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寿昌人物传,陈寿昌生平事迹,陈寿昌评价

Posted 2022-05-07 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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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昌

陈寿昌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央特科第四科的领导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1月在战场上光荣牺牲。

(一)

陈寿昌，原名陈希堪，别名袖沦，浙江省镇海县城关镇人。1906年10月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祖父陈泉芝，清朝举人，是镇海县远近闻名的学者，1922年在汉口病故。父亲陈昭方，是晚清秀才，为人忠厚老实，一生以教书为业，1927年在汉口病逝。母亲谢雪卿，善良贤慧，勤于操持家务。陈寿昌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三。哥哥希凯早年病故。

祖父虽是旧式学者，但思想比较开明，对西方的崛起甚为关注，常以“奋发自强，效忠中华”教儿勉孙。陈寿昌在祖父的教诲下，从小勤奋好学，在家乡的德润书院，读了几年国学，以优异成绩获得第一名。他会赋诗填词，擅长书法绘画，写得一笔工整正楷。1919年秋，他以优秀成绩考入宁波五四中学就读。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造成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痛局面，使他萌发了爱国思想。当时，他哥哥陈希凯在宁波中学读书时，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日货，陈希凯到处奔走呼号，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后得肺炎病故。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年仅13岁的陈寿昌代表亲属致词，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他当场赋诗明志： “他年若展凌云志，定教苍天无闷雷”，使全校师生惊赞不已。哥哥的爱国行动，对陈寿昌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祖父见其聪颖过人，怕他早天，故改名“寿昌”。

陈寿昌16岁时离开家乡到上海。祖父通过友人介绍，劝他进上海汇丰银行工作。这是当时一般人所向往的“金饭碗”，但他却婉言谢绝了。祖父也以“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作罢。陈寿昌在上海报名参加电报局招员考试并被录取。由于他勤奋学习，很快熟悉了电报业务，又能够熟练地修理收发报机，1922年被分配到郑州电报局工作。1923年郑州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陈寿昌亲眼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受到启迪和鼓舞。他积极参加和组织电报局职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组织工会代表赴江岸参加盛大的慰问大会，并参加示威游行。“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陈寿昌不畏惧白色恐怖，继续深入电报局职工中从事秘密活动，鼓舞工人的斗志，积蓄革命力量。

1925年，陈寿昌从郑州转到武汉电报局工作。他在武汉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积极参加和组织电报局职工声援和支持各地的工人罢工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全国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成立，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陈寿昌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导下，从事组织工人工会工作。1927年1月5日，李立三在汉口主持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群众大会。陈寿昌参加了会后组织的示威游行活动，随群众队伍进入英租界，拆毁了殖民当局设置的路障和墙堡，收回了英租界。

正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处于高潮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叛变革命，腥风血雨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陈寿昌在武汉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7年冬，他摆脱了敌人的追捕，辗转来到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路遇李立三，接上了党组织关系。此后不久，他调到党中央机关担任秘书工作。

1927年11月，在中央特委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央特科。这是为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关。陈寿昌奉调到中央特科。1928年4月，中央特科设立二科 (情报科) ，在陈赓科长的领导下，先后在该科工作的有陈寿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他们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 ，不畏艰难险阻，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策略，开展反间谍斗争。他们搜集敌人情报，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挫败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党内外革命同志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以后，陈寿昌由二科调到四科(交通科) 协助李强领导该科工作，主要是建立和管理无线电台。他精通无线电技术，常以无线电料行老板身分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底，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开完会来到上海。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获悉这一情报，下令追捕佐野学。周恩来将保护佐野学的重要任务交给陈寿昌。陈寿昌接受这一任务后，经过周密安排，让佐野学住在租界里的一位进步人士家中。这样一个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追捕的日共领袖，安然无恙地住了一个月零五天，然后安全地返回日本①。

1930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为了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陈赓和陈寿昌等人，进行了周密布置。在赫德路租了一幢四层红楼，佯作一座医院，巧妙安排代表住“医院”，成为“住院病人”。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充当门房、帐房，负责接待进来求诊的“病人”，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举行大会的会议厅。在这座楼房的周围，由三科派出警戒，以防万一，会议开了两天，代表们安然无恙。

