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陈正人人物传,陈正人生平事迹,陈正人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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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陈正人人物传,陈正人生平事迹,陈正人评价

(一)

陈正人，原名陈林。“五卅”运动时，因被反动当局通缉，改为陈振铃，后在井冈山时期谐音定名为陈正人。一九○七年农历十一月，出生在江西省遂川县一个僻远丘陵山区的破产小地主家庭。

陈正人的父亲名叫陈治安，号策轩，是前清秀才，一生教私塾。他原先崇尚封建旧制，后来转为赞成新学，并创办了家乡唯一的小学，在乡村有一定的声誉。陈治安为振兴家业，改变身为客籍而受人欺辱的不平等地位，很注意对孩子的教育。但正人七岁发蒙，八岁时他就患病去世了，家境日益贫困。陈正人的母亲，原系城里人，十九岁嫁到陈家，久居乡村，勤劳善良，后为掩护正人而被敌人杀害。

由于破产，豪门绅士的欺压凌辱，恶霸地主的敲诈勒索，接踵而至; 就是家族的一些有钱叔伯兄弟也一反常态，经常刁难、欺负这孤儿寡母。这一切，在陈正人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后来回忆道： “我幼年起受着封建的旧社会各种压迫，我痛恨封建旧教育、旧势力，痛恨着旧社会，我同情穷人，同情劳动者。”①

陈正人念了几年私塾，对鞭打式的教育很反感，想到比较开明的小学去读书。母亲因家境窘迫坚决不许，要送他去当学徒。一心要读书的陈正人，采取了他生平第一次的反抗斗争——用逃跑的方法来争取达到自己的愿望。最后，母亲让步了，还到亲友家借了一些钱送他上了小学。陈正人感到了胜利的欢快。他后来写道： “我十四岁入小学了，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斗争的胜利。”②

在小学二、三年级时，陈正人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使他有了一种朦胧的改造社会的志向。他“觉得社会的改造，须联合些有志之士”，于是聚合了一些进步同学，结成兄弟，订为金兰，前后曾结拜了四五十人。有一次结拜十三兄弟，在编金兰号码时，曾选用了这样十三个字： “联合十三英雄，为我亚洲谋改造”③。陈正人后来回忆说： “那时是有一种英雄改造社会的思想。” 这种思想尽管还很幼稚，但却不难看出，反抗封建制度，立志改造社会的志向，巳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少年时代的陈正人，一方面由于贫苦、饥饿、衣衫褴褛，受到官绅及其子弟的歧视、冷落; 另一方面，又由于“自己立志勤学，纯洁进取，也曾受到人家的尊敬”，成了穷苦进步同学团结的一个核心。

小学毕业后，陈正人背着母亲，借了五块钱路费，跑到吉安，考取了省立第六中学。母亲因为怕负担不起今后的学膳费用，不同意他升学。陈正人知道家庭的困难。他没有使母亲为难，自己想方设法在同学中借了二十多元钱，进了学校。入校第一学期，他因缴过学膳费后身无分文，从不敢出校门。秋冬时，衣薄被单，致使身体受到很大摧残，埋下了肺病的病根。第二学期开始，陈正人由于学业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才得以在中学继续读书。

在省立六中，陈正人思想活跃，积极上进，受到进步师生的重视，因而有机会读到许多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书刊。他特别羡慕恽代英和肖楚女。当时有位名叫罗醒的老师，经常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不久又介绍他加入了经过改组后的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从此，陈正人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吉安学生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两年学生运动的锻炼，陈正人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陈正人由曾炎生和郭佐唐两人介绍，秘密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五月，吉安党的特支决定，陈正人转为共产党员①。

五卅运动的风暴，在吉安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中小学生和手工业工人罢课、罢工，声势之大，在吉安是前所未有的。陈正人以学校学生会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吉安各界声援“五卅”的活动。此后，他因生活所困，无力继续在吉安六中读书，转考入公费的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可是不久，由于江西省督办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通缉，陈正人被学校开除。从此，他完全转入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生涯。

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经党组织决定，陈正人被转移到永丰县石马小学暂避。不到一个月，他又转至万安县上宏小学任教员，兼管万安县党的特支的一部分工作，曾先后担任特支委员和书记。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陈正人奉调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地方委员会，协助书记罗石冰，具体负责秘书处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克南昌，江西党组织改为区委，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成立。中共江西区委决定陈正人任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员，回逐川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同时建立中共遂川特别支部。

陈正人回到遂川县后，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监委，利用合法身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与此同时，他召集王遂人、刘万青等十五名共产党员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遂川县特别支部，他被选为特支书记。在特支领导下，遂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蓬勃发展。

遂川县既无工厂，也无矿业，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较多。根据这个实际，陈正人和特支其他同志首先决定把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经过努力，不到半年时间，全县建立基层工会组织二十多个，工会会员达一千多人。一九二七年一月，全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五华高等小学召开，到会代表五十多人，正式成立了遂川县总工会，刘廷猷被选为主席，陈正人等七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县总工会向资方提出了两项要求：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 二、要求劳动保障。县里的资本家不但不接受工人要求，反而向工人进行威胁。三月间，县总工会组织各行各业二百多人举行罢工游行; 于田、碧洲等地工人亦配合响应。工人罢工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人所提条件，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为了保卫斗争果实，保障工人权利，遂川县城和圩镇都先后建立了工人纠察队。为了培养工人骨干，县总工会根据陈正人的提议，选送项棣华、郭环华二人，到赣州总工会陈赞贤主办的工农干部训练班学习。

在开展工人斗争的同时，陈正人等还积极开展农民革命运动。他和王遂人、王次楱等一起，串村走乡，创办夜校，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先城郊后乡村，逐步建立起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初，农民协会已遍及全县，入会农民达二万多户。

