以黑豆、野菜充饥。他们几乎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危险，在敌人的围困下同敌人周旋; 他们几乎完全没有闲暇，当拿枪的战斗刚刚结束又立即拿起笔，开始了另一场战斗。邓拓带领的晋察冀日报社这支新闻队伍，从实践中积累了特殊的办报经验，即使在最险恶的情况下，人背肩挑也能出版铅印报纸。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中外新闻史上罕见的奇迹。

1943年，有一次邓拓率队黑夜突围，途中与敌人遭遇，他的座骑被打死，身边三个同志牺牲，一人负伤。邓拓临危不惧，镇定地指挥队伍分散转移，来到一个四面环山，只有三户人家、名叫日卜的小村里，继续出版报纸，半月出报12期。当日军发现报社驻地，调头奔袭时，报纸已由交通员秘密发出，报社迅速转移了。“风雪山林路，悄然结队行。兼程步马急，落日云水横。后路歼顽寇，前村问敌情。棘丛挥斤斧，伐木自丁丁。” “记得昨宵篝火红，战歌诗思倍匆匆。枕戈斜倚蓑草帐，假寐醒时月正中。”邓拓当时写下的这些诗句，正是这段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为敌后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晋察冀日报》忠实地记录了中华儿女誓死抗敌、气壮山河的英雄业绩，也记录了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狼牙山五壮士》、《平西跳崖五烈士》、《爆炸英雄李勇》、《回民支队的母亲——马老太太》……这些新闻通讯不仅在当时激励了人们的抗战热情，至今仍弘扬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邓拓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早在1942年7月1日，他就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社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

1944年，为了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担任主编。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选收了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4年的25篇公开发表过的著作，也选收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和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共29篇，46万字。邓拓在为选集写的《编者的话》中指出：毛泽东“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号召干部和党员虚心、细心地学习毛泽东的学说用来武装自己的思想。

邓拓对毛泽东的著作一向认真学习，对毛泽东也是十分钦佩尊敬的。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抗战一周年，邓拓以“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这是抗敌报社——晋察冀日报社印的第一本书。此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都印成单行本出版，这成为晋察冀日报社一项不成文的制度，直到报纸终刊。

《毛泽东选集》是在阜平县马兰村属的一个仅有12户人家的坡山村排印的。这里距报社50多里，交通不便，印刷设备极其简陋。全部印刷装订完毕，送到读者手中，只用了半年时间。选集初版印了4000套，其中有100本精装，红、蓝色的缎子书皮，上面烫着金黄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全书从排字、印刷、校对、装订……每个环节都极其精心，凝聚了邓拓和晋察冀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血。

邓拓主编的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不少地区都以它为蓝本相继出版印刷选集，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

烽火十年的敌后斗争，是邓拓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美好的时期。因为这时，他的理想同党和人民的事业完全融合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他从党和人民的胜利中分享了成功和喜悦。在火热的斗争中，他也获得了真挚的友谊和爱情。

河北阜平县的马兰村，是邓拓终生难忘的地方。马兰村的乡亲们把小米、苞米送给报社的同志吃，而他们自己却吃糠，吃菜，吃杨树叶子。为了保卫报社，掩护报社的同志，马兰村的人民献出了他们所有的一切，直至生命。邓拓常说，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中，《晋察冀日报》为什么能够坚持出版?就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这一张张报纸，不单是用墨印成，也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用鲜血写成的。正是这种来自人民的爱，给了邓拓无穷的力量和温暖。

晋察冀日报社的记者、编辑，都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没有办报经验。在邓拓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迅速适应斗争的需要，熟悉了党报工作，组成了坚强的战斗集体。《晋察冀日报》自1937年12月11日创刊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这期间，有38位同志牺牲在战争中，有17位同志病逝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其中最年轻的仅有15岁，年龄最大的也只有34岁，他们的离去给邓拓带来极大的悲痛，邓拓为他们写了悼念的诗文。

