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吉鸿昌人物传,吉鸿昌生平事迹,吉鸿昌评价

Posted 2022-05-06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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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吉鸿昌人物传,吉鸿昌生平事迹,吉鸿昌评价

(一)

吉鸿昌，字世五，一八九五年十月十八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吉茂松性格豁达，为人豪爽，在镇上开茶馆维持生计; 母亲早逝。

为了帮父亲养家餬口，年幼的吉鸿昌经常拾柴，拣庄稼，或提篮上街卖烟丝; 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稍长，就帮助父亲照看茶馆。

吉茂松治家颇严，常常以“人穷志不穷”的做人道理教育子弟。父亲的教诲，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吉鸿昌刚直倔犟，富于正义感的性格。他从不向贫困低头，更不向仗势欺人的地主老财俯首，看到地主恶少对穷人孩子寻衅欺凌，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成了穷伙伴们的“首领” ，受到乡邻们的称道。

吉鸿昌从小渴望上学读书。为了不给家庭增添负担，他在劳动之余跑到乡塾里，旁听先生讲课，竟也认了不少字，能看一些浅显的书。

一九○九年，因生活所迫，吉鸿昌离家到扶沟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当学徒。后因店铺倒闭而回家。

一九一一年，吉鸿昌又到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在那里苦熬了两个年头，受尽老板的凌辱，看到了人世间的黑暗，使他更加痛恨这罪恶的世道。

(二)

一九一三年八月，冯玉祥在河南郾城一带招兵。吉鸿昌毅然跑到郾城投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来到冯玉祥队伍之后，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不畏权势，被冯玉祥看中，很快被选入十四旅一个模范连受训 (十四旅后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 。一九一七年七月，吉鸿昌被调到冯玉祥的手枪队。不久，被提升为连长。一九一九年，吉鸿昌被任命为直属工兵连连长。同年夏，参加补助教导队第二期军官班学习，成绩优良。一九二一年，第十一师成立，冯玉祥任师长，吉鸿昌被提升为该师二十一旅四十三团三营营长。后来，因吉鸿昌有胆有谋，办事认真，会带兵，冯玉祥就派他到冀、鲁、豫、皖一带招募，训练新兵。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吉鸿昌奉命守卫北京南苑。一九二五年十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任警务处长。不久，又被推荐任三十六旅旅长。尽管官做大了，地位高了，却改变不了他“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他时刻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用积攒下来的钱资助他人。

吉鸿昌从军后，亲身体验到没有文化的苦处，曾立志要在家乡为贫苦子弟办所学校。一九二二年部队移防河南，他回到了一别近十年的吕潭镇。探亲期间，他把自己积攒的一百多块银元全部拿出，依靠乡亲们把一座破庙改成了校舍，又叫跟随自己的营部文书出任校长兼教员，并规定：凡是贫穷儿童，一律免费上学。以后，吉鸿昌每次路过吕潭镇都要到学校探望，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给学校添置教学设备，购买图书。他率部所到之处，也都尽力捐款，帮助地方兴办学校。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九月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帮助下，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虽然不在五原，但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所部，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率部参加北伐。十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帮助制定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①的方针，冯玉祥分兵十路由宁夏进军陕甘。吉鸿昌奉命率三十六旅为先锋，由兰州出发东进，十一月与孙良诚、方振武等部同抵西安城郊，将围困西安的镇嵩军刘镇华部团团围住。当时，天寒地冻，士兵缺衣少食，冻馁者颇多。吉鸿昌深入战壕鼓动，把棉衣脱下来，和士兵们一道活动手脚，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经过三天激战，刘镇华部惨败而逃，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危为安。

一九二六年冬，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进驻潼关。当时，共产党员宣侠父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在各部队大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宣传革命理论，宣讲孙中山三大政策，还将一批共产党员派进吉鸿昌的十九师。吉鸿昌对这些政工人员十分尊重，主动接近他们，与他们亲切交谈，并且和士兵们一起听讲课。有时吉鸿昌还跟政工人员一道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次在对营以上军官讲话中，他强调： “今后训练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单纯搞 ‘一、二、一’那种老一套。我们如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了思想基础。”①为了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政治工作要点编成口号和问答材料，印成小册子，教官兵们背诵，要求人人记牢，在朝会上由军官问，士兵答，使大家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吉鸿昌不仅要求官兵，他自己也将这些口号贴在床头，经常念诵。由于师部参谋长的刁难，十九师的政治工作一度不能顺利开展。吉鸿昌集合师部人员训话说：以后再有蓄意破坏政治工作的，就按反革命论处②。在吉鸿昌的支持下，十九师的政治工作大见成效。而吉鸿昌本人也学到了许多新鲜的革命理论，对原来自己朴素的“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在陕西期间，吉鸿昌结识了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国民军联军驻陕西总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常在一起谈论革命形势。魏野畴还通过吉鸿昌把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送进部队，使部队政治工作更加活跃，战斗力大大加强③。

一九二七年五月，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会同北伐军进攻河南。吉鸿昌奉命率部入豫，相继攻占洛阳、巩县，与奉系军阀沿黄河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六月下旬，吉鸿昌决定在巩县附近黄沙峪强渡黄河，并于七月三日夜下达了渡河命令。此时，正值黄河汛期，河水暴涨，水宽浪骇，许多官兵眼望滚滚激流，踌躇徘徊。吉鸿昌亲自带领敢死队破浪前进，直扑对岸，全师官兵紧随其后，突破了黄河天险。为纪念此举，吉鸿昌亲笔写了“天堑飞渡”四字，立石于黄沙峪。

十九师强渡黄河后，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换上奉军的军服，佯装敌军，乘火车先敌占领豫北重镇新乡。随后，他率部乘胜追击，协同友军相继攻占安阳、沁阳等重要城镇，势如风卷残云，奉系军队被打得大败而逃。很快，河南局势暂告稳定①。从此，吉鸿昌所部被人们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伐进军中的“铁军” 。

一九二七年七月，蒋、冯徐州会议后，第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送客”，大批共产党员被“礼送”离队。而在十九师，吉鸿昌则没有搞“送客”，并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及政工人员②。

吉鸿昌的表现以及十九师的威名遭到了一些人的忌恨，一时流言蜚语接踵而来。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防山东。当时任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的孙良诚借故取消十九师番号，将吉鸿昌免去师长之职，调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同时对所部中许多骨干，或送往洛阳军校学习，或以左倾嫌疑分子被开除军籍。