农民协会成立后，广大农民群众向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店仔下、太平桥农会公开斗争了反动豪绅; 洋湖农会清算了大土豪恶霸贪污的“众产”; 大桥、大屋、碧洲、盆珠等地，在农会组织下，对土豪恶霸采取了革命行动，强制地主减租减息，废除租押，交出 “众产”，焚烧田契，并禁止地主囤积居奇，限制粮食出口外运，给地主豪绅以沉重打击。各地农会还响亮地提出了 “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使农会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成了农村中的权力机关。在各地农会普遍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上，陈正人等及时地召开了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县城万寿官举行，到会代表一百多人。大会宣读了《遂川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筹建遂川县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等决议，成立了遂川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推选刘治安为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

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各界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学生界以五华高等小学为中心，成立了遂川县学生联合会; 商界整顿了旧商会，成立了遂川县商民协会。这些群众团体团结发动各界群众，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和土豪劣绅开展了英勇的斗争。一九二七年春，在水南石桥头下首洲背坪召开了二千多人参加的反英反奉大会，通过了决议： “反对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要求实行对英经济绝交; 坚决支持苏、浙、皖三省农民开展驱逐孙传芳、阻止奉军南下的自治运动;支持上海工人反对封禁总工会的斗争。”①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群众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 “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北洋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 ”陈正人亲自带人捉拿了遂川县的反动县长许乃猷游街示众，大快人心。

陈正人领导的这场斗争，不仅震惊了全县土豪劣绅，也使省府和各地区反动势力大为震动。遂川反动土豪肖家璧慌忙跑到南昌，找到当时担任南昌公安局局长的朱德告状，请朱德下令出兵平“乱”。朱德知道陈正人是共产党人，遂找当时在南昌参加方志敏主办的农运干训班的遂川县同志，了解遂川县农民运动及肖家璧的情况。为了配合陈正人在遂川的斗争，朱德借故将肖家璧扣起来，并及时转告陈正人。陈正人闻讯，即率领农民武装，一举捣毁了肖的老巢②。

捣毁肖家璧的巢穴后，陈正人又建议趁热打铁，不给反动派喘息机会，立即召开全县农民协会会员代表会，进一步发动群众，清算“四大金刚”贪污案 (即一九二四年北洋军阀鲁军复占遂川时，在县城大肆抢劫，江西督军方本仁因遭群众反对，被迫拨款三万六千块银元，作为赔偿遂川人民的财产损失。这笔款却被官绅罗普权、谢际可、李应策、张砥安等“四大金刚”所贪占) 。刘治安、李杏甫等按照这一决议，略经筹备，便在水南桥头的尚义祠召开了全县农民协会会员代表会，制定了遂川县农民协会章程，成立了遂川县农民协会，并推举代表审理“四大金刚贪污案”。当时，因保密不严，“四大金刚”窃得会议情况，急忙勾结官府，纠集兵痞、流氓数十人，持短刀长枪冲击会场，妄图血洗尚义祠。陈正人及早察觉了这一阴谋，事前已通知大会提前结束，致使“四大金刚”一伙扑了空，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国民党右派在赣州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四月四日，遂川各界人民在万寿宫举行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与会群众达二千多人。陈正人、王遂人分别在会上讲话，痛斥国民党右派集团破坏工农运动、惨杀工人领袖的反革命罪行。会上还宣读了陈正人起草的《追悼陈赞贤烈士告农友书》和《遂川各界人民追悼陈赞贤同志宣言》。《宣言》号召全县人民“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斗争”①。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高呼口号： “严惩杀害陈赞贤同志的凶手! ”“打倒摧残工人运动、惨害工人领袖的国民党右派! ”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遂川反动豪绅蠢蠢欲动，反革命复辟事件相继出现。洋湖村土豪挑起宗派斗争，殴打农会干部; 安厦劣绅收买流氓打手，拆毁农会干部房屋; 店仔下反动分子点唱“三妖”曲牌，侮辱妇女参加革命;五峰中学以开除、退学手段，迫害革命学生; “四大金刚”纠集反动官吏和地痞流氓，成立反动武装“保安队”; 肖家璧借故扣发县党部办公经费和伙食费，指使保安队扬言要屠杀工农群众。

面对严重复杂的形势，陈正人依靠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进行县党部的内部改组，成立了遂川县党务维持会，代行县党部职权，坚持革命斗争。五月一日，陈正人以遂川县党务维持会名义，召集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有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一千多人参加。陈正人在会上讲了话，揭露国民党右派集团内外勾结、摧残工农革命运动的罪行; 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为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五月十二日，反动县长李焜借故非法审讯盘溪农会干部。陈正人为保护革命同志，维护农会尊严，派刘万青率五华高小学生、工人及附近农民近百人冲进县公署，准备捆绑李焜游街示众。李焜闻风逃跑，即与“军界偕行社”头目密谋策划反扑。十三日上午，“军界偕行社”配合保安队，借口保护县长，公然袭击县党部，驱逐县党部内部的共产党员。十四日，李焜纠合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宣布改组县党部，解散革命群众组织，收缴工农革命武装，并四处搜捕陈正人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正人及时召开党的特支会议，为避免损失，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和部分进步人士撤离遂川县城，分别转移到碧洲和万安县罗塘湾一带。

五月十五日，陈正人在碧洲邱家阁召开特支会议。会议决定：一，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着手恢复县党部和各种群众组织; 二，派员赴南昌汇报工作，揭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土豪劣绅破坏革命的罪行; 三，加紧筹备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建立革命武装; 四，向各级农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坚定信心，继续革命，准备暴动，夺取县城。但因泄密，暴动未能如期举行。

六月二日，谢运昌等十个土豪劣绅，盗用遂川农民代表名义，向蒋介石发出“联恳通缉拿办”的反共“代电”，以“推翻革命，醉心共产”为罪名，诬控以陈正人为首的三十八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匪党”、“匪首”，乞求蒋介石“令县拿办，迅予通缉各地”。第二天，反动武装百余人，潜入碧洲，围攻陈正人等的住地邱家阁。陈正人、王次楱等用木棍、板凳与敌人搏斗，罗凤鸣等五人负伤被捕，陈正人等突围，往碧洲山区隐蔽。六日晚，保安队再次潜入碧洲，抓到共产党员胡开甲严刑拷打，次日竟枪杀于北门城下。这是遂川县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

