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唐铎人物传,唐铎生平事迹,唐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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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唐铎人物传,唐铎生平事迹,唐铎评价
唐铎
唐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由于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杰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光辉战绩,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及三枚奖章。1953年回国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1983年因脑溢血不幸逝世。
(一)
唐铎,原名唐灵运,于1904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唐姓家族中很受尊重的族长,开一间蒙童书馆。唐铎4岁时就跟着父亲进馆读书。11岁时,唐铎来到了长沙,先在北门外的方知小学读书,一年后 (1916年) 转入湖南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年底,又转入设在长沙南门外城南书院内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在一师附小读书期间,唐铎曾与任弼时是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听肖子暲(即肖三) 老师讲物理和音乐等课程,也一起参加肖子暲、陈绍休、李维汉等老师组织童子军的野营训练活动。
1918年春,唐铎从一师附小毕业,因家中没有钱再供他读书,他便回故乡与父母兄弟一起种田。他感受着失学的痛苦,非常渴望再有机会学习。恰在这年夏秋时节,他接到了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老师的信,说蔡和森等正组织招收贫苦的青少年学生,北上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并要他马上去长沙的湖南省教育会报到。
唐铎接信后喜出望外,立即动身前往长沙报名。经过考试和检查身体,与颜昌颐、熊信吾、朱春成等20多名青少年一起,在陈绍休带领下,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北省保定市。在保定车站,唐铎第一次见到了蔡和森。过了两天,唐铎等20多名青少年,又在蔡和森的带领下,乘坐骡子拉的大铁轱辘车,来到了河北省蠡县(今高阳县)布里村,住进了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预备班为学员开设了法语、国文、物理和工艺技术等课程,为赴法后参加勤工俭学做准备。
蔡和森在布里村的预备班,一边学法语,一边教预备班的学员国文。大约半年之后,蔡和森为筹措赴法旅费就到北京去了。1919年初春,蔡和森把唐铎等几位同学接到保定,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班学习。是年春夏之交,蔡和森又把唐铎等几位同学接到北京,经过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介绍,住进了地安门外豆腐池胡同9号。这是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即杨开慧之父的宅院。杨先生很器重毛泽东和蔡和森,也很热心赞助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他不仅为捐款筹措赴法旅费而四处奔走呼吁,还把自己家的房子让出来,供赴法学生临时居住。对唐铎等渴望追求真理的贫苦青少年,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
唐铎等人到北京时,五四运动已进入高潮。6月下旬,学生们得到消息说,中国代表将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于是学生们再次发起示威请愿。唐铎、贺果、陈绍休等人同北京法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举着白色的长条刀旗,写着誓死收回山东青岛、坚决拒绝签字等标语,到总统府游行示威。不久,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唐铎同广大青年奔走相告,与同学们相互祝贺说: “我们胜利了! ” “祖国得救了!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爱国政治运动。广大群众那种高涨的爱国情绪和为祖国独立、主权而战的牺牲精神,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回忆说: “象我这样一个幼稚的农村青少年,正是在蔡和森同志引导和教育下,在杨昌济老先生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才参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经受五四战斗洗礼的,这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我终生引为自豪和感到无限幸运的。”①
(二)
1920年5月,唐铎与他的老师肖子障、陈绍休,还有与他素不相识的赵世炎、傅钟等100多名青少年,同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从上海出发,经过40多天的航行,到达法国,被分派到巴黎南部的小城镇蒙塔尔纪公学去补习法语。在蒙塔尔纪公学,他遇到了先期已到法国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隆郅 (即李立三) 等人。蔡和森等人将唐铎当作小老弟一样给以关照,使他感到分外亲切。
当时,他们集中住在学校的一所学生宿舍里,学习生活虽然紧张,但他们还是生活得很有乐趣。有时他们还自己做点中国味道的饭菜。李立三就是做墨斗鱼炒菜的“能手”。李富春却喜欢踢毽子、跳绳儿。学校的副校长沙博博士,是法国社会党人,很同情中国的勤工俭学生,使唐铎等人除了学习法语之外,还可以读到一些诸如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以及《时报》、《平民报》等进步报刊。
在蒙塔尔纪市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不少人是新民学会会员。唐铎虽然不是会员,但却参加了由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人组织的“工学世界社”。他也经常跟蔡和森等人去市内一所公园集会讨论各种问题,诸如人生观、世界观、物质第一性、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家庭、婚姻等等问题。但讨论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出路问题。唐铎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于1920年7月召开的著名的蒙塔尔纪会议和同年秋冬时节召开的“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会议。在这些活动中,蔡和森那旗帜鲜明的观点,给唐铎以很大影响。
