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罗舜初人物传,罗舜初生平事迹,罗舜初评价

Posted 2022-05-05 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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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罗舜初人物传,罗舜初生平事迹,罗舜初评价

罗舜初

(一)

罗舜初，1914年12月11日 (农历十月二十五日) 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东二区大洋坝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罗炳珍，长期患脚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母亲黄月秀，是位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因家中土地少，劳力弱，生活极端困难。舜初出生第三天，患重病无钱医治，濒于死去，被本村群众陈树头救活。为了纪念救他的人，舜初乳名叫“树头”。

罗舜初4岁时，“父亲病故，全靠母亲一人给别人挑运货物及帮助人家做些零活”①，辛勤劳动抚养他成人。7岁时，由二伯父帮助其入学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字写得很好，成绩优秀。

罗舜初12岁时，因二伯父逝世辍学，在家帮助母亲劳动，并在大洋坝墟杂货店当店员。罗舜初小时喜欢看《水浒》和绿林好汉打富济贫的戏剧，喜欢听历史上英雄豪杰的故事，产生了上山当绿林好汉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后，受到母亲的严厉训斥。1927年，上杭城内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南昌起义军在上杭的革命活动，在偏僻的山乡产生了强烈反响。星聚小学教师杨先荣等人开始在大洋坝进行革命活动，组织秘密农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罗舜初在苦闷、彷徨中看到了穷苦人翻身解放的曙光，决心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因此，当他三伯父罗炳恒①拟派人接他到新加坡念书时，他断然谢绝了。

(二)

1929年5月，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下第二次挺进闽西。5月26日，大洋坝的农会会员和贫苦群众在红四军入闽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当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罗舜初参加了农民暴动，他家也分得了土地。不久，他参加了本村的少年先锋队，在中共支部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穷人要过好日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②1929年冬，经本村共青团员吴四妹介绍，罗舜初参加了共青团，并被选为团支部委员。

1930年1月，罗舜初调东二区少先队任大队长，不久改任少共区委组织委员。1931年，上级号召扩大红军，罗舜初写信给少共上杭县委，要求参加红军。少共县委批准了他的要求，并要他在全区动员100多名青年参军。他深入各乡动员，圆满完成了任务。同年7月，他带领的100多名青年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闽西独立团。到部队后，他初任政治战士，后任班长，作战勇敢，在白砂战斗中负伤。

1932年7月，罗舜初伤愈后，调江西瑞金红军学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0月，经连指导员许兴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红军学校时，罗舜初开始在步兵团，不久又调到政治营学习。1932年底到1933年初，他与红军学校学员在叶剑英校长率领下东征，参加反“围剿”战斗，配合攻打清流，战斗结束返回瑞金后，调到红军学校上干队附设的参训班学习。1933年夏，他和曾美、黄有凤、孔石泉、黄鹄显、吕黎平等人先后调到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一局任作战参谋。从此，罗舜初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虚心好学，工作细致、积极、肯干，待人和蔼，和其他几位参谋相处得非常好，深得首长们的喜爱，都亲切地叫他“小罗”。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后。

1934年10月，罗舜初随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加长征。行军是艰苦的，白天要工作，晚上要赶路，休息时间很少。罗舜初在几位参谋中年龄虽然最小，但从没叫过苦。在紧张的战斗中，他经常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深入到前线，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8月，中共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是时，罗舜初在黑水庐化患病，军委首长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决定他留下随左路军一道前进。从绥靖到庐化的二三个月时间，罗舜初在司令部任参谋主任。

1935年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10月间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同时在四方面军中开展所谓反“毛、周、张、博”的斗争①。朱德及时提醒身边工作的罗舜初等： “现在环境既然如此，应该埋头工作，一切听我的指示，我代表中央，一切问题应该忍耐。”②罗舜初一切按朱德的指示进行工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84年1月，黄鹄显回忆罗舜初说： “当时，支部开会斗争他，要他反对毛、周、张、博，他不反对，便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反革命。他很气愤，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会上对他斗得很凶，他就不承认是反革命。”张国焘看硬的一套不能使罗舜初屈服，就改变花招，采用软的手法。从阿坝到天全一段，配给他一匹好马，企图以此收买他。可是罗舜初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不骑马，情愿步行。张国焘见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就派人伪装译电员暗中监视他，必要时准备杀害他。

