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刘鼎人物传,刘鼎生平事迹,刘鼎评价

Posted 2022-05-05 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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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阚泽民、甘作明、戴良等。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党。曾留学德国、苏联。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延安摩托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队长，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华北企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

青少年时代

刘鼎，1903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南溪县城一个小康之家。他的父亲阚舜臣由帮人经商，到独立做小本生意，逐渐积资，成为地主。母亲出身贫寒，持家勤俭，性情温善。刘鼎是阚家的独子，深得父母珍爱，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6岁时开始念私塾，在私馆里学一套，回家来父亲还要教一套。他的父亲善工书画，字写得很不错，悉心教导儿子，使小思俊也练出了一手好字，还能画出生动的梅兰菊竹。

然而，刘鼎的少年时代却不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祸患常常殃及到小小的南溪县城。为了免遭兵匪抢掠，一有事，城里的家家户户都要出人参加守城，出不来人的就要罚款，县官们乘机勒索民财，中饱私囊。阚家只有思俊这一个男孩，父亲身体不支或外出时，就要由他参加守城，他虽然才10岁左右，但长得细高，勇敢机灵，也能象大人一样把守一个城垛，有时一连坚持几昼夜。

他十二三岁在县立高小念书时，学校里曾驻扎过一支军队，这就是朱德率领的云南护国军一部。每天，朱德的部队在学校操场操练，他就和同学们在一旁观看，有时还跟在队伍后边学走步。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不骚扰百姓，在讨袁战争中屡建奇功，声名赫赫，因此，朱德就成了他幼小心灵中敬慕的“大英雄”。他希望自己也能投身行伍，报效国家。小学毕业时曾偷着跑到成都去报考军校，因为年龄小未被录取。

对少年刘鼎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人是孙炳文。孙也是南溪人，求学于京师大学堂(后改名北京大学)，参加过同盟会等革命活动，因反袁世凯斗争受挫，回川以教书为业，1918年成为朱德旅部的咨谋。他常回南溪，家乡的学生们都把他看作是有大学问、干大事的人，纷纷接近他。刘鼎曾找他辅导功课，并喜欢听他讲外面反清反袁斗争的事，从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

1917年初，刘鼎刚满13岁，考上了江安县的省立第三中学。还没等去上学，家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父亲无辜受害，被当政县官关进监狱。母亲十分焦急，到处借钱想把父亲赎出来，可是钱一时凑不够。他每天去监狱给父亲送饭，还要另外给看监狱的人带好饭、送银元，以减少对父亲的虐待。想到县官随便抓人、勒索民财时，他十分气愤，决心向上打官司。于是，他只身跑到100多里外的泸州，找驻扎在那里的朱德司令部去告状。结果官司打赢了，父亲被释放回家，他这才放心地到离南溪60里的江安省立第三中学去念书。

江安三中是所新式中学。当时四川省只有四所这样的省立中学，课程设置和教材教法都比较先进。校长秦镜淮是从上海南洋中学来的，懂英文，羡慕英美工商业，主张实业救国，同时也因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思想比较开明。刘鼎从校长那里知道西方国家工业发达，科技先进，认为中国贫弱的一个原因就是重文轻工，实业落后，因此非常注重数、理、化的学习，希望自己将来能以掌握科学技术报效国家。刘鼎还从校长那里看到《新青年》、《劳动》等书刊，被新思想所吸引，萌发了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劳工神圣等进步观念。刘鼎学习好，思想活跃，精明强干，得到同学们的信服，被选为学生会理事(主席) 。为了实践“劳工神圣”的口号，他组织同学们义务劳动，帮厨，挑水，扫院子，到江边拾卵石运回学校铺路。他和同学们一起谈理想，谈未来，有的说长大要当将军，有的要当作家，有的要当医生，他则表示要当工人。有的同学觉得他这想法没出息，常取笑叫他“阚工人”，他总痛快地应承。他从“劳动创造了世界”的道理中，认识到劳动人民是伟大的，相信劳动人民能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到四川，也波及到江安。刘鼎和他的好友郭伯和等也行动起来，领导同学们上街游行，讲演，宣传拒签和约，毋忘国耻，反对汉奸，抵制日货。许多市民响应学生的爱国号召，一些店铺把日货拿出来交学生们销毁。可是，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却引起了几个顽固守旧教员的极度反感。他们煽动一些教员以罢教来要挟校长惩处爱国学生。校长秦镜淮虽然同情学生的爱国行为，但为了平息事态，只好表面上宣布“开除”刘鼎 (当时名阚尊民) 、郭伯和等八个学生，暗中给他们八人办了转学手续，介绍到叙府联合县立中学。

叙府(今宜宾)是地区首府，但较之江安闭塞，叙府联中教学质量也不如江安省立三中。刘鼎等八个同学在原校三年级念了半年，转到新校后插进四年级，各科成绩还在前列，很快在新同学中赢得好感。联中的校长思想落后，教员守旧的多，教学内容也陈旧，甚至认为白话文不是国文，反对用白话文写作。刘鼎等对顽固教员的课常以交白卷来抵制。有一次，法制课考试，因为教员平时讲的尽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观点，刘鼎就交了白卷。校长知道后，把他叫到办公室去，拿出板子就要打，刘鼎高喊： “反对体罚! ” “人人平等! ”门外和窗外的同学们也跟着高喊起来，校长不知所措，刘鼎趁机溜掉，以后也不了了之。

不久，刘鼎结识了比他低一年级的李硕勋、阳翰笙等.同学。他把《新青年》等书刊拿给他们在同学中传看，并宣传外界五四学生运动情况，使叙府联中原来沉闷的空气活跃起来。后来，李硕勋、阳翰笙等进步学生带头建立了学生会组织，还走上社会开展爱国宣传，成为宜宾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这时刘鼎已面临高中毕业，准备到上海去求学于理工科著称的南洋大学 (今上海交通大学) 。但是，他的父亲不赞成他去上海念书，拒不提供经费。没有办法，他只好把带在身边的一台照相机卖了。这是父亲当作宝物传给他的，他曾从这台照相机身上发生了对现代机械的兴趣，但为了求得更高深的科技知识，只好忍痛割爱了。

