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傅连暲人物传,傅连暲生平事迹,傅连暲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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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傅连暲人物传,傅连暲生平事迹,傅连暲评价

傅连暲

傅连暲是最早为红军服务的“红色医生”，中央红色医院、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的创始人。1927年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等职。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一)

傅连暲字日新，为党作秘密工作时化名郑爱群。1894年9月14日 (农历八月十五日) ，生于福建汀州 (今长汀县) ，老家在河田镇伯公岭村。父亲傅贵成是个勤劳笃实的贫农，母亲官福娣也是个善良贤慧的农家妇女，他们一家祖辈耕种地主的田，因沙地贫瘠，田租沉重，收成不敷交租，屡遭地主逼债欺凌，傅连暲的大哥不满3岁，就被地主强抢去拍卖抵债。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1889年秋，傅贵成举家离开伯公岭，流落汀州城谋生。

傅连暲的双亲共生养了13个孩子，傅连暲排行11，由于家境贫寒，难于抚养，孩子生下后，送的送，死的死，最后只剩下四姐傅荣娣、六姐傅六姐、老七傅明新和傅连暲及一个妹妹等5人。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以传教为名到处办教堂、建学校、医院。在汀州就有德国和意大利办的天主教，英国办的基督教。

傅连暲一家在汀州时，隔壁邻居见他家境贫困，便劝他的母亲加入基督教，说是有时可以得到一点救济，名谓“吃教”，小孩到教会学校念书也可以免费。1905年，傅连暲随父母加入基督教。

傅连暲12岁从崇正小学毕业，考入教会办的中西中学。那时汀州流行肺痨、疟疾、伤寒等疾病，许多穷人一旦染上这些病，无钱医治，只有等死。他父亲患伤寒病，亏得亲戚朋友凑了一点钱看病吃药，才保住一条命。这件事对傅连暲刺激很大，他立志长大了当一个为穷人治病的医生。

傅连暲聪明好学，酷爱足球，又怀有学医的强烈愿望，因而受到福音医院院长锡依布莱尔(中文名赖查理) 的赏识，主动提出每月资助他大洋四元; 同时，另一位英籍加拿大医生米企尔(中文名李灼基)也常常资助他。由于他们的帮助，傅连暲念完中学，并考入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赖查理给傅连暲的资助条件是为教会医院挤牛奶。因而他从中学开始直至进入医馆，每天一边学习，一边替英国医生挤牛奶、打扫牛棚，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亚盛顿医馆”学制为五年，每次招收二至五名学生，主要学科有英语、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妇幼科学、体学、体功学、疗学、皮肤学等。傅连暲于1911年考入此馆，为第二期学生，他的老师李灼基，精通内、外科，曾获英国内科和外科博士，他很喜爱勤学苦练的傅连暲，除了热心帮助他学习外，临床和出诊都带他在身边，这对傅连暲医术的长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14年，傅连暲的父亲在贫病中去世，临死前，傅连暲的母亲执意要刚满20岁的傅连暲与刘赐福结婚，名为“冲喜”。刘赐福也是贫民出身，生后第7天就抱给官福娣家做童养媳，官婆婆用自己的奶水把刘赐福拉扯大。刘赐福11岁时，在城里英国人办的华英女子学校读书。17岁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每月薪水四块大洋，这样家境才稍有好转。

1916年，傅连暲在汀州 “亚盛顿医馆”经过5年攻读，以优异成绩毕业了，并被赖查理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从此，他不辞辛劳，常年在闽西山区农村奔走行医。他医术高明，医德又好，在汀州颇负盛名，求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1918年，傅连暲被推举为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是年，他从汀城到宁化巡回医疗。宁化北门林德贵之妻久病医治无效，正准备后事时，经傅连暲治愈。开明绅士伊山民患咯血病，雷子声患风湿症不能移步，也被他治愈。有一建筑工从屋架上摔下来，脑血管破裂，经他做手术抢救脱险。傅连暲因而名声大振，重病求医者络绎不绝。

1920年，傅连暲被聘为福音医院医生，并担任“亚盛顿医馆”教员，兼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医。他治学严谨，教育学生要做到两心：一是虚心，二是恒心。他认为“虚心是学好科学的先决条件，恒心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在他的教育下，陈炳辉、叶青山、黄成(黄深信) 、曹国煌等学生后来成了杰出的医务工作者，并走上了革命道路。

傅连暲在教会医院月薪200元，外诊时还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大概每月收入在400元左右，他积蓄了一笔款，在横岗岭上买了一幢房屋，自家设了诊所。他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有的穷人请他看病不但不收钱，还给钱资助买药。

1923年到1924年，傅连暲因肺病严重，在家卧床养病两年。他经常到北山脚下漫步，作日光浴，辅助治疗结核病。他发现一个十二三岁的放牛娃，长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这孩子叫陈炳辉，是他的邻居，因家穷，父亲去世，失学去学刻字，帮人放牛。傅连暲听说他有志学医，决定帮助他进“亚盛顿医馆”学习，他的生活及一切学习费用全部由傅连暲负责。后来，陈炳辉成了傅连暲的女婿和得力助手。

(二)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其时，傅连暲已回到福音医院当医生，他富于爱国热情，痛恨帝国主义，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就非常愤慨。当“五卅”运动电讯传到汀州，傅连暲毅然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要他们赔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参与组织和参加示威游行。福音医院英国院长慑于汀州反帝运动日益高涨，惊慌逃离汀州。于是，深孚众望的傅连暲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这时，他才31岁。

1926年，傅连暲读了瞿秋白主编的《新社会》旬刊。这份刊物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后来他对记者谈话，还深有感触地说： “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它给了我一极深刻的印象，使我更懂得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①