唐铎在蒙塔尔纪公学补习了一段时间的法语之后,就到法国南部圣太田地区的列夫列芙汽车工厂当车工去了。本来,他想通过“勤工”挣些钱,再去学校读书,达到“俭学”的目的。但到1920年底,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数已达1600多人了,找工作十分困难,加之中法政府的联合压迫,大家处境十分困难。当时相当多的人找不到适当工作,只好靠从华法教育会领取每人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过日子。在这种境况下,1921年1月中旬,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它要断绝与勤工俭学生的经济关系;中国驻法公使也扬言要把找不到工作的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这就激起了广大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慨。于是,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及工学世界社社员唐铎等人,赶往巴黎,同巴黎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商议,决定以要求“生存权、求学权”为口号,由中国驻法公使馆发给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费,以四年为限,解决求学的实际困难。在2月28日那天,唐铎和各地来的400多名同学一起涌向了中国驻法公使馆,向公使陈箓请愿,进行说理斗争,但陈箓已同法国官厅勾结起来,派了大批军警四处驱赶学生,唐铎亲眼看到一位名王木的四川同学从电车上被挤了下来,当场内脏被压坏,肠子流在地上,不久就死去了。这次斗争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迫使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答应延长发放三个月每人每天五法郎的维持费。
唐铎回到列夫列芙汽车厂做工半年之后,即是年9月,他又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掀起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原来,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筹建了里昂中法大学。但该大学即将开办时,吴稚晖却在国内招收了100多名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拒不接收已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于是,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立三、李维汉等人,在巴黎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由各地勤工俭学生抽调一批代表,组成“先发队”,在吴稚晖带领国内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集中到里昂,准备先发制人,占领校舍。
唐铎受列夫列芙汽车厂全体勤工俭学生的推举,作为代表,奔赴里昂。他同各地派来的100多位代表一起,到达作为里昂中法大学校舍的旧兵营。不料,9月21日,中国驻法公使竟勾结法国政府出劫武装警察,把学生代表们予以拘捕,囚禁在兵营里面。唐铎当时刚16岁,第一次被囚禁,心中不免有些慌乱。但当他看到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沉着、镇定地策划斗争,组织绝食,向记者揭露事实真相时,也就逐步镇定起来。
10月13日,法国当局以“过激分子”,“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将这一批人强行遣送回国。13日深夜,学生代表们从兵营被强迫押上囚车,送到附近的火车站,改乘火车到达马赛港,连夜又把他们赶上了开往中国的邮船。14日黄昏,汽笛一声长鸣,包括唐铎在内的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就被逐出了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
(三)
唐铎被驱逐回国之后,辗转来到了广州。他先去找到了他的同乡谭延闿。谭为了网罗和扩大个人势力,要他去“湘军”当军官。唐铎打定主意,向谭表示了要学习飞行技术的决心。谭便写了一封信,将唐铎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
唐铎带了介绍信,很快来到设在广州东郊大沙头的航空局,拜会了杨局长。他先呈上谭延闿的介绍信,又说明了他的来意。杨仙逸听完之后,高兴地鼓励唐铎说:“你从上海奔来广州,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杨仙逸还对唐铎说: “现时,在航空局属下,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要学习飞行,可到这个厂里先当实习生。不久,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那时,你再去学习飞行。”唐铎表示决心说: “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干! ”①这样,1923年春,唐铎进入飞机制造厂,当了一名实习生。
唐铎到飞机制造厂不久,杨仙逸在大沙头与飞行人员合作,用从国外购买来的部件及设备,自行装备配置成了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那天,唐铎亲眼看到孙中山与宋庆龄前来参加试飞仪式。那架飞机有两个座位,起飞之前,孙中山大声问道: “在场的诸君,谁愿登机试飞?”可是全场肃静,无人应招。孙先生环视众人一圈后,突然,站在他身旁的宋庆龄女士,却出人意料地向前走了几步,面对着孙先生,沉静而又坚定地说: “我愿意。”孙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飞行员黄光锐走上前去,给宋庆龄戴上飞行帽和眼镜。宋庆龄端庄地走上飞机,坐进座舱,在众目注视之下,乘飞机起飞了。当飞机安全着陆后,大家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热烈鼓掌,庆祝试飞成功。这次试飞见习,给了唐铎以极大的鼓舞。
1924年3、4月间,在飞机制造厂内,曾有过广泛发展国民党员的活动。厂里的领导人递给唐铎一张国民党入党志愿书。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一大”已经开完,唐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有所了解和认识,所以,当即填了表格,加入了国民党。
