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邓拔奇人物传,邓拔奇生平事迹,邓拔奇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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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邓拔奇人物传,邓拔奇生平事迹,邓拔奇评价

邓拔奇

(一)

邓拔奇是中共早期的青运干部，也是中共在广西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任广西特委书记、两广省委秘书长，1932年10月在广东东江大南山光荣牺牲，年仅29岁。

邓拔奇，又名邓岗，别名伯奇、白希、膝柏，1903年6月4日 (农历五月初九) ，出生于广东省怀集县甘洒区屈洞乡永富村①。父亲邓若星，是晚清秀才，母亲伍氏，在家务农。家庭较富裕。邓拔奇是长子，下有小妹阿彩和弟弟寿奇、毓奇。

邓拔奇自幼聪慧机敏，勤奋好学。1910年他入私塾学习，熟读《论语》、《孟子》和古代名家文章及诗词歌赋。从少年时代起，拔奇就有合群的性格和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1915年，考进怀集县立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除读国文课以外，还学算术、历史、地理、体育、美术等课。课余又阅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这些学习和阅读使邓拔奇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1918年，邓拔奇考入了怀集县立中学。该校校长是一位进步人士。校方聘请了许多有真才实学而思想进步的教师任教，学校的学习气氛浓厚，纪律严明，校风端正。邓拔奇在这所学校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使他在思想上、学业上有很大长进。他和郑作贤、陈嗣炎 (后都成为共产党员)等同学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抵制日货。每次假日回乡，他都带回进步书刊，向乡亲们宣传，并组织自己的兄弟文奇、卓奇等人学习，帮助他们接受新思想。

1921年，邓拔奇中学毕业后，为了寻求真理，探索前进的道路，决定到外省继续求学。他到了上海，在浦东中学补习。邓拔奇通过两广留沪同学会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互相介绍阅读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劳动界》等。他几乎对每一期刊物的内容都仔细地阅读过，对刊物中揭露的资本家剥削和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事实和理论，十分信服，思想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①。

一年后，邓拔奇考进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福建厦门大学，攻读法律。在厦大，邓拔奇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期间，他接触了许多著名进步教授和革命同学，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从此，他立下决心，投身革命，为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献身。

邓拔奇自离开怀集后很少回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多次写信催他回家结婚，邓拔奇不同意婚姻由父母包办，他的父亲就以断绝经济供给相威胁。为了缓和与家庭的紧张关系，他答应学校放假时回家一趟。

父亲得到儿子要回家的消息，就急忙地为他准备婚礼。邓拔奇一进家门就被强迫拜堂完婚。结婚的那天晚上，面对着贤淑善良的妻子，他没有半点埋怨，而是深表同情。他对妻子说： “我们的婚姻是不美满的，这不能怪你，我知道你也很痛苦。我是许身于革命的人，不能在家里陪伴你。如果你愿意回娘家，就请你回去，可以另嫁。如果不愿意回去，就留在我家。我要求父亲送你去读书，女子也应该和男子一样有读书的权利。”①妻子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识字的妇女，知道配不上你。但我已嫁到你家，我不回去。”②婚后，邓拔奇给妻子起了一个名字，叫谢惠民。后来，邓拔奇真的说服了父亲，把惠民和两个妹妹送到县城读书。邓拔奇依然返回厦门大学读书。

(二)

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合作，中国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广州成为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邓拔奇听到来自广州的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再也不能平平静静地在学校里读书了。他写信给在梧州读书的堂弟卓奇和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的梁钟琛(怀集人)，约他们一起到广州，和在广州读书的郑作贤、陈嗣炎、梁蕴石、郑淑鸾等人组织了怀集留穗同学会，并出版《怀集青年》，发表《告怀集青年书》。指出：大雾沉沉的黑暗的怀集，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下，工人没工做、农民没地耕、青年没书读，号召青年赶快猛醒，团结一致，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当革命先锋。不久，这批同学在广州加入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队。邓拔奇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

1925年春节过后，共青团广州地委派邓拔奇到广宁县，协助开展团的工作。他在广宁县附城、荷木咀、潭、石涧等地对团务工作进行考察后，经过酝酿，在县城南街福儒馆召开了广宁县团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青年团广宁县的领导机构。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群众运动。6月23日，广州组织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邓拔奇和邓卓奇、郑作贤、陈嗣炎、梁钟琛、梁蕴石等人积极参加。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帝国主义军队开枪扫射。邓拔奇目睹同胞们惨遭帝国主义屠杀，义愤填膺，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持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7月中旬，邓拔奇、邓卓奇、梁钟琛、陈知我等人返回怀集，在自己的家乡开展募捐活动，把募捐款600元送交省港罢工委员会，支援罢工工人的斗争。

