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刘愿庵人物传,刘愿庵生平事迹,刘愿庵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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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刘愿庵人物传,刘愿庵生平事迹,刘愿庵评价

刘愿庵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自一九二五年入党后，历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代理书记、书记等重要职务，为发展四川党的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组织武装起义等，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九三○年五月，在重庆英勇就义。

(一)

刘愿庵，原名孝友，字坚予，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出生在陕西咸阳，其父刘次候是个军人，驻防西康，全家随其移居四川成都。刘次候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并擅长医术，为人正直廉洁，虽在军界任职，却很少积蓄，加之乐于助人，常周济亲友，因而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刘愿庵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对他后来走向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八年，十三岁的刘愿庵随父去南昌，进入大同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刘愿庵弃学参加了学生军。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学生军被解散，刘愿庵又回到四川，在乐山电报局担任长途电话线路的勘测工作。他同工人在一起，并常与附近农村的贫苦农民接触，深感人间之不平，思想感情发生了急剧变化。

一九一九年，刘愿庵经人介绍，到驻万县的军阀卢锡卿部当参谋。他博学广闻，能写善辩，深得卢锡卿的赞赏，凡是难办的事情，卢都要他去办。当时，在卢锡卿管辖区内的一个深山老林里，有一股土匪，颇有势力，卢想去招安，苦于没有办法，于是派刘愿庵去做招抚工作。刘愿庵进山后，住在一所寺庙里，与和尚谈佛论经，甚为投机。待混熟后，他动员长老说：劝匪投诚是化恶为善，希望长老能大力帮助。并先奖给了寺庙一笔现金。长老被说服后，去见土匪头子，以官位利禄相许诺，规劝土匪头目投诚，获得成功。刘愿庵怕土匪投诚有诈，先要他们去平定另一股土匪，以作归顺的“进见礼”。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唯命是从，奋勇登山，终将另一股土匪荡平。时值数九寒冬，土匪头目见刘愿庵穿着单薄的衣衫，即以狐皮袄子相送。刘愿庵婉言谢绝说：“我个性耐寒，不需此物，可分给军中无衣者。”后来他对人讲： “盗贼赃物，岂能污吾身! ”平匪任务完成后，卢锡卿更加器重刘愿庵，先调他任杨春芳部秘书，一九二二年又任丰都县县长。

刘愿庵到丰都县上任时，身着布衣，脚穿草鞋，进县城后先住在旅馆里，调查社会，了解民情。当地豪绅为了向新县长献殷勤，纷纷送来厚礼，均被刘愿庵谢绝。上任后，他首先复查案件，清理冤狱，将一些无辜受害的劳动群众释放回家; 对各种徭役赋税一一清查，对那些残酷盘剥劳动群众的苛捐杂税全部废除; 将一些欺压人民群众的团总，贪赃枉法的官吏，分别给以撤职，警告和罚款等处分。他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得群众拥护，人民称他为“刘清官”①。

刘愿庵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劣绅和驻军团长的憎恨，纷纷跑到杨春芳那里去告状。杨春芳对刘愿庵的作法也早已不满，便下令革除了刘愿庵的县长职务。刘愿庵愤然离开丰都，去成都刘泗英办的西南公学当国语教员，从事教育事业，开展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活动。丰都人民对新县长遭到排斥打击，愤愤不平。为了表彰刘愿庵的功德，群众自动给他立了得政碑。

(二)