吉鸿昌在陆大学习时，仍经常与共产党员秘密来往，从一些地下党员那里借革命理论书籍阅读，明白了不少道理③。同年秋天，由于佟麟阁的十一师在甘肃剿匪不力，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三十师师长，奉命赴甘剿匪。途经洛阳时，吉鸿昌又专门带上原在十九师中活动过的地下党员及部分进步学生，一道奔赴西北①。

一九二九年夏天，吉鸿昌率部在平定甘肃匪乱后进入宁夏。当时宁夏政局混乱，为稳定形势，七月二十四日，冯玉祥委任吉鸿昌为宁夏省主席。蒋介石得知此事，想要拉拢吉鸿昌，用飞机给他空投了一份“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把委任状撕毁，气愤地说： “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 ”②

吉鸿昌就职宁夏省主席后，决心为民兴利革弊。他在自己的像片上亲笔写下： “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③他首先整顿军队，把原佟麟阁的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的第七军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为除掉吏治黑暗，他组织了考察队分赴各县考察。他还特别重视推行回汉合作的民族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回民聚居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只分良莠，不分回汉的道理④，号召回汉两族人民团结起来; 还召集回教代表开会，与代表合影留念。

这期间，吉鸿昌决心开发西北，并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为此，部队成立了拂晓读书会，组织团以上军官参加学习，后又扩大到营以上军官。经过学习，一些家住中原，不安心在西北的军官安定下来，愿为开发西北贡献力量。吉鸿昌立志开发西北的举动受到了西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年初，第十军缩编，恢复十一师，吉鸿昌重任师长。此时，共产党员李子纯等人到吉部开展工作，得到了吉鸿昌的大力支持。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吉鸿昌组织了官佐执法队，配合军法处检查队伍的军风纪和群众纪律。他还拿出五百元，购买了大量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成立行军图书馆，供官兵阅读，并为士兵编写识字课本，丰富队伍中的文化生活。

(三)

一九三○年春，冯、蒋、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部被调往前线作战。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吉鸿昌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他看到内战把人民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内心痛苦万分。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为防止蒋介石将西北军瓦解，吉鸿昌得到冯玉祥的同意，接受蒋介石改编，但提出四个条件：一、队伍不离河南; 二、不许派进蒋介石的政治人员; 三、所部人员决不参加国民党军校的训练学习; 四、按原建制人数补充薪饷。随后，吉部改编成二十二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同时兼三十军军长、三十师师长。

在军阀混战中原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无暇南顾之机，发展扩大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把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蒋介石反动派极大恐慌。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在调集十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又调集九个多师的兵力，向鄂豫皖红色区域发动猖狂进攻。吉鸿昌所部受蒋介石派遣进攻鄂豫皖苏区，驻扎在潢川、光山一带。

在共产党的长期影响和帮助下，吉鸿昌对于“围剿”苏区、攻打红军，是十分反感和厌恶的。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却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为了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蒋介石派冷欣到二十二路军任高级参议。吉鸿昌为拖延进攻，密令八十八旅的一个团化装成红军游击队黑夜鸣枪攻打潢川城关，然后上报：红军主力逼近潢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

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军委军政情报部根据吉鸿昌的思想表现，决定由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进行秘密联系①，策动吉部起义，实行兵变。邓宝珊从上海回西安时，途经河南，曾专程找到吉鸿昌，两人进行了长谈。由于党的积极争取，加上目睹了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和红军反 “围剿”的节节胜利，使吉鸿昌产生了率部投奔红军的想法。一次，他到光山县巡防，眼望着城南仅一河之隔的苏区，心潮起伏，遂在县城的石狮子上写下了 “国将不国，尔速醒悟; 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十六个大字。此后，他又与鄂豫皖苏区进行联系，表示自己决不进攻红军②。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在部队中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吉鸿昌成立了游击大队，驻扎在光山县以南，掩护与苏区进行联络的人员。与此同时，蒋介石严令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限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苏区红军，将兵力增至十一个师，令吉部寻找红军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蒋介石，吉鸿昌决定对苏区发动一次“进攻”。四月二十二日，吉鸿昌率部从光山县出发进入苏区。红军得知吉鸿昌部队进来了，就主动撤离一些地区。二十四日，吉鸿昌率部“占领”了苏区首府新集 (现新县) ; 三十日，到七里坪; 五月二日，到宣化店; 五月五日又折回到潢川。吉鸿昌部在苏区绕了一圈，并未进行一次真正的战斗，一路上都是乱放一阵枪，虚张声势①。在离开苏区前，吉鸿昌又叫士兵空放了一阵枪炮，放火烧了一片山林，以此向蒋介石打假捷报; 同时假装沿途受红军袭击，给红军扔下了许多枪枝弹药和面粉、大米②。为了帮助吉鸿昌对红军有进一步的了解，部队中地下党组织特地安排他到苏区参观。吉鸿昌化装秘密进入苏区，参观了不少地方，并在金家寨附近与鄂豫皖苏区一些领导干部见面③。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来的冷欣用重金贿买吉鸿昌手下一些不坚定分子，挑拨分化各部之间的关系。反动势力与进步势力的斗争相当激烈。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当吉鸿昌一面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一面秘密组织部队准备起义参加红军时，突然遇到了罕见的大暴雨，队伍出不了城。这时，蒋介石得冷欣密报，知吉鸿昌巳采取行动，遂从湖北调汤恩伯、陈诚等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将吉鸿昌部团团包围。吉鸿昌当即决定马上起事。但是遭到被冷欣收买的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的反对，三十三师师长葛运隆也害怕到苏区吃苦，致使吉鸿昌潢川起义计划失败。

八月，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 。在吉鸿昌即将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悲愤已极，将备好的出国服装撕毁，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却遭到无理拒绝。蒋介石命人将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强行送上船，迫使吉鸿昌出国。九月二十三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舟，离开上海①。

二十五日晨，轮船抵日本神户。吉鸿昌深恶日本的侵略行径，原本不愿登岸，因惦念祖国东北局势，便决定到东京中华青年会了解情况。在日本短暂停留，使吉鸿昌了解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②。继而想到国内蒋介石之流仍在进行着内战，他心情更是沉重。二十七日，吉鸿昌离日赴美。十月六日，船抵美国西雅图，吉鸿昌回答了美联社记者就日本出兵东北提出的问题。他愤怒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说： “日本……即抱一大陆政策，鲸吞满洲，早具野心，今……实行强占，直接侵略中国领土，间接即破坏世界和平。”③在谈话中，吉鸿昌表示了自己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的决心①。在美国各地的参观访问中，吉鸿昌透过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繁华的表面，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存在的重重矛盾。他写道： “机械发达，在其本身本属善事。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却不幸因机械之极度发达，愈益减少贫穷者之谋生门路，使机械却无形中成为劳动阶级之敌人”②。参观纽约的“凌霄”大楼，他还看到了美国资本家“以无数人劳心劳力的结果，方得致地方之繁荣，而其利益竟归少数之投机家独享之，甚至利用其因投机所不劳而获之雄厚资本，愈益压迫剥削其他大多数人”③。他目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越发迫切感到中华民族要发愤图强。

