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林铁个人人物简介,对林铁的历史评价,林铁是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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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林铁个人人物简介,对林铁的历史评价,林铁是怎么死的？

林铁个人人物简介,对林铁的历史评价,林铁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林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京、巴黎、苏联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冀中军民与日伪军进行顽强斗争，为晋察冀全区的战略反攻，作出了突出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仍坚守冀中，建树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达17年之久，为河北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不朽的功勋。他最为人们称道的品质，是光明磊落，稳健踏实，自觉抵制党内错误倾向，不怕打击迫害，始终无怨无悔。

一

林铁，原名刘树德，1904年出生于四川万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时就读于万县后山龙门书院。林铁的近亲刘年成是这个书院的教书先生，无论在书院还是在家里，林铁都能得到刘先生的严格教育。林铁学习努力，名列前茅，常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评称他的文章“新清老练，别具一格”[1]。林铁是一位少有大志者，在万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追求进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但震撼了万县整个山城，也震撼了林铁少年的心灵。他出于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勇敢地参加了反对日轮进入万县码头的斗争。转入重庆联合中学读书后，他更加自觉地接受进步思想，在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恽代英的直接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成为革命潮流的骨干。

1925年，林铁来到北京，先后在中国大学、中俄大学和法政大学读书，利用求学的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积极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革命活动。“我一到达北京，就卷进火热的政治斗争浪潮之中了”[2]。1926年3月18日，林铁参加了反对段祺瑞，反对善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和还政于民的“三·一八”请愿大示威。这次游行示威遇到段祺瑞执政府的疯狂镇压。警察挥舞大刀、铁棍大打出手，还开枪射击游行群众，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都参加了这次游行，李大钊还受了伤。林铁亲眼目睹了这一悲惨情景，激起了他对旧军阀统治的无比强烈的仇恨。是年11月，在北京法政大学由僧映佛介绍，林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法政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和代理党支部书记。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并于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人杀害。北京顿时一片白色恐怖。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林铁抱定共产主义信念，没有丝毫的畏缩。不久，得到党组织的通知，要在京党员立刻转入地下，可以采取一切办法隐蔽，也可以回乡或出国。林铁在征得党支部书记马洪勋的同意并得到转组织关系的办法以后，通过四川万县申请了公费旅法。

1928年夏，林铁在上海登上了昂德里桥号邮轮，经过40余天的颠簸，到达了法国马赛，同船结识了好友刘开渠。到达法国以后，他很快通过党刊《赤光》与旅法党组织的负责人张伯焘、何以端取得了联系。旅法的党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基础上延续和坚持下来的。当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赵世炎等相继归国或赴苏以后，留在法国的中共党员继续战斗。后来公费、自费的留法学生和华工中的中共党员增多，就又发展组建了留法党委。林铁与留法党委接上关系以后，参加党委为委员，接着又担任了训练部部长。不久，又接替了张伯焘担任留法党委书记。

林铁在法国期间，受党组织委派，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在留学生及中国工人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周末都要到华工集中的比昂古等地去，在比昂古留法学生和华工当中建立起“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共产党外围组织，并从中发展共产党员。林铁很注意团结党的积极分子，帮助他们走向进步。比如同船好友刘开渠，到法国以后考进了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专修雕塑，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艺术家。林铁与刘开渠经常往来。在林铁的影响和帮助下，刘开渠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成为共产党的同情者，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情。为了宣传和组织党内外群众，林铁与杨秀峰、廖梦醒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印刷出版党的秘密刊物。他们亲自动手刻写、油印，在留学生和华工中散发。在法国开展的工作没有经费来源，要靠党员个人出资。党组织还经常救济困苦的学生和华工。林铁除把个人所得全部用尽，还常常编造理由，向国内的家里告急要钱，用于革命工作。

林铁在法国进行党的革命工作，也要冒着极大的危险，经常受到法国当局的敌视与破坏。1931年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法的留学生和中国工人群情激愤，在林铁的领导下，留法党委组织了华工和留学生集会游行。会后，激动的群众到日本驻法使馆示威，递交抗议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林铁更加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受到严密的监视。初冬某日，林铁应邀出席法国赤色工会的全国工代会筹备会，研究华工问题。散会以后，他和张振朋一起，在地铁车站的台阶上，被法国警察拘留，随即被驱逐出境。

林铁被驱逐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国际红色救济会，将他从比利时接到了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林铁向往已久的地方，他决心在红色国度里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向苏联布尔什维克学习，使自己成为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1932年1月，林铁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派，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与中共党员杨秀峰、陈郁等人同窗。陈郁因为同王明的宗派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受到王明的打击迫害，被诬蔑为“右派”。林铁因对陈郁表示支持，也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迫害，被送到乌拉尔附近的一个矿厂强迫劳动。因祸得福的是，在矿山劳动中，他学会了开采矿山的爆破技术，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派上了很大的用场。1933年秋，林铁奉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国部支部书记。在校期间，他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还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和苏共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1935年冬，因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林铁奉调回国。