一九二三年初，恽代英由泸州经重庆到成都从事革命活动。他约集成都的先进知识分子刘愿庵、邹进贤、刘春晖、刘竹贤等，组织学行励进会，以切磋学习，砥砺品行，不吸烟，不嫖赌，勤俭节约等规范相约束;并发行《励进周刊》，传播革命思想①。后又建立起蓉社，发展社员二十多人。这期间，刘愿庵与恽代英接触频繁，相知渐深，遂结为好友，立志“以谋求中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经恽代英介绍，刘愿庵去川南师范教书。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逐步高涨的革命运动从广州波及全国时，刘愿庵到宜宾，任刘光辉第九师司令部咨议官、兼《叙州日报》总编辑②。此前，刘春辉回到宜宾，已先后邀集同盟会员陈宣三、尹绍州和郑量澄、黄雨岩、潘学海、张立如等人，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刘愿庵来后，由于他活动能力强，又在师部和报社工作，接触面广，联系群众多，很快就介绍了叙州联中等校师生多人参加读书会。他们在宜宾东街天顺祥旧址内阅读进步书刊，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不仅提高了所有参加者的思想觉悟，而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①。

接着，刘愿庵同郑佑之、许培高、熊吉安、张立如等，在将军街曾家祠设立通俗讲演所，吸收当地教育局长韩敬元参加。每天傍晚，他们分别到街头讲演，向老百姓讲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行径，揭露封建军阀的狰狞面目。群众很喜欢听刘愿庵等人的讲演，听众日益增多，常是挤满街头。可是，群众的爱国热情被当地军阀视为洪水猛兽，派军队进行干预和镇压，讲演活动进行了几个月就被迫停止。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宜宾等地。在宜宾，成立了叙州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推选同盟会员尹绍州、郑量澄和刘愿庵负责领导。刘愿庵等贴标语，散传单，进行街头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屠杀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 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抵制英、日仇货，实行经济绝交。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宜宾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长江上游的侵略势力。

“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党派尹伯明和郑则龙回宜宾发展党团组织。行前，恽代英对尹、郑说，刘愿庵“忠诚朴实，善读书，笔下很快，一直倾向党。当县长时所挣的一点钱，都为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术团体和创办刊物花掉了。虽现在还未成为我们组织的同志，可却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要他们“回宜宾后一定要把刘愿庵吸收到党组织里面来。”①

尹伯明、郑则龙回到宜宾，同尹绍州、郑量澄一道，耐心地做刘愿庵的思想工作，消除他觉得家庭人口多，父亲年老，负担很重，怕影响党组织的顾虑，很快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宜宾党组织派他到成都开展工作。②

(三)

一九二五年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四川的部分共产党员在重庆中法大学内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由杨闇公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川的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把四川党组织的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党的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刘愿庵任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他在成都期间，以办报为社会职业，后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

一九二六年初，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化，四川国民党右派依附四川军阀猖狂地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进攻。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又以四川为大本营，纠合党徒与共产党公开对立。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国家主义派公然跳出来为帝国主义和段琪瑞政府辩护，明火执仗地诬蔑中国共产党、刘愿庵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次，成都的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公开的群众性讲演会，刘愿庵和李璜等人都被邀请参加。李璜自命为思想界的权威，在台上大演反共卖国丑剧。听众谴责他不象中国人在讲中国问题，完全是一副奴才相。刘愿庵走上讲台，虽然衣着朴素，看起来“土里土气”，但他谈笑自若的态度、坚定正确的立场、犀利而流畅的言词，对李璜卖国反共的谬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听众纷纷为他叫好，拍手称快。李璜招架不住，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这时，由徐佑根主办、张秀熟任义务主笔的《西陲日报》，亦发表了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社论，无情地揭露国家主义派在“三一八”惨案后充当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帮凶的罪行。刘愿庵很重视《西陲日报》，积极协助报社工作，撰写文章、代审稿件，抨击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出卖民族利益，破坏国共合作和反对北伐战争的丑恶行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刘愿庵以成都代表的身分出席了大会。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刘愿庵在省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宴会上，代表全省出席会议的代表致答词，指出： “四川政治局面的推行，是由于中国全部政治之推进而演进的，我们不能以现在政治形势稍好便高兴得不得了。并且在军事方面，虽然迭告胜利，而对于宣传组织工作，却毫未有进展。现在四川将领所以只知有蒋介石，而不知有国民党，只晓得派遣代表与蒋介石接洽，而不晓得与莲花池省党部发生关系，一般群众所以只听着蒋介石打胜仗，而未听着国民政府之职能……这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①

