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光人物传,陈光生平事迹,陈光评价

Posted 2022-05-06 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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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陈光人物传,陈光生平事迹,陈光评价

陈光烈士是桂林地下党的负责人，在迎接桂林解放时，壮烈牺牲。

(一)

陈光，原名陈益昌，后改名陈扬，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出生于广东梅县南口圩下村的一个贫苦华侨家庭。父亲陈泰育，早年到印尼东帝汶做工，母亲邹凤招带着他和姐姐弟妹五人，靠家中仅有的七分田和父亲从印尼汇款接济，勉强维持生活。陈光十二岁时，父亲被印尼资本家毒死，姐姐陈安从香港传送党内文件到汕头时，又不幸被敌人杀害。这两件事，在陈光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一九三二年，陈光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由于品学兼优，被同学推选为校学生会干事。一九三七年，他读完高二，因家境贫困，中途退学返回家乡，在南口星聚学校一边教书，一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九三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南口区委书记。他以学校为阵地，发动群众，办起了文化书社，公开发行毛泽东的著作，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巡回演出《雷雨》、《雾重庆》等进步剧目。与此同时，他还在南口圩下村办起了妇女夜校，学员达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人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由于南口党支部工作成效显著，曾被闽西南、潮梅特委授予“模范支部”的光荣称号。

一九四二年五月，“南委事件”①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暂时停止南委所属党组织的活动，已暴露身分的党员干部要撤离。陈光在撤离梅县时，向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根据党员的不同情况，分别作了撤离和隐蔽的布置，并勉励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坚持斗争。

陈光撤离梅县后，于一九四三年来到广西融安县长安中学任教。这时，他虽暂时同组织失去联系，但仍与进步教师一起，同顽固派的反动活动进行斗争。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入侵广西，桂林、柳州相继沦陷。这时，恰好地下党员罗培元领导的柳州日报社迁来融安，陈光即到柳州日报社工作，并接上组织关系。他协助罗培元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和国民党的破坏干扰，很快恢复了报纸的出版。

一九四五年初，陈光和罗培元等人在融安县组织了一支以柳州日报社印刷工人为骨干的抗日自卫队，由罗培元任队长，他任政治指导员。陈光经常向工人和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他们的斗志。为了不断扩大抗日武装，他和罗培元每到一处，就建立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武装组织。有些青年不顾艰险，越过敌伪重重封锁线，前来参加自卫队。他们的抗日救国活动，深得群众的爱戴和欢迎。

抗战胜利后，中共桂北工委分析了新的斗争形势，决定要陈光就地隐蔽下来，并带领一批地下党员坚持斗争。一九四六年春，他转到柳州龙城中学任教，并任柳州临时工委书记。当时，国民党市党部强迫学校师生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所有学校都登记了，唯独龙城中学在陈光和进步师生抵制下，拒不登记。国民党三青团召集的一些集会，龙城中学的师生也不去参加。在陈光领导下，柳州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和广东革命根据地取得联系，一九四七年春，陈光被任命为桂东区特派员，前往平乐、八步和怀集一带开辟工作。

(二)

一九四七年，广西城乡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桂林地下党的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当时，有的党员被捕，有的暴露，有的调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留在市内工作的党员很少，桂林党的组织亟需重建。

中共广西桂柳区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桂林市临时工作委员会，调陈光到桂林任临时工委书记，黄绍亮任副书记。八月，陈光来到桂林。为了工作需要，他把共产党员高天梅从来宾县接到桂林，对别人说是自己的“姨妈” ，住在机关。他让高天梅同别人合伙做米生意，把米摆在门口零售。而他自己则以“做生意”为掩护，每天到各联络点去和同志们接头，开秘密会议。那时，人家都称他“陈老板”。

陈光到桂林后，根据中央的积极慎重的组织发展方针，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抓得很紧。他经常深入到广西大学等重点单位帮助建立和巩固党支部、培养教育党员。他还亲自找发展对象个别谈话，做细致的培养工作。在市临工委和陈光的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桂林市的党员就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六十多人。一九四七年十月，他还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后来，不少“爱青会”会员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考验，加入了党的组织。

桂林的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曾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举行过多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在广西反动派制造的七月白色恐怖事件中，广西大学有七位学生和教师被捕，其中两人是共产党员，引起了该校师生的无比愤慨。为营救被捕人员，陈光同广西大学党的负责人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办法，具体指导了营救斗争的开展。该校党支部通过校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声援被捕师生的组织，发动校内外的力量，抗议逮捕广西大学师生的暴行，募集生活用品送给被监禁的师生。一九四八年四月，被监禁的七人送出《告全校同学书》，决定进行绝食斗争; 学生自治会决定从四月二十九日起开始罢课，全力声援狱中的斗争。与此同时，一个由广西大学教务长及进步教授组成的代表团，也多次到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要求放人。经过九个月的反复斗争，反动当局被迫于四月三十日夜里全部释放了被捕师生。