在参观福特汽车厂时，大老板吹嘘说： “我们的汽车厂规模宏大，能制造各式各样汽车。中国只要多修公路，买我们的车比你们自设工厂要合算得多，而且你们没有技术，也设不了厂。”吉鸿昌轻蔑的一哂，道： “你们美国过去也没有汽车，你们的汽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今天没有技术，明天就会有的。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有大工厂的，会造出自己的汽车来的。”④

吉鸿昌在美国处处显示出民族自豪感，对于殖民主义者的轻蔑歧视，总是给予坚决的回击。有一次他要往国内寄衣物，美国职员竟然说： “不知道中国” 。一些洋奴劝他说：“你若说是日本人，便可受到礼遇。”吉鸿昌怒斥道： “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认为中国人无上光荣。” 回到旅馆，他即用一块小木牌写上“我是中国人! ”佩在胸前⑤。

十一月九日，吉鸿昌乘船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十二日，正值孙中山诞辰之日，在古巴的华侨数千人于中华戏院隆重召开纪念会。吉鸿昌参加了大会，并发表讲演。他向侨胞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指出国内军阀官僚“醉生梦死，埋首内争” ，“亡国家者实少数之军阀官僚耳。”①他说： “中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国，非少数军阀官僚之中国，国家亡则敲骨吸髓之人兽腰缠万贯，拥有巨资，可远走高飞过其资产阶级之亡国奴生活。而吾等平民，岂能出国门一步，国存受军阀官僚之剥削，国亡作帝国主义者之牛马。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作人与作牛马间不容发。”他号召侨胞，要“用热血拥护祖国。”②吉鸿昌刚讲完话，数千侨胞一起高呼：“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当场就有许多青年请吉鸿昌介绍回国，要投军参加抗战。那天晚上，吉鸿昌又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演。他看到海外侨胞如此的 “救国心热” ，想到国内军阀官僚醉生梦死，“丧师辱国” ，不禁悲感交集，边讲边流下了热泪，到会侨胞也都感动得哭起来。当即一致通过了 “请政府即日对日宣战，旅古华侨愿牺牲生命财产援助，请国内各派牺牲私见，团结对外” ，及“誓死保全中国领土”等四项决议③。

十一月二十八日，吉鸿昌乘船赴欧洲，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吉鸿昌到欧洲后，就积极联系到苏联去参观，为此曾在德国等了半个月。由于国民党驻欧各使、领馆的阻挠，这一夙愿，终未实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二月二十八日，吉鸿昌回到上海那天，目睹 “高悬太阳旗之海船，往来频繁，……而排列整齐之日军舰十余艘，正集中炮火，向我吴淞炮台扫射，……我炮台守兵……不得已，只有以沉默报之。”“吴淞全市，尽成瓦砾; 浦西建筑，亦多破毁，江湾迤西，火光熊熊，黑烟阵阵，不下数起。”①心情十分沉重。他“默念国家前途，心胆全为破碎” 、“泪竟不禁夺眶而出”②。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他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当起拯救国家与民族的重任。他现在急于要找到中共党组织，一心想带上队伍，奔赴抗日最前线，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决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为军阀卖命了。很快，他找到了曾在西北军中当牧师的共产党员浦化人。浦化人当时正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人员当翻译，吉鸿昌向他表示了自己要参加革命的心愿③。随后，吉鸿昌又与上海党组织的代表见了面，商谈了今后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大计④。不久，他离沪北上，途经泰安时，上泰山会见了冯玉祥，向冯玉祥陈述了自己抗日的决心，并希望冯玉祥再次诚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图抗日救国⑤。

吉鸿昌辞别冯玉祥，回到天津，就积极进行活动，联络各种抗日反蒋爱国力量，并很快与中央军委在平津一带建立起的华北政治保卫局建立了联系。五月，根据党的意见，吉鸿昌又秘密奔赴上海，同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并参加了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工作。这时，他还秘密派人与仍在湖北地区被迫进攻鄂豫皖红区的旧部取得联系。八月，吉鸿昌决定亲自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收集旧部，然后起义投奔红军，参加革命。但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国出走期间，原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收买的收买、改编的改编，队伍中的进步力量也被监视起来，此时要想把队伍聚起、拉走，是十分困难的。吉鸿昌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旧部第三十师，向官兵们讲述蒋介石的罪状，指明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救中国。受到爱国官兵们的热烈拥护。但是，蒋介石很快得到了吉鸿昌回部队策动起义的密报，急令鄂豫皖三省“剿匪” 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予以抓捕。吉鸿昌看到情况紧迫，只好决定带上三十师的一个团奔向苏区。由于敌人四面围追堵截，起义失败。吉鸿昌一行极少数人突出重围，进入苏区。在红安县的长冲，吉鸿昌先见到鄂东游击部队司令员郑位三，随即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苏区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在苏区期间，吉鸿昌与沈泽民等苏区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抗日救国的方针，常常竟日不倦①。一次，吉鸿昌表示要参加红军时，徐海东说： “你不如独树一帜，自己另干起来，我们可以南北呼应打击敌人，这样比起义的作用大。” 吉鸿昌同意了②。由于吉鸿昌有重任在身，不能久留，临别时，他把自己的望远镜、金怀表和养目眼镜，分赠给沈泽民、徐海东等苏区领导人。在红军派人护送下，吉鸿昌先抵上海，后秘密回到天津，向党组织汇报了此行的全部情况。就在这一年秋，吉鸿昌被光荣地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四)

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十月九日，冯玉祥由泰山到达张家口，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与此同时，吉鸿昌按党的指示，在天津积极联络各方面抗日爱国力量，筹资购买军火，准备武装抗日。他还给冯玉祥写信，力促冯早日揭旗，并表示了自己抗日的决心。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寇攻陷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侵犯。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承德，随即向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一举吞掉华北。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推动下，驻守长城线的中国士兵和义勇军自动奋起抵抗，爆发了 “长城抗战”。在此形势下，中共华北特委成立并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先后到张家口，与冯玉祥共同筹划组织抗日军队。揭旗举事日益紧迫，冯玉祥派高新亚赶赴天津请吉鸿昌北来张垣。此时，吉鸿昌根据党的指示也正准备赶赴张垣。三月下旬，吉鸿昌由天津启程，途经北平动员了一些西北军旧属同行。他还写信给尚在日本的南汉宸，摧促南回国共谋抗日①。

