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黄敬人物传,黄敬生平事迹,黄敬评价

Posted 2022-05-06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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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黄敬人物传,黄敬生平事迹,黄敬评价

青少年时代

黄敬，原名俞启威，是浙江绍兴县一个世代官僚家族的后代。祖父俞明震是清末翰林，曾任南京陆师学堂总办，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父亲俞大纯，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

黄敬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北平。后其母俞洁君携黄敬弟兄在南京居住。黄敬先在南京祖父家中读私塾，稍长又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小及东南大学附小。约在一九二四年，他又随母至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及汇文中学。

俞大纯生活奢逸，黄敬幼年，家境已不如前。加以一九三○年前后，俞大纯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省国民党新军阀刘峙，被撤职通缉，逃到上海租界内。他赋闲仍要维持富裕的大家庭场面，结果坐吃山空，“家境”日衰; 家庭腐败，矛盾重重。

黄敬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一九三○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利用蒋桂、蒋冯阎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展了红军，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党在城市的工作也有所发展。上海文化界在我地下党和鲁迅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翼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曾经以艺术至上相标榜的著名话剧团体“南国社”也日渐左倾。这时，黄敬参加了“南国社”当演员。在戏剧活动中，黄敬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者。他读书、演戏、跳舞，过着比较优越的学生生活; 但是，他也越来越对自己那样的家庭，产生厌弃和背叛情绪。特别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浓重阴霾，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心声，“星火燎原”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革命形势，以及周围革命者、进步同志的火热生活，都影响和激荡着青年黄敬的心。

这个时候，他和“南国社”的演员、中共地下党员宗晖(原名谢伟棨)朝夕相处、志趣相投。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在宗晖的直接帮助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的影响下，黄敬读了许多进步的和马列主义的书籍，开始走出家庭，参加了革命活动。他随宗晖一起在静安寺公共汽车站以卖大晚报做掩护，散发革命小报;还和汽车司机、人力车夫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交朋友，跟他们学习开汽车，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在同工人的接触中，黄敬一面体验着工人的苦难生活，同时也受到工人阶级优良品质的感染和教育，逐步改变着旧的思想感情，培养着接近群众的作风。这是黄敬的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和革命行动的实际锻炼，使他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不断进行着认真的探索，严肃的考虑，从而使他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和发展，开始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

宗晖后来求学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因深入工厂农村组织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英勇就义于雨花台。宗晖烈士的惨遭屠杀，对黄敬刺激很深，使他对蒋介石统治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加增强了他的革命意识。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一九三○年初冬，黄敬入国立青岛大学作旁听生，和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弢 (即解放后在天津工作的王林) 同住一宿舍。次年暑假，他考入青岛大学物理系。

一九三一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沈阳事变。蒋介石密令东北军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千里大好河山沦于日寇之手。举国愤怒，成千上万的学生拥向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失地。青岛大学全体同学在中共青岛市委和地下党支部的发动和领导下，也愤起罢课，抢占火车奔赴南京，沿途宣传，并且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和游行。在这一爱国运动中，黄敬表现出突出的革命热情和活动能力，党支部决定吸收他为党员。市委书记祖茂林(当时化名李春亭，后于一九三二年夏被捕，翌年被杀害于济南国民党监狱里)考虑到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指示党支部多加考验再向本人说明，举行仪式。因此，他生前填履历表时，一直将入党时间写为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破坏淞沪抗战，出卖了上海军民;又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纠集了几十万大军，“围剿”要求出兵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对于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则进行了残暴的镇压。青岛大学党支部为了再接再厉地进行民主爱国活动，先后组织了时事讨论会、新文艺研究会和海鸥剧社等，借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因为黄敬在“南国社”当过演员，使海鸥剧社的活动更为出色，被当时中共领导的上海《文艺新闻》称为“预报暴风雨的海鸥”。

这年五、六月间，青大学校当局执行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阴谋布置，颁布“学分淘汰制”，妄图迫使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而无暇关心国家兴亡的大事。地下党支部为了反对这一阴谋和配合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组织了罢课斗争，坚持了两个多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大员们恼羞成怒，下令开除为首的学生代表，并宣布解散青岛大学，勒迫学生三日内离开校舍，青岛国民党警察局密探要抓捕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弢，黄敬和王弢遂秘密离青赴沪。国民党当局在青岛则用“甄别”名义，又开除积极参加罢课斗争的青大学生百余名 (几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一) ，将青大改名山东大学重新开张。不久，黄敬利用家庭关系，重新返回青岛，在山东大学继续上学，并接任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后又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一九三三年夏，因叛徒出卖，黄敬被捕。经过家属多方奔走，找国民党上层关系营救，他才在当年秋后出狱，暂回上海家中治病。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日寇相继侵占热河和长城要塞，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反动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的“合法”性，并把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让日本，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随时直取平、津。一九三五年五月，日寇又借口 “塘沽协定”被破坏，调集大批日军入关。蒋介石政府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使华北名存实亡。

于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指使下，各种“自治运动”，各种汉奸组织，或则公然挂牌应市，或则加紧阴谋筹措，准备出笼。殷汝耕首先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老牌汉奸王克敏、曹汝霖等则酝酿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北平城内，日本特务横行无忌，要道通衢，设立了日军岗哨。日军借口演习，随处戒严，白昼鸣枪，搜捕行人，日本浪人绑架污辱中国女学生。多种抗日书刊被查禁、抗日活动被取消，有的抗日团体被解散。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横遭迫害。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黄敬在这时期来到北平。他先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在中国大学旁听李达教授讲授《资本论》，一九三五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以读书作掩护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寻找党的组织。

