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慰农人物传,李慰农生平事迹,李慰农评价

Posted 2022-05-06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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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慰农人物传,李慰农生平事迹,李慰农评价

李慰农于赴法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山东省委负责人、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七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的领导者，同年七月被反动派逮捕杀害。

(一)

李慰农，原名李尔珍，又名李味农，化名锄斧、王伦。一八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安徽省巢县油坊郑村的一个雇农家庭。

油坊郑村座落在桴槎山东侧，只有十一户人家，四周池塘环绕，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但是，在帝国主义掠夺和清政府的统治下，这里也同各地农村一样，陷于贫困境地。

李慰农的祖籍江苏省句容县，迁安徽油坊郑村定居已久。祖父李春林地无一垅，房无一间，全靠帮工养家，中年亡故。父亲李树泉早年奔波于芜湖一带打短工谋生，后与邻村韦氏女完婚，生四子、二女，李慰农居长。

李慰农刚满两岁时，父母就把他送到外婆家寄养。稍长，因敏而好学，博得外婆全家喜爱。外公读过几年私塾，常常教他念书识字。

一九○四年，九岁的李慰农到十里外杨旺村韦树恒先生的门馆就读。

先生知道他家境贫寒，求学不易，就为他起了个“李尔珍”的学名，意思是要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李慰农没有辜负先生的希望，每日刻苦攻读。到快放年假的时候，他就成了杨旺村学馆的“学长”。

第二年春，李慰农转入山周村李福宜老先生的门馆，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一九○七年，安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那年夏天，革命党人、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和秋瑾女士共同秘密组织了“光复军”，准备在皖、浙两地同时起事。七月六日，徐锡麟在安徽省会安庆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散发《光复军告示》，并亲率安徽巡警学堂学生攻打军械局。不幸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被当局杀害。

这时，李慰农已考入设在拓皋镇的县立高等小学。徐锡麟被杀的消息传到拓皋后，这个小学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义愤填膺。一天，他们在街头举行了一个讲演大会，四乡来镇赶集的上千群众都聚集到台下听讲。当首先登台讲演的郑畅初先生说到反动当局杀害徐锡麟后又挖出心肝“祭奠”恩铭的情景，禁不住声泪俱下，语言哽塞，再也讲不下去时，李慰农悲愤地跳上讲台，朝着听众拱了拱手，然后大声说： “父老兄弟们!同胞们! 郑先生体力不支，请诸位听我讲几句。”他用激烈的言词抨击了祸国殃民的清政府，把徐锡麟比作文天祥而大加赞赏，还朗诵了徐锡麟的爱国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杀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千人之众的集会上慷慨陈词，使听者大为惊讶和振奋。“李尔珍”的名字从此传遍了拓皋镇。

一九○八年李慰农高小毕业，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在这里，他除努力完成各科功课外，还阅读了许多新书，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戊戍奏稿》、梁启超的《戊戍政变记》、谭嗣同的《仁学》和严复的《天演论》。这些书籍对他当时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李慰农结了婚。妻子姓邱，是大邱村一个纯朴、温顺的农家女儿，同当时封建礼教束缚下的许多中国妇女一样，连个名字都没有。李慰农认为此理不公。他对妻子说：“你应当同我一样，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你在娘家行辈是 ‘以’字，我的名字叫 ‘尔珍’，我俩同用一个‘珍’ 字，你就叫‘邱以珍’ 吧。”这件事虽小，但可以看出李慰农倡导男女平权的进步思想。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巢县时，李慰农非常兴奋。他和同学们高唱着“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的歌谣，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走上街头，宣讲革命，宣讲共和。

就在这一年，李慰农中学毕业了。他回到家乡油坊郑村担任小学教师，白天到学校给学生讲课，晚上回家教妻子识字、念书。

一九一三年夏天，传来了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校招生的消息。李慰农自小生长在农村，热爱农民，热爱农业，儿时外公教他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农家诗，一直记在心田。此时，他毅然决定去芜湖投考农校，并将自己“李尔珍”的名字改为李慰农。

李慰农入省立第二甲种农校后，勤奋学习各门功课。第二年春天，他随同学由芜湖乘江轮往采石矶春游。望着雄伟东流的江水，李慰农感到襟怀为之大开，遂吟成一首言志诗：

浩浩长江天际流，

风吹乐奏送行舟。

问谁敢击中流楫?

舍却吾侪孰与俦!