1931年4月22日，中央特委委员、特科行动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幸好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给周恩来。在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指挥下，陈寿昌和陈赓、李克农、钱壮飞、李强等一起，抢先采取了紧急措施，粉碎了叛徒顾顺章卖身求荣，妄图一举消灭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缩编，无线电台和交通工作均由陈寿昌负责领导②。

陈寿昌克己奉公，一丝不苟，经常穿一身旧的布长褂。有一次，湖南党组织派人将一批没收土豪劣绅的金银珠宝送到武汉，然后要设法将这批金银珠宝兑换成钱钞汇往上海作为党中央的经费。中央把这一重任交给陈寿昌去完成。他接受任务后，化装成一个有钱的阔老板，身穿长袍马褂，带着金丝眼镜，偕同妻子胡有娣和一名警卫一同来到武汉，接收了这一批金银珠宝后，他机警地“化整为零”：今天上这个银楼兑换一点，明天上那个银楼兑换一点，把兑换得来的钱钞，分文不少地汇给上海党中央的秘密机关。

1931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陈寿昌到中央苏区工作。尽管当时他在上海有年迈的母亲、两岁的女儿，妻子胡有娣又身怀有孕。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服从党的分配。在离开上海前夕，劝慰妻子携同母亲及女儿返回镇海老家，并叮嘱姐姐福娟、妹妹慧娟：万一他为革命牺牲，由她俩承担供养母亲和教养小孩的责任。这是他和全家人的最后一次话别，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献身革命、赤胆忠心的宽阔胸怀。

是年底，他从上海动身，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中央苏区。1932年1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派陈寿昌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 (简称全总苏区执行局) 主任，执行局的成员还有倪志侠、蔡树藩及梁广等人。李文棠任执行局巡视员，黄子刚任秘书①。

陈寿昌在主持全总苏区执行局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全总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注意纠正过去工会工作机会主义和非阶级路线的错误，提出了当时工会的主要任务是： “领导全苏区工人阶级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实际取得劳动法的实现，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权利，实际建立群众的阶级工会，巩固工会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争取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和工人阶级解放”②。制订了《苏维埃区域工会组织大纲》、《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雇农工会章程》、《苏维埃区域工作大纲》和为发展革命战争告工人书，明确了苏区工人运动的基本路线、组织原则、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等，使各级工会有章可循，推动了工会工作的深入开展。

同时，他们进一步把苏区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当时在中央苏区除建立了雇农、劳力运输、手工业、店员、国有企业等工会组织外，还相继成立了区、县总工会和省总工会。2月7日至13日在瑞金县叶坪召开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6人，大会由陈寿昌主持并致开幕词，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西、福建两省职工联合会。会议结束后，陈寿昌与执行局其他同志费了相当的时间，整理大会决议案文件，并出了《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工作指南》和《两省工人代表大会问答》等小册子。工会组建后，陈寿昌与执行局其他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各级工会开展群众运动，在中央苏区发起一个拥护全苏大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群众运动，将全苏大会的法令和决议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使每个工人都了解这些法令和决议是保障工农权利的，以提高工人群众拥护苏维埃的积极性。

为了繁荣苏区经济，粉碎敌人对苏区的封锁。陈寿昌与执行局其他领导人，组织各级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利用山区优势，先后开办兵工厂、被服厂、制药厂、造纸厂等，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和苏区的需要，为粉碎敌人的“围剿” ，保卫和扩大中央苏区做出了贡献。

1932年冬，全国总工会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 (简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 ，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陈寿昌、蔡树藩、吴华友、魏鹤龄等任全总巡视员。

1932年2月15日，《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中指出，“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了罗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随后指定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组成临时常委主持省委工作。同年2月底，党中央委派陈寿昌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寿昌在党的刊物《斗争》上，先后发表过《闽粤赣党春季冲锋及四月竞赛工作的总结与教训》、《在新的任务下福建党应如何争取工作的彻底转变》等文章，宣传了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同时，他在这一时期，积极地组织福建军民为配合中央苏区开展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1933年，以林瑞笙为首的湘鄂赣省委，由于执行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使苏区形势恶化，因此，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改造湘鄂赣省委，派陈寿昌担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担任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并抽调了46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前往湘鄂赣苏区①。

