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崔景岳人物传,崔景岳生平事迹,崔景岳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篇首语：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崔景岳人物传,崔景岳生平事迹,崔景岳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崔景岳人物传,崔景岳生平事迹,崔景岳评价

崔景岳，又名运乾、廷儒，化名剑仁，崔皓等，参加过陕西著名的旬邑起义，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西兰工委书记、宁夏工委书记等职。一九四○年在银川被捕，翌年春被反动军阀马鸿逵活埋，终年三十岁。

(一)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崔景岳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十一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十四岁考入县立宝塔高等小学，学习勤奋，成绩优秀，深得师长钟爱。在教师、共产党员许才升的帮助、引导下，崔景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七年春，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崔景岳和同学们在许才升的带领下，经常走村串户，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抗税和反对预征田粮的斗争。一九二七年暑假期间，崔景岳参加了许才升举办的讲习班，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师生一起，学习了《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马列主义著作，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是年下半年，崔景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一九二七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开始清党反共以后，旬邑县的反动县长庞天赖，封闭了农民协会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人劝崔景岳暂避一下风头，但他毫不畏惧，继续坚持斗争，与宝塔小学的党员、团员一起，联络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向省政府控告庞天赖“对于教育建设各要政，漠不关心，而敛财殃民，则视为唯一任务。”①庞天赖得知此事，对革命师生进行报复和镇压。崔景岳与同学们寸步不让，又上书控告其“触怒反噬”②。省政府派员到旬邑调查时，崔景岳奉党组织指示，和崔维峻、樊风贤等出面对付，历数反动县长的罪行。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省政府被迫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撤销了庞天赖的县长职务，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陕西C P目前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领导群众举行起义，夺取政权。五月六日，旬邑清水原群众数百人，在党的领导下，以抗粮 “交农” 为名，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行至赵家村时，许才升主持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围攻旬邑县城的计划，决定派崔景岳、侯天佐等潜入县城，与城内党组织一起，在攻城时作内应。五月七日拂晓，起义队伍里应外合，攻占了县城。崔景岳等奉命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押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在起义胜利的日子里，他住在宝塔小学，积极参加开仓分粮、书写标语、上街宣传等活动。他的父亲怕他出事，趁他回家取东西时把他锁在屋内。他借口上山打柴，又跑回了宝塔小学。

五月三十日，起义队伍内部的坏分子在敌人的引诱下组织叛乱。这天清晨，人们还未起床。崔景岳听到街上有队伍行动，便急忙穿好衣服，跑出宿舍察看。当他发现一群人正向学校围来时，立即高声大喊： “快起来，发生事情啦! ” 霎那间，叛乱分子拥进学校，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后，崔景岳随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红军第三连连长程双印等，带领一部分起义群众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一九二八年秋，旬邑县的白色恐怖气氛渐渐缓和。崔景岳回到县城，以在东关小学教学作掩护，与崔维峻一起恢复了旬邑党的组织，秘密开展对敌斗争。

一九二九年前后，陕西大旱，饿殍遍野。党组织派崔景岳和一批优秀党员前往渭北一带，领导灾民吃大户、分粮食。崔景岳离开家乡，在三原中学和临潼的周家村栎阳镇一带，建立和恢复了那里的党组织，还成立了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积极联系当地的群众武装，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在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灾民自救军，打击下乡搜粮的保安队，还在公路沿线堵截官府车队的物资，解决了不少灾民的生活急需。

一九三○年冬，陇东驻军杨保城部在泾川办了一所军事学校，来旬邑招收学员。由渭北返回旬邑的崔景岳，按照党的指示，联络了同学蒙定军、辛俊贤等，去该校学习。毕业后，崔景岳被分配到混成旅执法队担任司书。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条件，在部队中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广泛结交朋友，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团结了数十名进步官兵。后因身分暴露，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焦士周、崔维峻、蒲玉阶等人组成旬邑县委。崔景岳任县委常委，县委机关就设在他住的窑洞内，日常工作也都由他来处理。

