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任作民人物传,任作民生平事迹,任作民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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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任作民人物传,任作民生平事迹,任作民评价

任作民，一九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一月转党，先后在上海、河南、山东、湖南等地，担负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因叛徒告密，两次被捕，长期被关在敌人的监牢里，受尽各种酷刑，几次昏死过去，遍体是敌人烧烙的伤疤;但他从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倔强气概①。一九三七年十月，任作民被营救出狱②。后调党中央工作，一九四二年二月去世。任作民为党为中国革命事业兢兢业业，诚诚恳恳，贡献了毕生精力。

任作民乳名任菊，又名任培度，在苏联改名蒋鼎，一九二八年在开封叫张德富，一九三三年在济南被捕时又改名王敬功; 在白区工作时，还叫过老李、老周等代名。他于一八九九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熟塘乡上桑冲村 (现改为汩罗县弼时公社毛塘大队) 的一个中农家庭。幼时，父辈兄弟未分家，全家有二十多口人。其父任绍霖 (字裕昆) 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运动。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派任绍霖去山东，担任山东省民军司令部秘书长及参谋官等职，领导了烟台的武装起义，并在烟台成立了军政府。后奉命回湖南做谭延闿的工作，并担任湖南省立政法学校教授及律师等职，一九一四年病逝。母亲周春桃，在家抚养子女，操持家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去世。

作民七岁时，入本乡族立序贤初级学校读书。一九一○年进入高等小学。一九一四年考入长沙修业中学，第二年又进入长沙私立开物乙种农业学校。一九一六年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在长沙期间，作民有一年多和父亲住在一起，受到他父亲民主思想的熏陶，开始担忧国事。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清朝腐败无能，外交失败，割地赔款，贻害人民，我长大成人，一定要随千军万马，赶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贪官污吏以及一切害人虫”①。一九一九年四月农校未毕业回到家乡，原想以学得的农业科学知识试验种田，因叔父反对，此举作罢。回家不久，和农村姑娘范友莲结婚。同年五月，作民去上海，住在其兄任新典处将近一年。在那里他努力补习数学，原想继续升学，但无钱交纳学费;后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又无处筹集路费。正在这个时候，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更加激起了作民的爱国思想。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中国劳苦大众的贫困和受人压迫，他忧心如焚。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他感到革命无路，救国无门。不久得病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养病。

一九二○年冬，任新典给作民来信： “陈独秀、杨明斋在上海举办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并有希望去苏留学”。作民随即找几个同窗好友，报告这一好消息，商量去上海事宜; 稍作准备后，便辞别母亲和妻子，和任弼时、肖劲光等四人，搭乘轮船离开家乡，第二次到了上海。到上海后，作民住进了陈独秀、杨明斋办的俄文补习学校。当年冬天，经刘少奇介绍，任作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四月，任作民和任弼时、肖劲光等十几名青年离开上海去苏联，途经海兰泡时，组织上临时决定作民留下，分配他到苏联红军中国支队作政治工作。八月，作民到达莫斯科，随即入东方大学。

一九二二年一月，作民经罗亦农、刘少奇介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作民、刘少奇、罗亦农等中国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学生参加了大会，听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报告以及日共领袖片山潜的讲话，对革命道路的认识更清楚，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更坚定了。二月，共产国际因工作需要将作民从东方大学抽出来分配到远东，参与领导苏联境内的中国工人运动，负责主编工人报《工人之路》，并任该报社党支部书记。五月，由赤塔到海参崴，继续编报，后改任远东职工会中国分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六月由海参崴到伯力，参加全俄工联远东局，在赤塔任省工联中国工人部部长。

一九二五年四月，作民奉中央电召，由赤塔动身回国，五月到达上海，分配在党中央担任秘书兼管会计。九月，作民回湘探亲，接妻范友莲到上海。一九二六年七月，范友莲生次子任湘，产后四个月范氏去世。此时，作民奉命到武汉党中央接受新的任务，遂委托毛泽民将他妻子遗体和婴儿代为送回家乡。

一九二七年三月，陈独秀从上海到武汉，党中央机关也迁到武汉，作民调到陈独秀办公室工作。同时调到办公室的有黄玠然、作民的妹妹任淑兰。陈独秀指定作民负责办公室领导工作 (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黄玠然担任秘书，淑兰分管机关事务与生活。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任务繁重，活动频繁。党中央机关在武昌，党的会议和日常工作在武昌进行; 鲍罗廷公馆在汉口，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办公机关也在汉口，许多重要问题又需去汉口商量。陈独秀一时在武昌，一时在汉口。陈独秀从事的主要活动又要作民参加。作民为了适应工作要求，早上去武昌中央机关，下午渡江到汉口，晚上从汉口回武昌，每日两地奔忙。五大召开期间，作民是大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五大以后到七月初，武汉政府内部反动派阴谋叛党，党内也开展了剧烈的斗争。此时，作民已不是早出晚归，而是时出时归，没有常规，千头万绪，显得十分繁忙和紧张①。

