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罗梓铭人物传,罗梓铭生平事迹,罗梓铭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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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罗梓铭人物传,罗梓铭生平事迹,罗梓铭评价

涂罗诸烈士，秉性最忠贞。

在乡驱虎凶，为国靖烟尘①。

投身革命从事工运

罗梓铭，原名罗世章，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沙市区淳口乡张家村。父亲罗保成是位贫苦农民，长年给地主当雇工; 母亲赵氏操持家务。罗梓铭排行第八，上有四兄三姐，他是最小一个。全家终日辛劳，仍不得温饱。为减轻家庭负担，他过继给叔父罗保田做儿子②。罗保田家虽然也很穷困，还是想方设法让他断断续续地读了四个月私塾。梓铭九岁时，父亲托人送他到一家裁缝铺当学徒。但是，老板每天只要他担水劈柴、烧水做饭干杂活，学了四年，还不让他裁剪。他一气之下跑回家，发誓再不回裁缝铺了。

罗梓铭的家乡盛产夏布，家家户户都有织机。这时，十三岁的罗梓铭别无生计，只得在家学织夏布。谁知这一年夏布滞销，虽然他织的夏布纱细布白，也卖不出去。他只好又进另一家裁缝铺，重新学了三年，到十六岁时才出师。从此，他拎着工具篮子，走家串户，以缝衣为生。

一九二四年冬，浏阳北乡进步学生、共产党员田波扬、潘心元从长沙回来，发动群众兴办农会和工会，并在丰裕乡毛公桥秘密筹建了浏阳第一个党的农村支部。它象一盏明灯，在嵩山岭上闪烁，指引着浏阳人民向旧世界宣战。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罗梓铭，当时正在北盛仓做工，看到农民发动起来了，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感到很开心。不久，农民运动的烈火烧到了梓铭的家乡淳口、蕉溪一带，他立即报名参加。

当时，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正准备北伐。浏阳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为了打听外面的情况，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有一天，北盛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周克明对罗梓铭说： “你有手艺，出外活动方便。我想派你随罗小竹到长沙去。”罗梓铭满口应允，高兴地说： “只要农会信得过我，到天涯海角我也去! ”于是，他与罗小竹两人一起到了长沙，住在胡家巷一位老乡的家里，每天以做裁缝作掩护，到处了解情况，终于把北伐军先遣团出师的消息带回了浏阳。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家后，即由罗小竹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①。不久，他与家乡一个名叫张美秀的青年姑娘结婚，先后生二女一子。

一九二六年八月，在金桂飘香的日子里，叶挺独立团开进浏阳。潘心元带领浏阳人民箪食壶浆迎接义师。在北伐军的支持下，浏阳县农民协会和总工会相继成立，罗纳川、郭起分别担任县农民协会和县总工会的委员长。长期以做手艺为生的罗梓铭这时被调到县城，在县总工会工作。他和工会同志们一起将县城的缝纫工人组织起来。他一边做衣，一边与工人交谈，很快取得了工人兄弟的信赖，并担任了县城缝纫业工会的组织委员。

当时，担任浏阳县委书记的潘心元很注意抓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罗梓铭参加了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枪枝，队员大部分使用梭镖、大刀，他们在队长胡彪的领导下，刻苦训练，士气很旺。为了缴获县警备队和各乡团防的枪枝，潘心元巧设宴会，请各乡团总赴宴。在一九二七年春节，罗梓铭与工人纠察队的战友们在宴会上扣押了各乡团总，逼迫他们交出武器，然后又解散了县警备队。经过这场“杯酒释兵权”的斗争，武装了由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开成立大会那天，罗梓铭与上千名队员换上了崭新的蓝色制服，腰束皮带，肩背钢枪，受到了成千上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罗梓铭第一次扛上钢枪，决心“为工农而战” ，保卫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