一九三二年二月，由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开至甘肃正宁县的三家原，准备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当时三家原一带党的组织亦归中共旬邑县委领导。为了配合部队的这次改编，崔景岳召集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旬邑游击队和附近各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程志英、第五伯昌、宋一山等数十人在连家河开会。他在会上说：“自旬邑暴动以来，我们经过了几年艰苦复杂的斗争，党在旬邑和甘肃宁县一带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游击队也逐步壮大起来。但继续这样零零碎碎地干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了。现在正规红军在陕甘边即将建立，今后的斗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要全力支持这次改编，尽量动员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军，使这次改编获得成功。”①他还详细谈了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然后对准备去三家原参军的人员造册登记，并指定由吕振邦、程双印负责，约定时间在三家原集中。后来这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除补充红军战斗部队以外，还成立了一个补充大队。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时，崔景岳派第五伯昌、潘远志、潘甲、潘德怀等代表旬邑县党组织，到三家原参加典礼仪式，把一面鲜艳的红旗赠送给游击队，表达人民群众对这支年轻红军所寄予的无限希望。

这期间，崔景岳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在三家原、阳坡头、清水原、湫头原、底庙等地组织赤卫队，保卫游击区各乡村的革命政权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他的家在白区和游击区的交界地带，父亲曾在药店当过店员。为了解决游击队的医药问题，他劝父亲开了一间中药店，通过地下党弄来不少药品，转手送到游击区。他还动员全家以上山采药作掩护，为地下党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有一次，地下党从国民党军队中弄来的一包消炎药被敌人发现了，敌司令部派队伍去崔家搜查。家里人机警地把药装进罐子，埋到牲口圈里，虽然敌人严刑拷问，终未泄露机密。

一九三三年春，正当青黄不接，农民吃喝无着之时，国民党县政府却增派粮款，激起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愤怒。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崔景岳与县委、各区委领导同志开会研究，部署进行抗粮斗争。会后，全县各区很快发动了一千多农民群众，扛着各种农具和土制武器，围攻县城。国民党县长见众怒难犯，亲自爬上城头，答应了减免所增粮款、正粮正款缓期交纳和清算政府财政科长蒲子长帐务的要求。此后，龙高村周围六七个村子的群众，又在党的领导下没收和分配了甘池村大地主王嘉斌的粮食，使这一斗争在全县迅速展开。不久，敌人调来大批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土桥区委书记梁永杰。崔景岳也因敌人追捕，转入山区，到游击队中工作。

(二)

一九三三年夏，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和原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各地区、各机关的党员名单。国民党特务立即照名单抓人，捕杀了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陕西地下党的组织绝大多数遭到破坏。崔景岳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界赶到西安，与外地回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取得联系，商量对策。大家认为不管形势多么险恶，都要发扬共产党员前仆后继、主动革命的精神，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把党的组织恢复起来，联络同志，积蓄力量，配合红军，支援革命根据地。他们经过多次研究，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余海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孙作宾、昝玉祥、胡振家分管组织、宣传和军事。临时省委分析了陕西的形势，决定首先在杨虎城部队和各民团中发展组织，搞兵运，抓武装。十一月，余海峰被捕，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到外地工作，仅留崔景岳、孙作宾继续在西安坚持斗争。

一九三四年春，团中央派魏光波来西安与临时省委接头，并带来了中央指示。临时省委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央指示精神和陕西政治局势，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中心市委书记由魏光波担任，崔景岳任军委书记，负责军运工作。

由于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地下党很难在大城市开展活动，因而市委成立不久，大多数同志都被迫转移到外地。一九三四年十月，留在西安的魏光波被敌人逮捕，崔景岳和市委另一成员严克伦也成了敌特追捕的重要目标。一天，崔景岳到二府园与一个党员接头时，发现后边有特务盯梢，便迅速钻进一个小胡同。特务跟踪紧追，他东拐西拐，机智地进入一家熟人的大门，又从后门跑出，才摆脱了敌人。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调他到杨虎城警卫团负责党的工作。