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作，“七·一五”国民党公开叛变，我党转入地下。八月，作民被派往开封，担任中共河南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是周以栗。省委机关设在开封市游梁祠街。作民更名为任菊，周以栗更名为易云，作民原籍湖南改为陕西，说是在湖北汉口作生意的。据李馥清回忆： “一九二七年秋，距开封市龙亭不远的一条窄小的东西街道，面向南的一个院子的小屋内，住了有意组织的一家人。房主姓雷名云樵，中学教师，其妻名为李学菊，家庭妇女……①，一天下午，又搬来了在汉口作生意的两表兄弟……。表兄易云住上房，任菊表弟住南屋，北边一间作为灶房，还有一间是请来帮忙的王姓嫂子住。看起来，这一家人生活得还不错。早晚，雷云樵都要出门去办他的事，不大出门的是这两位表兄弟，因为他们刚到开封情况不熟悉。王嫂羡慕说： ‘你们四个人真过的好，表兄表弟，比亲兄弟还亲热。’这里也经常有人来打牌，谁赢了总得给这位王嫂分几个头钱! 警察来查户口时，王嫂首先说： ‘唉，这一家人真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家，难得兄弟们连句高声话都不说。’ 警察也认为这家人的生活和家庭情况相称，后来每次来查户口时，多是盖个公章就匆匆走了。”②

一九二八年春，河南军阀也加紧了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镇压和屠杀。国民党特务到处捕人杀人。郑州、许昌党的地下组织首先遭到破坏，有两个叛徒被敌人带到开封来破坏省委机关，拘捕省委领导人。春节过后，雷云樵在一家旅馆与地下交通人员接头时，碰上特务，遂被捕。不久，地下交通员安子文又被捕。周以栗和作民等分析了当时形势，决定立即将省委机关转移，省委秘书处文件和材料也同时分散保管。这样，那个作为掩护省委机关的临时家庭也随之分开了。周以栗分散到开封第五小学教师马菊如家住，后来敌人从马的来往信件中查出她有共产党嫌疑，将她拘捕。在查抄她家时，发现了周以栗的住址。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一大早，特务包围了周以栗的住宅。周以栗、赵天明 (郑杰) 等人和赵的夫人及两个小孩同时被捕。早饭后，作民去找周以栗，一进门就被捕了。十时许，作民被送到冯玉祥总司令部军法处，关进一间大房子里，命令两个荷枪士兵看守着。敌人把作民当成省委主要领导人，开饭时，送来了白馍、米粥和小菜，态度相当客气，妄图诱作民投降。

下午三时，敌人派来一个凶暴的法官审讯任作民。作民根据已准备好的口供回复： “我姓张，名德富，湖北广水人，因有朋友在北平，想到那里托他谋事。我是银号店员，由汉口动身的时候，一个朋友要我替别人带封信到开封，昨天才到。今早上街找人，问错了门，遭错捕。”敌人逼问他的住处，他始终不承认。敌人开始下毒手，命令五条大汉，将作民揪上老虎凳，用麻绳捆住双手，脱掉衣服，再用毛巾堵塞嘴巴，拼命用力压杠子，作民昏过去了; 松开后，作民苏醒过来，再问，无结果; 又动刑，仍无结果。最后，敌人提审赵天明出来对质，赵拒绝承认认识任作民。敌人用皮鞭抽打赵的背脊，坐老虎凳，从鼻孔灌水，将铁制通条烧红，烙赵背上和腰的皮肤，用香火烧赵的肋窝，烧得赵死去活来好几次，但赵天明什么也未讲出来。赵天明被架走了，又来审问任作民，要他交出省委机关和领导人，作民回答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又将对赵施用的那一套刑具，用在作民身上。作民比赵天明身体虚弱，一动刑，就晕死过去，一连施刑四次。最后，作民从老虎凳下来时，皮开肉裂，全身血肉模糊，两腿已伸不直了。但他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没有透露任何党的机密。敌人命令两个法警将作民架回牢房。这两个法警在送任作民到牢房时，伸出大拇指赞扬任作民是硬骨头好汉，悔恨他们不该吃这碗丧尽天良的饭。由于用刑太重，任作民生命垂危。第二天一早，敌人请来了西医，以内服外敷兼用的措施，抢救任作民的生命。作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昏迷不醒，日夜呻吟，吃不进东西，光要喝水，数日后，大便只拉出几粒黑紫色血块。大约过了十天，才勉强可以坐起来，脱离了死亡的危险。

