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熊寿祺人物传,熊寿祺生平事迹,熊寿祺评价

Posted 2022-05-04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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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熊寿祺人物传,熊寿祺生平事迹,熊寿祺评价

(一)

熊寿祺，字景昌，号唯知，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福兴 (长滩) 乡周家湾。父亲熊大沛，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清末进成都法政学堂读书，辛亥革命后，任邻水县议员，是有名望的中医。他希望独子熊寿祺学好中医、法律、堪舆①，以保身、保家、保世。

熊寿祺六岁启蒙，读经书。其父怕他染上旧社会的不良习气，规定不准外出，不准赶场 (上街) ，家中专聘教师，闭门教读。熊寿祺记性悟性都好，能诗文，秉性诚实，颇受师长器重。十五、六岁时，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厌恶封建文化，很想外出读新书。但其父封建观念浓厚，反对读新学。他只好在家阅读《资治通鉴》、《三国志》、《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历史文艺书籍。一九二二年，熊寿祺学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五四时代的新书，感到别有天地，更不满塾师的迂腐说教和父亲的束缚。一九二三年，母亲病逝，父娶后母。和熊寿祺志同道合的五姐，抗婚跑到邻水县城读新学，也重病夭亡，这使他更加感到苦闷和孤独。一九二四年春，他得到叔父母的支持，悄悄从家里逃出，考入邻水县立高等小学。入学后有较多机会读到新书，思想更开豁了。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是该校优秀生之一。和好友交谈中，他提出为人要作大事业，要以天下为己任。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开展反帝宣传，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邻水县旅沪学生苏幼农、张晓飞等从上海把五卅运动的宣传材料寄回邻水广泛传播。点燃了邻水这个落后小县的革命之火，熊寿祺开始接触到革命。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他和苏雁秋、熊湘皋、李映白、李修业等一起组织同学罢课，高举“还我河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标语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发动进步同学，沿街讲演，组织后援会，到各机关团体募捐到二百余元，寄往上海总工会，支援上海工人的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当时邻水县旅京的进步青年，受革命群众运动的影响。组织“新邻社”，创办刊物《新邻》，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提倡妇女解放，婚姻恋爱自由的新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熊寿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邻》等书刊，使他受到革命的启迪，初步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忧国忧民的思想日臻强烈。这对他以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回忆说： “这时，才知道了反帝、反军阀的道理，联系自己的家庭，也必须反了。”同时感到自己年岁已大，还读高小，觉得后人。因此，高小还没有毕业，就决心出夔门，到川外去见大世面，探求新知识。一九二五年秋，他违抗父命到武昌，考入武昌私立中和中学读初中。在武汉时期，熊寿祺是党的外围组织醒民社的成员，参加学习党的文件，还读了《共产主义ABC》、《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什么》、《向导》、《中国青年》等，对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对中和中学不问政治，死啃书本的沉闷空气日渐不满。他得知上海革命分子多，上海大学有附中可上，于是抱着“胸怀大志，舍死革命，气吞长江，再望父母”①的宏愿，到上海投身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

(二)

一九二六年秋，熊寿祺入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挚友苏雁秋除继续给他找来革命书报让他阅读外，还带他秘密去散发革命宣传品。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苏雁秋介绍他与共产主义青年团上大支部书记杨振铎接头，宣誓加入了共青团。

一九二六年冬，熊寿祺和群众一道，沿街宣传打倒军阀孙传芳和欢迎北伐军，被包探逮捕拘入上海南市淞沪警察局。因警官查无证据，关押了十天后，宣布取保释放。

出狱后，熊寿祺由团江浙区委派到虹口区，领导该区机器厂的青工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熊寿祺率领虹口青年工人参加全市总同盟罢工，随即到宝山路取运枪枝子弹，参加攻打上海北火车站。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成功地占领了车站。这次行动，显示出他的组织才干。当天晚上，他挥毫写下《革命歌》①号召人民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社会是一个很科学的牢笼：

它把我们禁锢了，

它把我们束缚了，

它把我们吞噬了，

我们还不知其罪恶!

——还只咀咒着蔚蓝色的苍天。

………

人们啊!

醒啊!

社会之谜，

已被我们先觉的朋友们揭破了!

我们要振作精神去追随，

鼓着勇气去革命!

革命啊!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解脱。

……

人们啊

醒啊!

革命啊!

冲锋啊! !

流血啊! ! !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解放，

才能使我们快活。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四月十三日，熊寿祺带领虹口区机器厂的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参加游行请愿，要求国民党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释放被捕工人，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屠杀。国民党反动派天天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根据党的指示，熊寿祺转入地下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熊寿祺奉命调往武汉，由团中央派赴汉阳黄陵矶，作团的区委书记。他深入基层，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据张执一回忆：有一次，熊寿祺去黄陵矶小学参加游艺晚会，跟几个青年谈当时的革命形势，讲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什么要打倒贪官污吏和铲除土豪劣绅的道理，并动员他们参加共青团的组织。