1927年8月，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率领下挥戈南下，在江西瑞金壬田和会昌接连打了两次大仗，歼灭国民党钱大钧部4个团，俘获敌军官兵900余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然而，在激烈的战斗中，起义军也有不少伤亡，大约有300多名重伤病员，被送到汀州福音医院治疗。傅连暲不顾危险，立即发动汀州所有的医务人员，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临时“合组医院”，紧急抢救伤病员。他还以博爱和人道的名义，向商人募捐了一大笔钱作为伤病员的生活费，所需药品全部由福音医院无代价的供给。并动员汀州女子师范和省立七中女生协助看护伤员。

从会昌到汀州有180里山路，加以天气炎热，许多伤员送到医院时，伤口都化脓发炎，必须立刻手术。可是当时汀州城里能作手术的医生连傅连暲在内只有3个人。他们要给二三百人作手术，还要治疗其他病人，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傅连暲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挺着患肺病痊愈不久的虚弱身子，日以继夜为伤员施行手术，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医院人手不足，他把全家动员起来，母亲、妻子及12岁的女儿都到医院看护伤病员。

年轻的营长陈赓左腿两处中弹，膝盖筋被打断，腕骨骨折，伤势很重，身体非常虚弱，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兴致勃勃地给看护们讲革命斗争的道理和事迹，病房里充满着他那爽朗的笑声。傅连暲对陈赓敬佩万分，决心要保住陈赓的伤腿，对他采取了 “保守疗法”。傅连暲每天用 “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伤腿，还把自己喝的鲜牛奶留给陈赓喝，以增强他的身体抵抗力。经傅连暲精心治疗，陈赓的伤腿保存下来了，避免了截肢之苦。陈赓深为感动，1952年他在回忆录《从南昌到汕头》一文中，谈到这段经历时写道：“他(指傅连暲) 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情我们的医生，承他尽心照护，使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 “陈赓大将逝世前，一直与傅家保持通家之好。”①

起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年纪50岁了，患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傅连暲同样施以精心治疗，徐特立的病情迅速好转，不过身体还很虚弱，养病期间，徐特立常跟傅连暲谈心。那年徐特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傅连暲觉得很诧异，因为自己才33岁，就觉得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徐特立乐呵呵地说： “50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 ”傅连暲听后，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当医生治好了他们的病，他们治好了我的心，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心! ”②

起义军在汀州只有七八天时间，随后部队挺进东江。一部分重伤病员，留在福音医院继续治疗，傅连暲千方百计保护他们，免遭敌人的迫害，直到一个多月后他们全部痊愈出院，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三)

1928年春，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共产党员郭滴人、朱积垒、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后田、长乐、蛟洋、金砂等地农民举行了震动全省的闽西暴动。暴动的消息传来，中共长汀特支跃跃欲试，准备在汀州开办“训政人员养成所”，训练农运骨干。当时汀州驻扎着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为了使这个“养成所”合法化，特支委托傅连暲通过给郭凤鸣治病的机会，请求郭凤鸣予以支持。郭凤鸣并不了解这是中共的训练班，以为可利用青年知识分子替他训练训政干部，一口答应，并指令由商会出钱。于是，中共长汀特支从长汀、清流、宁化、连城等县选拔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农民参加培训，培训了1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同年11月下旬，闽西特委、永定县委遭到破坏，敌人搜查到一份汀州地下党员的名单。这份名单报送到郭凤鸣司令部，汀州地下党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由于傅连暲医术高明，郭凤鸣对他的医术极为尝识，每次有病都请他诊治。当郭凤鸣收到那份汀州地下党名单时，正好傅连暲被郭请去看病。郭对傅说他家里有共产党，傅连暲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他有一个侄女傅维钰是共产党员。傅维钰的父亲去世早，她从小靠傅连暲养大。1925年，送她到南昌葆灵女校念书，1927年初到武汉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加入共产党。第二年从上海回到汀州，以汀州省立七中英语教员的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如今郭凤鸣说他家里有共产党，莫非指的是她。傅连暲吱唔其词，佯装不知。郭凤鸣是个“草包旅长”，他认为傅连暲只是一个医生，并不懂得政治，所以一面说着，一面得意地向傅连暲出示名单炫耀。傅连暲佯装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看，默记了所有名字。一回家，傅连暲立即通知他的侄女及该名单上的党员转移。当时福建省委候补书记罗明正巧也在汀州传达党的“六大”精神，闻讯以后立即离开汀州返回厦门。由于傅连暲及时报告，汀州地下党员全部脱险，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①。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消灭郭凤鸣旅2000余人，占领汀州城。毛泽东进城后，身体不大好，有人说他可能患了肺病。傅连暲给他检查身体，认为没有肺病，毛泽东很高兴。傅连暲还给朱德检查了身体。当时，正当天花流行季节，红四军中发现有天花病人。为防止天花在军中蔓延，傅连暲向朱德建议赶紧给全军普种牛痘。朱德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傅连暲一方面为红军治疗伤病员，另一方面用了半个月时间，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种了牛痘。红四军离开汀州时，傅连暲介绍他身边两名得力的医生叶青山、黄成 (1931年牺牲) 随军服务。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两位医生以后成为红军中优秀的卫生工作领导人。

1929年至1930年，汀州还处于游击区，时红时白，斗争相当复杂激烈，这一时期，傅连暲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为党做了不少秘密工作。

傅连暲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以福音医院的名义，订购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广州的《超然报》、《工商日报》等各种报纸。他化名郑爱群，通过汀州邮局的邮递员、地下党员罗旭东，将报纸转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军旅途中，得到这些重要的参考资料，非常高兴，他收到报纸以后往往亲笔给傅连暲写收条： “×月×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①

