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任国桢人物传,任国桢生平事迹,任国桢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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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任国桢人物传,任国桢生平事迹,任国桢评价

(一)

任国桢原名任鸿锡，字子卿，曾用名任国藩、刘子厚，一八九八年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今丹东市) 帽盔山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九○六年，他八岁时开始读书，先在私塾馆，后进公学堂。一九一四年考入安东县立中学。他为人诚实，主持正义，爱抱打不平，颇受同学们的爱戴。上中学时，有一次，安东商团的武装警察借故殴打学生，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愤慨。任国桢挺身而出，积极参与组织罢课，游行示威，要求当局解除商团武装，向学生赔礼道歉。这次学生运动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学生们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事迹，却在群众中传颂着。

一九一八年暑期，任国桢考入北京大学，先在预科学习二年，后转入本科俄文系。他曾对同学们说：俄文比英文更难学，文法严格死板，要想在这短短四年中学好俄文，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他在勤奋攻读俄文的同时，还去旁听国文课，听刘师培的金石学和钱玄同的音韵学等; 每日课余，除了在校园里散步，就是在图书馆里看书。他特别爱看新书，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表的文章，尤感兴趣。他很注意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凡是本校和国内外学者名流的讲演都去听，听完以后，总要思考一些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任国桢积极投身于这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同学董德芳后来回忆说“子卿和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不论住在宿舍或公寓，都是在一个房间。他参加这次运动态度积极而勇敢，诸如讲演、游行或到总统府请愿，阵阵当先。兹举二例以揽其它：五四打倒卖国贼一役，当我们大队冲到赵家楼曹贼住所时，曹家闭门不纳，学生义愤，乃破门而入，子卿一马当先闯进，我站在门外呐喊助威，不久院内起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到一个月后，“六三”一役，我校同学约定每天分组出校讲演，子卿自报奋勇，第一天就参加一个小组出校活动，当时街头布满军警，状极可怖。子卿出校后果被捕，押解在北大第三院内，我去给子卿送行李，不料也不让出来了。到了第三天，全国罢课罢市，曹、章等贼都被罢免，街头军警都撤了，把守北大第三院门的警察也不见了，被押的同学才得出来”。这段回忆说明，任国桢早在北大读书期间，便冲上爱国反帝斗争的第一线。

五四运动以后，任国桢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探索俄国革命经验。一九二○年冬，他与在北大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的鲁迅相识，并受到鲁迅的喜爱，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鲁迅的影响下，他非常注意苏俄文学事业的发展，尤其关心苏俄文艺大论战的情况。大约从一九二三年起，他开始搜集发表在苏联报刊上的有关文艺论战的文章，到一九二四年下半年选译出论文三篇。这年暑期，任国桢在北京大学俄文系毕业。毕业后，他曾在北京《晨报》工作一段，与鲁迅过往更为密切。他把自己的三篇译著辑成《苏联的文艺论战》一书，请鲁迅校订并撰写《前记》。此书大约于一九二五年四、五月间定稿，一九二五年秋由鲁迅交付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前记》中说：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论文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极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这本译著，现在还陈放在鲁迅纪念馆中。

(二)

一九二五年春，任国桢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为了加强党在东北地区的工作，北京党组织派任国桢回东北，到沈阳开展党的工作，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