一九一八年，李慰农在第二甲种农校毕业。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校方聘为管理员。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慰农在进步校长王谒儒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芜湖地区的反帝爱国斗争。暑假期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著名的北方学界领袖马骏和韩致祥来到芜湖。李慰农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一起交流了开展学生运动的经验。在马骏等的协助下，李慰农多方奔走，成立了芜湖各界联合会，领导工、商、学界举行罢市、罢课。

这时候，江西宜丰农民为反抗地主劣绅的残酷压榨，举行了著名的“芳溪暴动”。李慰农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和关心，参加了声援活动。事后，他写了一份有关“芳溪暴动”的文稿，详细记述了这次农民暴动的始末。这件事，使他加深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不久，李慰农返回巢县家乡，担任小学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了对学生进行五四爱国主义教育，他用“三字经”的形式，编写了一份新教材，内容有：

卖国贼，曹陆章①，

定密约，卖鲁矿，

关青岛，济潍张，

媚日本，国权丧，

君思想，更感伤。

愿同胞，细思量，

头可断，忠不让。

这篇只有二百余字的“新三字经”，启迪了少年儿童的爱国思想，使人经久不忘，油坊郑村一带的高龄老人至今仍能琅琅背诵。

一九一九年秋，华法教育会在省会安庆招考赴法勤工俭学生。李慰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报名应考，并以安徽全省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他说服了父母妻子，很快赶到上海，准备出国。

(二)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李慰农一行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离开上海黄埔码头，经过三十五昼夜的航行抵马赛港后，又乘车向北，于一九二○年二月二日晚到达巴黎。

巴黎这座世界名城，既是巴黎公社的故乡、革命者向往的地方，也是资产阶级享乐的天堂。李慰农来到这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历历在目。

经过多方奔走，李慰农总算在一家制造鞋刷子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的机会。他十分珍惜这个工资微薄的工作，衣食住行无不从简。一天的紧张劳作之后，他抓紧时间补习法语，靠自己的勤奋学习，很快就能阅读法文版的《人道报》和其它介绍革命理论的小册子。他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极为敬仰。为了能直接阅读和研究马列的原著，他又潜心自修了德语和俄语。

一九二○年的七月五日，以先来法国勤工俭学的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等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为主组织的工学励进会，在巴黎南郊蒙达尼公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为期五天的学术谈话会。李慰农以外省工学励进会会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李慰农参加了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领导的要求“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抗议驻法公使陈箓等侵吞国内一些团体募捐的资助勤工俭学款项的“二·二八”运动①。这次运动迫使陈箓不得不答应“借款维持”勤工俭学生的生活。

六月十四日，在离巴黎不过百里之遥的避暑胜地——枫丹白露的旅馆、饭店、学校和马路上，出现了一份由王若飞、李慰农、张增益等二十三人签名的传单，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派来一个代表团，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的事件②。传单说，他们名义上说是借款“救灾”，其实是购买军火打内战。

丑闻一经揭露，立刻在勤工俭学生和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六月三十日和八月十三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及旅法各界侨胞，在巴黎著名的哲人大厅两次召开拒款大会，表示强烈抗议。在一片反对声浪中，愤怒的群众痛打了公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被迫宣布暂缓贷款。拒款斗争的胜利，粉碎了中法两国政府的阴谋，这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斗争史上的一曲胜利凯歌。

一九二一年，可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波澜突起的一年。还在拒款斗争之前的五月二十日，王若飞、邓小平、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二百四十三名勤工俭学生，就联名写信给陈箓和国内的蔡元培，要求将筹办中的里昂中法大学改办为半工半读的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问题。但是，这一正当要求却久久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到了九月中旬，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办的中法大学，却被校长吴稚晖玩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手法，暗地另从国内招来一批军阀、官僚和有钱人家的子弟，准备悄悄入学。这一倒行逆施，引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怒。在蔡和森、周恩来和李慰农等人的奔走呼号下，九月十七日，二百多名各地勤工俭学生组成联合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誓死争取里昂大学的决议。

当得知吴稚晖悄悄从国内招来的那帮富豪子弟预计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达马赛、二十五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时，联合会立即组织了两批“先发队”共一百二十五人，在蔡和森、陈毅和王若飞、赵世炎、李立三等率领下，于二十一日晨四时四十二分和七时先后到达里昂，准备抢先进入中法大学。但是，由于吴稚晖、陈箓和法国当局对事态发展早就作了布置，致使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先发队员全部被法国警察拘捕，囚禁于芒特吕克炮台的一个兵营中。

李慰农没有参加先发队，留在巴黎和向警予等人一起负责宣传联络工作。先发队员被拘禁后，他们赶印传单，在巴黎各处散发。李慰农在街头演说，控诉北洋卖国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种种迫害，赢得了广大法国工人和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不少法国进步报刊报道了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有的还加印“号外”，给予有力地声援。