“碧洲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农会干部，捣毁群众组织，清缴革命武装，制造白色恐怖。陈正人与王次楱、王遂人等把保存下来的武装力量于七月上旬转移到万安罗塘湾，与万安曾天宇领导的武装汇合，合编为万安农民自卫军，陈正人任党代表。

七月下旬，陈正人闻讯遂川反动派阴谋策划于八月十日屠杀遂川全部被捕同志，便与曾天宇、王遂人等商议，决定攻打遂川县城，营救被捕同志。接着，农民自卫军在罗塘湾至善小学召开营救革命同志动员大会，陈正人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布置了战斗任务和行动计划。按照计划，一天晚上，王次楱率领四十一名自卫军战士，持长枪三十六枝、短枪五枝，直奔遂川县城。次日凌晨，农民自卫军包围了蔚起书院的保安团，阻击了郭家祠的敌人，趁敌人慌乱之际打开监狱，把被捕的同志全部救出。

这次劫狱斗争的胜利，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遂川的反动势力大为惊恐，遂由官绅土豪联合起来拼凑了一个“赣西清党委员会遂川分会”，大恶霸肖家璧也组织了“清乡委员会”，妄图反扑。在反动势力异常强大的形势下，为适应特殊的斗争环境，保存革命实力，陈正人及时召开了党的特支会议，决定党组织由公开转入地下，革命同志隐蔽分散活动。

(二)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陈正人赴南昌汇报工作。适逢南昌举行八一起义，省委决定陈正人速回吉安，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暴动，以配合行动。陈正人不顾自身肺病复发，略作治疗后，即带病回吉安，被分派到万安中心县委任宣传部部长。

九月，曾天宇、张世熙和陈正人等，为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罗塘湾至善小学召开了全县第二次党代会，着重研究筹措经费和收集、制造武器问题。九月十日，县委又在罗塘背村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巩固和恢复工、农、青、妇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为加强武装暴动的领导，会议决定建立万安行动委员会，曾天宇为委员长，张世熙、陈正人等为委员。陈正人还兼任万安游击队 (又称第七纵队，即农民自卫军) 党代表。

罗塘背村会议后，各地分别开会，串联、发动群众，恢复建立群众组织，重点农会还建立党支部。为了收集武器，有一次，陈正人假扮至善小学教师，“邀请”一支过路的国民党军队来校歇息、吃酒，借机缴了他们的械，用得到的枪枝弹药，武装游击队。游击队分别编成了快枪队、马枪队、神炮队、马刀队、楼梯队等，并进行必要的短期训练。此后，工农革命运动逐渐深入，各地农民广泛地开展了抗粮、抗税、抗债、抗捐、抗租的斗争，收缴反动派零星武装，捕捉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豪绅。当时，“全县东、西、北三乡整个成了红色割据，并且泰和与万安毗邻的四、五区，亦入了赤色版图”①，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割据局面。

十一月中旬，江西省政府派李思愬前往赣州收编赖世黄十四军残部，路经万安罗塘，被我农军截击，缴枪四支。李思愬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十一月十八日，他从赣州返回，在万安县城住下，调派三十名士兵，前去包围中共万安县委的活动中心——至善小学，进行搜捕，查获到一些宣传品。李思愬得报后，预谋去赣州搬兵镇压。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等获悉，立即召开了第三次“行委会”会议，决定围攻县城，消灭这股反动武装。十九日晚，在曾天宇、陈正人的统一领导下，农军分三路攻城，激战三、四小时，未下，各自撤回。在准备第二次攻打万安城时，泰和县委派人来请兵求援，要求协同攻打泰和县城。曾天宇、陈正人研究同意，遂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率农军百余人，顺赣江北下，与泰和农军配合，智取了泰和县城。

攻打万安和智取泰和的壮举，震惊了反动派。十二月初，泰和、万安、遂川三县靖卫团及反动驻军联合起来，向万安罗塘等地进行反扑。“白色恐怖后，万安县委只有张世熙、陈正人二人，召集县委会三次竟不成功，遂毅然决定：一方面改组各级党部，重新登记党员，严厉淘汰机会主义者，并在群众中尽可能地扩大党的组织，以建设党的基础; 一方面慰问被难群众，分区举行广大的反对反动军队焚烧抢劫各农村的群众武装示威大会。”①

十二月二十四日，巡逻农军路遇敌军两个连，发生枪战。沿途农会会员、暴动队员纷纷加入战斗，竟聚集有二三千人，敌军吓得逃回万安县城。农军猛追几十里，直扑县城，围攻多时不下，遂撤回。十二月三十日晚，在曾天宇、陈正人等组织领导下，万安农军发起第三次攻打万安县城的战斗，“终因火药缺乏而退回”②。

万安暴动、农军三次攻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正在赣西一带活动的毛泽东处。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万安负责同志：泽东于十月间集合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目前还在井冈山略加整理。风闻万安工作同志热事甚高，甚为钦佩。但闻几度攻城未下，是否要派武装去协助，希望复函详答。”③

万安县委接信后立即召开县委会议，研究结果，建议毛泽东率兵就近攻占遂川县城，以堵截赣州去路，策应万安游击队攻打万安城。在会上，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鉴于前三次攻城失利的教训，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加强武装暴动的统一领导; 二是严密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三是挑选政治觉悟高、体质健壮的战士，组成敢死队。会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作了相应的布置。

毛泽东接到万安县委回信后，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 (农历丁卯年腊月十三) ，攻占了遂川县城。万安农民武装于“ (农历腊月)十五日晚接毛泽东占领遂川信，再次动员群众，准备消灭敌军”。他们组织了暴动军民四万余人，分四路直扑万安县城。“而敌军于 (农历腊月) 十七日闻风弃城逃走，万安县城遂被工农群众占领。”①

“万安暴动的胜利，的确是全省苏维埃革命的信号”②。“江西万安等处的农民暴动，已经使豪绅资产阶级报纸气得发疯。”③共产国际也很注意了解万安暴动的情况，重视它的经验教训。张世熙曾代表万安县委，在苏联列宁格勒向共产国际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大暴动经过情况》的专题报告。曾天宇、陈正人等领导人的组织才干和万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扬。