陈寿昌和徐彦刚率领工作团离开中央苏区之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瑞金叶坪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勉励大家说：斗争将是艰苦的，但要坚持下去。坚持武装斗争，就能把红旗撑下去，苏维埃一定要胜利的②。毛泽东的讲话给了工作团的同志很大鼓舞。

10月底，陈寿昌和徐彦刚、刘玉堂、谭启龙等46名干部，肩负着党的重托，告别了中央苏区，在部队的护送下，踏上了奔赴湘鄂赣苏区的征途。从中央苏区到湘鄂赣苏区，路程虽然不算太远，但中间隔着敌占区。这时，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对苏区实行严密的封锁。陈寿昌率领工作团行至中央苏区边界的沙村时，前面横贯着一条大河，河对面有敌军据守。他们组织了几次偷渡都没有成功，只好住下来待机行动。等了一个多月，大家心急如焚，恨不得早日到达目的地，同湘鄂赣苏区人民并肩战斗。一个黑沉沉的夜晚，陈寿昌带着工作团的同志经过充分准备，强行偷渡成功，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穿过白区，于1934年1月初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小沅 (今万载县仙源) ，受到了湘鄂赣苏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陈寿昌到达小沅时，苏区形势严重恶化，敌人早已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国民党西路军“剿匪”司令何键，正命令第二纵队刘膺古部向小沅包围过来。小沅附近的株木桥、高村一带已被敌人占领，小沅的四周，敌人的碉堡林立。在这样的严重形势下，1月14日，陈寿昌主持召开了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级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心县委书记都参加了会议。陈寿昌在会上宣布了苏区中央局关于改组湘鄂赣省委的决定，组织与会同志初步揭发了前省委的错误，简要地总结了以前工作中的教训，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保卫和巩固苏区。由于敌人重兵压境，会议来不及全面总结湘鄂赣苏区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前结束，投入紧张的反“围剿”斗争。

小沅会议后，陈寿昌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在领导苏区人民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同时，着手解决湘鄂赣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他一方面批评前省委、省政治保卫分局在肃反工作中犯的错误，调整了省政治保卫分局的领导成员;另一方面，深入到省政治保卫分局的干部中了解情况，仔细地审阅肃反案卷，找被关押的干部个别谈话。他对肃反工作的干部说：“不要搞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口供是靠不住的。有的人一下承认，一下又不承认，主要是怕严刑拷打，一打就承认，过后又不承认。” “我们搞肃反工作要谨慎从事，这样才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①陈寿昌在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中，不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耐心地启发教育在肃反中犯过错误的同志。有一次，他对邓洪说： “我们知道你是个好同志，这次搞错是由于你对肃反还没有理解清楚……过些时候我们详细谈谈。”②由于陈寿昌耐心细致的工作，除处决了极少数人以外，多数人都恢复了自由。这样，不仅团结了犯过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干部，又团结了受过冤屈的干部，挽救了一大批同志。

1月28日，小沅失陷，省级机关撤出小沅，向铜鼓的幽居、祖庄一带转移。为了组织好这次撤退，陈寿昌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夜以继日地深入机关和群众中进行组织动员，首先将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等撤离小沅。然后，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干部与小沅人民挥泪告别。陈寿昌为了将湘鄂赣苏区情况和省级机关的转移及时报告中央，决定派邓洪向湘赣省委书记、并兼管湘鄂赣省工作的中央委员任弼时汇报工作，让中央全面了解湘鄂赣省的情况，并听取中央对湘鄂赣省委这次转移的指示。邓洪行前，陈寿昌将一包文件交给他，郑重地说： “这包文件关系着整个湘鄂赣苏区的命运，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①邓洪等经过20多天往返艰难行程，胜利地完成任务回到省委。陈寿昌高兴得紧紧地抱住邓洪说： “你们回来了!伟大! 伟大! ”②