三月二十五日，吉鸿昌乘火车到达张家口，在张垣土尔沟“爱吾庐” 与冯玉祥促膝长谈，冯玉祥决定给吉鸿昌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为便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已经成立了张垣特委。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联系，担任将由吉鸿昌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当时，孙殿英四十一军驻扎赤城到怀来一线。孙原系冯玉祥旧部，曾经表示过随冯抗日的意思，但实际取旁观态度，企图在“抗日”和“投蒋” 中做一次投机。为了争取四十一军抗日，吉鸿昌按照特委的意见，于三月二十八日乘火车到沙城，通过四十一军驻沙城办事处，要了一部汽车，兼程赶到赤城四十一军军部，面见孙殿英。凭着在西北军时的“交情”，吉鸿昌向孙提出要人要枪组织抗日军。孙殿英吞吞吐吐不做明确答复。赤城逗留期间，吉鸿昌应孙之邀请在温泉洗澡，挥手在壁上题写下了“洗耻”二字，对孙晓以大义②。吉鸿昌在做了几日动员后返回张家口。

察哈尔抗日刚刚酝酿，就遭到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阻挠。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接二连三地派出说客，劝说冯玉祥放弃抗日活动，离察南下，并以组军经费南京政府绝对不供分文要挟。为此，吉鸿昌焦急万分。他一方面投书朱子桥先生，说明察省组军情况，力促由朱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提供援助; 另一方面为解燃眉之急，决计毁家纾难拿出六万元购置军火。他派人到天津协助夫人胡洪霞买了一批冲锋枪和勃朗宁手枪，通过关系，租用 “满洲铁路汽车公司”的汽车，并由夫人胡洪霞亲自将枪由天津运到张家口。吉鸿昌对先期投军的人员加紧进行训练，挑选了一些精干人员组成了行动敏捷的手枪连。

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为加强察哈尔抗日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共河北省委在了解了抗日同盟军的筹备情况后，于五月组成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原华北特委即合并于“前委” 。

察哈尔抗日行将崛起之际，蒋介石政府与日寇的秘密妥协也在加速进行。四月二十八日日寇侵略察东，占据多伦重镇。五月十八日何应钦下令长城各口上中国军队一律撤退，日军随即向滦东进攻、陷玉田、通州、下南天门、石匣，直至把平、津置于其包围线下。五月二十二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达成妥协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同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声称，“为保持满洲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 日伪军随即南侵，沽源失陷，察省形势益行危急。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指出：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一切力量来保护平津、华北，与日本强盗作战，与万恶的卖国的国民党作战。”

五月二十五日夜，吉鸿昌按照党组织和冯玉祥商定的方案，与佟麟阁一起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二十六日举起抗日义旗。次日天亮以后，张家口全城实行戒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发出通电就任总司令，佟麟阁为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官兵迅速占领察哈尔省政府，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的名义撤销了原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许墉，宣读了总部和冯玉祥总司令的任命，委任佟麟阁为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局，逮捕了北平军分会任命的原警察处处长、公安局局长张九卿，并将原警察局枪械全部围缴。抗日同盟军总部和新组成的察哈尔省政府，委任吉鸿昌为张垣警备司令兼警察处处长、公安局局长。中共河北省委前委领导下的察哈尔御侮救亡会，于五月二十七日召开了民众大会，庆祝抗日同盟军的成立。

在开始酝酿察哈尔抗日时，国民党特务便陆续窜到张垣活动。还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以搜集张垣民众抗日活动情报，破坏军民抗日为主要目的的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张家口骡马补充所” ，就在张垣大境门外成立。吉鸿昌到张垣后，就察觉到这一情况。为了保证察哈尔抗日顺利进行，必须斩断特务伸来的魔爪。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吉鸿昌亲率抗日军士兵急速赶到张垣大境门外，查抄了这一所谓 “骡马补充所”。

此时，国民党投降派却在与日寇酝酿更大的妥协密谋。五月三十一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正式签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二十余县设为不设防区，整个华北门户向敌人敞开。六月一日，日机开始轰炸独石口。四日与八日伪军张海鹏、崔新五连陷宝昌、康保。张垣形势陡呈紧张。抗日同盟军遂驰防张北、万全、赤城各县。察哈尔民众抗日的序幕刚刚揭开，国民党投降派何应钦便急忙于六月九日发出 “请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电”。电称：日军将“以尊处揭抗日旗帜脱离华北范围，故欲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何如忍辱负重，将此名义，暂时取消。”①接着，蒋介石又密令汪精卫、何应钦，一面派庞炳勋等部进攻察哈尔，一面让宋哲元等人出面劝冯玉祥取消名义。在此情形下，吉鸿昌坚决主张迎头痛击日寇，反对与投降派合流。他义无反顾的抗日态度影响了许多抗日将士。冯玉祥遂电复何应钦： “日军来侵，誓迎头痛击……个人去留进止，实无所容心。”①

六月十五日，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土尔沟新村召开，到会代表六十一人。会议由冯玉祥主持。中共党员吉鸿昌、宣侠父等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进行了五天，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选出三十五人组成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至此，抗日同盟军共编有十六个军两个师、总部直辖四个独立团和卫队团，总计十余万人。

军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蒋介石又一次电令何应钦等，一面进攻察哈尔; 一面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奉还察政。而冯玉祥也表示： “如果宋哲元回察主持政务及国防，我可取消名义。”在此形势下，中央代表指示“前委”，在短时间内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以吉鸿昌部为基础扩充组织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②。

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统一战线策略难以正确实施。冯玉祥赞同中共开始主张的“西瓜政策” (即 “内红外不红”) ，反对“前委”后来提出的“左” 的 “胡萝卜政策” (即 “内外都红” ，公开中共旗帜) 。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不统一，而“前委”又发动群众对冯施加压力，在张垣实行“三罢” (即罢工、罢课、罢操) ，进行反冯玉祥妥协的示威游行以及抗议请愿活动①。一部分共产党员对此虽然反对，但难以制止。六月二十日，“前委”在张垣召开了三千人的“反妥协大会”，公开提出 “打倒冯玉祥”。吉鸿昌对这种势态的发展很焦急，试图用自己在同盟军的影响改变这种情况。他主动邀请 “前委”领导人到他的部队进驻，并一起准备北上张北坝上草原去收复察东失地，以避免与冯玉祥的无谓的内部摩擦。