这时，沈阳已经掀起了声援“五卅”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六月十日，南满医科大学、南满中学堂等十三四所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罢课游行，齐赴省公署请愿，提出通电援助和慰问上海学生团; 募捐救济; 与英日经济绝交; 请政府严重交涉;开展示威运动等五项要求。六月十一日，南满医科大学一百二十名中国学生宣布退学，并发表退学宣言。接着，还有日本人设立的同文职业学校学生宣布退学，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在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面前，奉系军阀当局极为惊恐，下令学校全部停课，提前放暑假，学生一律回家，并派大批军警对学校进行监视、警戒和巡逻，疯狂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就在这个时候，任国桢来到了沈阳，住在大南门里路东一家南纸店里。他经常到附近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很快就和在那里工作的进步知识分子苏子元相识，后来结为朋友。苏子元当时是青年会的文书，和各学校的进步学生有密切联系。任国桢经过苏子元的介绍又结识了进步知识分子高子升、吴竹邨等人，通过他们在青年和学生中开展了工作。任国桢和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分析当时的形势，总结斗争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反帝斗争的部署。为了有利于斗争，统一指挥运动，任国桢帮助奉天学生联合会整顿组织，加强学联的领导机构。学联整顿后发表了《英日惨杀同胞泣告东三省同胞书》，号召各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与英、日侵略者斗争。同时组织上海罢工工人后援会，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针对反动当局提前放暑假的阴谋，将计就计，通过学联组织进步学生分赴各县或回乡进行反帝宣传，并出版名为《奉天学生》的会刊，推动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建立党的组织，任国桢和团中央派来的吴晓天，利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每年暑期办学生夏令会的惯例，通过苏子元与阎宝航举办了暑期学校，传播马列主义。参加学习的有高子升等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和李耀奎等学联代表共二十余人。任国桢亲自讲授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课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暑期学校结束后，任国桢组织起一个暑期同学会，在他们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党小组。当时入党的有高子升、吴竹邨、郭纲等，入团的有苏子元、李正蔚、张光奇等。八月，成立了中共奉天 (即沈阳) 市第一个支部，任国桢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从此，沈阳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九月，为了加强哈尔滨的组织力量，党把任国桢派到哈尔滨工作。他到哈尔滨以后住在十四道街，以编辑《东北早报》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几个月以后被捕，以嫌疑犯押在吉林监狱。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狱后，党组织又派他到沈阳接替杨韦坚任奉天市党的支部书记。这届支部的组织委员是杨志云，宣传委员是高子升。任国桢、杨志云住在奉天南满站春日町十二号 (现在的太原街)老精华眼镜店的楼上，支部机关就设在这里。这一时期，不仅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沈阳地区的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很大的发展。许多在日本资本家工厂做工的中国工人，为反对虐待，改善政治经济地位，相继举行多次罢工斗争。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党领导的奉天制麻会社工人的斗争，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五月二日，由日本人开设的奉天制麻会社三百多名机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首先举行罢工，经过十多天的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复工人的要求。但狡猾的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他们伺机图谋报复，在发放工资时派警察借故逮捕了罢工首领祁长祥。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全体工人怒不可遏。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继续坚持斗争，罢工一直延续了二十七天，日本资本家终于让步，答复工人的要求，释放了祁长祥，斗争取得了胜利。事后，敌人侦知这次罢工和任国桢有关系，于七月间从老精华眼镜店把任国桢逮捕，押解在日本警察署，后引渡到奉天商埠警察局，再转送奉天督军公署军法处，押在奉天第一监狱。任国桢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几次向当局申明警方毫无证据，自己系被嫌疑而捕，要求释放。敌人确实没有找到任何治罪的凭证，遂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将任国桢释放。

任国桢出狱后，于是年秋找到了组织。随后，满洲省委分配他去哈尔滨担任哈尔滨县委书记。这个时期，奉系军阀正在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勾结。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向我国提出所谓满蒙新五路权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在东北修筑吉会(吉林至会宁) 、长大 (长春至大赉) 、吉五(吉林至五常) 、延海 (延吉至海林) 、洮索 (洮南至索伦) 五条铁路，以进一步推行其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修筑五路权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愤慨，党领导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路的斗争。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工、农、兵、学、商各界联合起来，争路权，废除日本在满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逐日本军警出境。任国桢到哈尔滨不久，县委就组织和发动学生、教员，还有三十六棚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组织反日宣传队，散发省委宣言、传单，张贴标语和向群众演讲等，影响很大，使敌人甚为震惊。这次斗争虽然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镇压，造成“一一九”惨案，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遭到破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路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九年二月，任国桢任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六月，党中央为了加强东北党的领导，在上海召开了满洲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任国桢为省委委员和候补常委。八月，哈尔滨县委改组为市委，任国桢任市委书记。八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孟坚在奉天纱厂被捕。三十日，省委组织临时常委，任国桢为三名临时常委之一，主持省委工作。省委把营救刘少奇、孟坚出狱，做为最紧迫的任务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九月中旬，刘少奇出狱，任国桢回哈尔滨。后因抚顺党组织被破坏，任国桢于九月二十七日又去抚顺巡视工作。此时，由于中东路事件的发展，刘少奇和省委大部分同志去哈尔滨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任国桢受省委委托，将省委的工作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报告了满洲省委的分工和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等地组织状况以及与朝鲜党、苏联党的关系等问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满洲省委介绍任国桢到上海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