生活中有悲痛，也有欢乐。斗争是严酷的，但也带来胜利的喜悦。1943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扩展时期，党的路线政策深得人心。人民的物质生活虽然仍十分困难，但是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进展很快，新道德、新风尚遍及城乡。1943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参议会。会间，聂荣臻、皓青、阮慕韩、张苏、刘奠基、宋劭文、吕正操、于力(董鲁安)和邓拓等倡议成立燕赵诗社，用诗歌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日力量，促进人民团结。邓拓起草了《诗社缘起》：

古来燕赵，豪杰所聚，慷慨壮歌，千秋景慕。方今板荡山河，寇氛未消，黎明前夜，国难犹殷。有志之士，奋起如云，边区民主，谠议宏开，定反攻之大计，期必胜于来朝。窃谓盛会不常，机缘难遇，诚宜昂扬士气，激励民心，以燕赵之诗歌，作三军之鼓角。为此倡议立社，邀集联吟，所望缙绅耆老，硕彦鸿儒，踊跃参加，共襄斯举。

文章写得铿锵有力，简洁通畅，激昂之情跃然纸上。1979年，聂荣臻在悼念邓拓的文章中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邓拓)很喜欢作诗填词，在艰苦的战争年月，他的雅兴还不小，居然组织起 ‘燕赵诗社’ ，团结了不少朋友，并把我也拉进这文雅的组织里来了。”

“滹沱河畔订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晋察冀留在邓拓心中的不仅有血与火织成的岁月，还有他和丁一岚忠贞不渝的爱情。邓拓和丁一岚从最初的文字相交到结为战地情侣，曾经是当年晋察冀边区的一段佳话。

丁一岚是“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市的进步学生，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从事妇女工作。1941年2月，平山县一个年轻的妇女抗日积极分子被恶毒的公公、丈夫杀害了。出于革命义愤，丁一岚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通讯《血的控诉》投给晋察冀日报社，杀人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报纸于这年6月24日以较大的篇幅发表了这篇通讯。在通讯发表的过程中，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开始和作者通信，经过一年多的信件往来，他们初晤于平山县的瓦口川，互相交谈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负。第二年春天，当他们再次会晤在滹沱河边时，约定了终生共同生活。

邓拓和丁一岚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附丽于崇高的革命事业。他们互相关怀，互相砥砺，在激烈的战争中同生死，共患难，体现了高尚的革命情操。1943年9月，日军进行“梳篦式”的“扫荡”，不放过每一条山沟。24日那天夜晚，邓拓带领报社的同志在雨中转移。当队伍走进灵寿县境内的北营村时和敌人遭遇，在武装班和敌人交相射击中，后面的背伕同志也中弹身亡。伤痛的马在河边向前奔突几步便倒下了，邓拓急忙从马上跳下来，指挥队伍向村西梯田边山路上撤离。当时丁一岚已怀孕几个月，跑了一段路，渐渐落后。邓拓发现，跑到她身边。丁一岚感到体力不支，不愿拖累整个队伍，劝邓拓不要管她，说敌人追上来，牺牲也只牺牲她一个人。邓拓深情地对她说：“不能这样，坚持下去，跟上队伍! ”他拉着丁一岚跑了一段，又到前面去指挥队伍。在邓拓和同志们的战斗精神鼓舞下，丁一岚终于和大家一起甩开了敌人，登上了险峻的山岭。这年冬天，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小岚。小岚是在被敌人烧坏了门窗的一个破土屋里出生的。大风呼啸，天寒地冻，没有柴禾，没有热水，连房门都没有，只靠挂一块床单在门上挡风。小岚生下后就托给了一家老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把她接到张家口。

1945年8月10日晚8时，晋察冀日报社电台突然收到延安新华社火急电报的预告，邓拓和收报台的同志一道，焦急地等待特大消息的来临。午夜时分，延安新华社终于发稿： “中国人民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了! 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