一九二七年五月，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 ，三湘四水血雨纷飞。国民党新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怒。浏阳县总工会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县城发动各行各业工会会员举行了声讨大会，罗梓铭代表缝纫工会发言，义愤填膺地控诉了许克祥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并率领会员高呼为革命烈士复仇的口号。接着，潘心元率领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各乡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五月三十日进抵离长沙只有七十里地的永安镇，然后，兵分两路扑城。罗梓铭所在的第二纵队，在潘心元、苏先俊 (后叛变) 的指挥下，攻到长沙市南门口，与敌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由于寡不敌众，农军忍痛撤回。

七月间，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浏阳工农义勇队撤到平江县长寿街。月底，奉命改编为贺龙部的第二十军独立团，准备开赴南昌参加起义。罗梓铭随部队翻过连云山，进入江西。但是，在南浔线上的涂家埠车站，得知起义已经举行，主力部队南下广东去了。这支小小的武装，不可能突破敌人的重重防线，于是折回湘赣边活动，在铜鼓县城驻扎下来。

不久，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参加秋收起义。毛泽东亲赴第三团指挥，在中秋会餐会上，接见了全团官兵。接着，部队在铜鼓县城桥头的大沙洲上举行了誓师大会，毛泽东检阅了部队，罗梓铭编在第三营第九连，寻淮洲担任他的班长。他与战友们一鼓作气打回浏阳，首战白沙告捷，次日又攻克东门镇。

东门守敌周卓的一个营退到达浒，第二天增援敌军赶到，一起向东门反攻。敌军分两路控制了制高点，将驻扎在东门镇的第三团包围起来。罗梓铭在第三营营长汤采之的带领下，勇敢地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汤采之不幸中弹牺牲，因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第三团退走上坪。之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于十九日上午开到文家市。罗梓铭等人迅速缴了民团的械，打开牢门放出了被捕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其中有一位叫陈盛龙的青年，民团准备杀他祭旗，家属已经给他送了“饯行酒”，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救了出来，他全家极为感激。

在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成员经过争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部队开往罗霄山脉中段，去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创革命根据地。罗梓铭因身染虐疾，不能随军行动，在万载的桐木被留下休养，病愈后即返回浏阳投入了地下斗争。

一九二七年冬，是浏阳在大革命失败后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对这块孕育了秋收起义的土地，进行了反复的 “清剿” ，扬言“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一时，阴霾满天，血流遍地。罗梓铭的一家因为都参加了革命，倍受反动派的欺压迫害，不得不离开家乡躲避。在转移途中，他的父亲罗保成病死在浏铜边界的深山。他大哥罗云汉和大嫂迁到浏阳东乡白沙镇，以开饭铺做掩护，继续为党递送情报，转运物资，后在“清剿”中惨遭反动派杀害，并被挂头示众。二哥罗铭贵后来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壮烈牺牲。

罗梓铭目睹血海深仇，强忍悲痛，决心向反动派讨还血债。他与县委书记潘心元等人接上头后，被分配到浏阳东区，以缝纫作掩护，恢复工会组织。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罗梓铭由黄卿、易加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誓词中写道：“决心为国家和民族的自由解放，为党的路线坚决奋斗”①。接着，他深入永和、官渡、东门一带，依靠大革命时期的老工会会员，把大家团结起来。不久，在东门恢复了浏阳纸业工会，推罗梓铭担任委员长。

