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茅丽瑛人物传,茅丽瑛生平事迹,茅丽瑛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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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茅丽瑛人物传,茅丽瑛生平事迹,茅丽瑛评价

(一)

一九一○年八月四日，茅丽瑛出生于杭州一个正在走向贫困潦倒的小官吏家庭。父亲茅仲复，性情暴戾，嗜吸大烟，又处处摆阔，以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母亲朱氏，勤俭、善良，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生有一男二女。茅丽瑛五岁那年的隆冬，债主连连临门逼债，除夕夜晚，父亲投西湖自尽。不久，她那七岁的哥哥也因患肺炎无钱医治而夭亡。

茅丽瑛的父亲死后，她的母亲为生活终日奔波，在借贷无着的情况下，带着两个幼女离开杭州，到上海投奔亲戚陈招悦，寻找生活出路。在上海启秀女校担任教务主任的陈招悦，将这母女三人安排在校内教工宿舍居住，并让朱氏当校工。这所女校位于闸北的东宝兴路，分中学、小学和幼稚园三部分，朱氏的工作是管理幼稚园。一家人虽说有了一个安身之所，但朱氏那微薄的收入，仍难以抚养两个幼女成人，只得含泪将小女儿丽华，送给一个广东人当养女。

一九一八年秋，年满八岁的茅丽瑛，得到陈招悦的应允，就读于启秀女校。丽瑛资质颖慧又勤奋好学，不久便以优异成绩博得教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尊敬。她的英语成绩始终为全班之冠，大量的单词、词组都背得烂熟，且能与英语教师对答如流。她性格活跃，爱好文体活动，课余常与同学一起跳绳、踢毽子、溜冰和骑车; 在陈招悦的指教下，还能弹一手好钢琴。清贫的家境，使好学上进的茅丽瑛在上初中的时候就为以后继续升学的经费而焦虑。当她得知学校幼稚园需要音乐教师时，便主动向陈招悦自荐。学校同意了她的要求。从此，她一面继续读书，一面给幼稚园当“小先生” 。

一九二五年五月，继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后，租界的帝国主义巡捕又在南京路上枪杀游行示威的学生、工人十余人，全上海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一向主张“学校要超政治”的启秀女校校长徐婉珊，这一次又没有让学生上街游行。可是，这场伟大的反帝风暴还是震撼了校园，初步唤醒了茅丽瑛、蒋学杰等过去极少过问政治的女学生。打这以后，茅丽瑛经常向蒋学杰借阅《学生杂志》、《妇女周报》等刊物，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并注意观察社会的状况，常与同学一起对社会的种种不平开展讨论，然而都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天下午，正在上课的启秀女校师生，被突然从远处传来的激烈枪声惊得紧张不安。徐婉珊下令关闭校门，以保安全。茅丽瑛难以坐定，一心想弄明白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走上学校楼房最高层向外眺望，但却什么也没有看见。翌日下午枪声停息不久，消息传来了：工人大暴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校门已经打开，茅丽瑛、蒋学杰等几个女同学跑上街头，去探询暴动的始末。

街头巷尾，到处聚集着人群，人们正七嘴八舌地讲述着自己看见的有关大暴动的一些片断。一个目睹者滔滔不绝地把工人纠察队在天通庵怎样袭击军阀部队军用火车，怎样迫使数路全副武装的军阀士兵缴械投降的过程，讲得绘声绘色。“到天通庵去看看! ”在茅丽瑛的提议下，一群女学生到了天通庵车站，又随着人流，涌向北火车站。北火车站已是人山人海，怀着胜利喜悦的各界民众，举着红旗，打着标语，不断地欢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啦!”“骑在上海人民头上的反动军阀被打倒了! ”这振奋人心的革命场面，使茅丽瑛受到极深的感染。她激动地提出，要把这耳闻目睹的实况记录下来，印成传单，在校内散发。女友们都赞同她的倡议。于是，她们立即赶回学校，分头写稿、裁纸，忙碌起来。茅丽瑛搬来了平时印歌曲用的腊纸、钢板和油印机。一叠反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传单很快印了出来。①