半个月后，任作民被押到开封第一监狱。监狱长凶暴残忍，不问政治犯刑伤严重程度，一律钉上一副大铁镣。任作民也被钉上镣铐。在监狱，任作民开始和邮务员张宜昌同住在一个号，由于张宜昌和某看守有特殊私人关系，通过他，作民和外边党组织很快联系上了。作民住的监房，七尺多长宽，住五个人，屎尿桶放在屋子中间地洞里，吃喝睡觉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子里，经常是臭气熏天。由于作民等被视为政治要犯，不准看报、放风、接见，不准和别的犯人说话，监视也特别严，稍有不顺从，就遭到斥责和打骂。作民伤情重，行动不便，还拖着一副沉重的脚镣，特别是每次换药揭纱布，皮肤就象被剥掉一样，疼痛难忍。幸有一些早先被捕来监的难友，听说作民等受了重刑，通过帮助狱卒送水送饭来传信问候，使作民等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在作民等初到开封第一监狱时，政治犯人数六七十人。到六、七月间，中共河南省军委又遭破坏，郑州以及各县被捕同志陆续解到开封，政治犯数量达到三百人以上。为了团结革命同志，保持革命气节，打击叛徒特务的破坏活动，作民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领导监狱难友的斗争。为了保护周以栗，避免原来不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任作民主动承担支部领导工作。他是狱中我党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对外与党组织发生联系，对内联络各监号，根据监狱中的特殊斗争形式，安排工作。作民等在狱中领导的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进行内部教育工作，以各小号为学习小组，讨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有争论的问题，还可请懂行的人解答; 传递政治消息，指定坚定的同志，用写暗码、敲墙壁等形式，将狱中重要消息传送各号的革命同志，免遭叛徒特务的破坏; 要求党员以身作则，保持革命气节，在监狱对敌斗争中起党员的模范作用; 开展斗争，监狱里未组织大规模的绝食斗争，但和平方式的斗争还是不少的，如要求放风，要求准许通信、接见、看书，反对侮辱，改善伙食等;介绍出狱同志在狱中的表现，凡是出狱的人，都将详细情况介绍给党的组织(坏分子不接头)①。由于作民等在狱中的积极工作，教育和鼓励了很多青年同志，争取和团结一大批青年学生，提高了他们的斗志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南汉宸 (秘密共产党员) 任省政府秘书主任兼代理民政厅长。南汉宸得悉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省委领导人周以栗、任作民等被捕，便奉党的指示了解关押地点。他注意省政府来往公文信件，果然发现警察局给韩复榘有一呈文，报告捕获了一批共产党人，关押在开封监狱，但呈文中开列的共产党员名单中，却没有周以栗、任作民的名字。他又亲自到开封监狱查看，见到了周、任等人，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未暴露②。当时，我党乘韩复榘倒戈的机会，由国际济难会出面，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和营救。蒋、冯战争后不久，省政府指定宋则久等到开封监狱审理政治犯案件，一批被关押的青年学生经谈话后很快被释放。一九二九年六月，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任作民等案件。事先，任作民等得到消息说：由于蒋、冯战争，他们案件的档案材料大多丢失。于是作民等商量好，决定推翻此案，否认反动派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罪名。半个月后，高等法院开庭审判，他们口供一致，最后法院只得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九三○年一月六日，任作民等离开监狱，刘道生代表党组织派人在法院门口接周以栗、任作民等，为他们租旅馆，安排地方洗澡、更衣、理发、吃东西。党中央寄来二十元路费，南汉宸又帮助了五十元。任作民和周以栗取道海州乘船去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任作民到上海后，先在党中央办的短期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被分配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副部长(李维汉任部长)，后改任省委秘书、沪东区委书记，较长时间任江苏省委巡视员，专门巡视上海沪东区、闸北区，还到沪宁铁路沿线各县巡视并指导工作。

一九三一年冬，任作民住在闸北区。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寇进攻闸北，作民在炮火声中进入沪西区。他先找到了丁祝华的兄嫂处，请他们帮助找房子住下来，不久和战友丁祝华结婚。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叛徒特务到处寻找拘捕共产党员。作民在上海工作近三年多，叛徒中认识作民的不少，他不宜继续在上海工作。丁祝华已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在上海租界被捕判刑，缓刑交保释放，也不宜继续留在上海。为了躲避特务眼睛，他们是一日三游，实在无藏身之地，就这样又艰难地工作了半年多。

一九三二年十月，作民被派往山东济南成立山东省委，担任省委书记，省委其他成员是：组织部长王仲和、宣传部长张子建、军委书记祝刚、秘书长张恩堂、团省特委书记陈衡舟。省委成立不久，陈衡舟去上海参加青年团中央会议，在旅馆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叛变，由叛徒王天生带回济南，破坏山东省委。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作民从南关顺城墙到东关联升街十一号董炎家给省委办的短期训练班作报告，刚一进门，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堵住。两个特务抓住他的双手，一个特务拿枪对准他的胸堂，不让他声张。特务们搜查了他的衣服口袋，取走了他的报告提纲。同时被捕的还有王云生、李汉卿、李美庆。随后，作民等被送进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

当日下午二时许，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官长会客厅，由国民党特派员张苇村主持对任作民的审讯。张苇村开始说了一套“恭维”话，声声称呼“阁下” ，敬茶送烟，问姓名，来山东何干?作民回答： “我叫王敬功，河南信阳人，去高密路过这里。”张苇村说：你这些全是假话，你是山东省共党的负责人，还是谈谈目前政治形势和你们的工作打算吧。作民回答说：“我很粗浅，根本不懂政治。”张苇村又胡谄了一套诬蔑共产党的谎言，劝说作民不要为共产党牺牲。……作民拒绝回答，表示他什么也不懂。张苇村这几套软的全然无效，便改变态度，要用硬的来威胁作民： “你不要太看不起我们，今天不说是不行的，我会有办法叫你说的。”作民回答说： “就是处死我也回答不了你们要我说的东西，你们有权力来威逼我，但我不能编造假话。”顿时，坐在一旁的两个特务队长将作民衣服脱掉，强迫他跪在地上，压起杠子来，开始站上两个人，接着再站上两个人，作民晕过去了。在上刑时，作民怒斥他们“不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拯救热河”，“是荼毒同胞的罪人”。几个特务气极了，又要用刑。作民说： “就请直接枪毙我，我没有任何可说的了。”又上刑，作民晕过去了，松下来，作民一言不发; 再次上刑，晕过去，还是一言不发。作民痛苦地咬紧牙关忍受着，决心以死和他们硬拚。

