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秀峰个人人物简介,对杨秀峰的历史评价,杨秀峰是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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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杨秀峰个人人物简介,对杨秀峰的历史评价,杨秀峰是怎么死的？

杨秀峰个人人物简介,对杨秀峰的历史评价,杨秀峰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杨秀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法学家。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晋冀豫根据地担任要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一贯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克己奉公，实事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杨秀峰，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2月27日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四知堂[1]。祖父杨敬修，字慎斋，清末秀才，一生在本县办教育。父亲杨叙伦，字洪九，清末举人，后考入北京高等实业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任天津北洋铁厂技士、工务课长。

1902年，杨秀峰入私塾，随后进村初级小学和县立高小念书。幼时的杨秀峰身处礼教甚严的“书门”，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与没落，对其父尊崇旧礼教，虐待其母颇为愤恨，并萌发了从封建大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念头。杨秀峰和叔父杨十三自幼关系密切。杨十三又名裕民，年长杨秀峰7岁。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少年杨十三为家乡的义和团攻进县城、砸洋教堂义举拍手称快。不久，义和团运动失败，杨十三目睹很多义和团团员惨遭杀害，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签订了《辛丑条约》。他痛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走出家门，立志读书。杨十三这种朴素的民族正义感，对幼小的杨秀峰产生很大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杨秀峰和杨十三叔侄以实际行动支持辛亥革命，除本人断然剪掉辫子外，并积极动员家族成员和亲友剪掉辫子，女子放弃裹足。

1911年，14岁的杨秀峰在迁安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了直隶第三师范学堂（河北滦县师范学校）。1915年，杨秀峰因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进步活动，被开除学籍。他回到故乡迁安仍继续从事反袁运动。袁世凯死后，杨秀峰才返回直隶第三师范学校学习。

1916年，他到了北京，考入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先在预科学习一年，次年升入本科史地部。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进步势力很强，民主空气、学术空气很浓。杨秀峰从偏僻的农村来到这所高等学府，眼界大开。由于在史地部所学的课程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为他的思想解放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了基础。杨秀峰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刻苦攻读，学业成绩很好，被同学们选为班长。1917年，他辍学一年，返乡执教于迁安县师范讲习所，筹集学习费用，以减少对家庭的依赖。1918年，他在迁安县师范讲习所讲授卤族元素之一的“氯”和“氯化钠”过程中，学生反映这些抽象的理论很难理解。杨秀峰就到天津，找到任直隶省工业试验所化学工业课技士的叔父杨十三，从那里借来一套搞氯化实验用的用具，在课堂上进行实验，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在做化学实验时，突然发生爆炸，外耳道受伤而致耳聋。当时有人对他说，何必冒风险，找苦吃，险些搭上性命，太不值得。杨秀峰听后严肃地说：“教好课是每个教员的天职，只要学生能尽快掌握所学知识，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心甘情愿。”

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杨秀峰被推选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负责学生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五四那天，杨秀峰和同学们一起从曹汝霖住宅中搜出章宗祥，将他痛打一顿。这时，曹宅突然起火，北京市警察总监带大队军警赶来镇压，学生们同军警展开了激烈搏斗，在搏斗中，杨秀峰门牙被打掉两颗。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30余人被捕。杨秀峰参加北京大学联合会，营救被捕同学。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持，北京高等院校派出了一些代表到外省市联系。杨秀峰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来到天津，深入河北工学院等高等院校报告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情况。5月中旬，天津1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同年夏季，杨秀峰回到家乡，把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种传播到迁安城乡。他在迁安教育界讲演，号召广大师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发动迁安师范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到县城集市上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搜查日货，教群众唱抵制日货的歌曲，掀起了迁安第一次反帝爱国高潮。

1921年，杨秀峰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到江西省立鄱阳中学任教，开始了教书生涯。1922年秋，到直隶省立河间中学任教。执教期间，他利用假期同在天津河北工学院任教授的叔父杨十三一起回到家乡，在杨团堡村小学举办农民讲习班，宣传三民主义，评说国际形势，宣传新思想，倡导新文化。农民讲习所持续了3年，办了6期。他们在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将本村小学改建为乙种工业职业学校，设置染织厂，同时在家里延聘教员，成立了“立三私立女子初级学校”，提倡男女平权，开创了本县女子念书的新风气。

1975年，正当杨秀峰在直隶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即通县女师）任教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无比愤慨，向同学们讲述惨案经过、背景和掀起反帝运动的意义，并亲自组织领导了通县师生声援上海反帝爱国大会和游行示威，指导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在通县燃起了反帝怒火。他还两次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教职员“起来参加运动，做学生的指导者”。他在女师任教两年，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他要离开学校时，学生们执意挽留，竟连续三天关闭校门，惟恐他悄然离去。这一时期，他又先后在北京京兆中学、北京平民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大附属中学任教。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政府杀害，杨秀峰无比悲愤。他决心像李大钊那样要立“千秋之功”，不怕承担一切横加的“罪”名。当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红色互救会”，他不顾白色恐怖的威胁，挺身而出，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地教授白眉初一起积极为李大钊发动募捐活动。