电文一经译出，全报社一片欢呼。邓拓当即用手摇电话机报告中共晋察冀分局和边区有关单位，由报社同志组成的宣传队立刻出动，向当地群众宣传这一胜利喜讯。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几十里方圆的山村，边区人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之中。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时局却是异常严峻的。不久，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起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开始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改为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任书记，邓拓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同年8月23日，解放了张家口市，邓拓率报社同志随军进城。1945年9月12日至1946年10月10日，《晋察冀日报》在张家口出版。1946年10月10日撤离张家口。这一天，国民党军已紧逼张家口市郊，敌机轮番轰炸市区，报社大部分同志已经转移，邓拓率领留守人员印完当天报纸之后，夜行军徒步涉过桑乾河，向涞源方向进发。行军途中，邓拓和同志们继续发扬战地报人的战斗作风，报纸仅于11日至14日停刊四期，15日起继续出报。不久，报社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老根据地——阜平的马兰村和麻棚。1947年11月，晋察冀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华北重要城市石家庄，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了一片。194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西北战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阜平县的城南庄。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6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出版《人民日报》。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出版《终刊号》。这份报纸自1937年12月11日创刊，历时十年六个月零三天。邓拓深夜发稿将竟，回忆血火十年的办报历程，不禁挥笔题诗一首，抒发他同根据地军民共同战斗的不尽之情：

毛锥十年写纵横，

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

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

子弟力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

仰看恒岳共峥嵘。

《晋察冀日报》终刊以后，邓拓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1月，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彭真兼任主任，邓拓担任经济组组长。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在华北全境展开，而中国革命已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党的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在政策研究室，邓拓悉心从事土地问题和城市政策的研究。

(六)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在此之前，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平市委，准备接管北平。邓拓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1月30日，他就和市委的工作班子提前进城。2月2日，《人民日报》 (北平版)作为市委机关报创刊，发表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这篇社论是由邓拓起草，经彭真修改定稿的。

3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

4月，邓拓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市委制定和起草一系列适合北平情况的政策法令和其它重要文件。

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移到北平出版，《人民日报》 (北平版) 改名《北平解放报》，邓拓兼任报社社长。8月1日，《北平解放报》奉命停刊，一部分报社人员并入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开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拓受命主持《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同时，继续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时，我国正处在历史的大转变中，百废待举。面对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人民日报》的任务是艰巨的。它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迅速反映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反映各条战线上伟大的群众斗争，指导恢复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办报经验的邓拓，首先抓了办报的方针问题。他认为： “要办好报纸，必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鼓励报社工作人员到第一线去，到全国各地担任地方记者，同时又从各省市选拔一批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特约通讯员。随着各地通讯网的建立，《人民日报》通讯员由原来200来人增加到万人以上。大量的读者来信，也使报纸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声音。

邓拓向报社人员提出“我们要拚命”的口号。

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

那时，邓拓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宿舍后院的夹道里，三间平房几乎见不到阳光。后来，报社腾出了房子，几次请他搬家，他还是不搬。说：“叫别的同志住吧! 这比农村打游击好得多。我经常上夜班，没有阳光也不要紧! ”一次，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聂荣臻前来看他，见他住得如此简陋，关切地说： “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邓拓说： “这里安静，我做夜班，对睡觉有好处。”

就在这样的没有阳光的屋子里，邓拓日日夜夜笔走龙蛇，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每天报后的大样。有时累病了，每天送到他身边的报纸清样、稿件，几乎盖满了他的床被。丁一岚见他这样瘦弱，还在忘我地工作，心疼地说： “老邓呀!你要休息呀! 老这样干，怎么得了?”邓拓说： “我是任务在身嘛!”

