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吉国桢人物传,吉国桢生平事迹,吉国桢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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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吉国桢人物传,吉国桢生平事迹,吉国桢评价

吉国桢是我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为发展壮大陕西、河南地区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领导工农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一九三二年夏在河南开封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一)

吉国桢，又名凤洲，字干卿。一八九九年生于陕西省华县西北乡小张南吉家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父亲吉生贵一生务农，在吉国桢七岁那年因病去世。此后，家庭经济逐渐破落。

吉国桢九岁入私塾，一九一六年入华县教育会附设的高等小学。一九二○年春，他考入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在进步教师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人的影响下，逐步接受新思想，同潘自力、苏士杰等同学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读书、讲演、演新剧以及体育等活动。

一九二四年春，吉国桢、潘自力带领同学同侵吞公款、欺压学生的华县劝学所长进行说理斗争。校长多方阻挠，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吉国桢、潘自力等在王懋廷老师的支持下，同校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带领同班二十多人愤然离开咸林中学，前往北京求学。

吉国桢到京后，加入了旅京陕西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他一面参加共进社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一面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

同年夏，吉国桢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是年秋，经关中哲介绍，吉国桢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二月，他为《共进》半月刊撰写了《警告吾陕名流》一文，历数军阀吴佩孚、刘镇华、吴新田的祸陕罪行，指出： “刘贼多在吾陕一日，吾民则必更痛苦一日”; 揭露陕西政客郭毓章、宋联奎之流阻止陕西人民和陕军驱逐刘镇华的阴谋; 呼吁陕西人民“急应猛醒，不要受骗”，要“瞅定我们的朋友，认清我们的敌人，刘氏等固在驱逐之列，所谓吾陕名流，我们当然也要同样反对，最低的限度，也要叫他们归里养疴。”①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吉国桢积极投入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白天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 晚上深入到纱厂向工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工人、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呼吁工人群众要坚持罢工斗争，还帮助工人组织夜校，给工人讲解革命道理。

同年夏，吉国桢同何尚志、曹趾仁、关中哲、党伯弧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大学陕西同学会，创办了《新群》半月刊，热情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孙传芳的罪行。

一九二六年夏，吉国桢和张仲实、王友直等数十人，被党团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年秋，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批准，吉国桢转为中共正式党员①。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吉国桢于一九二九年春奉命回国，到陕西工作。同年夏，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召开会议，学习中共“六大”文件，讨论如何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等问题。吉国桢参加了会议，并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苏联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九月，又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

(二)

吉国桢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后，以省立六中教员的公开身分，开展革命活动。他召开陕北特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根据省委指示和陕北的实际情况，提出继续壮大党团组织，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为了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主持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为陕北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随后，他和特委选派的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相继进入甘肃、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以及王子元部，协助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为了争取陕北的地方武装，特委又先后派十余名党员去驻守在宜川、延长交界处的后九殿山寨的杨庚武部，建立党组织，准备创建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旬，吉国桢召开特委常委会议，讨论纪念广州暴动二周年的活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公开发宣言和通告，并署名中共陕北特委，以便鼓舞士气;吉国桢则认为榆林白色恐怖严重，城内地域狭小，敌人驻军控制很严，如公开用特委名义，敌人一定特别注意，可能使党团组织遭到不应有的破坏。他强调革命斗争要讲求策略，主张以“广暴”纪念会的名义秘密发宣言和通告。这个意见和由他起草的宣言及通告，常委们一致拥护，使这次纪念活动起到了宣传革命，鼓动群众斗争的积极作用。

一九三○年初，陕北特委迁到绥德。吉国桢、苏士杰 (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以教员身分为掩护，领导特委工作。刘澜涛、常应黎 (现名常黎夫) 这时也到绥师，以职员作掩护，参加特委的领导工作。

吉国桢在绥师利用上公民课的机会，讲授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近代史和马列主义常识。特别是他对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广州起义、毛泽东与朱德领导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的生动讲述，引起了学生的很大兴趣，使他们深受启发和教育。吉国桢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待人诚挚忠厚，对学生关怀备至，深受学生钦佩。