由于傅连暲经常热心地为红军和游击队治疗伤病员，而且在红军撤走后，仍继续设法掩护红军伤病员，因而引起了敌人注意。有一次，他把一个身受重伤的赤卫队员藏在他家医治，这位伤员的伤治好后，傅连暲又送给他大洋50元，并把他护送离城。这件事，更加使得敌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当时占领汀州的国民党金汉鼎部包围搜查了他的家，指称他“通匪”，而且抢去他的钱和怀表。傅连暲强硬地抗议国民党军队的暴行，声言要向蒋介石告状，敌人搜查不到所谓“通匪”证据，又怕惹怒了英国教会医院不好收场，第二天不得不到他家赔礼道歉，并送还被抢去的钱和怀表。

1930年，傅连暲住宅的几个房间被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长强占，当作“公馆”。不久，红军再次袭击汀州，敌军连夜撤防，但是敌团长堆放在傅连暲家里那一大堆金银绸缎无法带走，敌团长和姨太太急得直跺脚。傅连暲灵机一动，向敌团长建议把一箱军用地图腾出来，暂时留下来由他保管，用这个箱子把财物运走。敌团长接受了他的建议，赶紧腾出箱子装起金银绸缎逃跑了。第二天，红军入城，傅连暲将这一箱军用地图交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转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郭化若，再转送给毛泽东①。

(四)

1931年，汀州已经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福音医院也成为了中央苏区最大的一所医院。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前来这里治疗。但是，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药品十分紧缺，毛泽东指示傅连暲派人到上海买药，并在上杭、峰市、汕头、上海等地开设地下药店，建起了一条从苏区至上海的秘密采购药品的运输线。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汀州前往瑞金时，又指示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拨给傅连暲一笔重金，作为采购药品的资本。傅连暲接受这一任务后，派他的学生、年轻的共产党员曹国煌，前往上杭和峰市开设地下药房为苏区采办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当曹国煌用木船再运药品到苏区途中，不幸被驻上杭的陈济棠部发现，曹国煌被捕后壮烈牺牲②。

1931年，伍修权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左腮被敌人子弹击中，弹头滑落口腔后部，伤口感染化脓，在上杭才溪后方医院治疗未获痊愈，被转送到汀州福音医院医治。在傅连暲细心治疗下，他的伤口迅速好转。八月中秋夜晚，傅连暲买了月饼、水果慰劳伍修权和伤病员，与他们一起赏月谈天。从那相识以后，伍修权与傅连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①。

1932年1月，傅连暲根据毛泽东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红军培养医务人员的指示，在福音医院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校长为傅连暲，红军给派来了政治委员张悌，教员有陈炳辉、肖自高等，学习时间两个月，第一期学员60名，男女各半，都是从江西、福建挑选来的优秀分子。但是文化水平很低。为使他们在两个月内能掌握一般的医疗技术，傅连暲结合实际，选择了部队中最常见的疾病和最常用的药物来编写课本，耐心细致地讲解、示范和指导。毕业时，学员们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大部分被分配到前方部队。毕业那一天，红军总司令朱德专程从前线赶来参加毕业典礼，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勉励大家到前方去发挥作用。

1932年春末夏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前来福音医院分娩，傅连暲为她安全接生一个小男孩，取名小毛。刘赐福热情护理贺子珍，每天给她做营养菜，还为小毛做衣服穿②。

同年夏，毛泽东率东路军东征漳州，消灭国民党部张贞一个师，胜利回到赣南。同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之后，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劳累过度，来到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养病。毛泽东在住院休养的3个月期间，坚持深入调查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傅连暲除了每天按时给毛泽东打针服药外，每天下午5点钟，邀请毛泽东到疗养所附近的北山散步。傅连暲邀请毛泽东散步，是为了让他借此得到一点休息，毛泽东很乐意接受邀请。每次散步，傅连暲都能从毛泽东那里听到许多他过去所不懂得的道理，深深了解到毛泽东所具备的渊博精深的政治军事知识以及多方面的才华，从而更加敬佩毛泽东。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傅连暲注意培养红军医生，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他对傅连暲说： “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了，应该多训练些军医，我们很需要医生。”此外，毛泽东还建议让在东征漳州战斗中，工作负责又能干的陈炳辉当福音医院的医务主任①。

傅连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久，在福音医院内又开办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这个学校仍由傅连暲兼任校长，并由他主授药物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急救学等六门课程。他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堂与临床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把学校办得很有成效。由于当时战争频繁，红军急需医生，因此还没等到这期学员毕业，各地就纷纷来要人。中央看护学校和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为红军造就了由红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医务工作者，这些医务人员在红军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福音医院住院期间，傅连暲请毛泽东到他家作客。在谈话中，毛泽东对傅连暲的身世作了详细的了解，然后热情地帮助傅连暲分析历史和思想。毛泽东对傅连暲说： “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受压迫阶级出身。”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我们才有出路。”②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了傅连暲的心灵，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认识。

此时的福音医院，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座红色医院，只是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和订购报纸的便利，才保留着教会医院的名称。毛泽东将要离开福音医院的时候，对傅连暲说： “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福音医院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要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傅连暲很高兴地表示完全同意。

毛泽东又问： “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样?”傅连暲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们把医院搬到瑞金去。我们全家人也一起搬去! ”①

毛泽东在福音医院休养三个月，无论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都给了傅连暲很深的影响。可以说，瞿秋白办的刊物使傅连暲从同情革命走上了革命道路; 那么，毛泽东的言论与行动则使傅连暲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和决心。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民族的希望，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光明的前途。他说：“因为我深信他指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 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傅连暲“象是黑夜里见到了明灯，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他决心“终有那么一天能站在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一个共产党员。”②这是一个信奉上帝的教徒，思想信念发生根本性的大转折时，发自心灵深处的心声和誓言。

(五)

1933年初，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汀州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叶坪杨岗下，正式创立了中央红色医院，任命傅连暲为院长兼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