在那种环境里，罗舜初心情很苦闷。由于他年纪轻，政治经验较少，想邀一批人脱离四方面军到陕北找一方面军。朱德发觉后，及时对他批评教育，说这种做法不仅自己性命危险，而且会给工作增加麻烦，要他老老实实埋头工作，忍耐下去，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明白③。在朱德的耐心帮助教育下，罗舜初在残酷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干练，越沉着。不管张国焘怎样迫害朱德，他总是紧紧团结在朱德的周围，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

1936年1月，朱德调罗舜初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三科任科长。由于罗舜初对业务苦心钻研，很快就能单独工作。9月，他被提升为二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二局局长岳夏因工作需要调离，上级委任罗舜初代理二局局长。12月，红军总司令部与中革军委在保安合并，罗舜初任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

(三)

1937年初，中革军委从保安迁往延安。罗舜初感到自己水平不适应工作，要求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找毛泽东反映自己的请求，毛泽东亲笔写信介绍他去抗大。1937年秋，经过九个多月在抗大的系统学习，罗舜初的政治理论、军事知识、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他以后说：抗大学习使我更加明确了革命的人生观，更清楚地认识了革命的任务和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罗舜初曾于1938年9月间，随朱德总司令到阎锡山、卫立煌等处进行统战工作。12月又调他到八路军总部任作战科科长。1939年5月，他随徐向前到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时，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罗舜初任参谋处长。在徐向前领导下，罗舜初参加了对山东游击队的组织整顿及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0年6月以后，徐向前去延安开会，第一纵队番号撤销，以山东纵队名义指挥和领导所属部队。罗舜初仍任参谋处长。

1941年秋，山东纵队抓住当时有利条件，集中全力彻底消灭该地顽军，以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取得北沂蒙的有利阵地。正在节节胜利之际，日军集中5万兵力对沂蒙地区进行大“扫荡”。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放弃反顽斗争，仓促转入反“扫荡”。此时，山东纵队机关被敌发现。日军突然奔袭包围，经三次战斗始突出重围，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经指战员40天英勇奋战，终将敌伪盘踞地区全部收复，同时大力组织群众和部队恢复生产，整顿组织，提高群众抗战的信心和决心。罗舜初在总结此次反“扫荡”教训时说： “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由于自己年轻，初次担任一部分领导工作，对问题认识不全面，缺乏实践经验，应付复杂情况有很多困难，在对敌伪顽的三角斗争中顾此失彼。这次教训是很沉痛的，很深刻的。”①

罗舜初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反对利用职权搞特殊化。1941年冬，军区供给部搞到一部分羊毛，想给司、政、后机关干部发一点，打个毛背心穿。这件事被罗舜初知道了，他说： “先发给连队指战员会更好些，因为他们日夜站岗、行军、打仗，非常辛苦。再说机关干部，总还是比战士觉悟高，是不会有意见的。”供给部的同志按罗舜初的意见把羊毛发给连队，连队指战员非常高兴和感动。

1942年8月，山东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改为山东军区。同时，以原山东纵队机关为主建立鲁中军区，罗舜初任司令员兼政委。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党政军民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是时，罗舜初任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正确领导下，罗舜初团结鲁中区党委及鲁中军区一班人，紧紧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人工资，改善人民生活，因而群众对敌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提高。1943年11月，罗舜初与新蒙县妇联主任、共产党员胡静结为革命伴侣。