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国共分裂，形势剧变。七月二十三日，熊寿祺被调回武汉。进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干部连当兵，开始了戎马生涯。警卫团团长卢德铭，连指导员宛希先，班长何长工，同班当兵的有陈士榘等。他入伍后，由团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下午，熊寿祺随警卫团乘船东下，准备和南昌起义部队靠拢。航行两天，侦察得知武汉军分校的学生，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了，不能通过。警卫团当即决定从阳新县黄颡口登陆。登陆后，沿武宁、靖安前进。到奉新后，了解到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南昌被张发奎的部队占领。卢德铭召集团的领导干部研究，决定改变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计划，率部开往修水、铜鼓，一面休整，扩充部队; 一面筹备钱粮，等候命令。团长卢德铭因要暂时离开部队去武汉请示中央，警卫团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指挥部队。

部队在修水训练一个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闻讯派人到修水，要收编这支队伍。为了缓和与朱培德的矛盾，警卫团决定派宛希先去朱培德部交涉，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接受“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这时，卢德铭从武汉回到修水，带来了中央指示：把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由卢德铭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熊寿祺被调到团部参谋处当服务员。

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一团由修水出发，去打湖南平江的长寿街。第二天，当部队攻击敌人时，四团邱国轩部突然叛变，从后面开枪与敌人夹攻一团。部队被冲散，熊寿祺集中起几十名被冲散的战士，在铜鼓附近的一个教堂里，找到了团部。因团部缩小，熊寿祺重新下连当兵。

几天以后，熊寿祺所在的一团和驻在铜鼓的第三团会合，一同开往浏阳文家市。九月十九日，他在文家市第一次见到了中央派来的毛委员。九月二十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前进。二十二日晨，部队从芦溪出发，在离芦溪十五华里的山口岩，遭到敌人伏击。由于仓促应战，部队伤亡过半，卢德铭壮烈牺牲。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开到永新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实际是两个营。改编后，熊寿祺编入第一营第一连当兵。这时党的支部开始设在连上，并建立士兵委员会。党的领导机构“前委”要挑选士兵党员参加。党代表何挺颖推荐熊寿祺作为士兵代表参加前委。当晚，他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前委扩大会。

在这次前委会上，毛泽东仔细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当前的行动方针和工作任务。指出在连上建党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必要性。

根据前委的决议，熊寿祺积极参与了在连里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的工作。

三湾改编后，部队于十月三日开入宁冈古城，当天，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熊寿祺跟随毛泽东走上了进军井冈山的道路。

(四)

上井冈山前，毛泽东派人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联络，并送给他们一百支枪。十月七日，熊寿祺随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毛泽东再三说明，此根据地是友军袁、王防区，工农革命军要注重纪律，不许拿老百姓一根草，不许有不好的行动。

十月上旬，熊寿祺随部队在井冈山周围的酃县、遂川一带打游击。二十三日，到达江西的大汾，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肖家壁“靖卫团”的袭击，大家分几路往井冈山方向退却。退到半山口，见到毛泽东。跟随毛泽东经黄坳返回井冈山，驻在茨坪休整。十一月，探知湖南茶陵敌人空虚，毛泽东指示由团长陈浩和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指挥打茶陵。十八日占领茶陵县城。后部队驻茶陵城郊进行操练。熊寿祺大部分时间参加三操两讲。在军事训练上，营长员一民同士兵共甘苦，待士兵很和善，作战很勇敢，军事训练要求很严格，亲自带领部队打野外。熊寿祺回忆说： “我学作战是从员一民那里学起的，他是我学作战的第一个老师” 。

驻守茶陵一个多月，团长陈浩不执行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指示，不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熊寿祺是士兵委员会委员和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和员一民、宛希先在党支部会议上对陈浩等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在茶陵期间，党代表宛希先传达毛泽东两次指示：一次是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另一次是不要打硬仗，要敌进我退。十二月中旬，湘敌吴尚的一个团加上地主武装，共二十二个连的兵力，扑向茶陵。团长陈浩不肯撤退，与敌人硬打硬拚。熊寿祺所在连打前锋，他在连里当尖兵，和陈士榘等六、七个人，冲在最前面。在一个小树林里，经过反复冲锋，打退一股敌人，又上来一股敌人，几进几退，他头部负伤，鲜血蒙面，仍继续坚持战斗。这时，何廷颖、张子清率领三营从城外赶来增援，打退了敌人的围攻。部队撤到茶陵的湖口，毛泽东也率部由井冈山来接应。当晚，熊寿祺带伤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拿出许多划了圈圈杠杠的报纸给大家看，并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再三说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主张我军回宁冈休整，以后再伺机歼敌。但团长陈浩认为，湖南敌人空虚，主张把部队开往湘南各县去游击。毛泽东批评了陈浩的错误主张，指出：离开根据地到群众还没有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湘南去，是军事冒险，是流寇主义。熊寿祺从以往战斗胜败的经验教训中，深感把部队带到无群众基础又脱离根据地过远的地方去的危险，因此，他和宛希先、何挺颖、张子清等都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第二天清晨，熊寿祺随部队向宁冈砻市前进。

(五)

部队回到砻市后，进行新的改编，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熊寿祺由士兵提升为连党代表。

改编后的第二天，部队在砻市河边召开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茶陵战斗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部队作战英勇顽强的同时，批评了不打土豪筹款、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并着重指出，革命军队不能光是打仗，一定要做群众工作，宣布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 二、打土豪，筹款子; 三、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毛泽东命令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及其周围的各圩镇去发动群众。熊寿祺率领部队在遂川城里搞宣传，打土豪，把筹集到的白布和中西药一包一包地抬上井冈山，解决了部队的被服和医药问题。