那时，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包括工厂工人在内，总共只有366人，编辑部连同图书资料人员在内共112人。人少工作多，困难确实很大，但在邓拓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大家意气风发，都有一股拚命精神。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报纸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报纸的总发行量，1949年底为9万份，1952年就增加到48万份，1953年又增加到55万份。

旧中国的改造，新中国的建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教育文化的改革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报纸作好宣传解释，使党的方针政策尽快和群众见面，动员千百万群众自觉地参加。因此，邓拓特别重视《人民日报》的言论，尤其是社论的写作。《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比较薄弱。1949年，报纸发表的社论每月平均不到八篇。邓拓到人民日报社后，把评论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他不仅自己动手，而且提倡编辑部大家动手写社论，由他精心帮助修改。从此，报上的言论多起来了。到1952年，全年仅社论就发表了208篇，其中邓拓自己写了19篇。

在人民日报社期间，邓拓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如《朝鲜战争的一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继承鲁迅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许美国干涉》、《中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等等。这些社论，准确有力地宣传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地评论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阐明了党和政府的根本立场和方针，对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发挥了作用。

邓拓才思敏捷，游击办报的环境锻炼了他，社论写作常常倚马可待。有些社论时间性很强，例如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才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需要赶写社论配合第二天发表的重要新闻。遇到这种情况，邓拓就亲自动手。这时候，他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立刻拿起稿纸坐到校对科去，他写一页，发排一页，校对一页，清样一出来，他仔细看过以后，马上送总理审阅。那些年，他亲自撰写的社论约有60多篇，其中关于朝鲜战争的社论就有16篇之多。

抗日战争前，邓拓就是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史学家。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他不可能研究和撰写这方面的著作。全国解放后，资料条件好了，他决心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继续从事史学研究。

1954年10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的长篇论文。他运用大量的资料，深入而系统地论述了清代康、雍、乾盛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勾画出孕育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历史环境，通过研究清代中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意义和作者曹雪芹的思想。这是一篇建国初期较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的文章，在文学界和史学界很有影响。文学界接受他的观点，史学界受到启发，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从此成为长久不衰的热门课题。

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进一步深入，1956年，邓拓又在《历史研究》第10期上，发表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的长篇论文。这篇文章的开创性的特点是它采取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邓拓说： “从万历到乾隆这个时期去今不远，我们可以找到当时遗留下来的许多典型厂矿的契约、文书等等，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为此，他跋山涉水，深入到京西门头沟矿区调查过五六次，带病下到煤井深处，爬过深坑窄巷，接触过许多窑主和老窑工，还亲自拜访过北京广安门外拉了一辈子骆驼运煤的古稀老人，研究过他们的家谱。这样，仅在门头沟就找到100多处明万历到清乾隆年间的民窑遗址，收集到大量的文书、契约，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经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得出门头沟煤矿在明清时就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

后来，邓拓还继续运用调查研究和历史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历史上的工商业进行研究。北京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店铺：同仁堂药铺、万全堂药铺、六必居酱园，宣武门前的牛肉馆、琉璃厂的书店等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他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包括房契、文书、根帐、铺规、合同等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他几次想根据这些史料写成文章，只是由于工作太忙和政治运动频繁，几篇文章都未及定稿，成为千古憾事。

在人民日报社期间，工作是这样紧张，除报纸本身工作外，他兼着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经常要给中央和市级单位做形势报告。社会活动也很多。他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又是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引人注目。1949年12月，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兼任教授，在1950年为北大经济系专门开设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的课程。1955年，他受聘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他同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邓拓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同年，他率领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华沙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会议，当选为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6月，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开展。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意见分歧。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要求加快步伐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此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到1955年6月，全国达2/3的农户参加了各类互助合作组织。

但是，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农村关系紧张。农村工作部采取措施整顿收缩，纠正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使矛盾得到缓和。毛泽东不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做法。面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新事物，工作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按照党内民主的原则和党的传统作风，是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商讨和批评来解决的;但是，问题却被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一片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中，农村合作化运动以超常的速度向前推进。

在农村出现合作化高潮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子也加快了。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首先在北京出现，并迅速扩展到全国。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胜利完成。