1920年6月，刘鼎带着卖照相机的80元钱和慈母悄悄塞给他的20元钱，告别了故乡和亲人，走出了蜀天川地，顺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去寻找新的世界、新的人生。

苦读与抉择

刘鼎在上海没有考上他殷殷向往的南洋大学。他在失望中偶然从报纸上发现一则招生启事：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补招四名新生。他匆匆赶到杭州应试。在报考的20多人中，他考了第二名，被录取了。

浙江省立高工创办才只有一年时间。第一年招了一个班，20多人; 刘鼎上的第二班，也只有20多名学生。学校教员绝大多数是由美国、英国和日本留学回来的。学校各项设施完备，有仪器全新的物理、化学试验室，有供学生实习用的锻工、铸工车间，还有装备了各种机械的技工房。对于一个学习机械工业的学生来说，这里的一切条件都够好了。但是，刘鼎还来不及领略这些，就陷入了困境：他的外语水平较低，可是这所学校除了国文外，理、化、工各科老师上课全用英语讲话，教材也全是英美出版的英文书，他听不懂也看不懂; 作业和各种实验报告还要求用英文写，更难为他。可是他没有气馁，决心闯过外语关。他起早贪黑抓紧学习，把别人用于休息娱乐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他逐渐适应了用外语的教学，各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也跟上了。

刘鼎一连苦学了三年，连寒暑假都留在杭州。放假期间，学校不让住校，他和另一位四川同学就到西湖的灵隐寺去，寄宿在一位四川的出家和尚那里。他利用假期补习功课，还要到工厂或饭店打短工，挣出坚持学习的费用。生活虽然清苦，但他为能游弋在科学知识之海而感到充实、兴奋。他后来回忆说，在浙江省立高工共学了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电磁学、电机学、机械原理、锻造学、铸造学、机械工艺、制图、技工实习等17门课，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这些学习，部分地实现了他的夙愿。他虽然没有直接成为工程师或工业家，但使他在投身革命之后，能把这些知识和本事用于革命事业①。

他在杭州学习的三年，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春潮初涌的年代。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922至1923年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革命的春雷呼唤着这个曾在五四运动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不安于埋头读书了。他开始利用假期往上海跑。在那里，他和中学时期的好友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人都联系上了。他们在一起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题，讨论正在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关注正在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和正在酝酿着的国共合作。1923年暑期后，虽然只差一年就可以从浙江省立高工毕业了，但他已无心回校继续念下去。他觉得现在还不是谋得一个工程师的职位去从事发展工业的时候; 国家还在四分五裂，整个社会还需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他要在时代大潮里搏击，要寻找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

他滞留在上海。这时，上海大学已由筹备到正式开学。这是国共两党合力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一批志在改造中国的青年汇聚在这里，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成了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上大这时设在地界校为偏僻的青云路上，有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刘鼎虽不是上大学生，但也跟四川同学混住在这里，并经常参加上大进步学生的活动。不久，他由郭伯和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这里，刘鼎和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建立了通讯联系，也见到了蔡和森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人，从中了解到中国学生在法国半工半读的情况，很是向往。他打定主意到法国去。这时，和朱德一起去德国留学的孙炳文回国来探亲，他请求孙炳文重返欧洲时带他同行，孙欣然答应。

1924年春，刘鼎跟着前辈革命者孙炳文，踏上了到欧洲去的漫长旅程。他们由东北满洲里出境，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前往柏林。

在德国、苏联的革命洗礼

在去德国的途中，刘鼎随孙炳文在莫斯科停下，住了一个多月。他们住在东方大学中国学生宿舍。东大的中共学生支部找他们谈话，这时刘鼎才知道孙炳文这次出国还“受命向国外同志传达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①。他们被临时编到东大学生支部里，跟着旁听学习，参加活动。他在这里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作为政治课本的《共产主义ABC》，还学会了唱《国际歌》、《青年团之歌》。他见到了刚由国内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李大钊，还有一次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礼堂听了斯大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

在莫斯科的一个多月里，刘鼎看到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里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被统治者的屈辱贫寒，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爱和温融，连空气都是清新自由的，“从那时起，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中国一定要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社会主义道路”①。

到柏林后，刘鼎接受孙炳文的意见，改变了去法国的打算，到中共旅德支部报了到。孙炳文先向党内传达了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旅德支部讨论了在旅德两党党员中实现合作的问题，决定对已经涣散了的国民党旅德支部进行改组。根据孙的安排，刘鼎在有国共两党党员参加的大会上，出面报告国民党一大的精神和国民党在国内的发展情况，提出在旅德人员中也要实行国共合作，发展国民党。会上，国民党右派出来反对合作，孙炳文等即以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身分站出来表示拥护合作，驳斥了右派的谬论，从而鼓舞了左派，争取和团结了中间派，使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会上通过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刘鼎被选为支部书记，朱德虽然没有到会，仍被选为组织主任②。