在遂川城里，毛泽东召集各连党代表开会，听取各连汇报后，针对所反映的情况，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正是旧历除夕，熊寿祺向全连传达了毛泽东的六项注意，并作了具体解释。他说：(一) 上门板。指宿营时睡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二) 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三)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时，不要做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四) 买卖公平。指买卖东西不许强买强卖。(五)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了才走。(六) 损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值钱不值钱的东西都要赔偿后才走。正月初二，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过新年又加上庆祝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到处喜气洋洋。

正当此时，熊寿祺的父亲盼子不归，很着急写下： “青山绿水任老夫消磨岁月，亚雨欧风恨小子浪荡乾坤”的对联寄给熊寿祺，后来毛泽东看到了，笑着说，“这老头子很潇洒”。

部队在遂川住一个月后，又重返宁冈。

一九二八年二月，毛泽东派熊寿祺任袁文才营第一连党代表。帮助袁部建党，成立士兵委员会，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

同年春夏之交，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各县发动群众。四月，毛泽东派熊寿祺连作前锋前往联络。不久，因连长游雪程负伤，由党代表熊寿祺代理连长。经酃县往资兴，在资兴的滁口打败了胡凤章。这对朱德、陈毅部队和湘南地方武装上山会师，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四月二十八日，朱德、陈毅部和湘南地方武装在砻市同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部主力一团编为第二十八团; 湘南地方武装编为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合为第十师，朱兼师长。毛部主力一团编为第三十一团，袁文才部编为第三十二团，合为第十一师，毛兼师长。五月初调整干部时，熊寿祺调任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党代表。

二十八团第一营是全军主力，在五、六、七三个月的重要战斗中，第一营，不是担任前卫，便是担任后卫。五斗江战斗，第一营首先出击;二打永新城，第一营是前锋; 龙源口战斗，第一营首先从老七溪岭冲出龙源口。这三次战斗都表现了熊寿祺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也表现了他的勇敢和机智。

首先，大战五斗江。五斗江是个高低不平的山镇。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熊寿祺带领部队由黄坳至五斗江，探知前面有敌，在五斗江驻下。第二天上午，敌人大模大样地由永新方面来攻。王尔琢命令第一营首先渡河抢占长满丛林的小山。熊寿祺带领一营战士迅速出发，占领小山，埋伏在丛林中迎敌。不久敌人散开向小山扑来，在小山上头，发现有敌军向下射击。熊寿祺指挥第一营战士一个冲锋把山上那股敌人冲垮了，转而包围前方来敌。王尔琢指挥全团同时出击，敌军不支，全部溃退，此役打垮杨如轩部一个团，红军大获全胜，俘虏大批敌军。这是朱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欢腾。

五斗江大捷后，熊寿祺率部追击敌人，经拿山到永新，敌人全部撤逃，红军首次进占永新城。五月中旬，杨如轩重振旗鼓，企图东山再起，率领四个团直扑永新。红军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撤出永新城。五月下旬，二十八团由茶陵高陇回到永新的龙田、潞口间休息，杨如轩不战而拿下永新，进逼宁冈，非常得意。国民党报纸也为他喝彩报捷，说什么如何收复永新，围困朱毛。这次是江西敌人再次以重兵进攻井冈山，又以永新为前进基地。枪械、服装、粮秣、辎重等陆续由吉安向永新集中。敌人以为大军压境，可以一举攻下井冈山。

一天午后，杨如轩部一个团由永新城向西北方向开来，红军在永新群众的掩护下，于草市坳将来敌全部消灭，敌团长刘胡子当场被打死。从俘虏口中得知永新的详情后，二十八团团部决定，二打永新城。熊寿祺、林彪率领部队担任前锋，星夜急驰，一夜走过潞口、沙市，第二天清晨到达里田。里田是一个上千家的大集镇，离永新城约二十华里。群众清晨起来，突然看见红军回来了，象见了家人一样，欣喜若狂。接着红军由里田出发，一路上群众纷纷前来报告敌情，这时熊寿祺带领尖兵连疾奔永新城，入城后，守城敌军莫名其妙，有的惊慌失措地逃跑了，有的放下武器不战而降。熊寿祺率领尖兵连直冲杨如轩师司令部，杨如轩正在留声机旁听音乐，闻讯不相信，要大家不要无事惊慌。当熊寿祺率部冲进司令部时，杨如轩头上挨了一枪才仓惶逃走。辎重处装满银洋的木箱堆放一屋，军需处的械弹、服装撒满一地。

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组织湘赣敌军近十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围攻。敌人以杨如轩部的三个团担任主攻，向老七溪岭进犯; 杨池生的两个团为助攻，向新七溪岭进犯。熊寿祺在新城参加毛泽东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二十八团守老七溪岭，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守新七溪岭。老、新七溪岭相离六华里，是宁冈到永新的一个阻隔山，守住了它，宁冈就能保住。熊寿祺率领一营从六月二十二日拂晓打起，一直到天黑，打垮了敌人多次冲锋，取得了龙源口大捷，俘虏敌军甚众。接着红军追击到永新，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敌之围攻被红军彻底粉碎。