傅连暲为了革命，不仅放弃了每月400元大洋的优厚收入，而且全家迁到瑞金，把整个医院和他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党。170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医院搬完。仅傅连暲自家诊所捐献的药品就价值2000多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1933年4月26日专门为此发表了题为《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的文章，表扬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中央红色医院成立后，第一批接受了80多个伤病员住院治疗。伤员中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了重伤，炸弹片留在腹中，伤口化了脓。他被抬到医院时，情况很不好，傅连暲又采用“保守疗法”，排脓去毒、打针吃药，补助营养、保护伤口等措施，虽然因为伤口过于严重而未能治愈，但保全了他的生命。长征后，中央送王稼祥到苏联作手术，取出腹中弹片，伤口彻底痊愈。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在福建沙县作战中，胳膊受了重伤，经傅连暲两三个月治疗，痊愈出院。伤病员中还有周以栗、伍中豪 (红十二军军长) 、方强等红军重要领导人。中央红色医院设有西医和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她年近60岁，却竭力把自己的医术贡献给革命事业。邓妈妈和傅连暲都主张中西医结合，遇到疑难病症，他们就一起会诊，确诊后，中西药结合治疗，常常取得显著疗效。他们的工作配合很好，关系很融洽。傅连暲一家住在离杨岗下隔条小河的朱坊，那时邓颖超的身体不大好，傅连暲就请邓颖超和邓妈妈一起住到他家休养，生活上由刘赐福照顾。邓颖超和邓妈妈都非常和蔼可亲，傅连暲的孩子们都亲昵地称邓颖超为“满姑”。

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由兴国茶岭迁到瑞金叶坪，与傅连暲主持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中央红色医院改为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傅连暲仍为该院院长。附属医院可收容300多名病人，在中央苏区是设备条件最好、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能施行比较复杂的手术，并拥有X光和比较先进的化验设备。

正当傅连暲满怀信心地为革命工作时，他受到了一次意外的严重打击。那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盛极一时，闽西搞“肃社党”，江西抓“AB团”，许多革命者无辜受害，傅连暲也成为“左”倾路线的迫害对象。有人说他基督教徒参加革命是假革命，还说他是郭凤鸣的“军医处长” ，一定是敌人派到红军中来的内奸，逼着他承认给敌人做了内奸。傅连暲说：“我根本就没有做，承认什么呀! ”硬逼不成，便说他是“反革命”、“AB团”分子，要抄他的家，甚至威胁要枪毙他。他们撤销了他的职务，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准备送交司法部门审判。傅连暲有口难辩，处境十分险恶。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 “在危急之中时，我到何叔衡那里去找他，他只摇头; 找毛主席，因他本身已受打击也没办法; 好在洛甫同志打电话救了我;又得王主任 (即王稼祥——引者) 的信才救了我的命。”①

原来，张闻天 (洛甫) 听了傅连暲的申诉，他“立刻拿起电话筒，给当时卫生部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张闻天同志在电话上严肃批评了对方，说： ‘傅连暲的事你们不要再搞了，马上停止! 要是不停止再搞下去的话，就处分你。’ 就这样，这件事才算压下去。”①可是，他的两个学生李主应、林雪庭医生因他的关系，无辜被当成“AB团”分子杀害了。傅连暲为此苦闷过，但是，党对他的关怀和信任，温暖了他的心。1934年4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傅连暲被任命为院长，他又一如既往，积极愉快地投入了工作。

9月，正当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关头，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了，高烧到41度，一连三天不吃不喝，肚胀、头痛、咳嗽不止。党中央接到报告后，马上派傅连暲前往治疗。瑞金到于都180华里，傅连暲骑了一匹骡子星夜兼程，第二天傍晚赶到了于都。他详细了解了毛泽东患病后几天来的情况，接着检查了毛泽东的身体，确诊为患了恶性疟疾。于是给他吃了奎宁片，注射奎宁和咖啡因。翌日，毛泽东的病情转危为安，体温开始降低，还能安稳入睡。到了第四天，毛泽东就恢复健康，又开始工作了。毛泽东当时正在负责调查红军突围路线，他的健康和红军的存亡密切相关。所以，毛泽东及时得到治愈，人们都认为傅连暲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一大功②。

(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组织上考虑傅连暲的肺病还没有完全好，且患有胃病和痔疮，怕他经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提议送他回汀州。对于一个基督教徒，有名望的医生，国民党不致对他怎么样，他仍可以继续办医院，过富裕舒适的生活。但是傅连暲坚决要求参加长征。这时留在苏区主持工作的项英也来劝他留在游击区，傅连暲还是坚持要参加长征。他的要求得到了组织的批准。

长征出发的时间非常匆促，傅连暲因忙于整理行军药品，来不及回家与亲人告别，只派一个人到他家，将他需要的药品和器械取去。刘赐福带着年幼的几个孩子脱不开身，他的长子傅维光和女婿陈炳辉前往送行。傅连暲坚定地对儿子和女婿说： “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毛主席一定会领导我们胜利的! ”①

长征途中，傅连暲与医务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弹雨，为负伤的战友急救包扎。为了躲避敌机，部队改为日宿夜行后，到达宿营地时，大多是黎明的时候，傅连暲常常放弃休息，一到宿营地就背上药箱给战友们看病，看完了病，再回住地吃饭、睡觉。

因为是长途行军，很多同志的脚走坏了，又因为常常挨饿，吃冷饭，卫生条件差，红军中流行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四大病症。在药品奇缺的不利情况下，傅连暲就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十分强调部队注意饮食卫生，不许喝生水，不许吃不干净的食物。过雪山时，天寒地冻，傅连暲建议每个指战员都吃一点辣椒，借助御寒，这些措施在爬雪山过草地中都是很有效果的。