一九二八年一月，根据毛泽东建议，陈正人被调回遂川工作。中共遂川县委正式成立时，陈正人任县委书记，毛泽覃、王遂人、王佐农、王次楱等为县委委员。不久，毛泽东又在遂川县五华书院召开了前委和遂、万县委联席会议，前委宛希先、张子清，万安县委曾天宇、刘光万和遂川县委陈正人、王遂人、王佐农等参加了会议。

陈正人在遂川主持县委工作期间，曾着手筹建遂川县工农政权。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由陈正人执笔起草，制定了一个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这个大纲共有三十章，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对大纲逐条逐句进行了修改，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 把“反对虐待儿童”改为“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尽量使其通俗化，农民一读就懂。这份《施政大纲》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法，它“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党在民主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①

一月二十四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举行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全县一万多名工农群众参加了大会，主席台两侧贴有陈正人亲自书写的大幅对联：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有利”; “我今日斩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大会执行主席是陈正人。他当众宣读了县工农民主政府《施政大纲》和组织机构。当他宣布王次淳为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时，毛泽东亲手把红布包好的政府大印，交给了王次淳。这时，整个会场欢声雷动，高呼“共产党万岁! ” “工农革命万岁! ”

二月初，湘赣两省敌人第一次“围剿”井冈山。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于二月九日回师井冈山，遂川县委也随之迁往井冈山南麓黄㘭，尔后又进入小行洲、茨坪等地。在井冈山南麓一带，陈正人首先带领县委干部深入农民家里，和农民交朋友，启发他们的觉悟; 同时，配合红军打土豪、筹款子。他们掌握的筹款原则是：苏区的土豪“罚款”，白区的土豪 “绑票”; 小土豪“罚款”，大土豪“绑票”; 没收地主封建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在县委积极工作下，井冈山南麓大片农村，农会、妇女会、儿童团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仅农会就有二万多人，被发动的群众达十几万人。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县委又及时抓了建党工作。

与此同时，陈正人还抓了各区、乡的政权建设，黄均及附近九个乡，都相继成立了工农兵政府。陈正人阐明政府的任务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在黄㘭，县委还召开了赤卫队大会。会后，县赤卫队发展到三个中队，共二百多人。陈正人经常给赤卫队员讲课，加强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此后，各区、乡也分别建立了赤卫队和暴动队。这支新生的农民武装，在县委领导下，不仅在打土豪、分田地，保卫政权和输送兵员等方面做出了成绩，而且还配合红军主力，牵制了敌人。在著名的新城战斗中，县赤卫队配合红军三十一团，担任了主攻新城任务; 在五斗江战斗、遂川战斗、黄洋界保卫战中，赤卫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等二十三人为特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由于毛泽东、陈毅军务繁忙，谭震林主要在茶陵工作，陈正人遂奉命离开遂川县委，主要致力于边界特委的日常工作。

同年十月十四日，在茅坪召开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九人为特委委员，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十一月，红军进占永新，再退回宁冈。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①此外还有莲花、永新部分山区和整块不甚连属的地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不断扩大②。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陈正人认识了女红军彭儒。她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后参加湘南暴动，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由于毛泽东、陈毅等的关心，他俩于一九二八年秋在井冈山结婚，陈毅、宋任穷、杨至成等参加了简朴的婚礼。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了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边界各县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拓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三十二团，在特委和彭德怀、陈正人等领导下，留守井冈山。

一月十三日，湘、粤、赣三省三十来个团敌军分六路向永新、宁冈、遂川、酃县进攻。根据地军民奋起抗击，激战七天七夜，终因敌众我寡，红五军和赤卫队以及广大群众才不得不撤退下来。

部队打散了，陈正人与彭儒一起突围，遇上了特委常委王佐农。三人翻山越岭，甩掉尾追的敌人，转移到山林去了。后王佐农要求回老家遂川，特委只剩陈正人一人，仍深入到群众中去，带领大家与敌人周旋数十天。他们踏积雪，宿岩洞，盖树叶，吃野菜，历尽艰辛，斗志不移。陈正人找到了荆竹山的乡长、支部书记，机智避开敌人，照常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并逐渐组织了一些群众，收容了一些打散的部队，恢复了游击队。

陈正人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的消息，传到了当时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队长何长工那里。何长工即派人上山把陈正人等找了回来。五月十四日，在永新召开了原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将特委及三县联席会产生的临时特委取消，另组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以朱昌偕、陈正人、何长工、宛希先、刘珍为常委，刘宗义、王怀、龙超清、谭思聪为候补常委。不久，原特委五个常委有四个重新会合，于是召开原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原特委恢复工作，领导湘赣边界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时，敌人“会剿”军队调往樟树，井冈山只留敌贾少提部把守五大哨口。陈正人、何长工等把游击队、赤卫队集中起来，打了一次歼灭战，又收复了井冈山。在短期内，红军由百余人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人，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恢复到红军主力在时的局面，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一翼”。

一九二九年冬，陈正人调离湘赣边界特委，任安福中心县委书记，辖袁州、分宜等地。可他对湘赣边界的革命仍很关心。一九三○年春，错杀袁文才、王佐事件发生后，他得知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宗派斗争酿成的，是错误的。同年八月，红军打下吉安，陈正人见到毛泽东即反映了此事，毛泽东也认为是错杀了。一九五○年，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正式给予平反，追认袁、王为烈士。

一九三○年夏天，陈正人调任北路行委书记，工作数月。十月初，江西省行委成立，陈正人又任省行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时中央苏区已发展到拥有二十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主力红军也达四万人左右。十月二十三日，总前委在罗坊召开了扩大会议，集中围绕打不打南昌、九江，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正人出席了会议并支持毛泽东的不打大城市，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三一年一月，赣西南特委成立，陈正人任组织部长。后又因工作需要，调永、吉、泰特委任书记。不久，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江西省委，由陈正人负责筹备，并代理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这年春，陈正人在于都桥头召开了苏区的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西省委，陈正人担任省委书记。当时，陈正人肺病突然大发作，吐血不止，生命垂危。人们都担心他缓不过气来，可他却顽强地活过来了。一九三二年初，为了照顾陈正人身体，中央局即派李富春接任了省委书记。