8月，共青团广东省委派邓拔奇到广宁县任团委书记，与孔令淦(当时是广宁县国民党青年部长、中共正式党员) 一起开展青运工作。他深入到农村与青年广交朋友，建立团的组织。在全县25个乡农协会中，有19个乡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共30多个 (包括团支部和团小组) ，发展团员200多人。

10月，由于工作需要，邓拔奇随省农运领导人周其鉴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尔后，他又回到怀集县，在县城向群众宣传广宁县农运的情况和经验，动员、组织农民参加农会。在永富村农会成立的大会上，邓拔奇发表了演说，提出永富村农会成立以后，要实行减租减息，不准地主收押金，不准收田头鸡、肉、米，不准退佃夺佃，要保障农民的利益。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三)

1926年春，邓拔奇和郑淑鸾等人考取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准备去苏联留学。当时，他被推选为考取留苏同学梧州临时办事处的负责人，负责带领广西各地考取的同学集中到广州。正当等待出国之时，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来，安排在广东省共青团工作。邓拔奇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从党的利益出发，毅然放弃了这次出国学习的机会。

1926年入秋以来，白色恐怖笼罩着广西。12月19日，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派出大批军警，对中共梧州机关、工会联合会，民国日报社进行突然搜查，逮捕了地委书记、民国日报社主任谭寿林，地委委员、工会联合会委员钟山，轮船工会委员长胡奕卿等人。梧州地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共广东区委派廖梦樵回梧州恢复广西党组织工作，同时派邓拔奇协助廖的工作。为了对付当时的紧急形势，邓拔奇集中了梧州的共青团员，加紧秘密培训，使他们适应地下斗争的逆境，能在敌人的魔掌下巧妙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①。

1927年4月17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在梧州开始了第一次“清党”。当天，桂系军阀在梧州的鹰犬韦云淞，出动了大批军警，实行全城戒严，搜捕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60多人。革命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邓拔奇临危不惧，他除了积极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外，还千方百计秘密地把进步书刊和文件送到狱中去，鼓励狱中的同志振奋革命精神，坚贞不屈。

5月，廖梦樵、邓拔奇在梧州重新恢复广西党的组织，建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任书记。当时，广西地委机关设在梧州市博爱路的一幢楼房上，邓拔奇就住在那里。一天早晨，国民党反动派派了四名警兵在门前埋伏。邓拔奇警觉到楼下有“鬼”。他便机警地装扮成国民党的便衣特务走下楼去。开门后，他用文明棍指着警兵斥责说： “你们来得这样迟，如果走了要犯，小心你们的脑袋。”又说： “现在我将楼上情况报告局长。”然后，邓拔奇从容地走出了门槛。这帮警兵见他举止泰然，不但不怀疑他就是要抓的人，还以为他是局长派来的什么长官。邓拔奇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脱险了。

广西地委组织恢复后，遵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决定在桂平县紫荆山举行起义。邓拔奇奉命到桂平县，组织农民群众，发动武装斗争。

5月8日，桂平县姜里区集合农军1000多人，由张国珍、钟茂廷率领，在南木首先起义，攻打陆宝珊、黄秋甫两家土豪。农军士气高昂，陆、黄两户均被攻破，将其房屋付之一炬。9日晨，农军在雷雨交加中又集中攻打土豪李桐崖家。由于李家一侧靠水，屋的四周有簕竹丛作屏障，农军用大刀标枪难以攻破，于是主动撤走，转而准备攻打土豪刘瑾堂。

5月12日，在平南、武宣两县农军的密切配合下，桂平紫荆山起义爆发了。是日，当地农军2000多人，高呼“打倒土豪刘瑾堂”冲向敌阵。由于刘瑾堂事先得到了消息，早已逃匿。后来，敌人诡称以白银300元和部分子弹，赔偿桂平农军，以刘瑾堂家十多头牛抵偿平南农军作战的损失。经过一天多的谈判，起义军同意停火。16日，农军撤出紫荆。防军团长叶丛华，以派代表到县办理赔偿农军损失手续为借口，把省农运特派员邓誉声挟持到县，被敌人指控为这次暴动的“主谋”，于7月30日将邓誉声杀害于桂平。这一事件的发生，使邓拔奇从残酷的斗争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1927年10月，中共广西地委重新建立，邓拔奇任书记。地委成立之后，重建各地党的组织。邓拔奇来往于桂平、贵县、梧州、省港之间，联络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有一次，他化装成一个商人来到梧州，住在一家旅店，敌特跟踪而至。正当敌特在楼下查询的时候，邓拔奇跑进洗澡房，把衣服脱下，故意搭在洗澡房的门上，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地直流，扮作有人在里面冲凉。邓拔奇则从侧门溜走了。