会后，刘鼎随孙炳文到大学城格廷根会见了朱德，并在离朱德寄宿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住处。此后，他经常去朱德那里开会，学习，研究工作。朱德当时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分，一般留德学生只知道他是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战功赫赫的滇军宿将，在他的影响下，纷纷加入国民党旅德支部，使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展很快。刘鼎在朱德和孙炳文的帮助指导下，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为在留德学生中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成绩。1924年12月，刘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了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到德国后，刘鼎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开始勤工俭学。他首先要过语言关，他在国内虽然学过德语，但远不够用。其次，要找到工作，这在当时经济萧条的德国也很不容易。他用半年时间自学德语，达到基本上能说会听和读讲义，然后就在格廷根大学选学工业方面的课程，哪个老师哪个课好，就到哪里听，学校不大限制，教授不管学生是不是在册的，乐意让听课的人多，谁提问题都解答。刘鼎以“打游击”的方式，学到了许多想学的东西。但是，他的学习始终为生活所困扰。他没有找到进工厂做工的机会，只好在一家中国饭馆里跑堂，每天只能挣到很少一点钱，还要节余一些帮助有困难的同志，所以生活十分窘迫，通常一餐就是一两片黑面包、一杯清茶，常常是在饥饿状态中工作、上课。有一段时间，由于中国饭馆停业，他一时找不到工做，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幸好一位中国同志给了他20马克，才渡过难关。这时，他在国内时产生的以为到了外国可以做工、学习两全其美的幻想都被粉碎了。“原来勤工俭学就连着饥寒交迫，就是在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磨练。这段历史不仅把我从学生变成了半学生、半工人，而且变成了失学的学生、失业的工人。我饱尝了私有制度下的残酷和求生存的艰辛。这时我对学生生活完全不留恋了，反对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的觉悟非常深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要求更迫切了”①。

刘鼎留德期间，在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些大的革命活动，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1925年3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噩耗传到柏林，中共旅德支部和国民党旅德支部决定举行大型追悼会和示威游行以志悼念。刘鼎连夜刻写纪念孙中山的宣传品，朱德也参加工作，还帮助推油印机油滚。悼念大会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有中国留学生、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几百人参加。会后人们抬着孙中山的遗像，撑着大幅挽联，由邓演达领队，沿着柏林主要街道缓缓行进，刘鼎等人以国民党旅德支部名义写的传单也一路散发，向德国人民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业绩，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德国群众自动加入游行队伍。这次活动在德国和欧洲都发生了影响，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和团结精神。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狂起来，在留德学生中的右派也挑起了一场争夺留学生总会办公室的斗争。中国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康德大街的一栋楼上，有七八间房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以及来往路过柏林的同志经常在这里活动，国民党右派和另立旗号的青年党学生，也在这里进进出出。本来，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各自开锁进门，自由出入。可是，右派学生一天突然把门锁换了，并贴出告示，宣布占领留学生总会。刘鼎等左派学生发现后，用斧头劈开门锁，又重新安上一把新锁，也贴出布告声明：留学生总会受国民党旅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会所。一天，刘鼎和朱德、孙炳文等正在里面装订刊物，一群右派学生突然闯进来，寻衅打架。朱德一看来者不善，迅速抓起一把椅子往地上一摔，随手操起两只椅子腿，大声喝令： “滚出去! 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那群右派学生一看是朱德，不敢妄动，灰溜溜地走开了①。此后，刘鼎干脆搬到总会办公室住，这里就成了中共旅德支部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活动中心。

是年6月，国内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中共旅德支部立即组织中国留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到德国各地进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宣传。针对英国通讯社路透社对五卅运动的诬蔑宣传，“旅德支部在朱德同志领导下，马上用留德学生会的名义，函致柏林各大报社，声明五卅运动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桎梏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是自卫的。次日柏林全体德国报纸都以最显著的地位登出，及时地打击了路透社的诬蔑。”②刘鼎在声援活动中，曾跟随朱德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占领中国驻德公使馆事件。那天，中国留学生到中国驻德公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在一个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的通电上签字，可是，这个北洋政府的驻德公使竟然躲了起来，拒不露面。被警察拦在公使馆外的中国留学生们群情激愤，忍无可忍，冲过警戒线涌进使馆大厅。刘鼎和大家从一楼搜到三楼，终于从一个大衣柜里把魏宸祖拖出来，迫使他在抗议通电上签了字。事后，魏宸祖向德国政府提出把闹事的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朱德和刘鼎都被列在驱逐名单上。不久，在一个大学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声援中国的集会上，柏林警察当局将朱德、房师亮、廖焕星和刘鼎等逮捕，关进柏林一座象古堡一样的监狱中，一人一间囚房。这是刘鼎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牢房，开始时怎么也睡不着，当想到是和朱德等同志在一起，就坦然了。由于德国共产党的积极营救，他们在监狱里呆了三天就被释放了。

那年夏天，刘鼎还跟朱德等一起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在柏林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红色前线”阅兵式和野营军训活动，受到德共领袖台尔曼的接见。他从中体会到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凝聚起来是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受到很大鼓舞。

是年秋，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局势需要，指示旅欧总支部调50名干部回国工作，刘鼎也在回国干部之列。由于从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各地归国的同志都要路经柏林、再转往莫斯科，刘鼎被暂时留下做接送工作，他打工的饭馆就成了陆续来柏林的同志的联络点和中转站。他在德共同志的帮助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同时也认识了许多党内同志。1926年初，他按照组织的要求，离开德国到莫斯科去。

在莫斯科，刘鼎和奉调回国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等同志都进入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和军事训练。之后，朱德等部分同志按原计划回国参加实际斗争，刘鼎和一些人被留在东方大学继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军事技术》、《游击战术》等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学习期间，刘鼎曾受中共旅莫支部委派，参加接待冯玉祥的国民军赴苏参观团的工作，陪同他们访问了一些苏俄的兵工厂。

1927年，刘鼎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担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边工作，边学习。在这里，他学到了航空发动机的理论和技术。一年后，又调回东方大学，和罗世文、赵毅敏等一起专修了几个月俄文，然后，担任了东大中国学生军事班的翻译兼政治常识课教员。他不仅很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和教学、辅导工作，还进一步学到了军事技术、工兵爆破、通信联络、兵器常识等军事知识。他还兼任中共东大总支委员和军事班支部书记，参加学校关于中国学生班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教学计划的实施，常反映中国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安排符合中国实际斗争需要的教学内容和军训内容。