吴化文系国民党新四师师长，于1943年1月公开叛国投降日寇，是山东津浦路以东最大的一股伪军，是鲁中区最大的祸害。罗舜初与鲁中区司令员王建安一道，领导鲁中军民进行了讨伐吴化文伪军的斗争。1943年11月4日，鲁中军区部队向吴化文部发起攻击，经四昼夜激战，毙伪军132名，缴获小炮15门，轻重机枪19挺，收复据点十余处。1944年3月25日，再次向吴化文部发起攻击，至4月20日战役胜利结束，毙伤伪军1 300余人，攻克重要据点40处，重要山寨12处，解放村镇千余，人口30多万，控制了战略要地沂鲁山区的大部，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间的联系，大大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鲁中讨吴战役胜利》的社论，指出： “在山东伪军中间，吴部人数最多，编制最正规化，武器最精锐，战斗力也最强。因此，在此役吴逆告急之时，日寇曾多次仓皇驰援，然而在我军奋力机动打击之下，日寇终未能挽救吴逆的惨败，数年经营，毁于一旦。由于这次战役的胜利，山东战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为全面反攻创建了巩固的阵地。”

1944年8月，日伪军万余人“扫荡”滨海抗日根据地。山东军区指示各战略区部队发动秋季攻势，配合滨海地区反“扫荡”。罗舜初与高克亭、胡奇才等指挥鲁中军区部队向沂水城发动进攻。该城有五条公路与邻县相连，敌人修建了军用机场，是日军重要战略据点之一。城内有伪军八个中队和日军一个中队共千余人。守备森严，碉堡林立，工事坚固。

8月15日晚总攻开始，第一团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架梯迅速登上城墙，从北门和东门突破，会同十一团、二军分区特务营、四团，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将伪军大部肃清。17日，南关日军一个中队也被第四团歼灭。至此，解放了沂水城，俘伪县长牛先元以下800余，毙伤200余。这是鲁中军区首次取得对日伪军守备的城市攻坚作战的胜利。这次胜利，使鲁中和滨海两区联成一片。《解放日报》发表《山东捷报》社论，指出：“沂水的收复，意味着我有计划地突破严重分刈封锁的局面，以及敌人之日见缩小与孤立; 作战过程，证明我军素质的提高，虽装备低劣，仍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

1944年9月2日，向滨海区“扫荡”之日伪军一部约2 500余人，从莒县出动，沿沂 (水) 博 (山) 路北窜回淄博。当时，八路军鲁中军区的团以上军事干部均在山东军区开会，留家主持工作的罗舜初亲自组织指挥歼敌战役。他命令第一、二团和十二团进至葛庄及金牛富地区，四团和鲁中军区特务营进至沂水河南岸陶沟地区，待机歼敌。

9月3日，日伪军分两路沿沂河北窜，被八路军埋伏在葛庄一带的部队袭击，至6日战斗结束。此役毙伤日军300多人，俘日军31人，毙伤伪军近千人，俘伪军367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2门，战马20匹及大批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这是继1939年8月鲁西梁山战斗后，鲁中八路军在运动中又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山东军区曾驰电嘉勉参战部队。

194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山东军区各部队发动了春季攻势。鲁中军区各部队和民兵在罗舜初与王建安指挥下，经过两夜一天的激战，攻克蒙阴城，毙伤伪军200余人，俘伪县长唐云山以下900余人，毙日军百余人，俘日军9人，使我沂蒙区与鲁南区完全连成一片，使日军铁蹄蹂躏下的蒙阴县城和200余村镇、7万余受难同胞得到解放。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至11日，朱德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8月11日，山东军区迅速布置了全面反攻的进军任务，并决定将山东各军区的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分五路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鲁中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三、第四师，与鲁中警备第一、第二、第三旅和两个独立旅为第一路军，在王建安和罗舜初率领下，向胶济路西段、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沿线之日伪军展开进攻。并配合渤海部队组成的第四路军共同进逼济南。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罗舜初召集鲁中军区直属队全体干部会议，报告目前形势，“要求全体干部防止和纠正盲目乐观、右倾享乐和只愿意到城市、不愿去农村，只愿到前方、不愿去后方等思想，继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担负起新时期的新任务。”①1945年11月，罗舜初奉军委命令，率鲁中军区部分部队和一批地方干部挺进东北。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解放军第三师、警三旅和鲁中区一批地方干部于11月离开山东横渡海峡，在辽宁大连市属的貔口和新金县的庄河登陆，不久，进驻辽阳、鞍山地区。当部队和地方干部集中后，罗舜初传达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要求全体干部战士尽快到第一线去，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壮大力量，首先要扩大主力兵团，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善于同苏军合作，密切联系群众，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①。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部队的战斗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1946年1月，山东解放军第三师、警三旅和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之二十一、二十三旅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辽东第三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下辖七、八、九三个师。同年3月成立辽东军区，罗舜初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这时，国民党正规军进占抚顺、辽阳、鞍山，并向四平进逼。就在敌人气势汹汹企图继续北上拿下哈尔滨时，第三纵队在罗舜初、程世才指挥下，进攻黑石镇、桦甸，打乱了杜聿明“先北后南”的计划，受到民主联军总部的通报嘉奖。

