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姬鹏飞个人人物简介,对姬鹏飞的历史评价,姬鹏飞是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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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姬鹏飞个人人物简介,对姬鹏飞的历史评价,姬鹏飞是怎么死的？

姬鹏飞个人人物简介,对姬鹏飞的历史评价,姬鹏飞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姬鹏飞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在华中、华东地区从事政治和军事指挥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建立了卓著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外交战线担任领导工作，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及中日、中德（联邦德国）建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我国外交队伍的培养、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有力地指导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及葡萄牙政府的谈判，主持了香港、澳门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收复澳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

姬鹏飞，1910年2月2日（清宣统二年，农历己酉年腊月二十三日），诞生在山西省临晋县[1]东张村。按当时习俗，他在家族中属邠字辈，长辈们给他取名姬宏邠。

东张村离黄河仅四公里，与陕西省的韩城隔河相望。姬鹏飞的家乡虽然归山西省辖制，但距省会太原有450公里之遥，而离陕西省省会西安却仅有200多公里。因此，自古以来那里的民风习俗与西安相仿，经济、文化也大多与西安交流与联系。姬鹏飞的祖父就是早年到西安谋生，靠着在城内景庆宫附近开了一家盐店而发家致富的。

姬鹏飞的父亲名叫姬丰太，生于1885年，卒于1944年。他未继父业，一生在家乡务农兼行中医。由于战乱频繁，又不善经营，家业在他手里败落了。姬鹏飞自称家庭成分为“破落富农”。

姬鹏飞的母亲，只有姓，没取大名，村中人称她为廉氏。她终生务农，操持家务，生一女二男，在姬鹏飞刚满周岁时，她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他的姐姐名叫姬经女，没有读过书，先嫁到本县姚村，丈夫不久去世，又改嫁到张家坡一户农家。姬鹏飞幼年丧母，除祖母照养外，多亏他姐姐抚养长大，因此，他对这位姐姐格外敬重。解放后，他多次把姐姐接到北京小住，待之如长辈。她于1988年去世。

姬鹏飞的少年时代，正逢中国社会大变动、大战乱。家乡的经济状况虽不甚发达，但黄河沿岸的村民对文化教育比较重视。从6岁开始，他父亲便送他到姬家祠堂读私塾，从“四书”“五经”中，他学到了一些诗文史籍，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8岁时，临晋县办了一所高等小学，他进了这所新型学校学习国文、算术、修身等近代课程，扩展了知识领域。他格外刻苦用功，每次会考，总列全校甲等第一名。

五四运动后，蒲州府指令永济、临晋、猗氏等六县联合办了一所初级中学——蒲坂中学。不久迁到临晋县城北关后面的一座土庙内，离东张村很近。1924年，姬鹏飞考进了这所学校。姬鹏飞由于家境日趋衰败，无力继续上学，便伙同几个同伴于1925年离别了故乡，西渡黄河，到西安谋取生活出路。到西安后，他先到一家盐行当学徒。为期盼着前程远大，鹏程万里，改名叫姬鹏飞。

学徒的劳作和生活是异常艰辛的，甚至连店主的夜壶都要他每天清洗。这远不是他追求的生活目标。两三个月后，他在大街上看到一家陆军医院招收看护的招贴[1]，说入校后不收任何费用，姬鹏飞便毅然报名，经考试，被录取。

这所陆军医院，是由中华民国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军队管辖。姬鹏飞进入这所医院的医护学校学习后，不再为生活问题所困扰，专心致志学习护理伤病员的知识。三个月后，便转入边学习边实践阶段。由于军队医院的特殊需要，他对外科手术技能更用心学习并很快掌握。他的夫人许寒冰向来访人介绍说：“姬老很会开刀为病人做手术。”[2]

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在绥远省五原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委派同他一起归国的中共党员刘伯坚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3]。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遣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魏野畴、邓希贤（邓小平）等许多共产党员到冯部从事政治工作[4]，在中共党员和进步军官的影响下，姬鹏飞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

他晚年回忆说：在冯玉祥的军队中当军医时，“我看过一些革命书籍，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对我的思想产生的影响”。[5]

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支新军阀在河南一带混战，西北军土崩瓦解。据家乡老人回忆，此时，姬鹏飞曾同永济、临猗籍的军人返回家乡探视。后来，获胜的蒋介石将冯部第五路军3万余人收编为国民军第二十六路军，委任孙连仲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姬鹏飞又同同乡军人返回军队，他到第十四军当了上尉军医。不久，他随军开到山东济宁地区。

1931年1月，第二十六路军奉命开往江西“剿匪”。3月底开到江西宜黄、乐安地区。在第二次“围剿”中，该军的第二十七师先头部队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交手，其中的第八十一旅便被歼大半。8月中旬，蒋介石又命令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部队进驻宁都及其周围地区。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映入姬鹏飞眼帘的却是另一番世界。尤其是那些砖土墙上留下的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更令他心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欢迎白军的弟兄们拖枪来当红军!”“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将校尉待遇不同!”等口号，使他和许多官兵产生了共鸣。

这时，姬鹏飞联想到过去阅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进步书籍，产生了一股求知的欲望，他找来一本《政治经济学》偷偷地阅读起来，被到医院探视的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发现了，这位旅长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朝着他微微笑了笑，这使他很受鼓舞。

第三次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以惨败而告终。蒋介石命令其他国民党军队先后撤出中央苏区，独留下第二十六路军孤军在宁都一带驻守，显然是出于他剪除异己的谋略，想借红军的手消灭第二十六路军，更加深了官兵的不满。激起第二十六军广大将士义愤，仇蒋反日情绪日益高涨。

1931年12月14日，由共产党员、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共同策划的大暴动爆发了。姬鹏飞也撕下国民党军帽徽、胸章，参加了暴动。他回忆说：“那一天，赵博生把团长们都请去赴宴，当场都缴了枪，对下级士兵则是讲清起义的道理，以自愿为原则，愿者举手留下，不愿者可以发路费开路。我举了手，当时大部分人都留下了。”[1]

起义后的第二天，姬鹏飞被编入黄中岳任军长的红五军团第十五军任军医处长。中革军委派来后来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任该军政治委员，刘型任政治部主任，宣布实行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实行平等等新型军队制度。使姬鹏飞等医务工作者更为感动的，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身着与普通士兵一样的军服到医院来看望住院的伤病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也到红五军团与官兵亲切交谈，姬鹏飞等参加暴动的官兵，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二