林铁回国后先到上海，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后，被分配到中共北方局所属的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1937年5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委一分为二，组成中共平汉线省委和中共敌后河北省委。林铁参加敌后河北省委的工作，任省委委员兼东北军五十三军中的中共工委书记。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开展与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方针，提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战争。为实现中共中央这一战略决策，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提出在冀东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对组织冀东武装暴动作了具体部署。为此，9月，中共敌后河北省委作了组织上的调整，省委书记李运昌回冀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林铁任省委军事部部长，参与领导组织冀东武装暴动。为了培养武装暴动的军事骨干力量，根据省委的决定，林铁负责主持在天津举办了几期军事训练班，并把经过训练的骨干输送到冀东斗争的第一线。在中共敌后河北省委和冀热边特委的组织下，冀东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快。1938年2月，刘少奇指示省委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联系。晋察冀军区遵照指示，命一分区政治委员邓华率部到平西活动，准备挺进冀东，配合冀东武装暴动。邓华向中共河北省委要求派人协助工作，于是林铁就到邓华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邓华支队开辟平西斗争和为挺进冀东作准备，并在省委和邓华支队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1938年4月，林铁调晋察冀工作，先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党校代理校长，中共北岳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兼民运部长，党校校长等职。

林铁刚到晋察冀省委组织部工作，就参与解决唐县县委“托派案”。由于敌人的离间阴谋，中共唐县县委书记臧伯平被错定为托派分子，遭到关押，后来被怀疑审查的还有杨士杰等人。中共北方局代表彭真发现此案有许多疑点，遂指示不能随便处理。1938年9月，日军向晋察冀区发起围攻“扫荡”，有人为减少转移中的麻烦，在问题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主张将臧伯平等人杀掉。李葆华等人反对这样做。林铁对此案非常关心，经调查分析认为这个案件确属错案，他坚决支持了彭真和李葆华的意见，使臧伯平等人免遭杀头之灾。后此案在彭真主持下，给受冤屈的人物彻底平反，安排了工作。

林铁到晋察冀之时，正值晋察冀边区创建时期，各级领导机关及各地组织建立起来了，党员有大量的发展。但是，在这种大发展的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党员的质量跟不上数量的发展”，“发展时候不慎重，带着拉夫的色彩，没有很好进行党员的教育”[1]。甚至一些阶级异己分子、流氓、地痞也乘机混入党内。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先后在1938年4月、1939年1月召开边区党代表大会，对党组织的整顿工作进行布置，积极着手纠正在党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根据边区两次党代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林铁协助区党委组织部长李葆华积极组织所属各级党组织，先后进行了整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的各项制度比较健全了。党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党员的素质有了提高。为了掌握全面情况，1938年冬，晋察冀区党委指导各特委、县委派出支部巡视团（工作团、检查团）了解情况，帮助基层组织加强支部的工作。为了使巡视团有效地开展工作，林铁在晋察冀区党委党内刊物《战线》（第10期）上发表文章《论支部巡视团》，提出：巡视团首先应选择某地区的几个中心地带，把当地党认为模范的、落后的和中等的各种支部，加以巡视，了解党组织的成分、文化水平、年龄结构、支部的工作等9个方面的情况。“巡视团应倾听支部同志之意见，并启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使他们能发表一切意见，去有计划进行集体和个别同志的谈话”，“应切实的帮助支部去有计划的有系统的进行党的教育工作，尽一切力量和方法去帮助他们解决一切教育上的困难问题。”

由于根据地处在初创时期，建设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在思想认识上对整顿党组织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党组织的整顿工作中又出现了洗刷面过宽、简单化的问题，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党员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垮掉了或跑散了。另外，还有的地方党组织，对发展党的工作不重视，或者还沿用抗战前白区党的工作方式，对发展党员过分谨慎，不敢在基本群众中放手发展党员，致使那些地方党的力量较弱，工作跟不上抗战的发展形势。这些现象引起了晋察冀区党委的严重关切，深感前一段整顿党组织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有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认识到巩固党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1939年8月，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组织上巩固党是极端严重的任务。11月至12月间，中共北方分局在曲阳青山村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亦称青山会议）决定：目前边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一般地停止发展，并克服过去发展党的工作中的不平衡的现象。

林铁和晋察冀区（北岳区）党委一班人根据中央及北方分局组织会议的决定，按晋察冀区（北岳区）的环境及党的工作基础，确定了巩固组织工作的方针，制定出工作方案和要求，主要是：动员党的各部门及全体党员参加巩固党的工作；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正确掌握及运用党的各种政策；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提高县委独立领导工作的能力，并使区委真正做到成为区的领导中心机关；切实地普遍地整理支部、审查党员，把各种巩固工作放在乡村；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使支部真正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加强党内的宣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党员的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准；积极领导党内外的各色各样斗争。通过一段周密细致的工作，晋察冀区（北岳区）的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少数在思想与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被清理出组织。据晋察冀区（北岳区）15个县的统计，共清理出759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党组织在整顿中有了新的发展，全区已建中共支部的村占农村总数的52％，67％的行政村有了中共组织。

1940年7月，区党委组织部长李葆华到延安开会后留在延安，林铁代理组织部长。1941年1月，林铁又任北岳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全面主持区党委组织部的工作。林铁十分重视基层支部的巩固工作。他认为，“党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日常的宣传组织工作，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口号、主张、政策之下，来进行革命斗争”，“支部是党的下层组织，是党的基石，是巩固党的工作的关键。”为此，他在1941年7月出版的第62期《战线》上发表了《论北岳区关于整党建党中支部工作上的几个问题》。林铁对工作抓得十分具体，经常深入到地、县、区，直接到一些农村党支部，了解情况，发现好的典型，发现不良倾向，及时给予非常具体的总结和纠正。他对基层很熟悉，许多区级干部，甚至村干部他都能叫出名字。