194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罗舜初兼任中共辽宁分省委书记。

10月，国民党再次在东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南满不少城镇被敌人占去，解放区只剩下临江、抚松、蒙江三个县。11月，上级为了加强领导，坚持南满，保卫北满，将辽宁军区与辽东军区合并，组成辽东军区，由陈云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罗舜初任辽东军区参谋长。12月，辽东军区党委在吉林七道江 (现浑江市) 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南满的形势和今后的作战方针。会议对坚持南满还是到北满的问题，出现了重大分歧。罗舜初是坚持要留在南满斗争的。陈云最后全面分析了形势，对留和走的利弊反复比较，说明留下坚持南满的重要意义和可能性。

七道江会议后，南满的党政军民各组织在陈云、肖劲光、肖华、罗舜初等指挥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首先由四纵队出敌不意挺进敌后，牵制敌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及分散之敌，破坏交通线，打乱敌人的部署; 三纵队担任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顶住敌人，打掉敌人的几张王牌，挫其锋芒。巩固现有根据地，为改变局面打下基础”①。民主联军北满主力部队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也进行了牵制策应。南满部队与国民党军进行了107天极其艰苦的殊死搏斗，取得了“四保临江”的伟大胜利。

“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民主联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反攻，为取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罗舜初在战役中，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做到知己知彼，陈云夸奖他： “罗舜初同志是个好参谋长。”②

为适应东北作战需要，1947年8月，罗舜初调回三纵队任政治委员，韩先楚任三纵队司令员。在罗舜初、韩先楚率领下，三纵队参加了1947年的秋季攻势，全歼国民党军一一六师; 在冬季攻势中，又消灭了国民党军新五军，配合兄弟部队攻克四平街。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以打锦州北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义县为序幕。9月20日，罗舜初、韩先楚指挥三纵与二纵五师和炮纵一部包围了义县，10月1日，发起总攻，经四小时激战，一举突入城内，全歼守敌，攻下义县城。进逼锦州。

锦州是东北的门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锦州北城设防坚固，敌指挥部也设在此处，所以北面是攻城的关键。10月7日，三纵与二纵、六纵十七师、炮纵主攻北面，首先拔除了敌号称“第二凡尔登”的配水池及亮马山外围据点。14日，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第三纵队会同兄弟部队，经过20余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

打下锦州后，罗舜初指挥三纵参加辽西会战，砸烂了国民党军的指挥中枢——胡家窝棚，活捉敌兵团司令廖耀湘。战斗中敌机轰炸，罗舜初负了重伤，失去知觉，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沈阳解放后，罗舜初到沈阳治疗创伤。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时，罗舜初虽伤势尚未痊愈，但坚决表示要与部队一道进关参加战斗。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表扬罗舜初，说： “所有干部都要学习三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精神，他在辽沈战役时被飞机轰炸，震伤了耳膜，在这里休息，他要沙克副司令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去。就要有这股劲头，哪个部队里都要有像罗舜初那样的好干部。”①