一九二八年初，县委又派罗梓铭回家乡淳口做秘密工作。此时，县委特派员徐洪也回到北区发展党的组织，与罗梓铭、张正坤等接上关系。他们日夜奔波，串连和发动群众，恢复了农会组织，建立了秘密的农民武装——浏北游击队。这时，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第二纵队开进浏阳，建立了一片苏区。罗梓铭公开了身分，参加了苏维埃政府工作，并担任浏阳第十八区的常务书记②。当时，白军在淳口的玉皇殿筑起了一个炮楼，驻守着敌人两个排的兵力，有六十多条快枪扼守在去浏阳、平江和长沙的交叉路口上，控制着通往苏区的炉烟洞要道。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浏北游击队前后组织了三次袭击，指挥部就设在对面田垅的罗梓铭家里。第一、二次袭击，游击队没有得手，仅仅把玉皇殿后面的一个观音庙捣毁了; 游击队组织第三次袭击时，敌人在炮楼里得意地喊叫着： “有本事就打进来! ”罗梓铭气红了眼睛，向徐洪建议用火攻。那天晚上，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大批柴草被运到炮楼下点燃。时值严冬，北风正紧，风助火威，炮楼很快就烧着了。敌人葬身火海，少数侥幸逃出来，也成了枪下之鬼。

三打玉皇殿的胜利，吓坏了北区的反动势力，以张忍、周首生为首的民团头子，跑到县城请求派兵镇压。这件事被游击队侦知，徐洪、张正坤、罗梓铭率领浏北游击队，在他们返回时必经的咽喉之地蕉溪岭，设下了埋伏，张忍出城比较晚，周首生由轿夫抬着，在几个团丁护送下，爬上岭来。在他下轿准备休息时，张正坤、罗梓铭等带领游击队员从树丛中跃出，生擒了周首生，并就地处决。此事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

土豪劣绅对徐洪、罗梓铭恨之入骨，县知事谭鼎两次下令通缉他们，当地的团防局连续十几次派人去抓，均一无所获。有一次，罗梓铭到县城与党组织接头，被国民党特务督察专员赵振鹏认出来，处境十分危险。他机警地躲入缝纫工人朱南庭的家里，才化险为夷。敌人对罗梓铭无可奈何，竟采取卑劣的手段，把他的继父罗保田抓住杀了。

一九三○年，浏北游击队扩编为浏阳赤卫军第六师，徐洪任总指挥，参加了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和四次攻打浏阳的战斗。罗梓铭率第十八区人民踊跃支前，为红军运输物资，筹备粮草。这年五月，红六军 (后改红三军) 军长黄公略、政委潘心元和县苏维埃主席张启龙率部队攻下浏阳县城，罗梓铭曾带领农民，把在县城缴获的食盐，装满两大船，送往东乡苏区。七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打下长沙，罗梓铭带领浏阳农民支前，在长沙日以继夜地工作了十一天。

一九三一年七月，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大屋召开了湘鄂赣边区党员代表大会，决定撤销湖南省委办事处，成立中共湘鄂赣省省委，由李宗白任省委书记，罗梓铭担任省委职工部部长。九月，省委迁到平江县长寿街，罗梓铭参加了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分配他负责湘鄂赣苏区的工会工作。

一九三三年，罗梓铭在湘鄂赣省当选为出席全国苏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他率领湘鄂赣省工人代表团二十多人起程南下，取道赣南，进入中央苏区。途中，在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一部分同志主张报喜不报忧。但罗梓铭等人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对于湘鄂赣省工作中的问题也应该向中央反映。经过一番争论，多数人认为还是应该把好消息带到中央去，结果，只剩下罗梓铭一个人坚持要如实反映情况。后来，他还是这样做了。这件事得到了当时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表扬。在瑞金召开的全国苏区职工代表大会上，罗梓铭代表湘鄂赣省汇报了工人运动的工作。这次会上，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区总工会的委员，留在中央苏区工作。苏区总工会下辖五个分会，罗梓铭并担任店员及手工业者委员会的委员长兼党团书记①。