同年9月间,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决定成立一所军事飞机学校,培养军事航空人才。校址就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附近。因为这所学校规模小,存在时间短,只招收过两期学员,所以,很少为世人所知。但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创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摇篮。第一期学员共有10人,包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刘六、冯旬、王翱、万鹏、袁政、郭予如,还有王勋 (又名王叔铭,后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 ,还包括从飞机制造厂选派来的3名实习生,唐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在这所学校学习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学会了单独驾驶飞机腾空飞行。同时,也亲身经历了东征陈炯明、平定刘 (震寰) 杨 (希闵) 叛乱、沙基惨案以及廖仲恺遇刺等重大历史事件。这都给了唐铎以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1925年夏束,唐铎毕业在即,这时,学校的党代表、中共党员刘云,告诉了他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已决定选派唐铎等几名毕业生去苏联继续深造。8月底,在刘云和苏联顾问李靡的带领下,唐铎等一行6人,从广州乘轮船到了上海。因为是秘密出国,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到上海便马上住进了英租界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一面准备出门穿的服装,一面等待苏联船只的到来。
这时,唐铎给他年迈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信,其中写道:“男于阳历8月30日于广州搭轮动身,昨日 (9月5日)抵沪。男此次出国留学全为政府选派,一切费用全由政府发给。……昨到上海,发给零用及制衣服费用少许,男因家中灾害,不忍坐视,故省出百元偷寄回家中,使父母兄嫂不得冻馁。区区之数,非敢云报答养育之恩于万一也……”
这封信发出之后,唐铎同刘云、李靡等人,便从上海起程,乘坐俄国商船,经海参崴,转乘火车,越过西伯利亚,奔向莫斯科。
(四)
唐铎与刘云、王勋等经过长途旅行,到达莫斯科时,虽说正是10月天气,但对唐铎这个中国南方人来说,却犹如寒冬腊月了。在莫斯科,他们停留了一个礼拜,瞻仰了列宁墓地、游览了市容。随后,苏联当局决定,唐铎等先去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
空军第二飞行学校设在莫斯科南边丹波夫省的博里索格列勃斯克。他们早上出发,差不多走了整整一天,黄昏时才到了学校。学校领导看望了他们,热情欢迎他们来校学习,并给每人发了一套呢子军服,还向他们说明,学习科目、生活待遇等将与苏联学员相同。苏联学员也来热情看望他们。从此,唐铎成了苏联红色空军学校的一名正式学员,也就开始了他在苏联的长期生活。
他们本来预计学习半年或一年,就要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但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苏联建设的发展,他们的整个生活、习惯、语言、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唐铎一直在苏联红色空军的院校或部队学习、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而此时则仅仅是这个漫长岁月的开端。
这个学校,是一所具有浓重的国际主义色彩的学校,除了苏联青年之外,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印度、阿富汗、波斯的青年学员。由中国派去的学员,除去唐铎、刘云、王勋等人外,还有冯玉祥派去的郭允恭、石友信等人。唐铎生活在这些不同肤色的同学、战友之中,逐步学会了驾驶安里奥式、布马式等3、4种飞机的驾驶技术,并在1926年2月,经刘云、宗孚、陈定远3人介绍,在莫斯科唯一的中共党组织——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欧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支部书记是刘伯坚,支部委员有刘云。与唐铎同时入党的还有王勋、郭允恭。这样,唐铎与刘云、王勋、郭允恭、宗孚、陈定远6名党员就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刘云任党小组长。
1927年春天,唐铎从空军第二飞行学校毕业后,又被派到图拉省的谢尔普霍夫城一所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继续深化在第二飞行学校学习的内容,主要学习驾驶战斗机进行空战的技术。唐铎通过学习,进一步掌握了伏奥凯尔·采3、伏奥凯尔·的11、伏奥凯尔·的13这三种战斗机的驾驶和空中战斗技术。
唐铎在谢尔普霍夫苏联空军战斗学校学习不久,国内传来了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苏联政府向中国留苏人员宣布: 蒋介石政府拍来电报,要中国留苏人员一律限期回国去南京报到。苏联政府还宣布: 中国学生愿意回国,绝不挽留;不愿回国,可以继续深造。
怎么办?必须尽快作出抉择。唐铎反复思虑着: 回国到蒋介石那儿去吧,或者升官发财,或者被蒋介石杀掉;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经党组织决定而盲目行动,是不行的。权衡结果,唐铎决定留下,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刘云。刘云这时已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他依然关心着唐铎的抉择。所以,他听了唐铎的表白之后,感到非常高兴。
唐铎留在空中战斗学校继续学习,到1928年底,取得了毕业证书,并被授予了苏联空军中尉军衔。1929年初,苏联学校领导又通知他,进入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去学习。这所学校设在萨马尔州的奥林布尔格,靠近伏尔加河,具有极为辽阔的平原地带。唐铎在这里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两大类: 一类是偏重理论的,如射击原理、射击武器、轰炸武器、瞄准器等设备的构造、原理、使用、维修技术等; 二类是偏重实践的,如空中侦察、空中照像、空中通讯、空中射击、空中轰炸,等等。
(五)