北平地下党组织于一九三四年，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九三五年春，河北省委派人来北平组成了党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革命斗争，由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成员有彭涛(任宣传部长)、冷楚、谷景生等。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有由周小舟负责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左联”、“社联” “语联”等。经常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活动的成员有蒋南翔、姚依林、黄诚、郭明秋、高惠如、董毓华、孙敬文、刘杰等。

黄敬起初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由于革命工作关系，陆续和上面这些同志熟悉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提出：停止内战，不分党派，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这一年，黄河大水成灾。河南、山东大批灾民逃至北平，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不予救济，激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义愤。党的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秘密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论黄河水灾与党的任务》、《防止水灾，首先要打倒制造水灾的国民党》、《为江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件，指出水灾问题，是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奉行卖国投降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分不开的，号召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防御水灾，进行自救。

八月的一天，民族武装自卫会在西山黄敬亲属家开会，参加人员有彭涛、周小舟、黄敬、姚依林等。会上决定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作为党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公开合法组织。会后，他们将这个组织向北平市社会局备了案，并在各校成立了赈济分会，团结和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公开进行募捐、义演等活动，宣传救灾，宣传抗日救国。他们还派出同学，带上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进行慰问，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镇压，勒令解散。

中共“八一宣言”由吴玉章等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英文《国际通讯》传到北平后，彭涛、周小舟等首先带头反对当时党内的“左” 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十一月，以黄河水灾赈济会的群众为基础，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 ，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长是姚依林。

华北局势日趋严重。党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都参加了。他们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和北平的具体情况，决定以请愿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党的领导下，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同志，在斗争中已逐渐成为当时北平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几位起着领导作用的人物。

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压制爱国运动，救国“有罪”，抗日 “犯法”，全国被笼罩于沉闷、阴郁的气氛中，爱国青年积压了满腔悲愤; 而北上抗日的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号召团结抗日的宣言，空前地激动着千万颗赤子之心。正当此时——十二月上旬，传闻汉奸“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将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在十二月九日成立，企图进一步使“华北特殊化”。这个消息极大地激怒了每一个爱国者，于是党不失时机地立即决定在十二月九日举行抗日请愿示威大游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十二月九日，爱国学生队伍先往新华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未遂，发展为游行宣传，由中南海前门转到西四、护国寺大街、北海后门、沙滩，到达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正当学生代表据理力争，要求通行时，竟遭到反动军警用木棒、皮带和水龙头的冲击和埋伏在三条胡同西口北警察所的便衣侦缉队的拦腰突然袭击，使沿途扩大的爱国游行队伍顿时乱了起来。这时，黄敬等振臂高呼：“不要乱，到北大三院开会去! ”于是，爱国学生们又齐集北大三院网球场内。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当场决定组织全北平的总罢课斗争。

由于地下党、学联的推动和学生先进分子的奔走呼号，北平大、中、小学校立刻形成同盟罢课运动。

十日上午，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开会。有同志顾虑郭明秋是学联主席，回女一中怕出危险。黄敬说：运动起来了，大家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来找学联的人一定很多，学联领导人应该回去。同志们采纳了黄敬的意见，决定郭明秋立即返回女一中听取学生们的意见。果然，郭一回到女一中，立即被许多学校的同学围住了。大家说：昨天那样大的事(指“一二·九”游行) ，我们不知道，没有参加，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们要求学联再来一次。郭将这些意见向彭涛、黄敬说了，党组织研究认为，罢课游行，激发起广大爱国学生的斗志，群众斗争的高潮正在来临，应当领导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

于是，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孙敬文等接连开会，讨论和决定有关下次游行的许多重大问题。

十二月十四日报载： “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十二月十六日成立。党组织便针锋相对地决定在十六日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十五日晚，在王府井拐角的长安饭店，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董毓华等举行秘密会议，研究“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具体部署。

十六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规模比“一二·九”更大的示威游行。

十六日上午十一时许，各路游行队伍，经过与军警的激烈搏斗，冲破层层封锁，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天桥，召开了有三万多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黄敬攀在一辆电车上，由宋黎、王炎等支撑着，发表了简洁有力的演说。他慷慨激昂地带领着群众高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收复东北失地! ” “反对广田三原则! ”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市民大会结束后，数万群众由南而北，沿正阳门大街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到达正阳门前时，军警林立，开枪拦阻。游行指挥部决定分三队入城：一队由黄敬带队，由正阳门冲入;二队绕道宣武门进城; 三队留守原地，待第一、二队在宣武门会合后再回师迎接三队，共赴“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的外交部街扩大游行。

但是，黄敬带领的第一队冲入了内城，第二、三队却被军警、大刀队阻于外城。第一队行进到西单南的绒线胡同西口时，也被军警拦住了前进道路。双方僵持到太阳快落山时，反动警察和大刀队、侦缉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冲杀过来，手无寸铁的学生多人受伤。黄敬组织、指挥被冲散的第一队出险后，又担心被阻于外城的第二、三队遭到同样的冲杀，于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军警戒严的宣武门城墙，爬在垛口上向城外游行队伍高声喊道：

“一队被大刀队冲散了，你们可要注意呀! ”

被阻于宣武门前的学生队伍在城下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及时互相激励，更紧地团结在一起，警惕着军警的动向。