龙源口战斗后，湖南省委来信要红军去打湘南。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熊寿祺参加了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的军委、特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湘赣两省的形势，认为江西的敌人杨如轩、杨池生巳被打垮了，江西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湖南敌人比较强，不好打。因此毛泽东主张，对湖南的敌人取守势，对江西的敌人取攻势，应在江西发展，坚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要去湘南。湘南在三月份执行了盲动主义路线，搞烧杀政策，工作没有做好，群众没有起来。永新的工作已经搞起来了，应该继续搞下去，造成边界割据的局面，同时把永新附近的泰和、莲花、安福等县的群众也组织起来，坚持和敌人斗争。会上，熊寿祺和其他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只有杜修经、杨开明两人不同意。他们错误地分析形势。会后，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由军委带领，在莲花、安福进行游击活动。

七月中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到酃县执行战斗任务。到酃县后，军委召开会议。会上，二十九团提出要到湘南去，认为湘南空虚，很容易被红军占领。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不同意到湘南，认为应遵守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在边界附近几个县进行游击活动。熊寿祺支持王尔琢的意见。但由于当时毛泽东远在永新。杜修经支持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结果决定去湘南。七月十七日，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占领了郴州。

七月三十日，红军大队在郴州遭到敌人突然进攻，由于敌情不明，部队闹哄哄地出城往资兴方向撤退。在这紧急关头，熊寿祺率领第一营留在后面，掩护大部队撤退。在这次慌乱的撤退中，二十九团大部分人跑回家了，其他部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由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冒进湘南，结果造成郴州和井冈山两处的失败，又丢掉了二十九团，毛泽东称这次行动为“八月失败”。

八月十八日，红军大队撤到桂东，组织桂东行委，何长工任行委书记。毛泽东带领一个营来桂东迎接红军大队回井冈山，在桂东召开前委扩大会。会上毛泽东说，如果红军大队不去湘南，那是个发展革命的好机会，因为江西敌人内部发生冲突，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好形势，使根据地向北发展。流寇主义不要根据地，不要群众，是不行的，这样红军就不可能生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使红军得到发展，非要根据地不可。应该吸取这次教训，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王尔琢、熊寿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原来支持到湘南去的领导人，也认为搞错了。大家认识一致，使部队有了胜利的保证。八月二十三日，会议进行中，桂东县城遭到敌人袭击，熊寿祺率领第一营占领桂东西南边的山头，沉着、勇敢地指挥部队作战，从中午坚持到天黑，压住敌人，出色地掩护了部队撤退。

红军大队赶到桂东寨前宿营。当晚，在一个农民家里继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经江西的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八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大队从寨前分两路向井冈山挺进。但是，在红军大队回井冈山的途中，担任前卫的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擅自带了四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迫击炮连，向崇义县的思顺圩方向插去，企图叛变投敌。队伍走了一段，三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的干部，发觉行动方向不对，不受袁崇全指挥，连夜带部队返回大队。军部得到报告后，要团长王尔琢带第二营六、七、八连去包围袁崇全。结果另外两个连也争取回来了，但团长王尔琢却英勇牺牲。袁崇全叛变之前，第一营的同志巳发现他有叛变的行迹，进行了揭发。熊寿祺根据一营的揭发，迅即写材料报告军部。在步田圩开党的会议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会上，袁崇全恶狠狠地骂熊寿祺“造谣” 。熊寿祺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营里的同志们反映的，不是我个人讲的”。袁崇全暴跳如雷，举起驳壳枪就要打熊寿祺，幸亏何长工用手按住他，说： “不许打” 。朱德也责问袁崇全，“你要干什么?”熊寿祺毫无惧色。袁崇全叛变的迹象已很明显，军委决定调动他的工作，但尚未执行。袁崇全便利用行军担任前卫的机会叛逃了。在和叛徒袁崇全的斗争中，熊寿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①。

部队到上犹、崇义以后，进行游击活动和筹款工作，赣敌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熊寿祺率领一营参加打刘士毅部，缴枪数百支，占领遂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特委在井冈山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六月四日的来信。参加人员有特委委员，军队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毛泽东、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熊寿祺等都到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游击区域过宽与废除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是切合实际的，应遵照执行。

一九二八年底，在一次战斗中，营长胡少海负伤，由熊寿祺代理营长。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井冈山前委召开“柏露会议”，讨论军队行动计划。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

(六)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红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由茨坪出发，经过下庄、黄坳，离开井冈山，向闽赣边界进发，一月二十四日到大庾，敌军掩至。红军逾大庾岭走南雄，赣敌李文彬旅穷追不放，至信丰。熊寿祺率第一营阻击李文彬部，掩护大部队渡河。他正举着望远镜指挥战斗时，一颗子弹从左手腕穿过，他顾不上伤口剧疼，撕下一块衣服自己包扎止血，坚持到部队全部过河。渡河后，红军走龙南，至寻邬，经会昌，至瑞金，适为农历除夕，敌又将至，红军过城不入，速退至城北三十里之大柏地，严阵以待。大柏地丛林茂密，夹谷当涂，熊寿祺率部埋伏在两山茶林中，敌进入伏击圈后，被截为数段，激战至暮，敌军大溃，红军大获全胜，俘虏敌数百人。当夜，红军宿营大柏地，群众将所有番薯干等过年粮食都借给红军。次日熊寿祺率部到宁都筹款数千元，月余后再过大柏地时，毛泽东把部队库存银元全部拿出来分散给大柏地的群众，说：我们上次过路吃了你们的东西，现在来赔还你们。群众深受感动。