争夺里昂大学的斗争僵持到十月十三日。法国当局在陈箓和吴稚晖等的唆使、默许下，悍然武装驱逐被囚的先发队。蔡和森、陈毅等一百零四人被遣送回国。

事后，以四川留法同学会为首，发起为被遣送回国学友的募捐活动。李慰农以省吃俭用节约下的法朗慷慨相赠，是捐款数目最多的同学之一①。

通过上述三次斗争，使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时刻来到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旅法、旅德、旅比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余立亚、陈乔年、袁庆云、博钟、李慰农、王灵汉，肖朴生、肖子璋、汪泽楷、郑超麟、尹宽和任卓宣等十八人，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召开了旅欧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团组织定名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三年秋冬间，中共旅欧支部成立，李慰农被批准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旅欧支部设立在巴黎南部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十七号。李慰农经常来这里与陈延年、周恩来等讨论问题，并请他们帮助修改他给团的机关刊物《少年》撰写的文章①。李慰农在这些文章中，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反动思潮，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与此同时，李慰农还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在华工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华工们摆脱行会和帮口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统一组织——华工总会，出版了《工人旬报》和《新工人》等刊物。华工领袖袁子贞和马志远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些活动锻炼和提高了李慰农的组织才能，为他以后回国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提供了不少经验。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李慰农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 “共产主义是一种极精辟的科学，不是容易懂得的。我们既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应当将这种主义的根本观念弄清楚，方略弄明了，制度弄熟悉，最重要的是根本观念——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然后才能固定他的思想，保持他的行动，虽然万苦千辛，不致中途变节。”②

李慰农根据自己的这种认识，不仅大量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虽然他这时对某些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难免有些幼稚，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却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 “并不是说共产社会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后才可能产生的，否则俄国革命并不应成功。”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革命正轨也只有共产主义这条路”。“因为他是不背社会进化，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除此之外，不是错误，便是梦想”。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李慰农认为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指出：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外“就是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由于封建军阀横行，闹得“鸡犬不宁，生灵涂炭”，对内就是“打倒军阀”。李慰农还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独立国家”里，在进行“共产革命之先，还有扶助民主革命的必要，因为他是政治上比较进步的革命，可以号召全国人民，可以合力打倒军阀，可以合力图谋独立。”

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李慰农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说，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十分占多数，[但]他们的力量是最容易集中的，是可以直接与有产阶级交锋的，所以他们是共产革命的先锋军。” “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最大多数”，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还把农民分成不同的阶层，提出要把农工、佃户和贫农都组织在农会之中。因为“农会是无产农民的保护机关与团结的基础，可以把农民引入政治斗争，可以用它来抵抗地主的剥削与官僚的压迫。”①

李慰农的这些认识，在当时的旅法共产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周恩来等的高度评价和支持②。特别是由于他对农民问题有较多的研究和深刻的论述，曾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农民博士”①。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李慰农和一些同志，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由周恩来从巴黎护送到柏林，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在这里学习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十三期的同志，共一百二十三人，分为二十二个小组，李慰农担任第一组组长②，并取名厄尔曼。

李慰农到东方大学后，克服俄文基础差的重重困难，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必修课程，他的成绩都得了优秀。课余，他还多次精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恩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写下了一本本学习笔记。

当时苏联由于国内战争，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生活用品和食物极端短缺。东方大学的学员们，吃的是掺了糠菜的黑面包，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欧洲工人们捐赠的。为了御寒，晚上大家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睡。李慰农的学习成绩，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取得的。

国共合作后，国内革命斗争需要大批干部，一九二五年，李慰农奉党的指示，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

(三)

李慰农回国后，党中央派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山东工作。一九二五年春节，他由上海乘火车北上济南。列车通过安徽地境，窗外不时传来人们欢渡新春佳节的鞭炮声，李慰农不由得想起阔别五载的父母妻子。海外求学期间，他曾写过三十六封家书，倾吐他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情怀。如今已经到了家门口，他多么想回去看望他们一眼呀。但他肩负重任，不能中途下车与亲人团聚，只好凭窗远眺，并反复吟诵南社诗人马君武的名句： “生儿奉祖国，岂为家室谋? ”藉以自慰。