刘愿庵提出国民党 (左派)各级组织应加强宣传组织工作，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而不能让蒋介石树立个人的威信和特权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关键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愿庵的政治眼光是十分敏锐的。

刘愿庵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两点建议，他说： “过去各县同志往往在工作进行中发生了许多错误，不是注意上层忽略了下层，就是注意下层而忽略了上层，结果这两种都成了党务进行上的障碍，代表大会应当对此有特别之注意而加以决定，……一党之下，集合多人，所以各人的言语举动未必都皆一致，其所以能够统一，就是靠一个纪律。本党是一个民主集中制者，就是未决议以前，任随个人发表意见，只要决议以后，无论任何人都应当绝对服从，没有丝毫迟疑的余地。”

大会期间，刘愿庵担任文牍股主任，起草大会宣言、决议和其他文件。在他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在中国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民族才能复兴，国家才能强盛，民众才能翻身。号召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奋斗益力，遵照先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嘱，力争国民革命早日胜利。会上，刘愿庵还同一些代表提出“组织平民教育机关和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案”，建议省执行委员会成立四川平民教育协会; 请省党部宣传部编定平民读物; 吸收成年的工农群众、店员和学徒等参加学习。大会通过了刘愿庵等人的提案，后因政局恶化，“平民教育案”未能实现。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重庆地委为加强民众工作，积极开展兵运、农运和工运，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派刘愿庵到陈书农部作兵运工作，以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顺泸起义。陈书农是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下面的一个师长，思想比较开明，赞同国民革命。刘愿庵到陈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常给官兵上政治课，讲述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和一些政治常识。他讲的课有理论，有实际，生动具体，很受官兵欢迎。刘愿庵在部队中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没有旧军人的坏习气，官兵中不少人都愿意接近他。不久，党又调刘愿庵回成都，负责川西的工作。

大革命时期，刘愿庵十分重视各种力量的组织与联合。他曾根据党的指示，对军阀部队的上层军官作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国民革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邓锡候、刘文辉部下的高级将领陈离、夏仲实、吴景伯等，后来不同程度地倾向革命和同情中国共产党。对后期的“赤心评论社”，刘愿庵也采取了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赤心评论社”的前期，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后来在傅双无等政治投机分子的操纵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我党分庭抗礼，使成都地区出现了两个工会的局面，阻碍了成都工人阶级组织的统一。然而，“赤心评论社”仍同我党有一致的一面。他们同样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赞成国民革命。当时一些党员十分憎恨该社的错误行动，甚至抱着敌视的态度。由于刘愿庵坚持了正确的方针，终于使成都两个工会达到了行动的统一，共同组织了左派国民党成都市党部，从而推进了国民革命运动。①刘愿庵对科技、文艺和教育等界朋友也作了很多工作，争取他们同情革命，进而参加革命。二十年代，在重庆、成都、泸州和宜宾等地受到刘愿庵的教育和影响，从而参加革命队伍或倾向革命的知识界人士为数不少。如著名作家李劼人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撰写的《纪念先烈赵世炎》一文中说： “我听见这个消息 (即赵世炎牺牲) 后，一如听见刘愿庵在重庆就义的消息一样，好多天不舒服，因而更引起我对共产党的同情，更增强了我对蒋贼中正和他那一伙的仇恨。我很感谢两位先烈!我敢于说，自我从法国回国以后，我确实受了他两位的无形影响，使我愈明确坚定我这二十几年来的行动方向! ”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前，密谋策划四川军阀反共反人民。驻重庆军阀刘湘首先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月三十一日，中共重庆地委通过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 (左派) 出面，组织各进步团体，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暴行，声援南京人民。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开枪镇压到会群众，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血案。这次血案遭惨杀的有数百名革命群众，四川省委的负责干部和革命志士杨闇公、冉钧、漆树棻、陈达三等或当场遇难，或会后遭逮捕而英勇就义。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刘愿庵领导的中共成都特支，与上级失去联系。但他们毫不畏惧，仍然带领党员和群众坚持斗争。四月四日，在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成都地区的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和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等十五个进步团体联合组成重庆“三三一”惨案省会后援会，选出刘愿庵、孙壶东、李献亭、唐伯焜、袁亚群等为“省会成都援助重庆惨案各界代表” ，同时作出如下决定： (一) 电请中央 (国民政府) 派特派专员来川会同办理此案; (二) 警告刘湘及渝中各将领，并责成将王、蓝、曹、申等监禁查办; (三) 质问向育仁并要求他表明态度; (四) 推举代表与邓、刘两军长交涉，请负省会治安全责①。