林铁注意对党员、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为了使机关知识分子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他有计划地分配这些干部到县里工作，接触实际，增长才干，同时从县里抽调干部到机关工作，使他们尽可能多学习，提高理论水平。从1941年开始，他兼任北岳区委党校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北岳区党委对全区的干部培养既有长期计划又有当前安排，不仅编支部教材发到支部，而且直接训练支部干部。区党委开办的干部训练班，每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支部书记训练班。后来扩大到训练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基本政策。林铁亲自制定训练计划，并亲自讲课。在反“扫荡”的时候，他还根据斗争形势，制定短期支部训练计划，把训练班的干部分到一些县里，利用战斗空隙，同当地县委合办短期训练班。在林铁的主持下，北岳区的支部训练班，不仅区党委办，各地委也办，有些县委也办，全区形成一个面向基层、加强基层的风气。农村党支部加强了、巩固了，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有了保证。

1942年6月，林铁参与领导了北岳区的整风运动。他带头学习中央关于整风的有关文件，深刻领会整风运动的深远意义，并结合北岳区的实际，查找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表现和危害，对北岳区各级党组织在工作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问题提出了纠正意见。从11月起，中共北岳区委在整风运动中，结合实际更加明确地提出从思想上加强整风，重点反对主观主义。结合反对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北岳区党委于1942年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涉及88个村庄，6个分区，28个县，包括巩固区、游击区、无人区。北岳区党委直接派出了八九十人的调查队分赴各地，直接、间接参加调查或帮助调查者约1.7万余人[1]。林铁自始至终全力以赴，使这次历时半年的大调查收获很大，对改进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一个阶段的整风，北岳区各级党组织“工作较前深入，计划较前切实，在干部的思想方法上与以前显然不同”[2]。

1943年8月25日，中共晋察冀分局根据中共中央8月12日指示，决定合并北岳、冀中两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建立在分局领导下的北岳区和冀中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北岳、冀中地区的日常工作。北岳区工委由林铁、刘澜涛、胡锡奎3人组成，林铁为主任。工委工作一直到1944年8月。

林铁从1938年4月到1944年9月，在晋察冀区（北岳区）党委工作期间，长期兼任民运部长。在他的参与、主持下，工、农、妇、青各级民运机关很快得以建立，他很注意对各民运机关的工作进行指导，贯彻党的各项政策。1940年2月，他撰文《纪念“二七”与边区工运》，对工会工作提出四项要求：1．更进一步的深入工作，健全组织，严密组织，巩固下层基础，造成边区群众组织中的强固；2．大量地发展生产事业，普遍地开展合作运动；3．认真地改进工人生活与工人地位的更加提高；4．注意对工人中占多数的农业雇工的组织，加强雇农工作[1]。对边区的农会工作，林铁则十分强调坚决执行党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性。从团结农村大多数群众抗日的角度，他提出：“既要照顾农民的利益，又要调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2]，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不变，以稳定地主富农的情绪，在分配和生产的范围内，改善农民生活。林铁注重民运工作与武装斗争结合，提出要强化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要派能力强的干部做这项工作，特别加强对“抗先”与“模范队”等民兵的战时组织领导。对边区妇救会工作，林铁也十分重视，尤其关心妇女干部的成长。据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主任田秀涓等人回忆，1939年4月，在边区第三次妇代会上，林铁抓紧会议间隙，同妇委会成员谈话，深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3]。在林铁的领导和组织下，北岳区的各种群众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44年底，北岳区有农会会员50余万人，妇救会员26万人左右，青救会员13万人，工会会员10万人，学生会员2万人，文救会员1.5万人，儿童团员约28万人。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群众工作的优秀干部[4]。

二

194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恢复组建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和冀中行署，林铁出任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林铁到达冀中后，与区党委、军区确定了冀中工作的方针：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围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全面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加强对敌攻势作战，开展大练兵，组织训练主力团队，为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作准备；加强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为进行大反攻创造条件。

为了进一步鼓舞全区军民的斗争勇气，林铁主持冀中区党委对在反“五一大扫荡”中经受严峻考验，始终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广大干部、战士民兵和群众颁发了“五一”奖章，并进行了大张旗鼓、热烈隆重的表彰活动。同时，正确解决了大批重新归队的干部、战士的审查及使用问题。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随着侵华日军对冀中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地主封建势力也乘机抬头，开始向人民群众反攻，破坏抗日政府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以林铁为首的中共冀中区党委成立之初，就把减租减息工作放在了首要位置。在《关于五个月中心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是全面贯彻减租运动，切实发动基本群众。因此，在一面负担及我能掌握之两面负担地区应普遍开展减租运动，造成减租热潮”，“同时在思想上要使干部及群众了解减租是农民群众的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法令是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只有发动群众自动积极地减租运动，其结果才是巩固的”[1]。由于冀中区党委的大力组织和有效指导，冀中区的减租减息运动逐步形成高潮，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调动了广大农民恢复、发展生产和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广大农村党支部、村抗日政权也得到了加强，民兵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为了尽快医治好日军“三光”（抢光、烧杀、杀光）政策给冀中造成的严重创伤，林铁和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着力于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强调机关人员搞好生产，解决部分生活需要，减轻人民负担；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实行互相换工，节省人力，努力增产。林铁在战斗的间隙，还带头开荒种地。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积极地投入大生产运动，不但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而且增强了干部、官兵的劳动观念和群众观点，使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干部关系更加密切，进一步增强了反攻作战能力。