第二天，这份传单在全校传开了。师生们争相阅读，惊喜不已; 校当局却大为恼火。一贯谨小慎微的陈招悦听说传单是茅丽瑛发起搞的，勃然大怒，立即把茅丽瑛找去训诫道：现在世事变幻莫测，你们这些女学生能管得了? 有这点精力，不用于读书，却去搞什么传单! 拯救社会靠你们这几张纸就能奏效?以后不许再作类似的事情! 年轻的茅丽瑛当时对许多社会问题还不理解，面对着这位有恩于己的亲戚和严师的训斥，困惑地眨了眨眼睛，没有吭声。

时隔不久，蒋介石发动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工人阶级用鲜血解放了的上海，又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新军阀血腥统治的世界。茅丽瑛原以为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劳苦大众便可以永远扬眉吐气，但事实却完全出乎她的想象。“社会真复杂啊! ”这时，她又觉得陈招悦的说教似乎有理。

一九三○年夏，茅丽瑛高中毕业，她立志要保障人权，拯救无辜，改变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遂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东吴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一样，学费高得惊人，茅丽瑛仅仅念完第一学期，就因无法筹措学费而被迫辍学了①。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江海关招收秘书课英文打字员，②有数千人报名投考。茅丽瑛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母亲高兴得把她搂在怀里; 不少人为她找到这只“金饭碗”而表示羡慕。但茅丽瑛却说： “这种呆板的工作不是我愿意做的，为了安慰含辛茹苦的母亲，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志愿。”③

座落在外滩的江海关，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最大的海关。英国人担任这里的一切要职，他们对华籍职员采取奴化、分化的手段：给予超出一般机关的薪金待遇，灌输所谓“海关国际性”、“超政治性” 、“不受国内政治风潮影响”的思想，并规定不准参加政治运动、不准女职员结婚等等。茅丽瑛这个酷爱祖国、初入社会的纯真女学生，处处感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屈辱，但又欲言而不能。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掌握国家的主权? 中国的经济命脉为何被洋人操纵?她常常徘徊于黄浦江边，心潮逐浪，百思不解。

茅丽瑛在海关工作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人民遭受空前涂炭的时期。黄浦江上，挂着太阳旗帜的武装走私船接踵而至，海关的缉私人员屡遭殴辱，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茅丽瑛忧心如焚，经常夜不能寐。一九三五年，她参加了各界职业妇女自发组织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常与新结识的郑玉颜、董琼南等有志青年一起谈论时政。她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不可推卸的救国责任，但又为不知怎样才能尽到这一责任而焦急、羞愧和烦恼。

一九三六年夏，在上海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胡实声、冯华全、彭瑞复等，从税务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江海关后，运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各种机动灵活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进步活动。十一月二日，党领导下的进步群众组织乐文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同益里海关华员俱乐部宣告成立①。乐文社《宣言》反对个人主义人生观，号召“合群”。它“以文会友”，通过开展各种文化、娱乐和社会活动，激发海关职工的抗日情绪。茅丽瑛是最早参加乐文社的成员之一②，并成为时事讨论组、一般社会问题研究组和歌咏团的积极分子。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后，茅丽瑛愤慨不已，对“七君子” 中的史良尤为敬慕。她说： “史良真是中国女性的骄傲。”她走上街头，参加了要求抗日，反动内战，呼吁释放“七君子” 的示威大游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乐文社连续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钱俊瑞、钱亦石、胡愈之、范长江等作形势报告。茅丽瑛为祖国出现明朗的抗日局面而欣喜万分。不久，她又参加了海关地下党支部领导的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宣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书籍，从中寻求真理，并认真思考自己应走的道路。不久，她在上海职业妇女会发起组织读书会①，邀请孙冶芳、吴承禧、林淡秋等进步人士演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各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海关地下党支部也立即领导职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八月十六日中午，乐文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下设秘书、救护、劝募、慰劳等组，茅丽瑛被推为慰劳组负责人之一②。翌日上午，二百多名职工聚集在俱乐部参加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成立大会。会议发起捐献“一元钱运动”。到会职工踊跃捐献，茅丽瑛也超数捐了款③。