1929年8月,唐铎从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当了一名中尉飞行员。他到部队报到时,受到大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晚间,还为欢迎他和同来的几位新战友,在俱乐部举办了小型联欢会,并给他们介绍了大队的生活、训练、活动内容、纪律规定。所有这些,都使唐铎感到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要开始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
他们的大队长是一位空军英雄,不仅精通飞行、作战技术,还很有理论头脑。有一天,空战训练后,这位大队长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喂,唐铎同志,你到空军部队之后,首先应当做什么?”唐铎满有信心地说: “首先是积极参加训练,熟悉飞机性能。”大队长直率地说: “不对。首先应当理解我们这支部队担负的任务是什么,了解上级领导的意图! ” 接着,他找唐铎和其他几个新到的飞行员,进行专门谈话,交待任务,说明空六旅属于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指挥。这个军区地处苏联西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的西部与波兰接壤,北临波罗的海,南与罗马尼亚相联,隔黑海又与土耳其相望。它既是苏联从陆地上通往其他欧洲国家的必经之地,也是海上交通的枢纽。特别是斯摩棱斯克背靠莫斯科,是守卫莫斯科的一个桥头堡。所以,我们空六旅的主要任务,就是守卫莫斯科,防止外国侵略者的入侵。这位大队长不仅要求他的战友们有熟练的飞行技术,勇敢顽强,不怕牺牲,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战略头脑。这对唐铎来说,当然感觉是很新鲜的事了。
唐铎在苏联空军部队进行了更加艰巨、复杂的飞行训练,如: 空中射击、投弹、测量、跳伞等等;夜间,则借助跑道两侧点燃的火堆光亮,进行起飞和降落。难度更大的是进行穿云下降,看仪表着陆的训练。做这种训练须全神贯注,观察各种航空仪表的指示器,通过仪表数据计算来判断飞机的航迹和姿态,操纵飞机降落。有一天晚上,唐铎刚刚驾机起飞,就遇到空中一股强大的气浪,象大海的波涛一样奔腾翻卷,他驾驶的飞机忽上忽下,就象一匹受惊的烈马难以驾驭,这时他只得加大油门,用尽全力向上飞行,穿过气浪的冲击,飞到浓积云层上面。而当降落时,由于难以把握,他采取临时处置,经过请示地面指挥,飞到临近机场才安全着陆。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训练之后,1929年底,唐铎利用部队首长给的休假机会,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看望刘云。刘云告诉唐铎说,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已经撤销了,因为苏联不同意有外国党组织在苏活动。各国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苏联共产党。唐铎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向空军六旅第十八飞行大队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当时,凡外国人加入联共(布) 党,必须有5个具有5年以上党龄的联共(布) 党员作为介绍人,还得有本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书面介绍信,再加上对本人实际表现的考察,认为合格者才能被吸收入党。为开介绍信,唐铎特意跑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办理。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后面的玛涅日街,走进共产国际办公大楼,接待他的是中共中央代表黄平。黄平当即查阅档案,开了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介绍信。
唐铎带上介绍信,迅速返回部队。不久,旅党委的一位成员找唐铎谈话,询问了他的经历,对联共 (布)党的纲领、章程的认识,唐铎一一从容回答。这次谈话之后,党委给他找了5名介绍人,其中一名是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鲍罗蔡德,还有唐铎自己的两位同学,即马斯洛夫和斯捷潘奥夫。这些介绍人又分别同他谈话,讲述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责任,等等。到1930年10月,唐铎终于被批准为联共候补党员,1931年10月,按期转正为联共党正式党员。他入党之后,曾担任过第十八航空大队第三中队的党支部宣传委员,负责大队的列宁角主任的工作。列宁角是全大队进行学习和各种政治、文娱活动的场所。
(六)
唐铎在空六旅第十八航空大队服务了3年之后,即1932年初,领导上又派他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去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了无线电通讯原理,飞机上的无线电接收机的装置和操纵,无线电领航技术等课程。经过半年学习,唐铎毕业后又回到了第十八航空大队,在领导的支持下,采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了空中通讯联系,还表演了无线电领航技术。这种技术是利用飞机上专用的电台,测量飞机与地面的位置,来进行领航工作的。这些实践和表演非常成功,受到了旅首长的表扬。他被授予苏联空军上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空军上尉通讯主任。
时隔不久,在1933年8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红色空军诞生15周年,规定这一天为苏联红色空军节。唐铎同战友们在这一天举行了首次庆祝会,在会上旅首长传达了一项振奋人心的消息:空六旅将派出部分飞机,在十月革命节16周年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由于唐铎飞行技术熟练,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过硬,旅首长命令他担任长机驾驶员,作为100多架飞机的排头兵,飞在最前面。唐铎听了这个命令,欣喜若狂,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临到十月革命节前夕,唐铎随同旅长、大队长和战友们从斯摩棱斯克飞到莫斯科机场,进行编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第16个十月革命节终于来到了。那是一个晴空如洗的好日子,唐铎迎着朝阳,手提飞行图囊,坐上了长机驾驶舱。这架P-5型飞机上只有两个座位,除了他作为长机驾驶员之外,另一个座位上坐的就是他的旅长,是这次接受检阅的航空飞行大队的总领队。他同旅长座在驾驶舱里,看着机场上一架架待命起飞的飞机,心情十分激动。