黄敬从宣武门城墙下来，又绕道正阳门出城，寻找被阻于外城的游行队伍。外城的游行队伍鉴于天色已晚，冰天雪地苦斗终日，饥寒交迫，又听到了黄敬在城墙上的警告，乃决定主动收兵回校。不料反动当局强迫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分散，却在中途暗伏军警。当爱国学生通过时，伏兵四起，突遭袭击。经学生纠察队奋勇抗争，始得突出重围，各自分散回校，负伤者较西单尤多。

十五日晚上在长安饭店秘密开会时，本来约定十六日游行完毕后在彭涛家开会。彭涛、姚依林、郭明秋等人都按时到了，却迟迟不见黄敬到来，同志们担心他是否在宣武门城墙上喊话时被捕了。十时左右，黄敬跑来了，扯着撕破了的裤子和血迹斑斑的破大衣，笑着对郭明秋说： “小郭，你看。”原来他在西单也险些挨了一刀，只是一甩大衣一低身子闪过去了。

这次会上，他们共同总结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一致认为是成功的。黄敬最后发言说： “我们已经发动起几万人，在冰天雪地里，从清晨战斗到深夜，使北平城九门关闭，戒严了一天。如果再发展一步就该暴动、占领北平了。可是根据列宁关于革命暴动、武装起义的论述，单独学生不能举行暴动。”这为后来“到民间去”，下农村扩大宣传，向工农兵群众发展做了舆论准备。黄敬又说：学生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如果组织工作跟不上，也会使爱国运动不能持久或受到破坏。可是用什么形式把这些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呢? 当时由于同志们领导群众奋战终日，已经很疲乏，加之还有许多紧急工作部署尚需研究安排，因此，对这个关键问题，未及展开讨论，后来才在日益发展的群众斗争实践中，得到明确的解决。

在“一二·九”之后，“一二·一六”之前，林枫调任北平市委书记，并且和彭涛、黄敬等联系上了，有力地加强了党对“一二·九”运动深入发展的领导。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紧密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阻击了国民党和汉奸傀儡政府的进一步卖国阴谋，原定在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六日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一再延期。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以后，全市各校继续总罢课。反动当局一面宣布提前放寒假，限学生十二月二十三日前一律离校，一面又由北平师大教务长、反动教授杨立奎出面找学联谈判。彭涛决定由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三人代表学联出席谈判，由黄敬代表发言。杨立奎声称南京政府很“关怀”北平的学生运动，但希望学生运动能够听从政府当局的领导与指挥，学联如能听从指挥，政府可以在经济上予以援助; 还吹嘘了一通蒋介石“决心抗日”，在黄河南岸“筑有地下长城”云云。黄敬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南京政府宣扬的“黄河抗日工事”之类的谎言，接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要求，提出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南京政府空口喊抗日不行，学联要看实际行动; 学生爱国运动是自觉自愿的行动，不需要任何方面的金钱“援助”。

杨立奎图穷匕首见，说学联不接受南京政府的“援助”和指挥就是“赤化”。于是，他唆使一些右派学生冒名成立了“新学联” ，与爱国学生民主成立的学联对抗，百般分化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

南京政府当局指使杨立奎等收买北平学联的阴谋失败之后，又生一计，利用提前放寒假的机会，引诱学生进京“聆训”。

十二月下旬，北平学联党团核心成员开会讨论此事，参加人员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孙敬文等。他们分析当时形势：国民党反动当局步步进逼，学校又提前放寒假，大部分同学可能都要回家过年，剩下少数进步分子，容易暴露和遭到抓捕。黄敬在会上提出了他事先与林枫、彭涛等商定的意见：不参加“南京聆训”，而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还说，这个号召应由学联发出，当此数九寒天，凡响应这个号召的，一定是我们的积极分子，就是学联得以依靠的骨干，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南下宣传，既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又能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还使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提高。会议最后确定在燕京大学召开一次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大家讨论，来贯彻实现党的这个重要决定。两天后，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在燕京大学召开。有的代表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赞成“南下聆训”。经彭涛、黄敬、郭明秋、孙敬文、刘江陵、张兆林等分头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最后终于通过了南下农村扩大宣传的决议。

姚依林未出席燕大这次会议，那天夜里他正在主编应按期出版的《学联日报》。该报对开四版，每周两期，在南池子“大学出版社”铅印。《学联日报》在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宣传、指导作用，每逢出版，广大学生和青年奔走相告，争先阅读。

一九三六年一月，北平、天津学生共同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共分四个团，络绎南下。几千名青年学生冒着严冬的酷寒，怀着火热的心，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黄敬留在北平，准备把“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去; 并曾面授王林，要王林回衡水故乡发动群众，待南下宣传团到达，再由他当向导领着宣传团往南宫地区，寻找党所领导的由农民暴动组织起来的华北抗日游击军第一师，然后西上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黄敬这个打算虽因宣传团被阻困而未能实现，但显示出他对党中央抗日救国战略的深刻体会和贯彻执行的决心。

宣传团的同学们在农村受到农民群众和县镇学校师生的热情欢迎，但也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各种阻挠破坏，不得不陆续回返北平，但大家都表示抗日救亡工作决不就此结束。第三团在高碑店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要成立一个持久性的抗日团体，定名为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一、二团在保定汇合后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也同样提出了要求成立持久性的抗日团体的意见，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月下旬，宣传团回到北平后，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与姚依林、黄敬等，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举行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团同志们的意愿，决定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来代替原来的圈子太小又太“红”的民族武装自卫会。随后彭涛、黄敬、姚依林、孙敬文等又在西山召开会议，决定将三团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一、二团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二月一日，在北师大召开了“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成立。以后，“民先队”即成为党借以领导广大学生坚持学运活动的骨干组织。由于李昌在运动中尤其是在南下宣传中表现坚决而有组织才能，他被任命为“民先队”全国总队的首任队长。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一九三六年一月底成立了扩大的学联党团组织，书记是姚依林，成员有黄敬、郭明秋、孙敬文、王其梅等。不久，学联发表了复课宣言，结束了无限期罢课的局面，反映了同学的意愿，获得了社会同情。

但就在此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也加紧了!