1928年1月，广西特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一号通知：奉中央命令，广西党务归广东省委暂行兼理，并改组地委为特委，邓拔奇为书记①。

几年来的斗争经历，使邓拔奇认识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拼是不可取的，要从小的斗争逐步引导到大的暴动。同时，认识到搞斗争，必须紧密结合人民的具体利益来进行。于是，党组织在农民当中提出了“分谷落春”、“反抗食盐专卖”、“反抗一切捐税”的口号; 在工人中，则提出“增加工钱，发给杂费，建设工人宿舍，不准打骂工人”等符合工农群众利益的口号①。与此同时，派出人员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宣传共产主义。

为了提高农运干部的素质，适应斗争的需要，邓拔奇和黎赤夫等人到平南县思旺 (即平南、桂平两县交界地) ，举办农干训练班，由黎赤夫负责讲农运课，邓拔奇负责讲组织工作。学员经过培训后，又回到各自负责的地区开展工作。

1928年6月1日，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县城圩心街广东巷张国才(共产党员)家里召开，由朱锡昂、邓拔奇主持。粤委委员恽代英到会指导工作。邓拔奇在会上作了广西党组织工作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广西建党以来的工作，制订了今后斗争的方针任务;通过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普遍发展党组织的决定; 决定了以广西省劳农会组织推动全省工农运动的发展; 建立工农武装等决议。会议选举了朱锡昂、邓拔奇等15人为委员，朱锡昂、邓拔奇等7人为常委，朱锡昂任书记。同时，还选举了胡福田为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由邓拔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②。

自1927年广西地委(特委)重建以来，广西先后恢复和建立了桂平、平南、武宣、贵县、容县等五个县的县委和梧州市市委，成立了九个区委，建立了8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825人。

8月，邓拔奇回怀集县巡视工作。因为他事先已了解到那里的共产党员，在反动派进行“清党”时，大部分党员被迫离开了怀集。所以，他回到怀集以后，首先深入实际摸清情况。他了解到梁钟琛在怀集县梁村上攸成立了秘密农会小组，陈浩然在怀集县连麦成立了秘密的“麦鸟堡农民协会”。他们都利用各种方式同地主土豪作斗争。以后，邓拔奇就以梁钟琛家为掩护点，联系上了共产党员曾恒昌和曾纪良等人，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并先后吸收梁钟琛、陈浩然、梁需润、李家龙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欺骗群众，控制农民，在县城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建设委员会。邓拔奇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也将计就计，派人打进去当“干事”，借此了解敌人的动向。

9月22日至26日，中共广西特委在梧州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将广西特委改为临时省委①。邓拔奇等为临时省委委员。1928年11月29日，设在梧州的省临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委员郭金水等被杀害，另三位同志被逮捕。邓拔奇则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当晚，省临委作出应急措施，邓拔奇回怀集巡视工作。

广西省党的领导机关经过几次破坏，工作差不多完全瘫痪。广东省委决定文沛任临时书记，派聂根去恢复机关工作。邓拔奇回到怀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他住在梁钟琛家里，不几天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刚走，特务就跟踪来到梁钟琛家乡，梁得知情况不妙，立即连夜赶到怀集县城，找到邓拔奇的亲人，通知邓拔奇火速离开怀集。第二天凌晨，敌人果然出动了100多名警兵，包围了永富村，封锁了所有的路口，还在后背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敌人到邓拔奇家搜查，人没抓到，就将所有的财物抢劫一空。邓拔奇和他的堂弟邓卓奇 (中共党员)乔装成卖鸡贩，挑着两担鸡，由一位老农护送到达清远而后转赴香港。后来，党组织派邓拔奇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卓奇则回广西工作，后在十万大山作战中光荣牺牲。

(四)

1929年9月，邓拔奇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刚学习了半年，党组织又把他调回国内。他接到通知后，立即收拾行装，离苏回国。1930年春，他回到了香港，党组织安排他在广东省委机关工作，负责指导广西的革命活动。为了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和一些党员的生活问题，他写信给他的好友梁钟琛，请他在怀集筹集一笔资金带来香港。梁到香港后，在九龙油麻地上海街开了一间南洋鞋店，经营所得，作为党的收入。同时，这间鞋店也作为党的联络点，供党组织使用①。