突然,命令起飞的信号发出了,唐铎立刻起飞。随后,100架银燕轰鸣着飞上了湛蓝的天空。当他们飞越红场上空时,清晰地看到了红旗的海洋、雄伟的克里姆林宫、还有那玉带般缓缓流淌的莫斯科河。唐铎还仿佛感觉到了斯大林微笑着,向着空中的银燕挥手致意。
那天午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设宴招待了全体飞行人员和一些重要来宾。唐铎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站着举杯向在座的飞行员和客人们致意,表示节日的祝贺。这次接见,给唐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34年初,唐铎经过考试,被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录取为试读生,经过一年试读,1935年1月又经考试合格,正式成为该学院的本科学生。
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院址,就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大街上,据说原来是彼得大帝公园。这是十月革命后建立最早的一所红军高级工程学院。是列宁亲自于1920年12月签署命令批准成立并以“俄罗斯航空之父”、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茹可夫斯基的名字命名的。
唐铎所在的空军兵器系,又称航空军械系,是专为空军进行空战研制武器装备的一个系,课程多,要求高,学习十分紧张。但是唐铎学习刻苦用心,成绩优异,很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赞赏,因而,他被选为系里的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
但在唐铎正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时,却遇到了极大的麻烦。那就是在1938年初,他突然被逮捕,关进了莫斯科的布德斯克监狱。后来,他了解到逮捕他的原因,是苏联当局怀疑他是日本特务。唐铎多次争辩,均无济于事。唐铎利用这个时机,阅读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例如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其中有几句诗,他背得很熟,也给了他很大安慰。
我是关在石墙里的囚徒,
心脏却与祖国一起跳动,
不要悲泣蒙受的冤屈,
母亲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谬误。
……
这几句诗的出处,他记不清了,但却使他充满了希望。大约到了1939年初,监狱要他提供证明人,他提供任弼时和肖三作为他的证明人。苏联内务部门接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及在苏联文艺界知名度相当高的肖三写的证明信件之后,大约在1939年1月,唐铎被释放出狱了。
当唐铎经过一番周折,重新复学回到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时,已经是1940年的夏天。他只好插班到新升上来的三年级继续学习。
(七)
1941年6月23日,唐铎到商店买东西,突然,收音机里广播了希特勒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他立即赶回学院,院内已是人声鼎沸,大家纷纷要求上前线。唐铎也深为这种爱国激情和国际主义义务所激励,便与同学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上前线。但是,斯大林命令所有军事院校学员,继续学习,掌握本领,待机再上前线。唐铎曾再次写信要求上前线,也仍未获准。
到了冬天,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奉命撤离莫斯科,迁往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时,天气特别寒冷,最低温度达到了摄氏零下50—57度。加上缺电、少煤,粮食不足,导致许多人患病。由于环境艰苦、时间紧迫、条件太差,学院没有要求进行毕业设计,只进行了课程考试。1942年,唐铎正式毕业,获得了机械工程师的职称。还发给他一枚毕业纪念章。
唐铎从苏联空军最高学府毕业之后,立即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教官。这是一所专门培训从前线空军部队抽调来的师团级军官的学校。学校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这些师团级指挥员尽快掌握新的技术和协同作战指挥原则。唐铎在这里讲授空中飞行原理、空中照像、空中领航学、空中轰炸学、空气动力学、热力学等等课程。他于1943年被授予少校军衔。由于他在教学中一丝不苟,所以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和学校首长的信任。
但是,他并不安心这种后方平静的教学生活。尽管他培养的学员有的成了战斗英雄,有的担任了重要指挥职务,他已为前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仍不满足。他同其他教官一样,迫切要求上前线,直接去同德国法西斯空中强盗作战。这个愿望直到1944年夏天,他才得以实现。在6月下旬,校首长传达上级命令宣布: 任命唐铎为空军七十四团实习副团长,立即出发。稍事准备之后,唐铎和部分战友即刻乘火车西进,到达斯摩棱斯克州的红军空军七十四团的驻地。
这时,苏联卫国战争已向俄罗斯西部推进,苏联红军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正面临着解放白俄罗斯全境,歼灭斯摩棱斯克以西全部敌人的任务。当时敌人在斯摩棱斯克西部围着明斯克构筑了大批防御工事,再加上第聂伯河、德鲁特河、别列津纳河等地带的湖泊、沼泽、森林等自然条件,造成了易守难攻的形势。
唐铎到达前线时,战事正在激烈进行。他曾驾驶佩2——式轰炸机进行过几次战斗,后来,则一直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作战。这种强击机是苏联飞机设计家伊柳申设计的。它装有强大的射击武器、火箭和轰炸武器,是专门用来支援地面部队或制服敌人地面部队及海中舰只的一种战术飞机。机上有两个座位,可坐一名驾驶员一名射击员。有一次,唐铎同一位叫马利诺夫的中尉飞行员,驾机到敌我双方交战的地区,轰炸敌人退却时必经的桥梁。唐铎驾机俯冲下去,同时投掷炸弹,轰炸桥梁。马利诺夫中尉用机关枪向桥面猛烈扫射,顿时桥被炸断,敌军被打得乱作一团。象这样的战斗,他们一天要参加三五次之多。战斗中,后面的射击员受伤或牺牲,飞机降落后,把死伤的战友抬下去,另外的同志补上来,装好弹药又立即起飞投入战斗。
1945年春天,唐铎参加了解放东普鲁士的战役。这次战役的目标,首先是切断东普鲁士德寇守军“中央集团军群”同其他德军的联系,然后把它逼到海上加以歼灭。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的大本营就设在东普鲁士的拉斯登堡附近的掩蔽部里。战役打响之后,唐铎所在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首先向英斯特堡发起进攻,先用炮火轰击,接着空军轰炸,然后坦克进攻,尾随着步兵冲锋。有一天,唐铎6次起飞作战,他同机出战的战友中,竟有三名重伤,一名牺牲、一名轻伤,而他本人却安全无恙。在这次战役中,唐铎因作战英勇顽强,受到了嘉奖。