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途中，傅连暲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做好部队卫生保健工作。当时担任军委卫生部长的贺诚后来回忆傅连暲时说： “傅连暲在长征途中他继续为中央领导同志和战友治病，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患重病，他参加过治疗。在草地上，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伪中央，我们一起被裹挟到四方面军去。当时，我受到严密监视，无法工作。他就拖着瘦弱的身子，设法为朱德、刘伯承同志等治病，照料他们的身体健康。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同志在阿坝生小孩，他为之接生，还把自己的面粉送给她补养身体。康克清同志患伤寒病，也是他治疗直至痊愈。”①过草地时，王树声、邵式平患严重肠伤寒，也是傅连暲给治好了。

红四方面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直到四方面军离开西康，这种病魔老是与四方面军为伍。傅连暲对于防御和医治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100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消灭。傅连暲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及其它病症的主要原因。红四方面军根据他的要求，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沸达100度，这样，不仅减少了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它疾病。另外，因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连暲便采用中医的医治方法，救活了不少人。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部队里流行红眼病，傅连暲到粮食总局运输连给同志们检查身体，并详细讲解了防治红眼病和其它疾病的办法。之后，经粮食总局局长何长工同意，从运输二连挑选了林月琴、陈真仁等四位女同志，加上原有的四女、六男，一共十四位男、女同志，组成一个医疗培训班。这时，四方面军开始第二次过草地，傅连暲既是医疗培训班的领导又是教员，白天带领他们行军，晚上给他们上课，讲解药物知识，教他们如何治疗、护理。他采用实物教学，拿出一种药品，从药名、功能，一直讲到用法和用量。还让每一个人闻一闻气息，尝一尝滋味，辨别颜色和形状。一次讲一种药，或讲一种病。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大家都觉得易学、易记。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一边行军，一边学医，还为战友们治病。长征结束时，这个医疗培训班也结业，这些同志走上工作岗位，为红军的壮大准备了医务人员。

(七)

自从长征后，傅连暲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中央红军进军遵义，城里有一家药铺，傅连暲曾通过这家药铺给刘赐福写了一封信，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长征途中，他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通缉他的消息，还听说刘赐福已被敌人杀害，孩子们下落不明。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11月，红军总部来到宁夏的同心城。这时，傅连暲与陈真仁在共同战斗生活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陈真仁原名陈锦云，1919年生于陕西宁强县烈金坝一个革命家庭，她排行第九，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一家除了母亲有病和几个姐姐出嫁外，3个哥哥，3个嫂嫂，3个侄女，加上父亲和她本人，全家11口人参加了红军。她的大哥陈锦章1924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教育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汉中地区早期的优秀党员，曾任陕南特委委员; 二哥陈春舫，1930年就任陕南特委书记。陈真仁从小在大哥和二哥的教育影响下，开始参加地下活动。还在汉中女师附小读书时，常常在上学和放学时为哥哥和老师传送书信和活动经费。她虽然年纪小，办事却很机灵，成了地下党的一个可靠的小交通员。1935年，16岁的陈真仁随全家参加红四方面军，不久便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她的父亲、哥哥、嫂嫂相继牺牲在长征途中，她也经受了千难万险，一年以后，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粮食总局运输二连当文书，不久被调去跟傅连暲学医。陈真仁敬重傅连暲，觉得象他这样的名医，放弃优越的生活，毅然参加长征，很不简单。傅连暲也喜欢陈真仁学习认真，工作勤快。因此，他俩愿结伉俪的要求，经组织批准，同意傅连暲与陈真仁结婚。朱德说： “同心城这个名字很好，你们就在同心城举行婚礼吧! ”

举行婚礼那天，朱德特地买了两只羊送给他们。红军其他领导人也都来参加，美国医生马海德因事路过同心城，也前来祝贺。在长征胜利时刻举行的这个婚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晚上，婚礼刚结束，敌胡宗南部从南面追上来，部队连夜紧急出发。新婚夫妻随部队接连几天几夜急行军，直到红军在山城堡打了一个大胜仗，才安定下来。

同年底，傅连暲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傅连暲自从在毛儿盖与毛泽东分别后，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他一直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因而，一到保安他就去看望毛泽东。有不少同志认为傅连暲身体虚弱多病，难以爬过雪山草地。还有人传说他牺牲在草地上了。乍一相见，毛泽东高兴得连声道： “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 ”是的，他不仅活着，还奇迹般三过雪山草地，这一切都源于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

当晚，毛泽东挽留傅连暲夫妻吃饭。周恩来、朱德、邓颖超也来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笑风生。天已很晚了，毛泽东又留傅连暲夫妻住在他们那里，陈真仁和刚生孩子的贺子珍同住一孔窑洞。毛泽东和傅连暲一直谈到深夜。

第二天，毛泽东看到他俩没有穿棉衣，便叫总务科长黄祖炎派人赶做了两套灰大衣和两套棉衣送给他们。

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傅连暲任院长，并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度，毛泽东眼睛有病，又常常熬夜，眼病很不容易好，傅连暲每天早上给他精心治疗，终于把毛泽东的眼病治好了。

1937年，有一位法国记者在延安获悉傅连暲曾是一个基督教徒时，感到十分惊讶，特地请他发表谈话。傅连暲以亲身经历，介绍他如何从一个基督教徒走上革命道路，即使是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从未动摇过。法国记者非常感兴趣地连连问他为什么?傅连暲回答说： “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 (10年) 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我感觉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动; 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员，然而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红军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者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我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①

这次谈话，被法国记者整理成文，于1937年5月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还印成了小册子发行。1949年7月，《人民日报》曾以《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傅连暲氏在中国红军内十年的经验》为题，并加了编者按后重新发表。这篇谈话，对于不同信仰的人，对广大知识分子都有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八)