后来熊寿祺回忆大柏地战斗前后的情景时，深有感慨地说： “真是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红军转入闽西，打下汀州。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团的建制改成纵队的建制，成立三个纵队。六月十八日，在龙岩的小池，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攻打龙岩的战斗。六月十九日，进攻龙岩，熊寿祺指挥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作前锋，战斗在最前线。打下龙岩后，熊寿祺升任第一纵队党代表。

六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围绕领导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发生了争论。一些同志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加上中央要求朱、毛离队，最后，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对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分兵作群众工作。熊寿祺率领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在永定、龙岩等县分兵发动群众。他提出“一纵队不是福建人，但一定要在短期内变成福建人，对福建的一切都要熟悉。”①在熊寿祺的领导下，部队深入群众，帮助群众分田，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并训练赤卫队。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一纵队的士兵同群众的关系搞好了，群众很欢迎他们。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一、四两个纵队更巩固了，并扩大了红色区域，建立了闽西红军的基础。

这段时间，二、三纵队出击闽中。但闽中土匪很多，土豪的炮楼也很多，沿途的群众没有发动。部队开过去，不仅打不到土豪，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熊寿祺说，这次二、三纵队开向闽中的大田、德化一带时，“沿途丛山峻岭，河水深及颈项，上山把脚走痛了，过河把小孩子淹死了，穷乡僻壤，没有米吃，虽然有番薯等物，又因土匪太多，群众又不了解，一律躲避我们。我们到一处硬是无法可想。只得把老乡的门打开，自己去把东西拿来吃，吃了后照物价算钱，把钱封好。写一封信一起放在他屋内……沿途失联络。大炮抬不起也丢了，步枪背不起只得送土匪，叫他们帮我们安置伤兵。计算这一次要损失三百多人，一百多支枪，士兵群众都不肯走了。他们起初由白沙集中，集中时慌忙乱跑，想由闽中过马江入浙赣边境，几乎覆没。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②于是，朱德决定，回师闽西。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熊寿祺率领一纵队和二、三纵队及上杭群众一起，打垮土著军阀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太忠庙，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的。“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关于八大会议前后的情况，熊寿祺一九三○年五月给中央的报告说： “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 ，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重心，对政治分析也是由大家来慢慢讲，各级同志又没有报告，哪里议得出! 在上杭时天天为调人调枪争论，……这样的指导路线，把各级党的机关变成各级联席会了，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

八大以后，有很多党员写信给朱德，要求请毛泽东回来。于是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推举熊寿祺、郭化若、彭祜三人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敦请信写好后，派人去请毛泽东，但毛泽东说，“现在我不好出来”。仍留在闽西，一面养病，一面指导地方工作①。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熊寿祺在武平接到党中央指示，要红军到东江去。熊率部前往东江。十月三十一日，攻打梅县失利。十一月，熊寿祺率领一纵队再入闽西，在上杭之高梧，击溃周志群旅两个营，打下汀州。熊寿祺组织力量五日内赶制了六千套棉衣，解决了全军过冬的棉衣问题。

十一月间，陈毅从上海回到红四军，并带着周恩来的意见去上杭苏家坡请毛泽东回军。毛泽东听说周恩来支持他的主张，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我这就走。”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熊寿祺率领一纵队驻连城的新泉，参加部队整训。

在此期间，毛泽东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召开纵队、支队、大队干部会议，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并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等干部开会，起草各种大会提案，为召开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熊寿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并协助毛泽东搜集、整理材料和制定古田会议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古田地区下着大雪。我党我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了。

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大会政治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一致通过。这就是“古田会议决议”。它为以后党和军队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会后熊寿祺调前委，作前委的日常工作。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熊寿祺率领一纵队和三、四纵队离开古田，在连城停留两天，一月九日到达宁化，十六日占领广昌。这次行军使闽西、赣西南和红军本身都有发展。恰巧这时毛泽东率二纵队由连城、清流、宁化入广昌，并由洛口入东韶，与红军大队会合。

到东韶后又分兵，熊寿祺率领第一纵队直取乐安。一九三○年二月七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四军前委邀集赣西特委和五军、六军负责人，在吉安县的陂头镇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熊寿祺和宋裕和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决定采用“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即依傍原有根据地，逐步向外发展的方针，逐步扩大红色区域，争取江西全省政权。为了加强领导，会议决定成立四、五、六军和赣南、赣西、闽西、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前委，常委是毛泽东、朱德、曾如柏、刘士奇、潘心源;候补常委是黄公略、彭德怀。四军前委相应改为军委。军委委员有朱德、潘心源、林彪、熊寿祺、伍中豪等。毛泽东离开四军军委，专作前委工作。由林彪任四军军长，潘心源任四军政委兼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五军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因此由熊寿祺代理红四军军委书记①。