1929年暑期军训结束后，刘鼎奉命回国，他早就盼望回国参加实际斗争，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不期归国途中，遇上中东路事件，他受阻于中苏边境的伯力，并受命留伯力参加远东中国游击队。游击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下辖四个连队。他任第一连政治指导员并兼整个游击队的武器教官。这段时间虽短，但他亦有不小的收获：一是懂得了如何带好兵、组织好连队生活，做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在讲授兵器知识同时，接触了多种武器，特别是各种型号的枪枝，几乎凡是在中国能见到的枪枝，他都对其构造、性能和使用方法做了研究和实习，并成为很出色的射手;三是在和刘伯承的密切接触中，在组织战术演习等军事训练中，他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有了深刻的了解; 四是接触了大量军事情报资料，全面了解了东北军的组织、装备、战斗力等情况，研究熟悉了黑龙江流域、满洲里地区、佳木斯地区、哈尔滨地区的地形。这些可以说又进一步充实了他在苏联几年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在伯力的最后日子，刘鼎还意外地听取了苏联元帅布柳赫尔 (即加仑将军) 为时两天关于中东路事件导致的苏中边地战争的总结报告，明确了苏军为什么与东北军交战，如何交战及结局，丰富了阅历。

中东路事件和平解决后，远东游击队奉命解散。刘鼎和一批同志即按组织决定秘密化装回国。

在特殊战线上的战斗

1929年年底，刘鼎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即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 任副科长，作为陈赓的副手，开始了特殊战线上的战斗。

他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为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全面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和一般社会情况。在当时的秘密状态下要完成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刘鼎带领几个同志冒着种种风险，克服重重困难，获得了关于上海的中外驻军情况、军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筑和市政设施、监狱、码头、银行、粮库等方面的情报资料。当时亟需搞到军用地图，但那是当局严格控制的东西，难以搞到。刘鼎跑了许多书店，终于在一家外国人开的书店里发现一种英文的上海详细地图，便买出了一大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刘鼎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汇成一大厚本送到中共中央军委，军委参谋长刘伯承非常满意。后来，立三左倾错误被制止，上海暴动没搞起来，但这套材料仍成为军委掌握上海情况的宝贵资料，直到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北京见到刘鼎时还说： “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真不简单。”

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会场设在英租界赫德路一幢四层的红楼，红楼伪装成医院，代表们在二三层“病房”住宿，在四层的会议厅开会。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多，开会时间长，中央特科全力以赴进行严密的警卫工作。刘鼎在红楼的后门处另租了一幢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预备通道; 如遇紧急情况，代表们可以从红楼楼上窗口跳到他的房顶上，经他的住房转移出去。刘鼎日夜警戒在那里，直到会议顺利结束。

刘鼎到中央特科不久，陈赓就把过去由他直接掌握的一个重要情报关系交给刘鼎，这个关系就是接受中共指示取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身分的杨登瀛(即鲍君甫) 。刘鼎与杨密切配合工作，一方面及时不断地从杨那里获取新的情报，一方面随同杨经常活动于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机关、特务组织和外国租界的工部局、巡捕房，多方侦探情况，同时也在包探、流氓、帮会中活动。二马路的一品香饭店是特务、包探、流氓经常活动交易的场所，杨登瀛在那里也有个据点。刘鼎为了工作需要，经常出入那里，接触各种关系，了解情报，掌握动态。他胆大心细，善于应酬，反映机敏，利用关系办了许多很难办的事。有个叫黄第洪的黄埔一期学生，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就想叛党投敌，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为其效劳，并告密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点。蒋介石交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办理，陈、徐又批给杨登瀛办。刘鼎从杨登瀛那里得到这个重要情况，一面嘱咐杨拖延时间，一面报告给陈赓转报中央。周恩来证实确有黄第洪其人约他在一个邮局里见面，指示特科迅速除掉了这个狡诈的叛徒，避免了一次危局。

1930年秋，有情报说，有个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到上海开会，在旅馆被捕后叛变，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中央特科为核实被捕者的真正身分以及叛变与否，派刘鼎扮成杨登瀛的“专家”到看守所去给那个人拍照，原来那个叛徒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竟认出了来拍照的是刘鼎，并大喊：“他是共产党，我认识他! ”刘鼎镇定而机智地搪塞过去，将情况带回来汇报，而那个叛徒仍被国民党枪决了。

为了工作，刘鼎不止一次深入龙潭虎穴。有一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成员关向应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同时被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为了营救关向应，使敌人无法判断他的身分和避免重大失密，亟需把被抄去的重要机密文件搞出来。这一事关重大的任务落到刘鼎身上。当时英巡捕房正为鉴别这一大批文件发愁，刘鼎就利用杨登瀛和英巡捕的关系，扮成杨为巡捕房请来的“专家”，到英巡捕房去“帮助”鉴别文件。他进入存放文件的房间，带上门，迅速地检查了被抄去的全部文件，根据来之前周恩来的指示，把其中最机密的手抄文件藏在身上，然后，手里故意拿着几份油印文件出来，对巡捕房的人说： “我带回去看看! ”回来后，他把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央，又让杨转告英巡捕：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一些学术研究资料①，就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以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判刑较轻。不久经中共组织营救，关向应被释放出来。

刘鼎在中央特科着重搜集政治情报，常接触社会上层政界人物。他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同杨度进行联系。杨度曾是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君主立宪知名人物，在军阀官僚政客中颇有影响，熟悉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幕和派系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逐渐转向进步，靠近中共。刘鼎从同他的联系中得到许多政治情报，并取得同国民党改组派以及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的联系，通过这些渠道及时了解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和一些国民党要人的活动。后来杨度经周恩来批准被发展为中共的秘密党员。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了解党内许多重要机密。他的叛变，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特科造成严重的威胁。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以大智大勇，采取果断措施，指挥应变行动，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刘鼎即在周恩来的指挥下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应变对策之一是对顾顺章熟悉的中央特科进行改组，陈赓、李强等需要隐蔽转移，刘鼎则在危急的情况下坚持工作。打入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钱壮飞，因为截获了顾顺章叛变情报，破坏了敌人要把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部署，成了敌人重点追捕的对象。钱壮飞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后，由陈赓安排到一个老太太家隐蔽起来，责成刘鼎常去联系照顾。与钱壮飞配合工作的李克农也隐蔽起来，亦由刘鼎联系、照顾。刘鼎过去与钱壮飞、李克农不发生直接工作关系，只是耳闻他们的工作情况，这时才面识了两位出色的党的情报工作者。他们接触时亲切交谈，相互信任地交流情报工作情况和经验，也分析敌情动态，研究对策，由刘鼎去执行。如让刘鼎到钱壮飞在上海的家里，吩咐钱的夫人主动到南京去向徐恩曾吵着要人，说钱不回家是被他们抓起来了，闹得徐恩曾很被动，无法怀疑钱壮飞是否躲在上海，同时借机了解南京敌人的意向和动作。不久，钱壮飞、李克农按照党的安排安全转移离开上海。接着，刘鼎又在险象环生的恐怖气氛中，参加对付叛徒顾顺章、消除隐患的一系列紧张战斗。