二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接着，又宣布解散北平学联，并大批逮捕学生。三月九日，北平十七中学生郭清惨死狱中，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大家纷纷找学联，要求有所行动。当时，学联领导同志中有的已暂时转移离平，有的奉组织之命隐蔽起来，留在北平工作岗位上的黄敬、黄华、韩天石等，研究决定搞一个反击行动，由学联召开追悼郭清大会，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要求爱国自由，但并没有决定要抬棺游行。追悼会于三月三十一日召开。会议开始前，一位东北籍同学自发的弄来一口棺材，放在会场上。开会时，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还架起了机关枪。北大学生会要军警撤退，未成，同学们便推倒后墙冲出去抬棺游行。游行队伍在南池子大街遭到军警冲击，多人被捕。参加这次追悼会及抬棺游行的人数约千余人，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积极分子。这是一次在“左”的情绪支配下的脱离广大群众的失策行动。

一九三六年四月，李葆华来北平，接任北平市委书记，黄敬任市委宣传部长、学委书记。

四月，刘少奇到天津，代表党中央，主持北方局工作。林枫任刘少奇秘书，协助刘少奇工作。

刘少奇到北方局后，对华北形势、河北省委的工作以及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作了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四月五日，他在北方局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行动——给北平同志一封信》，对“三·三一”的抬棺游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四月十日，他又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实际上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用极大的努力来肃清华北地区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华北地区党的工作的正确方针：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这个方针得到在北平工作的李葆华、黄敬等同志的坚决支持。

与此同时，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党派黄敬去上海参与筹建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黄敬到上海后，在江苏省委王翰、胡乔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化名黄文山)、胡乔木、吴砚农(由天津去的)、刘江陵、张惠民五人组成的小组，黄敬任组长，负责筹建全国学联及全国救国会工作。黄敬、吴砚农会见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黄敬向章介绍了北平学生运动情况。他谈得慷慨激昂，情理分明，章乃器很受感动。后来，由沈钧儒主持，在潘大逵家召开了讨论各界救国会成立宣言的会议，黄敬、吴砚农在会上发言，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着重谈了不要泛提反对帝国主义，而要集中目标反对当前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要利用其他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发言博得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与会人员的赞同。

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全国救亡运动日益发展。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策略指导下，爱国人士的觉悟日益提高，在宋庆龄全力支持，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积极参与、推动下 (黄敬等人的积极努力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 ，同年六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一九三六年夏，日寇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五月六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二十九军由平津南撤，日军进驻平津，企图彻底消灭抗日运动。接着，日寇又将华北驻军由八千人增至两万多人，进占了北宁路沿线，并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日军强迫中国工人为他们修建兵营，完工后竟将工人杀害，抛尸海河; 并大量掠夺华北物资，进行武装走私，倾销日货，移民圈地，没收中国工商业家的企业……。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侵略行径不仅侵犯了中国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也侵犯了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也受到威胁，并和英美帝国主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时，刘少奇在天津，根据中共中央变“反蒋抗日” 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缜密地分析和研究了日寇增兵，企图进一步侵吞华北的严重形势，同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市委委员张秀岩等商议，决定发动平、津学生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并劝说学生不再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

五月二十八日，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的学生举行了大游行。

接着，北平市委李葆华、黄敬等，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组织和发动北平学生于六月十三日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们高呼： “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反对武装走私! ” “彻查海河浮尸! ”同时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口号。

八月，民先队各级干部实行民主选举，李昌被选为民先队总队长。北平市委派黄敬领导民先队的工作。

不久，日寇进攻绥远和察东，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抗战，击溃了日寇侵略军和伪蒙军，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捷报传来，人心振奋，北平学联发起捐献万件皮衣运动，进行宣传募捐，并组织前线服务团，支援绥远抗战。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日寇屈膝卖国，而对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则是残酷镇压。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他们竟逮捕了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李公朴等七人。消息传出，举国激愤，纷纷通电抗议，要求释放爱国领袖。

十二月三日，日寇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对此，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反抗，反而和日方秘密签订了包括保证工厂秩序、保证不再发生罢工等内容的丧权辱国的协定。

处在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于十二月十二日又爆发了抗日爱国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指挥部由黄敬、李昌等组成，游行口号有：庆祝收复百灵庙! 庆祝收复大庙! 援助绥远抗战! 争取爱国自由! 释放爱国领袖! 反对青岛屈服协定!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等等。

游行队伍在东华门包围了宋哲元的汽车，要求宋答复同学们提出的要求，并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宋无奈，答应下午在景山和学生见面。

下午，队伍在北大集合，五、六千人开到景山。当时景山驻有二十九军，为防止意外，黄敬动员了教授等上层人士尽力维护，又通知中外记者去景山采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接见同学，含含糊糊的表示愿意抗日。当他说到五年前“政府”丧失东北是因为准备不充分时，同学们齐声高喊： “不对，是政府不抵抗! ”最后，全体学生在高喊“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的口号声中，整队出景山进行游行示威，散传单，呼口号，所到之处，军警不再阻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成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下，西安事变获致和平解决。