四月八日早上九点钟，成都各民众团体代表在商业场集中，然后由刘愿庵率领赴二十八军军部请愿。刘文辉、邓锡侯到场后，刘愿庵首先发言，痛斥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背叛国民革命，在重庆制造“三三一”大血案，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罪行，要求刘、邓两军长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讨伐刘湘，并切实维持省会治安，以杜绝类似重庆事件发生。刘文辉坐不住了。他毫无表情地说： “各位请惩办王 (陵基) 、蓝 (文彬) 、曹 (燮阳) 、申 (文英) 四人究竟有何证据，能说明彼等系此案祸首?”邓锡侯也帮腔说： “近日省会忽发现有农民自卫军总司令朱玺布告，同时发现三民自卫军总司令李廷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的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害社会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责任要大家负责。”邓以此托词，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说： “明白点讲，在青天白日下之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的领域”。刘愿庵据理驳斥邓、刘二人的谬论，指出：向育仁系蒋介石派回四川来进行“清党”的要员，他在重庆与刘湘密谋，制造“三三一” 惨案，回到成都后，又企图镇压群众。他干了不少反对国共合作和破坏国民革命的事，要求两位军长将向育仁驱逐出境。邓锡侯听后，淡淡地说：啥子驱逐啊，警告一下就是了。而刘文辉则不然，怒冲冲地讲道： “全川清乡团务总办向育仁，系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及本军代表，又得蒋总司令委派四川主持全川党务，蒋总司令之军权，系中央党部所给予行使”。进而刘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威胁说： “现在汉口，南昌闹意见，我们管不着，打开窗子说亮话，在我们防区内讲纯三民主义可以，掺沙的可不行”。说后拂袖而去。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恐吓威胁，刘愿庵等无所畏惧，但认为：要想通过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才有胜利的希望。

成都各界群众开展声援重庆人民的活动和派出代表到第二十八军军部请愿，引起了军阀们的惶恐和憎恨。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在附署刘湘的“反共拥蒋”通电之后，于四月九日急忙加委向育仁为省会城防司令，以加强对成都地区的军事控制。

几天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霎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四月二十四日，向育仁以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省会城防司令和四川团练副委员长等四重身分，在成都导演了“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的反共丑剧。他们唆使党徒，网罗一批工贼、流氓和社会渣滓，在街上贴标语、喊口号，狂呼乱叫，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将成都市工会捣毁，叫嚣要将刘愿庵、钟善辅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捉拿归案惩办。至此，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迫转入地下。

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脱党离川，有的叛党充当敌人的走卒。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毫不动摇。他将“三三一”惨案后从重庆等地来成都的任煜 (白戈) 、朱挹清等组织起来，转入地下，开展对敌斗争。在成都附近县份，刘愿庵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选派从广州、武汉农讲所毕业归来的同志，去加强对农会的领导。在成都市内，刘愿庵领导钟善辅、刘亚雄 (后叛变) ，李宗材、朱挹清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等口号，以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刘愿庵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工人的疾苦。针对当时人力车工人工资极低、车租很高的情况，刘愿庵提出开展一场为减低车租而斗争的运动。在刘愿庵等的努力下，成都一度消沉的工会工作又活跃起来。工人俱乐部、工人读书会和夜校又恢复活动。人力车工人减低车租的罢工斗争和长机工人、生绉工人要求就业的示威游行相继爆发。