杨虎城的警卫团驻在陕南勉县，团长是共产党员张汉民，部队中各级干部也多为共产党员担任，全团有党、团员上百人。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各地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大多集中到这里隐蔽。因此该团被同志们称为“干部仓库”。崔景岳到后，即与张汉民等一起，在陕南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三五年春，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南，张汉民团党组织曾派人与之进行联络。不久，蒋介石严令杨虎城派兵堵截，张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也在调遣之列。队伍进至柞水县九间房被红二十五军歼灭，张汉民和许多共产党员被误杀①。此前，崔景岳因脚伤掉队，没有随警卫团参加九间房战斗。后来，一些从九间房逃出来的同志见到他说明情况，他深为张汉民等同志被误杀感到痛惜。同时，崔景岳的叔父崔维峻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参谋处任职，崔景岳曾指示他搜集三十八军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但情报还未送出，崔维峻即被敌人发现，惨遭杀害。同志们劝崔景岳避避风头，他揩干眼泪，有力地说： “我们作事要勇敢，不怕千难和万险。怕死者未必不死，不怕死者未必先死。”②

一九三五年夏，高克林通过张性初、王超北与崔景岳、孙作宾取得了联系，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各地党的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杨虎城将军即通过杜斌丞先生和陕西党组织取得联系，希望能给中共中央传话，说他的部队愿意和红军停火，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并要求与地下党负责人面谈。临时省委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由崔景岳亲自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杨虎城的建议。一九三五年年底，崔景岳离开西安北上，途经正宁县悟空洞时，遇到中央派遣南下工作的鲁贲、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崔景岳即将所负使命和地下党的工作向鲁贲等作了汇报，然后携带鲁贲秘写的信件回到西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六年春夏，工农红军东征、西征取得了重大胜利。蒋介石急忙调集重兵四面合围，进攻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渭北一带的反动民团也在反动豪绅李养民的带领下，追“剿”活动于三原新字区、武字区一带的渭北游击队。根据党的决定和崔景岳的安排，游击队暂时化整为零，领导和骨干转移到麟游山区，与赵伯京领导的武装力量会合。崔景岳还派严克伦、谈国帆去麟游北部山区的崔木镇与赵伯京接头，很快在游击队内建立了党支部，整顿了这支武装力量。他们又联合了一些地方武装，控制了麟游大片地区。

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崔景岳决定利用敌人后方空虚之机，组织武装起义，以牵制敌人。他派张庚良等人到乾县北乡，掌握了铁佛寺镇的一支较大的农民武装，并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军政训练。

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崔景岳到乾县与张庚良等研究，决定带领这支农民武装攻打乾县、永寿，然后将部队拉到麟游山区，与赵伯京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农民武装按照这一部署，首先攻开了永寿县城，收缴了民团枪支，打死了敌县长，释放了被监禁的无辜群众，并将部队改编为陕甘边抗日联军，由张庚良任司令，刘庚任政委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

这一行动使敌人慌了手脚，急忙调遣正在进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和保安队回头“清剿”。陕甘边抗日联军退入永寿和麟游交界的岳御史镇，继续与敌人周旋。后来部队被敌人打垮，一些领导同志回到西安。崔景岳在灞桥小学召集他们开会，总结了经验教训，并派刘庚、李特生等重返乾县，联络同志，整顿部队，重新打开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群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趁着这个有利时机，崔景岳及时组织地下党员处决了一批罪恶多端的叛徒、特务和反动分子，为以后开展工作消除了隐患。有个曾任三原县委交通的潘士杰，叛党后带着特务捕杀了上百名地下党员和革命者，群众对其恨之入骨。过去曾组织过几次“飞行捉拿”，均因其奸诈狡猾未能抓获。临潼捉蒋以后，潘自知情况不妙，潜藏到高陵。崔景岳经过周密调查，派人协助南下红军，处决了这个叛徒。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秦邦宪在西安召集会议，重新成立了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防止敌人破坏，省委除留少数人在西安工作外，贾拓夫、崔景岳等与省委机关一起，移至泾阳县云阳镇办公。