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黄敬接任北平市委书记。

同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党也由“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遵照中共中央推动国民党抗日的政策精神，北平学联发起，联系华北各地学生团体，组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献旗请愿。献旗请愿团出发前，北平学联在东北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黄敬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向献旗请愿团的同志们交代了政策。

为了进一步团结广大同学，学联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这年春天，北平学联组织了规模很大的有全市各大中学数千人参加的香山、温泉两次春季大旅行。黄敬也去了。第一次旅行，由崔嵬、张瑞芳在香山演《放下你的鞭子》; 第二次在温泉，临时决定演出揭露国民党非法审判“七君子”的活报剧。这个活报剧由黄敬任导演兼化装，李昌任编剧兼台词讲授。“演员”们仓猝登场，台词又是临时凑的，扮演法警的别出心裁，要“沈钧儒”向法官鞠躬，“沈老”不肯，戏演成僵局。还是扮演“沈老”的王文彬急中生智，大骂法警，这一骂，戏接下去了，效果也很好。最后，观众一致提出：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

为了迎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旬，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和清华党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总部李昌等四人，奉命去延安参加会议，于“五一”节前赶到了延安。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们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与此同时，黄敬、李昌等还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白区党代表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会议指出，在新形势下，白区工作应尽量从非法转为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华北同学还应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打游击战争。会议期间，朱德还特嘱王震带领北平来的同志，到桥儿沟附近山里练习打枪。

黄敬等回到北平不久，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

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寇进攻芦沟桥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 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

神州奋起，北平沸腾! 北平的广大人民群众立即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行动起来。七月十一日，民先队、学联、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作家协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组成了北平各界人民抗日后援会，并在七月十三日发表了北平市民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宣言。学联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运动和为官兵捐献一万件背心运动; 茶商发起为将士捐献一万包茶叶运动; 儿童们发起捐献“一大枚” (铜元)运动。各学校也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从事救护、宣传、劳军等工作。

七月二十八日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

二十九日，黄敬召集了紧急会议，李昌、黄诚、王文彬等参加，布置分头撤离北平，指定到济南、保定、太原三地集合。但因当时铁路不通，永定河沿线日军也已布防，大家只好重返城内等待时机。随后，黄敬请示北方局后，又和市委刘杰、李常青等人研究，将北平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作了有计划的撤退安排：一部分参加平西游击队; 一部分去华北抗日斗争前线; 一部分去国民党统治区武汉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少数继续留在北平，长期隐蔽，等待时机。这个撤退计划由刘杰、李常青负责执行，黄敬则先到天津，九月由天津乘船去济南，不久，又带了一批人去太原。

载入史册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爱国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恐怖统治，开始了中国抗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黄敬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既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站在这场群众运动斗争第一线的出色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被公认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一二·九”运动为中国革命准备和培养了大批干部，黄敬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时代的黄敬，在革命实践中，很快显示出一个革命者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胆识与才干，也显示出他那善于团结、带动、鼓舞更多的人参加革命斗争的胸襟和气魄。他是工人的知交，是学生的领袖，也是知名爱国人士、老先生们的“忘年交”。他对党的“把斗争锋芒集中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策略的宣传阐述，使章乃器、沈钧儒等为之动容，以致沈老初会时称他“世兄”，很快便改而称他“先生”。他和姚依林、黄华、陈翰伯等同志均是斯诺夫妇的好朋友，是斯诺把他介绍给燕京大学的黄华、陈翰伯的①。现在人们知道，斯诺赴陕北是经由宋庆龄安排成行的; 而黄敬也是斯诺陕北行的促成者之一。斯诺前夫人尼姆·威尔斯，又是黄敬于赴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亲自同车带她先到西安，然后再由其他同志送她赴延安的②。此外，他还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朋友。黄敬之所以和知名外国进步作家、记者们交朋友，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他(她)们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斗争，以扩大国际影响，争取世界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我党和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二·九”运动为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指出必须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黄敬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和行动，已经展现出这一光辉思想。他在领会党的政策精神的基础上，不仅主张学生们应深入农村宣传抗日，而且已经在酝酿、考虑如何参加红军游击队，如何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等这样一些重大的革命行动问题。循此可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能够在参与创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就不是偶然的了。

参与创建和坚持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九月，北方局派黄敬到太原。当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等都在太原。黄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领受任务后，于十一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历史时期，黄敬先后担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在党中央和北方局、晋察冀中央分局的领导下，在一起工作、战斗的老同志、老红军的帮助下，他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指示，密切依靠和发动群众，在参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斗争顽劣，发展根据地生产，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壮大党和革命力量等方面，建树了功绩。特别是他在创造和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巩固和发展冀鲁豫平原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也作出显著功绩。

一九三七年底，北方局任命黄敬为晋察冀区党委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为组织部长，刘秀峰为宣传部长，区党委机关设在阜平。一九三八年一月，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开幕，并组成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由宋劭文负责行政委员会工作。

在北方局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帮助下，以黄敬为书记的晋察冀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区党委领导军民发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寇对边区的“扫荡”，着手政权建设，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着力培养和扩大军政干部队伍，并开始致力于党的建设工作。黄敬当时说过：建立根据地没有干部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根据地里党员没有多少，不发展党是不行的。他们立即在阜平办起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军政干部，由孙毅任校长，区党委负责同志亲自给学员们讲课。此外，区党委和边区行政委员会立即着手筹办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征收救国公粮，统一征税，颁布减租减息条例等一系列经济工作和群众发动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黄敬主持区党委会议讨论春耕问题，他提出，春耕是边区当前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进行。他说：春耕有季节性、时间性，必须“不违农时”，何况在这种割据、封锁的局面里，边区的粮食必须自给自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与会者杨春茂在延安刚刚听过毛泽东讲《矛盾论》，他当时就体会到“中心工作”正是“抓主要矛盾”。会后大家一致行动，领导边区军民把春耕搞得又快又好。