这期间刘愿庵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资产阶级、军政界和文教界的中上层人士，除极端反动者外，都要尽量争取。对于军阀、团阀①等势力，要利用矛盾，作个别的争取工作。刘愿庵的姐夫周竹虚是刘湘部的一个团长，常常通过姐姐和亲属来进行“规劝”，要他向刘湘作某些妥协。有一天，周竹虚亲自来信写道：如果不反对刘湘，既可公开工作，无碍革命，又能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帮助。刘愿庵见信很生气，但他仍耐心地给姐夫晓之以革命的道理，并对其错误的言论给予严肃的批评。有的同志劝刘愿庵割断与姐夫的关系，他笑着说： “用不着，他又不妨碍我革命，通过这点私人关系，有时还可透露点消息，如果关系搞坏了，党的机关能住在家里吗?”②

(四)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到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恢复、整顿和发展四川党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中秘密召开扩大会议，到会代表有来自成都、宜宾、涪陵、江津、重庆等地的二十余人。会议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四川全省春荒暴动问题，制定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决定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正式选举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傅烈任书记，周贡植任组织，刘愿庵任宣传，牛大鸣任秘书长;还选举了出席党的“六大”代表，正式代表刘愿庵，候补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会后，代表们赴各地开展工作，重点是把各地党员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成立县委; 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斗争; 开展兵运，准备武装起义。

省委为了能集中全力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决定成立巴县县委。三月九日，中共巴县县委成立会议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傅烈、周贡植、牛大鸣等到会指导，不幸，会议被敌人发觉，除牛大鸣巧妙脱险外，其余十多人全都被捕。刘愿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通知各地党组织加强秘密工作，保存好党的文件，调整干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紧急会议推选刘愿庵为代理省委书记。他临危就任、肩负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的重担。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虽经多方努力，终归无效。四月三日，傅烈、周贡植等九人，被军阀刘湘杀害于朝天门。此前，四川军阀亦在成都制造了 “二一六” 下莲池惨案，屠杀我党、团员和革命青年袁诗尧(川西特委宣传部长)、钱祥芳等十四人。就在这时，刘愿庵又获知其七弟刘孝祐在河南被军阀杀害的噩耗。他悲愤交集，决心加倍工作，向蒋介石和封建军阀讨还血债。

一九二八年五月，省委派刘愿庵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要求派负责干部到四川加强领导。刘愿庵在上海汇报工作后，即北上哈尔滨，经满州里抵达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党中央根据刘愿庵的报告和四川省委的要求，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派穆青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到四川指导工作。不久，又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和保卫工作。同年十月初，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在重庆不幸被捕，党、团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刘愿庵在党的六大闭幕之后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他千方百计联系当时在上海读书或工作的四川同志，鼓励他们战胜暂时的黑暗，渡过难关。当刘愿庵了解到任白戈在招商局公学教书时，就托人将他找到旅馆中见面。刘愿庵关切地问：“你的组织关系接上了没有?”任说接上了。刘愿庵感到很高兴。接着，刘愿庵向任白戈扼要介绍了六大决议精神，说明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①。刘愿庵又约孙壶东在肖华清、陈觉仁家相见。旧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热。他仔细了解几位同志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打算，然后给大家讲述在莫斯科等地的见闻和党的六大的基本精神。他说：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岗山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回四川后要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开展工农武装斗争。他还对孙壶东说： “我们希望同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共同反蒋。我们现在同国民党右派是公开地干，而你们可以在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可算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时至今日，八十多岁高龄的孙壶东每当回忆起白色恐怖中刘愿庵约他会面，那样地关心和鼓励他，仍十分感慨。