傅连暲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起初，有的同志认为他暂不入党对革命更为有利，更便于为党工作。后来毛泽民要介绍他入党时，又因肃反扩大化，他蒙受诬陷而未能实现。

在延安，傅连暲患有痔疮，白求恩大夫给他开了刀。在他休养期间，张国焘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来看望傅连暲。为了表示感谢，傅连暲给张国焘写了一封信。就在这几天中，张国焘逃跑了，这样，有人怀疑他与张国焘有瓜葛，他因此再次蒙受不白之冤，被审查了三个月之久。

1938年，毛泽东因牙齿不好，派傅连暲到西安去买药，并请一位牙科医师来医治。那时西安是反共中心，情况很复杂。傅连暲离开延安前，他向党组织送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表示要很好完成这次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到了西安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下，采购到一批延安紧缺的药品，也请到一位牙医。之后，他与吴玉章乘车一同回到了延安。任务完成得圆满成功。嗣后，毛泽东和陈云亲自介绍傅连暲参加了中央党训班学习。然后，由党训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作介绍人，于1938年9月7日，傅连暲被正式批准入党①。

就在这段时期，傅连暲获得消息，他的母亲早已离开人世，刘赐福和孩子们经过一番浩劫后活了下来。他的女婿陈炳辉(共产党员、中央红色医院医务主任) 和女儿傅维莲，长征时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一天，毛泽东对傅连暲说： “请周恩来在西安给你家里寄点钱，先试试，能收到以后再多寄些。”毛泽东说过之后，还就此事给有关负责人写了批条。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从1938年开始，刘赐福每年都能收到二三次从西安、重庆汇来的钱，一直到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为止。

1938年以后，傅连暲一直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等领导职务，并继续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他除了给中央领导看病，还抽空给学校、保育院和附近老百姓看病，他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和尊敬。

(九)

傅连暲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后，曾为改变边区卫生面貌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时边区医药卫生状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人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 “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①边区政府为迅速发展边区卫生事业，改变卫生落后的面貌，于1937年10月筹建边区医院，傅连暲为第一任院长。他在物资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力量在嘉岭山挖出一排新窑洞，建立了能收容100余个病人的边区医院。1939年，傅连暲又在延安李家湾建立了中央医院，他兼院长。中央医院艰苦创业，挖掘建筑了九层窑洞，可容100个病人和25个产妇住院。

傅连暲还很重视中医中药工作，在兰家坪设的中央门诊部，是延安第一个中医门诊部。在延安石圪塔中央疗养院，集中了瞿宪文、唐继宗等著名中医。他对名医朱琏、鲁之俊等的针灸工作，到处宣传和大力支持，使曾奄奄一息的中医事业，又逐渐发展起来。

傅连暲还善于团结帮助从国统区来延安参加抗日的医疗专家，如何穆、李志中、李得奇、周泽昭等; 对已经到达延安的一些中国红十字会的专家如魏一斋、金茂岳、侯健存等，傅连暲都一视同仁，重视关心他们。后来当红十字会奉命调离边区时，他们坚决要求留下不走了。

在此前后，许多外国著名医生也不辞辛苦和危险，远道而来帮助中国抗战的医疗救护工作。如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印尼的毕道夫，奥国的傅莱，德国的米勒、捷克的罗别愁等世界上著名的医生。傅连暲善于热情关心支持他们工作。白求恩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傅连暲写了《学习白求恩同志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要求自己和广大医务工作者都向白求恩学习。

为推动边区的防疫卫生运动，1940年4月，由李富春、傅连暲、李景林、饶正锡等发起，在延安各界组织了延安防疫委员会，掀起了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同时，傅连暲还非常重视边区的妇幼保健工作，因此，他连续两次被中央妇联授予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

1942年，中央总卫生处在杨家湾建立卫生点，傅连暲除派防疫专家马兴惠去抓点，还亲自到杨家湾召开卫生动员大会，要求大家齐动手，把各家窑里、院里打扫干净，家家建立厕所、猪圈、鸡圈。动员会后，杨家湾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开展起来。经过二年多时间，杨家湾的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被边区政府评为“卫生模范乡”。1944年春节过后，傅连暲领导中央总卫生处在延安南门外，举办了空前规模的卫生展览会。毛泽东同中央一些领导人一起参观检查了展览内容后，毛泽东亲笔题了“为全体军民服务”七个大字。展出后，连续几个月，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各县参观后，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卫生科，召开了反巫神大会，开办了“老婆娘” (助产老太太)训练班，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群众性卫生运动。

1944年中秋节，正值傅连暲50诞辰，党中央特地为他举行祝寿会，《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祝寿会。外国医师马海德等也高兴地到会贺寿。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10位中央领导联合给他送了“治病救人，长命百岁”的贺词。徐特立、谢觉哉等送了他们的亲笔赋词。还有许多同志和单位送了贺词、贺幛。

周恩来在代表中央的讲话中指出：傅连暲参加革命队伍，加入共产党，这是党的胜利。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感谢他。

毛泽东虽然那天因为工作忙未能参加，第二天看到傅连暲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 “祝贺你五十大寿! ”在延安，毛泽东还曾赞扬过傅连暲，说他一下了革命的决心，就再不动摇①。

(十)

1945年，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成立，傅连暲任副部长，兼中央卫生处处长。党内任军委总卫生部总支书记。