陂头会议后，熊寿祺随毛泽东、朱德把红四军带到富田养精蓄锐，待机进攻敌人。此时蒋介石嫡系部队唐云山独立十五旅，突然单独冒进，到了距富田四十里的水南、富滩，值夏，分兵三路向红军进犯。第一天，毛泽东、朱德、熊寿祺等指挥红四军先打水南，消灭敌人约两个营。第二天，又由施家边抄敌后路，战斗至晚，敌十五旅被我完全击溃，全旅损失三分之二。

(七)

一九三○年四月一日，熊寿祺率部越梅岭关，打败吴文献部两个营，俘虏数百敌人，占领南雄。在南雄接到中央通知，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前委和毛泽东决定，派熊寿祺作为红四军及闽赣苏区代表，赴沪参加会议。

熊寿祺从南雄出发，由交通护送，自广州经香港时，与南方局负责人李富春接洽后，乘船到上海联络点。吴德峰安排熊寿祺住西藏路苏州河边一个旅馆的二楼房间，熊寿祺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直至会议完毕才离开。

大会前，熊寿祺在旅馆起草报告。为安全起见，他赴沪时未带任何文件。离军前毛泽东巳和他详细商妥了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到上海后熊寿祺追记成书面材料，以“红军第四军状况”①为题向中央报告了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的情况： (一) 四军行动之经过; (二) 行动的原则与作战路线; (三) 扩大红军与武装地方工作; (四) 军队组织现状及军事工作; (五) 政治组织现状与政治工作; (六) 党的组织现状与党的工作。五月十六日，他将报告送给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后，李立三几次找他谈话，说现在一支枪也要集中起来，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夺取一省、两省的首先胜利。要熊寿祺开会时按他的意见发言，不要介绍毛泽东那一套作法。但熊寿祺认为，毛泽东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坚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抵制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如实地向大会报告了红四军在闽赣边区的斗争情况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并坚定地认为：这些原则、方针、路线是正确的。熊寿祺报告后，当时中央批评红四军否认突然扩大，不去进攻大城市，是“新的右倾主义”和“逃跑主义”。在中央的压力下，熊寿祺在报告中也表示： “目前革命形势有这样的转变，党的策略亦有这样剧烈的转变，要猛烈扩大红军，四军接受这种转变的路线”。

一九三○年六月初，大会闭幕后，吴德峰派一个交通送熊寿祺乘船到厦门。六月中旬，由厦门到漳州，在城区河中一家坐家船上过宿。准备次日由饶平、永定转汀州回军。不料清晨一起床，岸上即有便衣和警察多人守住。熊寿祺和船上其他人全部被捕，拘入漳州公安局。

敌人审讯时，熊寿祺按预定口供镇定地说： “我是饶平人，在外面读书，放暑假回家，路过漳州看朋友，现在返回饶平”。敌人不信，用刑逼供，熊寿祺仍一口咬定说： “是饶平学生”。后来，同船上有人叛变，说熊寿祺是由外地到苏区去投军的，不是饶平学生。熊寿祺急中生智，将计就计说： “我是上海一个穷学生，四川人，在上海失学，得同乡介绍往苏区找人安排工作的”。由于熊寿祺身上无文件，年轻貌似学生，那个叛徒只知道他是去苏区的，不知其他情况，敌人便相信了。十二月底，派人将熊寿祺押送到厦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驱逐出境。到上海后，因交通联络被破坏，未能返回苏区。

熊寿祺在上海住同乡熊昌翼家，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找到党的组织是极其困难的，而没有社会职业又难以长期容身。于是熊寿祺于一九三一年春，考入上海文生氏英文补习学校，就读一年多。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又向上海进攻，全国抗日运动兴起。他组织了文生氏学校学生会，参加上海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收复东北失地、支持爱国军队的“一·二八”抗战。蒋介石对学生爱国运动进行残暴的镇压，文生氏学校学生杨同恒(四川人) 在南京请愿中被反动军警枪杀。请愿队伍回上海后，熊寿祺和同学们抬着杨同恒的尸体在南京路上游行抗议，极大地激起上海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对蒋介石的愤恨。

一九三二年夏，熊寿祺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组织同学学习李达译的《唯物辩证法教程》。不久他在光华大学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

一九三四年夏，熊寿祺被光华大学当局以入学手续不全为借口，开除学籍。他听说在日本读马列主义著作比较容易，便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八)

一九三四年秋，熊寿祺到了日本东京，先在东亚补习学校补习日语，一九三五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当时，东京出版的马列主义书刊很多，他如饥似渴地努力钻研马列主义。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进一步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国内人民的抗日运动出现了新高涨，中国留日的进步学生深受其影响，但在侵略者的腹地如何开展抗日活动是需要深思熟虑和认真对待的。鉴于日本反动政府当时尚允许学术团体的存在，熊寿祺联络了一部分较熟悉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叫“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文化团体，利用合法的形式，以研究学术为名，引导留日的中国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他和张持平、冯基民、姚耐、黄一寰、李肇嘉、卓如等被推选为座谈会的发起人，经常参加活动的共二、三十人。

在“社会科学座谈会”成立的同时，留日学生中还出现不少文化团体，如：文化座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问题座谈会、妇女会、《杂文》、戏剧协会……。这些团体大都是反对国民党右派，拥护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苏联的。所以人们称之为左翼文化团体。