戎马生涯万里转战

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为了反击敌人的猖狂进犯，发展壮大人民武装，苏区中央局提出了“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按照这一号召，全苏总工会派出许多负责干部到苏区各地做动员工作，筹建红军中的“工人警卫师”。罗梓铭以全苏总工会代表的身分，被派到赣南的广昌县。在县委领导下，他联合当地工农青妇组织，建立了广昌战地动员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一个月之内，就动员了几百名青年参军，受到上级表扬。不久，他又被调到新成立的赣南省，担任赣南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在胜利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后，苏区中央局决定把他留在赣南省工作，担任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①。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一日，他参加了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②。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由于王明 “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时，罗梓铭随中央纵队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军曾打算在云贵高原上建立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会址设遵义新城豫章学校内) 。中华苏维埃政府委派了负责干部，由罗梓铭担任主席③，徐特立担任教育委员，毛泽民担任财政委员。不久，敌人重兵压境，红军撤出遵义，继续北上，罗梓铭被调到由中央苏区各红军学校编成的干部团担任军需主任①，负责干部团的后勤给养工作。

长征途中，部队跋涉千山万水，游动性大，又是无后方作战，补充部队的给养是很困难的。罗梓铭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干部团的给养。他总是不辞辛苦地带领几个军需干部跑在部队的前面，购买粮草，为部队找宿营地，而自己则常常吃野菜，睡在树下。干部团在长征途中，除了负担警卫中央的任务外，在强渡乌江天险时，还担任架桥任务。罗梓铭带领第三营的政治干部，向附近群众征集门板、木料，保证了架桥的需要。接着，罗梓铭又与干部团的先头部队轻装急行军，抢占了金沙江渡口，并夺得七只船，使红军得以平安过江。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整编部队时，罗梓铭调到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担任部长②。过草地时，在黑水芦花村，他又被调任红军总供给部政治处主任③。由于粮食奇缺，他把自己的牲口宰割给同志们吃了，每天和大家一起步行。有时，还和警卫员赵敏一起，帮助抬伤病员。每到一处宿营，他都不顾行军劳累，找当地人谈话，了解风俗民情和前面的军事情况，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政策。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十二月，党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罗梓铭被从吴起镇的前线抽回，调到设在瓦窑堡的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工农检查局担任局长④。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罗梓铭随军东征，担任前委地方工作部群众科科长①。

我军渡河东征，大败晋军，控制了晋西南、晋西北的大片地区，前锋直捣太原近郊。蒋介石为阻拦红军东进抗日并援救山西军阀阎锡山，调集十个师进入山西，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北根据地进攻。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日和避免不利决战，命令红军于五月初回师陕北。罗梓铭从山西前线返回陕北后，离开主力部队做地方党的工作，担任中共陕甘省委(后改为陕甘宁省委) 组织部部长。他当时的警卫员赵敏回忆说：“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到山西。他在前委工作，红军东征回来后，到陕甘宁省委任组织部长。陕甘宁地处偏僻，条件很差，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他密切配合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为了解决穿衣吃饭，筹集物资等问题，四处奔波，历尽艰辛，费了不少心机。他还把准备好的粮食运往部队，保证部队行军作战有饭吃。”这期间，罗梓铭曾多次在省委的《党的工作通讯》上发表文章，介绍党内情况和总结工作经验。

一九三七年初，罗梓铭被派到陕甘宁根据地担任三边 (即定边、安边、靖边) 特委书记。这里是沙漠地区，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极差。罗梓铭身体不好，患有肺病，瘦得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但他谢绝了组织上要他单独开餐的照顾，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由于特委人员少，工作紧，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挤时间写材料和处理各县、区的事情。花马池的盐是三边一宝。但由于运输问题没有解决，大量食盐运不出去，而人民群众急需的棉、布等生活用品也换不回来。罗梓铭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起商量，想了很多办法，终于解决了食盐的生产和运输问题，使大量食盐外运，既满足了外区人民对食盐的需要，也为三边群众换回了大量物资。

一九三七年五月，罗梓铭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新的形势下，他感到有一股要求重新学习的迫切愿望，便向中央组织部写报告说： “我是从三边特委来的，前段因病休息了两个月，这次来延安是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如果党重新给我分配工作，那么，我迫切需要的是学习。”①会后，组织上接受了他的请求，安排他去中央党校学习。罗梓铭原来文化程度很低，虽然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有所提高，学习仍感到吃力。他克服种种困难，抓住这一宝贵时机，一边学文化，一边回顾总结工作，写了很多总结材料，其中有的还在延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过。