第四天晚上，叛徒王天生把作民找去，向作民提出了各种问题要他回答，妄图从精神上疲乏作民，搞得头晕脑胀时乱说。作民却保持镇静，只讲原来拟好的口供，不多说话。王天生胡缠乱磨，直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敌人看到作民气息奄奄，只好作罢! 但又威胁说： “我们准备好了极新奇极厉害的刑具，会叫你张开嘴的，你等着吧! ”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上午，敌人将作民等押送到省公安局拘留所，第二天又押送到济南市西关地方法院看守所。送去的犯人都关在看守所最后面五重铁门内的革、面、洗、心四个大号子里，政治犯关在革、洗两个号，面、心两号关的是土匪和杀人犯。犯人吃的是仓底粮、烂菜汤。所方规定，犯人早起整队散步，早饭后按号开门大小便，不准接见、写信、看报纸杂志和新书籍，只准读经书、看佛经、诵《太上感应篇》，冬天不洗澡。当时，已是四月份了，天气开始热起来，还不给洗澡。作民等提议，用全体政治犯名义，向所方呈文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一、改良伙食;二、准看书报; 三、准通信接见; 四、半个月洗澡一次。条件呈上去后，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所方同意改善伙食，书报经所方检查过的可以看，写信、接见可以个别请求批准，一个月准洗澡一次。但对领导发动难友提出这一要求的作民和负责抄写呈文的宋从则，却罚带脚镣一月和手铐一周。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作民经过较长期的观察，争取了一名同情政治犯人的看守。这个看守姓李，湖南华容人，原是农民协会会员，后因国民党进攻苏区，被迫逃出来当了国民党兵。作民多次与他交谈，他对作民表示友好，愿为政治犯作些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作民与外面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告诉了作民等人的案情，叛徒的姓名和破坏活动，为他们购买了进步书刊报纸。以后还为作民收转了组织送来的二十五元救济费，救济了一些贫穷患病的难友。有时他还剪下报纸上一些重要新闻，交给作民看。这个人为政治犯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九月，作民等十余人，被解押到济南看守分所。这个所的所长患脚病，不大管事，犯人可以随意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各小号犯人可以互相来往，可以购买《大公报》、《世界知识》、《东方杂志》、《中学生》等报刊秘密阅读，亦可在院子里踢球 (用布包棉花作的球) 。但这里的政治犯相当复杂，有第三党、托派分子、改组派分子，还有一些非党群众、青年革命知识分子。有的人政治上颓废，吸烟、喝酒、下围棋等，看进步报刊的人不多。根据这种情况，任作民和刘少陵(即华岗) 等商量，决定在政治犯中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改变这种混乱状况。他们首先提出监狱政治犯主要目标是“保健和学习” ，为此，明确规定读书、休息、游戏的时间，禁止抽烟、喝酒。为了培养骨干，开办了短期性训练班，采用小型座谈的方式讲课，上课时摆着围棋，有人进来就装着下棋，人走了接着讲课。这种形式的训练班，共办了两期，培训了一批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训练班由任作民和刘少陵担任教员，主要讲授政治、党建、群众工作等课程。参加训练的人是活跃分子，他们的认识提高以后，行动很积极，对其他人的影响也很大。此外，还成立了俄语学习小组和文化教育小组。作民和刘少陵亲自教俄语，没有纸就用火柴棍在地上划，从字母教到简单的会话，还指定一些人给工农分子教识字。为了给经济上特别困难的难友以支援，还动员有存款的人拿出百分之三十，集中使用，以便为有病的难友买药和补养品。经过这些工作，许多人的思想认识、理论水平提高了，监狱的政治空气改变了，实现了“监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 的目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给以后山东组织游击队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在看守所，任作民等很重视掌握斗争的时机，正确地引导难友们的反抗斗争。

这个所虽然给了政治犯一些自由，但脚镣不去掉，不准公开看报、写家信; 面馍放硷太多，伙食太差。这些问题，多次与所方交涉，所方一再推诿。有些青年人，凭着一时冲动，与所方冲突起来，就要开展绝食斗争。作民等分析了当时政治犯的情况，认为多数政治犯还没有绝食的决心，发动绝食斗争条件尚不够成熟，加上政治犯中情况很复杂，对看守所的认识并不一致，如果绝食斗争失败，政治犯的处境将会更困难。这一次作民耐心说服了青年难友，未发动绝食斗争。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看守所某一主任与政治犯发生冲突，引起个别犯人的谩骂。当晚封号后，开来武装保安队二十余人，拿着麻绳鞭子，按事先开好的名单，先后拖出十一名犯人，到院子里痛打一顿，打的犯人周身红肿，痛哭喊叫。作民站到号门前，大声质问敌人：为什么打人? 为什么这样凶残不讲理?我们抗议你们的犯法行为! 各号政治犯都随着呼喊起来。作民看到群众情绪很激愤，发动绝食的机会到了。他告诉刘庆珊，给其它号“打电话”，即用敲墙来传话，或用B.P. M等英文字母与其它政治犯联系; 第二天，开始了绝食斗争。各小号提出了口头要求：惩治打人凶手;恤伤并保留刑事诉讼权;全部开镣;准许自由看书报;准许接见、通信;改善伙食等。绝食第三天，敌人派人来劝食，有个别人有些动摇。作民对刘庆珊说，告诉大家： “绝食斗争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刘庆珊把作民的意见“打电话”转达给其他号难友，难友们表现得很坚决。看守人员送饭、送水来了，大家原封不动地推一边，不管敌人怎样引诱，大家滴水不进，粒米不吃。绝食是一种韧性战斗，到了第三、第四天的时候，就感到全身无力、头昏眼花，作民等少数有绝食斗争经验的同志，天天给大家做工作，要求难友们躺下休息，减少体力消耗，培养锻炼自己的坚强毅力，坚持就是胜利①。绝食斗争头几天，所方态度很强硬，扬言以送军法处、省党部相威胁，到了第五天，所方表示所提条件除开镣要请示上级外，其余全部接受。复食后三天，还给送来稀饭、面条、鸡蛋，体弱者给牛奶。被打的十一人提出刑事诉讼，检查官验了伤，保安队长受了处分。一个月后，所长也撤了职。为时五天半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一天晚餐，面馍放硷太多，黄臭不能入口。难友们要求换馍，不换馍就不进号吃饭。一直等到八点钟，新调来的所长从临时公馆回来，派人送来面条吃后才进号。所长认为犯人的行为有损他的威严，决定惩罚犯人。次日早晨，所长不让开号门，难友们质问所长，所长命令武装保安队员，抓出带头提出质问的难友毒打，这次被打的有九人。作民等又决定发动政治犯人开展绝食斗争。绝食斗争开始后，一些看守主任和看守，都知道犯人必然胜利，他们不主动参与破坏活动，有的还为犯人传递消息，暗中讨好犯人。所长很孤立。犯人提出：绝对不许打人;凶手是所长，必须撤职依法处罪;开脚镣;改善伙食等等。绝食第五天，检查官前来正式答复条件：立即开镣，保证今后不打人，改善伙食。这次斗争，又以胜利而结束。新任所长在难友要求下，不久又被撤职了。