冯玉祥于“反妥协大会”前即下令其部队不准参加这次集会，同时命令吉鸿昌逮捕宣传反妥协的《民众日报》 (《老百姓报》)的负责人。为避风势，吉鸿昌仅通知该报暂时停刊，办报人员随即转入吉鸿昌的部队，准备随军上坝②。

此时，抗日同盟军在组织、思想方面和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上都处于困难境地，要不负国人期望，真正振奋中华民族抗日信心，只有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拉出精锐开赴前线。在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上，吉鸿昌力主出兵收复察东失地，同时向冯玉祥提出率部亲征。六月二十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进。吉鸿昌将所部主力分为三个梯队，邓文第五路军为左翼、第一梯队; 李忠义第十六路军为右翼、第二梯队; 骑兵第三师为第三梯队，分别由左卫、万全、张家口出发。吉鸿昌亲率骑兵第三师出张垣大境门，到达张北县，与一、二梯队集结。“前委”组织了 “三人团”，率领十余名宣传队同时随吉鸿昌所部上坝。

盘踞在康保的日伪军闻讯后，备极恐慌。吉鸿昌命王德重支队乘势进攻，仅三小时，敌人纷纷向宝昌溃退。二十二日午后三时，抗日军克复康保县城，缴获大批马匹及军用品。康保攻下以后，北进各军一面剿匪安民，一面向前探进。

六月二十七日，冯玉祥以“察东民众，水深火热，吊民伐罪之举，未容稍缓”为由，电令吉鸿昌迅率各部先复宝昌。吉鸿昌于翌日将所部主力编为三个梯队、两个掩护队，分向宝昌推进。是时，日伪两军主力，盘踞沽源、宝昌，严密布防; 又值阴雨连绵，抗日同盟军缺乏雨具，人马衣物全被淋湿;加以沿途荒凉，村落稀少，终日跋涉，难得一饱。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吉鸿昌与士兵同寒共苦，全军官兵深受鼓舞。七月一日，抗日同盟军与伪军激战。抗日军按照吉鸿昌的命令，一方面合围宝昌，一方面晓以大义，伪军士兵纷背逆首，携械来归。薄暮，抗日军占领敌军重要阵地，三千伪军遂弃城北退多伦。我军乘夜进驻宝昌，俘获甚众。

就在收复宝昌的同时，原伪军刘桂堂于沽源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第六路总指挥，亲到宝昌向吉鸿昌说明反正原委，共商进军计划。尚驻沽源之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遂陷孤立，被抗日军余亚农部击退，毙敌七百余人，俘五百余人，沽源遂告克复。

七月五日，吉鸿昌根据多伦及其周围地区的敌情报告，在大柳树村召集抗日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进击多伦城：左路集结牛眼睛一带，右路集结马前沟一带，总预备队集结新旧边墙一带。抗日同盟军左路之先锋军，当天即开抵多伦近郊前后七里河、前后孤子山等地，遇敌前哨百余，被击破。六日，各部均已向指定地点集结完毕。七日，吉鸿昌命令各路抗日军开始进攻，中路进迫黄土滩子一带，左路进迫大厂一带，右路进迫破窑洼一带，吉鸿昌率总预备队进驻前后孤山。日军在连失三城的情况下，唯恐多伦不保，派出三架飞机，环绕抗日军的阵地进行侦察。官兵见之，义愤满胸，士气更壮。夜十一时，开始围攻多伦。翌日拂晓，抗日军夺取敌军战壕两道。天亮后，日机数架掷弹轰炸抗日军阵地。下午六时，右路占领多伦西仓西端及菜园等处，敌军纷纷向城内逃窜。这次战斗缴获敌军步枪一百余支，重机枪三挺，战马一百五十七匹，俘敌二百九十余人。七月九日凌晨三时，吉鸿昌命令继续攻城。抗日军一鼓作气，占领城外要点，敌军退入市内，凭险固守。十日，抗日军攻城不克，战斗打得很艰苦。当晚，吉鸿昌决定亲率敢死队打开缺口。他们肉袒匍伏前进，爬城三次，敌人拚命抵御，抗日军伤亡二百四十余人，仍未得手。十一日，吉鸿昌命令抗日军拂晓发起总攻。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各部官兵仅以大刀血肉相搏，伤之累累，吉鸿昌遂令各部退守原阵地。入夜后，吉鸿昌暗遣副官及精兵四十余人，扮做商贩，分批潜入城内，其中大部分扮成回民，分住城内五所清真寺中。十二日子刻，抗日军乘天色黑暗敌机迹之际，全线猛攻。吉鸿昌率各部袒臂高呼，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这时，潜入城内的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敌军得知抗日军已入城，惊慌失措，无心恋战，遂向城东方向溃败。十时许，抗日军分由南北门攻入城内。巷战肉搏三小时，日、伪残敌由城东门仓皇逃命。失守七十二日之多伦经五昼夜鏖战，终被我抗日将士光复。

十五日，抗日同盟军与多伦民众在山西会馆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收复多伦。会上，吉鸿昌宣读了察哈尔民众致前线军民的贺电和冯玉祥总司令的贺电，并向到会的民众和士兵介绍了专程由张家口赶到多伦慰问抗日同盟军的御侮救亡会代表。

收复多伦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于二十五日在张家口开幕，抗日同盟军总部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全国各爱国抗日团体，以及朱子桥、蔡廷锴、李烈钧、程潜、蒋光鼐、李宗红、李济深等力主抗日的知名人士，纷纷致电函贺多伦的收复，并踊跃捐助慰劳。

然而，面对大好的抗日形势，卖国投降的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到二十日，进攻的兵力达到八个师。吉鸿昌与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进攻察哈尔。通电说： “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愿全国民众共起图之。”①

七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会议上向抗日同盟军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四项意见：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使察省脱离 “中央” ;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 四、勿引用 “共匪煽扬赤祸” 。蒋、汪一方面电召黄郛赶赴庐山商榷处置察局具体办法，一方面电令何应钦增调王以哲、黄杰、王敬久等五个师 “围剿”抗日同盟军，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十六个师、十五万余人; 北平军分会还命令平绥路局局长沈昌，停止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柴沟堡之铁路运行，对抗日同盟军辖区实行全面封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内部军心也极其不稳，甚至局部出现叛乱。驻守在沽源的部分抗日军前线部队，由于受前委个别“左”倾领导人的影响，不讲政策，冒然决定进攻平定堡天主教区，使我军官兵伤亡惨重。所有这些使吉鸿昌焦急万分。他迅速赶到平定堡出面进行了调停，并向抗日士兵重申了军队纪律和有关安民政策，稳住了平定堡事件的势态。接着，他连夜下坝赶到张家口，与抗日同盟军其他一些将领向南京政府发出“质责当局派兵入察电”。然而，在南京政府的高压逼迫下，抗日同盟军的处境巳相当困难。冯玉祥苦于内外形势及个人困难处境，不得巳而于八月四日下野。