这些年来，罗梓铭披一身战火硝烟，从湘鄂赣到中央苏区，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工作单位经常调动，职务时有变化，然而，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做好。每次调动前，他总是把工作交待得清清楚楚，还提出今后的设想和建议。同志们常有这样的评论： “老罗是个很过细的人，工作态度非常严谨，作风正派，对他干的那份工作，领导和同志们都不用操心。”

坚持抗战勇斗顽敌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的爆发，燃起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烽火。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纷纷派人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这年六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的代表罗其南、李楚民，到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湘鄂赣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罗梓铭和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张正坤听说湘鄂赣老苏区来了人，急忙赶去询问家乡情况，并表示愿意回湘鄂赣老苏区工作。罗其南说： “这几年湘鄂赣苏区损失很大，特别是缺军事干部，只要中央军委同意，我们那边是欢迎的。”后来，罗其南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了他们的要求，中央军委批准罗梓铭、张正坤回湘鄂赣工作。

接到批示后，罗其南与张正坤先启程南下。不久，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罗梓铭在八路军总部任少校副官。为了向南方红军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精神，这年九月，党中央派八路军总部的李涛和赖传珠赴湘鄂赣，随后又派回罗梓铭。回湘途中，他们先后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中共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等负责同志，并带了周恩来、董必武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的信。离武汉时，周恩来反复叮嘱罗梓铭：湘鄂赣区面临错综复杂的环境，在那里要做到既不丧失原则，又要争取友军，开创出团结战斗的好局面。

早在这年五月十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了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由傅秋涛任主席。李涛、罗梓铭等人到湘鄂赣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这里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于平江嘉义万寿宫召开的中共湘鄂赣省扩大会议上，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新指示，介绍了中日战争的局势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当时，国民党打着国共合作的旗号，派反动军官罗世忠任抗日游击支队的副司令，派叛徒李楚屏任参谋长，妄图篡夺游击队的领导权。李涛、罗梓铭协助傅秋涛、涂正坤等，坚决抵制了国民党的这个阴谋，保证了党对人民抗日军队的领导权。

不久，李涛奉命取道南昌，去新四军军部工作，罗梓铭则继续留在湘鄂赣。这年年底，中共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直属长江局。为了加强特委的领导，中共长江局决定增补罗梓铭为特委常委，特委进行了分工，由涂正坤任书记，罗梓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①，骆其勋任宣传部部长 (后调修水，由黄耀南继任) ，谢乾任保卫局局长，冯杏娥任妇女部部长，谭启龙任青年部部长(后由罗其南继任) ，黄耀南任民运部部长; 傅秋涛、邓洪参加特委常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湘鄂赣边区的各红军游击队开到平江嘉义镇集中，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共有一千一百多人枪，由傅秋涛、张正坤、江渭清率领东进，经江西南昌，到皖南岩寺集中。涂正坤、罗梓铭则留在平江留守处工作，负责安置伤病员及新四军家属和与国民党方面联系等。实际上，留守处就是湘鄂赣边特委的秘密机关，执行着光荣而重大的使命。

留守处设在嘉义镇的亿倡药号。这是一幢南方式样的二层木房子。罗梓铭和同志们一道，利用公开秘密的两个机构，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时特委的中心任务是：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抗日的人民武装。