经过两次绝食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政治犯的斗争意志。看守所的看守们，都知道政治犯是不好惹的，再不敢训斥和侮辱政治犯了。他们对任作民和刘少陵等尤为客气。同时，这个看守所闹事的声誉，传遍山东各个监狱，推动和鼓舞了其他监狱政治犯的斗争。

任作民在山东看守分所一年多，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据当时在一起坐牢的难友回忆：作民当时三十岁出头，中等身材，面颊红润，头中秃顶，额头略有几道皱纹，显出刚毅、倔强的神色，遇事沉着稳重，平易近人，少言语。在敌人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义正辞严。对同志态度和蔼，体贴入微。有时还为难友裁剪、缝补衣服。对新入狱的难友，先从生活上关照他们，主动向他们介绍情况，对青年学生多从正面启发诱导他们。作民对难友的案情尤为关心，在看守所的政治犯，有的时间拖得很久未判决，有的人判决了，但在押的人不服，要向法院申诉。任作民和刘少陵成了难友们的“义务律师” 。他们帮助难友分析案情，提出申诉理由，帮助整理辩护词，找旁证，以至为他们写呈文。难友们把作民当作共产党的化身，十分敬仰和爱慕他。

一九三四年六月底，任作民等人案件正式宣判：“王敬功(即任作民) ，以组织和宣传不容于三民主义团体，依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判后，任作民等提出上诉。十一月初，高等法院重判，维持原判，并停止再次上诉权。十一月底，作民等被押至山东济南第一监狱。

济南第一监狱典狱长凶暴恶狠，下面的看守长，亦多是惯于欺压打骂政治犯的凶手。新入狱的犯人都要带脚镣，一直要带到入劳改工厂后半个月才开镣，否则用钱贿买，一挂镣五六十元。对政治犯人随便用体罚，每日点名强迫犯人给看守敬礼，侮辱政治犯人格。有一次政治犯人因糊盒劳动太重不愿做，请假又不准许，狱方还威胁政治犯要重新带上脚镣，并不准放留声机唱片，收走政治犯人的书籍等，这就引起了政治犯一致的愤怒。正在这时，狱里来了一个新的政治犯人，因一件小事与狱方发生争论，被处罚带了双镣，移住单独号间。犯人要求更换，狱方不但不换，还突然把犯人拉到管理科打掌心四十板。当晚，这个政治犯人自己进行了绝食斗争。

作民认为绝食斗争时机到了，他让刘宝珊、邵德厚把这个政治犯绝食斗争消息通过打墙告诉其它号难友。狱方无理打人的消息，很快在各号房传开了，第二天上午就有三十多人参加支援这一难友的绝食斗争;晚上，作民又让他俩将这一情况转告给各号房难友，动员大家都参加绝食斗争。第三天有七十多人参加，第四天有一百四十多人参加。随后，除托派外政治犯人全部参加，普通犯人也有同情政治犯人纷纷加入斗争的。全监四百多人，大部分参加到斗争中来。监方惊慌了，请反省院教诲师、医官来劝食。难友们斗志高昂，互相鼓励，坚持拒绝监方要求。第六天上午，监方正式答复：一、以后绝对不打骂政治犯人; 二、立即全体开镣;三、打开小号门，延长放风时间; 四、改善伙食; 五、自由借阅教诲室图书。第一监狱政治犯人的绝食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使这个黑暗地狱第一次发生了变革。复食后四天内，监狱方面供应了大米饭、面条、鸡蛋。此后，狱卒们对政治犯人的态度也有些改变。

监狱方面确认任作民、王仲和、岳掘园领导了这次绝食斗争，向作民提出了警告，并送去东监住独号房间，将王仲和解送到济宁监狱，岳掘园亦被调出去住独居号间。作民在住独居号期间，自己努力学习日文，每日去教诲室借图书，阅读书总数在五十部以上，主要是中国历史、地理、哲学，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书籍，其它如世界史纲，战后世界，法国大革命史，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顾颉刚写的历史书籍，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等等。这对作民来说，真象进了一次大学。