李慰农到济南，很快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了关系。他向省委机关的同志们传达了刚刚闭幕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还向大家介绍了苏联工人阶级为执行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而英勇奋斗的情况，使同志们深受鼓舞①。接着，李慰农同山东省委的同志们一起，为贯彻党的“四大”决议，进一步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而努力工作。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亲日派军阀张宗昌进入山东，整天忙于争夺地盘，一时无力顾及对工农运动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加强对青岛工人运动的领导，于四月派李慰农去青岛，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

李慰农到青岛后，在党的地下交通员陪同下，见到了市委书记邓恩铭。邓恩铭热情地欢迎李慰农，并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一九二三年以来青岛市党的组织建设、工人运动、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情况。李慰农对邓恩铭和市委前一段的工作，特别是对团结知识分子和争取新闻界的工作，深为赞佩，并表示要马上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青岛的工业中心在四方、沧口一带。李慰农按照市委的决定，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的身份，化名王伦，前往四方工业区。他平易近人，温和谦恭，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每逢下班，大家都往他的屋子跑，听他讲述革命道理;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也愿意向他倾谈。几天功夫，他就成了工人们的知心朋友。

在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李慰农分别召开了四方机厂、水道局和大康、内外棉、隆兴等日本纱厂的党团员、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听取大家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不久，在四方机厂西公司的工人宿舍里，建立了四方村党支部，李慰农任支部书记。他重视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每次听取各厂工运活动的汇报时，总要询问积极分子的培养情况。对于党支部确定的党员发展对象，他都要亲自审查、谈话，向其进行党的纲领、路线和纪律教育。大康纱厂的工人王中鹏①，就是在李慰农的培养教育下吸收入党的，后来在罢工斗争中成了领导骨干。

李慰农十分注意对工人的教育，曾亲自向有文化的先进工人推荐《向导》、《中国工人》和《中国青年》等刊物。为了提高工人的觉悟和文化水平，在他的倡导下，四方、沧口和阎家山等地办起了多处工人夜校;水道局工人同乐会也改成了工人俱乐部和夜校，组织没有文化的工人学文化、学政治，他自己也经常到夜校为工人讲课。有些工人对罢工能否胜利信心不足。他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深山里有一只猛兽，经常出来伤人。开始，人们心不齐，一见猛兽来了，只顾各自逃命，跑得慢的就被猛兽叼去了。后来，他们看到这样不行，便团结起来操起棍棒刀矛，进山同猛兽搏斗，终于把猛兽打死了①。讲到这里，他把话头一转，说： “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就好比这种猛兽。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将他们打倒。”这番话对工人很有启发，原先认为工人斗不过资本家、罢工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人也说： “日本资本家所以敢欺负我们，就因为我们心不齐，是 ‘属小猪的，提溜谁，谁叫唤。’ 今后照王先生的话做，厂主准得害怕我们。”

李慰农生活十分简朴。山东省委每月发给他十四元的生活补贴，他舍不得花，节省下一大半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他关心工人，工人们也关心他。因为他安徽口音很重，工人们怕他在外面吃饭不安全，就主动把饭菜送到他住的工棚里。晚上他出去给夜校上课，工人们也争着保护他。

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自领导胶济铁路“二八”大罢工后，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被迫离开青岛。邓恩铭走后，市委的领导重担，就落在了李慰农的身上。

(四)

当时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生活极端困苦。他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喝不到一点开水; 一天挣的一角钱工资，只能买五、六个窝窝头，别说养家，连自己也吃不饱。把头、监工还肆无忌惮地摧残工人，稍不顺他们的眼，或是出了次布，轻则罚款，重则鞭子抽、棍子打，不少工人因此得病，而生病十天不到厂就被开除; 童工、女工更为痛苦，干一样的活工资最低。为了争取工人自身的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各厂先后成立了工会。一天，大康纱厂秘密工会的会员名册被军警搜出交给了日本资本家，资本家就逮捕了三名工人代表，并开除了工会的发起人。青岛反动当局对日本人这种非法行为不但不加制止，反而为虎作伥，派遣军警封锁了工人住处。全厂工人面对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的残暴行为，奋起抵抗，提前停车收工，找日本厂主讲理，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气焰嚣张的日本资本家根本不理工人的要求，还扬言要武力镇压。

李慰农听了大康纱厂工人代表、共产党员司明章的汇报后，对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奉皖两系军阀仍在加紧争夺山东，无暇顾及工人运动; 日本资本家的野蛮暴行，已经从反面把工人动员起来了，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举行罢工。他说，罢工一开始就要针锋相对，不达胜利目的决不罢休①。