当时在区党委机关有一位兄弟党的同志，他有很多优点，就是不大接受批评，但是黄敬的批评，却使他心悦诚服。有人向黄敬反映，他好发脾气，要黄敬说说他。黄敬回答说：那么多共产党员，各有各的脾气，哪能要求一个模样?看人不要只看缺点，要多看人家的优点。一个外国人，一个老同志，肯于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地一起战斗、生活，这就是很不简单了，我们要热情对待他，诚恳耐心地帮助他，充分发挥他的长处。在黄敬带动下，区党委机关里同志之间和谐亲密，团结战斗，一派生动活泼的气象，展示出黄敬善于团结同志的品质与作风。

黄敬领导晋察冀区党委工作约五六个月，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工作需要，他奉调前往冀中参与开辟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黄敬和吕正操(当时吕正操的部队在晋察冀整训完毕，将返冀中) 一同从平汉路西奔向冀中，即将共同战斗在抗日最前线。他们并辔而行，畅谈天下大事，黄敬教吕正操唱《我们的祖国》，东向朝阳，引吭高歌。

冀中，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文化比较发达，四周有津浦、平汉、平津和石德铁路，西面毗邻北岳山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平津并迅速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日寇到处烧杀、抢掠，汉奸敌特活动嚣张，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等乘势而起，扰民肆虐。冀中八百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冀中党委遵照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抓住日寇大举南侵，后方兵力不足的弱点，领导冀中军民，迅速开展抗日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安平县城召开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冀中区党委，黄敬任区党委书记，鲁贲任副书记。接着，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孟庆山任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李耕涛任行署副主任，孙志远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八月，王平奉派来冀中军区任政治委员。

黄敬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后，即和吕正操、鲁贲、孙志远等以及地方党的同志一起，首先抓了武装部队的建设工作。他们依靠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及地方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改编了各种杂牌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下，统一并建立了八路军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 ，消灭打击了反动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顽伪。区党委首先大力抓紧抗日武装的建设工作，完全符合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至一九三八年底，冀中军区下设一、二、三、四、五军分区，所辖部队号称十万人; 有二十四个县城在我们手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蓬勃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初，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师进入冀中。这年春夏之交，程子华奉派来到冀中，任冀中军区政委，吕正操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署主任。这时，北方局决定由贺龙、关向应、黄敬、吕正操、程子华五人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任军政委员会主任。我军威更振，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冀中进行的大“扫荡”，痛歼了进犯的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冀中部队的建设，冀中人民掀起了大规模地、争先恐后地踊跃参加人民子弟兵的高潮，冀中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壮大。黄敬非常尊重贺龙、关向应、程子华等同志，非常关心老红军，冀中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挑选一批最好的新战士，补充了一二○师。

黄敬注意冀中党的建设工作。原冀中地下党有一定的力量和工作基础，经受过高蠡暴动、定南暴动等革命斗争的锻炼。区党委在斗争考验中把原冀中地下党的同志团结、组织起来，并有所发展。一二○师到冀中后，又给冀中区党委和冀中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 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整顿党的工作，使冀中党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成长。

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区党委始终着力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一九三九年春，在黄敬主持下，根据党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有关指示，区党委作出“实施民主，改善民生”的决定。后来黄敬在总结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时曾明确说过：凡是认真贯彻中央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指示的地方，群众发动就充分，情况就好;反之，群众发动就差，困难就多。

关于实行民主——区党委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冀中建立起各级“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并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我党手中。通过政治、军事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如摩擦专家张荫梧之流，随着各级抗日政权的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如农会、工会(雇工、小手工业者) 、青救会、妇救会、文建会 (知识分子) 、抗日救国联合会、少先队、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儿童团等，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级政权还办起各种训练班、扫盲夜校、识字班、宣传队、剧团，并且办起了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区党委就这样蓬蓬勃勃、热气腾腾地把冀中各阶层的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关于改善民生——区党委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还实行了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体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的方针。这项政策对于削弱地主、富农对贫雇农的封建剥削，减轻贫下中农的负担，改善农民生活，鼓励农民生产，发挥农民的参战积极性，团结各个阶层抗日救国，保证抗日战争的财粮供给，促进和巩固政权建设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实施这项重大政策的结果，使冀中农村经济基本上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大孤立和封锁了敌占城市，还大量支援了山区根据地。运送粮、布、棉等物资、给养的大车，常常是成百辆地穿越平汉铁路向晋察冀山区根据地进发，当敌人封锁严重时，则发动和组织成百成千民工，在夜晚背运越过封锁线，这对支援山区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