当时，不少同志对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还不理解，认为这是“右倾投降”、“取消斗争”。崔景岳专门写了《谈谈斗争方式的新变化问题》①一文，批评了党内的这种错误观点。他指出：斗争不单是“黑铁”和“赤血”的敌对行为，这只是斗争发展到最高限度的一种形式。“斗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一种运动。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目的，除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合法的，批判的各种斗争形式。如果只是把斗争狭隘地局限于生杀决战上面，那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就不能完成党的促进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因而我们不是要取消“斗争”，而是要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始终起到核心的领导作用。

崔景岳十分强调在新形势下做好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在《农村支部如何工作》①一文里指出，农村党的组织要重视农民的切身利益，逐步引导农民了解阶级压迫的道理，要注意用通俗的比喻宣传党的政策，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兴趣。在这个基础上，及时发现和吸收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在农村强大的组织基础，以便“完成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力，实现对日抗战的目的”。

在此期间，崔景岳曾筹备并参加了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云阳镇召开的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会后，他去关中特委巡视工作。一九三八年春，他又作为省委特派员到党的西兰工委工作，后任工委书记。抗日战争初期，崔景岳一直活跃在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中间，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和破坏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三)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进攻绥远西部，宁夏局面极度混乱。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壮大革命力量，领导宁夏地区的抗日活动，党决定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四○年初，他和王博一起从云阳镇出发，经礼泉、彬县、平凉、固原、同心等县进入宁夏，在中宁县“协吉号”商店与原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接上了关系。接着，崔景岳便深入到银川市、金积堡、叶盛堡、黄渠桥、石嘴山等地巡视党的工作，与基层同志一起，研究开展革命活动的办法。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决定将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宋澄堡小学的校长是共产党员马云泽，崔景岳在这里的公开身分是商人兼任小学教师;王博、白玉光住在小坝小学。经过他们一个时期的紧张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还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党员，初步打开了局面。

宁夏偏处西陲，是回族同胞聚集的地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崔景岳经常告诫自己和周围的同志，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警惕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他们的作为，很快赢得了回族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不久，日寇占领了磴口以北广大地区。敌人的飞机不断轰炸银川、吴忠和黄河以东各重要城镇，大有一举踏平宁夏之势。崔景岳及时在宋澄堡小学召开了宁夏工委第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局势发展的趋向，讨论了日寇占领宁夏以后如何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不断制造摩擦事件，掀起反共逆流。宁夏省政府主席、地方军阀马鸿逵也借助这股逆流，镇压各界进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对于共产党员比较集中的教育界，他们更是严密控制，对全省的中、小学教员逐个登记、审查。地下党在宁夏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一九四○年三月初，崔景岳主持在小坝小学召开了宁夏工委会议，宣布了工委会的人事安排：白玉光负责组织工作，王博负责宣传工作。崔景岳组织大家认真分析讨论了宁夏的形势，研究如何开展秘密工作和抗日宣传等问题，决定将一部分身分暴露、不易隐蔽的党员，很快调回陕甘宁边区。

此后，崔景岳即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布置部分同志撤离宁夏。在中宁县三道沟小学与江生玉接头时，除通知他抓紧时间作好撤退准备外，还密写了一份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组织报告，交他带往延安。

四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崔景岳正在学校的伙房吃饭，马云泽突然推门进来，交给他一封信。这封信是银川一位姓杜的同志写的，叫他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说有重要事商量。崔景岳不明银川方面的情况，和马云泽商量了一下，便于四月十三日打扮成商人模样，带着马云泽写的路条，来到银川和平北街二十七号杜家。但就在此时，特务已经盯上了他们。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立即向正在看戏的马鸿逵作了报告，接着马效贤与敌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带领军警联合稽察处的二十多名宪兵，包围了和平北街二十七号，将崔景岳和杜某逮捕①。