在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过程中，林铁特别重视发挥各种合作社的作用。冀中的合作社组织建立较早，发展较快，工业也有显著的成绩，并在群众中有相当好的基础。但在“五一大扫荡”后，合作社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冀中区党委重建后，提出：冀中合作社是在政府领导下，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今后的发展方向，应以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为重点。冀中区党委的决策得到全区军民的拥护，各级合作社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恢复建立起来。据20个县不完全的统计，到1945年7月，已建立和恢复了基层社3540个，社员24万余人，股金5022万元[1]。冀中区合作社的恢复与发展，为根据地经济的复苏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冀中区政治经济局势的好转，极大鼓舞了冀中区军民的抗日斗争热情。进入1945年，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林铁与冀中党、政、军领导人遵照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指示，积极组织开展对日伪军的攻势。1945年春、夏两季攻势，冀中军民对日伪军连续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进行大小战斗53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收复县城12座，拔除碉堡800余处，从而使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8月，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林铁和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冀中军民立即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17座，并一度攻入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切断了北宁、平汉、津浦等铁路交通线，对解放战争起到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三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林铁担任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兼冀中区党委党校校长、冀中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领导冀中广大军民，坚持冀中解放区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授命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于是，在冀中区周围，天津的门致中，保定的刘化南、高德林，定县的丁瑞达，石家庄的侯如墉，新城的王凤岗，泊头的徐春霖等大汉奸，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与冀中八路军抢夺战略要地。1945年9月底，美军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并空运国民党军队到平津地区，到10月底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已大致就绪。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林铁领导冀中军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胜利成果，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24日，在冀中军区的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林铁指出，要严重警惕蒋伪顽合流的阴谋。9月27日，林铁在冀中军区扩大干部会议上再次指出，蒋伪顽的合作与合流运动，埋伏着内战危机。他要求干部开展讨论，解决糊涂观念[1]。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并没有停止。11月初，国民党军队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对冀中根据地进行骚扰、进犯和蚕食。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林铁为12月10日出版的《冀中导报》撰写社论《紧张动员起来，打击顽伪进攻》，指出：面对敌人的进攻，要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予坚决的打击。他要求全区军民：首先从思想上动员起来，一方面纠正疏忽麻痹的太平观念，一方面纠正缺乏胜利信心的右倾情绪；主力团、支队、大队，要迅速加强与战斗起来，积极主动给胆敢进攻之敌以严重打击；民兵、地道、高房、堡垒，要迅速加强起来，一方面配合部队作战，一方面要自动打击、扰乱、封锁敌人。

在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的指挥下，冀中军民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仅在1946年4、5月份，冀中军民共作战72次，歼敌31300多人，解放了泊镇、冯口等重要城镇，在固安、永清、容城、雄县等进行了群众性的剿匪，给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内战企图以有力的回击[2]。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冀中区党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带领全区军民投入了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一面保卫家园，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一面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展开军事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1946年6月18日和7月28日，中共冀中区党委下发了《关于老解放区内检查政策纠正错误的指示》和《关于具体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及中央局指示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对在冀中区如何贯彻“五四指示”做了部署。在林铁的主持下，冀中区党委把冀中区分为新解放区、老解放区及边缘区，针对3种地区的不同情况确定了不同的工作重点：“新解放区的斗争必须放手大胆发动群众，有计划地消灭封建剥削。把地主土地转移给农民”。“斗争时必须特别注意团结大多数”。老解放区解决土地问题的重点“在于确定租种和典当地主土地的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在斗争方法上，应多采用调解、仲裁，农民与地主公开谈判等方式，把地主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以避免过大地引起社会波动”。边缘地区“应开展强烈的反‘蚕食’斗争。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彻底剿灭匪患”。“经过反对汉奸、豪绅、恶霸的斗争，使一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同时，还规定了15条具体问题的解决原则。[1]

针对党员干部对土地改革的思想问题，1946年10月10日，林铁专门著文《论土地改革运动中几种不同成分出身的党员干部应持的态度》，要求冀中的全体党员，“坚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以本身的模范行动，领导和推动这一工作的彻底完成。”[2]为使广大党员和基层干部吃透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掌握政策策略，林铁利用各种机会宣讲中央的指示。为掌握全局情况，林铁同区党委成员分别到各地巡视，具体指导土改，并对各地土改的经验教训及时总结，及时指导。1946年12月1日，针对全区土改的情况，林铁主持冀中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几个问题的经验介绍》，提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是指大有政策之胆，放有领导之手，绝不能误认为大胆放，就是放任自流。”“发动群众的标志，是群众不仅从经济上得到利益，而且要有主人翁的自觉”[3]。由于冀中各级党组织的出色组织，冀中土改运动呈现出轰轰烈烈的局面。到1947年2月，全冀中区约有87％的村庄进行了土改，有200万人口获得土地，约占冀中总人口的30％。土改使冀中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消灭，富农减少，中农激增，贫农大大减少，赤贫几近消灭”。地主只占冀中总户数0.02％，富农占1.94％，中农占82.46％，贫农占15.07％，赤贫雇农占0.51％[1]。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3日至1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召开土地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讨论和研究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整党和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边区土地会议后，林铁领导中共冀中区党委依照晋察冀中央局的部署，首先对党和干部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清理。通过各地委召开干部会议，干部各自和相互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批判处分了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对地主、富农出身的地、县及部分区干部做了异地安排。