一九三六年春，熊寿祺感到，为了统一留日学生的抗日步调，必须把各种座谈会联合起来。于是他和左翼各文化团体的负责人商谈，一致同意成立“东京左翼文化运动大同盟” (即社会主义青年同盟) 。熊寿祺、解树椿、王子光被推举为执行委员组成执委会。“大同盟”的成员最关心的是如何团结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经常讨论国际政治形势、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西安事变”等等。在讨论这些重大时事政治问题的过程中，执委会迫切感到需要得到党的领导，否则，众说纷纭，方向不明，行动难于统一，于是决定同国内党组织取得联系。

一九三六年暑假，熊寿祺等推派解树椿回国找党，几经周折，找到了党的北方局。北方局决定在“大同盟”的骨干中，建立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并就东京的形势、党的任务和建党的原则给予了指示，还规定了联系办法。九月，解树椿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带回东京，于是，“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成立了，熊寿祺任支部书记①。熊回国时，由王子光代理书记。从此，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抗日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使斗争有了正确的方向。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东京特别支部只限于在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吸收党员的条件同国内一样，只是手续从简。由于支委会的努力工作，特别支部的党员逐渐增多，党的力量不断壮大。熊寿祺亲自发展张持平等入党。特别支部创办了秘密油印小报《星火》，并继续利用“座谈会”的形式，对留学生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一九三七年初，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运动 (实际是抗日运动) 有了较大的发展。各校左翼学生纷纷要求成立东京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 。以东京国民党留日学生监督处陈治溥和东京国民党头头陈固亭为首的右翼学生，为了分裂中国留学生的抗日运动，决定成立同学总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日本《朝日新闻》称此事为西安事变第二。

特别支部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东京，要团结广大中国留学生共同抗日。为了这个目的，左右两派应化干戈为玉帛，消除对立。经过特别支部的努力，终于达成协议，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九)

一九三七年六月，熊寿祺由日本返国，适逢发生七七事变，遂决定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七年冬，熊寿祺回四川任成都东城区抗敌后援会指导员，并任《国难三日刊》主笔及《川康通讯社》的编辑。在抗敌后援会中，他结识了地下党员饶茂文和犹凤岐等。一九三八年初，熊寿祺和饶茂文、犹凤岐一起，在成都发起成立“群力社”。熊寿祺为“群力社”写了社歌，社歌的开头是“道理从大，抗日第一，抗日力量，必须团结……”。这首社歌概括了“群力社”的宗旨，即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反对片面抗战，坚持抗战到底。熊寿祺任“群力社”的总务主任，犹凤岐任组织部长，饶茂文负责党的领导。一九三八年四月，“群力社”组织宣传队到成都附近的新繁、郫县等地流动宣传，遭到伪郫县县政当局造谣毁谤，污蔑“群力社”宣传队有托派汉奸嫌疑，将宣传队全体队员拘捕，企图破坏团结，破坏抗日救亡活动。事件发生后，熊寿祺联合成都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后，伪四川省政府不得不下令无罪释放了全体宣传队员，并登报公开道歉，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春，党中央派邹风平回成都清理组织，熊寿祺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全部历史。这时，熊寿祺以刘湘日文秘书和幼兵队教官的公开身份，从事统战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他乘熊复、甘惜分去陕北的机会，写一密信给毛泽东，介绍他们去延安抗大学习，并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当时的工作情况。三个月后，收到毛泽东亲笔回信，欢迎他去陕北。由于四川党组织挽留，未能成行。

一九三八年夏，熊寿祺随潘文华系的周瑞麟去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作助理秘书，训练水上保安团，编辑《航务周报》。他利用工作之便，对保安人员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为《航务周报》撰写抗日救亡的社论。

在重庆期间，熊寿祺还向罗世文、廖志高、林蒙汇报他所了解的潘文华部的情况。并根据重庆市委安排，利用业余时间，为邮电、商店等部门的党员讲党课。据郭劳为回忆：当时熊寿祺一段一段的对他们讲列宁主义、讲矛盾的对立统一，讲主观和客观要一致，等等。听了他的讲课，得益很深。

一九三八年春，熊寿祺回邻水。同年七月，根据罗世文的指示，协助重庆市委重建邻水县党组织。一九四○年春，熊寿祺返成都，任《华西日报》印刷所经理。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以“抢米事件”为藉口，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大规模逮捕。罗世文、车耀先先后被捕。当时，党曾派人通知熊寿祺转移，但他未及转移，仍忙于整顿印刷所，印刷抗日救亡传单，组织工人夜校等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六月初，他出城躲避空袭时，突然被特务绑架。

熊寿祺被捕后，先后关押在四川省警察局、特务机关姜公馆，后又押送到灌县青城山劳动营。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对他进行逼供，强迫他打柴、修路、抬石头，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但他始终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一九四二年暑假，在亲友熊昌冀、余作楷的营救下，他脱离了劳动营，回到家乡。

(十)