为了把抗日的蜂火烧得更旺，罗梓铭和特委的同志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甩开特务暗探的跟踪，到各县开展工作。不久，罗梓铭回到浏阳，借着为病死江西的父亲改葬的机会，将地下党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国民党区公所听说罗梓铭回来了，派了两个人以收屠宰税为由，探听情况。罗梓铭知道来者不善，当即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他亮出国共合作的军官身分，故意把桌子一拍，气愤地说： “你们这班家伙专门欺负老百姓，今天我回来了，还上门胡闹! ”然后一声喊打，众人一涌而上，把这两个家伙打得在地上乱滚，最后将他们抛进门前的粪池里才了事。接着，他又与当时兼任浏阳县委书记的罗其南在北盛、蕉渡等地和老党员周克明、彭庚山、周化驯、陈慧湘、罗湘等接上关系，建立了北盛、安全 (辖淳口、蕉溪) 两个区委，分别由彭庚山、陈慧湘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党员，并主持在北乡慕家冲召开了有二十余人参加的新县委成立会议，选举慕容楚强为书记。与此同时，湘鄂赣所辖的平江、万载、修水、铜鼓等县的党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尤以平江发展更快，新吸收了三百多人入党。罗梓铭与涂正坤、黄耀南等人还经常给新党员上党课，讲理论，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这一年，浏阳曾经发生过两件较大的事情。第一件是争取国民党的县长抗日。以专员身分兼任浏阳县长的徐庆誉，有抗日爱国的一面，通过罗梓铭等人对他的影响，任命了共产党员刘济群担任县府一科科长，放手让刘济群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刘济群不但公开地在县城各界大会上演讲，带领城关的中小学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而且还邀请长沙的学生来浏阳，一起组织抗日话剧队，分赴四乡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有力出力》等剧目。每场观众上千人，掌声不绝，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当即就有王运生等数十名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投入革命。罗梓铭热情地为他们写信并指明路线。不久，刘济群受到顽固派的仇视，千方百计地将他挤走，徐庆誉也因此被革了职。

第二件事是推动国民党新三军与我新四军建立抗日军事联盟。十一月，国民党第十六军一八四师驻浏阳休整待命，该部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师长张冲是位有名的爱国将领。该师到浏阳后奉命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地下党员张永和任政治部主任。罗梓铭受党的委托，以求职为名，派罗湘送赵文(均系共产党员)潜入新三军工作。此后，又送了十名党员去新三军。新三军公开向左转，主动派人找新四军联系，提出建立新三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军事联盟的要求，并且在墙头公开贴出“新四军是我们的老大哥”、“向新四军学习”等标语; 同时邀请国民党第二兵团政治部宣传队来浏阳演唱《松花江上》、《失守的太原》等爱国歌曲; 全军还为抗日救亡开展了打草鞋比赛和有奖射击比赛。蒋介石得知新三军这些进步表现后，十分恼火，加之滇军内部矛盾激化，张冲、张永和先后被免职，赵文也被特务在浏阳活活处死。新三军的抗日热潮，就这样被压落下去。

新三军的挫折，无疑是抗日工作的一大损失。然而，罗梓铭和特委其他同志并没有泄气，继续深入到湖南的临湘、岳阳、湘阴; 湖北的咸宁、蒲圻、崇阳、阳新、通城、大冶; 江西的修水、铜鼓、宜春、万载等县的城镇农村，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大力发展抗日力量，而驻地平江嘉义更象大革命时期一样，开创了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局面。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划归江西省委领导，涂正坤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仍在平江领导湘鄂赣边的工作，特委书记的职务由罗梓铭接任。特委的其他委员分别是：组织部部长骆其勋，宣传部部长黄耀南，青年部部长罗其南，军事部部长吴自力，妇女部部长彭援华，秘书长吴渊。因为国民党的干预，反对在平江继续设留守处，故又将留守处改名为平江通讯处。

此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部从四川来到平江，美其名曰： “要在这里抵抗日本军队”。其实，他们是专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力量的。为此，长沙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被迫撤走。接着，省政府又下令撤走平江通讯处。但是平江通讯处是设在湘鄂赣老苏区的土地上，他们要撤也撤不掉，要挤也挤不走，于是就采取卑劣手段，派特务化装成修鞋匠，坐在通讯处门口，伺机溜进去放毒，被通讯处人员发觉捕获。顽固派把通讯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一口把通讯处吞下。有一次，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佛师，跑到通讯处说：“为了便于联系，请通讯处搬到县城去。”想用调虎离山之计，在搬迁途中消灭我通讯处，当即遭到涂正坤、罗梓铭等人的严词拒绝。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进一步说： “为保障贵党党员的安全和合法活动，请开列名单。”这一阴谋，又被我无情揭穿。