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项英、周以栗、朱德、陈正人、张鼎丞、曾山、邓发为常务主席，后陈正人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在兴国召开的江西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正人被选为省苏维埃副主席兼任 “省苏”党团书记。曾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当时我是省苏主席，正人同志是党团书记。在党内，我们大家是在正人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思想敏锐，能力强，在他领导下，大家心情舒畅，劲头十足，工作大有起色”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陈正人到福建汀州傅连障的福音医院治疗，同周以栗同住在一所山边的小屋里。后来，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打击和排斥的毛泽东也来到这里，同陈、周同住一室。那时，他们同遭“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患难之中，革命友谊更加可贵、深厚，三人经常一起散步、谈心，互相鼓励，一起看书、学习，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一九三三年三月以后，陈正人随医院迁至瑞金、于都等地治病，又同毛泽东在一起。

一九三三年初，“左”倾机会主义代表开始批判福建省委的所谓“罗明路线”。不久，又发展到在江西批判邓(小平)、毛 (泽覃) 、谢 (维俊) 、古(柏) ，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①中央组织局通知陈正人，说他亦属“同伙”，勒令写检查，发声明。陈正人拒绝写检查和声明，坚定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正因为陈正人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他在苏区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代表的种种打击、迫害。先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包办特委”、“副书记专政”的罪名，留党察看一个月; 后又以“邓、毛、谢、古” “同伙”而受株连。更有甚者，当时团中央报纸还公开点名，对陈正人进行攻击。直到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才给予重新审查，并决定将此批判取消。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一九三八年为此还专电告知正在新疆养病的陈正人②。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正在病中的陈正人和周以栗要求随军远征。当时的中央组织局表示： “你们不能随军队走，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陈正人被留下。彭儒巳随军长征，后因疟疾发高烧，经董必武动员，将她送回中央分局。红军主力开拔后，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负责。陈毅十分关心陈正人，劝他按中央意见转移到白区治病，并介绍了一些自己的兄弟和好友，要陈正人有困难时可找他们帮助。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分局派了一个排部队，护送陈正人、周以栗和彭儒转移。转移途中遇敌，周以栗不幸牺牲。事后，中央分局再次决定，陈正人随独立三团行动，相机向外突围。二月下旬独立三团分两路突围，陈正人、彭儒随政委张凯率领的一路行动，由三田渡之间渡河，遭数倍之敌追击堵截，渡河未成，折回安远、寻乌以南，在古陂、安远之间打了一仗，后到安远九龙嶂一带。这次行动前后一个月，经过好几次战斗，部队损失较大，陈正人的马也丢失，只好拖着病体步行。此后，他们在安远以南的孔田、鹤岗山地，又遇粤军邓龙光部堵截，部队被打散，彭儒失踪。三月下旬，张凯收集打散的少数部队，与敌周旋于安远南面山区。在桐子富村，部队遇上中共安远县委书记林慕南及其游击队，后又与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七十一团团长李天柱会合。他们商量共同照顾陈正人，寻机突围出去。四月间，张凯率部队护送陈正人至寻乌县南部山区，又遇广东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及寻乌县委书记陈侃。经商议，由兴宁特委设法护送陈正人去白区治病。

在兴宁特委帮助下，陈正人化装成商人，陈一新化装成伙计，雇了一名挑夫，买了一担茶叶，作为贩茶叶行商，经广东梅县、汕头等地，安全转移到香港。

陈正人到香港，肺病发作，盘缠无几，幸闻彭儒巳脱险住在广州她哥哥家里，即抱病赶到广州。在彭儒哥哥彭瑛一家的掩护、帮助下，陈正人化名胡思义，在广州郊外治病。一九三六年二月，他又转至湖南宜章县碕石村彭儒的家乡，以教书为名，隐蔽下来，继续治病。这期间，陈正人虽远离了组织和同志，但他对革命仍充满信心，经常翻阅报纸，四处探听红军下落。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表达自己的心志，其中二首如下：

一

息影湘江已半年，

纷纭世事与时增。

遥望南天空渺渺，

青云有路可寻源。

国事险危谁作主?

欲效班超志已坚。

且看他年云雨降，

敢教仇寇尽心寒。

二

南天漫道逞腥风，

北斗高悬照太空。

壮志凌云终有日，

盛花时节定重逢。

在乡间，陈正人经常利用教书、谈天的机会，向当地农民群众、青年学生讲国内外时事，谈革命道理，深受大家尊敬。他还秘密地联合了一些青年，打算发展革命组织，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就开展革命斗争。

西安事变爆发后，陈正人病体也略有好转。他怀着急切的心情，离开湖南宜章去找党。他经广州到达上海，原想通过鲁迅先生找党，不幸鲁迅已病故。陈正人与鲁迅素不相识，闻讯后竟痛哭一场。在上海，他从书摊上看到艾思奇写的书，讲的是马列主义，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有可能是共产党员。于是，他从该书标明的出版单位，找到了读书生活社，并见到了艾思奇。当时，陈正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是说自己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希望他给予指教和帮助。艾思奇因不明陈正人身分，也只是对他表示同情，未敢深谈下去。

