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铁军人物传,陈铁军生平事迹,陈铁军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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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陈铁军人物传,陈铁军生平事迹,陈铁军评价

叛逆闺秀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二月二十三)，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一个归侨富商之家。祖父陈贤超，原籍广东省台山县黎洞 (现三合公社) 汇洞里村，后因生活贫困，携全家迁到佛山，靠做豆腐谋生。父亲陈帮楠，少年时只身飘洋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做工、当店员、会计等，一九○四年回国定居。他把积攒下来的钱，在佛山购置了一批产业，还在香港合股经营百货店，成为佛山有名的归侨富商。

陈铁军从小过着富家闺秀的优裕生活。由于佛山没有女校，她不能上学读书，每天在母亲身边学针线刺绣。十三四岁时，她已经练就一手飞针走线的好手艺，不仅自缝自穿的衣服，做得称身适体，而且绣出的各式花卉鸟兽活灵活现，因而很受父母的钟爱。但她自己从懂事开始，就不满这种幽居深闺、孤闻寡识的生活。佛山在全国民主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办起女私塾后，有些女孩子摆脱了不许女子上学的陈规，陆续入塾读书。铁军和妹妹铁儿，便要求父亲送她们上学，像大哥、三哥一样读书。她的父亲觉得女儿勤奋好学，加上自己侨居国外时经历过没有文化受外国人歧视欺侮的苦楚，很想有一个出众“才女”，以扬名显亲，便答应了。

一九一八年春，铁军和铁儿被送入佛山有名的女书馆——坤贤私塾读书。从闺房来到书馆，与一群女友同堂共学，陈铁军十分高兴。但是，塾师所教的全是“幼而学，壮而行，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和《女四书》①那一套，又使她大失所望。在铁军入坤贤私塾读书的第二年，父母便把她许配给佛山盲公饼铺的何合记大老板为孙媳妇。不管铁军对这门包办婚姻如何悲伤、申诉、抗辩，都无法改变父母的成命，使铁军陷入哀伤迷惘和绝望之中。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广州学生组成的演讲队、宣传队纷纷来到佛山，怒斥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使佛山很快也沸腾了起来。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佛山籍女学生郭鉴冰带领的一支演讲队，在坤贤私塾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陈铁军听后，象在绝望中找到了生路，心情无比振奋。她急忙拉着妹妹铁儿上街听演讲、看演出，听着看着，她自己也接过传单去散发，走进游行队伍跟着呼口号。从此，陈铁军的脑海里翻滚起新的波澜，开始了新的觉醒。

郭鉴冰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佛山，于一九二○年创办了佛山第一所新学——季华两等女子小学。招生简章贴出后，舆论哗然。那些思想守旧的人看了摇头，认为是标新立异。陈铁军听到这一消息，对妹妹说： “耳闻不如眼见，我们亲自看看去。”于是，她带着铁儿，又邀约坤贤私塾几个女友，走进季华小学一看，校长和老师都是去年来佛山坤贤私塾的女演讲者。她高兴地说： “这才是我们所要进的学校。” 回家后，她坚决要求转入季华小学上学。父亲被她纠缠得无法，就同意了。不久，陈铁军便成为季华小学高小部的头一批学生。铁儿和她的亲戚、同窗好友李淑媛①也转入季华小学。在季华小学，有两件事曾引起思想守旧人们的反对：一是穿白衣黑裙的校服，被认为是标新立异，有失闺秀的“体统” ; 二是上体育课，被认为是女子操兵，蹦蹦跳跳，有失“美德”。有的家长还担心把女儿的皮肤晒黑了，将来不好出嫁。校方在这些舆论压力下，感到有点为难。陈铁军则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校。她和妹妹带头穿校服，带头上体育课。后来，人们看到这群女学生朝气蓬勃，知书达理，渐渐改变了看法，还赞扬她们“象男孩子一样”，“比男孩子还强” 。

陈铁军学习努力，成绩优异，尤其作文和刺绣两门功课，常受老师夸奖。她还经常借阅郭鉴冰订的《新潮》杂志，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她的许多篇作文，都谈到反帝反封建问题，有的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论述争取妇女解放的重要。从这时起，陈铁军就和郭鉴冰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在革命道路上又一直互相激励，成为终生挚友②。

“过门冲喜”

一九一九年农历腊月，陈铁军的父亲因病去世;不久，母亲也相继病故。父母临终前给两个儿子留下遗嘱：铁军出嫁时，要用几千元 (白银) 办嫁妆，让婢女阿美和两个女佣人陪嫁。两位老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抚慰女儿对婚事的不满，他们却根本不理解女儿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更不理解女儿的志向。