战时服务团成立后，茅丽瑛为募捐、宣传、救济难民、慰劳前方将士和伤员，不知疲倦地终日奔走。为募得更多的款物，她跑遍了海关每一个部门; 为慰问伤员，她带领一支慰劳队，顶着烈日，步行到红十字、太和医院和一些战地临时医院。这些活动，当时的海关刊物《关声》曾多次作了报道，其中有一则消息说： “慰劳队十一人赴小沙渡路培成女校，慰劳伤兵，由茅丽瑛女士代表向受伤战士致辞。伤兵共六十余，都盼望早愈再前往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胜负”。①

沪战爆发后，租界外围地区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茅丽瑛也离别了启秀女校，随同母亲和陈招悦等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幢楼房 (现淮海中路的第十二中学) 里暂时栖身。轰炸后的一天，她外出路过启秀女校，眼前竟是一片断垣残壁、瓦砾灰烬。她心如刀割，怒火中烧，禁不住喊道：“我们无论如何要报这个仇! ”

(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九日，蒋介石下令全军撤退，放弃上海。至此，上海除市区租界这块“孤岛”外，均沦落敌手。

一大批热血青年，为了抗日，为了救国，告别亲人，走向内地，奔赴延安。十一月中旬，殷之钺、佘毅等十多名海关进步青年，酝酿辞职，组织救亡长征团到华南去宣传抗日。茅丽瑛想到自己义不容辞的爱国责任，也准备辞职、别母，到华南去。但是，年迈的母亲不同意她去，她犹豫了。十一月二十三日，茅丽瑛出席了欢送海关抗日救亡长征团的茶话会。长征团员们激昂的言词，使她又一次受到激励。她坚定了决心，说服了母亲，连夜整理好行装，第二天赶到码头，要随长征团一起出发。

同事们惊愕地问她：“你这一走，你的母亲怎么办呢?”

茅丽瑛说： “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轻人的热血呢! 我母亲老了，她身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进祖国的怀抱。我为这矛盾难过，但我到底还是决定选择前一条路。当我把这决定告诉她时，她悲伤地哭了。我流着眼泪跟她解释，你们看我眼睛都哭红了。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心，但我想到侵略者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和屠杀，我又坚定了下来。”①说着，她用手帕抹掉脸上的泪水，登上轮船，向码头上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

长征团到达粤海关后，团员们的足迹遍及白云山下，珠江两岸。每当晨曦微露，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紧张生活，操练、学习和宣传，一直持续到夕阳西沉。虽然每天只有七分钱的菜金，但是一个个却精神抖擞。他们向民众控诉日寇侵华暴行，演唱抗日歌曲，表演《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等话剧，呼吁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在这些活动中，茅丽瑛表现得很出色，无论排演节目，张贴标语和印发传单，她都积极参加，每天忙个不停，有时累得口干唇焦、体乏力竭，仍然激情奋发地工作。

一个多月后，长征团带来的活动经费已差不多耗尽，一部分人打算到延安去。延安，也是茅丽瑛心中景仰的地方。可就在这时，启秀女中向她连续发来急电，告诉她母亲病重，催促她火速返沪。她顿时陷于矛盾之中。一天清晨，长征团负责人殷之钺，把征得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同意他们去延安的情况告诉了茅丽瑛，并且动员她一起奔赴延安。茅丽瑛沉思良久，仍然想不出两全之策，问道： “是否只有去延安，才能加入共产党?”她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殷之钺又惊又喜，说：“我认为并非唯去延安才能加入共产党。你既提到这个问题，那么，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 “我从现实中领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真正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她的语气十分坚决，两眼闪现着坚定的目光。殷之钺高兴得连声说： “我们想到一块去了。”这时，茅丽瑛终于道出了想去延安，但又因老母病重无人照顾而产生了欲走不能的矛盾心理。殷之钺鼓励她： “沦陷区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回沪后仍可想办法找到共产党。”茅丽瑛默默地点了点头①。