宁都起义后，姬鹏飞所在的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战役。

水口战役是红五军团随红一军团在毛泽东率领下在福建省进行的。该军团战士表现得异常英勇顽强。姬鹏飞带领的红十五军医院的医护人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线抢救伤员。姬鹏飞、黄镇等对红五军团这段光荣历史，记忆很深，他们在《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一文中回忆说：“部队面对优势的敌人，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战斗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着高昂旺盛的战斗情绪。”[1]

1932年6月，红五军团回师赣南后，姬鹏飞由李青云、刘型介绍，在江西省万崇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

1933年8月，红五军团原卫生部长陈义厚调任卫生学校校长，姬鹏飞升任军团卫生部长[3]。

1934年10月，姬鹏飞又调任中央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不久，他带着一个野战医院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野战医院在长征中的任务，除抢治伤病员外，还负责收容掉队士兵，安置不能带走的重伤病员。

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之后，1935年5月，他调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长征路程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姬鹏飞回忆说：“过雪山到山顶时，由于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晕倒起不来了，我们医护人员还得设法拖着他们走，照料他们过了雪山。”

1935年10月，姬鹏飞随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不久，调任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三个月后，1936年2月，他接替黄克诚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在隆冬季节，他领导卫生部机关人员，整顿陕甘地区的医疗卫生组织，建设卫生学校，培训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并对东征部队提供药物做了大量工作。西安事变后，姬鹏飞率中央军委卫生部全体人员，从瓦窑堡迁到延安。

1937年1月，姬鹏飞脱产到延安东郊桥几沟天主教堂旧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5月，他又转到设在延安城北七八华里兰家坪的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

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由后来同姬鹏飞一起在外交部任副部长的张闻天担任院长。与姬鹏飞同班学习的大约有七八十人，大多数人同他一样，已在中央党校、抗大或陕公等短训班学习过，不少人是久经考验有资望的红军高级指战员和地下党的领导人。李先念是他们班的党支部委员兼大队长。

在马列学院，姬鹏飞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六门课程。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是该校副校长、经济学家王学文；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参与翻译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家吴亮平；讲授哲学的是哲学家艾思奇；《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分别由杨松和陈昌浩主讲；党的建设则由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康生、陈云、李富春到校作报告。

自1938年5月至6月3日，姬鹏飞和全校师生一起，聆听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讲演。这个讲话使姬鹏飞大开思路，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相持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我之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兵民是胜利之本”等精辟论述，使他对于抗日的战法，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抗日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不久，姬鹏飞奉命调新四军工作，随参加全会的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离开延安。

三

姬鹏飞改名吉洛，从延安出发，过西安，经湖北，南下长沙，然后又东折到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新四军总部报到。新四军军分会任命他担任新四军后方留守处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后方留守处设在离云岭村25公里的小河口麻岭坑。

姬鹏飞除了负责后方留守处的政治思想工作外，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辅佐军医处主任沈其震和副处长戴季民两位名医开展医务建设工作。在云岭南堡村小河口建立适合战时需要的军部医院。军部医院分为前方医院和后方医院，均设有门诊部、化验部、手术室，能做一般性化验和比较复杂的手术。后方医院还设有小型X光室，并有自己的发电机，晚上开刀做手术有电灯照明。此外，医院还建立了病历和医疗护理、查房和病房管理制度。由于进行了有效的思想教育，医护人员都能以饱满的热情从事医疗护理。史沫特莱女士参观后评述说：“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真正为伤病员服务的。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此外，军医处还很重视部队的日常保健工作，对指战员经常进行卫生知识宣传，预防疾病的宣传工作。

在这期间，姬鹏飞认识了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日的爱国华侨许寒冰。许寒冰，原名许美容，1919年11月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原籍福建，是父母的独生女儿。抗战爆发后，她离开父母改名许寒冰从海外回国投身抗战。几经波折，在皖南找到了新四军。在她的强烈要求下，虎将王必成把她留下了，安排她在后方医院当会计。后经组织介绍，她和姬鹏飞结了婚。

1939年3月，周恩来到新四军总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军部领导人共同商榷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电报，指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并具体指示：“军部应输送大批训练好的青年及尽可能抽一些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去加强苏北。”[1]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电给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及项英等，再次指示：“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应从江南酌派部队及干部增强之”。并指示：“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2]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上述指示，于1939年11月底从江南指挥部动身北上，到达扬中县，中心任务是组建新四军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该挺进纵队是由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二路（简称“江抗二路”，号称老六团）和管文蔚领导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原称苏南丹（阳）抗日自卫团，简称“挺纵”）合编而成的。正式合编成立的时间应是1940年春节过后的二三月间。成立时，陈毅任命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改名聂扬）任副司令员，姬鹏飞（吉洛）任政治部主任，张藩（张开荆）任参谋长。上述四人组成挺纵军政委员会，叶飞担任书记。延安打来的电报称挺纵为“叶飞部”或“叶管部”。挺纵下辖四个团，一团长兼政委乔明信；二团徐绪奎任团长，何光希任政委；三团梅嘉生任团长，李一平任政委；四团韦永义任团长，刘文学任政委。不久，梅嘉生率两个营部队编入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直属挺纵的部队为一团、四团和纵队特务营。

新挺纵成立后，按照陈毅彻底“党化”挺纵的指示，姬鹏飞协助叶飞首先抓干部队伍“党化”，提高干部的素质，把团、营干部调到军部教导大队学习，连排干部由纵队办教导队集训，并从叶飞带过来的一团中抽掉一些骨干去加强四团的干部力量。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人风纪、列队动作、军人礼节和作息制度的教育和整顿训练，克服军队中的自由散漫、纪律差、作风参差不齐等旧军队作风，实行严格的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保证部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经过两三个月的整顿和训练，使挺纵的政治军事素质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突击力量。

这时，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军逐渐把主要兵力用以打击在抗击日寇中逐渐壮大成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也在1939年1月举行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同年11月，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更加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二三月间，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将军事摩擦的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新挺纵要东进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就必须面对日伪和国民党两方面的压力。

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毛泽东和王稼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于1940年3月29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摩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南，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电文还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为顽军必争之地。”[1]后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给刘少奇等发电报指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北淮北为我必争之地，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2]。