1928年杨秀峰到河北省教育厅供职，任第三科科长。同年12月，辞职离开，其间加入了国民党，但国民党的腐化堕落和内部的派别营私使他很快与之断绝了关系。1929年秋，经河北省教育厅保荐“官费”留学，入法国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

二

1929年9月3日，杨秀峰在上海乘船去法国，共同前往的有在河北省教育厅一块儿供过职的王浚明。到法国后，杨秀峰阅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同学，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人，对之腐化深刻不满，对许多朋友常作无情的斗争。出国途中在轮船上以及沿途弱小民族的受压迫痛苦，深入地感动了我，反帝热情更加激荡。过去‘五四’以来所读过的新文化读物的影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实证，把我的思想推进一步。”[1]到法国以后，杨秀峰参加了由法共中国语言组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马列主义。

1930年3月，杨秀峰在法国经张畏凡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参加领导了留法学生和华侨的反帝组织——东方反帝同盟，任党团书记，创办了《工人》等革命秘密刊物，翻印了旅欧总支部的机关报《赤光》，积极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对敌斗争的宣传和传单多出自他的手笔。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在法国华侨和留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群情激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投降卖国行为万分痛恨。时任法共中国语言组执委的杨秀峰，参加领导了留法学生和华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集会游行，向驻法日本大使馆和中国大使馆示威，被法国当局拘捕，1932年2月，经取保释放后，即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曾一度暂住比利时，为警察所注意，不能久居，随后由法共党中央转送莫斯科。1932年3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杨秀峰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林铁为维护党的团结，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被遣送到乌拉尔山加里宁铁矿做电工8个月。做工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杨秀峰的一只手被炸伤致残。1933年1月，共产国际通知杨秀峰回莫斯科。回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找他谈话，要派他回国到中央苏区，具体办法由中国代表团安排，让他和中国代表团接头。当时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是王明。王明叫他等候，同时到共产国际图书馆看一些文件，学习学习。1933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和王明一起来找杨秀峰，对他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有困难，问他，是否公开回国，搞公开职业作工作。杨秀峰回答，无意见，组织怎样安排我怎样做。于是确定公开回国。临走之前，王明又对杨秀峰说，公开回国要在几个国家多停留一些时间，从苏联直接回国不好；并告诉他，到上海接关系的办法。“五一”过后，杨秀峰乘火车离开苏联到柏林，德国中国语言组负责人王炳南到车站接他。在德国，杨秀峰参加了中国语言组的工作。同年11月，杨秀峰又从德国去英国。在英国，同中国语言组负责人于彬取得联系，并参加了中国语言组的反帝爱国活动。

1934年2月，杨秀峰搭日本轮船从伦敦回国，3月中旬到上海后，与住在北京的孙文淑取得了联系，并相约到南京会面。孙文淑曾是通州女师学生，与杨秀峰在教书时相识，杨秀峰出国后，两人经常书信来往。4月初杨秀峰与孙文淑在南京见面，然后结了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和孙文淑回到上海。由于无人来接头，两人决定去日本，于1934年5月上旬动身。

1934年10月，杨秀峰从日本回国，加入了由黄松龄、温健公、邢西萍、张友渔、阮慕韩、吕一鸣组成的一个特殊组。特殊组直接归中央联络局领导，不和地方党发生横的关系。因为特殊组的成员都有公开职业和社会地位，可以出面活动。对外他们则以左派教授的面貌出现，主要搞上层工作。同年冬，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阮慕韩和王思华同时被捕。张友渔、邢西萍和温健公去了山西。杨秀峰和黄松龄则没有躲开，继续从事统战工作。阮慕韩和王思华被捕后，阮慕韩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未暴露身份，加上党组织通过各种上层关系大力营救，在1935年春便出狱了。阮慕韩去天津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特殊组还是由阮慕韩召集，邢西萍、张友渔、温健公从山西回北平后，也继续参加特殊组的活动，这时，已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夜了。