2月初，省委和省级机关到达幽居、祖庄一带。幽居地处铜鼓、平江、修水交界的大龙山脉，层峦叠嶂，与平江的黄金洞毗邻，是个深山区，又是一个老苏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人口少，土地十分贫瘠，因而粮食严重不足，群众生活困苦，吃的多是红薯丝。省级机关迁来后，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想了许多办法解决粮食供应困难，但也只能吃到1/3的大米，还有2/3是薯丝。陈寿昌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带头节省粮食。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饿得口吐清水，仍然坚持工作。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老百姓也很苦，吃了人家的，还要还帐呀!”③省政治保卫分局的同志实在不忍心，拿出自己过去攒下来的钱买些食物给他吃，他坚决不肯吃，说： “你们也很饿嘛，大家都一样。”他执拗地把这些食物分送给伤病员吃。

3月初，湘赣苏区肖克率领的红十七师奉中革军委命令，从湘赣苏区到湘鄂赣苏区来破坏南浔铁路，以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到达幽居与红十六师会合后，小小山村，骤然增加几千人，粮食供应更加困难。这时，敌人对以幽居为中心的苏区布置了新的围攻。东面有敌十八师的一个旅，六十二师的二个旅;东南面有敌十六师; 西面有敌十九师;北面有敌二十六师，一齐向幽居包围过来，形势严重恶化。为了摆脱敌人和解决粮食困难，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一部先西击幕阜山，向鄂东南行动。接着，省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仔细地分析了根据地的形势。鉴于幽居粮食困难和回旋余地小，这时东北分区又在修 (水) 铜 (鼓) 宜 (丰)奉 (新)边打了些胜仗，开辟了一块新苏区。省委认为修铜宜奉边是块比较富裕的好地方，中央曾有过向东南发展的指示，于是决定向修铜宜奉边转移。4月底，陈寿昌率领省委机关干部告别幽居，向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区转移，打算在这里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计划在此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省委没有考虑到这一带党的组织比较薄弱，党员的数量也不多，当地干部也较少，地形不利，接近南昌，地主反动势力较强，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等弱点，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向东南发展的指示。5月初，省级机关全部撤出幽居。为了迷惑敌人，先向西行动，佯装要去湘鄂边，而后东行。但敌人很快就发觉了我们的意图，急忙调集三十三师、五十师、二十六师及一部分保安团一齐向转移部队猛扑过来。陈寿昌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提出“解近危，必远打”，“要把敌人的刀尖引到我们的虚处来，我们的刀尖插到敌人的背后去”的作战方针，决定抽调红十六师一部分主力和部分机关干部，先向鄂东南转移，然后再折回修铜宜奉边。陈寿昌率领部分省级机关干部和省保卫大队转移到湘鄂边，然后折向东行。6月初，转移到修水的全丰、划坪，遇敌激战，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不幸牺牲。省级机关转移到鄂东南后，鉴于高咏生师长牺牲以及红十六师的严重减员，省委和省军区决定将鄂东南的地方武装和红十六师合编，由徐彦刚兼红十六师师长，陈寿昌兼政治委员。接着，部队和省级机关向修铜宜奉边行动。

6月底7月初，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干部和部队转移到龙门山区奉新的百丈、西塔以后，立即着手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当省委派出一部分干部深入各乡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敌五十师率先占领了龙门山一带有利地形，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红十六师的广大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善战，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激战，但由于长途跋涉，战士很疲劳，加上地形不熟，红十六师伤亡惨重，省级机关也受到很大损失，许多人血洒青山，骨抛原野，为湘鄂赣苏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省委为了冲破敌军包围的困境，当即决定化整为零，分三路突围。陈寿昌率领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和省级机关干部组成的特务团及其家属为一路，向宜丰、铜鼓方向突围。当行至宜丰高枧时，遭敌五十师三○○团的伏击。为了保存力量，陈寿昌决定再分三路突围。他由少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的手枪队护卫向北突围。由于手枪射程短，无法冲出敌围，只好返回宜丰黄沙北面高枧的半山腰隐蔽起来。在山上隐蔽了一个多月，陈寿昌一面治疗脚疾，一面等待时机。当时，一无药二无医疗器械，他脚上伤口的脓全是用竹片刮掉，再用盐水洗伤口，痛得他额上的汗珠直往下淌。可是敌人正在四处张贴悬赏活捉陈寿昌的告示。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他们有时一天换几个地方，“高山岩洞当住房，青山绿叶当睡床。”在这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中，陈寿昌仍然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到深山里，焉能伏虎威，余生艰险尽，后继可沾晖”①。他吟诗激励自己和战友们。他的脚疾经过短时期的治疗，终于痊愈了。接着，继续突围回到平江县黄金洞苏区。省委领导的这次突围，损失惨重。当时，湘鄂赣省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干部共1 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只剩下“仅约一营人”①。这次失败，省委称之为“六、七月事件”。