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命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两万人枪……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1]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项英、陈毅：“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2]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听到传达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成立江都县人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

5月17日，日伪军5000多人向挺进纵队所在地吴家桥地区发动进攻，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率部冒雨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杀伤敌人大部，守住了吴家桥。

吴家桥地区东西仅15公里，南北才10公里，地域十分狭小，如果日伪一下子来数千人“扫荡”，我军难以回旋。于是决定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休整，以待时机。

郭村原来属李明扬、李长江的地盘，距二李的驻地泰州只隔两条河，约15公里。为了团结二李，挺纵通过多种渠道并派人到泰州，向他们解释挺纵只是暂住郭村，待机东进。但二李在韩德勤的支持下于6月下旬，竟向挺纵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退出郭村。

6月27日深夜，隐蔽在李长江二纵队政训处担任政训员的女共产党员郑少仪，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到郭村向叶飞、管文蔚、姬鹏飞等报告：韩德勤已下达“一鼓而歼之”的作战命令。挺纵军政委员会和中共苏北特委负责人彻夜开会讨论对策。在叶飞主持下，挺纵作出了分三步保卫郭村的作战部署：第一步，顽军进攻锐气正盛，挺纵则采取短促反击的战术，挫其锐气；第二步，顽军主力遭到创伤削弱，挺纵进行局部反击；第三步，顽军削弱到一定程度，挺纵开始反击。

会议结束后，姬鹏飞马上下到团、营进行动员。挺纵全体官兵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向党支部、挺纵党委送交请战书、决心书，并连夜修筑工事。同时，姬鹏飞组织政治部干部配合当地党组织向广大群众传达挺纵军政委员会关于保卫郭村的决定。郭村的老百姓听到消息后，立时沸腾起来，不分男女老幼，主动出来抬土、伐树、运门板，帮助纵队修筑工事，做好各种迎击顽固派进攻的准备。

28日，李长江纠合13个团的兵力，重重包围了郭村，轮番发起攻击。挺纵则由叶飞在司令部负责总指挥，姬鹏飞、张藩下到团、营去指挥。

此时，陈毅在江南也得到李长江向郭村发起了进攻的消息，急令苏皖支队司令员驰援挺纵。陶勇立即率部昼夜兼程一百多公里，直达郭村。

7月1日，在李长江部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担任支队长的中共党员陈玉生和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四大队担任大队长的中共党员王澄，连长姚力，在前线举行反摩擦起义，逮捕了李长江的亲信二纵队五支队长陈东生，俘获其支队的重机枪连的全部人枪，战局急转直下。7月2日，挺纵由守转攻。经过内外夹击，李长江在损失了大批人枪之后，全线撤退，围打郭村以失败告终。

7月3日，陈毅穿便衣北上到了郭村，挺纵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召开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陈毅诙谐地说：“本来我是想骂你们的，一个团和这么多顽军乱揪。不过，你们打得很好，我也不讲什么了。”[1]

郭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使新四军在苏北站住了脚。姬鹏飞晚年回忆说：主张保卫郭村的有叶飞、张藩和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要退出郭村，在长江北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又说：打郭村，总指挥是叶飞，一打仗我就下到团、营去[2]。管文蔚在其回忆录中评述说：郭村战斗能以少胜多，是和叶飞、陶勇、张藩等正确的军事战术指挥和姬鹏飞、韦一平[3]等的坚强政治工作分不开的[4]。

郭村保卫战结束后不久，7月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老二团、新六团渡江北上，把名称改为江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仍分别任正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属三个纵队。姬鹏飞所在挺纵编为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他和张藩仍分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管文蔚调任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之后，陈毅、粟裕等决定挺进黄桥。

黄桥，它处于靖江、如皋、泰县、泰兴等县交会处，东可向南通、海门、启东、如东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新四军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军并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而且，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日伪，敲诈勒索，久失民心，战斗力较弱。7月25日，陈、粟率部东进。韩德勤发觉新四军东进，即令何克谦部及陈泰运领导的税警总团从南北两面夹击。

陈、粟对何、陈两支军队采取不同对策。对陈部在击溃其一部分兵力后，便尽数遣还俘虏，送还枪支，以示联合抗日；对何部则坚决打击，姬鹏飞所在的一纵，负责占领搬经，截断其后路；二纵负责占领黄桥东北地带；三旅负责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日晚，利用夜晚，三个纵队在一夜之间都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歼灭何部主力部队2000余人。29日晨，解放黄桥。然后，叶飞、姬鹏飞、张藩又率部相继攻克日伪据点西来庵镇和孤山，俘虏人枪很多。

9月3日，韩德勤指挥其军队向黄桥发起进攻，决心一举消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5日，其保安一旅占领了营溪。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由粟裕为前敌总指挥，歼灭前来进攻的韩军。5日夜，一纵在叶飞、姬鹏飞、张藩的指挥下，攻打营溪，一举歼灭了保安一旅两个团。

韩德勤又命令当过汉奸的张少华率保安九旅用“堡垒推进”的战术进驻姜埝。叶飞、姬鹏飞、张藩接到粟裕的命令后，率部配合二纵与之激战，一昼夜歼张部千余人，解放了姜埝。

9月30日，韩德勤下令将苏北新四军“聚而歼之”，决心在黄桥与新四军决一死战。

10月3日，韩指挥部分兵力向黄桥扑来。4日，其八十九军独立六旅在翁达率领下一马当先，进攻黄桥。担任突击力量的一纵，在叶飞、姬鹏飞、张藩领导下，与王必成、刘培善领导的二纵相互配合，将独立六旅分割成几段，经过三小时激战，全歼六旅，翁达自杀身亡。

5日上午8时，叶飞、姬鹏飞、张藩，又率领一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协同二纵、三纵，并肩作战，围歼韩顽第八十九军。经过一天一夜的冲杀，彻底消灭了韩的这支王牌军。随后，又歼灭了第三四九旅大部。此至“黄桥决战”取得了完全胜利。

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将所属部队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原新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次改为新四军第一师一、二、三旅。姬鹏飞的职务由一纵政治部主任改为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政委由叶飞担任。