崔景岳被押到军法处审讯室，马效贤和审讯科长高中第立即开始审讯。敌人问崔景岳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自己是商人兼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高中第不信，递过纸笔要他写出自己的情况。崔景岳提起笔来，将自己编造的姓名、籍贯和职业一挥而就。两个特务头子虽然从内容上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从那流利刚劲的字迹上，断定崔景岳不是个买卖人，遂示意打手们上刑。压杠子的宪兵由两个增加到四个，又由四个增加到六个，崔景岳昏迷过去，又被用凉水泼醒，仍然坚不吐实。敌人再问他时，他还是那句话： “我是个买卖人兼小学教师。”不久，工委交通员江生玉被捕叛变，向特务们供出崔景岳的真实身分，并说崔派他给延安带的密信还未送出，就藏在他的办公室里。敌人拿到工委的密信，很快又逮捕了工委负责人白玉光、王博等三十多人。

在叛徒招供的第三天，敌人又提审崔景岳，问他认识不认识江生玉。崔景岳估计情况有变，遂一口咬定说他不认识江。敌人把江生玉押上来对质。崔景岳强压怒火，一语双关地警告叛徒说： “你把我与你拉在一起，不知对你有什么好处?!”敌人逼崔景岳交出宁夏地下党员的名单，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特务们恼羞成怒，再次把他吊在柱子上用皮鞭抽打，紧接着又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但是，宁死不屈的崔景岳，始终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

天黑了，敌人把血肉模糊的崔景岳拖回牢房。同室难友见他双目紧闭，衣服、裤子血迹斑斑，脸上、手上、脚上的鲜血还往外渗，都关切地聚拢一起向他问候。崔景岳艰难地睁开双眼，轻轻地说： “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 ” 接着，他对身分还未暴露的马云泽说： “你出去后，要设法恢复咱宁夏的党组织，这次事件，你要详细向党汇报，要搞清楚工委被破坏的原因……。”

一天，牢房里又关进来三个陕北口音的人。崔景岳让白玉光以老乡关系同他们接触，得知他们是三边开饭馆的买卖人，这次出来买猪，因带了陕甘宁边区的路条，被特务们抓了进来，正在托入保释。崔景岳和同志们分析，认为这三个人是可靠的，便提出如果他们获释，请他们带封信给边区。商人同意了。五月十四日下午，崔景岳给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贾拓夫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宁夏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狱中斗争的情况，以及他与战友们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后来，他还给三边分区党委书记白栋材等写过一封信，要他们想尽办法营救被捕难友。

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省第一模范监狱。与他一起被转押的“要犯”、“嫌疑犯”，除马云泽、白玉光、王博外，还有刚从抗大毕业返回宁夏、未来及与宁夏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就被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孟长有。

宁夏第一监狱设在银川市西南角。崔景岳和他的几位战友被关押在监狱南边的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长年不见太阳，既狭小，又潮湿，霉气扑鼻。监狱里对政治犯看管极严，每人都戴着一副十六斤重的脚镣，给崔景岳和孟长有还外加了一副手铐。沉重的铁镣把每个人的脚脖磨得鲜血淋淋，举步艰难，但他们在崔景岳的鼓动下，从不叫苦，坚持同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罪行作斗争。

不多久，监狱里的同志得到可靠消息：崔景岳给西北局领导人的信已经送到了，第十八集团军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还打了电报给宁夏当局，强烈要求马鸿逵释放这些无辜的 “政治犯”。崔景岳他们通过对各种迹象的观察分析，认为敌人马上释放被捕同志虽不可能，但也不敢立即杀害。

崔景岳说： “现在法庭斗争已告一阶段，今后我们要过长期的监狱生活。短期的法庭斗争容易坚持，但长期的监狱生活，却可能把我们的锐气磨掉。我认为监狱是阶级斗争最鲜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狱中党支部。”①同志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于是狱中党支部成立了。经过大家讨论，明确了三条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开展斗争; 二是继续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今后工作。

监狱里的伙食本来就很糟糕，加上层层克扣，每人每顿只有一碗发了霉的黄米粥。难友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崔景岳托人变卖了自己在狱外的自行车，用来改善难友们的伙食。