刘愿庵在上海没停多久，就匆匆返回重庆，并于十月二十五日在重庆成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开展党的工作。当时在川南视察的穆青尚不知道刘愿庵已经回川。他在得知省委受到破坏后，急奔成都，再赴潼南双江镇，约集川西特委等几个地区的负责干部开会，成立了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省委机关设在成都。刘愿庵和穆青分别得知情况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穆青、刘愿庵、程子健、陈俊山、刘远翔五人组成统一的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兼省军委书记，刘愿庵任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程子健任组织部主任。

一九二九年，中央四川临时省委认真贯彻六大决议，无论在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或是工农群众运动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二月十二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刘愿庵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会议结合四川的实际指出：国内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四川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应该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并总结了四川革命的经验，提出纠正盲目暴动的盲动主义倾向。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穆青任组织部长，刘披云任宣传部长，李鸣珂任军委书记，牛大鸣任临委书记兼秘书长。

为了恢复健全各地党的组织，经省委决定，派出巡视员分赴川东、川南、川北各地，宣传六大精神，贯彻六大决议，教育审查原有党员，恢复组织，吸收新党员。巡视员出发前，刘愿庵给他们布置工作，交待工作方法，要求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

经过刘愿庵等的艰苦工作，四川各级党组织恢复发展很快。是年冬，全省党员发展到近三千人，其中工人党员约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党员约占百分之四十，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广大党员在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

刘愿庵等在动员工人怠工、罢工和争取生存的合法权利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临时省委发出通告指出：夺取城市最重要的是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群众较多的城市。目前工作的重心应该是重庆、成都、万县等以及几个重要工人区域，如自贡、五通桥。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以最大的努力去建立这几个区域的工作。六月七日至十一日，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特委，建立成都、重庆、自贡、万县等四个特区和宜宾、嘉定、泸州、三台、顺庆、遂宁、涪陵、绥定等八个中心县委，以建立起这些地区革命工作的坚实的基础①。

刘愿庵亲自抓工人运动，他挑选培养工运干部，派往各工人群众较多的城市去开展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省委扩大会议后，他派团省委负责人郝谦到自贡帮助中央自贡特支领导广大工人开展罢工斗争。郝谦到自贡后，同特支书记程攸生一道，领导了四月自贡工人为反对解雇的罢工和八月自贡盐业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取得了被解雇工人回原厂工作、增加工资、工资以米价为标准，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等成果。

六月十日，驻成都军阀借口保护路面，不准独轮车①行走公路，并派军队砸毁了几百辆独轮车，致使大量工人失业。刘愿庵领导川西独轮车总工会，发动独轮车工人到成都游行示威，砸烂二十四军的两部汽车，挖毁成都到新津的公路，使汽车无法通行。二十三日，川西独轮车总工会发出告全川人民书。七月一日，川西独轮车工人举行罢工，激起各界群众对二十四军的强烈不满，驻军被迫撤销禁令②。

在组织领导农村武装起义和兵变方面，刘愿庵和李鸣珂、穆青等分赴四川各地区，进行思想动员，配备干部，建立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等。川东北的宣汉、万源、达县一带，经王维舟、李家俊等几年辛勤工作，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省委决定首先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并于一九二九年三月成立了由李家俊任组长的起义领导小组。四月下旬，万源固军坝起义成功，在川东地区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一九二九年六月，共产党员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遂 (宁)蓬(溪)边界起义。起义前，刘愿庵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四川城市的工运、学运和妇运工作还很薄弱，有的地方刚刚开始，农运更差一些，只有李家俊领导的川东北游击武装和下川东梁(山)开(县) 万(县)等地的情况比较好，总的是白色恐怖严重，缺乏群众基础，起义时机不成熟。后来，由于部队处境危急，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又要求迫切，刘愿庵等才同意了，并派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罗世文、邹进贤等去该部参加指挥，加强领导。六月二十九日邝继勋率全旅起义，成立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此举震惊了四川的大小军阀，鼓舞了全川的受苦群众。