八月七日，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吉鸿昌和方振武的名义通电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并表示誓死抗战。会议决议，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干部学校和地方党领导的工会、救亡团体、报社人员一起撤往坝上张北一带。

八月八日，日寇飞机轰炸多伦和沽源，并向多伦大举进攻。按照前委的意见，吉鸿昌命令部队分批于夜间撤出县城。多伦的汉、回、蒙各族民众得知同盟军要走，含着眼泪佇立街头送行。汉民捧着大饼、炒面，蒙民牵牛送羊，回民则在清真寺宰了十一头大牛，煮熟后，分五斤一块用毛头纸包好，便于抗日士兵每人一块路上食用。吉鸿昌见到此情此景，不由落下泪来。他对送行的群众说： “乡亲们，不要送我们了。鸿昌不能在此保土安邦，怎么能再打扰你们。”说着，执意按每头牛二十元付款。抗日同盟军虽然在多伦停留了一个来月，却给多伦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八月下旬，撤到坝上和原驻坝上的部队都集中在张北、康保、尚义地区。二十四日，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产生了抗日同盟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吉鸿昌被选为常委①。适高树勋由商都来信表示愿一致行动，前委遂决定各部队会师商都然后西去。二十六日，同盟军五师、十八师、骑兵三师及手枪队共三千余人以及二师分别由驻地西开商都，吉鸿昌担任军事总指挥。

吉鸿昌率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西进时，方振武亦率部分原抗日救国军东开独石口，宋哲元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接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坐镇张北县，指挥“围剿”抗日同盟军余部。在宋哲元部队的围追堵截下，抗日同盟军险象环生，困难重重，减员甚多。吉鸿昌负责军事指挥，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所以每有行动总要与前委负责人共同商量，按照党的决议行事②。

由于宋哲元已经派兵赴商都堵“剿”西进的抗日同盟军，商都守军高树勋、余亚农部接受了宋哲元的收编。此时，抗日同盟军西去会合高树勋部已不可能，只好暂时停在商都附近之四台坊休整。前委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去向。会上，前委主要负责人主张东进独石口，然后寻机南下。吉鸿昌考虑到独石口可与方振武部合兵壮大一些力量，也同意东进独石口①。

于是，抗日同盟军由西进改为东进，九月九日到达独石口。吉鸿昌按照前委的意见与方振武在云州会商，决定共同行动。接着，“前委”与十八师随方部为右路军由长城线以西先行开拔; 吉鸿昌率五师及所属教导队、骑三师、手枪队为左路军在长城线以东绕德丰宁经黑河、怀柔、四海向南前进; 两支部队预定在昌平北部集结。当时，前委曾冒然提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口号。

十月三日晚，左路军进抵黑山寨，与开至老君堂的方振武部取得联络。四日凌晨，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同盟军先后突出东山口。接着，方部进攻昌平附近之敌军; 吉鸿昌率五师、十八师、骑三师出东山口将近二十里与敌军冲突。敌军被打退后，吉鸿昌又率部进击九里山之敌，然后进入距平绥路仅十余里的南庄、北庄驻扎。

十日五日凌晨，吉鸿昌率领所部开往小汤山。途中，先头部队骑三师与敌遭遇。吉鸿昌命令五师、十八师冲破敌人阻截，集中到赴仁辛庄。敌人围攻赴仁辛庄时，吉鸿昌率部发起反攻，占领了葫芦河与大柳树村。由于大柳树村不宜防守，吉鸿昌遂命令部队主动放弃，全军退守葫芦河。

八日上午八时，国民党一二九、一三○等五个师在日寇飞机配合下，向葫芦河一带发起全线进攻。吉鸿昌袒露胸膛，率领抗日军猛烈还击逼近大、小汤山的敌军，全歼敌军一个团。当晚，吉、方两部仍驻扎在葫芦河、小汤山地区。次日，抗日将士继续英勇抵抗，何应钦不得不将其左翼“围剿”兵力撤至沙河一线。

十日傍晚，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军撤出小汤山地区，经高丽营东北拟向通州方向前进。夜间行至距顺义县城五里的白河岸边，因水深不能徒涉，吉鸿昌遂决定部队开抵顺义县城西北之三家店、衙门村和东西杜兰庄一带宿营。十一日下午，敌军向我军驻地大举进攻，成批日寇飞机也向我驻地投弹轰炸，致使抗日军无法掩护，无法突围，伤亡减员甚多，中共党员武止戈等壮烈牺牲。

在这险恶的形势下，吉鸿昌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另谋抗日出路，决定去见商震。抗日战士担心蒋介石之流加害自己的总指挥，纷纷哭劝他不要离队。吉鸿昌挥泪对战士们讲： “不要为我担心，只有我去，才能保住大家的安全。”①说完，遂由赶来调停的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带领到商震三十二军军部，进行谈判，方振武也同时前往。吉鸿昌要求商震，保证抗日军官兵的生命安全，妥善医治负伤人员……。但是，他与方振武以及随行人员随即失去自由，被送上红万字会的汽车载往北平。

途中，吉鸿昌对红万字会和商震派出的随员晓以抗日爱国大义。黄昏时分，他让方振武借下车解手“方便”，脱离了随行武装人员的控制。汽车又行五、六里路，夜幕巳经降临，他忖度方振武已经远离，自己才寻机摆脱险境。

(五)

一九三三年秋，吉鸿昌乔装辗转回到天津。为安全起见，他先住进了六国饭店。

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天津城，中共天津地下党、团组织及许多革命进步团体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入狱。吉鸿昌并没有被这种情况所吓倒。他在天津积极地寻找党组织，准备开展新的斗争。

同年冬，吉鸿昌与宣侠父建立了联系。不久，他们二人化装到上海，与上级党组织代表王世英接上了关系①，汇报了察哈尔抗日的详细经过，并进一步听取了党的指示。随后，吉鸿昌肩负着新的使命返回天津。一九三四年四月初，南汉宸受党的指示也来到天津，并很快找到了吉鸿昌。战友相见，欢喜万分。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与南汉宸、宣侠父开始广泛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 “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 ”党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蒋抗日情绪，激发了不少在野军人的爱国心，推动了全国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五月，吉鸿昌出面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了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①。