12月中旬后，土改工作组先后进村，首先发动群众，定阶级成分，组织贫农团，尔后展开对地富的斗争，平分土地，于是一场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在冀中区迅速展开。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和晋察冀土地会议对如何划分阶级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冀中土改前期出现了错划成分，绝对平分土地，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不加区别的打击斗争甚至乱打、乱杀的现象。1948年1月“中央十二月会议”讨论制定的文件陆续发来。从2月起，遵照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月会议的指示精神，在林铁主持下，中共冀中区党委采取多种形式，对土改中“左”的错误进行纠正。针对一些干部群众在土改中暴露出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2月24日，林铁在冀中区生产会议上强调：“土地改革是为了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目的是发展生产，因此分地的时候首先是分给和满足劳动的贫雇农。”“我们强调的是‘公平’，不是强调‘平均’。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2]提出：对农村中不务正业的流氓要少补地或不补地，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也应少补，使土地真正分给劳动农民手中。针对土改初期出现的违犯政策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地下发了《冀中行政公署关于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关于改正错定成分及处理浮财的紧急指示》、《关于具体执行中央局处理浮财办法的指示》等一系列具体政策规定，纠正各种违犯党的土改政策的问题。

由于林铁和冀中区党委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冀中土改运动得以健康、顺利地进行。到1948年底，冀中区除十分区和八、九分区一小部分新区外，7620个村基本完成了土改工作。经过土改，改变了冀中农村的阶级关系，贫雇农经济地位上升，地富经济地位下降。广大农民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热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林铁主持中共冀中区党委在领导全区的土地改革的同时，还指挥冀中人民武装，配合野战部队作战，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的袭扰，动员、组织全区人民积极支前。1947年3月，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军事问题，制定了军事斗争的方针：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坚决实行大踏步进退，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根据这个作战思想，4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了正太战役。为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林铁、孙毅指挥冀中军区的部队和民兵，阻击了南犯大清河北的国民党军队两个军和一个师的兵力，使其在保定附近徘徊不前，从而保证了正太战役战略意图的实现。之后，又指挥冀中军队参加了青沧战役、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等。

1947年11月，冀中军区组建第七纵队，林铁兼任纵队政委。第七纵队的组建将冀中军区的精锐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铁拳，在支援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的同时对不断袭扰解放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进行打击。1948年10月初，林铁、孙毅等人指挥第七纵队采取“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的策略，在雄县北部歼灭了冀中区最大的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河北保安第七总队精锐第一旅，进而连克新城、定兴县，彻底打开了大清河北的局面。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出动重兵企图偷袭石家庄，进攻西柏坡。而此时华北野战军主力正在察绥地区作战，华北军区命令冀中军区主力全部转向保定地区活动，密切注视敌人动向。10月26日，国民党九十四军到达保定。军区指示七纵：“为了坚决粉碎蒋、傅这一阴谋，并给予进犯之敌沉重打击，我们必须动员党政军民一致的力量，直接参加这一斗争”，“以方顺桥、完县两点为中心，组织坚固的防御，纵深配置，以反冲锋，反突击等手段，迟滞敌人前进，阻敌于唐河以北，待华北野战军二兵团三纵队到达后合力歼敌”。接军区命令后，冀中区党政军民进行了紧急动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修筑工事，为部队做好阻击的准备。林铁与冀中军区和行署的领导人，亲自奔赴有关地区督促检查。七纵队按照军区的指示，以唐河为中心进行了周密的阻击部署，从10月28日至30日，冀中部队英勇顽强阻击了3天。战斗十分激烈，国民党军队尽管兵力装备占优势，但始终没有突破唐河防线。冀中军民的顽强阻击，为主力部队回防争取了时间，使国民党军队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宣告破产。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适时制定了平津战役的战略方针。林铁参加了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召开的贯彻中央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精神和布置支前工作的重要会议。按照会议的精神，林铁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等人指挥七纵开始了围攻保定战役，同时，主持冀中区党委积极地为接收保定做各种准备工作。林铁对保定的接管工作十分重视，他找来保定市的领导成员谈话，对接管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交待政策和应注意的问题。

保定解放后，解放平津的战役旋即打响，遵照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指示精神，1948年12月15日，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行政公署、冀中军区向全区军民发出《为参加支援解放平津总动员令》。为了切实保证平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林铁的主持下，成立冀中支前后勤司令部，冀中军区副政委王奇才兼任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兼任政委，负责支前工作。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后，林铁率冀中区党委行署机关从饶阳迁到霸州市胜芳镇，亲临一线指挥支前工作。

平津战役战线长，人员集中，参战的东北、华北两支野战军百余万人，脱产民工40万，支前任务十分艰巨。冀中区组成了50多万人的支前大军，动员大小车辆32.8万辆，牲口25.2万匹，昼夜不停地支援了平津战役。为使这支支前大军有条不紊地运行，冀中区党委成立了以新镇为中心的若干分指挥部，实行统一领导又分区分片负责制，对支前大军明确了分工：有负责运输粮草的大车运输队，有负责救护伤员的担架队，有负责挖掘工事和战地服务的民工队，有为战地维持秩序的民兵队，还有为后勤服务的缝纫队、洗衣队。支前工作虽然复杂、紧张和繁重，但有了冀中党、政、军指挥机关有条不紊的调度和指挥，有了广大人民群众无私而积极的参加，冀中区出色完成了支前任务，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河北省全境解放。林铁带领冀中军民又进行了老区土改总结工作，并积极组织全区人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为新中国和新河北的建立作积极的准备。

四

1949年7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保定召开，宣告中共河北省委成立，林铁任省委书记。