为适应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需要，1941年9月，相继成立中共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粟裕任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一师师长和军区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地委和四个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为苏中第四分区，由第一师三旅旅长陶勇兼任四分区司令员，姬鹏飞调任三旅政治委员兼四分区政委。[1]194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9月1日作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为了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撤销了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政军民组织，姬鹏飞接替向民任第四地委书记[2]，负责领导通、如、海、启即第四地委的工作，他的军事副手为陶勇，党的副手为钟民，专员公署的专员由季方担任。陶勇见到新上任的地委书记姬鹏飞说：“吉政委，往后分区事儿，大主意你拿，冲冲打打的事我不偷懒。”[3]

姬鹏飞赴任之前，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副书记陈丕显及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对他作出指示：苏中四分区地处江海平原，面积4000余平方公里，人口近300万。它东濒黄海、南面长江，与日军占领的上海、汪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相距甚近，是苏中的前哨地带。因此，坚持四分区阵地，对于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4]。姬鹏飞自己的心情也不很平静，他一接到这项工作后，心里一直在想：“在敌人占领的心脏地带，在平原河网地区，能不能坚持原地斗争？”[5]他带着党组织的重托，踏上了四分区的大地。

1942年12月1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把姬鹏飞领导下的南通附近地域列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

姬鹏飞在与陶勇、钟民、季方等进行了紧急讨论后，于12月22日在南通县十总店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各县、区委书心出席了会议[6]。姬鹏飞代表中共四地委作了《贯彻苏中区党委南坎扩大会精神，投入“三冬运动”准备反“清乡”》的报告。他指出，所谓“三冬”，第一是“冬防”，即在四分区立即组建一支强大的藏兵于民的人民自卫武装，使“清乡”的日伪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第二是“冬学”，动员全分区300万军民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技术，提高打仗本领，同仇敌忾，准备以昂扬的斗争精神投入反“清乡”斗争。第三是“冬耕”，组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以充足的物资支持反“清乡”斗争。同时，姬鹏飞根据党中央和苏中区党委关于精简机构的精神，在报告中提出，要对四分区党政军机构和人员实行精简和调整。指导四分区扩大会议的粟裕深知进行精简工作的难度，他解释说：“我们精兵简政，正是为了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而从积极方面去提高我们斗争的力量，以节省人力物力，以便应付长期的战争环境。”[1]姬鹏飞随即号召：“必须按粟司令指示办!”[2]

会后，姬鹏飞抓紧时间落实会议的各项决定。到1943年春，全分区共组织自卫队8万人，民兵3.6万人。这10多万群众性武装队伍，成为主力部队的强大后盾。在“冬学”中，全分区共办冬校576所，群众2.5万人参加了冬校学习，大大提高了军民抗敌的勇气和信心。在“冬耕”中，各级政府成立了救荒委员会，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放贷款38707万江淮币，发放救济粮165万公斤。广大群众受了益，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姬鹏飞对精简机构抓得很紧很细。结果，分区和各县党政机关人员减少了一半以上，区一级机关从几十人减剩下十人左右，并且把海门、启东两个县合并为海启县。通过精简，机关实现了人员少、机构少、目标小、行动便捷、工作效率提高的目的。同时，把减下的人员去充实基层，加强基层，提高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姬鹏飞特别关注海启县的反“清乡”的准备工作。3月23日，他和中共四分区党委副书记钟民联名写信给中共海启县委负责人，指示他们要从“可能成为‘清剿’、‘清乡’的主要目标出发来布置工作”，“切不可再有任何侥幸的心理”。要把工作“一律转入战时状态”，要“一切为了战争，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战争”，这是“决定当前工作方针的基础”。因此要把动员工作“普遍深入到党员、战士、群众各阶层人士中去”。在对内策略上，“一切应着重于拉”，“团结一切可能参加反‘清剿’反‘清乡’斗争的人士，特别是中小学教员与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交通沿线可能为敌人占领的地方，“对两面派工作，亦须做适当的准备”，“就即刻加紧进行争取”。[1]

4月8日，日伪加紧部署对四分区的“清乡”。日军六十一师团团长、苏北地区“清乡”现地指挥官小林信男与李士群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决定》，确定4月10日开始“清乡”。11日，汪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在南通成立，投入“清乡”的总兵力达到1.5万余人。

为了打破日伪“清乡”军与我主力部队决战的策略，姬鹏飞、陶勇、钟民经过讨论决定，把主力部队的大部分暂时拉到“清乡”圈之外，留下少数部队与自卫队、民兵相配合，分散与敌人周旋。坚决执行粟裕提出的“每月每乡捕杀一个敌人”的战斗号召，采取“背猪猡”、“钓王八”、“扎粽子”、“赶鱼进网”的灵活机动的方法杀伤日伪军。所谓“背猪猡”，就是派民兵或自卫队在路旁，专候零星掉队的日伪军，用绳子迅速将其套住背走；“钓王八”，就是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引诱查线日伪军上钩。这些群众创造的游击战打法很是奏效。反“清乡”开始后个把月，仅海东区耕南乡的民兵就消灭了50多个日伪军。

同时，姬鹏飞根据粟裕的指示，领导四分区进行了群体性锄奸斗争。1943年4月1日，姬鹏飞通过苏中第四专员公署宣布实行抗日戒严[2]。同日，姬鹏飞批准专员季方和公安局长陈伟达联名发布了《苏中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条例》宣布：为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惩治汉奸、敌特的破坏，对“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特务，处以极刑，并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以执行之权。

为了开展群众性锄奸斗争，姬鹏飞与陶勇、钟民经过研究决定，从主力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人员，每人配备了短枪，加上苏中军区从一、二、三分区各抽调来的一个短枪排，组成精干的分区“政治保安队”，群众称之为“短枪队”。各个县也迅速组建了短枪队。这些神出鬼没的短枪队，经常化装成老百姓，进入敌人把守的据点，打特务，锄汉奸，仅海东的一个区，在四五月间就锄掉汉奸多名，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弄得日伪“清乡”人员惶惶不可终日。

1943年5月初，日伪为配合“军事清乡”，从江南运来了500多万根毛竹，从天生港向北到丁偃，转向东到掘港，一直延伸到海边鲍家坝；再由天生港沿至东海边，并把这绵延数百里竹篱笆两边的高秆农作物全部砍光，在篱笆外又修建了许多碉堡、瞭望哨；且在整个封锁线上，设立大小检问所150多个，派了450人驻守，企图切断姬鹏飞领导的四分区与其他地区的来往。因此，打破竹篱笆封锁线，便成为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一项突出任务。