“六、七月事件”以后，湘鄂赣苏区进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敌人更加疯狂地向苏区进犯。尤其严重的是在“六、七月事件”中，省委电台被敌击毁，从此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但是，以陈寿昌为首的湘鄂赣省委，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8月，在平江县黄金洞的何家垅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认真地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教训。在会上，陈寿昌主动代表省委承担了这次失败的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自己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方针，没有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移到开展游击战争方面来，而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向东南发展的方针，同时，也正确地批评了一些同志因此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会议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好党员、好干部去当红军”的口号，决定把巩固黄金洞苏区，开展扩红运动，恢复红十六师作为湘鄂赣省各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并且制订了三个月的扩红计划②。会后，省委负责同志立即分赴各地领导和组织扩红运动。不久，省委派到鄂东南去的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吸收了许多青年参军，首先恢复了红十六师四十六团③。

10月，陈寿昌在平江县黄金洞米筛锅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总结了8月省委紧急会议以来的扩红运动经验，进一步制定了再次扩红计划。会议同时讨论了去鄂东南领导红十六师的人选问题。省委很多领导同志都要求去。当时，陈寿昌的身体很不好，眼睛又高度近视，去前线有许多困难。同志们都劝他留在后方，可是他坚决要求上前线。他说：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不上前线行吗?我到前线去，不久会回来的，请同志们放心。你们在后方做好工作，提高警惕。”①大家见他决心已定，只好让他和徐彦刚一道上前线。会议决定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工作。陈寿昌离开省委驻地去前线时，挥笔写下了“身拜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②。这首铭志诗表露了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胸怀。

会后，陈寿昌和徐彦刚率领四十六团出黄龙山，转向修武崇通苏区行动。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扩红。经过大沅、高枧战斗获胜，士气很旺盛，武装也扩大了。11月初，部队扩大到1 300余人，到达崇阳的冷水坪后，召开了军民大会，正式恢复了红十六师。这时，陈寿昌和徐彦刚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已从湖南西进的消息，当即决定红十六师由崇阳、蒲圻到临湘、岳阳一带活动，向西南发展，以便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牵制敌人尾追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从牛牯山西进，到达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胡洞鸦尖垇时，与敌三十三师两个团遭遇。陈寿昌和徐彦刚亲临前线指挥，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陈寿昌在指挥部队冲锋时，不幸中弹负重伤。当天下午，部队撤退到金塘河坪村时，陈寿昌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红十六师全体指战员和随军行动的党政干部，以及金塘苏区河坪人民，在河坪村为陈寿昌举行了追悼大会。广大军民为失去一位赤胆忠心为人民的省委书记而悲痛万分。苏区人民为了纪念他，经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2月批准，以崇阳金塘苏区为中心，命名为“寿昌县”。

陈寿昌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始终鼓舞着湘鄂赣苏区人民坚持斗争。他所领导的红十六师一直坚持到1937年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投入新的斗争。

(陈寿昌烈士的夫人胡有娣、女儿陈云、女婿胡乃承同志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回忆材料)

①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主办《社会报》 (1985年9月10日)。

②陈养山回忆材料,1988年1月17日。

①②全总苏区执行局报告,1932年3月17日,载《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308页。

①②《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219页。

①访问郑宝回忆材料,1979年4月13日。

②《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第238页。

①②《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第239、249页。

③访问郑宝回忆材料,1979年4月13日。

①《镇海英烈》第1辑第17页。

①《徐彦刚、傅秋涛给任弼时、肖克同志转中央军委的报告》,1935年6月7日。

②③《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第224页。

①郑宝回忆材料,1979年3月30日。

②《镇海英烈》,1984年第1辑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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