以刘愿庵为首的四川省委，不但重视武装起义，掌握枪杆子，而且也十分注意宣传工作。一九二九年春，刘愿庵、李鸣珂等通过驻军师长、共产党员张清平出面筹集经费，创办《新社会日报》，由罗承烈任社长，川东特委书记项鼎任主编，刘愿庵、李鸣珂经常为其撰稿。该报猛烈地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的种种罪行和劣迹，并联合各报向国家主义派展开斗争，深受群众欢迎，发行量为全市各报之冠。五月一日，四川省政府奉国民党中央命令，查封《新社会日报》，党领导该报坚持斗争，并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团体的积极支持。六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训练部长何应钦再次电令查封，该报终于被迫停刊。为此事，重庆报界协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请愿，声援《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民众力争言论自由大同盟①。

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刘愿庵等在工作中也曾有过失误。一九二九年秋，他们根据当时中央指示精神，由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组织“飞行集会”领导小组，发动赤色群众在重庆会仙桥、都邮街等繁华闹市举行飞行集会，发表演讲，呼口号，散传单等，使革命力量过早暴露。

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布置今后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刘愿庵在重庆主持了省委第二次全委会议。这次会议认为，四川总的政治任务仍是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根据八月中央《关于四川组织问题给四川省委的信》的精神，作出了《省委二次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发展产业支部，增加干部中的工人成分，彻底改造党的基础，建立和加强中心区域的工作;加强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加强党员职业化、军事化，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作好准备等。

正当四川党的工作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四川军阀刘湘首先采取了罪恶的“自首”政策，利用我党叛徒充当爪牙，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党。重庆第二十一军军部下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各县、市也建立了清共组织，收买一些叛徒组织“侦缉队”，专门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成立“反省院” ，开展所谓“心理战”。党内一些动摇分子如江 (北) 巴 (县) 士兵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易觉先、团省委负责人宋毓萍，以及游曼谷、游洪钧等先后叛党，充当刘湘侦缉队的凶恶鹰犬。

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九三○年春夏之间，驻在重庆的省委几次遭受重大损失。三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在重庆回水沟街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五月壮烈牺牲。四月中旬，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外出办事，在朝天门碰上叛徒易觉先和一伙特务。狭路相逢，李鸣珂临危不惧，开枪打死易觉先，并打伤敌特三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敌逮捕，英勇就义。五月五日，刘愿庵与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宣传部长程攸生等四人，在重庆浩池街三十九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叛徒陈茂华写了一张纸条叫一小贩交给附近岗亭里的警察，警察知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报告第六区警察所长郭晴岚。郭立即派巡官王建之等率领便衣特务多人前往搜捕。突如其来的搜查，使大家措手不及，但都立即镇定下来。邹进贤将记录揉成一团，并高声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警察吼道： “搜查”。此时，刘愿庵、程攸生等见上楼的特务警察越来越多，便主动出击，争取脱险。刘愿庵因身患肺病，体质较弱，与警察搏斗时被打倒在地，脸被打肿，眼睛亦被击伤，不幸被捕。程攸生与一便衣特务摔打滚下楼梯，也被捕。邹进贤在搏斗的混乱中跑出，因眼睛近视，不慎被门栏杆绊倒在地而被捕，只有一人跳窗脱险。

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的才华和在我党中的地位，妄图采取“蜜糖”的策略收买这位坚贞的共产党人。刘湘先后派刘愿庵早年的朋友、巴县县长冯均逸、刘愿庵的亲戚、某师参谋长等劝降，以“院长”、“厅长”等高位和每月二百元大洋的薪俸为诱饵，要刘愿庵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什么升官发财，早已视为粪土。敌人的劝降骗局遭到破产后，五月六日，刘湘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据理驳斥，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党的主张及其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的军法官询问刘愿庵的姓名、职业和住址的时候，他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答道：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军法官愣了一下，连忙说： “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达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 “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了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

军法官仍耐着性子说： “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法官说完，刘愿庵轻蔑地笑了一笑，说道： “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劳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

军法官见引诱不成，遂以死相威胁说： “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行，考虑后果啊! ”