后来，特科的二科工作由潘汉年接替主持，刘鼎把大部分工作做了交接，自己还留下与改组派“高先生”联系等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派系矛盾加剧，改组派加紧倒蒋活动，中共急需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刘鼎为此冒险与改组派“高先生”联系。1931年10月10日晨，他去上海外滩公园同“高先生”接头，不料这个接头点已被敌人盯住，他一到公园，立刻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包围。

刘鼎被捕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坚决不暴露真实身分。为了把他被捕的情况及时通报，让家人和住在他家的同志立即转移，他带着特务到曾是他领导的一个通信点——水果店去，暗示店老板赶快溜走报信。特务们在水果店里翻了一阵子，什么也没得到，知道上当了，打了他两个耳光，又带回捕房。被捕后，他化名“甘作民”，伪造了个人经历和活动，只承认自己是个一般跑通信的人。经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刘鼎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监狱里关押了十余天，又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暂判二年，监押在南京陆军监狱。在受审和关押期间，刘鼎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对付敌人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对他知道的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特科的许多活动以及重要的外围关系，都严格保密，没让敌人得到任何可以利用的线索。叛徒顾顺章曾到监狱来劝降，刘鼎知道他对自已的工作不很了解，并抓住他急于要在新主子面前提高身价的心理，假意奉承： “你是头儿，我干了点什么，你都清楚; 你不在了，什么也干不成，我闲在家里，无事可为。”顾一听果然乐得忘乎所以，因为他一直对国民党吹嘘说，共产党离了他，情报工作就全完了，以显示自己本事大。刘鼎说的这句话正中他下怀，于是他拍着胸脯对法官说： “他的事我都清楚，都包在我身上好了。”①敌人也就不再拷问刘鼎了。

刘鼎在南京监狱里按照秘密通信办法，和上海的中央特科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汇报了在监狱中了解到的情况。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派两名同志以亲属探监的名义看望他，并传达要他“争取早点出狱” 、或打入南京敌特组织或回上海工作的指示。他根据这一指示欺骗敌人，力争尽快出狱。“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出狱后先住在中国日报社，后又搬到一家旅馆住。敌人表面上好象给了刘鼎自由，实际上暗中对他监视得很紧。一天黄昏，他从旅馆悄悄地溜出来，摆脱了盯梢，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护送上了火车，连夜赶到上海”②。他在上海找到中共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并请求派他到中央苏区去。不久，潘汉年代表组织同意他的请求，安排他转移苏区。

在赣东北根据地

1933年春天，刘鼎遵照中共组织指示，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途经闽浙赣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国民党军布重兵于信江沿岸，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刘鼎只好暂时留在赣东北根据地的葛源镇。当时，赣东北亟需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干部。方志敏了解到刘鼎曾在德国、苏联学过政治、军事和工业，经历过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希望他能留在赣东北根据地发挥作用，并通过电报征得中央同意。于是，刘鼎被留下来担任了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

在苏维埃的土地上战斗，是刘鼎早就盼望着的，现在，他要把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倾注在保卫和创建苏维埃的事业中。他除了主管干部的考察、选拔和调配，还要到红军学校去讲课，讲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也讲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大众的希望。他把整个苏区的发展放在心上。有一次，他发现红军仓库里堆放着一些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来的电话机和电话线，而整个赣东北地区还没有电话通信，于是他建议利用这些东西创办电话系统。苏区没有人懂电话原理和安装技术，他自告奋勇带头办，从电话安装到线路架设，既操作又指导，并从红五分校调来一批学生组成电话队加以培训，很快在葛源镇党政军以及经济、文化等机关之间接通了电话，并逐渐发展到周围100多里范围，大大方便了赣东北地区通信联络工作。

刘鼎对军事斗争也很关心。当时，工农游击队“以地雷为杀敌的主要武器。在中共的领导督促之下，地雷杀敌，发扬了极大威力，每天要打死打伤敌人两三百，打得敌人只躲在乌龟壳内，不敢出外一步”①。刘鼎为了增加地雷的爆破威力，研究一种黑火药配方，并改进了地雷的设计。他还研制一种电话机点火的电引信，装配在地雷上，线接到几里远的地方，手摇电话机，即可以引爆地雷。这些发明创造，都实际应用到地雷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看到红军的指挥员都是靠司号员吹号施令，施令的内容受音调简单的限制，且发出了就不好更改，也难以保守军事秘密，就设计了一种旗语通信方法：举起一面旗，标志是一点，举起两面旗，标志是一横，点和横不仅可以分别表示两个军事用语，还可以搭配组成若干信号，表示若干军事用语，还可象电报讯号传递更复杂的内容。他办了一个旗语训练班，教授掌握旗语施令和通信方法，进一步在红军的司号员和参谋人员中普及，应用于战场指挥。