建省初期的河北，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进入结束阶段，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封建地主阶级还没有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还未彻底肃清，武装特务、土匪、恶霸地主及反动会道门不断进行破坏。在国民经济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的破坏，已经残破不堪。工农业生产能力低下，交通运输、文教卫生极其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面对这重重困难，林铁和中共河北省委领导河北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

林铁就任省委书记伊始，首先狠抓领导班子的建设。当时的12名省委委员分别来自冀中、冀南、太行、冀东4个区党委和华北局，林铁很好地把他们团结起来一道工作。在他主持下选调的省委主要部门的主要领导，也都来自各个区党委，没有因为他在冀中工作的时间长，对冀中的干部熟悉，就偏爱冀中干部。在1949年7月12日召开的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林铁在《河北省的基本情况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处理工人党员与农民党员、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城市干部与乡村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的团结问题。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一般都由解放战争时期的两三个地区的干部组成，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尽相同，容易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不协调现象，处理这类问题要坚持党的原则，加强思想领导，反对宗派主义。要严己宽人，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1]

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林铁领导了河北省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土改中，他特别注意结合河北实际，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他要求实行土改的各区必须切实贯彻华北局《新区土改决定》，坚定不移地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平分政策，做到既准确消灭封建剥削制度，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又切实巩固贫农、雇农、中农之间的团结；慎重地用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民主方式划分阶级，巩固扩大乡村统一战线；组织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团结全体中农及一切劳动人民的农民代表会议及农会，彻底完成改造旧政权的任务；将地主与旧式富农，大地主与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劳动起家的富农与一般富农，一般富农与带恶霸性的富农加以区别，分别对待。严禁乱打、乱扣、乱杀或其他变相肉刑。

由于总结了老区土改经验，正确地执行了政策，进行土改的专区认真培训了干部，因此，全省新区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避免了“左”或右的错误，取得很大成绩：彻底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与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农民从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了界限，提高了阶级觉悟，形成了人民政权在农村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开展民主建政，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权，是建省初期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在林铁主持下，确定在两三年内普遍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省、市、县（镇）、村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全省4个市、10个镇、132个县普遍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此基础上，1950年11月1日，河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保定召开。到1953年，河北省7个市、100个县和19个市辖区，均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人民政府。人民民主政权制度从上到下普遍建立起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暗藏在河北省各地的匪特活动愈加猖獗。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巩固抗美援朝的后方，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1950年6月14日，在林铁主持下，中共河北省委作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决议，要求对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给予严厉的及时镇压，并坚决肃清之。决议还规定了严格的政策。根据省委决议，各级人民政府对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进行清理和镇压，对各种反动会道门通令取缔，并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至1951年9月底，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镇反运动已经进行得彻底或比较彻底，全省共捕押各种反革命分子3.8万余名。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林铁遵照中央的指示领导了全省的整风整党运动。1950年5月30日至6月14日，林铁主持召开了中共河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林铁认真分析了全省党的思想作风状况后指出：由于对大批新入党的党员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教育和训练，其中很多人带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混入了少数投机分子。在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一些人滋长了骄傲情绪和命令主义作风，甚至出现了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严重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党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的不纯。因此，加强党的纪律，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成为党的建设的迫切任务。党代会以后，全省自上而下逐级召开整风会议，或成立学习班，学习中央指示和有关文件，领会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结合检查和总结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作风。在整风中，林铁以身作则，带头解剖自己的思想，带头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认真开展自我批评，虚心听取下级干部的批评和建议，为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和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树立了榜样。林铁及时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并召集省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全省整党的方针、方法和步骤。他提出：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员干部，要着重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工矿企业的党员干部，要反对贪污、浪费和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农村党员干部要着重解决强迫命令和自私自利的小农思想。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抓好对党员8项条件的教育，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鉴定，分别情况提出不同要求，作出不同处理。经过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充实加强了一些单位和部门的党的领导力量。

从1949年至1952年，在林铁和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河北人民仅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在全省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建立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实现了全省政令和财政经济的统一，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五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林铁带领全省人民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了经济建设，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并领导全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河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省，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林铁与河北省委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的大局出发，制定了符合省情实际的农业发展政策和措施，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作为全省工作的中心。首先采取措施防治旱涝灾害，提高农业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初步兴修了水利，把对农业危害很大的危河险堤有重点地进行了治理。同时适时地引导农民互助合作，并对农业投入资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一五”期间，河北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较快的发展。全省粮食平均年增长8.3％，棉花平均年增长22.2％，林业产值增长2倍，牧业产值增长50％，副业产值增长40％，渔业产值增长74％。

对河北工业的发展，林铁也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体现工业发展特点和优点的具体规划。确定河北的工业建设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使河北的资源优势得到发挥”。确定“煤炭、电力、纺织作为工业建设的重点”。林铁与河北省委决定确保煤、电、纺织业的重点投资。“一五”期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共19.12亿元，其中投入工业建设12.36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4.64％。煤炭工业作为基本建设投资重点，投入3．37亿元。到1957年，全省建成的矿井生产能力达到年产1736万吨，占全国总生产能力的12.27％，原煤产量达1520万吨，比1952年增长52.5％。用于电力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28亿元，到1957年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20.98万千瓦，发电量达9.76亿千瓦小时，分别比1952年增长近1倍和1.3倍。投入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达2.83亿元，1957年全省棉纱产量25.86万件，棉布3.12亿米，分别比1952年增长2.74倍和60.8％。其他如冶金、钢铁、制药等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在此期间，苏联援助我们156项重点项目，其中华北制药厂等6项在河北陆续开工。在领导工业建设方面，林铁为了使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经常深入厂矿，向工人和经营管理者学习，还特意挑选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做自己的秘书。1956年，他亲自带领省辖市的市委书记到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三省学习。学习了搞好工业建设的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等很多好经验，还深入探讨了工业领导体制和宏观调控等问题。事后，毛泽东得知林铁的东北之行，特地约他进京汇报，还鼓励他说：“就是要这样钻，钻进去学会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1]