祸事和压迫接踵而至。“何合记”大老板因患重病，要娶孙媳妇“过门冲喜”。这对于陈铁军来说，真是“大祸临头”。按照她的志愿，是继续读书求得学问，在社会上谋得一份职业，自食其力，不做寄生虫。现在出嫁去做“少奶奶”，自己的理想就全成泡影。她不能再走二姐阿笑被封建婚姻埋葬的老路，便去找大哥商量，企求得到支持。但大哥已作主答应了何家的要求，他对铁军说： “要秉承父母遗嘱。”她又找三哥商量，三哥说： “父母的遗嘱不应抗拒”，“要按照大哥的主意去做”①。陈铁军跑到学校，向郭鉴冰诉说了自己的痛苦。郭鉴冰既同情又愤慨，但却无能为力。她思忖了一下劝铁军道：“可以和对方见见面，……如果对方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大家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还是可以慢慢建立感情的”②。陈铁军反复考虑，认为也只能按郭鉴冰的主意办。她回家去对大哥说： “第一，父母重孝在身，只能拜堂，不能同房; 第二，拜堂后要回家继续读书，直至读中学、大学。何家如果答应这两个条件，我才肯‘出嫁’。”③标榜封建伦理的何家，拿不出理由拒绝这两个条件，只好答应。一九二○年十一月，陈铁军满怀哀伤、惆怅，上了大红花轿。

嫁妆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遗嘱办的。何家迎娶时，彩棚八音，大摆筵席，宾客盈门。但是，陈铁军想的，不是去受用这些荣华富贵。她决心从封建罗网中挣脱出来，争取自由解放。因此，洞房之夜，她就落落大方和对方交谈，问对方在哪里读书，打算将来做什么?通过交谈，陈铁军发现对方是一个安于享乐、毫无进取之心的人，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因此，她就按照原先讲明的条件，拜堂之后便立即返回家里，继续在季华小学读书。此后，只在逢年过节才去婆家，给公婆斟茶行礼完毕，便又返回娘家。

一九二二年春，陈铁军在季华小学毕业。校长为扩大新学制的影响，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会后，全校师生列队逐个欢送毕业同学回家。何家十分盼望“孝服三年不落家”的媳妇归落何家，做少奶奶，生男育女，享受天伦之乐。哥嫂也盛情迎接铁军回娘家，但按旧规事先申明，不再供给她这个已经出嫁的妹妹继续读书的费用。如何抉择自己的前途问题：是就范于封建礼教，到何家去做少奶奶; 还是冲出牢笼，做一个封建叛逆的新女性?在郭鉴冰和当时的进步刊物《新潮》的帮助、启示下，“她决心克服困难，到广州升学，走自己的路，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妇女”①。

追求真理

一九二二年春，陈铁军几经周折，来到广州，考入坤维女子中学初中部。

坤维女子中学的学生，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小姐。校长马某提倡“三从四德” ，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的社会活动。陈铁军对学校的管束非常不满。她关心的是妇女的“自由、平等、独立”问题，觉得这些问题和自己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于是便广泛阅读有关妇女问题的书刊。她曾经十分赞赏过罗兰夫人说“不自由，毋宁死”的格言; 也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个人极端自由”很痛快; 读了康有为《大同书》论述妇女种种“不得自由”所造成的“妇女之苦”，亦深有感触; 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又认为甚有道理。正当陈铁军苦恼于对马列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理论和主张不能辨别真谬，对各种论争不能识别是非的时候，她的国文老师谭天度 (原名谭夏声) 给她引了路。

陈铁军爱好国文。谭天度在讲课时插入许多时事新闻，还常常讲到妇女解放的问题，尤能引起她的兴趣。在一次课前，她给老师递了一张条子，上写： “先生：请述妇女独立、自由、男女平等之真谛，如何实现大同，妇女解放?”谭天度平时就觉得陈铁军是一个思想活跃的青年，现在又能把世界“大同”和妇女“解放”联在一起，就更加引起他的注意。课后，他回答陈铁军说：从《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到陶渊明的 “桃花源”，以至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贯穿着“乌托邦”的幻想。还说：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革命就不能成功，妇女也就不能独立和解放。陈铁军听了很受启发。此后，课前课后，她总是向老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与同班同学区梦觉(原名区泽生)、冯妙贞等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到谭天度宿舍请教学问，讨论时事政治，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有时还随老师与同学去荔枝湾(现荔湾公园) 散步谈心。谭天度对于陈铁军等提出的问题，都深入浅出地给以解答，并鼓励她们发表意见，帮助她们学习马列主义。后来，校长马某察觉了师生们的进步活动，便放出风说：谭天度不是造福于青年的。一天，谭天度对陈铁军说：“我是老师，有责任帮助你们上进，但你们和老师一起谈话散步，人们会议论的，如果学校刁难怎么办?我不怕被解聘，但你们是学生，被开除就麻烦了。”陈铁军听后，对学校当局十分不满，她说： “我不怕，如果校长这样做，就揭露她，假使无理开除我，我也不怕，也要斗争。”①表现了陈铁军渴求真理、不畏强暴的性格。