傅连暲向来诚实待人，刚正不阿。但是，他也常常因此蒙受冤屈。在延安，傅连暲曾对江青影响毛泽东健康的行为，提出过批评。为此，江青对他一直怀恨在心②。

1946年，傅连暲随中央工作委员会驻河北西柏坡。傅连暲在西柏坡建立了建屏医院(又称朱壕医院) 。

同年冬，康生在晋绥边区的土改中推行极左路线，许多党员、干部惨遭迫害，昔日有功于我党的刘少白也未能幸免，身陷囹圄，遭受残酷斗争，就连家属也被扫地出门。傅连暲于1947年10月17日写信给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写道： “去年土地改革方针是正确而且有成绩的。但某些地方，某些干部，执行时又犯了左的错误，伤人不少，死人亦不少。真正恶霸死伤个把情有可原，若侵犯了中农甚至伤害了贫农，以及少数干部，那就不应该的。尤其是一脚踢开更要不得，比如某某(傅连暲另有说明指刘少白——引者)在三三制时代对我有功，其子女又是党员，应该当作别论，决不能‘过河抽板’ ” 。

此时，党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的伟大号召，解放大军在全国发起了大举反攻。这时，傅连暲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但他对中国革命充满胜利信心。因此他在信中还向毛泽东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建议“全国胜利时是否建都北平”; 第二，他再次恳切要求，他“若活不了的话，请批准将我的骨骼留交医大 (或将来我们的中央医学院) 学生学习之用，……此种要求如蒙批准，请命名 ‘傅连暲之骨骼’ ，那么感激万分了。”

毛泽东收到傅连暲的信后，很快就给他写了回信： “连暲同志：来文悉，很感谢! 我身体近来更好些。你身体有病望于工作中保重。此祝健康! 毛泽东11月10日” 。

毛泽东的回信使傅连暲万分鼓舞，他表示： “不愿随便死去，活一天做一天” ，“把自己完全贡献给革命。”①

1948年中秋节，傅连暲55岁生日时，谢觉哉书赠一首长诗赞道： “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

傅连暲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又一次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傅连暲随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城。这年下半年，根据中央指示，傅连暲建立了中央保健办公室，并主持工作，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卫生保健，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的卫生工作。

傅连暲对中央保健工作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他时刻不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体健康情况。一种新药使用之前，傅连暲都要亲自先尝尝，注射也要先给自己注射，经过试验观察，确认无副作用了，才给中央首长使用。他身体有病，仍长期坚持工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几十年如一日。他听取工作汇报不厌其详，审阅工作报告一字不漏，答复问题及时明确，布置工作善始善终，所以，自从他负责中央保健办公室以后，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医疗事故。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保健工作，傅连暲根据陈云、彭真的指示，在病休中将他从事30多年中央保健工作的经验体会，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如何加强保健工作，保护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健康》的书面总结报告。他写道：基于“我们党的领导同志都经历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在那些年月里不少的同志的健康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损害，到了老年，在少数同志之间，就可能发生某种慢性病。”因此他提出：一、加强预防措施和战胜某些慢性疾病的问题; 二、健全各级保健工作的组织和培养扩大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保健队伍; 三、加强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糖尿病等有关疾病防治方法和抗衰弱老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另外，为使未患病者得以有效预防，已患病者获得积极的治疗、适宜的调护，以达到却病延年的效果，他提议： 1.贯彻“劳逸结合”的精神，建议中央订立一种休假制度; 2.建立健康检查制度; 3.日常生活方面“三注意”。

傅连暲的中央保健工作总结报告通篇倾注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热爱，对进一步做好中央保健工作，健全保健制度，起了宝贵的作用。

(十一)

1950年1月，傅连暲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8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 (又称会长) 。1952年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1952年1月，美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军事惨败，竟违犯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我国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毒物，向中朝人民发动罪恶的细菌战，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激起了中朝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无比义愤，周恩来总理为此发出严正声明和抗议。毛主席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的伟大号召。3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 (后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周恩来亲自担任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傅连暲担任防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傅连暲主要负责反细菌战的科研工作和宣传工作。为此，他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优秀的细菌专家、昆虫专家、植物专家、病理专家、临床专家和流行病学家组成防疫检验队，前往疫区考察，一方面以科学的证据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对反细菌战作卫生防疫指导。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企图抵赖细菌战的罪行时，傅连暲立即组织20余位专家参加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奔赴我国东北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确凿的细菌实证; 之后，派出代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在大会上作了揭发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罪行的报告。由六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我国后，傅连暲大力协助他们进行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科学确凿的材料，使调查委员会及时写出了调查报告书，公诸于世。

傅连暲在繁忙的日子里，还认真审查有关反细菌战的电影、幻灯、书报、画册等宣传工作，领导和布置举办“反细菌战展览会”，后来又将这个展览送到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展出。所有这些，对粉碎美帝细菌战，对保卫世界和平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团结中西医发展和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这是党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贯指导的卫生工作方针。傅连暲深刻认识到这一方针的重要性，在领导中华医学会工作中注意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爱护和信任知识分子，尤其注意团结中西医老专家，常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他还与北京四大名中医肖龙友、施今墨、孔伯华、蒲辅周结为好友，虚心拜中医为师。专家们也把傅连暲当作自己的好领导，知心朋友，他受到中西医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和爱戴。

傅连暲十分重视医学学术和卫生科普工作，在他的重视下，中华医学会从只有一种《中华医学杂志》，发展到拥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16种医学杂志，这些杂志成为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园地，也是医学学术界的高级理论刊物。

为了提高我国医疗水平，促进学术交流，傅连暲带头发起并主持举办了4次高血压症的学术座谈会，历时两个多月。继而，又历时一个多月，主持举办了5次糖尿病专题学术座谈会。从此以后，中华医学会举办各种选题学术讨论会越来越多。

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有益于人民的身体健康，傅连暲先后发表过几十篇卫生科普文章介绍保健与预防常识，提倡讲究卫生。1953年4月和1959年10月，人民卫生出版社收集出版了傅连暲的《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和《养身之道》两本著作。