1934年，国民党军对赣东北根据地第五次军事 “围剿”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方法，在苏区周围筑起了五六千个碉堡，使苏区一天天在缩小。打破敌人的堡垒推进是当务之急。一天，方志敏找到刘鼎说： “敌人的碉堡在一步步向苏区境内压缩。他们的碉堡很多，建筑却不坚固，但我们用步枪打不掉他。我请你去兵工厂为红军制造小钢炮，能打破敌人碉堡主义的小钢炮! ”刘鼎闻言吃了一惊，说： “问题很重要。但我对炮火制造又无理论又没经验。在苏联，我只从外表上见过火炮，内部结构不很清楚，能不能另外找人干?”方志敏语气坚定地说： “我已考虑了很久，找不着别人，你还见过炮，其他同志连看都没有看过，努力去干吧! ”刘鼎理解这话语的分量，只能接受任务。于是，他到了坐落在德兴深山密林中的洋源兵工厂，任兵工厂政委，并主持研制小钢炮的工作①。

以茅棚为厂房的兵工厂设备极其简陋，全厂只有一台手摇车床，六个生产部门基本上是手工操作，但它每天能制造出1000多发子弹，300多颗炸弹(包括手榴弹、地雷) ②，几百名工人为了前线的胜利昼夜不停地紧张工作。刘鼎到厂后，着力改进炸弹的生产，如改进黑火药的配方，将手榴弹的口径缩小，使之增加爆破力; 改进迫击炮弹的引信，使之使用更加安全，等等。但他脑子里整天转悠着小钢炮的制造，这是前方最需要的武器啊!他苦苦追想着以前见过的火炮，从外观到部件到结构到原理，一一费尽思索，同时深入到工人中了解谁制造过炮，谁有造炮的知识，谁能完成什么工艺，真还找到了几个有经验的工匠。经过反复设计，反复修改，反复试验，终于造出了三门35毫米的小钢炮来，也造出了一批小钢炮炮弹，并从红五分校学生中培训出一个炮兵班。在试验成功之后，拿到战场去参加了攻打碉堡的战斗，果然一炮打出去，就使敌人的碉堡开了花。方志敏烈士在他就义前的狱中遗著中，对此曾有生动感人的描述： “这里，我要说到我们兵工厂的工友了! 他们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真是令人敬佩! 在五次战役中，他们加紧的工作，子弹比较从前多造出百分之三百，榴弹多造出百分之五百，迫击炮弹改良了，而且多造出百分之四百。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只有一架车床) ，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当他们第一次试炮，听到轰然一声，炮弹平射出去，弹落处打进土内三尺多深的时侯，他们乐得象发狂一般地吼跳起来!此后，他们的铁锤，打得更着力更响了，火炉镇日夜地红燃着，车床镇日夜地在转动，他们的热诚、努力和创造性，完全表现出革命先锋队的精神和榜样来!”①

1934年10月，赣东北的红十军与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七军团在德兴重溪会师，组成红十军团，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方志敏等率领下向皖南挺进。红军主力离开后，敌人对赣东北苏区大举“清剿”，根据地的广大军民转入艰苦的游击战争。刘鼎所在的兵工厂也化整为零，分散在山上打游击。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军事失利，敌人更加猖狂。刘鼎和几个同志在弋阳仙霞岭一带辗转活动，几个月里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五六月间，他们听说弋阳南山有一支红军游击队，打算向那里靠拢会合。一个夜晚，他们偷越敌人封锁线时，两次遭遇敌人拦截，最后的一次被打散。刘鼎跳岩坠入草丛中，躲过搜山的敌人后，只身在黑漆漆的山林里摸索前进。天蒙蒙亮时，发现一间民房，这时他已疲惫不堪，想进去讨点吃的，不料里面出来一帮敌兵，从他身上搜出手枪，他被俘虏了。

刘鼎被押送到江西敌二十一师师部，后解往敌南昌行营军法处，再转送九江俘虏营。敌人审讯时，他假供自己原系杭州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在余杭路上被红军抓住，做了红军工厂里的化铁技师，隐瞒了在红军里的其他工作和职务。为了使敌人相信他的供词，他尽量找机会帮助干些技术活儿，如修汽车、修水泵、修管道、修钟表，等等。敌人看他会这些手艺，常用得上，就放松了看管，有时还让他跟着到俘虏营外面买菜、修工具等等，他利用这些机会了解了去九江轮船码头的路线和轮船驶往上海的时间，做了逃出俘虏营的种种准备。一个星期六，门岗较松，他带着饭堂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溜出俘虏营，在码头找到开往上海的轮船，把钱给了 “扛黄鱼”①的船员，被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九江。

刘鼎象只失了群的孤雁，感到迷茫;又象只脱了笼的飞鸟，要振翅高翔;他更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战士，一定要找到党，回到革命队伍，回到战斗的岗位。

张学良“寻找的朋友”

1935年秋，刘鼎从江西敌营只身逃回上海。这时，上海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机关已于两年前迁往苏区。他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就去找“蔡老板”——蔡叔厚同志。中央特科时期，蔡曾以绍敦电机公司经理的公开身分掩护秘密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蔡叔厚安排刘鼎在一家小旅店暂时住下，并把他介绍给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作家，深切同情中国革命，“即使在黑暗的上海，她也能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各国的仁人志士”①，掩护或营救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她听说刘鼎是江西红军，欣然答应帮助找个较安全的住所。她把刘鼎带到路易·艾黎家里，嘱咐道： “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②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③。和艾黎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英共党员叫甘普霖，是电气工程师，管理着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部秘密电台。刘鼎就住在甘普霖的房间。他们不知道刘鼎当时的真实姓名，都按照史沫特莱介绍，称刘为“周先生”、“周教授”，后来就亲切地称他“查尔斯” 。

刘鼎当时长了一身疥疮，身体虚弱，得到艾黎和甘普霖热心的照顾，很快养好了病。他心里焦急地盼望找到党组织，史沫特莱答应帮助他想办法。

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莱告诉刘鼎，有位朋友约他在一个旅馆见面。他去赴约，由此接触了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约刘鼎前去见面的是长期为中共工作的董健吾牧师。不久前，他受宋庆龄之托曾往陕北，并带回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问题的复信给宋庆龄①。董在宋处说起，1935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张以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送一位来她家躲避过几天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就让董健吾去和“周先生”见面谈谈。