一九二三年春，区梦觉、陈铁军、周蕴卿②等约十个同学，组织时事研究社，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前锋》等理论刊物，还阅读了《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在一起议论列宁和孙中山，讨论“中国适宜走欧美式的革命道路，还是走俄国式的十月革命道路”等问题。陈铁军从这些进步书刊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敬仰和向往着中国共产党。一天，她问谭天度老师： “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能不能参加共产党?”谭天度说他是共产党员，并说： “你参加党是可以的，不过要努力学习，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提高。”③后来，谭天度经常鼓励陈铁军多学习，勤思考，努力创造入党条件。一九二五年春，谭天度介绍陈铁军认识蔡畅和邓颖超，由广东区委妇委对她进行考察培养。

在党的教育下，陈铁军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假期返回家乡时，她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第一件事是一九二三年春，她把妹妹铁儿带到广州读书，考入坤维女子中学，并引导她逐步走向进步。第二件事，她知道给她陪嫁的婢女阿美同一个工人相爱，不仅支持阿美，还送给阿美衣物，而且打破“婢女出嫁，男方给回身价银”的封建陈规，无条件让阿美“自由结合”，成全了这一对青年夫妻，在佛山曾一时传为美谈。第三件事，她通过同情自己遭遇的三嫂转告何家，解除婚约，断绝关系，挣脱了前进的羁绊。

铁心跟党

一九二四年秋，陈铁军在坤维女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

当时，广东大学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广东革命政府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校任教，郭沫若、鲁迅都先后在该校担任要职，对宣传民主革命、培养革命人才作了大量工作; 多数教职员工都拥护民主革命，拥护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校内民主气氛较好。但校内也隐藏着一股国民党右派势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有的教授跟着他们跑，提倡“尊孔读经”，鼓吹反动思潮。

在学生中，代表左派学生的组织有共青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 代表中间派学生的组织有民权社、民社、知用社等; 代表右派学生的组织有国家主义派、孙文主义学会; 代表进步妇女的组织有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大分会; 代表资产阶级妇女的组织有女权运动大同盟。右派学生的组织人数虽然不多，但有后台，不时向进步学生挑衅。因而双方常常展开激烈的辩论和斗争。陈铁军面对校内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主动请教共产党员谭天度、区梦觉，经常听他们分析各种派别的动态和性质，和他们一起参加辩论会。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陈铁军分清了好坏是非，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她说： “共产主义好，能够解放全人类，妇女也能彻底解放。”①不久，她参加了新学生社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并且成为这两个组织的积极活动分子。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于六月六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②。“省港工界随即响应，特举行总同盟罢工。香港罢工工人络绎回国”③。当时，广州有些大中学校为了阻挠学生和工人结合参加罢工活动，提前考试放假，限令学生离校。铁军抗拒学校的错误指令，和进步同学一起，坚决配合工人的罢工活动。六月二十三日，她带着铁儿，和区梦觉、杜君慧等同学参加了由周恩来、陈延年等率领的广州政治大示威游行。她手挥红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五卅牺牲的烈士报仇”等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遭到英法帝国主义的开枪扫射，当场死亡五十多人，伤一百多人，制造了沙基惨案。陈铁军目睹烈士们的淋淋鲜血，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更加仇恨侵略者。同时，她也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力量，认识到民族要真正解放，人民要真正幸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从此，她在党的领导下，更加积极投身各种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间，陈铁军积极参加了广东大学的各种辩论会。她以“新颖而富于说服力的话语”①，坚决反对有人提倡尊孔读经的主张，批驳鼓吹中国革命效法日本和西欧道路的谬论，热情地宣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式的道路。她的讲话，“吸引着同学们昂首谛听”②。

有一次，女权运动大同盟的成员陈逸云，在女生中散播：“现在不要提妇女解放了”，因为“造成妇女痛苦的原因是男子的压迫”，如果“妇女参加了政权，就可以男女平等”。对于这些谬论，陈铁军和一些进步同学均进行了批驳。陈铁军严厉地指出： “现在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参政就是参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 ‘政’，根本不能达到男女平等。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妇女才能彻底解放。”她还揭露女权运动大同盟和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派沆瀣一气、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在这场交锋中，陈逸云等理屈词穷，狼狈地败下阵去。