平江县县长陈鲲，与其当汉奸的表兄王录滨勾结，企图投降日本。他们往来的密信，被涂正坤、罗梓铭查获，在嘉义召开的除奸公审大会上，汉奸王录滨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陈鲲却因得到杨森部队和国民党县党部的包庇，一直逍遥法外。

这年三月，国民党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平江的反动势力遂到处造谣，蛊惑人心。县党部、县政府和三青团联合发函，向杨森诬告通讯处“收留土匪，到处活动，扰乱社会治安”。嘉义乡乡长、劣绅杨本经，竟胡说： “新四军有进犯平江的企图。”甚至公开贴出布告称： “近有奸人匪类，假借抗日救国，乘机煽惑愚民，扰乱社会秩序，特召开民众大会，讨论防匪办法”①。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手段，湘鄂赣特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梓铭再三提醒同志们说： “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的，我们要百倍警惕。”为了防止顽军的突然袭击，特委和通讯处紧急动员，机关的人数由原来的一百多人精简到三十余人，党的机密文件和重要军用物资连夜转移到了连云山区的谢江洞里，原红军军械厂留下的武器，也进行了坚壁清野，除了几名炊事人员外，家属也大都送到乡下去了。他们积极地准备着，坚决地斗争着，极力维持团结抗日的局面。

血洒嘉义浩气长存

一九三九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日益高涨。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在日寇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下，积极反共反人民，准备投降日本军国主义。他们指使所属各部，疯狂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后方机关进行袭击。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杨森派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庄炳文、参谋长邵君甫、作战科科长郑恒山与平江县长陈鲲、县党部书记刘佛师密商，指使土豪劣绅向蒋介石写控诉书，密报“平江通讯处是共产党在湘鄂赣边的首脑机关，在湘鄂赣三省界到处发展了共产党的新组织”，为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造借口。

六月十一日深夜，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密电，指示杨森尽快解决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一网打尽机关工作人员。当晚，杨森找来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和第一三四师师长杨干才，令该师特务营去执行蒋介石的这项指令。

第二天天亮前，顽军特务营一个连，在连长余元日的带领下，埋伏在嘉义镇附近的吴氏祠堂、杨伯琴店内以及矛潭嘴等处。下午三时，特务营中尉张绍奇来到通讯处，编造了一套谎言，对涂正坤说： “接到上峰紧急通知，日寇不日就要窜犯平江，请前去商量有关抗日事宜。”涂正坤和通讯处的同志因连续几天参加破路，很感疲劳，但他听说有新情况，也顾不上休息，即随其出来。当走到离通讯处不到三十米的街头时，张绍奇突然干咳一声，接着就传来了 “砰”、“砰”的枪声，涂正坤身中数弹，当场牺牲。

特委秘书长吴渊闻到枪响，急忙奔出，想弄清情况。刚走到街上，也被埋伏在通讯处附近的特务开枪击倒。罗梓铭感到情况有变，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据他的儿子罗吉林回忆：“父亲当时正患重病，在敌人包围时，他冷静地将留在身边的机密文件烧毁，又将两包党的活动经费递给站在窗外的母亲，母亲速将这两包东西埋进了邻居灶堂的火灰中……。” ①后来，这两包党的活动经费，由张美秀通过涂正坤的爱人朱引梅，交给了正在外面工作的黄耀南，避免了党在经济上的损失。

正当罗梓铭等人紧张处理密件时，顽军一涌而入，并用枪对准罗梓铭，同时，将通讯处的干部、家属十多人及通讯班战士八人全部扣押起来。接着，他们在楼上楼下进行搜查，共抢去长枪二支，手枪二支，驳壳枪六支和部分通讯器材、日常生活用品。