姬鹏飞与陶勇、钟民经过仔细筹划，首先动员篱笆两侧的人民群众集体“跑反”，使日伪找不到为他们插篱笆的人；当日伪强拉民夫插篱笆时，便派党员、积极分子混在群众之中，组织群众或怠工，或浅埋，以利破击。然后是白天插，晚上破，把篱笆搞得支离破碎。7月1日，姬鹏飞和陶勇组织了一次破击竹篱笆的全区大行动，率领分区部分主力部队，指挥民兵和人民群众万余人，从东起南坎，西至岔河，北起丁偃，南至天生港，在150公里的封锁线上，锯电线杆、割电线、毁公路，人声鼎沸，日伪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动。姬鹏飞、陶勇号令一下，破竹篱笆大军点起熊熊大火，一夜间把日伪三个月惨淡构筑的竹篱笆毁坏殆尽。这就是名扬苏中的“火烧竹篱笆”。延安的《解放日报》对四分区的这一胜利，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

编查保甲，是日伪“清乡”之初祭起的又一大“法宝”。其基本做法是沿用中国封建社会对付老百姓的做法：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以十甲为一保，设保和工；一户“犯法”十户同罪，强迫户与户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对于这一企图离间群众、切断抗日党政军人员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恶毒做法，姬鹏飞、陶勇、钟民等经过筹划，指示各级党组织深入群众，进行宣布活动，讲明白伪编保甲的罪恶目的，提出“保甲册是阎王簿”，“册上录了名，将来跑不成”，“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等深入人心的口号，发动群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并警告为日伪编保甲卖力的人员，提出“谁编保甲，人人可杀”。各地还组织了神枪手、狙击战，专打日伪编查人员。广大群众和基干民兵，在四分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封锁区边沿开展麻雀战、伏击战、袭击编保人员、捣毁伪保甲组织；在靠近日伪据点的地方，发动群众慢编、乱编、假编，或把编好的门户牌烧掉。到9月中旬，全区编保甲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以至在以后的“延期清乡”、“高度清乡”阶段，日伪虽然再次提出“整编保甲”，也未能奏效。

7月中旬，姬鹏飞在如皋刘家园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姬鹏飞作了《三个月反“清乡”斗争初步总结与今后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敌人之失败首先是“军事清乡”之失败。敌的战略企图是要歼灭我的主力，消灭我游击队，摧毁我主要机关及各种组织。而敌人接二连三扑空，并随时都可能受到我之杀伤与打击，我则保存了雄厚的力量，游击队活动更加活跃，保证了机关和各种组织的安全，敌人的战略企图完全破产。在政治上，敌人编保甲也完全失败，群众对日伪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他又指出，“清乡”是敌汪已定的“国策”，虽遭挫折，但不会改变，也不会放松。他们把“清乡”的中心仍将摆在四分区，四分区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因此，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尖锐，更加错综复杂，更加流动游击；“我们今后的斗争方针，仍然是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展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开展全面的对敌政治攻势”，“在一定地区，运用适当的合法斗争，以打破敌人分期分区点线式武装政治‘清乡’阴谋，争取反‘清乡’决定性胜利”[1]。

1943年9月底，伪南京国民政府“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赶到南通“视察”，决定“延期清乡”三个月，10月中旬，“延期清乡”开始，日伪除在各县出动一支以日军为主体的机动部队到处搜捕抗日军民外，还派兵在较大的村镇构筑据点，加强军事“驻剿”。同时还调配大批宪兵、警察、特工人员组成“武装特务突击组”，收买地痞流氓，布置大量坐探，建立基层特务网，推行伪化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9日至21日，日军在南通就捕捉群众560多人，使用活埋、剥皮、“点肉灯”、“戳钢针”、上电刑等多种残暴手段摧残抗日民众。10月23日。山本机动队在石港镇土山脚下，一次就用马刀砍死群众23人，把人头装在竹篮里示众。一些地方的抗日领导干部也遭到捕杀。

面对反“清乡”斗争出现的异乎寻常的严重反复局面，在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的指导下，姬鹏飞认真总结了未能及时击败日伪“延期清乡”的教训，以中共苏中四地委名义，于1944年1月10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斗争方针给各县的指示》，要求各县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发挥各抗日组织的作用，不断打击日伪，消耗日伪的有生力量，打破与阻挠日伪伪化统治机构的建立，并加强运用各种隐蔽的辅助手段，麻痹、欺骗敌人，减少群众损失，保存有生力量。强调在方法上要灵活采用激烈的与和平的方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方式相结合，以“达到坚持四分区抗日民主阵地与积蓄革命力量，熬过当前难关，迎接反攻到来之目的”[1]。

稍后，2月14日，姬鹏飞又在他主持的中共苏中四地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第一期反清乡斗争基本总结》为题的报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反对日伪“延期清乡”的特点，着重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反‘清乡’斗争的一个主要法宝”，“在严重的反‘清乡’斗争中，没有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坚持原地斗争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同时在不同的形势，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条件底下”，要“适当的转变斗争方式，开展必要的复杂斗争，以麻痹敌人，缓和斗争，减少群众损失，更好地配合游击战争的开展，达到公开坚持斗争的目的。”[2]

会后，姬鹏飞领导中共苏中四地委各级组织，立即整顿遭受日伪破坏的党、政、群组织，把一部分长期坚持在“清乡”圈内的部队和地方干部调到圈外进行休整和训练。在游击斗争中，则根据日伪兵力高度分散的情况，组织精干的武装，速战速决，打击日伪机动队，同时派出短枪队到伪化势力猖獗的地区镇压特务、汉奸，此外，还组织力量，通过公开的、隐蔽的各种斗争方式，胜利地开展了反抽训壮丁、反自首、反伪捐等斗争。由于斗争方式既坚定又灵活，使反“延期清乡”斗争很快取得了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削弱和钳制了敌人的大批兵力，使四分区党、政、民经受住了严重的考验。对此，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于1944年1月15日特致信给姬鹏飞、钟民和陶勇，称赞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不仅是苏中党的一大杰作，而且是华中党的一大伟绩”，“事实证明四区党委、四分区的工作，堪称苏中的模范”。并号召“苏中全党向四分区学习”[3]。