一九二五年十月，广东大学在选举全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代表、选举出席全国学联会的广州学联(当时广州学联设在广东大学内)代表时，右派学生都蛮横地进行捣乱，在会场上用手杖殴打不同意选他们做代表的人。一天，学生会改选，他们手拿手杖进场，还勾结几个侦缉到场监视。当宣布选举结果是新学生社成员得票最多时，他们竟大声咒骂，要求宣布选举无效，还挥动手杖乱打。女权运动大同盟一个主帅带头冲向主席台，窃取铃钟，妄图摇铃宣布散会，破坏选举。陈铁军很气愤，立即带领几个进步女同学进行反击，把他们赶出会场。陈铁军被他们打伤脸部，眼眶瘀血成块。事后，“士的党”①小头目沈鸿慈 (法科学生) 在《醒狮》小报上发表文章，叫嚣要“高举 ‘士的’ 从广东大学打遍广州，打遍中国，把共产党打垮。”经过这场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陈铁军斗志更坚，认为对“打垮共产党”的叫嚣和暴行绝不能示弱和退缩。她在养伤期间曾坚定地表示： “你要 ‘打垮共产党’ 吗?” “我就要铁心跟党走，同反动派斗争到底! ”并决定把原名燮君改为铁军。她的妹妹也把原名燮元改为铁儿。这时，谭天度来探望她，见她不大说话，便和她到校园散步。谭天度知道她喜欢诗词，便指着月亮对她说： “你看月色多好啊，古人讲花好月圆人寿……”，话未说完，陈铁军接上说： “什么花好月圆人寿，花残月缺人亡是真，这才是今天社会现实的写照。”接着她告诉老师说： “我改名为铁军了。”谭天度问： “为什么要改名呢? ”她气愤地说： “本来我也没有想到改名的。但那些 ‘士的党’ 不讲道理，经常捣乱，拿棍子打人。”她指着脸上的伤口继续说： “你看，打得我好厉害呀! 他们以为这样打我，我就会害怕，不敢出来活动，想打倒我。但我决不屈服，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所以，我就改名铁军。”②

“贴心姐妹”

一九二六年四月，陈铁军由区梦觉介绍，中共广东大学文、理学院总支书记徐文雅 (即徐彬如) 签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铁军入党后，被党派到“工代会”做妇女工作，还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五月，她被选为第三届妇女协会执行委员，任常委和副主任。陈铁军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妇女运动的指示，把妇女工作重点放在深入发动群众，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党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篡权活动，支援北伐战争上。一九二六年冬，陈铁军还担任中共中大文学院支部委员，负责校内的女工工作。一九二七年春，陈铁军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委员，在邓颖超领导下进行工作。她工作很出色，经常到工厂去，到工人家里去，到省港罢工工人临时住棚间去，活动在女工和妇女群众之中。

起初，陈铁军到女工中去不习惯，也不顺利。女工们见她白衣黑裙，时兴发式，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以为她是“贵小姐”或“少奶奶”，对她不够亲切。后来，她听说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到手车夫工会做工作时，和工友们一起拉车，工友们热情地称呼他“老陈”。于是，她脱下白衣黑裙，穿上大襟衫，阔脚裤，头发改梳成劳动妇女的式样，一到工人家里，就帮忙做家务，扫地、擦桌椅、烧饭、抱小孩，把工人的家当自己的家。这样一来，工人也把她当作自己人，心里的话肯对她说，工人的困难和痛苦，她心中有数。此后，工人群众就对她很亲切，称赞她是个“好人事”的“贴心姐妹”。

陈铁军还组织女工们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主办的草鞋厂、缝纫厂去打草鞋、缝被服，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她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募捐，劝人“义购”红旗。为了解决罢工工人和工人子女学文化的问题，她协助有关方面办起妇女识字班、儿童识字班，并亲自教他们唱《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和国民革命等歌曲; 还在劳工学校、劳工子弟学校担任文化教员。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诡计，她参加了演讲队、演出队，编演街头话剧，参加反帝示威游行。

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中共两广区委妇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培养妇女运动人才的指示①，派陈铁军主持办了两期广东妇女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利用中大教室举办的，每期一个月，训练对象是来自广州和各地的青年妇女，主要是为党在农村开展工作培养妇女工作干部。陈铁军尽心竭力办好这个训练班。她亲自上课，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没有广大工农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革命就不会成功” 的道理，讲解发动农村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性。有一次，她给学员们出了一道有趣的题目： “你心里最敬仰的是什么人?”课堂上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最敬仰岳飞和关羽，有的说最敬仰孙中山，有的说最敬仰列宁，……各抒己见。陈铁军最后发言说： “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她特意介绍了列宁的生平，讲述列宁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这场生动活泼的讨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还向学员们介绍自己做妇女工作的经验，告诉大家要有真正同情农村妇女疾苦的思想感情，随时随地虚心向农村妇女学习，穿着打扮也要大众化。陈铁军也做好了下农村去工作的准备，因而把头发留得长长的。学员们见她讲课时不大方便，都劝她把头发剪短些，她说： “不要紧，我要争取到农村工作，剪短头发做农村妇女工作很不方便的。”学员们学习期满下乡时，她再三叮嘱说： “要关心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疾苦，要放下架子和农民交朋友。”