董健吾一见“周先生”，方知就是阚尊民，原来他们在中央特科时期早就认识。董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 “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说： “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刘鼎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

刘鼎对张学良的历史和现状认真地做了回想和分析。想到中东路事件时，张学良在东北军遭到苏军的沉重打击后，曾不顾南京政府和日本方面的阻挠，坚持和苏联红军谈判议和，停止冲突，说明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而能审时度势，并且是有主见有决断的人; 又想到中央特科时，陈赓去东北搞情报回来，曾谈论过张学良不同于一般愚顽守旧的封建军阀，很有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乏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表现在济南惨案发生后，曾建议其父张作霖停止与国民党军事对抗，退回东北后又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诱惑，毅然“易帜”，以维护国家统一为重; 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一再表示“爱国之心决不后人”，曾令东北军参加1933年的长城抗战。而今国难日重，民众抗日呼声日高，张学良为大势所趋，可能产生联共抗日的想法。既然张学良主动来寻找中共的关系，作为共产党员，义不容辞，应该去和他见面谈谈，做做工作，再把情况向陕北党中央汇报。他也想到，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诈，去，要冒几分风险，但只有去才能把事情真相搞清，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经过这番思索①，刘鼎决定应张学良之邀去西安，并化名“刘鼎”去从事此项工作。从此，阚尊民就叫刘鼎了。

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说： “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就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

刘鼎于动身前又做了一番准备。他找到了曾在中共中央文委工作的夏衍等同志，从那里看到了“八一宣言” 等党内文件，还研究了报刊上有关国内外形势，有关张学良、东北军以及红军情况的报道，考虑了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与对策。夏衍知道刘鼎要去西安和陕北，便托他带去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史沫特莱把她住室里的窗帘、桌布、毛毯等用品装了满满一大箱，托刘鼎带去送给陕北红军。艾黎把一件灰黄色灯芯绒夹克衫送给刘鼎穿上。临行前，他们还告诉刘鼎，有两个外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将与他同行，请他帮助安排去找陕北红军。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到了西安，当天把斯诺和马海德安排在西京招待所，自己在董牧师介绍的陕西省禁烟局局长家里住下，并把史沫特莱托他带的箱子寄放在那里。第二天，赵毅接他去金家巷张公馆会见张学良。见面时，刘鼎首先说明：感谢张将军派人专程迎接。我还要去陕北，张将军有什么意见，我将如实向中共中央报告; 有什么要了解的问题，我也可以谈谈个人的见解。

张学良开门见山，爽快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骂他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苏联为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刘鼎一听这些问题很冲，带着几分火气，心想不可贸然回答，就说： “让我考虑考虑，下次我们再谈。”

次日刘再见张，逐项回答了昨天的问题。他谈到：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九一八日寇犯我，当地守军奉命不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月之内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起而抗击，全国人民能不唾骂?共产党同全国人民的态度是一样的，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中东路事件乃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进攻苏联。东北当局一方面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一方面对中东路管权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军的还击是正当自卫，对你张先生的责备，也是合乎事实的; 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成为蒋的“剿共”大军，先在鄂豫皖，继而在西北，使红军与苏区遭到很大损失，最近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这能算打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 !须知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 、“借刀杀人”之计，东北军最“厉害”的敌人，是红军还是蒋介石，值得考虑①。

刘鼎进而指出：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这是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对东北军最为企望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日胜利功垂史册，张将军和东北军将首占一页②。

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心悦诚服，感到这位中共党员有胆识，有见地，这正是他要找的人，便诚恳地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住在我这里。”刘表示要去陕北，张即把他曾去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并将要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 会谈的事告诉刘鼎，说： “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去住几天。”

当天张学良偕刘鼎和他的几个随从军官飞往洛川。刘来不及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斯诺、马海德打招呼，也不便于和他们说明情况，只好不辞而别了①。

洛川当时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张学良偕刘鼎到洛川，对外以“督师剿共”作掩护，实为摆脱西安“耳目”与琐事，要和刘鼎好好谈谈，以为同周恩来肤施会谈作准备。他们住在军部西侧一个两套的四合院里。

刘鼎和张学良在这里住了十几天，天天谈话。张把他待为上宾，每日同桌共餐，边吃边谈，有时两餐、三餐之间都不离桌。张见刘鼎阅历不凡，见多识广，思路清晰，谈锋甚健，越谈越有兴致，引出许多话题，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军队建设，小到婚姻恋爱等生活问题; 远到欧美、苏联的历史、现状，近到西安和东北军的内幕乃至个人隐忧②。刘鼎从谈话中了解到，张学良此刻最关心的是联共抗日问题，为此要多多地深入地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感到这场谈话事关重大，一定要谈好，使张学良的困惑和疑虑都得到解决，因此，他全神贯注于每一次谈话，力争达到最佳效果。他尽其可能地阐释了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问题，红军的军事制度、政治工作、军队生活和运动战、游击战等问题。张学良特别想知道红军为什么能以弱胜强，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扩充队伍，打败了也不溃散，打散了又能聚拢?这是他对比东北军而提出的问题，也是考虑到抗日战争将是弱兵对强敌，要从红军这里找到克敌致胜之道。刘鼎以大量事实详细而生动地说明：红军是从农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红军中废除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实行官兵平等，政治、经济民主，部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就有战斗力，就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红军中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保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 红军与人民是鱼水关系，到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都是任何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刘鼎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为团结教育的中心，这是发挥部队战斗力，克敌致胜的根本之道，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对此，张学良深以为然①。

多次长谈，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出之有据，靠得住，因而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做好了与周恩来会谈的思想准备。他对刘鼎也很佩服，曾对他的左右说： “刘鼎是个有学问的人，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他。”②他还猜测说： “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吧，”③并感叹道： “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④

4月9日下午，刘鼎随张学良到达肤施。当天傍晚，在天主教堂，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会见时，张学良幽默地说： “我这里还有位共产党的代表刘先生。”周恩来一看是阚尊民 (还不知他化名刘鼎) ，高兴地说： “原来是你啊! 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①