吉国桢还经常具体指导绥师特别支部 (书记白如冰) 的工作。他指示特支把师生中的党团员分别编组，实行单线联系;对校内外斗争要注意策略，不能盲动; 要开展适合学校特点的小型多样的活动，使绥师在政治上成为陕北的红色基地。当时，绥师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全校三百多名师生中就有七八十名党团员。他们利用革命节日在校内举行小型纪念活动，如报告会、座谈会;在绥德县城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吸收贫苦的中青年参加学习，由党团员轮流去讲课，宣传革命思想; 假期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作调查，发动农民，在陕北各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与此同时，吉国桢指导绥德县委发动打蛋厂的工人向厂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厂主被迫答应增加工资。这对整个陕北的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在吉国桢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至一九三○年夏，陕北党团组织遍及十余县，党团员共达二千余人。在陕、甘、宁边界驻军苏雨生、王子元部，榆林井岳秀部高志清旅，都建立了党的秘密军委或支部，党团员发展到百余名。这些党员按照特委的指示，大力做争取士兵群众和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

正当陕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 (后被捕叛变) 于一九三○年春末，到陕北巡视工作。他以“左”的面目出现，全盘否定以吉国桢为首的陕北特委的工作成绩，武断地指责吉国桢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吉国桢对杜衡的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你就会给人扣大帽子! 你好好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作些调查研究再批评人吧! ”①杜衡独断专行，利用职权主持特委扩大会议，指责吉国桢和陕北特委“以往工作路线还拘泥于机会主义路线之中”。他不顾主客观条件，提出了难以实现的十二项任务作为陕北党组织的目前工作去完成。吉国桢受到打击后，仍以党的事业为重，继续努力工作，在“红五月”里，积极组织绥德的学生集会，纪念“五一”、“五四”、“五卅”，请进步教员发表反帝爱国的演说，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

(三)

一九三○年六月，吉国桢奉省委电召回西安。七月上旬省委在蓝田县巩高村小学召开扩大会议，他当选为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并参加省委组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八月，吉国桢作为省委代表去蓝田草坪，指导共青团陕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努力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后，吉国桢深入西安广仁医院调查研究，组织该院职工举行反对院方残酷剥削职工的罢工斗争。这所医院属英帝国主义经办，每次看病，挂号费就要两元，而护士每人每月工资只有一至五元，一天工作时间却长达十六小时之多。一九三○年九月初，英籍院长李安国侵吞医院经费，经理候翔虚与其狼狈为奸，使职工生活更加困难，激起了职工群众的强烈不满。九月三日，吉国桢指导该院党支部组织罢工委员会，下设宣传队、纠察队和侦探队，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工友”、“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和“增加月薪十二元”、“改良伙食” 等要求，并张贴标语，举行记者招待会，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吉国桢还动员印刷局的工人和几所中学的党团员组织工人与学生进行声援。斗争坚持了几天。后由于院方帝国主义分子与反动当局勾结，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迫使职工复工。

吉国桢继而又发动省印刷局工厂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提出“要面吃”、“要欠薪”、“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工头剥削工人”等口号。他指导党员通过办工厂小报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全厂职工起来斗争，迫使厂主很快答应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九月十六日，是冯玉祥五原誓师的纪念日。冯的部下、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捞取政治资本，收买军心，借口追悼阵亡将士进行募款，以搜刮民财;还强令西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放假三天，满城张灯结彩，在革命公园演戏三天。为揭露敌人的欺骗，吉国桢根据省委的决定，主持起草了《告民众书》作为传单散发。《告民众书》指出陕西工农兵的痛苦完全是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造成的; “九一六”纪念活动是军阀搞的骗局; 群众欲求自己生活的根本改善，只有斗争，工人组织政治罢工，农民和士兵起来暴动，彻底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

十月上旬，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的特务侦破，吉国桢和二十多名省、市委领导同志、基层党团干部被敌人逮捕。吉国桢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十一月底，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混战结束，冯部失败，驻守西安等地的冯军出走，杨虎城率部入陕，陕军甄寿珊、姚振乾部进入西安。吉国桢和狱中三十多名党团干部利用敌军之间的矛盾和混乱，互相砸断手铐脚镣，机智勇敢地破狱而出。