司明章按照李慰农的指示，立即返回工厂，动员工人，准备罢工。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大康纱厂工人吹响了青岛日本纱厂第一次大罢工的号角!罢工开始后，李慰农置身于工人中间，密切注视着日本资本家的动向。当天晚上，他就召开会议，研究和撰写《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并派人油印散发，争取社会各个阶层的同情和支援。李慰农还组织了厂罢工领导机关，分设秘书、交际、会计、庶务、组织、宣传、交通、纠察、讲演、捐款分配、军警接待等十一个部门。他对大家说： “一个厂的罢工胜败与否，关系到全市，影响到全国，不能有丝毫马虎。”

罢工领导机关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了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对工人一律平等等十六项要求。日本资本家不但拒不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而勾结青岛反动当局，调来大批警察和保安队包围了大康纱厂，强迫工人复工。接着，日本资本家又采取了断绝罢工工人伙食、封闭工人宿舍等恶毒手段，企图迫使工人屈服。但是，工人们毫不畏惧。他们在李慰农和罢工领导机关的领导下，虽然一天只能吃到六个铜板的食品，夜间露宿街头，仍然坚持罢工斗争。

日本资本家看到动硬的不行，又施展收买利诱、分化瓦解的伎俩。他们扬言： “凡在罢工期间内，照常上工者，每日加工资六成;在风潮开始后上工者，加赏工资八成; 风潮将息先上工者，永久增加工资四成”①。工人们看穿了日本资本家的阴谋诡计，没有人上他们的当。大家一个心眼，坚决跟他们斗，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为了扩大罢工声势，李慰农派纪子瑞等去联络各厂工人，支援大康纱厂的罢工斗争，实现同盟罢工。经过串连、动员，内外棉、隆兴两个纱厂发表了《誓为大康纱厂工人的后援》的宣言。四月二十三日 (农历四月初一) 、二十四日，这两个纱厂的工友们，在共产党员阎思栋的带领下，高唱“乙丑年，大家起义，同盟罢工，四月初一。工友们，同心协力，建设团体，不受鬼子气”的“同盟罢工歌”，宣布罢工。

接着，铃木丝厂和沧口的钟渊、富士等日本纱厂，也在共产党员王星五(后任青岛支联书记) 的领导下，相继举行罢工。短短六天时间，参加罢工的总数已达一万八千余人。

罢工一开始，李慰农即派四方机厂党支部书记傅书堂，去拜访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吁请社会舆论支持罢工斗争。胡信之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邓恩铭的帮助下，过去就为宣传国共合作和反帝斗争做过不少工作。他听了傅书堂的反映后，当即表示要站在中国工人一边，运用报纸这块阵地，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在胡信之的主持下，《公民报》专门在第一版开辟《工潮专载》栏，连续报道工人罢工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持。《公民报》也因此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广泛重视，销量大增，由原来的每天只发行百余份，猛增到上万份。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声援。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发表了联合宣言; 全国铁路总工会也号召铁路工人“以实力相助”。

日本资本家怕罢工继续下去在经济上造成更大损失，要求青岛反动当局出兵镇压。四月二十五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也要北洋军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扑灭”青岛罢工风潮①。但是，全市工人在市委和李慰农的领导以及全国工人的声援下，紧紧抱成一团，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反动当局怕事态扩大，再不敢轻易采取武力镇压手段，罢工继续坚持着。日本资本家见镇压不能，自己的损失越来越大，只好在罢工的第二十二天，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改善工人待遇”、“抚恤受伤工人”等九项复工条件。至此，大康、内外棉、隆兴等日本纱厂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为了进一步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广大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勇气，李慰农通过大康、内外棉和隆兴三个厂的工会，于五月十日下午在四方召开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会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对青岛日本纱厂第一次大罢工评论说： “这次青岛工运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罢工，给日本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①

(五)

五月中旬，刘少奇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之后，由青岛出席会议的代表傅书堂和伦克忠陪同，前来青岛视察工运工作。李慰农详细地向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建党、工运和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等情况。刘少奇对于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青岛工人，表示十分关怀。他说：青岛的工人阶级经受两代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生活格外苦，应该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这样才有伟大的力量②。对于党和工会的工作，刘少奇也作了指示：党的活动要严些，必须把工会工作抓起来。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工会要把全体工人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动，大家一起动;停，大家一齐停，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办作斗争①。他还对李慰农等说：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好。这次纱厂罢工虽然取得胜利，但你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面前的帝国主义是只恶狼，反动军阀是条疯狗。我看纱厂很可能发生第二次罢工②!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李慰农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对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作了认真的总结。大家认为：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的胜利是暂时的，日本资本家决不会甘心失败。因为第一次罢工斗争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日本厂主在经济上损失极重，他们才被迫承认工人提出的某些条件。但这不过是他们的“缓兵之计”，是为了赢得时间，伺机向工人进行报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③。