党的关系没有找到，路费也快用完了。陈正人只好去南京找彭儒哥哥昔日的好友李奇中。李奇中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与周恩来也很熟悉。经他引荐。陈正人结识了从西安救国会来的李木庵，才得知周恩来、叶剑英等正在西安。在李奇中的帮助下，陈正人搭车到洛阳，又转车到达西安，很快与李木庵介绍的谢华 (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取得了联系，终于找到了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见到了分别很久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周恩来紧紧地握住陈正人的手，高兴地说： “太好了，正人同志，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很难活下来了……。”陈正人找到了党组织，见到了亲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周恩来安排他先在宣侠父家好好治一下病。然后再去延安。同时，又给还在湖南的彭儒寄去了一百元路费，让她也能及时赶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六月，陈正人夫妇来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毛泽东为他们能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突围找党的过程后，毛泽东给了陈正人以很大的安慰与鼓励。他深沉地说： “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①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于陈正人急切要求工作，适徐特立从教育厅调出去办师范学校，陈正人就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一九三八年又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不久，因工作劳累过度，肺病复发。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他与任弼时等一起去新疆养病，并准备相机去苏联治疗。一九三九年七月，陈正人病情好转，遂乘飞机回到延安，一边继续治病。一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整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的工作。一九四○年冬，中央正式分配陈正人到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九月，边区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正人仍任原职。

陈正人到西北局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一次西北局各地、县组织工作座谈会。中央派任弼时、陈云等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若飞、中共中央组织部王鹤寿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西北局干部队伍、党的建设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分析，并于会后着手筹备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召开之前，陈正人先后起草准备了许多文件和材料。毛泽东很关心重要文件的起草，曾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写信给陈正人，说： “我要朱理治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①高干会在思想上的准备工作是开展全边区的整风学习运动。这次整风学习运动，从一九四二年四月开始，到十月间高干会召开为止，历时半年多。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干部 (包括许多非党干部在内) ，都参加了这一学习运动。陈正人带头学好整风文件，亲自向干部作辅导报告，并深入基层参加讨论。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专门报道了西北局组织部整风学习情况，特别提到陈正人深入小组，辅导学习，使学习搞得生动活泼的事迹。

一九四二年五月，西北局组织部在陈正人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考查团下到安定，调查了三个乡的社会状况和乡政府的工作，并进行了一个乡支部的党员登记。考查团所搜集到的基层材料，为高干会的召开作了很好的准备。

西北局确定高干会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人民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 、整关(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 、整财、整学，在“七整”中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中，又强调了精兵简政和整风问题： “此事(指精兵简政——引者)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西北局确定的“七整”任务，组织了七个整风准备委员会，分别进行了高干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在整风准备会议上，详细地分析与研究了党的各种组织问题，由陈正人组织起草了提交高干会讨论的整党草案及各种附条。整政准备工作由林伯渠主持，整军准备工作由贺龙主持，整民准备工作是与整党问题一起在组织部长联席会上进行的，以后又由小委员会专门讨论，并由陈正人领导起草了提交高干会讨论的整民要点及各种附件。整关及整财问题，委托陆定一和小委员会进行准备工作。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是在思想、组织以及材料上都作了充分而切实的准备工作基础上召开的。十月十九日高干会举行开幕式，二十日各小组阅读整党文件，二十一、二十二两日陈正人在大会上做整党整民问题报告①。会议历时三个月，是一次对边区党的历史和现状的大讨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批判了打击、错捕刘志丹等革命同志的“左”倾错误。

陈正人在西北局任职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具体工作任务，如边区民主改革，实行“三三制”，召开学习党的历史的会议，以及大量的干部选拔、调配等。这对久患肺病的陈正人来说，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充满着革命朝气，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从不被困难所压倒。他在《给任弼时同志的信》中写道： “对于工作中某些困难，我从来不大提，我认定只要于党的利益有必要，一个党员任何困难是应该忍受与努力克服的。这种精神我过去有，现在还是一样，越是困难的工作，越是能锻炼自己。”②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准备内战，疯狂抢夺胜利果实。党中央发出号召，要集中全力，夺占东北。为此，党中央组织动员了二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奔赴东北开展工作。陈正人也被派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为把东北地方抗日民主武装力量与解放区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陈正人担负起了繁重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建设工作。一九四六年东北局召开七月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七七决议”，即《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正确地分析了东北的斗争形势，全面地总结了东北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批评了部分同志在敌我形势、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等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基本上澄清和结束了党内军内的混乱思想，为深入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坚持长期自卫斗争的战略思想和指示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陈正人被调到地方，任吉辽省委 (后改吉林省委) 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陈正人来到地方后，遵照党的指示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转移到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上来。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吉林省委在敦化召开了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即敦化会议。会上，陈正人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接着作了《对形势与今后方针》的发言，还代表省委作了总结报告。他的发言与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吉林省的斗争形势，既指出了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全省准备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去努力克服，争取胜利; 又指出了困难是暂时的，经过全党的努力，我们完全能够战胜困难，扭转局势，取得胜利。

陈正人主持召开的敦化会议，为加速建设东满根据地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可以说是东满工作进一步发展的转折点①。谭政代表东北局对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

敦化会议后，省委立即动员和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一月，全省以一百八十多名老同志为领导骨干，共抽调一千六百九十八名干部，组成工作团 (队) ，深入吉东、吉北、吉南等地区，开展工作。一场以反奸清算、分粮分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在吉林解放区很快地开展起来了。

土地改革开展不到半年时间，在吉林解放区一半以上的地区，初步发动了群众，分配了三十余万垧土地，给封建地主和敌伪残余势力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有力打击，开始从根本上破坏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 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 建立和发展了农会和群众武装等组织，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刚刚兴起的土改运动，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半生不熟”的现象。十月二十一日，东北局及时发出了《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的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具体地分析了造成“夹生”的原因，确定“煮夹生饭”为土改工作的中心任务。十二月十日，陈正人根据吉林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吉林省第一次县团级干部会议 (即群众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历时一个月，陈正人在会上作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总结》报告。他全面地回顾了半年来的群众工作，肯定成绩，检讨缺点，总结经验教训，比较深入地批判了土改中的右倾思想和包办代替作风，明确规定了今后继续发动群众和加速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六月间，以“煮夹生饭”为特征的土改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吉林解放区二百二十余万人口中，有一百零七万多农民共分得土地五十二万四千垧。分配房屋二万七千八百多间，分配粮食二万一千石。此外，农民还分得了牛、马等生产资料和不少副产品。