吉国桢出狱后，省委书记杜衡和省委常委王芾南奉令去北方局参加扩大会议，省委决定由吉国桢负责组织临时常委 (吉任书记) 主持省委工作。这时省委处境相当困难，工作人员靠借贷度日; 机关只有一个秘书处，省委常委、军委和西安市委的干部既无处寄身，也无开会之地。加上从监狱出来的党员和在外地不能立足而到西安的党员干部共三十人之多，都向省委要饭吃，要住处，要工作; 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派侦探通缉和拘寻这批党员干部。临时常委自顾不暇，还必须照顾这些党员的生活并给以教育①。但吉国桢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迎难而上。他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分析形势，制定工作计划，提出继续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迅速恢复一些被打散的党组织，把从监狱出来的党员和在外地站不住脚来到西安的党员干部分别编成十个小组，直属临时常委领导; 对表现特别好的党员编一特别小组，经过训练，派往中心区域工作; 对有叛党行为的党员干部，查清事实后开除党籍。会议通过了由吉国桢起草的《今后一个月的工作计划》。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吉国桢主持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并亲自讲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工作方法等课。经过短期培训，将他们派往关中各地工作;在分配工作前，吉国桢和党员一一进行谈话，考查他们的学习成绩，勉励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

吉国桢和省委还先后派了十多名有经验的党员干部打入杨虎城部，同我党在该部的地下组织 (军支) 接通关系，分别在杨的警卫团、宪兵营、炮兵营及西路地方武装中从事兵运工作，教育和争取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站到革命方面来，扩大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吉国桢在巡视蓝田县的工作时，指示县委要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反苛捐杂税、反豪绅行团②和反对军阀的斗争，对豪绅操纵的行团和红枪会要派得力的党员干部利用社会关系打进去，争取群众，逐渐夺取领导。在吉国桢和蓝田县委的领导下，该县南区的党员发动和组织了一千多名群众，赶走了豪绅王老九的行团和唐靖的土匪武装，处决了一批反动的团丁和惯匪，迫使王老九不敢再到南区向群众敲榨勒索。

同年十二月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吉国桢在会上报告了临时常委会一个月来的工作情况。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讨论通过了《陕西年关斗争计划》，布置了职工运动、互济会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吉国桢继续当选为省委常委，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会后，他和西安市委负责人一起组织和发动了省印刷局、西安日报社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工人的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一九三一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罗章龙等则在党内拉了一部分人成立“力争紧急会议筹备会”，反对四中全会的中央。消息传到陕西省委，引起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在省委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为此争论不休，有拥护王明的，也有拥护罗章龙的。吉国桢认为在没有搞清重大是非前，不能轻易表示态度，建议省委派代表去河北省委 (代行北方局的职权) 和党中央详细了解情况后再决定省委的态度。会议接受了吉国桢的建议，并决定派他作为省委的代表执行这一任务。

二月中旬，吉国桢辗转到天津和上海，向河北省委和党中央汇报了陕西省委的情况。四月二十日，他给党中央写了一份长达四万余字的报告，指出：“在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加工制造的浩大灾害之下，致使政治经济空前的危机，农村破产，城市萧条，群众生活恶化达于极点。”①在谈到省委一年多来的工作成绩和错误，经验与教训时，他指出：由于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使党的组织削弱，日常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他提出要“在斗争中和实际工作中肃清消沉不动的分子出党，吸收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入党。以根本的改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希望党中央“打破万难，给陕西党经济上以必要的接济和工作人员的迅速调动和补助，尤其是政治认识很好，工作经验丰富，能形成政治领导的中心的书记必须马上来陕工作。”①由于报告是在上海期间与党中央负责人谈话后写的，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的一些影响，错误地提出陕西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②。