这时，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纵队改称为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12月11日，四十军进至河北廊坊地区，配合兄弟部队切断了北平与天津之敌的联系，完成了 “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稳住敌人，不使其逃跑的战役分割任务。13日，在北平东南地区歼敌800余人，17日攻占南宛机场，缴获各种飞机25架及大批军用物资，切断了敌人空中补给和联系。1949年1月14日，第四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天津宣告解放。在解放军的重兵威慑和政治争取下，在北平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有力促进下，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于1月下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罗舜初为第四十军军长兼军党委书记。罗舜初率领四十军指战员，以破竹之势，解放了驻马店、信阳，接着横渡长江，解放武汉、株州等重要城市。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力求在衡宝地区歼灭白匪主力”的指示，第四十军参加了衡宝战役，在杨家桥一带，切断了敌人的退路，配合兄弟部队歼灭白崇禧三个多师。战役结束后，罗舜初因身体不好，经上级批准，在湖南长沙休息治疗。1950年4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罗舜初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五)

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肖劲光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刘道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任参谋长。

罗舜初到海军后，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刻苦钻研海军业务技术，积极协助肖劲光司令员等正确解决海军建设方针、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950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罗舜初参与制订“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改造原海军人员”①的海军建军路线。

当时海上对敌斗争任务紧迫，海军力量增长速度不可能赶上现实斗争的需要，在制订海军建设规划时，遇到了是一切服从眼前战争需要为主，还是以服从长远建设需要为主的矛盾和困难。罗舜初与其他海军领导同志共同研究确定：总的原则是边打边建，在执行战斗任务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安排长远建设。同时，他们还根据当时海军的实际，确定了“全面展开，重点建设，以空 (海军航空兵) 、潜 (潜艇部队) 、快 (鱼雷快艇)为重点，相应发展其他兵种”，“充分利用现有陈旧装备和设施，同时根据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购买、引进新装备并为今后自行研制新装备打下基础”等原则。

1951年8月，海军在青岛召开首届政工会议，罗舜初因其他任务未能出席，他亲笔写信给肖劲光、刘道生，对如何“实现工农为骨干”的建军方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工农干部参加各种海军学校学习; 二是开办工农速成中学;三是各机关、部队、舰队的人员坚持在职学习文化。在罗舜初与其他海军领导人的积极组织领导下，海军在初创时期就掀起了学习文化、学习海军业务技术的高潮，使大批从陆军调来的文化较低的骨干力量，迅速提高了文化和技术，成为海军建设的有用人才。

罗舜初除了积极参与海军党委的集体领导外，具体分管海军装备计划、武器装备修理、科学技术研究等工作。1951年9月21日，他提出“海军上下须建立修造系统，以便统一管理修造船工作，并确立上下业务技术指导关系”①。促使了海军舰船修理工作迅速走上统一计划、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的轨道。

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视察海军领导机关时，与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抗美援朝急需的飞机，解决空军的问题。肖劲光、刘道生和罗舜初等服从大局，当即表示拥护②。1952年3月，罗舜初升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员。他根据中央军委总的国防建设意图和海军党委确定的海军建设计划，多次去苏联与苏联海军部门商谈，购买了一批护卫舰、扫雷舰、大型潜艇、鱼雷艇等五种型号的战斗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和一批材料、装备，以及各种飞机、海岸炮连的装备。罗舜初在积极争取外援的同时，更坚持立足于国内生产的长远观点。他视察东海舰队时，对负责人说，舰艇的转让设计，要有中国自己的设计，不能跟别人爬行。为了解决造船钢板，他亲自到鞍山钢铁厂找经理说：光依靠进口不仅花费大量的外汇，也不能保证造船的需要，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1956年，国家生产潜艇、鱼雷艇主机和鱼雷的工厂，因建设资金不足准备下马。罗舜初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宁可向国外少买材料、设备，也要节省经费，支援两个主机厂尽快建成，以便早日为海军提供制造舰艇用的主机。海军从自己的造船费中，抽出9 000万元支援这两个厂的基本建设; 同时又抽调了工程部队900人，长期协助两个主机厂建设施工。在海军的大力支持下，两个主机厂胜利建成。为海军舰艇成批生产打下了基础。