事实证明这个估计完全正确。工人们复工以后，日本厂主不但不履行复工条件，反而制造种种借口向工人挑衅，并用收买拉拢等手段对付工人。对于领导大罢工的工会组织，日本厂主则十分仇视，极力造谣诬蔑。更有甚者，他们竟用手枪打伤数名工人，勾结军阀扣押了工会办事人员，还开除了工人代表五十余人。

日本资本家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全力支持工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各厂的工会组织不但没有被日本资本家压垮，反而更加强大和巩固了。李慰农在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同时，预感到更大的风暴将要来临。日本资本家用经济和政治两种手段都没有能够使工人屈服，下一步很可能用武力镇压。因为亲日派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已经站稳了脚跟，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借用他的手，来对纱厂罢工工人进行屠杀。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慰农所料。五月二十五日，青岛反动当局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决定先解散大康等三个纱厂的工会。李慰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工会文件一律收藏好，停止办公一日，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到工会的命令，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厂同时停车不出厂，直至牌子归还为止。

当天下午，青岛市警察厅厅长陈韬亲率大批军警包围了大康纱厂，摘去工会牌子; 各纱厂的日本资本家也不断向工人开枪示威。这时，工人们忍无可忍。

大康等三个纱厂的工人，按照李慰农的指示，在陈韬摘去工会牌子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停车罢工，抗议日本厂主勾结警察厅镇压工人的罪行。当陈韬窜到车间向工人“训话”时，工人异口同声地对其进行斥责： “你陈韬是不是中国人?” “你得了日本人多少钱，跑来压迫我们? ! ” “工会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摘工会牌子就是要我们的命! ” “不还工会牌子决不开工! ”陈韬无论讲什么，工人们一概不听，坚决要求归还工会牌子。这个警察厅长被工人们围在厂里，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下令归还了工会牌子，才让他溜走了。

第二次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大为惊慌。五月二十七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约见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请求“急派在济南之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军队”，去青岛“保护” 日本纱厂。同时又威胁说： “如果中国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手段，实属势所当然①。五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由旅顺口派出“樱”、“桦”两艘驱逐舰到达青岛;另由佐世保派“管内”、“点呼”两艘巡洋舰及“龙田”军舰，装载军需品及陆战队二百人，整装待发，准备随时开往青岛进行屠杀②。卖国贼张宗昌也急忙给胶澳督办温树德 (青岛市长) 下达命令： “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③。五月二十九日拂晓，温树德调动军警和骑兵三千多人，包围了四方三个纱厂厂区和工人住处，封锁了交通要道。接着，便强行封闭三个纱厂的工会，勒令工人出厂。英勇顽强的工人手持铁棍，与反动军警展并了搏斗。此时，包围内外棉、隆兴纱厂的海军陆战队，接到了温树德口授的“打死人不要紧”③的命令，便对工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 日本人也躲在楼上，向人群开了枪，鲜血染红了工厂门前的草坪。在这次屠杀中，有八人牺牲，十七人受重伤，七十五人被捕，三千余人被押解回原籍;被日本人暗杀的和不知下落的不计其数④。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五二九”青岛惨案。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第二次罢工斗争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为了积蓄力量，以利再战，李慰农和罢工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忍痛复工。

(六)