两年的监狱生活，使熊寿祺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湿气病，在老家休养。一九四三年底，他年满三十七岁才结婚。当时地下党员潘实之在重庆，因敌人跟踪，不能立足，以吃喜酒为名，跑到他家隐蔽约半月之久。一九四四年，地下党员周致远，在重庆被特务机关逮捕，从监狱逃出来，跳进嘉陵江，逃到熊寿祺家，熊寿祺将他留住一个多月，并和重庆党组织联系，为他安排好工作，准备好路费，才让他离开。在家乡养病期间，熊寿祺除掩护革命同志外，还捐田办学，亲自任教。一九四五年秋，熊寿祺负责筹划修建一条沟通邻水、广安两县的邻广公路。他让地下党组织人力包工修路。这样既便于地下党活动，又解决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问题。一九四七年秋，熊寿祺捐助一批谷子，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这些活动，引起了邻水反动分子的仇恨，他们向当地清剿驻军告发熊寿祺是共产党，阴谋杀害他。反动清乡团长吴尧春驻在他家，进行监视。熊寿祺见形势紧张，准备出走。一九四九年秋，熊寿祺秘密离开邻水赴重庆。

一九四九年底，熊寿祺在重庆和潘实之、周致远、杜特夫、李御良等策划，通过民盟负责人鲜特生两次劝说杨森在重庆起义，打开西南大门，被杨森拒绝了。后又通过杨森的夫人要杨森任命李御良为重庆卫戍总部参谋长，以便必要时宣布起义，又未果。最后由潘实之打入卫戍总部民训处，主管军粮。杨森如果阻挡我大军入川，抗拒解放，则焚毁敌军粮。

解放后，熊寿祺先后在重庆、汉口会见了任白戈、张际春、肖克、邓子恢、张执一等老战友。

一九五○年，熊寿祺任中南交通部办公厅主任。

一九五一年六月，熊寿祺任中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南民族学院院长。当中央访问团到中南访问时，他任中南组副团长，到湖南、河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后，带领中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离别二十一年的毛泽东、朱德。十月七日，熊寿祺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他的工作情况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感激之情，同时随函附上他撰写的《井冈山首创革命政权的回忆》剪报。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给他亲笔回信说： “寿祺兄：十月七日给我的信及剪报，收到了，很高兴! 你现在担任的工作很重要，望加意研究，做出成绩”①。

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熊寿祺相继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行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熊寿祺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深入系科、教研室参加有关会议，指导工作，还安排时间到课堂听课，了解教学情况，为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一九五七年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其中有《咏大柏地》 (菩萨蛮) 一首，触起了熊寿祺对大柏地战役的回忆。他就毛泽东原韵，挥毫填词两首：

东风隔岁催红紫，花开南国红旗舞，逐北浴寒阳，旋军夜色苍。起来间巷急，欢动军前壁，冲击万重山，鹰扬从此看。

陇头麦浪翻金紫，高炉几处青烟舞，大柏映朝阳，弹痕陈迹苍。洪分江汉急，路拓天山壁。回首旧关山，愈来愈好看。

熊寿祺把这两首词寄给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回信嘉勉说： “寿祺兄：来信收到，甚慰。大作写得很好。多久不见，待有时间，拟约一谈。”②

一九五八年，熊寿祺当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并任中柬友好协会理事。他在中央民族学院还兼任统战部长。在从事民族教育、统战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了团结知识分子，专门为教授、副教授设立“茶馆”，办“交心”刊物，让大家自由地无拘无束地相互谈心、交心。一九六○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他又以开“神仙会”的方式，对统战对象作工作。“神仙会”坚持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启发、引导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一九六二年春，他代表院党委诚恳地对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冲击、批判的老教授赔礼道歉。由于他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熟悉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谈话合拍，工作效果很好。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熊寿祺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的迫害。逼他提供井冈山时期老同志的所谓“叛徒”材料和所谓“反毛主席的罪行”。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他给家属写信说：搞专案的“日夜挤压，一定要在最近按他们的预定计划处理。我在敌牢里，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暴露党的组织，从来没有出卖同志，问心无愧。你们自己努力吧，党有政策，好好努力，自有前途”。熊寿祺在高压和逆境中，诬陷吓不倒，折磨压不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信党和人民的力量，坚信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但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终于使他不幸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在北京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熊寿祺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正如悼词指出：

“熊寿祺同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注释

*本传由方效功(一至七)、张永君(八)、何宗荣(九至十)撰写,方效功统编定稿。

①堪舆: 即“风水”,迷信术数的一种。指相宅、相墓之法。

①熊寿祺离开武汉去上海前给父母的信,引自“邻水县长滩乡志” 。

①《新邻》第25期,1926年出版,存四川省邻水县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①肖克: 《回忆熊寿祺》 ,(1985年2月14日)。存中央民族学院《熊寿祺传》编写组。

①②熊寿祺1930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红军第四军状况》,存中央档案馆。

①郭化若、肖克: 《关于古田会议前的回忆》,存古田纪念馆。

①熊寿祺1930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 《红军第四军状况》,存中央档案馆。

①熊寿祺1930年5月给中央的报告: 《红军第四军状况》。

①王子光: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见《革命史资料》第3期,1981年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①毛泽东给熊寿祺亲笔信,1951年10月14日,原件存中共中央办公厅。

②毛泽东给熊寿祺亲笔信,1957年4月21日,转引自熊寿祺给熊尔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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