(八)
1945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唐铎奉命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准备返回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这时,苏联已经开始命令大批军人复员转业,撤销合并了一批军事院校,以减轻人民负担。因为利比茨克军校已停办,唐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技术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彼尔姆。于是,他又来到了彼尔姆。不久,他被提升为中校主任教官,开始了稳定的教学生活。
但是,他的思想却是极不平静的。一是在这里他获得了苏联的最高奖赏,因而,心情异常激动; 二是他回归祖国的心愿,日益强烈。也使他焦灼不安。
早在1938年,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时,苏军领导机关曾授予过唐铎一枚奖章。1940年,当唐铎在苏军服务期满15周年时,苏联政府授予了唐铎一枚红星勋章 (号码是177689号)。1945年,由于他在夺取列宁格勒和杰尔别尼克(即今加里宁格勒) 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作战有功,又颁发给他两枚奖章。同年,还由于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功勋卓著,由苏维埃共和国授予他一枚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号码是476665号)。1948年,苏联红军为庆祝建军30周年,为表彰唐铎在苏军服役期间对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空军的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奖给了他一枚红旗勋章 (号码是247718号)。这种红旗勋章是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设立的第一枚勋章,目的在于奖赏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斗有功的公民。1950年,唐铎在苏联红军服务已达25周年,从来没有任何过失,而且历来完成任务出色,成绩突出,所以苏联政府特将标志最高荣誉奖的一枚列宁勋章 (号码是132864号) 颁发给唐铎,以表彰他对苏联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树的功勋和贡献。
唐铎荣获四枚勋章三枚奖章,这在苏联也是不多见的,在中国来说则是独一无二的。他虽然荣获了如此重要的荣誉和奖赏,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军官被提升为苏联空军的中校主任教官,无论从政治待遇到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说,条件都是优越的。但是,优越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待遇,依然抑制不住唐铎渴望回归祖国的强烈心愿。
早在赴苏学习之初,唐铎即打算经过半年一载学成就要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亦以免父母空依门闾望穿秋水。1939年初,他刚从监狱获释以后,曾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提出回国的要求,任弼时表示要唐铎坚持学习下去,先完成学业。任弼时说,现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你现在先把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空中战斗等项科学知识技术学到手,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极大的用武之地。
后来,直到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负责人刘亚楼、王弼等人,提出要求与唐铎见面。苏联国防部当即命令唐铎到莫斯科与他们会见。唐铎在与刘亚楼、王弼会面时,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也在座。刘亚楼对唐铎说: 中国现在就快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组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了。中国已在苏联聘请大批专家,到时候,你唐铎同志要带这批苏联专家一同回国工作。唐铎满心高兴地答应说: “好! ”这次会见之后,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令唐铎回原部队工作,并说,回国一事,等候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唐铎的一些同学、同事,被派往中国担任各种顾问,而唯独没有他的份,唐铎坐立不安,焦急万分。于是,他一方面写信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多次书面请求回国。苏联国防部于1949年至1952年期间,曾三次召唤唐铎到莫斯科谈及回国问题,每次都答应他的要求,并令他先回原单位工作,等候通知。另一方面,他也写信给中国的常乾坤、王弼,请他们代他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要求调他回国。到1953年3月,当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时,唐铎终于被批准回中国工作。
当时,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李富春、蔡畅等,邀请唐铎到莫斯科苏维埃旅社会面,共进午餐。他们都是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分别已经30多年了,在莫斯科相会,大家一见如故,倍感亲切。他们向唐铎介绍了祖国的情况和形势,对唐铎回国表示热烈祝贺。
(九)
1953年4月9日,唐铎怀着对苏联人民和他在空军的战友们依依惜别的心情,携同他的妻子唐瓦柳和两个儿子,告别了送行的领导和战友,开始了返回祖国的长途行程。
唐铎的夫人,原名叫盖妮娜·娃尔娃拉·伊万诺夫娜。1943年与唐铎结婚之后,取名为唐瓦柳。她于1915年出生在苏联乌克兰的特罗斯佳涅茨城。1933—1943年曾是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转移到后方,在俄罗斯的克罗托夫卡市执行委员会当打字员。1943年她与唐铎结婚后,即随军在部队当打字员。正当他们结婚10周年之际,她要告别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们,同唐铎一起到遥远的中国去了,她的心情异常激动。