一九四八年二月，黄绍亮调到农村去做开辟工作，韦纯束接任市临工委副书记。党又把阿秀调到桂林，以陈光的 “妻子”的名义掩护他的活动。陈光将市临工委机关搬到市郊平江村 (现江东村) 一二二号，他和韦纯束、高天梅、阿秀等也迁到机关里住。他们仍以商贩的公开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斗争。

一九四八年夏天，上级党组织决定，由桂林市临工委负责开办干部轮训班，以提高党员骨干的水平，适应斗争的需要。陈光担负了这一任务。轮训班设在市临工委机关内，即市郊平江村一个姓王的农民家里。为了确保学员的安全，他规定学员白天关起门来学习，来去都在晚上，由他和韦纯束接送。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好，轮训班办了好几期，一直没有暴露。许多同志经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懂得了更多的马列主义理论，进一步掌握了团结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本领。

陈光十分关心地方游击武装的斗争，及时给他们以支援和指导。桂北游击武装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遭受挫折后，处境十分困难，内部思想也比较混乱，少数人产生了悲观动摇情绪。他到桂林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先后给游击队送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要求游击队领导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特别要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武装全体游击队指战员。他在给游击队领导人阳雄飞等的信中，还详细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战场开始反攻的大好形势，指出在桂北坚持武装斗争的有利条件，要求游击队根据桂北的特殊情况，坚持斗争，积蓄力量，逐步壮大自己。为了帮助游击队战胜困难，坚持武装斗争，他从人力、物力各方面给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持。他给游击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其中有武装斗争的领导骨干，也有游击队特别需要的电讯工作、汽车司机等专门技术人才。他还通过桂林地下党向革命群众募集衣服、毛毯、药品、锑锅等物品，交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转运到游击区。对来桂治疗的游击队伤病员，他都加以妥善安排，并冒着危险亲自前往慰问。

后来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陈光还派人到龙胜、义宁、临桂等县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了近千人的人民武装，并将这部分武装力量交给桂北游击队统一领导。在党的领导和陈光的关怀帮助下，桂北游击队在广西解放前夕发展到四千五百人，改名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这支革命武装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桂北各县，为广西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共桂林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根据上级指示，在一九四八年底改为中共桂林城市工作委员会。陈光任书记，黄绍亮任副书记，韦纯束调到农村搞武装斗争。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共广西城工委书记陈枫召开桂林、柳州、南宁三市的城工干部会议，研究如何迎接广西解放的问题。会议要求进一步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投入反蒋斗争，为解放军顺利接管城市做好准备。会后，陈光坚决贯彻会议精神，领导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为迎接解放大军挺进广西，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斗争。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广西大学的教职员工由于长期领不到薪金、学生领不到公费，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以陈光为首的中共桂林城工委，坚决站在广西大学师生员工一边，领导群众开展反饥饿、争生存的斗争。他经常到广西大学同该校党的负责人王兆南等秘密接头，分析形势，布置任务。三月二十二日，广西大学工人集会，要求学校发给基本生活费，未得结果，当天宣布罢工。素以“安分”著称的广西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也决定罢教。三月二十九日，广西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支持教授们的要求，也决定罢课。

南京政府为缓和矛盾，给广西大学拨款三千五百万元。但是，中央银行广西支行却扣押不发，用来放贷投机。消息传来，该校师生员工万分愤慨。陈光立即指示广西大学党组织，领导师生同中央银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月三十日中午，一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工，冒雨从广西大学向中央银行进发。他们一路高呼： “反对中央银行扣留我们的存款”，“反对中央银行制造饥饿”，“我们要活命”等口号。到达中央银行后，即把前门团团围住。有的学生在银行门前写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及“打倒豪门资本”、“反剥削”、“争生存”等标语。有个学生把“中央银行”的匾额改成“种殃银行”，围观的市民立即拍手叫好。经过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迫使中央银行当局答应全部付清广西大学的存款，斗争取得了胜利。

四月一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南京国民党军警特务对要求实现真正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六千多示威学生实行镇压，打死两人，打伤一百多人，造成了南京惨案。消息传到桂林，广大群众义愤填膺。陈光和城工委决定召开一次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大会。经过发动，于四月十七日在广西大学礼堂召开了追悼“四一”烈士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广西大学、艺术专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桂林中学等校的学生七百多人。会场庄严肃穆，摆满了花圈和挽联。其中的两幅挽联上写道：“一血一泪遍洒半壁山河，此债终有还债日;千言万语难表胸中愤慨，但愿努力步后尘”; “死了的，仇恨在生根; 活着的，战斗在继续”①。很多人在会上发表了悲愤的演说，揭露南京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狰狞面目，控诉反动派屠杀学生的滔天罪行。