一九三四年五月，丁祝华因病危离开苏州反省院。年底，来到济南监狱看望作民。二人见面后，各自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相互进行了勉励和安慰。丁祝华当时经济十分困难，她想办法为作民解决了一条棉裤，买了些他需要的旧书。一九三五年春，丁祝华又从日本书店为作民订了日文月刊。由于反动派的迫害，找不到职业，生活无着，她被迫离开了济南。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黎明，寒风刺骨。作民、刘少陵等十九人带上了脚镣、两人共戴一个手铐，被用汽车押送到火车站，上了一辆闷罐车，第二天上午到达郑州，十九日下午抵武昌大智门车站，当晚进武昌反省院。作民在监牢里，注意搜集报纸，研究国内外形势，对当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性了解得较清楚，一有机会就给难友们讲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当时一些同志对释放蒋介石的主张不理解，认为放了蒋介石等于纵虎归山。作民耐心讲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放了蒋介石有利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势变了，我们党的斗争策略也应相应的改变等道理。他讲得深入浅出，听众都感到很新鲜，又很受教育①。

作民等入反省院后，每人发给“反省人调查表”一份。这张表，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入过何种党派，担任过何种工作，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等。作民和刘少陵等商量决定： “不求出院。不损害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这个立场坚定不变。”由于山东省委常委蔡泽民已变节，作民的身份已暴露，为了减少院方的纠缠，并经刘少陵、王仲和的同意，作民填写“加入过共产党 (民国十七年)” ，“曾担任区委工作” ，“对三民主义缺乏研究”，“在中国目前环境下，不反对实行三民主义” ，对狱里看法是“黑暗重重” 。院方还发给每个人十几张格纸，要政治犯人写“自述” ，动员政治犯人诚实交待自己的历史，实际是诱骗革命者，改变他们的立场和信仰，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作民在自述中写了他的幼年生活，入学校，当教员，北伐时期参加革命运动，到乡下办农协，被介绍参加国民党，后因国共分裂，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才转入共产党。后脱离了组织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职员，自愧无知，并没有对党对社会有过多大功劳，到山东找事被捕，现在来反省院②。这个自述写好后，交给刘少陵、王仲和看，他们的自述也交给作民，经过斟酌认为可以，再交给院方。院方看后很不满意，退回来，要他们重写，作民等坚决予以拒绝。

反省院还规定：政治犯星期一是纪念周会，星期六是周末会，还开别的什么讲演会，写作文、日记，为《诚化月刊》投稿，写反省心得等。对这些活动应采取什么态度，许多难友都来问作民。作民主张不写反省心得，不给《诚化月刊》写稿，日记只写成“流水帐”，不写真实思想，不吹捧院方人员，对于什么周会、讲演会等可借故装病尽量不参加。总之，采取逃避、拖延等对抗办法，使它收不到什么效果①。

反省院内的政治犯人的活动，表面上似很随便，实际上，院内特务很多，对反省人员的言行监视很严。作民是济南看守所和第一监狱几次绝食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院方对任作民的行动很注意，活动比较困难。因而一般问题，他事先同刘少陵向明商量好，再通过骨干分子去开展斗争;有必要时，他才挺身而出，同院方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反省院从北方转来的政治犯人，不习惯吃大米饭，吃下去肠胃不舒服，作民鼓励他们要求吃面食，并让山东人向明出来带头，不答应要求，北方人就天天请病假去医务室看病、不上课，不参加任何活动。最后，院方只好答应另安炉灶，办起面食伙，作民和刘少陵也参加进来。院方对吃面食的北方人很不放心，派了一名姓杨的人，到北方伙团吃饭。这个人一来就鬼头鬼脑，探听消息。作民让难友们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叫他不敢继续捣乱。有一天，难友们正在操场上打篮球，那个姓杨的在球场横冲直撞，有意捣乱，王立然、宋辛夷等狠狠揍了他一顿。姓杨的向院方告状，院方要处分王立然和宋辛夷，王、宋不承认有此事。这时，作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训练科主任游石青说：杨在球场乱冲乱闯，不守规则，有意干扰别人玩球，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处分王立然和宋辛夷①。游石青怕事态扩大，不敢追究，对姓杨的“挨打”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有一次，一个姓罗的训育员，在教三民主义课时，鼓吹“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作民马上站起来质问他： “罗先生，你说共产主义不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现在救的怎么样了，真正做到民族独立没有?” “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于敌手，现在日寇又得寸进尺，进兵华北，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这是什么原因?”②姓罗的无言可对，引起众人哄堂大笑。

反省院规定六个月为一期。任作民、刘少陵这一期应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结束。在结束这一期前，管理主任找作民谈话，问他为什么不说出他的组织关系，不讲明他们所认识的人，不说出他在省委时的工作情况?训育主任问他“为什么不肯作文章，为什么不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态度?”姓罗的教员给作民谈话，指出他待人接物，品行都是好的，但不骂共产党，表示对共产党还是恋恋不舍，日记写的不充分，又不肯做文章。总之，指责作民未按院方要求办事，要求他能表示悔改。作民回答说：“我看不到共产党有可骂之处，我不能违背事实讲假话，文章我根本不会做。”③把他们顶了回去。作民和刘少陵被留期再住六个月。

九月四日，丁祝华从山东赶到武昌反省院，见到任作民，得悉他们几人继续留反省院，心里很难过。作民安慰她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形势好转，我不会长期关在这里的。他要丁祝华回湖南老家，照顾两个孩子。丁祝华回湖南后，作民又同反省院开展新的斗争。他和刘少陵去找反省院长，质问他：现在已是全国抗战的局面，共产党已经实行改苏维埃为边区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什么要强制我们反共，我们出去难道不是和国民党一道去抗日吗?”院长没有别的道理可讲，只是说： “我也愿意你们出去，不过这是中央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①作民等要求请长假休息，经过多次争执交涉，最后被迫同意作民等请假一个月。实际上从此以后，作民从未上过课，参加过会，也不写日记，除吃饭睡觉看书以外，一切活动都拒绝参加。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董必武到汉口，正在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交涉，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任作民等政治犯②。十月六日大早，院管理、训育两主任，突然找任作民和刘少陵谈话，通知他们今天可以走了。并说： “你们又有机会为国家出力，看你们出院多么简单，连保人都不要，什么手续也不举行。你们去收拾行李吧! ”任作民等收拾好了东西，结算了帐，离开了反省院，结束了半年多的反省院生活。他们中午过江，到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等领导同志。