(三)

一九三○年二月，山东省委遭到大破坏，“被捕负责同志八人”，“破坏机关三处”。在济南的机关中，除秘书处的一人外，“其余负责人完全入狱”①，工作陷于瘫痪状态。为了迅速恢复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党中央任命任国桢为山东临时省委书记。

山东当时是我国重要工业区之一，工人运动发达，党的组织有相当基础，“六大”时就有党员一千人左右。但是，后来省委连续遭到九次破坏，干部牺牲很多，一切组织所余无几②。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党的组织既是一项急不可待的工作，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任国桢三月十二日到青岛，随即开始巡视各地，投入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这一紧张而艰巨的斗争中去。

青岛是当时全省的工业中心。任国桢首先与青岛市委巡视了各中心产业支部，然后召集市委会议，帮助市委总结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今后工作计划; 抓紧恢复和建立胶济路的四方机厂、沦口的四大纱厂、青岛东镇的英美烟草公司、大港的海员、青岛市的人力车夫等中心区域的工作; 抓紧恢复和建立四方机厂、沦口、钟渊、宝来纱厂等中心产业支部;在斗争中加紧教育同志，训练干部，恢复和健全支部生活，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组织互济会，救济被难家属和失业工人以及开展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等工作。

任国桢在帮助青岛市委把工作安排妥贴以后，旋即到潍县巡视。潍县是胶济路的中心大站，烟潍汽车路的终点，坊子煤矿在此，有大批矿工和铁路工人，还有大批手工业工人; 这里的农村也发动过多次“抢坡”斗争①。任国桢在潍县召开县委会议，重新改组了县委，由五人组成，指定秋怀甫为县委书记。此后，他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参加了三个区委会议和一个妇女支部会，帮助县委恢复基层组织，总结经验，开展工作。根据过去工作中的问题，任国桢和县委研究，指定一名常委抓城内工作，有计划地去找关系，发展组织，尤其要在铁路工人和市政工人中开展工作。同时组织同志有计划地去发展高里、安固、南乡、东乡等中心农村 (大庄子)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

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三月二十八日任国桢就山东的社会状况和革命形势，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布置以及工作路线和策略路线等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提出：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地进行，“号召广大群众，启发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但必须把“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分开”，才不致于使“群众工作缩小在狭小范围内”。报告还指出，对过去打倒“黄色工会的策略必须严厉改正”，以团结教育广大工人群众;党在农村的工作，要着重抓“组织农民协会”，“吸收雇农和贫农入会”，“发动和领导群众的分粮、抗债、增加工钱的斗争”①等。这些斗争策略，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也比较符合当时白色恐怖的客观环境。

由于任国桢工作深入细致，从实际出发，不避艰险，倾注全力，使恢复整顿组织工作进展比较快。同年六月就改组临时省委，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委。任国桢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张若臣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汤汝贤任职工、军委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在省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也很快恢复，有青岛、烟台两个市委，潍县、寿光等四个县委，淄博、济南两个特支，基层支部三十八个，党员恢复到二百四十一人，团员一百多人。同时，工会、农协、短工会、妇协等群众组织也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在整顿恢复组织的同时，省委加强了对群众斗争的领导。任国桢经常深入到工人当中去，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一九三○年六、七月间，相继爆发了四方机厂工人驱逐工头的斗争，沦口钟渊纱厂工人对资方走狗的斗争，青岛三百多商民捣毁大港货物统捐局的斗争，青岛港政局工人要求发放工作服的斗争以及青岛五千多人力车夫反对增租的全体大罢工。这些斗争，尤以人力车夫大罢工的规模为最大，罢工坚持了七天，工人斗争也最为英勇。为了及时掌握和指导这次罢工斗争，任国桢曾租赁一辆人力车自己拉，和人力车工人生活在一起，成为人力车工人的知心朋友。在斗争中，他通过公开工作的同志，用互济会的名义，向工人提出开群众大会推举代表，成立罢工委员会; 派代表到汽车、马车工人中去联合一致罢工，以扩大罢工势力，派代表到工厂联络工人支援人力车工人大罢工。为了使罢工坚持下去，他还提出组织募捐队，救济罢工工人，发动人力车夫家属到市政府要饭吃; 成立纠察队，反对捕人，组织工人在各中心路阻止交通，保护工人。党的这些主张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许多工人说： “这个办法好”，“我们定要这样办”①。这次罢工影响很大，给残酷剥削人力车工人的车行特别是日资车行以有力的打击。同年十一月初，省委又遭破坏。在敌人的通缉下，任国桢离开山东，经党的北方局派到北平任市委书记。