一九三八年初春，茅丽瑛回到了上海。

(四)

沦陷后的上海，一面是英勇的斗争，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茅丽瑛便是英勇斗争行列中的坚强一员。一九三八年春，江苏省职业界救亡协会党组织决定将职业妇女会改组为职业妇女俱乐部，使之成为团结广大妇女，继续开展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伟大斗争的组织。茅丽瑛从广东一回到上海，不少原海关的同事和校友都热心地为她寻找职业，一些机关也愿以优厚的待遇聘用她。但茅丽瑛却不为所动，决然选择了启秀女中英语教师这个职业。工资虽然低微，却可以抽出时间从事社会活动。她和郑玉颜、董琼南、蒋学杰一起，共同担负起“职妇”的筹建工作。

筹建“职妇”并非易事。她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茅丽瑛首先带头捐献了平时省吃俭用的积蓄，作为筹建“职妇”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职妇”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在南京路一百二十号福利公司三楼正式诞生①，茅丽瑛、蒋学杰等被推选为负责人。从此，俱乐部内热气腾腾，通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话剧、歌咏、粤曲、平剧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博得大家的欢迎。会员们幽默地说：我们的螺丝壳里大有道场可做!

党时刻关怀着茅丽瑛的成长。中共“职协”党组织鉴于茅丽瑛的表现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由胡实声负责做发展茅丽瑛入党的工作②。五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胡实声来到启秀女中，在底楼的一间教室里，同茅丽瑛就形势、任务和各自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广泛热烈的交谈。谈话中，胡实声问她：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应该由谁来领导呢?”茅丽瑛毫不迟疑地回答： “靠中国共产党! ”此时，她想到了一个久已积压心头的问题，低声问： “请告诉我，你是共产党员吗?”胡实声用微笑代替了回答。茅丽瑛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郑重地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党很快批准了茅丽瑛的申请。在鲜红的党旗面前，她庄严地宣誓： “我一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言行一致，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①

不久，“职妇”又有一批会员入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了中共“职妇”党支部，董琼南任书记，茅丽瑛、郑玉颜等任委员，茅丽瑛负责党团工作。从此，“职妇”各项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茅丽瑛十分重视“职妇”的组织发展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由原来的一百多人猛增到五百多人。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党支部决定举行民主选举，健全“职妇”的组织机构。七月三日晚，“职妇”假逸园 (现文化广场) 餐厅召开选举大会，虽然大雨滂沱，但会员们仍然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大会在听取了茅丽瑛所作的“职妇”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总结和下一步的活动计划的报告之后，选举茅丽瑛为“职妇”主席②。

新的工作重担压到茅丽瑛的肩上。她对于“职妇”的每项工作，都事必躬亲，还经常撰写指导性文章，署名“励茵”发表在《职妇》刊物上。夜以继日的工作，饱一顿饥一顿的生活，使她得了严重的胃病。姐妹们劝她注意身体，她说： “我所有的二切，都早已献给了大家，所以我的行动，也须取决于大家，只要是于大家有好处的，我都高兴干! 我要抓住每一分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③茅丽瑛以她的模范行动影响教育着姐妹们，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尊敬，都亲昵地称她是“我们的茅姐” 。

“职妇”的研究股每周活动一次，用漫谈的方式，讨论妇女解放问题。茅丽瑛经常出席漫谈会，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她说： “职业不是解决恋爱的手段，结婚也决不是职业妇女的最后归宿”，“别让家庭琐事，消耗尽我们可贵的精力，磨折尽我们坚强的志气”。她强调指出： “妇女解放要在民族解放中取得。”①她还介绍大家阅读《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行漫记》等书籍，并邀请戴平万等前来辅导。一些认识模糊、处在傍徨中的妇女，通过这些活动，思想逐渐进步，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职妇”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失学、失业和家庭妇女也纷纷加入进来。茅丽瑛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她们，发动劝募基金、互助互济，成立缝纫组，举办消费合作社，接洽特约商店和医院，以减轻大家生活上的负担。在一次理事会上，茅丽瑛又提出：我们都是职业妇女，应该想到无业的姐妹，为她们举办一些文化、技术训练班。理事们赞同她的建议。于是，国语班、英语会话班、会计班、中文速记班、文化补习班相继创办。茅丽瑛亲授英语课。参加训练班的妇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文化普遍有了提高，有的还学会了技能，找到了职业。