参加会谈的中共方面还有李克农、刘鼎，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将军。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道路和前途，联蒋抗日，苏联援助，互派代表，交流物资军需，培训干部等问题坦率而诚恳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周到恰切，给张学良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

会谈于翌日清晨4时结束。刘鼎即与张学良道别，随周恩来去陕北苏区。路上，周恩来兴奋地说： “出乎意料，谈得真好啊，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原来曾估计会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上会有争议，设想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对最初方案就原则上全部同意，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张亦大方，主动，都“出乎意料”②。第一天行抵十里铺，因雨住下。周恩来一夜都没有睡，向刘鼎询问张学良的情况、东北军干部状况等等，刘鼎做了认真的汇报。第二天因雨未行，周恩来亲自起草给中央《关于与张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还写到会谈前张学良与刘鼎“谈得很投机”③。

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

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了他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和肤施会谈情况。见到了经过长征的战友们，无限喜悦。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行前，周恩来向他交代：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是第一次出马，中央寄托很大希望，一定要做好。你与张学良已建立了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善意帮助他; 他确实缺干部，要帮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生; 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一支抗日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周恩来还指示，和中央通讯联络要勤，按约定密码; 东北军防区内的秘密交通线已建立，你要经常检查，保证畅通; 还有一些山西钞票要带出去兑换成法币①。随后，李克农和刘鼎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以备交替使用，还一起试用了几个来回，直到准确无误。

准备完毕，刘鼎和担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在一个清早从瓦窑堡起程，牵了一头毛驴，驮着一藤箱山西钞票，下午到达肤施。第二天，东北军派车送他们去洛川。

张学良见到载命归来的刘鼎，如旧友重逢： “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回来了。好啊，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这要谢谢周先生。”②

刘鼎说： “毛主席问候你，恩来同志问你好，很感谢你同他的会谈，谈得非常满意，也很钦佩你，说有你这样的将军，再培养好干部，东北军会成为很有前途、很有作为的抗日力量。”又说： “那边同志们不平凡地欢迎我，还有个新因素，即与你很好地相处了一段，仿佛我成了你的代表，向我问这问那，你的勇敢言行使他们感动。”①

刘鼎送上周恩来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信开头说：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又说： “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 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 “兹如约遣刘鼎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陈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②张学良读罢信，颇有感慨地说： “会谈后我是太愉快太满意了，它比我想象的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 他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若早见到他该多好啊!”他对中共中央决定采纳他的建议“联蒋抗日”感到快慰，他还说： “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③

几天后，张学良和刘鼎乘飞机去西安。张亲自驾驶飞机，让刘鼎坐在副驾驶座上 (他知道刘曾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过) ，还饶有兴致地绕黄河上空飞了一段，直到快降落时才把驾驶盘交给驾驶员巴尔。到西安，他把刘鼎安置住在公馆内东楼，对刘说： “你去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部多活动，多多帮助我。”

刘鼎考虑，要帮助张学良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队，首先要培养抗日的干部，形成全军的核心力量。他围绕开办军官训练团，建立抗日同志会，扩大卫队营，增加随从军官，创办学兵队等问题，先后多次向张学良提出建议和实施办法，并按张的需要参加一些具体工作。

举办军官训练团时，张学良征求刘鼎的意见。刘鼎向张介绍了红军培训干部的办法，建议以政治培训为主，教育内容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可以学点什么是帝国主义，为什么有侵略战争，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提高民族意识和救亡的决心;还可以学各国和我国的革命经验，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 军事方面东北军有基础，军事训练着重组织管理，实行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制度，严格纪律作风，也可学点游击战术。先培训较进步的骨干，总部的随从人员，秘书处的可多参加。训练团教员和学员要互教互学。张学良采纳了刘鼎的意见。6月底，长安军官训练团在王曲镇开办。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团长。共办了四期，培训了一大批骨干，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发生了深远影响，为后来的“双十二”事变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刘鼎参加了第一期培训，以后各期也常去帮助工作。

在创办军官训练团的同时，张学良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和刘鼎商量，在东北军中秘密建立一个核心组织，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个组织定名为抗日同志会，要刘鼎拟出章程。抗日同志会于六七月开始在少数人中秘密酝酿并开展工作，9月初正式创立，开始有张学良、刘鼎、刘澜波、孙铭九、应德田等15人参加，到西安事变前发展到70多人。

刘鼎看到张学良左右常有两三个从下属部队长中调上来的随从军官，知道这是张了解考察干部、培养训练干部的一个办法，就建议张把随从军官的人数增加一些，可同时多接触培养一些人。张学良采纳了这个意见，第二批随从军官里就调来了吕正操(当时是东北军的团长)，刘鼎从这时开始认识了吕正操。

是年7月初，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行前忽然派人把刘鼎找到他在王曲的住处，讲了一个重要问题，并断然说：“请你立即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马上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①

刘鼎立即回到西安城里，从地图上查到离肤施最近的城镇是安塞，立刻电告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第二天，刘鼎乘飞机到肤施，然后步行去安塞。途中遇到一场冰雹，他顾不得躲避，头竟被打出许多包。

到安塞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童小鹏等已在那里等候。周恩来问： “只是你一个人?原以为张学良或者王以哲一齐来。”原来，中央接到电报后，估计张学良有大事要谈，几位主要负责人都赶到安塞来了。

晚饭后，刘鼎汇报了张学良的想法; 东北军内部情况; 军官训练团开办情况;张学良和晋、平、鲁、川、桂、粤等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情况，等等。会议开了一夜，最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部分大意如下：

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离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匪”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商谈，回去又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些高级军官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弄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①。

开完会，天已蒙蒙亮了。刘鼎刚要睡下，又被周恩来喊醒，说毛主席叫他去单独谈话。毛泽东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收集点情报，更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 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啊②!

毛泽东主席的谈话，使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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