为了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吉鸿昌等决定编辑出版《民族战旗》，做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他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己家的三楼建立了简易印刷所。每逢印刷工作紧张时，他都抽空帮忙。他常说： “我这人一辈子活得可真值得，工农兵学商五行我都占全了。”这个简易印刷所除油印《民族战旗》外，还承担印刷党的秘密文件。为了将《民族战旗》及其它宣传品及时安全地散发出去，避免被敌人检查出来，胆大心细的吉鸿昌想出了许多办法。除了由王幼兰、王再兴两人负责发行，他还经常派人到日租界邮局给全国各爱国团体、各军队、各学校邮寄宣传品。《民族战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 “枪口对外不对内”、“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在民族旗帜下团结起来”，在各地产生了很大反响。

吉鸿昌在法租界四十号路的家 (现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四号) ，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为了顺利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特意对楼内设施、房间通道等进行了改造：楼道铺上地毯，一方面适合自己的“身分”，而更主要的是使人来人往没有声响; 房间一室多门，以便发生意外随时可以撤出。许多党的负责同志路经天津都住在这里，一些失掉关系的同志也都找到这里，吉鸿昌总是想尽办法掩护他们。大家都亲切地把吉鸿昌的家称为“红楼”。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吉鸿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组织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根据党的要求，他与南汉宸、宣侠父等紧张地奔波于平、津和华北各地，进行组织联络工作。同时，积极筹集资金，暗中购买军火，准备建立抗日武装。

一九三四年春，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原吉鸿昌旧部二十二路军中的两个师编入二十六路军后，被调往江西前线进攻苏区。四月十三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必须抓紧白军士兵中的工作，首先要把我们工作的重心放在 ‘围剿’中央苏区与川陕苏区的白军部队，……用一切力量在白军士兵中建立起革命的组织，准备和领导士兵的哗变。河北的党尤须利用目前的时机，在东北军、战区保安队、哗变的士兵及其他队伍中开展工作，反对开拔、缴械和改编，号召士兵不要听从反动长官的命令，立刻与工农劳苦群众及一切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按照这一指示，吉鸿昌一面派人秘密与已进入江西苏区的两师旧部联系，加紧策反工作; 一面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重新举起武装抗日大旗。经党组织同意，他与南汉宸等一起拟定了暴动计划，决定兵变后的部队与河南当地的武装结合起来，组成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再转移到西北，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以形成大西北的革命局面。为实现这一暴动计划，吉鸿昌秘密派人到南方联络方振武，请方振武北上; 又派人携带密信到西安，通过王菊人与杨虎城进行联系，得到了杨虎城的全力支持①。

与此同时，吉鸿昌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并通过老关系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和爱国思想的旧军官。这些人当时分别在西北各地和豫、皖一带活动，有一定的实力，也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加强对这批力量的引导、教育，更好地发挥他们反蒋抗日的积极作用，党组织决定由吉鸿昌出面，秘密将这些人召集到天津，由南汉宸、宣侠父及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铁夫负责进行谈话、训练。然后，把他们再分别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以配合中原暴动计划的实施①。为了加强暴动组织工作，李铁夫曾被派往河南帮助进行准备。短短的几个月中，吉鸿昌重举武装抗日大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吉鸿昌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敌人更加密切的注意。蒋介石的南京复兴社特务处派出大批特务到津，加紧对吉鸿昌等共产党员及反蒋抗日爱国者的监视、盯梢，同时又派特务混进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内部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此时，“红楼”更是受到了敌人的昼夜严密监视。吉鸿昌为了党组织及同志们的安全，当机立断，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并秘密地把印刷所转往他处。他自己也改变了作风，整天到惠中、交通等大饭店以“访友”、“打牌”、“听戏”为名，与各地反蒋抗日人士会谈，进行联络工作。同时，他还派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副官牛建中，在北平鼓楼大街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接待外地来津的反蒋抗日力量代表。

八、九月间，派往安徽进行发动武装抗日工作的同志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织训练武装抗日力量的活动也相继暴露。蒋介石严令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逮捕吉鸿昌，同时密令复兴社特务处暗杀吉鸿昌、南汉宸等人，并派驻北平军分会的特务头子郑介民亲自指挥。党组织很快获悉到敌人的罪恶阴谋，立即通知吉鸿昌、南汉宸撤离天津。此时，已转到上海的宣侠父根据党的指示，也正为吉鸿昌撤到上海做准备。

面临危险处境，吉鸿昌首先考虑的是党的工作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想到自己所经手的几批武器还没有运到，与广西李宗仁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还没有见面，自己一走，这些任务不仅不能完成; 建立武装，重举抗日大旗的计划也要受到影响。于是，他决定暂时留下坚持工作，让南汉宸先行撤离。

十月初，根据工作需要，吉鸿昌从法租界撤到英租界牛津别墅 (现天津市和平区新华南路庆云里) 。南汉宸等撤走后，他更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随着斗争的深入，环境更加险恶，敌人对吉鸿昌的监视一天比一天紧，惠中饭店周围的特务也增加了，吉鸿昌从饭店回家，经常发现有特务跟踪。为了预防万一，他经常不回家; 有时在回家的路上，他又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跟踪他的特务面前，使敌人胆颤心寒。有一次，他刚出饭店，一个特务就跟上了他。他故意到路边烟摊上去买东西，特务在附近一边装作看广告，一边监视。突然，他向那个特务走过去，喝问： “喂，朋友，你干嘛老跟着我? 你每月挣多少钱哪? ”吓得那个特务扭头就跑①。由于吉鸿昌在社会上的威望，以及英、法租界里有些巡捕因敬佩与同情，总是暗地里保护他，使得国民党特务迟迟不敢公开下手逮捕他，也一直没有找到刺杀他的适当时机。

十一月初，按国民党南京政府电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驻北平军分会特派员郑介民，即派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到天津。亲自指挥暗杀吉鸿昌的活动。敌人已得知反蒋抗日军人任应歧与吉鸿昌联系密切。便派特务多人跟踪任应歧，以寻找吉鸿昌的准确活动地点，伺机行凶。

此时，吉鸿昌已通过亲戚林少文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三十八号房间开辟了新的秘密联络点。他每天还是照样在饭店里以“会客”、“打牌”为名，一边继续积极为联络各方反蒋抗日力量努力; 一边等候购买的武器，一旦武器运到，便准备立即撤离天津到乡下去。

十一月九日下午，吉鸿昌匆匆回到家，向妻子胡洪霞要过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又爱怜地看了看孩子，随即低声嘱咐到： “快把家里收拾收拾，咱们就要离开这儿了。”说完，他转身走出家门，赶回了国民大饭店。