“到社会上服务，谋取经济上的独立，这是我们唯一获得独立、自由、平等的道路。”②在茅丽瑛的倡议下，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职妇剧团”排演的四幕话剧《女子公寓》，在卡尔登戏院 (现长江剧场)举行首次公演。开演之前，茅丽瑛和应邀前来观摩演出的《女子公寓》编剧于伶正坐在观众席上交谈。不一会，两个流氓突然窜到她们跟前，借“职妇剧团”的演出未办过合法手续为由，企图敲诈钱财，并扬言要报告租界当局，禁止演出。茅丽瑛蓦地站起，痛斥这两个人的诡诈，当场把他们赶出剧院①。这次公演获得了圆满成功。接着，话剧《阿Q正传》又参加了全市职业界团体义演，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誉。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会员们分成小队，分别带着大量食品和日用品，前往妇孺难民收容所、难童收容所进行慰问和宣传。

“职妇”在茅丽瑛等人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使她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从个人和家庭的圈子里摆脱出来，关心并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完成党赋予的光荣任务奠定了基础。茅丽瑛也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机智、勇敢和成熟了，她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挥毫写下： “我们要有热的血，冷的头脑，积极的精神，战斗的意志。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反省，不断地努力克服弱点。那么在未来的新中国里，才配得上称做新的女性。”②

(五)

一九三九年春，赴前线慰问新四军的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返回上海后，向各救亡协会代表报告了新四军英勇抗战、痛歼日寇的情况，茅丽瑛听后无比激奋。她提出要到新四军去，上火线痛击日寇。但当组织上没有批准这一请求时，她表示服从党的需要，立足“孤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以实际行动支援新四军①。当时，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剋扣抗日部队军饷，致使新四军财力、物力严重不足。同时，在上海“租界”里，有近二十万难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些情况说明，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留在上海的同志们去做。江苏省委职委妇委会的罗晓红，向“职妇”党支部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利用“孤岛”这个特殊环境，为新四军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救济难民筹集一笔款子②。党支部当即研究决定：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再把募捐来的物品进行义卖，并把义卖的名义定为“物品慈善义卖会”。

茅丽瑛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义卖筹备组，邀请了十五位社会闻人作为义卖的赞助人，以扩大社会影响。为使义卖“合法化” ，还向工部局登记，取得了执照。

正在这个时候，茅丽瑛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她将母亲送进医院，拜托一位女校工代为照料，自己又返回战斗岗位，几乎每天都通宵达旦地为筹备义卖而奔忙，直到母亲临终，都未能顾上再去看望一眼③。

“职妇”开展的抗日爱国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恐慌，对即将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义卖，敌人更是虎视耽耽。极司斐尔路(现万航渡路) 日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不择手段地进行威吓、破坏，还派遣特务打入“职妇” ，又收买了 “职妇” 一个理事，刺探内部情况。

六月七日下午，“职妇”首次借大陆广播电台①，邀请名伶播音，动员各界人士踊跃捐助义卖物品。傍晚，电台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亲启”，却未注明投寄人地址和姓名。一位会员摸着装有一小块硬物的信封，以为是谁捐来了金戒子，便高兴地拆开来看。 “咣”一声，落在桌上的竟是一粒子弹! 信笺上只写有一句话： “立即停止，否则将与你们不利! ! ! ”这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在场的人一时不知所措，即打电话报告茅丽瑛。与此同时，茅丽瑛在会所也收到一封同样的恐吓信。日伪特务的卑劣行径，使茅丽瑛怒不可遏，但她决意不变原定计划。她对着电话筒，斩钉截铁地告诉姐妹们： “继续播音! ”②茅丽瑛镇定、沉着的话语，鼓舞了“职妇”的姐妹们。那天，电台的募捐播音一直持续到午夜十二点才结束。六月九日和十八日，象这样的广播宣传，又连续进行了两次。