河北春旱秋涝，年年都有大面积的农田颗粒无收。林铁面对严重的洪涝灾害，本着变水害为水利的决心，把河北的治水提到省委工作的重要日程。在深入研究对策的基础上，确定河北防洪除涝的总体战略，即上蓄（兴建水库）、中疏（修河开渠）、下排（增辟入海尾闾）。确定了，“以蓄为主，民办为主，小型为主”的方针和以小型为基础、中型为骨干、修建必要的大型工程的做法。“一五”期间，先后完成了潮白蓟运河系的潮白河治理工程，大清河系的新盖房分洪道工程、千里堤复堤工程，四女寺减河疏浚和捷地减河的疏浚工程，永定河系的复堤修险和泛区治理，子牙河系的堤坊加固，献县泛区治理工程和新建唐山陡河水库工程等。解除了一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河北与水旱灾害的斗争一直延续了二三十年。为了鼓励河北人民治水的勇气，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给河北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河北是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省份，建省初期，河北的文化教育基础十分薄弱。要摆脱河北经济贫困落后的局面，首先要提倡文化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素质。林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早在冀中根据地时期，他就领导掀起了“冀中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在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为冀中“五一”文艺奖励基金拨款。一批名作如孙犁的《荷花淀》、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和歌剧《房东》等纷纷出现。建省到“一五”，在他关怀和支持下，河北两次召开全省文代会。林铁热心团结文学艺术工作者，鼓励他们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体验生活，提高文学艺术质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诗人，如梁斌、孙犁、徐光耀、孙振、李英儒、冯志、田间等。林铁对教育发展采取了全面整顿中学、改革学制，调整高等院校的院系设置等一系列措施。到“一五”末期，全省高等学校由5所发展到9所，普通中学发展到847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37所，师范学校49所，小学40337所。在林铁策划下，1955年，河北省计量测试研究所成立，这是河北省第一所独立的科研机构。1957年底，河北省科学工作委员会成立。从此，河北省有了统一的科学技术管理工作机构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组织。

“一五”期间，林铁带领全省人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他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觉悟程度出发，掌握运动进程，宁可缓、不求急，宁可稳、不愿冒，充分体现了林铁踏实稳健的领导作风。

河北省的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原来就有一定基础和经验，早在冀中根据地时期已经有了互助组、变工队。林铁亲手培育了耿长锁这样的典型。当时是一户4户贫农合办的“土地合伙组”，后来成为全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建省以后，林铁继续把发展互助组作为恢复发展生产的重要手段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步骤加以推广。1952年9月，全省各种互助组发展到164.9万人，入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9％。特别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后，互助组得到更好的发展，年底，全省村村都有了不同类型的互助组。

在大力发展互助组的同时，从1950年开始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0年，全省创办了饶阳县耿长锁社、大名县的娘娘庙社、涞源县春发社和宁河县的董庄子社共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底，全省合作社发展到24个。1952年，省委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先后发出了《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报》、《关于加强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政治领导的指示》等几个重要文件。指出目前广泛组织互助组是主要任务，强调农业合作社只是重点试办。试办初级社要有领导、有控制，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办一个成一个。11月15日发出的《河北省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合作社的性质和办社的方针、政策、措施、步骤。

但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舍稳求快、急躁冒进的情绪。1952年底，全省试办社数量只有1527个。可是到了1953年春，全省合作社猛发展到15809个。急躁冒进的具体表现是：在新解放区打击单干农民，强迫入社；在互助组、初级社内强调满足雇农利益，侵犯中农利益；在老区有些地方提倡土地、耕畜、农具公有，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在分配上，忽略初级社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特点，侵犯了农民的私有财产。为此，从1月至4月，林铁领导河北省委连续4次发文件采取措施给予纠正。1953年3月7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关于纠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盲目冒进偏向的指示》，7日、23日在《河北日报》发表社论，再论、三论纠偏。社论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重点试办，吸引农民入社。在这次纠偏以后，河北在7月与12月召开两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互助合作运动仍以整顿巩固为主、在巩固的基础上稳步发展的方针，并制定了1954年发展到5500个社的发展计划。