任国桢在主持山东省委工作期间，由于注意了把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区别开来，尽可能利用合法的形式和手段开展革命斗争，因此“全省组织得到恢复。一直到新省委成立 (一九三○年十二月初——引者) ，全省没有遭到整个破坏，但是部分破坏几乎每月都有。然而党在这不断破坏的过程中，还是领导了群众斗争，建立了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没有间断党的工作。”②这是新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上届省委亦即任国桢那届省委工作的评价。

任国桢在山东工作期间，有一段时间正值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领导机关，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面前了”，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大搞 “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任国桢从实际出发，对“左”的错误曾作过一些抵制。据他的爱人陈少敏后来回忆： “一九三○年正值立三路线时期，他在具体工作的指导方面，还是考虑到下边的具体情况。例如组织工人日常斗争时，他常常告诉我们说，要注意工人的切身利益，从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中联系政治要求，那怕得到一个铜板的胜利，就可以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高胜利信心”。①任国桢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工人的切身利益，把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四)

任国桢到北平工作的时候，正值六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虽然在中央机关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但是，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左”冒险主义者仍然不顾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不顾群众情绪和敌人有无准备，接连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运动，并把准备武装起义作为一切斗争的前提。结果，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使党脱离了群众，使党的许多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党的干部、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到不必要的逮捕和牺牲，也使许多党员陷于苦闷和消沉。

这种局面对任国桢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对于困难从不畏缩，总是信心百倍地迎着困难前进。首先，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恢复党的组织和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上。“因为他善于耐心说服，具有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短暂的时期中，一般消沉的学生党员，受了他的教育，又转变为积极，很多支部组织又活跃起来，并且由此推动会联、联社、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的广大群众，因而党的政治影响更扩大起来了。”①任国桢不仅注意抓紧恢复党的组织，还注意抓紧对群众组织的工作。中国左联北平分盟是一九三○年十月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保卫苏区，拥护工农红军，在各大、中学校发展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出版有《前哨》刊物，在群众中影响颇大。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任国桢深入到盟员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刘尊棋就是他亲自发展的党员之一。刘尊棋入党后，市委决定让他参加北平“左联”党组，以加强党对“左联”的领导。

一九三一年初，北方开始反对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分裂主义者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要求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造党的领导机关，进行分裂活动。任国桢听了省委的传达后，坚定地表示，要在保护党的原则下进行党内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党的行动。后来，“筹备处”又派人到北平进行活动，提出改选市委的名单，遭到任国桢等的坚决抵制，因而未能得逞。

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北平市委召开党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领导会议的是中央派来的陈原道。会上形成两派，斗争很激烈。一派是拥护四中全会，积极进行 “反右倾”的宗派主义斗争的; 一派是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召集紧急会的“筹备处”。会议给任国桢带上“右倾机会主义” 的帽子，撤了他的北平市委书记职务①。但是，这时国桢深以为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北平党内的分裂。他痛心疾首地说：“只要党内团结，革命成功，我虽然受到冤枉打击，也绝不会抱怨我党……。”②他在这一阶段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经济断绝，借贷无门，靠典当衣服以度日。他和爱人陈少敏同志与初生小女借住前门外某公寓，每天啜着稀饭充饥，衣服褴褛，但他们丝毫没有埋怨着组织。”③

后来，党组织对任国桢这一段的斗争历史，给了很高的评价。现在保存在中央组织部的《内战时期在山西牺牲的省级以上干部登记表》中是这样记载的： “任国桢，职务山东省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冬在太原被捕杀。曾在北平积极反立三路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党分配任国桢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唐山是当时顺直的三大城市之一，工人集中，五矿 (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唐山) 的工人运动很有基础。任国桢一到唐山，就以他那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毅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