通过电台连续广播宣传，中国国货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五十六家公司的职工、厂商捐献了大量的食品、药品、儿童玩具和日用品。“职妇”还组织募捐队，深入大街小巷进行义务募捐宣传。募捐队所到之处，市民们无不慷慨解囊。一位老太太把结婚时珍藏下来的价值三百元的玉如意也捐了出来。茅丽瑛又把劝募工作做到了启秀女中，全校掀起一个捐献热潮。

“义卖”原定七月十四日在宁波同乡会开幕。可是，由于特务恐吓，宁波同乡会管理人员在义卖日期即将临近之时，通知“职妇” 另觅地方。面对眼前的困难和敌特的破坏，茅丽瑛镇静地对大家说：救济难民乃属正义的事业，威胁恫吓阻挡不了正义的事业。目前最紧要的是各位姐妹齐心协力，义卖一定会成功; 她要求大家分头出去另找义卖场所。经过会员们四出奔走，先后联系了新新公司四楼、美国妇女总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等几处地方，但都因收到恐吓信而婉言拒绝。

时间已经是七月十二日夜晚，离预定的开幕日期只有一天一夜了，义卖的场地仍无着落。有些人担心义卖搞不成了。茅丽瑛在“职妇”会所召集筹备人员会议，她说： “不举行义卖，正中敌人阴谋; 不举行义卖，群众的抗日热情会受到挫伤。所以，环境越为艰险，我们越动摇不得! 我已下定决心，为义卖牺牲一切! 义卖的商场就在此地! ”①

在茅丽瑛的领导和带动下，姐妹们立即行动，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筹备，小小的“职妇”会所陈列得琳琅满目，俨然象个百货商场。十四日上午九时，义卖如期正式开幕。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顾客，看着商场正中那幅画着饥寒交迫的受难同胞的彩色画，那些写着“多购一分货，多救一条命”的醒目标语，以及摆满两个商场的各种物品，无不感赞“职妇”姐妹的爱国义举，争相购买义卖物品，许多人还多付钱，少拿货。商场里充满亲切、热烈的气氛。

下午二时许，两个穿西装的人突然冲进商场，蛮横地将货柜推翻，然后乘秩序混乱之际，又匆匆溜走。“职妇”会员们当即冲下楼去追捕暴徒。茅丽瑛站在商场中央大声喊道： “请大家不要慌，我们赶快收拾物品，继续营业。暴徒的捣乱是不得人心的，是徒劳!”约过十分钟，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此时，人们纷纷怒斥： “这是什么世界?连救难都不能! ” “民族败类! ”一个中年男子拉住一位记者的手说： “你们要报道事实真相，讲公道话。中国人甘做奴才的只有一小撮! ”说罢，他脱下长衫，高喊“义卖! ”

两个暴徒很快就被会员扭获，押送到工部局。傍晚，工部局通知“职妇” ：派负责人出庭。茅丽瑛决定亲自前往。在场的会员都为她的安全担心，她说： “工部局洋人多，我的英语还可对付，不必为我担心。”在法庭上，茅丽瑛义正词严地陈述了两个暴徒的肆虐经过，暴徒被斥得理屈词穷，只得招认他们是奉“七十六号”之命前去捣乱破坏的。当时的《申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 “职妇俱乐部义卖，突遭暴徒捣乱，两犯各处徒刑七月。一名蒋堂清，家住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一名朱木金，年均十九。供认系奉某某之嘱托，前往捣乱。”①

义卖按计划举行了两天，完满结束。《申报》和《大晚报》分别于十五、十六日刊登了“义卖”特写。义卖所得的大量款子，除二千三百元交难民救济协会外，其余秘密转送给新四军，作为购买前方将士棉衣的经费。

(六)