1953年底1954年初，河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推动下，一下子掀起了合作化的高潮。这时的合作化运动，政治气氛紧张起来，把农业合作化的快慢与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林铁与河北省委，在省委第十一次全会上，不得不放弃刚刚下大气力纠正的急躁冒进，整个河北都急躁冒进起来。到1954年底合作社激增到10万个。全省出现了合作化村、合作化乡。入社农户由上年的6.6％变成35.46％。全国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5年1月提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河北超乎寻常的大发展，带来了侵犯群众利益和使生产力受到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林铁和河北省委深知，这种情况主要是当时政治空气紧张造成的。一旦中央有指示，他们立刻抓住时机，进行挽救。1955年1月1日发出了《关于抓紧时间大力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集中力量整顿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坚决停止发展，进行合理收缩。正在这时，也就是该年的3月5日，林铁接到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内容是他的河北籍的卫士回乡看到了农村强迫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林铁又抓住这个机会，立即给毛泽东回信，如实地反映了河北的问题。他说，来信反映的问题属实，并且现象很普遍。还说到建社工作中的过粗过快现象，已经造成了我们与农民关系的紧张，使农业生产受了影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则是相当危险的。紧接着在5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又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对于社员的牲口、农具的入社和使用，劳力与土地报酬的分配，筹措生产资金，农业社兼副业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7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河北省委的这一文件，认为河北的这一指示基本上是适用的，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1955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改变了中央“停、收”的方针，主张“发”，并且批评了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所谓消极情绪，把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升为路线斗争问题。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把主张稳步发展的同志说成是“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又连续下发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4次党代表会议，批判了各种“保守思想”和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9月30日，全省各县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判干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10月29日，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各部委、各党组负责干部和市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批判检查了各项工作中的“右倾”思想。此后，林铁与省委一致地做出了《关于积极地放手发展高级农业社的指示》，这一放手，就再也没有回收的余地。从1955年底到1956年1月的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全省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化。

六

从1958年至1965年，是河北省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的时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加上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的影响，河北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从1961年开始，在林铁和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河北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在领导贯彻“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林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左”的错误进行了自觉的识别与抵制，并在调整农村政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62年1月至2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强调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团结，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使林铁深受鼓舞，他感到有必要对全省“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因此，在学习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过程中，林铁要求省委各部、委、各口，全面检查1958年至1961年4年中各方面（工农商学兵）的工作。为了做好全省的总结，他说：在总结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成绩就是成绩，缺点错误就是缺点错误，不夸大也不缩小。经验是什么，教育是什么，要理清、谈深、讲透。这样做，是为了肯定成绩，检查错误，分析原因，统一认识，达到团结，争取更快地克服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在省直各部门总结的基础上，林铁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河北省委4年来工作的初步总结（初稿）》，内容是3个部分：（一）4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科技等8个方面的成绩和指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后，总结了5条经验教训：1．要坚持进行调查研究，绝不可放松或丢弃了它；2．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力求全面、辩证，绝不可搞主观主义、片面性；3．要坚持群众路线，绝不可搞强迫命令、瞎指挥；4．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决不可滋长骄傲自满情绪；5.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决不可让盲目性取代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二）在当前形势与任务部分，提出的紧迫任务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积极做好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尤其强调要抓紧“千方百计恢复农业生产，首先是争取夏粮增产”，“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改善市场供应状况”。（三）在党的工作部分，要求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扬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如实反应情况，遇事跟群众商量；做好党的经常工作，包括对政策、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培养和选拔干部，加强基础支部的工作，增强党的团结。

总结初稿经省委常委讨论修改后，5月提交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提意见，又作了修改。会上，林铁谈及总结问题时说：“在学习七千人大会文件中，同志们提出的批评建议，对省委改进领导很有帮助。”他诚恳地讲到了他在“大跃进”中提出的农业“千百万运动”以及大炼钢铁的高指标和不适当的口号、做法，是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1]。他所谈体会中重要的一条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是一个过程，由于缺乏经验，难免犯错误。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工作能力，一定会把社会主义事业越办越好。

经过这次总结，使河北的工作出现了转机，推进了河北的政治、经济形势较快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此后不久，由于“左”的思想在全国再度发展，总结初稿没有成为正式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初稿被批判为林铁的“反党纲领”。事实上，这份总结包含着林铁对“大跃进”“左”的错误的深刻反思。

在对“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度过灾荒，1962年5月，林铁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社员发展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政策措施，这是林铁一年多来经过深入实际反复调查研究决定的。1961年春，为度过灾荒，有的农民提出，把地包给他们种，只定购，不定产，怎么种，（上级）不要管，准能够多打粮食。当时，由于“左”的思想束缚，怕犯方向路线错误，都不敢开这个口子。1961年上半年，林铁利用在南方治病的机会进行考察，看到有的省放宽某些农村政策，感到这是度过灾荒的有效办法。回来后，便召集一些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厅局座谈，商量在河北如何推广这些办法。在1961年7月的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提出：自留地再加一点，一户可以有一亩或一亩半自留地；小部分土地可以包产到户；在灾区，在荒地多、生活困难的地方，可以采取临时性的办法，搞“借地度荒”，每个劳动力分一二亩地，定产部分顶口粮，多产归己。1961年8月，林铁又给省委书记处的同志写信，再次强调：在很困难的地区，迅速明确“保命田”，不要再拖。否则，越拖时间长了越不好办[2]。在林铁的倡议下，1962年5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放宽农村政策的若干规定。这些具体政策有10项：1．加强农村基层领导核心，加强支部工作和开展以团结群众、克服暂时困难、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为内容的思想教育；2．继续落实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各项政策；3．夏收口粮及其他实物的分配，采取基本口粮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4．对于少数队出现的“单干”问题，待秋后经过调查研究，再作处理；5．自留地增加到占生产队耕地的10％；6．社员开垦小片荒地，超过自留地数量的，现在不要收回；7．允许户养大牲畜；8．养猪，继续贯彻“公养私养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9．适当放宽家庭副业的范围；10．允许农村手艺人（炉匠、理发、修鞋、阉割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或交款记工参加分配。当时，人们把这10条叫做“十项小自由”。这些具体措施，是林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突破“左”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产物，是符合河北实际情况的。虽然由于“左”的阻挠，未能在全省贯彻到底，但确实对一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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