经任应歧联系，当晚吉鸿昌要和李宗仁的代表见面。为了防备万一，吉鸿昌临时又改在四十五号房间与代表会谈。然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已跟踪而至，包围了国民大饭店。吉鸿昌秘密会谈的房间被推开，国民党特务开枪射击，李宗仁的代表刘某当场被打死，吉鸿昌与任应歧均身负枪伤。据当时报纸报道： “暴客二人，启门向刘开枪，刘当即倒地。旋向吉鸿昌射击，伤及臂部，伤势较轻，任应歧仅手部受微伤。”①

敌人行刺后，仓皇逃走。本来吉鸿昌可以趁饭店内混乱之机离开，但是他没有走。他考虑到：敌人暗杀的目标是自己，自己已经暴露，走到哪儿，敌人都会跟到哪儿。不小心，就会把一些联络点暴露，同时也会牵连其他同志，那损失就更大了①。于是，他留下来，镇静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顷刻间，与国民党特务早已勾结好的法租界工部局倾巢出动，将国民大饭店团团围住，以“杀人嫌疑”罪名将吉鸿昌等人逮捕。当吉鸿昌托着受伤的胳膊，神情自若地走出国民饭店被带上囚车时，不少饭店工人留下了热泪。

(六)

吉鸿昌被捕后，因身带枪伤，先被送进了法租界天主教堂后的法国病院医治，随后被关进法国工部局监狱。为了诱逼吉鸿昌说出地下党的成员及活动情况，敌人使用了种种伎俩。一次审讯中，敌人拿出写有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单让吉鸿昌指认，吉鸿昌一把抢过纸条，撕了个粉碎，然后，拍着胸脯说： “共产党员就我一个人，要杀要剐，都是我! ”卑鄙无耻的敌人把他妻子抓进狱中，想以夫妻之情软化他。他冲着敌人破口大骂： “我是共产党，跟我妻子有什么相干? 你们这群坏东西，真不要脸! ”并高声喊道： “蒋介石杀得了我，杀不了广大人民，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 ”他又对妻子说： “别难过，人总有一死，这有什么! ”他嘱咐妻子好好照看、教育孩子，再三叮咛不要再营救自己。分手之时，他又低声要求妻子： “你赶紧到泰山见冯先生去，让他多明白明白吧，路只有一条……。”②敌人在吉鸿昌身上使用了种种酷刑，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尽管敌人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以后又在报上进行歪曲事买的报道，但吉鸿昌被捕的真实背景还是很快地传开了，甚至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都做了报道，指出 “这场枪击是出于政治性动机，目的是要暗杀吉鸿昌将军。”蒋介石、何应钦等害怕社会进步舆论起来支持吉鸿昌，更害怕阴谋进一步暴露，于是决定从法国工部局引渡吉鸿昌，并派郑介民赶到天津与法国工部局密商交涉，最后以一笔巨款，达成了这宗肮脏的政治交易①。

十一月十四日，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以“通辑在案” 为名，把吉鸿昌交给了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当天下午，吉鸿昌被送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 (军长于学忠) 军部，并立即受到连续的审讯。吉鸿昌坚贞不屈，“态度倔强，骂不绝口”②。敌人无奈，只好又把他关进了蔡家花园五十一军的陆军监狱 (现天津河北区日纬路六十四号) 。在狱中，吉鸿昌积极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斥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并以自己抗日的亲身经历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破坏抗日，残杀革命者的种种罪行。吉鸿昌披肝沥胆，推心置腹的谈话，使牢房难友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出狱后要为反蒋抗日出力。在狱中，他还和难友们一起下棋，一起拉琴唱戏。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大家，鼓起了难友们的勇气，唤起了难友们抗日必胜的民族自信心③。

吉鸿昌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采取调动社会进步人士力量，发动社会舆论等措施，给国民党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以此迫使敌人释放吉鸿昌。南汉宸也专程从上海赶回天津，各处奔走，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吉夫人为此登泰山找冯玉祥想办法。原吉鸿昌旧部一些官兵甚至准备劫持押解吉鸿昌的囚车。吉鸿昌深知蒋介石是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他几次要求组织停止营救行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①。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敌人重兵的严密警戒下，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天津大公报十一月二十三日报道：“……下午四时五十分抵平，吉 (鸿昌) 衣黑色斗篷，戴呢帽，任 (应歧) 衣呢大氅，态度镇静自若” 。

吉鸿昌到北平刚下火车，何应钦即派人送上印有“立时处决”四字的电报。吉鸿昌看后轻蔑地说： “行呵!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何应钦的“下马威”失败后，紧接着又于二十三日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 “军法会审” 。吉鸿昌虽身陷囹圄，但毫不畏惧，把敌人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的讲堂。何应钦问：“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 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辞严的答道： “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 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说： “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 当被问到 “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而自豪地说： “你们以为我会讳言吗?不!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说我们党是 ‘危害民国’，试问你们又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 ‘危害民国’? 哪一样不是 ‘危害民国’? 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为了保护民国。你们可以杀我，你们不能侮辱我们的党，不能侮辱我们这为全国全世界有良心、有进步眼光的人所推服敬重的党!”①他慷慨陈词，历数了蒋介石残内媚外的罪恶，并解衣露伤，以证蒋介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抗日爱国运动的卑鄙行径。说到激愤之处，他的拳头挥舞起来，直指面前的敌人。被激怒的敌人给吉鸿昌施酷刑，但吉鸿昌除了痛骂以外，没有说出一句对敌人有用的话。当他拖着带有刑伤的身体被关进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后，立刻又向难友们高声宣传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政策，讲自己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嗓子都哑了，他也不休息，别人劝他，他说： “我要永远休息了，让我多宣传几句吧! ”②最后，他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块金表拿出来，叫典狱长卖了，给狱中难友添点菜吃。他对难友们说： “你们一定保重身体，出了狱就可以去抗日! ”好多人被他一席话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当 “立时枪决”的命令传来，吉鸿昌显得异常镇静安详。他向敌人要了笔、墨、纸、砚，然后挥笔疾书，写了自己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历数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接着，他又分别给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写了简短的遗嘱。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并再三叮嘱要好好教育孩子“以成有用之材”①。

最后的时刻到了。吉鸿昌披上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②。临刑前，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上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③然后起身对执刑的刽子手们厉声说： “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 “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并冲着拿枪的敌人说： “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④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了枪时，他瞪起双眼，怒目而视，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高呼： “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年仅三十九岁的共产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地牺牲了，但至死他也没有在敌人面前倒下。

吉鸿昌就义后第三天，国民党政府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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