虎口脱险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军阀共谋，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天凌晨，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学生宿舍，搜捕进步学生。当时，陈铁军和妹妹铁儿正在女生宿舍就寝，幸得常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机关的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女工沈卓清①报信，才乔装离开学校，脱离虎口。

脱险后，陈铁军首先想到了因分娩住在长寿路一家医院里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她不知道邓颖超是否转移，心里十分焦急，便立即装扮成一个“穿旗袍带耳环” 的“贵妇人”，由沈卓清乔装佣人陪同赶往医院。她们巧妙地避过了敌人设在医院门口的岗哨进入医院见邓颖超还住在病房里，就赶忙向她报告了外边的情况，并“代表党组织来通知她快离开广州”②。这时，敌人仍在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风声很紧。邓颖超的住处也被搜查过。侥幸的是，周恩来拍来要邓颖超即去上海的一份电报，敌人没有发现。陈铁军设法买到船票，在医院院长的掩护下，才把邓颖超送上了船，抵达香港，安然脱险。邓颖超一直不忘此事，并且认为“若不是陈铁军冒着极大危险及时通知并送走她，那将是不堪设想的。”①

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已转入地下。陈铁军在工人的掩护下，时常变换住处，暗中打听同志们的下落，寻找党的组织。她打听到“四·一五”事变当天，中山大学有四十多个学生被捕，鲁迅先生为营救他们，据理力争没有结果，愤然辞去了中山大学教务长等所有职务时，心中十分敬佩。陈铁军还听到自己已被学校开除，但她并不介意。她所惦记、焦急的是没有找到党组织和不知道被捕的、失散的同志们的情况，又听不到妹妹铁儿的消息，加上她陪嫁的衣物已变卖典当得差不多了，在经济上也发生了很大困难。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顺便探听铁儿的消息，陈铁军返回佛山。一到家，果然见到了铁儿。她们对国民党的暴行，十分愤慨，而对白色恐怖下的险恶处境，却毫不畏惧。她的三哥见她回来，便劝她说： “你成天搞工会工作，吃不饱，住不安，如果被警察捉去了，连命都没有呀! ” “你要读书，我供你去香港或出洋留学都可以，你要为自己的前途、幸福着想呀! ”陈铁军觉得三哥是好意，但却不知道自己的革命决心，便回答说： “国家不独立，革命未成功，人民无幸福，个人哪里会有幸福?环境险恶，就要斗争，为人民幸福而牺牲，也是个人的幸福。”①三哥见劝铁军不从，又去劝铁儿说： “你年纪小，又有病，何必这样受苦，你没有姐姐这样露面，在家休养，避过风险再说吧! ” 铁儿答道： “我的路子早就选定了，和姐姐一样，跟着共产党走，革命到底! ”②铁军的说理，铁儿的真情，打动了三嫂，当她们决定重返广州时，三嫂设法为她们筹措了一笔钱。

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仍隐蔽在工人家里，坚持革命工作。她一面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一面揭穿敌人散布的谣言，鼓励工人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斗志。她说： “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灰心丧气，在革命受到挫折时，更要保持沉着、镇静，要有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要耐心地等待时机，争取有利条件，胜利终有一天会到来的。”她还典当变卖自己的衣物，接济同志，并把三嫂给她姐妹使用的二百多元钱，作为党的活动费用，用来解决一些同志准备撤退香港而没有旅费的困难。

抢救成功

一九二七年五月，陈铁军接中共广东省委的通知，到达已转移到香港的省委机关，和区梦觉住在一起。八月间，陈铁军接受了中共广东省委分配她回广州，协助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建立秘密机关，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暴动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政策的新任务。

陈铁军回广州后，按党的指示，和周文雍假扮夫妻，租了一间房子，建立党的秘密机关;铁儿也驻机关，当他们的助手。

陈铁军协助周文雍把失散的工人组织和革命同志聚拢回来，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她经常探望牺牲同志的家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鼓励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斗争。她不辞辛劳，不怕危险，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很快就建立起党的联络点和交通线。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她协助周文雍把原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属组织重新划分为六个区，组成秘密的区委员会，领导工人开展新的斗争。

九月，张发奎率部到达广州。他一面叫嚣“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起义军;一面又大喊“民主、自由”，假装革命，欺骗民众。当他获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向广州当局提出释放被捕工人、恢复群众团体的政治活动等几项政治要求和举行总罢工的消息时，便撕下假革命的面具，立即下令镇压，派兵搜捕工人，制造白色恐怖。