唐铎一家四口人动身时,苏联外交部曾以莫洛托夫外长的名义,电告中国政府,说唐铎同志已被派遣回国。同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将他们动身日期电告北京。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满洲里车站时,中共中央军委已派人前来接待,并一直护送他们到了北京。住进了军委总参招待所。这是1953年4月18日,唐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故乡。他的心也沉浸在空前的喜悦之中。
唐铎一到北京,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要求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赖传珠、徐立清等接见了唐铎。他们给唐铎提出了两项工作,请他选择: 一是到中央军委报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工作; 一是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唐铎当即回答说: “听从组织决定。”因为哈军工正筹备创建急需懂得教学的专业人才,在陈赓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派唐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唐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4月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陈赓,带着唐铎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去中南海拜见了朱德总司令。陈赓把唐铎等人一一介绍给朱总司令后,就开始汇报建院工作。朱总司令听后非常满意,并勉励唐铎等人努力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也要发挥广大干部和学员的积极性,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把学院办成中国培养军事工程技术人才的熔炉。这次接见,对唐铎来说,无异于祖国对自己的欢迎、期待和鼓励。唐铎也正是带着祖国母亲的这种欢迎、期待和鼓励,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洪流的。
这时,派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苏联首席顾问和各系的顾问也到了北京。唐铎陪他们参加了北京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随后,唐铎又陪同苏联顾问,在陈赓率领下,飞到南京,参观了南京军事学院,受到了院首长刘伯承、陈伯钧及南京军事学院的苏联总顾问等人的接见,还参观了南京中山陵及雨花台等革命纪念地。
1953年5月11日,陈赓率领唐铎及有关人员到达哈尔滨。唐铎一家先住在了哈尔滨国际旅行社。不久,唐铎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献身精神,投入了学院,特别是空军工程系的创建工作。
在唐铎主持下,空军工程系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包括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试验的教学大楼;组织建立了27个教研室和一支高质量的教学队伍;同空军、飞机制造厂建立了联系,打通了关系;引导全系成员开展了正规化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空军工程系在唐铎领导下,为我国空军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等6个专业。此外还为我国空军开办机务干部培训班,将各军、师、团的军械主任抽调到学院,由系里派优秀教员上课,加以培训,对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筹建设置了七科,即导弹原子弹专科,先由唐铎兼任科主任,到1959年,这个第七科就独立出去成立了七系即电机系。
唐铎在主持空军工程系的漫长的年月中,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作风上起了表率作用。56年代后期,哈尔滨曾几次遇到松花江水洪峰的威胁,水位高出堤岸数米。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的全体教职员工轮流护堤,唐铎同大家一起从千米之外扛运沙袋子,还同大家手挽手用身体去挡水。大家阻止他,他就说:党员应该带头嘛! 为什么我不能干! 60年代初期,学院组织野营训练,唐铎被任命为野营司令员。他亲自到场,每天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组织单兵教练到排连营团攻防演习。每天早晨他要求部队在两分钟内集合站好队,只穿背心短裤,在摄氏零下10度的气候里,跑步行军10华里。他始终带队跑在前头。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而他已经是五十六、七岁的人了。大家对他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都表示非常敬佩。
总之,这个时期,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运用他在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专业知识和长期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带领广大的干部师生,经10年艰苦奋斗,建起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空军工程系,使它成为军事工程学院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为祖国航空事业输送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今天,许多同志早已成为国防科技战线的骨干。唐铎为党的、人民的空军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
1964年4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谢友发,突然向唐铎宣布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的决定,要调唐铎到辽宁大学去工作,并征求他的意见。唐铎虽然思想上毫无准备,但是多年的党性锻炼,使他立即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唐铎说:“服从上级的命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指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工作。”随后,唐铎就安心来到了沈阳市,在辽宁大学担任了党委常委、副校长的工作。