(四)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吉国桢被党中央派赴河南任省委书记。此时河南党组织由于受立三错误的影响，“各地党的工作概多塌台、缩弱，除孝义兵工厂支部能自动的工作外，其他没有一个能以真正自动工作的支部与地方党部，党团还多没有划分，党与群众的组织极其混淆不清。省委以及各地的工作概是虚浮，不实际。”③加以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给革命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吉国桢同省委军委书记袁明阶、省委组织部长老曹等中央委派的干部到开封后，立即找原省委领导成员交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吉国桢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通过讨论决定加强巡视工作、整顿各地的党团组织。会后，吉国桢和省委加强了对匪运工作的领导，派党员打入宜阳的土匪部队，成立军支，做争取士兵群众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准备逐渐将这支二千余人的土匪部队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同时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打富济贫，准备夺取豪绅的武装。

为了培养干部和加强兵运工作，吉国桢亲自主持开办了两期党员活动训练班和兵运训练班，向学员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斗争策略和国内外形势;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地整顿党团组织或开展兵运工作。吉国桢还指导省委宣传和组织部门先后出版了《中州时事》、《中州新闻》、《群众周刊》、《党的建设》、《我们的生活》等刊物，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宣传红军作战的胜利及各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

一九三二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为了支援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河南各级党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战争，特别指示许昌中心县委要组织与领导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在此前后，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所领导的信阳特委和豫西南特委划归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在信阳设立了交通站，动员数千名农民参加红军，发动各界群众募捐支援红军，不断向苏区运送医药、被服等急需物资，并组织农民到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省委还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豫南、豫中建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 同时派出不少党员干部，到国民党驻豫西的刘镇华部和驻淮阳、开封等地的军官教导团以及任应歧部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动士兵哗变。这些工作，都牵制了敌人，援助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冬，吉国桢终因多年的劳累而病倒，一度半身瘫痪，卧床不起。经过治疗，病情稍愈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斗争。

经过吉国桢和他的战友们一年多的辛勤工作，被敌人破坏而削弱了的河南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二千三百多人，遍布全省九十多个市、县，成立了开封、郑州两个市委，豫南和豫北两个特委，许昌、洛阳、南阳等五个中心县委，临颖、舞阳、西平等三个县委，孝义、淮阳、鹿邑和军事学校等二十多个特别支部。

吉国桢在河南省委工作期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为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及其巡视员，曾多次指责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对全省工作的领导，严重的落在机会主义泥坑，对于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执行完全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 ”①吉国桢在受到错误的批评后，仍然努力为党工作，照常向中央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自己认为确实错了的地方，也能勇于自我批评。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吉国桢和团省委书记王伯阳作为河南省委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六月下旬，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及《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会议一结束，吉国桢等立即返回郑州，先后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和省委扩大会议，并指导郑州市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创建河南的新苏区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初步制定了计划，拟通过发动农民暴动和组织国民党军队哗变以及改造土匪武装来创建新的红军，把工作重点放在豫南和豫中，以便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和取得红四方面军的援助。省常委会议还决定加强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和宣传工作，以配合新苏区的创建。与此同时，吉国桢还领导出版了《火力》刊物，发表反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河南新红军新苏区告工农书，出了“拥红创苏”特刊①。

一九三二年七月下旬，由于叛徒张俊等人的告密，吉国桢和省委秘书长杨斯萍、团省委书记王伯阳等二十多名党团干部在郑州被捕。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刘峙急令押送开封审问。敌人满以为可以从吉国桢等口中得到共产党的重要机密，对他们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是，吉国桢 (化名周国荣) 宁死不屈，使敌人未能得到任何口供。刘峙恼羞成怒，遂下令将吉国桢、杨斯萍、王伯阳等十四名党团干部在八月二十日晨五时，秘密杀害于开封郊区②。临刑前，吉国桢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怒斥敌人的反动行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

注释

①《共进》第76期,1925年2月16日出版。

①张仲实、方仲如、王友直等人的回忆。

①张文华的回忆(1980年12月5日)。

①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行团是农村豪绅地主组织和掌握的反动武装。

①吉国桢: 《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 (1931年4月20日)。

①②吉国桢: 《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 (1931年4月20日)。

③《河南省委(给中央)报告》 (1931年5月2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河南巡视报告》第1—4号 (1932年3月22—5月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河南省委给中央信》 (1932年7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32年8月21日《河南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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