不久，汪精卫、陈公博抵达广州。他们看到张发奎处境不妙，便扮成“新左派”，大吹“民主、自由”，以收买人心，缓和矛盾。

为了揭穿张、汪的假革命面目，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十月间，陈铁军和宋维真 (原名宋志杰) 等在东皋大道的广场上召开妇女群众大会。陈铁军在会上痛斥“四·一五”广州反革命政变以来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号召群众坚持斗争，博得全场不断鼓掌。突然，特务分子冲入会场，把大会主席拉到场外拳打脚踢致死。陈铁军乘会场秩序大乱之时，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会场脱险。十一月一日，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东山龟岗集会，包围汪精卫的官邸“葵园”，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等，最后游行示威，遭反动军警镇压，周文雍受伤被捕，被关押在监狱里。

当时，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下达的“广州城内，即需准备暴动”①的指示，正在积极组织广州起义。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被逮捕，对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影响很大，工人群众坚决要求把周文雍从敌人的监狱里抢救出来。为此，省委选派梁桂华、沈青和陈铁军等成立营救小组，由杨殷负责领导。

由于敌人监狱戒备森严，强行劫狱很困难。省委指示不能硬拚，只能智取。陈铁军住在一个工人家里，和营救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制定营救计划。她首先派一个忠实机警的同志去和监狱看守逛大街、上茶楼、交朋友，从而获知周文雍被捕后受刑很重、看管很严等情况; 然后，根据此情况制定智取方案：第一步是把煎炒辣的食物给周文雍吃，叫他不饮茶水，借以引起“发高烧”，说是患了严重的伤寒“传染病”，同时发动狱中难友起哄、骚动，迫使敌人将周文雍从监狱转送医院留医; 第二步是便衣武装智闯医院，把周文雍抢救出来，由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车送至安全地点。当这个妙计秘密传进监狱后，周文雍立即和难友们采取措施，积极配合行动。陈铁军通过党的关系，派洋务工人小陈冒充周文雍的家属，每天去探病送饭，把生姜炒饭、酥炸鱼、辣椒排骨等送给他吃，他坚持不喝茶水。几天后，周文雍便“发高烧”，装成重病状态，讲“胡话”，并大声叫喊、呻吟，要求送医院就医。同狱的难友则乘机发动一次骚动，不分昼夜叫嚷： “他是患伤寒病呀! 会传染的，我们都要陪死啦! ” “病得这样厉害还不送医院，太不人道啦! ”一天，监狱长来巡查，周文雍正在咳嗽、气喘，大家便嚷起来： “我们在这里坐牢，害了病难道就等死吗?”纷纷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把危重病人送进医院治疗。与此同时，陈铁军也加紧在外面活动。她在群众的帮助下，认识监狱一个医生，向他晓之以理，并送给他一张大新公司一百元的礼单，请他设法让周文雍到公立医院留医。于是，这个狱医给周文雍看病时，就证明他确患传染病，病情严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监狱长听到周文雍患伤寒重病，怕蔓延开了责任难负，又怕他死了无法得到共产党的重要情报，同时也怕公愤难平，便无可奈何地同意把周文雍送进广州市公立医院犯人留医处留医①。但却在医院大门口特别派了警岗，日夜监视。

第一步营救计划实现后，即按预订方案开始执行第二步营救计划。周文雍入院的当天，营救小组就派模范汽车公司一位姓邓的司机去了解犯人留医处的详细情况。这位司机以同行之便和医院的救护车司机交谈，从中摸清情况; 并进入医院与周文雍约好信号，以配合行动。又一天，营救小组准备行动，医院内外都布置有革命群众，并由汽车业区部书记袁松派司机徐惠东 (即徐寿光) 驾驶一辆已卸掉牌子的小汽车，停在医院大门前的马路旁边，“不熄火不离座”，等待着执行任务。中午十二时，当医院大门口的敌特警卫正在换班的时候，突然，街上鞭炮响声不断，扮作探病模样的手车夫工会主席沈青快步接近了哨位，抽出腋下藏着的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敏捷动作，缴了警卫的枪。预先埋伏在医院的同志闻声而动，立即冲进病房，“用白布被单把周文雍包裹着，由李源同志飞快地背出大门”，坐上停在医院门口的无牌小汽车。司机徐惠东按照营救小组的命令，驾驶着车子风驰电掣般地从永汉路转入惠爱东经红花岗，直奔沙河，抵达党的秘密联络点。当伪警察局发现情况有异，派出军警追上街去，只见街头巷尾炮仗残屑满地，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周文雍被抢救出来了。同志们兴高采烈，反动派则大惊失色①。