正当唐铎热情满怀地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辽宁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事业的时刻,十年浩劫开始了。不久,他就遭到了林彪、康生的陷害。1968年初,康生在接见辽宁大学两派红卫兵上访代表时,煽动说: 你们要回学校闹革命,学校不是没有事做! 唐铎是什么人哪?康生暗示,唐铎是“苏修特务”。这个消息传回沈阳,唐铎立即被逮捕起来。从此,他被关押监禁长达7年之久。
唐铎在狱中渡过了他的64岁—71岁的生日。他对林彪、康生的诬陷及种种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他的座右铭,他坚信事实真相一定会弄清楚,所以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无论采取怎样的“诱导”,怎样的逼供,无论软的硬的,他始终表示,“接受组织的审查,但我绝不是什么苏修特务。”他每天晚上都平卧在木板床上睡觉,早晚和用放风的20分钟跑步,然后用冷水擦洗全身,平时就在囚室中自己作甩手运动。他准备出狱之后,好以更加健康的体魄,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他对专案组工作人员及看守,从不责怪,还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些笑话或故事给他们听,而把对他的批斗、打骂置之度外。他用他的一身革命正气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尊严和品德。
唐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向所有与唐铎接触过的人作了仔细的调查,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唐铎是什么“苏修特务”,反而证明,唐铎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工作从来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兢兢业业。
1974年11月,唐铎被释放。1978年,党组织为唐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任命他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并当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从此,唐铎获得了新的生命。1979年5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唐铎激动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强健的身体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要注意身体,要运动。运动就是生命。我75岁,每天早晨跑步,晚上跑步。我们的老同志更要注意身体,至少要看到社会主义强国,看到四化实现。”①
1983年以后,唐铎由于年事已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学校的领导职务。但他作为忠诚的革命老战士,依然怀着为党奋斗终生的决心,时刻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关心四化建设。他患高血压病,仍坚持参加传达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坚决拥护二中全会决议。就在他热情发言的时候,突然脑溢血,不幸逝世,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息,终年80岁。
唐铎从青少年时代起积极投身革命洪流,走过坎坷的道路,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但他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还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他为中苏两国人民的空军建设和革命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愧是中苏两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战士。1988年8月6日,苏联《消息报》发表的政治评论员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的文章中,以“唐铎——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叶小舟”为标题,写道: “……在我随苏联国家记者协会代表团参观中国的辽宁大学时,我们有幸得知了这样一位中国人——已故辽宁大学副校长唐铎同志。”文章在介绍了唐铎同志的生平之后,继续写道: “我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不准备孤立地评论这位中国人的非凡命运和坎坷经历。但就广义来说,我生平还从未听说和看见过这样一个人的命运能与苏中关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如此鲜明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刻画出历史的残酷事实。唐铎同志的生平业绩
可说是苏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缩影。”①唐铎是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肖三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培养、教育、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把青壮年时代的全部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他的第二故乡——苏联。回国之后,他又在培养空军技术人才和高等教育事业方面,大展宏图,倾注了全部心血。唐铎,就这样渡过了他那光辉的一生。
①《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01页。
①《广东党史资料》第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①《五四运动回忆录》 (续),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①转引自 《辽宁大学》校报,1988年11月10日第4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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