日军为了加强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和对国民党发动战略性进攻，把苏中的一些据点交由伪军防守。姬鹏飞等根据苏中区党委的指示，于5月及时作出了《中共苏中四地委关于开展夏季对敌全面攻势的决定》，确定6、7两个月对敌斗争的总任务是：“立即动员与组织全分区武装力量，号召开展夏季对敌攻势”，以“打破其‘扩展清乡’的阴谋计划”，运用各种战术，“大力攻占薄弱据点，并给运动中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4]。

为了开展夏季攻势，姬鹏飞、钟民、陶勇还决定：将主力部队立即转入内线作战。5月19日夜，特务四团二营一举攻克童家甸据点。22日，东南警卫团又拿下竖河镇据点。两次胜利的战斗拉开了反据点斗争的序幕。

6月26日夜，根据姬鹏飞与陶勇商量的作战计划，特务四团包围了日伪的重要据点南坎，在3000名民兵的配合下，姬鹏飞和陶勇冒着枪弹策马指挥，于翌日凌晨发起进攻，并命令刚在如中全歼日军100多名、伪军400多名的七团在界河村预伏打援，结果此役不仅全歼了南坎据点的日伪军，还歼灭了进入伏击圈的日伪军。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闻讯后，特联名发来嘉奖令，称赞：“如中胜利，南坎攻克，捷音传来，全师共庆。两次大捷，对于打破敌汪‘扩展清乡’阴谋，意义重大。”[1]

接着，姬鹏飞、钟民、陶勇又率领四分区军民开展了对敌秋季攻势，经过夏秋两季攻势，前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9个，平毁碉堡200多个，毙、俘、伤日军700余人，伪军2000多人[2]。

至此，苏中四分区的抗日斗争从反“清乡”转入对日反攻阶段。一场在敌人心脏地带、平原河网地区开展的艰苦、壮烈的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它不仅直接有力地打击和挫败了日伪对四分区“清乡”图谋，而且打破了日伪企图从四分区推向苏中以至华中进行“扩展清乡”的罪恶计划，粉碎了日军由点、线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的迷梦，挫败了他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为此，中共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对姬鹏飞、陶勇等领导的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特发嘉勉电报指出：“四分区工作是苏中最有成绩的”，“是中华儿女与敌寇作生死斗争的壮烈伟大史诗，是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3]

1944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胜日伪的野蛮“扫荡”、“清乡”之后，已进入预备战略反攻。战斗在苏中的新四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粟裕、叶飞先后率部分主力队南下，开辟苏浙根据地，准备大反攻时直取南京、上海。这样，苏中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作了必要的调整。1945年4月19日，苏中分局批准陈丕显、管文蔚、姬鹏飞为苏中区党委常委，陈丕显任书记；管文蔚任苏中区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姬鹏飞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

8月15日，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朱德总司令即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发布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派出代表至新四军所在地天长地区，接收陈毅将军的命令。随后，管文蔚、陈丕显、姬鹏飞和苏中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张藩，即分别向附近的侵华日军独立第九十旅团及伪军孙良诚、陈泰运等部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定时间要日军交出全部武装，伪军率队反正，否则就坚决消灭之[2]。但由于蒋日合流，日军坚决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很多伪军则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军。

8月下旬，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鉴于日伪军拒不向我军投降，决定集中兵力，攻打运河线上的兴化城，然后转向东台，相机收复盐城。

兴化，是苏中根据地中的一个钉子，城内驻守着伪二十二师及兴化县保安团共6000余人，且城墙坚固，防御工事星罗棋布，城外四周均系水网地带，易守难攻。8月26日，开始做攻城准备，管、姬、张亲赴前线指挥。29日发起攻城战役，经过三天四夜激战，解放了兴化城。此役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俘日军4名及伪二十二师师长刘湘图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各种炮64门，轻重机枪122挺，其他枪3324支。新四军军部首长张云逸等发来电报祝贺，予以嘉奖。

攻克兴化后，管、姬、张即率苏中主力部队转向东台，在兵团配合下将盐城团团包围。据守盐城的伪军系张良诚之第四军，兵力约万余人，军长赵云祥，其部队分驻盐城、伍佑、南洋岸、新兴场等几个主要据点，成掎角之势，准备负隅顽抗。

姬鹏飞、管文蔚和盐城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组成指挥部，共调集苏中三个旅与苏北四五个团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2万余人投入战斗。决定先消灭由潘子明为师长、驻守在伍佑的伪三十九师。由于伍佑的地堡很多，火力相当强，姬、管、谢等计划把潘部引出来，在运动中歼灭之。

为了实现这一作战计划，姬鹏飞和管文蔚亲自与被俘的、且思想有转变、愿将功赎罪的一伪连长谈话，动员他混在被释放的士兵中，带着一封模仿赵云祥笔迹给潘子明的信，命令潘带兵从伍佑的北门向北突围。那连长一口答应，愿以此立功赎罪。

潘子明果然信以为真，不顾其参谋长的劝阻，于31日率部向北突围。进入姬、管等早布置好的伏围圈。结果潘子明以下官兵1700多人被俘，500多人被毙伤。苏中军区主力解放了伍佑及其附近的14个伪军据点，大获全胜。

稍事整顿后，姬、管等于11月8日发起攻打盐城战役。守城的伪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见潘子明大败，心里早已惶惶无主。在地下党员的有力工作下，赵云祥愿意与攻城部队最高负责人见面，姬、管同意了他的请求。

11月10日晚9时多，姬、管在盐城北一户老百姓的家里会见了赵云祥。经过谈判，赵云祥同意接收改编，率部起义。11日，姬鹏飞、管文蔚率部进入盐城。16日，赵云祥依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按原建制撤离盐城，到东坎、八滩一带进行整训，编成了三个团。这支起义部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

五

1946年5月，国民党“还都”南京，随即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为准备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自卫，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于6月2日决定，将姬鹏飞于1945年11月组建的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与苏中军区部队组成新的第七纵队，由管文蔚任司令员，姬鹏飞任政治委员（1946年9月兼任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戴心宽任副司令员，胡炳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下辖第五十五、第五十七、第五十九、第六十一，四个团和一个特务营。

7月10日开始，华野获悉国民党军队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发起进攻。当时，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共24个团，约4万人的兵力，而进攻苏中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即有15个旅，连同地方杂牌部队，总兵力近20万，双方兵力悬殊。