区党委高度重视冀中广大军民的首创精神，善于及时发现和总结推广军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新形式、新经验。黄敬和区党委、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吕正操、程子华等一起，成功地领导、发展了各种抗日斗争形式。按照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他们花了很大力量抓民兵工作。当时冀中三十五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几乎都编入基干民兵，成立了区小队、县大队，还建立了妇女武装和儿童团。冀中这个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长时期地、有力地抗击、困扰敌人，消耗侵略者的有生力量。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群众不断创造出新的斗争形式，例如一些地方自发地破路挖沟，阻滞日本侵略军汽车、坦克的入侵。区党委和军区高度评价群众这个创举，立即在全区推广，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冬，发动数十万群众踊跃参加挖道沟。把这些挖成的深沟连起来，全长有七万多里，使日本侵略者的机动部队，面对冀中平原如同进入丘陵沟壑，进退维谷。又如闻名中外的地道战，发源于蠡县。那里的抗日群众开始是秘密挖地窖隐蔽存身，很快发展成为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打击敌人的地道。区党委和军区及时发现这种斗争形式，进行调查总结。开始时，有人以为这种方式难于主动消灭敌人。程子华、吕正操和黄敬等满腔热情地肯定了这一斗争形式，很快统一了认识，在冀中全区有领导、有组织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地道战，许多地区建成了村村相连、户户相通、纵横交错的地道网，实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连户作战，连村作战，有力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地道战史绩，连同其他许多辉煌的抗战史绩，一并载入冀中人民抗日战争的壮丽史册。

在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黄敬显示了实事求是、联系实际、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分区领导的领导艺术和才能。例如，他在当时的定南县、安国县县城附近等游击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游击区可以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只是游击性强些。区党委指示对游击区的两面派政权，加以分化瓦解，晓以利害，使之转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按照这个指示，有些村镇还选派最可靠的党员当 “伪村长”，以应付敌人，了解敌人动向。有的“伪村长”明里给日伪交粮食，暗中向我游击队送情报，我游击队根据情报从半路伏击，打击了敌人，截回了粮食。黄敬很注重对敌占区作调查研究，借以制定一系列对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他说过：敌占区的群众是我们的，大有可为。一九四一年，出现了派武工队的斗争方式，选派英武精干的武工队，出其不意进入敌占区，镇压铁杆汉奸，分化瓦解敌伪军，建立两面政权，发展秘密武装，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斗志。他多谋善断，敏锐果敢，每次反“扫荡”，都亲自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指挥作战，并强调要作好对敌方的侦察工作，情报要求快速准确。由于吕正操、黄敬等人的正确指挥，对敌情了如指掌，常常是敌人的“扫荡”部队才向根据地进发，区党委和军区已急行军走出几十里、上百里，转到了敌占区的边缘，并且常能预先布置好兵力，狠狠打击扑空回兵的敌人的尾队，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了敌人的侵扰。一九四二年，日寇使用五万以上的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与冀中千百万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黄敬、吕正操等率领下，英勇卓绝地抗击敌人，坚持在冀中平原游击转战两月有余，终于粉碎了日寇“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消灭了日、伪军达一万零九百余人。著名的威县掌史战斗，一举击破数千敌军对我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合围进攻，就是冀中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光辉战例。

黄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他亲自主持的冀中阶级关系的调查就是一个例证。在深入实际，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分析了冀中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之后，对干部讲解说：靠近津浦路线的县份，大地主较多，封建性强，土地集中，经营粗放，生产方式落后，产量低，剥削重，群众生活更苦; 而靠近平汉路线的县份，经营地主较多，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地较分散，富农经营方式多，生产较进步，比较注意精耕细做、打井浇园，产量较高，群众生活水平比较高一些，文化程度也比较高些，因此，我们必须针对具体不同情况进行各项工作。他还注意对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等各类地区代表人物、头面人物进行重点调查研究，借以确定对待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方针对策。

黄敬尊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红军干部，大力培养同冀中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地方工农干部，同时也非常注意团结、教育和发动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民族的战争，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抗日战争没有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是不行的。黄敬认真执行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不因当时冀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富家庭而排斥、歧视他们，只要他们爱国抗日，他就“不拘一格用人才”。当时冀中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几乎全被动员出来参加抗日工作，使冀中地区的政权建设、抗日宣传和文教卫生工作得以蓬勃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在抗战的火热斗争中成长为我党各条战线的优秀干部，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文教、艺术工作者。

黄敬在坚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一直和广大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他特别重视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一九三八年，冀中区党委领导各级干部向冀中人民宣传《论持久战》，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对于发动冀中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踊跃参军抗日，起了很大作用。他拜老农为师，在田间地头向老农请教耕种知识，学习农谚，背诵如流。他常用各地方言给群众讲话，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和群众一起扭秧歌、踢毽子。冀中军民非常爱戴黄敬，亲切地叫他老黄; 他也非常热爱这些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乡亲父老。当老农们把他们正抽着的旱烟袋锅子递给他时，他不擦烟嘴就巴搭巴搭抽起来。他每到一个村子，一下子就和儿童团、小孩子们熟起来。

黄敬领导冀中军民战斗四年多，和冀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给冀中人民留下难忘的印象。聂荣臻曾经说过：冀中这块抗日根据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抗日根据地。这在实际上也是评价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等同志的工作。