面对伟大的胜利，不少党的领导同志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警惕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光要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6月，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布置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章经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了三个字： “不看了。”从这三个字上，邓拓意识到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不满意，他特地在定稿上写了：“全文明 (20) 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想以较小的字体发表，以减轻其分量。但是，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以后仍然多次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这篇社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通篇分析说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社论列举了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并指出它产生的原因：“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情绪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社论又进一步分析了急躁情绪产生的思想根源，指出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企图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但是，随着“路线斗争”的升级，社论中提出的正确思想不但没有得到采纳，相反，它所批评的急躁冒进倾向却因得到领导上的支持而在全国范围急剧地蔓延、发展。这篇社论，也给邓拓带来巨大的不幸。

1958年1月，在党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这是政治问题”，“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接着，他批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是“反冒进”，有原则性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提出： “革命就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向如何。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 ，决不要提。”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同党中央呼吸相关，息息相通。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为自己的思想感情跟不上毛主席的要求而苦恼，但同时又有一种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的心情。尽管受到严厉的批评，心中不无委屈，但他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怀疑毛泽东的正确性。他一向是把党的利益视作高于一切的，不愿有任何事情损害党的利益。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从不同任何人私下议论。他更加小心谨慎地工作，避免发生错误。他每天值夜班，看报纸的清样，撰写重要社论，制定编辑部的宣传计划和报道方针，白天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取得中央的指示精神……一年到头几乎从来不得休息。每次送中央审查的稿件，退回后他都亲自仔细地核对，一字一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认真校正。即使是做完夜班，凌晨回到家里，他脑子里仍然想着报纸。往往躺在床上，不能入睡，想起稿件中有哪句话、哪个字用得不恰当，他又立即起床往报社打电话，让改过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办好党中央的机关报，邓拓确实做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极端负责和极端忠诚。

他所做的一切使报社的同志深受感动，人们对他更加敬重，更加爱戴。然而，他的辛勤劳作仿佛并不为领导所理解。一次又一次令人难堪的严厉批评和指责使他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他多么怀念在晋察冀办报的日子啊!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8日，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艺术的方针。7月，周恩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三次对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发出指示，要求改进新闻宣传，提高我国新闻事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

为了贯彻党的方针，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邓拓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报纸的改革，力求使人民日报更好地宣传党的声音，更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更生动活泼地反映社会生活，使报纸本身也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力工具。从1956年4月中旬起，邓拓发动人民日报社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广泛征求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经过编委会认真研究，向党中央提出改进工作的报告。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认为改进工作的方案是可行的。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的社论。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从六个版改出八个版。报纸改版后，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

为了扩大报道面，增加报道的花色品种，邓拓身先士卒，带头深入到北京崇文门外一条叫下唐刀的小胡同里，三次访问制作料器葡萄的手工艺世家常家姐妹姑侄，写了著名的通讯《访 “葡萄常” 》。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但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57年秋季，党的八大向全国人民宣布：在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今后的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反对官僚主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整风。

党的八大和毛泽东的讲话给全国带来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特别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界，思想空前活跃。由徐铸成新任总编辑的上海《文汇报》广开言路，办出特色，深受知识分子欢迎，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运动很快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轰轰烈烈地展开。

《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率先刊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人士在“鸣放”会上的发言。由于得到指示要求“加温再加温”①，报纸上出现不少片面、偏激的言论。

面对这种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邓拓凭着长期办党报的经验，采取了冷静的态度。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宣传工作的纪律，在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立即向报社工作人员传达，并且拟定了宣传报道计划，送给了党中央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并且，又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让理论部的一位编辑写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在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报社有些同志要求《人民日报》也和《文汇报》、《光明日报》一样“大鸣大放”。邓拓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在整风的最初几天里，

中共人物传 邓拓人物传,邓拓生平事迹,邓拓评价

中共人物传 邓拓人物传,邓拓生平事迹,邓拓评价

中共人物传邓拓人物传,邓拓生平事迹,邓拓评价

中共人物传邓拓人物传,邓拓生平事迹,邓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