作民回到办事处，就象多年漂流在外的孤儿回到母亲身边一样，有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他向党的领导同志表示，他多年过着敌人铁窗生活，没有为党做什么事，要求很快给他安排工作。党组织考虑作民长期在敌人监狱里受的折磨和摧残，在他离开反省院前一月，还患过一场严重的痢疾，身体十分虚弱，决定给他二十天假，回老家休息一下。十月下旬，作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看望和接待了亲戚和朋友，也趁这个机会，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并把他从武汉带来的宣传抗战的报纸和刊物，分送给来访的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还在毛塘祠召集了任氏族人的会，在序贤学校召开全体师生会，在酆家庵召开中学全体师生会，宣传抗战，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定要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他还利用集会的机会教唱救亡歌曲：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打回老家去，”……激励人们为抗日而团结斗争。作民三弟任铭鼎担心他累倒，劝他注意休息，同时提醒他暴露了身份有危险。作民说：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深入我们国土，国难当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坐视等待国家灭亡，而怕暴露自己，在白区工作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屠杀，我就顾不得这些了。”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作民被分配到中共湖南省特委，改姓周，担任特委书记。当时特委机构不健全，特委常委除作民外，还有两人，一个未到职，另一个到后又调走，实际特委主要领导人只有作民一人。作民来到特委后，首先抓了党的组织工作：长沙市党组织，由特委直接领导，经过整顿，建立了十个党支部，有党员五十九人，其中知识分子四十一人，干部十七人，工人一人。通过党支部又建立了战时工作团，妇女会，文抗会，职业界抗日救国后援会，其中以战时工作团人数最多，工作也活跃; 成立之初，已签名加入的有一百七十多人，随后还有许多人要求参加，实际人数在三百以上。这一团体受我党抗战方针的影响，工作很出色，在城市里，组织轮训班训练青年学生; 到农村发动组织农民; 成立了宣传队、歌咏队、演唱队等慰劳伤兵和进行街头宣传。其次是文抗会的工作，开展得也很好，有会员四百多人，主要是知识界。他们请知名人士讲演，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成立了各种研究会、读书会等十多个群众学术研究团体; 还开展唱歌、演剧、慰劳伤兵、欢送壮士出征，以及出版墙报等活动，对发动群众抗日，起了积极促进作用。铜官有窑工三千人，特委成立了铜官区委，在区委领导下，又成立了六个支部，组织了窑业工会。樟树港有党员十人，成立了党支部，归铜官区委领导; 益阳有党员六十多人，成立了区委，建立了六个支部。特委还派出巡视员，到衡山、衡阳、浏阳、湘潭、常德等地开展党的组织工作。经过作民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在湖南特委领导下，健全和建立了二个区委、二十四个支部，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有二百零一人。还有一些县市党组织正在筹建中①。在整顿恢复党的组织的同时，作民强调武装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 “特委对于农民工作，特别在发动长江游击队……更加重要与急迫” 。在农民工作决议案上，特别着重于农民武装问题，认为各支部可以通过公开的群众组织，去积极进行各界农民武装的发动工作。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提高群众的爱国热忱，经济上防止豪绅贪污，免除苛捐杂税，改善群众生活，才能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①。作民调查了湖南国民党活动情况。湖南国民党有甲、乙两派，甲派就是中央派，以湖南省党部特派员彭国钧为首，乙派是何键派，以凌章、刘岳厚为首。何键调出湖南，张治中就任湘省主席职务时，极力想调和两派矛盾，实际两派摩擦不但未减少，还有发展的趋势。作民在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甲、乙两派都在整编土匪、编训民团、游击队”等，他们主要的目的是“镇压民众，保障私人利益” ，“收征军队，去补充各自的实力”。这种作法，“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前途，是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的。”②作民还深入民众，调查了解民众的情绪和想法。他指出： “一般的民众虽然知道中国在和日本作战，但想不到和他们自身有什么关系，他们对亡国的恐怖还轻，对于抽壮丁、纳税、还粮的恐怖要重的多” 。国民政府抽壮丁一次比一次多，不出壮丁的可以用钱买，一个壮丁一百多块银元; 捐税名目很多，有“爱国公债” ，“防空捐” ，“伤兵慰劳捐” ，捐鞋、捐袜、捐棉背心，还有“积谷捐”等，保甲长成天在乡下抽丁催款，“闹个不休” ，“人民是苦于无款可取” 。作民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和湖南省存在的实际问题，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向中央提出了湖南特委的工作计划，列举了十一条工作纲要，概括起来，这个计划有三个大的方面：健全党的组织，训练党的领导骨干，发展党员，加强党的领导问题; 派遣干部，深入农村发动教育农民，组织农民武装的问题;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大众报》的发行量和销售进步书刊问题①。二月十五日，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李富春等传阅了作民的工作报告。这是抗战初期，湖南我党工作全面展开的一个新起点。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成立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②，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当时在长沙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有《前进周刊》、《民族呼声半月刊》、《火线下三日刊》和《大众报》等，作民以省委负责人的身份，找《火线下三日刊》负责人黎树蓉(黎澍) 、杨隆誉 (杨赓) 商量，指出将长沙各报的力量适当的集中起来，出版一张省报的计划，并托黎澍、杨赓筹备《观察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观察日报》创刊。这张报纸实际上成为当时湖南省委的机关报，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夜里和十三日早晨，长沙发生大火，作民和湖南工委其他同志，紧促地收拾了文件和行李，随后和八路军办事处一起，乘一辆无棚卡车离开长沙去衡阳。在车上他们回首长沙，只见长沙上空，一片烟海，不知有多少伤兵和难民死于大火中。这就是蒋介石焦土政策造成的浩劫。到衡阳停留了两三天，即步行去邵阳。八路军办事处在主任王凌波领导下，开始在邵阳办公，作民也住在办事处，继续领导湖南工委的工作。他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邵阳开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并亲自给训练班讲课。