塞外的严冬，滴水成冰。阴湿的牢房，简直象一座冰窖。崔景岳和他的战友们衣服都很单薄，有的下身只穿两件单裤，冰得直打哆嗦。敌人妄图用这种办法来使共产党人屈服。党支部在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冻饿政策时，马云泽提议组织大家捻毛线、织毛衣。崔景岳和难友们都支持这个建议。他首先把自己卖自行车所剩的十几元钱拿出来，托人在狱外买了羊毛和捻织用具。经过几天努力，除每人穿上了一双毛袜外，衣服单薄的同志还穿上了毛裤。剩下的部分毛衣又托人捎出去卖掉，换来钱改善伙食。

崔景岳十分重视组织难友们学习，除他自己经常讲述毛泽东在延安的动人故事和陕甘一带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趣闻，以鼓舞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外，还请孟长有教算术、代数。他说：“我的科学文化知识很差，过去没有机会好好学习，现在呆在这里，时间充裕，要抓紧补课，等革命胜利以后，许多事情还等着咱们去做啊! ”

(四)

一九四○年秋，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来到宁夏，马鸿逵为了向蒋介石邀功。专门将“破获”宁夏地下党一案向陈立夫作了汇报，并将与这一案有关的各种材料，连同那份宁夏地下党的密写报告，一起交给了陈立夫，共谋处置办法①。

一九四一年四月上旬，马鸿逵授意马效贤、高中第，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马、高二人费尽心机，又是威胁，又是利诱。但崔景岳既不为死亡而恐惧，也不为高官而动心，他立场坚定，坦然自如，驳得敌人瞠目结舌。马鸿逵见劝降不成，逐密令将崔景岳等活埋。

四月十七日深夜，牢门突然被打开，狱卒呼喊着要崔景岳和孟长有出来。难友们预感到不幸的事将要发生，便不约而同地围着崔景岳，问他还有什么叮咛。崔景岳从容地说： “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刚走出牢门一两丈远，崔景岳象想起什么似的又停住脚步，脱下身上穿的旧棉袍，要留给狱中的同志御寒;但被凶恶的特务拦住了。牢房里的难友目睹这一情景，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走近大门时，特务们又从另一间牢房里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象自己的同志，便迎上去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孟长有的姓名、身分。那人也介绍了他叫马文良，是共产党员，任三边回民工作团主任。于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这天夜里，银川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自新门外(原城隍庙后面) 已经挖了三个土坑。当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被押到土坑旁时，敌军法处审讯科长高中第问： “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怒视着这帮民族的败类，铿锵有力的说： “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的光荣……”①高中第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不等崔景岳把话讲完，就喝令士兵们抡起大棒，将他打入坑内。三位共产党员，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注释

①《贪婪不法之旬邑县长》,1927年12月22日《中山日报》。

②《旬邑学生呈控县长》,1928年2月15日《中山日报》。

①吕善杰1983年4月25日的谈话记录。

①参见《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

②马志超: 《回忆党在白区工作的坚强战士崔廷儒同志》,《革命英烈》1983年第2期。

①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8期,1937年6月15日出版。

①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统一战线》第5期,1937年5月1日出版。

①崔景岳被捕一案,解放后巳将有关敌特分子分别审理判处,对杜某也作了处理。从所获材料来看,杜与敌特机关并无联系,暴露崔景岳身分是被捕以后的事。

①马云泽: 《崔景岳同志在狱中》,载《革命英烈》 1983年第2期。

①引自1959年对崔景岳一案的审判笔录。

①马云泽: 《崔景岳同志在狱中》。

中共人物传 崔景岳人物传,崔景岳生平事迹,崔景岳评价

中共人物传 崔景岳人物传,崔景岳生平事迹,崔景岳评价

中共人物传崔景岳人物传,崔景岳生平事迹,崔景岳评价

中共人物传崔景岳人物传,崔景岳生平事迹,崔景岳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