1954年4月，周恩来邀请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谭政、黄克诚、肖劲光、罗舜初等党政军负责人专题研究海军的建设计划，中央把海军原来上报的三年计划改为五年计划，即将三年的建设经费改为五年使用。罗舜初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根据当时国家财力可能与海军建设需要，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坚决地执行了中央批准的五年计划。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罗舜初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八一勋章。

1957年，罗舜初任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组长，主持制定国家海洋科学12年远景规划，组织领导了我国首次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他团结海洋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为推动促进我国的海洋科学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1958年，罗舜初又具体负责领导组建海军舰艇、水中兵器、航海、水声、工程设计、卫生勤务六个专业研究所及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以后为研制导弹武器，又组建了海军技术部和海军试验基地。1958年7月，经毛泽东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批准，由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琤等四人组成领导小组，并由薛宗华、王星朗具体组织海军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负责中国海军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的总体设计工作，开始了核潜艇的方案论证与探索，并安排了设备的研制和协作工作，这些项目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和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1959年11月21日到12月19日，海军党委召开一届七次全会，错误地批判了罗舜初。12月28日，海军党委向军委呈报的《关于罗舜初同志的主要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把罗舜初错误说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彭德怀同志有计划、有目的地把罗舜初同志培植成为他在海军进行反党活动的支持者”等等，定性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建议军委“撤销他的海军党委常务委员” 。1960年7月9日，中央军委办公厅批复： “罗舜初同志所犯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可以不给处分，调离海军，另行分配工作或送学校学习。” 8月17日，罗舜初被免去海军第二副司令职务，送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

罗舜初在受到错误批判时，坚持真理，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他在海军党委全会结束时，郑重地写了 “我的声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待分配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不松懈革命斗志，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相信群众，对党的事业仍然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六)

罗舜初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1962年6月10日，国务院总理任命他为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他到十院后，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下属研究所、工厂调查，提出研究院的工作方向是： “加强基础，保证尖端，为常规补缺配套。”在罗舜初领导下，十院的科研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充实和壮大了一批研究所。他一直把贯彻“自然科学工作十四条”做为工作重点，逐项抓落实，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实现了“出科研成果出人才”的要求。许多年后，人们仍怀念这个时期，称它为“十院的黄金时代”。

1965年4月，罗舜初调国务院国防工办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次年5月，“文化大革争”开始。国防科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派八局副局长赵如璋为工作组长，率工作组进驻北京航空学院。在全国上下掀起揪斗所谓“走资派”，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时，主持国防科委日常工作的罗舜初和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被北航“造反派”揪去批判和监督劳动，时间达三个多月。不管“造反派”对罗舜初施加多大压力，他总是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

经中共中央批准罗舜初恢复工作后，坚决贯彻周恩来、聂荣臻的指示和“一二四”决定①精神，保证了国防科研试验部队、各基地坚持正面教育，保持部队稳定，使试验不中断进行。1967年6、7月间，某试验基地因受外界“文革”影响有所动乱。罗舜初及时向周恩来和聂荣臻汇报，得到了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基地坚持正面教育的电报，使国防基地避免了一场大的动乱和灾难。

在试验基地三线建设和卫星观察站建设方面，罗舜初根据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的指示，组织人员，勘察场地，落实措施，经过1967、1968、1969三年的努力，圆满完成了试验场区和观察站的建设任务。1970年4月，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前，“罗舜初和国防科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中国科学院、七机部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共同商定同意这颗卫星命名为 ‘东方红一号’ ，运载火箭命名为 ‘长征一号’ ，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参与组织了这颗卫星的发射。”①

1971年12月，上级派中央学习组到国防科委领导批林整风。中央学习组说罗舜初等执行了林彪路线，要他检查和接受批判。罗舜初曾检查和接受批判多次。1974年12月，国防科委临时党委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关于罗舜初等三同志所犯错误结论意见的请示报告中，不符实际地称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政治错误” 。