一九四七年十月以后，吉林土改工作和全国其它正在进行土改的地区一样，“左”的错误有所发展。不少地方大搞什么“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搬石头”、“扫堂子”、“挖浮财”，过分强调“贫雇农说了算”，以致侵犯中农利益，影响城市工商业发展，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种错误，陈正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幸而，东北局、吉林省委及陈正人都较及时地发现这一问题，开展“纠偏”工作。不到半年，偏差得到纠正，土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陈正人还十分注意解决广大贫苦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困难问题。他要求全党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帮助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各工作团(队)根据陈正人的意见，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生产，以求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有的地区发动群众上山打猎、砍柴、采集野生植物和药材，向大自然索取财宝; 有的地区组织群众纺织、编蓆、打草鞋，进行生产自救。

在困难大、时间紧、军需供给量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不增加人民群众的负担，陈正人和省委其他同志狠抓精兵简政、机关部队实行自给生产和励行节约这一环节，重新规定了各机关部队的供给标准和自给任务。当时，菜金、津贴一律停发，延长被服着用年限。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大大教育和锻炼了干部和战士，也教育了广大群众，加深了群众对我党的信任和了解，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

由于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加上北满、南满等解放区的有力支援，吉林解放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渡过了难关。但是，陈正人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困难并没有完全克服; 为了彻底克服经济困难，创造支持长期自卫战争的物质基础，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于是，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吉林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七年，在农业上，吉林解放区共扩大耕地面积九万余垧，获得了大丰收;在工业上，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机关部队除大力帮助群众生产外，实现了粮食、蔬菜、烧柴、烟草以及其它用品的部分自给。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吉林解放区基本上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保障了战争供给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建设巩固的东满根据地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并为支持长期斗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为一九四八年吉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吉林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是一项十分突出、重要的工作。东北地区一百一十万朝鲜族人民，百分之六七十居住在吉林省吉东地区; 吉林解放区的二百二十万人口中，有六十六万多朝鲜族人民，占百分之三十一以上。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日本战领期间实行反动的民族离间政策，造成民族间的误会和隔阂，曾长期影响汉、朝两族部分人民之间的关系。

陈正人来到吉林以后，很重视吉东的民族工作，并在他主持的敦化会议上，作出了尽快正确解决吉东所特有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决定。在陈正人提议下，省委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并作出决议，强调“加强民族团结，这是战胜敌人，创造与坚持根据地的基本保证之一，也是当前继续深入群众运动的重大任务。”①在土改运动中，陈正人十分注重发动和依靠朝鲜族贫雇农。经过调查，他发现朝鲜族贫雇农多，而汉族地主多，因而提出必须把两族贫雇农都发动起来，一致向地主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坚决贯彻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平等分配土地，正确解决两族人民的土地问题。经过严重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两族人民的团结大大加强，误会与隔阂逐渐消除，开始形成了“不管汉、朝人，穷人是一家”的民族团结局面。

在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权中，陈正人特别注意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他说： “必须尊重朝鲜民族少数民族地位，……在村选的领导成份上……必须照顾汉、朝民族的人口比较，……在朝鲜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应尽一切可能争取选举朝鲜族劳动人民中的进步的优秀分子，担负主要领导责任，应该相信这种优秀分子是不少的。”②此外，陈正人还很注意延边地区朝鲜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延边创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大学——延边大学，为朝鲜族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和干部。

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贯彻，朝鲜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解放战争时期，延边地区约有三十余万青壮年和一万九千二百余辆车次参战，有近六万人直接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纵队基本上是东满的，主力师都是延边朝鲜族人民的子弟兵。

陈正人十分重视妇女工作。在战争年代里，男同志大量上前方，后方根据地的支前、土改、反霸、工农业生产，大多要靠妇女来做。而吉林在伪满时期，妇女受到多重民族与阶级的压迫，长期没有政治、经济地位，也不愿抛头露面参加社会工作与生产。陈正人提议省委加强妇女工作，设立妇委会，选调一批久经锻炼的妇女老同志领导妇女工作，并提出号召：跳出锅台炕头，参加生产，开展斗争，支援前线。在土改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组织发动妇女积极参加，扭转东北妇女过去的旧习惯。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他强调大胆任用妇女干部，曾经出现了颇有成绩的女区委书记，女县委书记。

一九四七年冬，在“三下江南”战役中，陈正人和军区参谋长钟人仿带领一个骑兵警卫班，乘雪爬犁奔赴前线。途中，他们在松花江上，被敌机发现。敌机低空盘旋，疯狂扫射，而陈正人一行，毫不畏缩，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陈正人很重视做瓦解敌军的工作。海城守敌一八四师潘朔端部，就是在我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率先起义的。当潘朔端来到延吉，陈正人设宴欢迎，并将从延安带来的警卫员方伟英派去为他服务，潘深受感动。一九四八年三月，在解放吉林市时，省委和陈正人派秘书长李初黎去做吉林守敌工作，在敌军内部地下党的配合下，取得了保卫小丰满水电站的胜利。这对东北工业的恢复、发展和支援前线，都有很大意义。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长春市重获解放。毛泽东来电指示： “令肖劲光、肖华迅即结束长春工作，一切交陈正人接管”①。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迅速改善人民生活，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陈正人一面抓农村，一面重点抓城市工业，工作搞的很出色。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陈正人召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一九四九年农业生产问题，提出扩大旱田五万垧、水田一万一千垧，精选良种，发动群众积肥，购买肥田粉九千三百吨等措施，并成立水电局，建立气象站，号召全省农民为增产二十万吨粮食而奋斗。

省委根据陈正人的建议，拨出大量资金，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同时，省委还选调一批优秀得力的干部，转移到工业战线加强领导。经半年努力，大部分厂矿恢复了生产，其中有些企业，如延吉化学厂、和龙煤矿、吉林亚麻厂等，还扩大了生产规模。对当时被称作东北电力命脉的小丰满水电站，陈正人亲临视察，并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同志达成协议，共同努力，及时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保证了东北地区工业用电之急需。