程子华在回忆这段光荣而艰苦的斗争历程时，曾经深情地写道： “应该着重指出，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此后，冀中根据地处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斗争，直到胜利地对日寇进行反攻。没有那么好的群众是不可能的，这与黄敬同志充分发动群众，作了大量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加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调黄敬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工作。那时，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着困难的局面，特别是群众还未能很好发动起来，各级政权还没有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优势。黄敬来到后，先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曾找五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座谈了七天，了解分析冀鲁豫农村的各阶级情况，了解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政治动向，分析冀鲁豫与冀中地区不同的特点。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冀鲁豫农村封建势力较强，地主的影响较大，孔孟之道较浓，富农较少，生产落后，经营粗放; 减租减息开展得也不好，有的农村政权还由地主所把持; 加以连年灾荒，群众生活极为困难。根据这些情况，黄敬和区党委、军区领导杨得志、苏振华、张霖之、段君毅等一起研究决策。他认为冀鲁豫根据地地形条件好，有回旋余地，又有工作基础，关键在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团结激励，致力于深入发动群众和开展对敌斗争这两项根本任务。区党委针对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尚未树立基本群众(包括贫雇农、中农)的优势这一情况，决定一方面整顿基层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切实贯彻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对敌斗争中，加强了做伪军的工作，提出了“打击最坏的人”的口号，分化瓦解敌人，很快收到效果。行署的参议秦某，是个混入共产党的博平士绅，他通过自己的警卫员和敌人勾结，干了不少坏事。一九四三年，黄敬发动群众，查清了秦某的罪行，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这个最坏的人。这件事震动了冀鲁豫根据地，大振人民志气，大灭敌人气焰，同志们说黄敬魄力大，抓得准，处理得正确及时。

黄敬也是善于领导冀鲁豫根据地游击战争的优秀指挥人员。他善于出敌不意，打击敌人要害。濮阳战役，他和杨得志决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突然包围孙良诚部参谋长的住宅，俘敌参谋长，讲明政策，晓以大义，然后释放回去，对动摇和瓦解伪军影响很大，使我军很快打下了濮阳城，并且促成后来孙良诚部全军起义。

黄敬和杨得志、杨勇、段君毅、张霖之、苏振华等一起，坚强地领导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在胜利地开展政治、军事斗争，减租减息，建设政权，扩大武装，发展、巩固党组织的同时，还卓有成效地领导全区开展了经济战线的斗争，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增强了物质基础的保障。

这个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经济上极为困难的局面。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著名方针和号召，陕甘宁边区首先掀起大生产运动。此时的冀鲁豫根据地，经济情况尤为困难和严重。人祸 (敌伪的包围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 ，天灾(连年旱、蝗、水灾) ，接踵而来。区党委在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坚韧地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实行生产自救。黄敬亲自调查冀鲁豫灾荒史，向老农请教抗旱经验，推广抗旱作物; 发展手工业生产，发动群众打井熬盐，纺棉织布。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开展经济斗争的方针和策略：结合生产救灾，开展对敌贸易斗争、货币斗争，打击法币、伪币，并在斗争中建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他依据党中央的政策精神，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不断总结经验，领导了斗争的开展。在他的倡议下，设立了冀鲁豫财经领导小组，由他亲自主持，杨勇、徐达本、韩哲一等同志均曾是领导小组成员; 还成立了工商局，杨寿山、林海云先后任局长。随着工作的节节进展，把根据地生产的部分物资卖出去，再把根据地迫切需要的若干物资换回来。例如，换回大宗棉花，组织群众纺线织布，再把一部分布运出去，换回粮食和药品。这种贸易，往西做到京汉线，往东做到津浦线，往南做到陇海线; 在城市方面，北方派人直达平、津、济，南方派人直至扬州和上海。通过这场经济斗争，支持了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有助于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穿困难，使根据地得以渡过难关。这场经济斗争还有力地打击了法币、伪币，把流通在根据地的大量法币、伪币收回，用作对敌占区开展贸易斗争的“外汇”手段，并且就在这场斗争中逐步建立了根据地自己的货币制度，在冀鲁豫根据地内基本上“驱逐”了法币和伪币，我“冀南” 币的威信大为提高。

黄敬在冀鲁豫根据地工作两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却作出不小的贡献。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冀鲁豫的干部议论说：黄敬同志来冀鲁豫后，对敌斗争，打开了局面; 游击区、敌占区、根据地，不同地区、不同政策，非常明确; 紧紧抓住发动群众这个环节，认真开展了减租减息;开展了经济斗争和领导了生产自救。这些事迹，使人难忘。

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个时期黄敬对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发展形成所起的一些作用。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黄敬同志在关于对敌斗争的报告里说： ‘今天全党是以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紧紧结合而建立的。’”②

可见，黄敬是我党较早地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负责同志之一。

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一九四三年底，黄敬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仍兼冀鲁豫区党委书记; 宋任穷任平原分局组织部长、张霖之任副部长，朱光任分局宣传部长; 宋任穷并任平原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杨勇任副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

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冀鲁豫区召开了一次统战人士会议。黄敬为了从政策上、理论上答复出席会议的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废寝忘食，过度劳累和紧张，因而患了精神病躁狂症。

党中央十分关怀黄敬的病情，决定让他来延安治疗、休养。组织上指派晋冀鲁豫党校医生孙庆华率警卫、医护人员护送。一九四五年初，他们自河南林县出发，一路上越过敌人重重封锁，历尽艰难险阻，于四月底到达延安。党中央为黄敬医病调养，专门搞了几间窑洞，设置了一个简便适用的“黄敬休养所”。中央卫生部部长傅连暲亲自过问医疗进展情况，确定医疗方案; 医生护士细心照料护理，警卫员专心陪伴护卫。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杨尚昆、杨得志、吕正操等都去探望、慰问，都盼望他尽早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他那经过革命锤炼的革命意志和对党的忠诚，对于医治他的病症，也起了促进作用。医生护士常常是在没有了办法的时候，就对他说： “是党中央、毛主席叫你吃药，叫你打针，叫你吃饭。”听到这样一说，他就能够顺从地吃药，伸出胳膊让打针，就能把饭吃下去。为了使他精神安定，医生还给他“布置” “生产任务”——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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