通过义卖斗争，“职妇”姐妹们在党的领导下，又一次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茅丽瑛在发表于《职妇》特刊上的工作总结中写道： “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有努力工作的热忱，凭着主观上坚定不移的意志，我们自信，能克服我们的弱点。”“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而且目前正处于险恶的中途。风飘与浪涛，都极容易把我们覆没。我们要坚定，要沉着……姐妹们，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阳光与自由在我们的前面，但正因为要达到这自由光明的境地，我们这时要加倍努力。我们还没有到达欢笑的时候。”①上级党组织指示“职妇”，在日益险恶的环境中，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茅丽瑛要注意隐蔽。茅丽瑛表示： “我不怕，不屈服，艰险的环境，正是我们最好的磨炼!”②她对“职妇”活动在形式上作了一些变动，仍然从容不迫地继续工作。

不久，发生了邮政局下令在邮政系统限制录用女职员的四条规定。这四条规定遭到邮政局女职员的激烈反对。茅丽瑛闻讯十分愤慨。她联络十几个妇女社会团体大造社会舆论，联合通电全国妇女界，声援邮政女职员的斗争。还奔走邮政总局，要求收回成命; 招待报社记者，请求舆论主持正义③。

茅丽瑛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十一月十七日的日伪汉奸报纸《新申报》④，以《上海共党企图再举，在文化界积极活跃，日方已加严密监视中》为题发表消息，对茅丽瑛公开进行恫吓。消息说： “上海中国共产党之地下活动，日渐活泼，开始显露独特之动向。” “以第二史良之中国共产党激烈分子茅丽瑛为中心……为新编第四军文化工作班担任重大任务。此事既经判明，深遭重视。”

“职妇”姐妹们看了报纸，都为茅丽瑛担心，而茅丽瑛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说： “若真称得上 ‘第二史良’ ，那倒是我的骄傲。” “除了工作，生命中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东西!”①党组织十分关怀茅丽瑛的安全，再次指示她注意隐蔽，并准备让她撤离上海到新四军去。

茅丽瑛遵党所嘱，一连二十多天，基本上在家里呆着，极少外出。但她仍时刻关心“职妇”的工作，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工作情况。十二月十二日，“职妇”理事们要开会研究工作，一种高度的责任心驱使着茅丽瑛顶着呼啸的寒风向“职妇”会所走去。下午四时整，她来到姐妹们中间，同志们见到她，真好似久别重逢，特别高兴，会议立即热烈地开始了。就在这时，一辆黑色小轿车从沪西“七十六号”开出，行驶至南京路四川路口嘎然刹车，车中钻出了四男一女。女的名叫黄鸥，绰号“双枪皇后”，是“七十六号”侦行组组长。她窥探了一阵周围的情况，布置特务陈剑飞、劳永生预伏在“职妇”楼梯口，另两个特务放哨监视，特务们要对茅丽瑛下毒手了! ②

下午七时半，“职妇”理事会结束。茅丽瑛与两个会员一起下楼，还未走出楼梯口，陈剑飞对准茅丽瑛连发三枪。茅丽瑛望着逃走的特务，怒斥道： “刽子手，你打死我一个茅丽瑛有啥用? 后面还有多多少少的人! ”话毕，鲜血从她黑丝绒旗袍溢出，她倒在血泊之中③。