敌人的威吓，激起了刘愿庵极大的愤怒。他高声斥责道：“什么歧途! 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名流学者’都找来，看他们谁能在我面前说清楚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和广大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走的是阳关大道，决不是什么歧途。我看，误入歧途的不是我刘愿庵，不是中国共产党人; 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残民以逞的军阀、买办和官僚，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①”。

军法官们见刘愿庵正义凛然，威武不屈，毫无办法，只得草草收场，宣布闭庭。

(五)

敌人的劝降失败了，法庭上的斗争刘愿庵胜利了。这时，刘愿庵预感到敌人将采取最后的手段，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他提笔给爱人写了如下的遗书：

我最亲爱的：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到了。所不释然的是此次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过。我虽然死了，但还是应当受党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的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惫，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原谅，只有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我一切勉强挣扎的困苦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地，很致密地保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觉得太对不住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以你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唯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再四的问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地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践言，把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应该懈怠、消极。你的弱点也不少，所对一切因循、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极大的补救，你必须要象《士敏土》里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对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一切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是真正地爱我。……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系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贞不二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意如此说，以坚定你的信念，望你绝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们的工作，如果能给我以机会，我或者可以写出许多话来，但现在是不可能。不过这一切问题，历来的决议说得很多了……。然而我们的许多同志总是借口许多理由，说在实行上，事实上有某种困难，把他修改或者取消了，这充分表现出畏难苟安的小布尔乔亚的恶习。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困难，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需用一切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决不是对于困难屈服 (修改原则或取消主义) 。这是我理应能够而又必须最后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是)无量数之一分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若有力，望你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是小弟妹，当设法教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我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编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五弟不自振作，可以说，五弟媳当使工作，不需她始终有个依赖丈夫想做所谓太太的观念，你应在可能时，在教育方面帮助她。

端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兄弟存留的一个独孩子，你在不妨碍工作范围内，可以抚养她，五弟媳是不会教育孩子的。只是我未免太累你了，然而这也是无法可想的，你能原谅我。

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更不要无谓的思量留念，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搏斗，可恨我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上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你的身体太弱，这是我不放心的。身体弱会影响到意志不坚决与缺乏勇气，望你特别锻炼你的身体。主要方法是习劳，吃药是不相干的，望切记。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地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的一线曙光，我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自愿和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书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这封遗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烈士对祖国的未来和共产主义前景充满了希望，充分地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

敌人在施展种种诡计均未得逞后，决定杀害刘愿庵。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刘愿庵与邹进贤、程攸生一道，高呼口号，走向刑场。此时，监狱内外，群情愤慨，刘愿庵等在刑场上呼喊革命口号，难友们在牢中呼应，极其悲壮激昂。刽子手行刑后，群众一拥而上，瞻仰刘愿庵等烈士的遗容。当他们看到刘愿庵因用力高呼口号而喷在墙上的斑斑热血，十分感动，有的不禁落泪，赞扬烈士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喜看今日欣欣向荣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刘愿庵烈士有灵，将含笑九泉!

注释

①见《朱挹清同志谈话记录》 (1979年)。

①②张立如:《关于宜宾青年读书会成立的经过》(讲话记录,1964年)。

①张立如: 《关于宜宾青年读书会成立的经过》。

①②郑则龙: 《宜宾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载《宜宾地区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①《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1月27日。

①任白戈: 《蜀中英华功垂史册》,载1981年6月21日《重庆日报》。

①夏以容: 《大革命末期成都地区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纪略》,载《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总第10期。

①四川人民把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组织的地方武装头子叫团阀。

②当时中共成都特支机关就设在黄瓦街刘愿庵家中。

①任白戈: 《蜀中英华功垂史册》。

①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 《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大事年表》 (1983年9月)。

①独轮车又叫鸡公车,是当时成都至川西各地的主要运输工具。

②四川省总工会工运史资料组编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工人运动大事记》 (1981年6月)。

①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 《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 (1983年9月)

①石灵: 《刘愿庵同志的供词》 ,载1946年6月14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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