在邵阳期间，作民抓紧时机深入农村，到邵阳附近各县调查研究，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农民，宣传抗日主张。工作非常忙累，有时几天不回家，即使回家，也是看一下就走了。在这期间，他爱人丁祝华生了一个女儿。一天，这个刚出生的女儿突然病了，发高烧，闹得全家一夜未睡。天一亮，作民要出差到外县，丁祝华要求作民晚去一天，观察一下孩子病情。作民恳切地说：不能因为自己孩子有病，留在家里而影响党的工作，只得请你多劳累一点。一大早，他就照常出差到外县去了①。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式选举产生中共湖南省委，高文华任省委书记，郭光洲任组织部长，任作民任宣传部长，后又兼任统战部长、组织部长、长沙市委书记等织。春夏之交，作民代表徐特立出席了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开的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第一次公开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派遣特务到处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六月，制造了平江惨案。这时，作民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已有相当大的困难。一九三九年十月，党中央给作民电令： “携眷赴延”。十二月，作民、丁祝华带领自己的和其他烈属的子女多人，离开长沙转四川奔赴延安。当时，湖南交通秩序混乱，国民党地方政府又在交通线上重重设卡。他们在路上，走走停停，走了三个月，于一九四○年二月才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作民一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个窑洞里。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期间，作民前后给中央写了两个几万字的报告：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主要是汇报湖南党的工作; 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写的是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专题报告。这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湖南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不久，作民奉命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十月，学习结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秘书长，分管西北局机关党务工作，还兼顾西北局所属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底，西北局书记高岗带领工作队去米脂、绥德检查工作，中央派肖劲光到西北局主持日常工作。肖劲光和任作民互相配合得很好，各自主动地承担工作任务，关系十分融洽。作民精力充沛，日夜忙碌不停，身体日渐消瘦。丁祝华要他注意身体，有劳有逸，他说： “我多少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忙一点有什么要紧。”①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早晨，作民因劳累过度，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经边区医院、中央医院医生抢救无效，于二月二十日午夜零时三十分去世，享年四十三岁。作民在病危时喃喃地说： “革命二十年，为党只工作了十三年，七年系身监狱，我相信能活到六十岁，再为党工作二十年。”②作民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愿望未能实现; 但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的后代，为着实现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英勇献身。

作民去世后，他的少年时代的同学和多年共事的战友，都万分悲恸，纷纷给他献挽诗、挽联，表示哀悼。现选录莫文骅挽诗一首

除夕举酒论生平，融融谈笑慰知音。

临别赠言君自重，瞬息竟成隔世人。

十年我战南而北，君则暗淡苦经营。

铁窗风味催人老，魂断长空杜宇声。

遍体烙痕斑斑赤，苛刑加害死复醒。

血肉受残心尤铁，愧煞乞怜摇尾人。

品概如斯吾党杰，英风千古鬼神惊。

国步维艰伤骏马，遗志待遂有后昆。

月满寒窑君何在，悠悠延水呜呜咽。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写成后，曾送请陈云、彭真、邓颖超、杨尚昆、宋仁穷、王震、李维汉、肖劲光、王首道、何长工、帅孟奇、白治民、莫文骅、于刚、丁祝华、黄玠然、涂国林、李林等同志审阅。他们中有的写信，有的打电话，一共提出了百余处修改和补充意见，使传稿得以最后完成，谨致谢意。

注释

①林伯渠: 《悼任作民》 (1942年2月24日)。

②中央组织部1980年4月21日印23号文件称: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 ‘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①转引自丁祝华: 《回忆任作民》 (1982年8月),未刊稿。

①黄玠然1982年11月8日的回忆。

①雷云樵即雷晋笙,任省委秘书长。李学菊即李馥清,任省委委员。

②李馥清1960年11月6日的回忆。

①任作民: 《自述》。

②南新宙: 《白色恐怖下的南汉宸同志》,载198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①刘庆珊1983年4月的回忆。

①宋辛夷: 《怀念任作民》 (1982年2月),未刊稿。

②任作民: 《自述》。

①宋辛夷1982年2月的回忆。

①②宋辛夷1982年2月的回忆。

③任作民: 《自述》。

①任作民: 《自述》。

②董必武办公室给丁祝华的信(1967年6月6日),存丁处。

①任铭鼎1980年9月的回忆。

①任作民: 《湖南特委工作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任作民:《湖南特委工作报告》。

①任作民: 《湖南特委工作报告》。

②《湖南省志》第1册《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

①丁祝华: 《回忆任作民》 (1982年2月)。

①丁祝华: 《任作民的一生》。

②任作民: 《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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