7月10日，粟裕决定集中第一师、第六师和七纵的主力部队，相机歼灭宣、泰之敌。13日，发起总攻击。管文蔚、姬鹏飞在高庄指挥第五十九团攻打佴家庄，第五十五团、五十七团进行打援。14日，国民党军第六十三旅两个营自张甸、塘湾向佴家庄增援，均被五十九团击退。15日，七纵接到粟裕的指示，要求立即派部队到林梓，阻击国民党从南通向如皋运动的部队。七纵立即派骑兵排到如皋、林梓，与地方部队和民兵连夜抢修工事，占领有利地形，为围歼这股国民党军队准备战场。16日凌晨，一师、六师和七纵部队先后到达林梓，进入阵地。粟裕命令七纵正面钳制敌人，一师、六师分别攻打敌人两侧迂回的部队。这一仗出敌不意，消灭了敌四十九师师部、二十六旅全部、七十九旅大部及一○五旅、九十九旅各一部，共1万余人，其中七纵消灭敌人2300余人[1]，打乱了国民党企图东西夹击华中野战军的企图。

宣泰、如皋两战后，国民党军队集中六个旅，在飞机、炮火掩护下，由南、西两个方面合围海安。粟裕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以创造新的战机，命令一师、六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继续休整，而令七纵唱主角，在海安及其以南实施运动防御战。

30日上午，从如皋出发的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五师第一六○、一八七旅，整编第四十九师第一○五旅和整编第二十一师新七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海安发起进攻。管文蔚、姬鹏飞、胡炳云冒着滂沱大雨指挥战斗。严阵以待的七纵第五十五团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经过四昼夜的殊死激战，七纵胜利地完成了海安运动防御战的任务。8月2日深夜，按照粟裕的命令撤出海安。而华野的一师、六师已在海安以北不到十公里的地方休整了半个月。粟裕日后深有感触地说：“海安运动防御战从七月三十日打到八月三日，第七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所属四个团只有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三千多兵力，英勇抗击了五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四天多，伤亡仅二百余人，杀伤敌人三千余人，创造了敌人伤亡十五比一的新记录。”[2]

此后，管文蔚、姬鹏飞等又指挥七纵配合一师、六师进行了攻克李堡、攻黄（桥）救邵（伯）等战斗，均取得胜利，到8月27日七战七捷，苏中战役结束。

194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华东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统编，正式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的番号同时撤销，七纵改为十一纵，管文蔚、姬鹏飞、胡炳云仍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辖管三十一、三十二旅[3]。从2月20日至23日，十一纵根据华野的统一部署，配合山东主力部队进行莱芜战役，十一纵采取长途奔袭办法运动到李堡地区，全歼守敌一个营，收复了李堡。

1947年11月上旬，为了策应刘邓、陈粟大军挺进中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作出决定，组成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和华中指挥部，任命管文蔚为指挥部指挥，陈丕显为工委书记、指挥部政委（未随野战军行动），姬鹏飞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十一、十二纵队和华中地区地方武装[1]。8月6日，管、姬指挥第十一、第十二纵和地方部队，在南（通）（赣）榆公路盐城至东台段发起攻势。7日，攻克盐南伍佐、南洋岸、便仓、大团等国民党据点，歼敌一个团，10日，对盐城发起总攻，12日攻克，又歼敌四个团。此役共歼敌7200余人，俘少将师长李铁民以下官兵2000余人，俘保安团、还乡团3000多余人，使苏中、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2]。

不久，国民党军派遣整编第二十一、第五十一师加强沿江防御，命令整编第四师从海安、整编第四十四师从阜宁等地南北对攻，于8月23日重占盐城。管、姬等则指挥第十一纵、第十二纵于9月上旬分路从侧后向进犯的国民党军出击。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先后收复泰兴、靖江、海门、启东、如皋等县大部分地区，歼敌一部，再度切断通榆公路，收复盐城。

1948年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将第二纵队和第十一纵、十二纵会合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未随野战军行动），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华东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九军分区的对敌斗争。原华中指挥部相应撤销[3]。

韦国清率第二纵队南下，国民党首脑机关误认为华东野战军意欲经苏中南渡长江，便匆忙从山东急调整编第七十二、第八十三师，又从大别山急调整编第二十五师赴苏北增援，同时加强沿江防守。韦国清、姬鹏飞等决定乘国民党军援兵尚未全部到达，部署尚未就绪，对二纵南下意图尚未判明之际，即对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的侧翼据点益林发起攻势。战斗从韦国清到达的第二天，即3月16日发起，至14日拂晓结束，全歼整编第五十一师之第一一三旅（欠一个团）并援军整编第七十二师一个营，共约7000人，其中俘少将旅长王匡以下共2000余人。负责主攻的第二纵队由于缺乏河川地带作战经验，亦伤亡2800多人。同时第十一纵队在第九分区武装配合下，攻克了掘港（今如东县辖制）、三余、石港、吕泗镇等七个据点，歼敌一部。益林战斗后，韦、姬等指挥第十二纵队乘胜攻克响水口、陈家港等据点，歼敌1300多人。

济南战役后，姬鹏飞和韦国清等兵团主要领导人赶到山东曲阜，参加了1948年10月5日至24日举行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讲话精神，重新讨论制定了“淮海战役”计划。

10月11日和12日，中共中央军委连续对打好淮海战役向华东野战军下达了作战指示：战役的第一阶段，是用七个纵队的兵力，将黄伯韬兵团围歼在新安镇地区，以八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韦国清和姬鹏飞率领的苏北兵团为第一路（即东路、左翼），由赣榆县向南朝阿河镇前进，负责切断黄伯韬兵团向海州、连云港东逃的去路，并配合苏北军区地方部队向海州、连云港发起进攻，在收复海州后，再由陇海路南侧向高流、宿迁、睢宁前进，最后到达徐州东南，准备阻击徐州东援之敌。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8日上午，韦国清、姬鹏飞率苏北兵团进至湖州地区待命。9日，粟裕电令，要求苏北兵团日夜兼程以迅猛动作越过陇海路，向睢宁与徐州间的大王集、双沟镇方向急进，迂回堵击逃敌。接到命令后，韦、姬立即改变原来部署，率领三个纵队以十二纵在左，十一纵在右，二纵居中靠后跟进挥师向西南，从黄伯韬兵团南侧向前赶超。并要求第二纵队取弓形前进路线抢占顺河集大船桥。苏北兵团全部顺利地渡过运河，于11日进至宿迁。当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完成了对黄伯韬的包围。晚上，粟裕令苏北兵团迅速沿海郑公路向大王集、双沟镇攻击前进，歼灭正从睢宁向徐州撤退之国民党孙良诚之第一〇七军。