青岛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英、日等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这两大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无比仇恨，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李慰农及时给刘少奇写信，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汇报了青岛惨案发生的情况。针对有些人在惨案发生后一时出现的消沉情绪，他指出：敌人对我们工人的镇压和屠杀，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而是一种虚弱的表现。鼓励大家的斗争勇气。在实际工作中，他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他的领导下，青岛市成立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并以四方机厂工人积极分子为主，组成募捐宣传队，分赴青岛各区和胶县、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地宣传，揭露惨案真象，控诉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这些宣传活动提高了工人、学生和农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各界群众的团结，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援。贫苦农民听了宣传后，纷纷挥泪捐款捐粮，援助受难的工人兄弟。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罗荣桓等，发动学生义演募捐，劝销戏票，收入一千二百多银元，全部接济了死难工人家属。罗荣桓还受学生自治会派遣，赴上海报告青岛惨案经过，得到上海工人、市民的大力支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汇来捐款二千二百元，救济失业工人。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的声援和救助，对正处在困难之中的青岛日本纱厂工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李慰农的鼓励和帮助下，胡信之主持的青岛《公民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全市和全国人民支援罢工工人和罢工工人同日本资本家顽强斗争的消息。在罢工受挫、白色恐怖笼罩青岛的时刻，《公民报》竟冒最大风险，连载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鼓舞工人斗志，起了重大的作用。为此，胡信之曾多次受到当局“警告”，他却毫不在乎地说：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之后，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李慰农又领导青岛工人，从六月五日起，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了新的斗争。六月五日那天，四方机厂的一千七百多名工人，沿着青岛市各主要街道，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冲破军警的阻拦，冲向青岛警察厅和胶澳督办公署，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沿途围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等都深受感动，纷纷自动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帝决心。八日，青岛地委发起成立上海事件后援会，并发表了四项决议①。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为实现四项决议举行了罢课示威。十日，举行青岛市民大会。十一日，全市七千多名学生再次示威游行。十六日，全市各界三万多人召开雪耻大会，强烈要求胶澳督办公署对日、英严正交涉，立即释放被捕工人; 并号召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英货物。青岛职业学校的学生还编排了《五卅血》等话剧在街头演出。十七日，青岛总商会召开各界联合会，工人、学生代表在会上提出“对日经济绝交”的严正声明。这个声明遭到同日本纱厂资本家在经济上有联系的青岛纱布商业资本家的反对，他们提出经济绝交“只对英不对日”的荒谬主张。工人、学生代表根据李慰农预先的指示，严正驳斥了这一奇谈怪论。争论一直继续到深夜十二点，这些商业资本家才被迫接受了对日经济绝交的主张。六月三十日，青岛各界三十余个团体一万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青沪汉粤各处死难烈士大会。上述这些斗争的胜利开展，充分显示了李慰农的组织才能。

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给日、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本资本家施展种种诡计，对青岛市各界联合会进行分化瓦解。他们利用联合会内部的资产阶级亲日派代表人物进行捣乱破坏，并派青岛警察厅督察长以“政界代表”身份打入联合会，妄想加以操纵。为了有利于斗争，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研究决定：我党立即退出该会，由李慰农和傅书堂等另行筹备青岛市各界外交促进会。青岛市各界外交促进会成立后，团结了广大群众，但规定“不准买办资产阶级参加”。从此，原来的“联合会”成了空架子，失去了作用。与此同时，李慰农等又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和各纱厂工会为基础，联合另外一些工厂的工会，成立了青岛市总工会。这个组织的建立，使青岛各方面的反帝爱国力量都汇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向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势力猛烈冲去。

(七)

青岛惨案发生后，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对工人的剥削、压迫更为残暴。他们规定，在厂内不准两人偶语，上厕所必须有人跟随，取消每天工间的三十分钟吃饭时间，还经常无故打骂、开除工人，造成工人大批失业，生活无着。经过两次罢工斗争锻炼的青岛工人，怎能忍受外国资本家这种欺压和凌辱?他们“虽明知刀镬在前，但除此实无求生之路，只有拚命作一最后的斗争①” 。青岛地委和李慰农决定，组织发动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第三次罢工。七月二十三日大康纱厂罢工开始后，李慰农又派人联络内外棉、隆兴两个纱厂。这两个厂的工人于二十四日奋起响应，并发表联合宣言，提出如下十条复工要求：一，承认工会为代表工人的机关;二，厚恤死伤者家庭，死者每人三十万元，重伤者一万元，轻伤者五千元;三，恢复一切失业工人的工作;四，增加工资，日工加薪百分之二十，包工每人加薪百分之二十五;五，实行上次罢工所承认的条件;六，休工工资照发;七，罢工工资照发;八，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及工人;九，房费一律免收;十，承认条件须由厂主、工会及证人签字盖章。

日本纱厂工人第三次罢工刚刚兴起，李慰农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宗昌要到青岛来的消息。他认为：张宗昌此时来青，决非游山玩水，很可能要对青岛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于是，他立即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和工会，要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七月二十五日，张宗昌窜到青岛。当天晚上，日本驻青领事、日本纱厂资本家和青岛买办资本家等，花了六千元(当时每袋面粉价为一元九角) ，在东莱银行客厅盛宴张宗昌，并以三十万元巨款作为张宗昌镇压青岛工潮和杀害李慰农的“订金”。胡信之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七月二十六日的青岛《公民报》上予以揭露，搞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狼狈不堪。敌人恼羞成怒，扬言要立即逮捕胡信之。胡信之毫不畏惧，又在《公民报》上发表了《胡信之紧要声明》，略谓;“鄙人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家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死，在鄙人死得其所。然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不得其死，彼又安得其生。此后如衅自彼开，或阴谋暗算，鄙人亦唯有与之周旋而已，幸各界其垂察之”。这份声明表达了我党这位朋友“不为势强”、“不为利诱”，誓与青岛工人团结战斗的决心。