参加广州起义

周文雍被抢救出来后，广东省委仍派陈铁军和他装扮夫妻驻秘密机关。这时工作的重点已是直接为广州起义进行准备了。周文雍不顾在狱中被折磨得严重伤痛，以惊人的毅力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陈铁军姐妹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细心护理周文雍的伤病。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作出《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要“广东省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②。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决定立即暴动”③。会后，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便分头进行准备。

陈铁军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作风，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各项指示和具体任务。她秘密联系工人印刷和散发宣传鼓动起义的文告和传单; 组织妇女分头购买红布，缝制起义的标志“红领带”、“红袖章”、红旗和横额; 还巧妙地给起义军运送武器弹药，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

敌人得到了我党将在广州举行起义的消息，遂于十二月十日宣布广州特别戒严，并加紧策划镇压行动。在紧急形势下，广东省委下令提前于十二月十一日三时三十分举行起义。这样，陈铁军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紧张了。她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和周文雍一起草拟起义政纲和口号，书写横额、标语，印发传单和做好工人赤卫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十二月十日，陈铁军和周文雍、梁桂平、陈郁、沈青等，在龙藏街太邱书院听取了工人赤卫队各联队的情况汇报之后，又立即奉命秘密到警卫团去联络工作。晚上，她又奉命迅速通知工人赤卫队全体干部到白糖桥的糖面工会开会。她和同志们一样，充满必胜的信心，整装待发。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起义军按照原来的部署分头作战，天亮之前就占领了市内大部分地区。当天上午，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陈铁军看着飘扬的红旗，非常激动。她满怀豪情地站在广州苏维埃政府院内的空地上，把缴获敌人的枪枝，分发给前来领枪的新战士; 还和一些女同志分头发动、组织妇女们给起义军、赤卫队送饭，分发面包、饼干，“看护受伤的革命兵士和工人”①，看管俘虏和缴获的物资，散发《广州苏维埃宣言》、《纪念死难烈士宣言》、《苏维埃政府告民众》等文告和传单。

此外，陈铁军还认真执行周文雍指派给她的任务。例如，驻在长堤八旗会馆的警卫团三营营长施恕之，因不懂广州话而向周文雍要翻译并请示有关驻防的事宜。周文雍派陈铁军去转达他的意见并当翻译，协助三营布防。因为三营士兵多数是在起义前从省港罢工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对周文雍和陈铁军都很熟悉。陈铁军很快就说服了对驻防有不同意见的士兵，协同三营迅速解决从东堤到大沙头一带的布防问题。

广州起义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陈铁军丝毫没有畏惧。她和妹妹铁儿，仍然坚守着党的秘密机关，并且迅速掩藏、转移、烧毁有关起义的机要文件和物品，随时准备着为革命献出生命。后来，广东省委命令她们“马上隐蔽”、“撤退”，她才带着铁儿乔装离开了党的秘密机关。

崇高情操

陈铁军奉令撤退到香港广东省委机关驻地后，见到周文雍和参加广州起义的一些同志。当时，李立三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分析和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部署下一步工作。广东省委派周文雍重返广州，恢复党的工作，开展新的战斗; 并且认为“陈铁军做地下工作很有经验，协助周文雍工作很有成绩”①，故又派她重回广州，协助周文雍重建党的秘密机关等工作，仍由铁儿当他们的助手，同驻秘密机关里。陈铁军以革命利益为重，接受了党分配的新任务后，于一九二八年初，和妹妹铁儿又风尘仆仆地进入了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之下的广州。

陈铁军扮成雍容华贵的“金山少奶奶”，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洋房住下，迎接打扮成从南洋归来的“金山阔少”周文雍回到广州。

当时，反革命势力极端嚣张，革命活动非常艰险。但陈铁军勇敢、机智、沉着，经常变换乔装，巧妙地避过敌人的耳目，四处寻找失散的同志，很快就协助周文雍把联络网和交通线重新建立起来。陈铁军和周文雍经常打扮成巨商夫妇，以打牌作乐为掩护，和党的领导同志联系，部署新的战斗。陈铁军有时又扮成女佣人，手挽漆花瓮篮子; 有时又扮成中学生，背着书包;把党的指示和传单、小报等，送到各个秘密联络点去。