面对顽军的暴行，罗梓铭极度气愤。他大声抗议说：“你们这些暴徒到底要干什么?是谁指使你们骚扰抗日机关的?是谁指使你们残杀抗日战士的? 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这种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罪行! ”带队的连长余元日无言以对，当即根据叛徒孔荷宠提供的情况，令手下人将罗梓铭和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曾金声，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军需长吴贺泉，以及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干事赵绿莹(女) 四人五花大绑，开始“审问”。他们贼喊捉贼，要罗梓铭等承认“扰乱后方，破坏抗战”。被捕的同志个个临危不惧，轮番揭穿顽军的罪行。罗梓铭还大义凛然地警告暴徒：“你们这些民族败类，最终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 ”

顽固派见软的不行，就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他们把罗梓铭等四同志带到通讯处的后厅，严刑拷打。张美秀回忆说：“梓铭和其他同志都昂首挺胸地站在房中间，眼里闪着不屈的光芒。几个国民党士兵缩在屋角里，只听见一个特务大声吼道： ‘快交代你们的罪行! ’ 罗梓铭义正词严地回答道： ‘我们抗日无罪，你们破坏抗日有罪! ’ 暴徒无可答辩，即先将梓铭吊起来，并用烧红的火钳往他身上烙，皮肉被烙得青烟直冒，‘嗞嗞’ 作响，其他三位同志也受到严刑的拷打，没有一个人屈服。暴徒折腾了半晚，到午夜十二点，他们伎俩用尽，于是将梓铭等人押出嘉义镇。当时，万籁俱寂，星光微明，敌人推着他们快走，梓铭知道暴徒要下毒手了，为了引起周围群众的警觉，就大声呼口号。暴徒慌忙用手巾塞住他的嘴，梓铭将嘴巴往肩上猛力一擦，把毛巾擦掉，又开始呼喊起来。暴徒用刺刀往他身上捅，每喊一声就捅一刀。后来，据收殓梓铭遗体的群众说： ‘他身上有三十多处刀口’ ”①宣传干事赵绿莹，当时只有二十二岁，才从岳阳师范学校毕业。她不顾暴徒用枪托抡打，还昂首高唱抗日歌曲。暴徒把他们拖到郊外虎形山上时，罗梓铭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便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顽军本来就做贼心虚，听到雄壮的口号，慌忙将罗梓铭等四同志推进了一个数丈深的废掏金坑里活埋了。

惨案发生后，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黄耀南从外地赶回嘉义，立即以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名义向上级和全国各新闻单位发出了反映惨案真象的《快邮代电》。七月二日，周恩来两次通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第七战区司令部，向制造惨案的顽固派提出了强烈抗议。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迅速查处案件。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口体育场举行了各界群众隆重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大会，有一万多军民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说：

“……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①

注释

①董必武挽涂正坤,罗梓铭等烈士诗,见《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

②以上材料由罗梓铭烈士的儿子罗吉林提供。

①见中央组织部提供的罗梓铭烈士档案材料。

①②见中央组织部提供的罗梓铭烈士档案材料。

①以上职务见中央组织部提供的罗梓铭烈士档案材料。

①见中央组织部提供的罗梓铭烈士档案材料。

②见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存瑞金革命纪念馆。

③见《遵义县志》 (初稿)。

①③见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的肖正岗文章《悼念罗梓铭烈士》。

②④见中央组织部提供的罗梓铭烈士档案材料。

①见中央组织部提供的罗梓铭烈士档案材料。

①《湘鄂赣苏区史稿》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平江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选》。

①罗吉林: 《回忆我的父亲罗梓铭》,载1982年6月16日《湖南日报》。

①当时,罗梓铭的爱人张明秀被药店老板认作媳妇而保护起来,解放后,她将亲眼所睹的事写成回忆文章(未刊稿)。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9—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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