1975年4月，中央军委委任罗舜初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同年8月，改任沈阳军区顾问组组长。

罗舜初担任顾问工作后，时时考虑的是如何给党委当好参谋，把军队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1980年5月，沈阳军区召开顾问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说： “既然组织安排自己当顾问，就应识大体，顾大局，应当愉快地接受，不要怕人家说闲话，不考虑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的问题，不能比这比那，计较个人得失，要看到革命的大目标，要认识到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主动地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给党委当好参谋。”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罗舜初热烈拥护中央的英明果断措施，并积极投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辽宁死党的罪行。1978年2月，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8年12月，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罗舜初衷心拥护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路线、方针。此后，他精神更加振奋，带病忘我工作，经常深入部队基层、边防哨所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他到基层调查情况检查工作时，总是保持了过去 “不收礼”、“不吃请”的铁规矩。一次他到辽西某部检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这个部队的军长和政委，如今，他回到旧战场，走一路，讲一路，勉励大家千万不要丢掉打锦州时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精神。临别时，管理部门的同志买了一小篓菜和土特产，悄悄地塞到老首长的车厢里。一进家门，罗舜初发现了，立即追问警卫员，严肃地说： “收东西关系到党的作风，战争年代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好传统，不能让我们破坏了，赶快送回去。”第二天，罗舜初自己出钱，叫警卫员买了去锦州的火车票，带上说明信，把那几样东西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

还有一次，罗舜初到黑龙江边防哨所检查工作，住在某林业局招待所。碰巧，这个林业局的一位负责人，就是他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部下。战友重逢，分外亲热。当晚，这位同志准备了几种名酒和十几个菜招待他。他急忙让秘书前去制止，可是那位同志执意不从。他便亲自找到那位同志，认真地说： “有钱要用在正地方，你们要坚持那样搞，那我就到街上买面包吃去! ”那位同志没办法，只好撤去全部酒菜。

罗舜初对家庭要求也很严格，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家风。

他远在大西北当兵的小儿子炜彬回家探亲。这是家搬到沈阳后炜彬第一次回家，路途不熟，秘书问罗舜初是否派车去接。他回答说： “一个当兵的连家也找不到，那还行?不要去接，让他自己找来。”罗舜初在国防科委任副主任时，他的女儿晓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在外地的一个下属单位。有的同志提议把晓英留在北京，或穿上军装，他都不同意，说：“我在这里当领导，越是自己的孩子，越不能留在北京。”最后女儿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石家庄当了一般的技术员。

罗舜初多年患有脉管炎、肺气肿和心脏病，他的夫人胡静患有心脏病。两人年岁又大，身边没有一个孩子照顾，组织上几次提议把炜彬调回来，他都谢绝了。有关同志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联系调动事宜，被罗舜初发觉后，严肃地对他们说： “子女不是咱们的私有财产，工作调动是组织上的事，我们不能这样办。”罗舜初逝世时，三个儿女没有一个在自己身边工作，均在千里之外。

罗舜初在战争年代是艰苦朴素的模范，革命胜利后他仍保持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警卫员张新志在打扫卫生时，发现罗舜初用的搪瓷缸实在太破太旧了，他用去污粉连刷两次，都没有把铁锈刷净，一气之下，就丢进了垃圾箱，上街买了个新的。罗舜初清晨起来洗漱，找不到旧缸子，就问小张。小张说明了情况，罗舜初生气地说：“这个缸子是长征到达陕北时发的，跟随我30多年了，你丢掉的不是缸子，是延安精神。” 张新志又急忙从垃圾箱里拣了回来，用开水煮了煮，罗舜初继续使用。