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一九二八年春节期间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治攻势，叫做“春季骚动”。即在春节期间，在广州的公共场所、繁华的马路、街道，大量散发革命传单，告诉广州的群众，革命没有完结，号召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战斗。陈铁军为了协助周文雍组织好这次活动，积极进行联络和筹款等工作。春节前，她和妹妹铁儿冒着生命危险，扮成贵妇人回到佛山家里。此时，她们的三哥已家道中落，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其哥嫂在铁军的教育和影响下，同情革命，所以，当她们说经济上有困难时，其“三嫂便把家里的现款和借来的一张银单，共约二百元给铁军，”①支援革命活动。铁军姐妹俩在佛山秘密活动了几天，于春节后的大年初二返回广州。不料，初五那天，由于叛徒告密，铁军和文雍一起在党的秘密机关被敌人逮捕①。敌人围捕时，周文雍外出未归，铁儿在铁军的帮助下，通过凉台进入楼上的邻居家，在邻居的掩护下，才幸免被捕②。可是，铁军还来不及摆出“危险讯号”，周文雍却回来了，于是同时被捕。临行时，伪警说： “你们到齐了，局长有请。”话毕便催迫上路。陈铁军嘲讽地说： “嘿! 你们这些人办事也不是爽快的，还是让我穿件衣服再走吧! ”话毕，她穿好衣服，披上大围巾，把房里的东西检查一番，才步出机关③。

陈铁军和周文雍被捕后，被分别关押在伪警察局的死牢里。敌人对他们施用酷刑摧残，官禄引诱，金钱收买，都白费心机，便急忙进行审判。

在敌人的法庭上，周文雍和陈铁军严词痛斥反动派杀害革命群众的罪行，把法庭变成宣传革命的讲坛。当敌法官宣布周文雍、陈铁军是共产党，判处死刑，并问周文雍死前还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周文雍和陈铁军并肩站在牢房的窗前照了幅临刑前的两人合影。这表明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④和对党对革命的忠贞。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这也是他们向党作的最后一次汇报。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下午，敌警察局的监狱里来了一群刽子手，分头点名传令。陈铁军和周文雍昂首阔步走出牢房，被分别押上黄包车，解赴刑场。敌人害怕我党劫刑场，十分紧张，前面有骑马的警官开路，后面有大批持枪荷弹的警察押阵; 马路两旁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但是，群众闻声而来，站满马路两旁。陈铁军和周文雍“神态自若，毫无惧色”，向沿途两旁观看的群众演说，并高呼口号： “打倒国民党!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许多群众被感动得流泪、饮泣，一直跟到红花岗畔刑场①。

在刑场上，陈铁军和周文雍并肩屹立，视死如归，英勇就义。陈铁军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注释

①清人王相辑《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合称《女四书》。

①李淑媛,陈铁军大嫂的妹妹,中共党员,1931年在香港被捕,后来在广州牺牲。

②郭鉴冰: 《回忆铁军》,原件藏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①③陈铁军的三嫂黄汉兴: 《忆妹妹铁军》,原件藏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访黄汉兴的谈话记录。

②郭鉴冰: 《回忆铁军》。

①郭鉴冰: 《回忆铁军》。

①③访问谭天度记录。

②据宋维静回忆,周蕴卿是中共党员,于1929年春被捕牺牲。

①郭鉴冰: 《忆念铁军》。

②《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向导》第117期。

③《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启事》,1925年9月25日广州《现象报》。

①②杜君慧: 《回忆同学陈铁军》 (1978年),原件存佛山市民政局。

①“士的”是英文stick的音译,即手杖,俗称“文明棍”。由于当时右派学生爱拿“文明棍”,装出洋绅士的派头,故被称为“士的党”。

②访问谭天度记录。

①《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①沈卓清于1929年春被捕牺牲。

②邓颖超的回忆材料,转引自少舟: 《一直不忘……》,1980年9月7日《光明日报》。

①邓颖超的回忆材料,转引自少舟; 《一直不忘……》,1980年9月7日《光明日报》。

①②访问陈铁军的三嫂黄汉兴的谈话记录,原件存佛山市民政局。

①《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 (1927年9月)。

①此部分引文均见梁国志: 《周文雍烈士的回忆》 (1960年12月16日),原件存广州市民政局。访问江涛的谈话记录。

①徐惠东: 《志士头颅为党落》,1962年7月30日《羊城晚报》。梁国志: 《周文雍烈士的回忆》 (1960年12月16日) ,存广州市民政局。

②《中央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 (1927年11月17日) 。

③《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各地状况及目前工作给中央报告》(1927年12月5日) 。

①《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

①区梦觉: 《忆念陈铁军》 (1978年),存佛山市民政局。

①访问黄汉兴记录。

①叛徒名字和被捕地点有多种说法,尚未查证落实,故未列出。

②访问铁军的亲侄陈英烺和区梦觉的谈话记录。

③访问陈英烺的谈话记录。

④周恩来: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1962年2月17日)。

①林增华: 《两个英勇不屈的战士》,1957年12月11日《羊城晚报》。陈功武、梁梅枝: 《关于周文雍、陈铁军被杀害情况的回忆》,存广州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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