张宗昌接受了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的收买，当即指使爪牙派出大批军警和保安队，对罢工工人进行严密的监视，使工人们失去行动的自由。

事态危急。李慰农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在小鲍岛秘密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部署应付事变的对策。会议进行中，傅书堂发现敌警活动异常，劝李慰农要小心提防。李慰农说： “不用考虑我，目前刻不容缓的是大家都要警惕起来，保卫工会! ”就在这天夜晚，便衣军警已将下四方村河西岸一带严密包围，并挨门逐户搜查。李慰农在会议结束返回住处的途中，看到了这一紧急情况，判断敌人是为抓他而来的。当时，敌人并没有发现他，如果要躲避，还完全来得及。但是，他想到家中还有党的一些机密文件没有处理，便冒着生命危险赶回住处，用桌子将门顶紧，然后把所有的文件点火烧掉。当反动军警拥进他家时，地上只剩下一堆灰烬。李慰农被捕了。

七月二十七日，张宗昌又命令他的后防司令任钖吾，率领大批军队和保安队包围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封闭了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济铁路沪青惨案后援会和青岛市总工会，捣毁了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 并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的除李慰农外，还有胡信之、赵石恪等三十八人。

李慰农被捕的当天深夜，被敌人押往泰安路军法处办公大楼审讯。敌军法处长袁致和开头就说：“你可知道，毁了日本人的买卖，张督办 (张宗昌) 是不答应的! ”又问李慰农到青岛的目的是什么? 李慰农斩钉截铁地回答： “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山东的咽喉。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袁致和以死来威胁李慰农，说： “看你长了几个脑袋! ”李慰农毫不示弱地说： “我只有头一颗，然而革命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袁致和要李慰农供出在青岛的“同党”。李慰农说：“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这时，敌人把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胡信之用大竹筐抬了进来，企图吓唬李慰农。李慰农走上前去，轻轻扶起胡信之的头，一边呼唤他的名字，一边用衣袖擦拭他那苍白脸上的血迹。胡信之睁开眼睛，认出是李慰农，就用双手紧紧抱住李慰农的胳膊。李慰农压抑不住心中怒火，转身向敌人喝道： “你们在胡先生身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 ”

敌人无计可施，就把李慰农拖到地下室，用浸透水的皮鞭轮番毒打，昏死过去，用凉水泼醒再打，最后连臀部的肌肉也打脱了。但是，这位身体消瘦、意志却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呼喊，没有流泪，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敌人害怕公开处决李慰农会引起新的罢工怒潮。于是便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将李慰农秘密押赴刑场。李慰农是青岛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党的忠实朋友、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李慰农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的同志们，全体起立向李慰农默哀致敬，并决定宣传他的事迹。中共北方区委曾秘密召开追悼大会，表彰李慰农对革命的贡献。党的刊物上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革命战士集》中，也为李慰农立传，永示悼念。

注释

①曹陆张指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①《法国勤工俭学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1921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来法,声称代表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实则来法完成借款之秘密使命。由于法国大银行家之间分摊借款不均,发生激烈争吵。消息传出后,引起爱国华人之强烈反对。

①四川留法同学在法出版的《工学月刊》第2期,1922年5月。

①罗章龙: 《黄海帅旗李慰农》,原件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②转引自[日]森时彦: 《留法勤工俭学小史》。

①以上所引李慰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均见《共产主义研究会通讯》第2—3期。

②转引自 [日]森时彦: 《留法勤工俭学小史》。

①罗章龙: 《黄海帅旗李慰农》。

②聂荣臻的回忆,原件存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

①侯志: 《回忆李慰农同志》 (未刊稿),原件存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

①王中鹏即王云九,解放后曾任青岛市副市长。

①罗章龙: 《黄海帅旗李慰农》。

①丁菊畦回忆材料,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①1925年4月30日《民国日报》。

①参阅《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4期。

①《向导》第119期,1925年6月22日。

②傅书堂、丁菊畦等的回忆材料,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①②③傅书堂、丁菊畦等的回忆材料,存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①②1925年5月29日《申报》。

③④《山东省志资料》1962年第2期。

①四项决议是:(一)誓死援助上海工商学界; (二)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 (三)为促进同胞的觉醒,召开国民大会; (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①《工人之路》第53期,19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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