(三)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军，广西即将解放。在这胜利将要到来的时刻，陈光更加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根据中共中央推广的沈阳接管经验及南方局的指示，和城工委的同志一道，组织全市党员抓紧对桂林各主要机关、团体、学校和厂矿企业进行调查，先后收集整理了广西大学、桂林中学、医学院、《中央日报》、《广西日报》等文教单位，省市政府、国民党省、市党部、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党政军机关，以及桂林电厂、桂林科学馆等单位的材料，努力为解放军的顺利接管作好资料方面的准备。

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广大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陈光和城工委还组织党员和“爱青会”会员，接连向敌人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夜里，在市中心和国民党军政机关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即《约法八章》) 。群众看了传单后欣喜地说： “来了，来了，共产党就要来了! ”六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桂林搞了一次反共游行。市城工委在六月十日散发了一份公开警告国民党特务的传单，正告桂林三十二个作恶多端的特务，要他们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否则必将受到人民的严厉制裁。这一行动在国民党特务中震动很大，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则赶忙为自己辩解。八月，市城工委又散发了三次传单，一是公布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宣言;二是发布告市民书，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 三是发布告桂林各机关主要负责人书，宣传我党对旧政权机关人员的政策，正告他们不得破坏国家财产和档案材料。这几次重大行动，教育了群众，震动了敌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九月，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多次从南京等地到桂林，与广西军政头目密谋策划，妄图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他们一方面调兵遣将，加紧反革命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更加疯狂地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省参议会上叫嚣： “要根绝广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接着他们在广西各地大肆抓人、杀人。

桂林在五月十四日散发《约法八章》时，发生了徐智被捕事件，导致了党组织的暴露。此后又有几个人被捕，有的人供出了陈光的有关情况。桂林城工委的其他领导成员劝陈光迅速转移，可是他根本不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他说： “桂林是我长期战斗过的地方，桂林的同志和我患难与共，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怎么可能在桂林将解放之日离开同志们呢! 我要和同志们一起坚持斗争。解放后，我还要和同志们一道建设新桂林呢! ”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在柳州鹧鸪江召开了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的地下工作会议，检查和部署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会议结束后，陈光于十月三日回到桂林。四日，他在市城工委机关所在地召开城工委会议作了传达。会议结束时，黄绍亮等对他说： “现在形势很紧，你不能再到外面去活动了。”陈光说： “我会注意的，不能因为危险而缩手缩脚。”②说完他就走了。十月五日，由于叛徒黄廷流的告密，陈光不幸被敌人逮捕。

陈光被捕后，马上被送到特务机关执行组——施公馆里。特务们要他供出组织关系和地下党员名单等。陈光大义凛然地同特务们作斗争。敌人把陈光拖到刑房对他轮番使用了 “坐老虎凳”、“坐飞机”、用子弹头刮肉、指刑、电刑等酷刑。陈光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迷，但是，敌人的每一次审讯都以失败而告终。

陈光被捕后，党组织非常关切。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十月十日从南方局请示工作回到柳州后，即指示桂林市党组织要千方百计营救陈光，并同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联系，准备武装营救。十一月初，我解放大军胜利向广西进军，敌人预感到末日的来临，疯狂屠杀“政治犯”。十一日下午六时，陈光被国民党宪兵杀害于桂林市北门，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解放后，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找到了陈光烈士的遗骸。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中共桂林市委在桂林皇城举行隆重的陈光烈士追悼大会。会后，陈光烈士的遗骨安葬在风景秀丽的七星岩口下，人民政府在这里修建了烈士的纪念塔和墓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瞻仰和凭吊。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

1.陈枫：《陈光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2. 韦纯束：《和陈光同志相处的日子》，1959年7月1日《广西日报》。

3. 阳雄飞：《桂林人民解放总队坚持敌后斗争简记》，《广西党史研究通讯》第10期，1982年7月30日。

4.高天梅：《在桂林地下党领导机关工作的情况》，桂林市《党史资料征集简报》第1期，1982年3月。

5.访问陈枫、韦纯束、黄绍亮、高天梅、阳雄飞、罗涤玉、张谷、邓成章、傅一屏、萧雷、郭其中、秦孟真、陈萍、赖竹乡、苏茵等的记录稿。

注释

①“南委事件”是指1942年5月,我党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带领特务搜捕地下党员,南委机关和所属党组织受到破坏。

①罗敏兴1949年4月17日日记,原件存中共桂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①②黄绍亮: 《碧血映丹心浩气贯长虹——悼念陈光同志牺牲三十周年》,1979年11月10日《桂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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