任国桢在唐山工作的时间，总共不到两个月。但是他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了解矿工生活情况和要求，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和他们叙家常，谈解放之路，讲团结斗争。过去五矿工人的斗争是英勇的，但由于敌人的破坏，斗争效果不大。任国桢经过一段调查了解，为了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团结五矿工人一致奋斗，在唐山市委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召开五矿工人代表会议。他亲自指导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以赵各庄、林西两矿为中心开展五矿工人的斗争，通过了五矿工人斗争的统一纲领。会议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中提出：不分大小工一律有花红、煤票，取消过去一元半的煤票签字费;工人住小工房不拿房费;礼拜日做工发双工资，礼拜日休息工资照发; 每年发工人下窑鞋四双; 每三年发两个月的双工资;因工致残者要发生活费，提高因工死亡的抚恤金等。会议还通过了反对国民党决议案、反对军阀战争决议案、拥护第五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决议案等。这些决议案既反映了当时五矿工人在经济斗争方面最迫切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五矿工人的斗争，不仅是要求改善生活，而且要争取政治自由。会议认为，在中国，人民要争自由求解放，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五矿工人代表会议得到了五矿广大工人的热烈拥护，“认为代表会所产生的议决非常正确，并认为目前已走到五矿全体工人总斗争的阶段，而会中所产生的经济纲领等，均为五矿工人目前迫切的要求，所以要马上发动五矿总的斗争，来实现代表会议的要求。”①在五矿工人代表会议的推动下，唐山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以赵矿、林矿为中心的五矿五万工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为改良待遇，正积极酝酿新的大罢工。同时，北宁路、唐山南厂的数千铁路工人群起响应，要求增加工资，改良生活的罢工也在酝酿中。革命风雷滚滚，新的罢工形势逐渐展开。

(五)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党分配任国桢为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 (当时山西党的组织为特委，属河北省委领导) 。临行前，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找任国桢谈话，向他说明山西党的组织屡遭破坏，那里急切需要去人，帮助恢复和健全组织，开展党的工作。重任在肩，使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能有半点迟疑。十一月初，他在北平告别了妻子和不到周岁的小女儿，只身一人奔赴太原。

任国桢到太原以后，在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的安危，继续积极工作，信心百倍地前进在艰险的途程上。一天，设在典膳所八号的中共山西特委机关，又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清共委员会破坏，逮捕了河北省委派来山西工作的陈伯英等人。陈伯英被捕后很快自首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山西党团特委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名单。随后，便带领特务到旅馆、车站、兵工厂等处搜寻，逮捕了任国桢和山西特委领导人阴凯卿、刘天章和共青团特委委员于澄波、共产党员杜文卿、高顺喜等人。

任国桢在敌人的心目中是上边派来的一个“大共产党”。逮捕了他，又有叛徒的配合，满以为会得到共产党更高层的机密。可是，事与愿违。几次审讯，敌人都没有从任国桢那里得到任何一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敌人只好把叛徒陈伯英叫到堂上，与任国桢对质。可是，叛徒在敌人面前，只能说出任国桢是河北省委派来山西的党的负责人，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任国桢浩然正气，怒斥叛徒说：无耻的东西，人民早晚会向你清算的!

敌人看到叛徒这张王牌已经无用，便对任国桢施用各种酷刑，进行摧残折磨，妄图用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手段制服他。然而，任国桢在各种难以忍受的酷刑下，却是铮铮铁骨。他坚贞不渝，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敌人的一切阴谋手段都失败了。于是，便急忙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以山西临时特种军事法庭的名义判处任国桢、阴凯卿、刘天章等人死刑。任国桢等在太原小东门外惨遭杀害①。

注释

①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151、214页。

①即秋收时抢粮斗争。

①《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170页。

①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229、311—312页。

①陈少敏: 《关于国桢同志生前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 (1961年5月)。

①廖华: 《任国桢同志传略》。

①平杰三(当时北平党铁路支部代表)1981年5月的回忆。

②③廖华: 《任国桢同志传略》。

①《北方红旗》第8期。

①任国桢等牺牲的时间,还有二说: 一说为十一月十三日,一说为十一月二十二日,尚待进一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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