与此同时，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所急需的干部，陈正人参加干部的选调和培养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召集组织部长会议，制定了抽调干部、培养干部的计划。之后，分配抽调进关支援新的解放区的干部有一千五百名，培训干部达二万零五百七十三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新解放区工作的开展。

(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陈正人奉命先到北京，听取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江西工作的指示，接着，便与邵式平、陈奇涵等一道，率领南下的干部队伍，日夜水陆兼程，向江南挺进，于六月六日赶到了阔别近十五年的故乡——南昌。

当时，虽说江西全省已经解放，但敌人的残兵败将和散兵游勇尚未肃清。他们勾结地方反动武装到处兴风作浪，小股土匪躲在大山野岭里，经常窜出来烧杀抢劫，活动十分猖獗。面对这种情况，陈正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剿匪平乱的主张，接着省委作了剿匪决定。

初期，敌匪和我们“捉迷藏”，也搞游击战术，剿匪成绩不大。七月上旬，省委、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四十八军和三个独立师的剿匪会议。陈正人在会议上强调指出： “土匪在农村、山区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扰乱治安，破坏生产，这些祸害不清除，工作就无法开展，江西人民的彻底解放也等于一种空话。对于残敌和土匪，我们一定要狠狠打击。”他提出，不能让土匪牵着我们走，要打主动仗，要采取打歼灭战的方针，“把他们一股一股地全部消灭，决不能让这些作恶多端的祸害到处流窜，和我们捉迷藏! ”会议从江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剿匪分三期进行。会后，陈正人起草了致全省各地党委的紧急电报，要求各地一定要抓住解放大军刚刚过境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把地主、土匪隐藏的枪枝挖出来，集中全力，打一个军民联合清剿顽匪的歼灭战。由于省委的正确指挥，全省上下的通力合作，仅一个月时间，一举歼灭了南昌、九江、抚州三个分区的几股土匪，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赣东北地区的部分残匪。

八月中旬，在陈正人的提议下，省军区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期剿匪斗争的经验，部署第二、三期剿匪任务。此后不到两个月，分布在赣东北、赣西南的残敌、土匪、特务，都被我消灭; 赣东北的李逢春、赣西南的熊杨英、永新的贺赞、万安的郭明达、闽赣的卢兴等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都在第三期剿匪中先后被我捉拿或击毙; 残害陈正人母亲的遂川县有名的土匪头子肖家璧，也在这时被我活捉。

在剿匪中被我击散的顽匪头子黄镇中，窜逃至宁都，招兵买马，囤粮积草，企图凭借宁都翠微峰悬崖陡壁、四周无通路之天险，继续负隅顽抗。陈正人亲自指挥独立师配合四十八军作战，把黄镇中围困在翠微峰山巅上，并派人打入匪穴劝降，黄仍坚持顽抗到底。陈正人遂指挥独立师和四十八军日夜奋战，终于击破了翠微峰所谓的“天险大门”，活捉了黄镇中。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战斗，共消灭土匪四万余人，缴获枪枝九万八千多支，轻重机枪两千多挺，基本上完成了江西的剿匪任务。

十月初，省委召开了各地委、军分区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以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陈正人在会议总结中指出： “在明年春耕以前，要组织一个群众运动高潮，其目的是打倒乡村封建恶霸统治，继续消灭散匪特务，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搞好春耕。……在完成春耕生产后，要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结合深入反霸斗争，进一步组织农民，培养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为明年秋后转为以土改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新高潮作准备”①。省委的工作部署经与会同志讨论通过后，由陈正人起草了致中南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不久，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南局的正式批准。

为领导好全省清剿反霸、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省委决定在南昌地区丰城抓点。工作团在丰城二区首先发动群众开展诉苦运动。通过诉苦，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很快掀起了高潮，斗争并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大恶霸地主熊国英，当地群众无不扬眉吐气。丰城的典型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全省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

一九五○年秋季，江西和全国许多新解放区一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深入土地改革运动在全省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省委为加强对土改运动的具体领导，决定把原省委政策研究室改为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内部刊物《土改消息》，以交流情况，推广先进经验，指导全省的土地改革运动。陈正人对《土改消息》十分重视，把它视为土改运动指挥部的耳目之一，每期清样出来，都要详细审阅修改，有时为了一个数据或一个词语，还深夜到省土改委员会办公室查看来自全省各地的原始电话记录，直到准确无误为止。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土改消息》刊登了新建县大塘程家村土改“走过场”的报道。陈正人曾到过大塘程家村调查，这里的恶霸地主利用家族关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当地农民很难摆脱这种封建势力的束缚。陈正人认为，农村中，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晚，他赶写了一个长篇报告，即《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一月四日，他又向全体机关干部作了土改运动初期的总结报告，针对有些地区土改出现“走过场”、图形式、赶时间以及过高地估计前段运动成绩的情况，结合全省土改运动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的具体要求。

《如何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的报告，从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上很好的解决了土改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受到中央和中南局的重视，后被转发全国。

一月底，省委召开了有各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全省土改总结会议。会议根据陈正人提出的“分乡分村深入土改斗争”的基本精神，部署了第二期土改运动。第二期土改运动在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得既快又顺利。仅五个月期间，基本完成了全省七十二个县、三百七十五个区范围内的土地改革，使一百三十七万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实现了“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检验，江西土改工作搞得还是比较彻底，比较稳重的。

一九五二年春，全省土改基本结束。三月底，省委及时提出了“以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为主，重点试办常年互助组”的方针，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道路。陈正人曾带领工作队深入到九江地区作调查研究，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省委决定选择萍乡的彭光贤、易瑞生，永修的陈翊科，永新的李页里这三个地区各具不同特点的互助为典型，并注意总结、宣传、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到年底，全省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已有十三万七千六百多个，参加互助组的劳动力达一百三十二万多人，约占全省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这一年，由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广大农民群众在土地改革中激发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干部群众齐心合力，终于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夺得了全省农业生产空前的大丰收。

解放初期，江西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如何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一项极端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工作。陈正人对这个问题处理得特别慎重。他在各种会议上，再三强调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苏区和游击区的干部群众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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