12日下午，苏北兵团之第二纵队五师进至刑圩附近马上包围了该部，限令孙良诚于13日上午10时半以前全部放下武器，13日中午，二纵五师见孙良诚无意投降，便缩小包围圈。14日上午8时，孙良诚率第一〇七军军部和第二〇六师共6000余人，放下武器投诚[1]。

在黄伯韬兵团接近被歼时，华东野战军于11月21日又作出部署，命令韦国清、姬鹏飞统一指挥第六、第七、第十、第二、第十三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南下阻击李延年兵团和直接配合中原野战军作战。[1]11月28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出徐州，企图与黄维兵团会合，退守江南。12月5日，淮海前线指挥部命令苏北兵团韦国清、姬鹏飞指挥二纵、八纵、十一纵及鲁中南、两广纵队担负南线阻击任务。韦国清、姬鹏飞接受任务后，经研究作出部署：兵力部署要形成重点，加大纵深；构筑完整防御体系，加强反坦克措施；火炮集中于主要方向；抓住时机反击。为了加强防御的稳定性，苏北兵团又设了第二道防线。

在韦、姬的部署刚刚就绪后，邱清泉便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于7日向苏北兵团展开了轮番攻击，企图打开缺口，夺路南逃。苏北兵团顶住了敌军的攻击。14日，杜聿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精锐企图夺路南逃。战斗于上午11时展开，双方战斗极为惨烈，韦、姬指挥的苏北兵团打退了敌人的连番冲击，蒋军未能越过雷池一步。苏北兵团在南线阻击成功，保障了歼灭杜、黄两大集团的胜利。战后，苏北兵团受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嘉奖。

1949年1月19日至2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举行了扩大会议，姬鹏飞参加了会议。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属四个兵团，共58.1万人[2]。姬鹏飞担任第七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3]

3月，在第七兵团王建安司令员、谭启龙政治委员和姬鹏飞率领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军到达长江北岸，筹办渡江船只，组织渡江训练。战前，三野赋予第七兵团的渡江任务，是从安徽庐江东刘家渡至安庆西北棕阳镇，东西约75公里，从正面突破敌之江防，渡江后向宣洲、广德、长兴方向挺进，切断南京沿海地区敌人的退路，然后进取杭州，解放浙江省。

4月21日，当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王建安、谭启龙、姬鹏飞指挥的第七兵团在渡江前接到周恩来从北平打来的电话：“你们七兵团一定要第一个渡过长江，在南岸登陆。毛主席今夜不睡觉了，等待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4]第七兵团的先头部队于20日21时15分，一举攻占了新洲、紫沙洲，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占领了滩头阵地。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来贺电，祝贺第七兵团、九兵团渡江成功[1]。23日，东兵团解放南京，蒋家王朝宣告覆灭。24日，王建安、谭启龙、姬鹏飞指挥第七兵团冒雨直奔浙江省会杭州。5月4日傍晚，姬鹏飞等进驻杭州市[2]，他兼任浙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然后，第七兵团继续向蒋介石的老巢浙南、浙东进军，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浙江的任务。

六

1949年11月，姬鹏飞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让他到刚成立的政务院外交部报到。他不想离开部队，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他跑到上海去找老上级粟裕倾述心情。粟裕告诉他，新中国成立了，外交战线需要人，要执行命令，赶紧动身。

姬鹏飞回到杭州后，便和夫人许寒冰带着一个警卫排立即动身，12月赶到北京[4]，暂住进前门大街大栅栏的新华饭店[5]。当他到东单外交部街33号的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到后，便得知同他同时调入外交战线工作的还有耿飚、黄镇、王幼平、谭希林、曹仁祥、倪志亮、彭明治、韩念龙等。使他极为感动的是，他还得知，是周总理亲自“点将”调他入部，拟让他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

当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基本到齐之后，姬鹏飞参加了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主持的外交业务培训班，学习外交工作的“ABC”。他听了外交史、国际法、外交特权与豁免及外交文书等讲座，参观了各种外交文书展览。使他饶有兴味的是，周恩来安排他们到中南海勤政殿观摩了毛泽东接受东欧某国大使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特地接见了这批大使。毛泽东对这些刚脱下军衣的外交官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外交工作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要好好干，耐心干。你们都是将军，虽然不懂外语，但是派你们出去，我们很放心，因为你们跑不了。[1]

培训期间，周恩来几次给这批大使作报告，讲述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性质和方针政策，解答培训班提出的疑难问题。他特别嘱咐姬鹏飞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搞外交，中央相信，无论把你们派到哪个国家，你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他再三叮嘱：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注意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长处，要重视调查研究，勉励大家当好国家代表和友谊使者。[2]

培训班快结束时，外交部正式公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秘书的名单。唯独姬鹏飞未能最后确定。因为英国政府虽然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在联合国中仍然支持蒋介石台湾“政府”占据的席位。这样，姬鹏飞不得不耐心等待，直到1950年9月，中央政府才公布毛泽东任命姬鹏飞为我国首任驻民主德国大使及外交使团团长的决定。

10月3日，姬鹏飞便和夫人许寒冰、参赞王雨田、景林以及李迂安、齐怀远、宋之光、许文益等一行12人，飞离北京，6日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于11日到达柏林。姬鹏飞等一走出火车车厢，就受到民主德国副总理努士克，内政、工农及商供部长、群众代表和华侨代表，以及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民德使节的热情欢迎。当天的民德报纸也报道了姬鹏飞到任的消息。

12日，姬鹏飞拜会了民主德国外长窦丁格，然后，赴总统府向皮克总统递交国书并致颂词，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向总统的问候。1953年11月，苏联管制委员会撤销后，民主德国和我国双方的代表机构改称大使馆，双方的使节也改称全权大使，姬鹏飞再次向皮克总统递交了国书。

为促进友好关系，民主德国政府决定于1951年6月举办德中友好月活动。姬鹏飞请国内派一中德友好代表团参加活动。5月3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抵达柏林，姬鹏飞全程陪同沈钧儒等参加德中友好月活动，如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举行的盛宴；皮克举行的招待会；参观中国艺术展览会、民主德国医学研究所、西门子、勃拉尼亚工厂、科学院土壤实验场。在波茨坦、哈勤城、马格德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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