1930年3月，广东省委指示在广西贵县重组广西特委，并指定邓拔奇任特委书记。在任期间，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全党推行的时候，邓拔奇和陈豪人受中央委派，于1930年8月到广西右江地区向红七军传达中央的政治路线。要求红七军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②。这一“左”倾路线执行的结果，使红七军损失严重。

1930年冬，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有46人下落不明。1931年3月2日，广东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向中央报告任命邓拔奇为广东省委秘书长。3月29日，中央决定两广省委以一秋、捷芳、大盛、徐德、拔奇等人组成①。广东省委决定派邓拔奇再次前往广西巡视工作。几个月中，邓拔奇风尘仆仆，来往于梧州、贵县、南宁、百色、柳州等地，与同志们秘密集会、谈话、办党员训练班，出版《广西红旗》周报等等。他毫无畏惧，一心为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同志们关心他的安全，但他总是这样说：“要提高警惕，但是要干革命就难免不会有牺牲。”②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可贵品质。

邓拔奇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从来对党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他对党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措施，坦率地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大胆地向中央和省委提出了个人建议在党内开展讨论。在土地问题上，他主张土地国有，禁止自由买卖; 不同意土地分配以后仍允许自由买卖，他与党内不同观点的同志开展了激烈的争论，还提出了自己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根据。结果，邓拔奇被扣上“机会主义”、“政治错误”的帽子③。然而，他并不因此而背上思想包袱，依然忠心耿耿地对待党的工作，继续在广西各地巡视和考察，如实向中央和省委反映情况、报告工作。

广西党的组织由于经过多次的破坏，党的领导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加上广西交通不便，上下之间联系不易，邓拔奇向中央提出，建议派遣一个能够代表中央的巡视员常驻广西具体指导工作，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并与广东省委取得密切联系，独立解决广西的工作问题。他还表示，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愿留在广西工作，直到有人来接替工作为止。按邓拔奇当时在广西的处境，敌人一直派人追查他的行踪，有三个叛徒认识他，他随时都有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被杀害的危险，但他为了工作，将这一切置之度外，忠心赤胆地为党工作。

为了解决广西干部力量薄弱和缺乏的问题，邓拔奇除了向中央请示批准广西选派一些工人和贫农党员赴苏联学习，要求中央派一些有政治和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广西工作外，还积极在省内开办各县、市干部短期训练班，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并提出筹办《广西红旗》周报，编辑好《广西通讯》，通过办报更好地传达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全省党员工作，并扩大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

(五)

1932年春，邓拔奇奉命回到香港。不久，因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强大兵力，围剿广东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的大南山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党派邓拔奇到东江特委工作，参加武装斗争。

1932年3月，国民党反动将领粤军师长张瑞贵，率领全师三个团和一个独立团、警卫队，共4000多人围剿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敌人非常凶狠毒辣，用尽各种手段，对根据地内每一条山路，每一个山坑石洞甚至一草一木，都反复搜遍，使我方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遭受了莫大的损失。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上级仍指责广东东江特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32年10月，东江特委连续收到省委的两次来信和中央的一次指示信。尽管当时东江特委处境极端艰险，还是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上级指示，部署工作。10月9日，各县有关的负责同志都按通知前来参加会议。由于当时敌人不断进攻苏区，便决定于当晚(9日)把特委的开会地点立即转移到大南山一个最小的村庄——田墘村开会。10日早晨7时半，会议刚开始，就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四面包围。在突围中，一部分同志脱了险。可是，东江特委负责同志杨善南、白希 (邓拔奇) 、张先等三位同志却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壮烈牺牲! 烈士的碧血，染红了祖国粤东山河大地①!

①怀集县原属广西省管辖。

①梁钟琛提供的材料。

①②邓艾: 《邓拔奇革命的一生》。

①孔令淦: 《关于邓拔奇在广宁的一些活动情况》。

①黄日葵: 《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4月7日) ; 千钧: 《梧州最近之事件》。

①《广西公报》63期(1928年3月1日)。

①邓艾: 《邓拔奇革命的一生》。

②《广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1928年7月30日)。

①《朱锡昂给中央巡视员及广东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27日)。

①梁钟琛、莫琼兰提供的材料。

②莫文骅:《红七军简史》。

①《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省委组织情况》(1931年3月29日)。

②邓艾: 《邓拔奇革命的一生》。

③《关于邓拔奇、莫观兰问题》 (1931年11月29日)。

①《中共两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193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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