罗舜初全家过着俭朴的生活，把工资收入节约下来的钱支援国家，支持公益事业，资助有困难的同志。1978年9月，当罗舜初知道家乡小学充实教学设备有困难时，立即汇去人民币500元。据不完全统计，他资助别人的钱达3 000元之多。替他管帐的警卫员说： “首长工资虽然挺高，但积蓄并不多，很多钱都用在扶贫济困上去了。看得出，他这样花钱心里高兴呀! ”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按照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2月，海军党委五届二次全会复议了罗舜初的问题，一致认为当时海军党委对罗舜初的批判及处理意见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建议中央军委撤销1960年7月7日所作的罗舜初错误性质的决定。当组织上向他宣布中央军委批准海军党委的报告，彻底为他平反并向他道歉时，他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一切向前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像大海一样的宽阔胸怀，不计较个人恩怨，以党的事业为重的崇高精神。

1980年12月，罗舜初带队去北京参加“两案”审理，旁听期间，肺气肿发作了。医务人员几次让他住院休息，他都不同意，坚持完成了旁听任务。刚到沈阳，病情加重，住进医院。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第一政委廖汉生及辽宁省及沈阳市的领导同志都曾前往看望。

他虽住进医院，心里却在忧国忧民。他对胡静及孩子们说： “听说要发国库券了，现在国家财政赤字大，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到时候可要响应党的号召，带好头! ”胡静连忙点头说： “我有准备，你放心。”以后，胡静以罗舜初名义认购国库券3 000元。不久又将这3 000元国库券作为罗舜初党费交给沈阳军区党委。罗舜初及其家属把国家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把党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罗舜初在病重期间，曾嘱咐家属： “作为共产党员，活着要好好为人民服务，死了对人民有益的事我也愿意做，要把我的遗体献给卫生部门解剖研究，把有用的留下做标本，没用的烧掉。” “生与死都是自然规律，我死了不要发讣告，不要搞向遗体告别，也不要开追悼会。” “要向周总理学习，我的骨灰不要保留，撒在可爱祖国的土地上……”

1981年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人民的好儿子罗舜初，因心肌衰竭在沈阳部队总医院逝世，享年67岁。

罗舜初逝世后，他的夫人胡静和子女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开了家庭会，决定遵照罗舜初生前的遗愿办丧事。胡静代表全家向军区组织上诚恳提出不发讣告，不接受花圈，不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将骨灰撒在可爱祖国土地上的要求。军区领导机关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参照有关事项，从简办理了罗舜初的丧事。

罗舜初的遗体于2月28日火化，3月，他的骨灰撒在他抗日战争时期战斗过的山东沂蒙山区和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过的锦州地区。

1981年9月1日，国防科委党委对1974年上报军委的关于罗舜初等三同志所犯错误结论意见的请示报告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认为，在林彪反党集团横行期间，罗舜初等同志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1974年国防科委临时党委把他们的错误作为“方向路线错误”和“政治错误”上报军委，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建议撤销1974年12月21日国防科委临时党委关于对罗舜初等三同志所犯错误结论意见的请示报告，撤回罗舜初等同志的检讨。

1982年3月29日，中央军委纪委对罗舜初等同志问题复查的批复中称：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关于撤销国防科委临时党委对罗舜初等三同志所犯错误结论的请示报告。

①罗舜初: 《历史思想自传》 (1954年8月)。

①罗炳恒早年到新加坡种植橡胶,开办工厂,成为有一定资本的华侨。

②罗舜初:《历史思想自传》 (1954年8月) 。

①“毛、周、张、博”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②③罗舜初: 《历史思想自传》 (1954年8月) 。

①罗舜初: 《历史思想自传》 (1954年8月)。

①1945年8月22日《鲁中大众》第1版。

①马洪新:《横渡海峡、奔越东北》,载《泰安党史资料》。

①《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

②《访问原海军后勤部副部长侯向之记录》 (1987年6月20日)。

①杨国庆、白刃;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1986年5月)。

①《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7页。

①②《当代中国海军》第67、69页。

①《当代中国的海洋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

①“一二四” 决定,即1967年1月24日凌晨,聂荣臻在京西宾馆召开国防科委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在试验部队及各基地不搞 “四大”,有意见可写信反映,召开民主会解决。

①《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①《这样花钱他高兴》,1981年4月14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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