《养身之道》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读者宣传“活着是为了革命，为了劳动，决不苟且偷安”的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提出防衰老和对付老年性疾病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要参加劳动锻炼，要搞好卫生保健。这本书使广大读者从中吸取了许多宝贵的医学知识和精神力量，受到广泛的欢迎，先后再版6次。“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把这本好书诬蔑为“大毒草” ，肆意攻击和歪曲。但是，这本书由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在林彪垮台后，又于1975年5月第6次重新再版。1980年，此书荣获全国首届医药卫生科普创作一等奖。

(十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死党邱会作秉承林彪旨意，打击陷害傅连暲。诬陷“傅连暲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林副统帅病危时，不给药吃，陷害林副统帅。”指使张贴傅连暲是“三反分子” 、“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先后两次查抄傅连暲的家，接着，对他进行游斗，还举办了“傅连暲罪行展览”。

林彪为什么要趁“文革”之机迫害傅连暲呢? 历史追溯到1950年抗美援朝时，党中央本拟委派林彪出任志愿军司令员，但是，林彪称病拒不出任。鉴于林彪长期称病，1953年，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对林彪会诊。叶群暗示傅连暲给林彪开个假证明，傅连暲没有听从。会诊结束后，傅连暲如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会诊报告。毛泽东对林彪装病早有所察觉，于是书写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给林彪。毛泽东书赠这首诗的用意，既有对林彪的鼓励，也有对他的批评。从此，林彪对傅连暲恨之入骨，曾经说： “等我好了，撤他的职，算他的帐。”

傅连暲觉察出林彪在背后搞他，情况危急，即向毛泽东写了求救信。1966年9月3日，毛泽东对傅连暲的信作了指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表面上让傅连暲一家搬到香山居住，名为“保护”，暗中却严密监视，加紧罗织罪名，成立“傅连暲专案组”，炮制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请示报告》和所谓《罪行材料》，给傅连暲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与此同时，康生、江青等人也积极配合，利用他们控制的部门，无中生有诬陷傅连暲是“特务”，说他于1950年把毛主席、林彪的健康、治病情况报告了安子文。安子文通过所谓“特务电台”，当作重要情报发给香港特务机关了。

1968年3月13日晚，江青在听取八个专案组汇报时，凶狠地下令道： “傅连暲是个坏家伙，他怎么随便把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第二天，邱会作指挥北京卫戍区将傅连暲、陈真仁逮捕，之后，将他们夫妻分开投入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

1968年3月28日，傅连暲含恨死于狱中。他从入狱到死，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他本是74岁高龄的人，身体十分虚弱，患有胃溃疡、慢性胃炎等慢性病，半个月中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睡过一次好觉，有病不给治疗，不给吃稀饭。所以他的死，是死于身心遭受严重摧残、饥饿、疾病和非人的折磨。

傅连暲被迫害致死后，林彪一伙还不放过，除了焚尸灭迹，火化不留骨灰外，邱会作控制的“傅连暲专案组” ，又继续搞了3个月，整了近2万字的黑材料。同时，叶群从广州调人进京捏造假证，授意其编写《揭发老爷卫生部的黑干将傅连暲在对林×××病情处理上的滔天罪行》的诬陷文章，妄图对傅连暲 “盖棺定论”，置傅连暲 “永世不得翻身”。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陈真仁才获释回到北京。这时，她才得知傅连暲三年前就被林彪迫害死，陈真仁悲痛欲绝，多次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控诉林彪一伙迫害傅连暲的罪行，要求为傅连暲平反昭雪。

1973年11月12日，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追认傅连暲为革命烈士。

197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沉痛地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 7月17日，中央军委第16号文件转发了经毛泽东圈阅的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傅连暲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周恩来也曾指示要为傅连暲和陈真仁恢复名誉。1975年9月20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为傅连暲举行了安灵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宋任穷、王震、余秋里等及各单位代表1000多人参加。但是由于“四人帮”在当时仍控制着一切舆论工具，不让公开公布为傅连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消息。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们要求下，经党中央批准，1978年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傅连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会上对傅连暲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傅连暲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参加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一贯坚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坚强的党性; 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面对林彪、“四人帮”、康生的诬陷和迫害，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 他对党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党我军的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傅连暲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为表彰傅连暲长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医疗保健工作重大而特殊的贡献，中央保健委员会于1985年2月15日，特向傅连暲家属颁发了荣誉证书。

傅连暲兢兢业业、坚定不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崇高思想和品德，将永远受到人民高度的赞扬和怀念。

①傅连暲: 《一九三七年对记者的谈话》,载《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4月版。

①傅维康: 《寿人寿国功在党》,载《福建医药卫生志通讯》1986年第2期。

②吴国安、钟健英: 《南昌起义军与福建的革命斗争》,载《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第2期。

①傅连暲: 《傅连暲历史思想自传》1956年8月1日。

①傅连暲: 《军用地图》1961年3月30日。

②傅连暲:《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2月8日于中央办公厅。

①伍修权: 《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②刘赐福: 《我的回忆》 (未刊稿) ,1986年10月。

①傅连暲: 《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载《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②傅连暲: 《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

①②傅连暲: 《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

①傅连暲:《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5年8月8日于中央办公厅。

①陈真仁: 《回忆张闻天》,《革命史资料》1982年第11期。

②贺诚: 《从基督教徒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傅连暲同志》 ,1981年3月6日《人民日报》。

①刘赐福: 《我的回忆》1986年10月。

①贺诚: 《从基督教徒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傅连暲同志》。

①傅连暲: 《一九三七年对记者的谈话》。

①傅连暲: 《傅连暲历史思想自传》1956年8月1日。

①毛泽东: 《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

①黄树则: 《傅连暲之骨》,载《春晖寸草集》,河南科技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②贺诚: 《从基督徒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傅连暲同志》。

①傅连暲于1947年10月17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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