茅丽瑛被送进仁济医院。医院完全屈服于敌伪的压力，将茅丽瑛列为“政治病人”，禁止任何人进院探望。

茅丽瑛躺在病床上，脸白如纸。两位“职妇”会员趁人不备，进了病房。茅丽瑛忍着剧痛，紧紧地握住她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我死而无悔。我是独个儿，所以我死是毫无关系的，只是你们绝对不能因为我的死而有所怕。希望你们要继续地努力，加倍地努力! ”①茅丽瑛住的病房，夜班的当班护士正巧是“职妇”会员阿真。她接班后，拆开绑在茅丽瑛伤口上那已被鲜血渗透的纱布，仔细地察看伤口。只见一弹从右骨盘进，左小腹出; 一弹穿过右膝盖; 一弹穿过左小腿，伤势十分严重。阿真细数茅丽瑛的脉膊，一分钟是“104”。“茅姐的生命在危险中! ”阿真禁不住泪水滚落下来。茅丽瑛看着她，声音极其低弱地说： “别悲伤，也吩咐一切人别为我悲伤! 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只要你们仍旧继续不断地工作下去!”②阿真给医生挂电话，详细报告了茅丽瑛的病情，希望医生能立即决定动手术。但是医生却迟迟不来。次日凌晨二时半; 茅丽瑛的脉膊增至“118” 。阿真又会同其他病房的护士向医生再三请求，医生这才为茅丽瑛施行了手术。

十三日，《申报》、《新闻报》、《大美报》、《中华日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茅丽瑛突遭枪击的消息，各界人士尤其是广大妇女都无比愤慨。人们捧着鲜花和各种慰问品前往医院，然而都被院方拒之门外。医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久久不散。许多护士主动要求护理茅丽瑛，院方也一概禁止。

手术后，茅丽瑛的精神比前略好，脉膊也跳得有力些了。这时党组织正在想方设法为她联系转院治疗。十五日上午，蒋学杰以“家属”的身份，几经周折进入病房，将这一消息告诉她，茅丽瑛的嘴角露出了微笑： “谢谢大家，不必为我操劳，要好好应付环境。”①

午后，阿真提前上班，看到茅丽瑛的呼吸道上却安上了氧气管，已经不能说话，瞳孔正在扩散。她悲痛地疾呼： “茅姐! 茅姐! ”茅丽瑛微微点了点头，随后闭上了双眼。这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两点十二分。茅丽瑛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党决定为茅丽瑛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组织上海各群众团体成立茅丽瑛治丧委员会。十二月十六日，各界人士冒着风险，成群结队地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烈士遗容。十七日下午二时，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沪代表，以及八百多名群众参加了入殓仪式，何香凝等爱国人士亦派员专程来沪致祭。十八日《申报》报道公祭情况说： “前往致祭者达二千人，仪式壮严、肃穆，备极哀荣，”其规模和情绪“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未有” 。

注释

①据蒋学杰、章聚宝的回忆。

①1949年12月11日《新闻日报》“茅丽瑛烈士牺牲十周年纪念特辑。”

②《江海关人事记录卡》 (1931年),原件现存上海海关。

③《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①《上海海关职工运动史》 (初稿)。

②乐文社会务记录簿,原件现存上海海关。

①《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史》 (初稿)。

②海关战时服务团会议记录簿,原件现存上海海关。

③“捐款数额一览表”见《关声》 (1937年)。

①《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一周工作报告》,见《关声》(1937年)。

①西濛: 《几段回忆》,载《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①据殷之钺的回忆。

①《职妇》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②据陆志仁的回忆。

③据胡实声的回忆。

①据王纪华、陆志仁的回忆。

②《职妇》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③《茅丽瑛烈士纪念册》,1941年编印。

①②《茅丽瑛烈士纪念册》,1941年编印。

①据于伶的回忆。

②茅丽瑛遗墨影印件,载《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

①《血洒孤岛》,载《中华女英烈》。

②据陆志仁、罗晓红、董琼南的回忆。

③《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①②《职妇》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①《血洒孤岛》,载《中华女英烈》,许德良、蒋学杰等的回忆。

①1939年7月16日《申报》。

①《职妇》特刊,1939年10月出版。

②1949年12月11日《新闻日报》 “纪念茅丽瑛牺牲十周年特刊”。

③《职业生活》第2卷第5期(1939年11月) ; 《妇女生活》第8卷(1940年2月20日) 。

④《新申报》是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日本侵华陆军的机关报。

①《茅丽瑛烈士纪念册》,1941年出版。

②据黄鸥、陈剑飞,劳永生等犯案卷,原件存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③《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多多少少的人”是上海话,意即“有很多的人”。

①《上海妇女》第4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出版。

①据蒋学杰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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