1934年黄松龄被聘为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他推荐聘任了杨秀峰、张友渔、季陶达等中共党员和左派教授来任教。同时，杨秀峰还在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以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课堂作为阵地，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1935年5月，他在北平师范大学作《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的学术报告，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他的这些革命活动，对平津学生掀起“一·二九”爱国运动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当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时，杨秀峰在天津组织青年学生起来响应，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一八”大游行，他不顾个人安危，自始至终走在队伍的前列，对游行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指点解决的办法，制止了个别人想冲进日租界的冒险行为。他站在学生救亡运动的前列，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与尊敬，被称为“红色教授”。他的爱国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6年8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向南京特务机关总部的“密报”中写道：“天津学生救国运动的发动者为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温健公二人领导。”[1]为此，他被北平师范大学解聘，并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通缉追捕，但在中共地下党和爱国进步人士掩护下，都化险为夷。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给杨秀峰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底，杨秀峰在自己的叔父、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家里与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青年军官教导处处长谌厚慈会晤。谌厚慈也是河北省迁安县人，上海法政大学毕业，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北伐革命军总部浙、苏、皖、湘、鄂五省联络使，后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并被迫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失败后，谌厚慈从香港辗转来到天津重谋职业。杨秀峰认为谌厚慈是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就积极奔走于平津两市，很快为谌厚慈谋得北平市高级商业专科学校校长一职。谌厚慈到商科学校就任后，杨秀峰即委托叔父杨十三向谌厚慈介绍共产党员张苏、孙文淑到商科学校任语文、近代史教员。从此，北平市高级商业专科学校成为我党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36年1月，杨秀峰和许德珩、张申府等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1937年2月，杨秀峰参加发起、组织和领导“华北各界救国会”，任党团书记。当时，以宋哲元为军长的第二十九军驻守在平津河北一带，宋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后为冀察政务委员长。“一二·九”运动爆发之际，学生们喊出了“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冀察当局以木棍、皮鞭、水龙镇压学生，形成了爱国学生与二十九军对峙的局面。1936年春，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提出了争取宋哲元抗日的策略，但不少学生运动骨干很难想通。为此，北平学联举行报告会，杨秀峰应邀前去演讲。他分析了日蒋之间及宋哲元与日蒋之间的矛盾，指出争取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抗日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他的分析透辟入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更多的学生骨干所理解和掌握。于是，学生们在天津的“五二八”和北平“六一三”游行中喊出了“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等口号。宋哲元对此表示满意。在盂兰节为长城抗战烈士超度亡魂时，他接受了学生的挽联，以后又接纳北平学生参观二十九军演习。过去的对立情绪已经化解，学生们到二十九军宣传抗日受到欢迎。北平学联等学生爱国组织为争取二十九军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对激发该军官兵在喜峰口和卢沟桥奋起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杨秀峰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一次，他为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同学作报告，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活动了一天。在听取了同学们的汇报和看到活动受到警察、特务们的监视以后，他说，“夏令营”是非常成功的活动，一定要坚持下去，并要继续扩大组织。我们这些人来讲讲是可以的，为了迷惑敌人，扩大统一战线的斗争，有选择地请另外一些人来这里作报告，对学生运动的发展可能是有利的。“民先”总队部非常同意杨秀峰的主张，当即由他选择并介绍了张荫梧这样一个人物。杨秀峰说：“我们请他来作报告的最大目的，是他曾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现在政声很低，很想拉拢一些人做资本，他如肯来，估计不致说出很反动的话来。把他在‘夏令营’展览一下给特务和警方看看可能是有好处的。”[1]那时的张荫梧因手无兵权还未成为“摩擦专家”。于是学联代表持杨秀峰的信在“全民报”（张主办的报纸）馆会见了张荫梧。他们说明来意后，张问：“多少人？是什么人？”他们说：“七八百人都是各校品学兼优，有高度爱国精神和振兴中华民族决心的大、中学生。”张接受了邀请，翌日晨学联租了一辆小汽车接他去了西山。“夏令营”一如往昔被大批警察和特务监视着，西郊警察分署署长也在这里。车门打开，出来的是张荫梧，这位署长和公安局的人都惊呆了。他们都曾是他的部下，忙上来敬礼。张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来看热闹”。正如杨秀峰所料，张荫梧的到来，使警察、特务们对学生们的监视松动了，学生们的活动自由了一些。

杨秀峰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该会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把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一起，组织集会和撰写文章，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的反动面目。国民党反动当局网罗右派势力对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进行“围剿”。1937年5月4日，北平学联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蓄意进行破坏，组织反动的“童子军”殴打爱国学生。而后，又在报纸上发表题为《保卫马德里歌声刺破了我的耳鼓》的文章，无端攻击“西班牙人民阵线”，大骂北平的爱国学生，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揭露陶希圣的反动嘴脸，杨秀峰于5月14日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陶希圣的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陶希圣的文章“是挑拨离间、制造民族分裂的最好典型，是为法西斯分子和日本侵略者张目”。杨秀峰召集“华北各界救国会”会议，决定以受伤同学的名义写“呈文”，向北平地方法院提出申诉。北平地方法院受理了这桩刑事案件，并向陶希圣发出了传票。尽管陶希圣没有出庭受审，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斗争，陶希圣之流的反动面目被彻底揭露。

杨秀峰在刘少奇、彭真、林枫等同志直接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并声援上海“七君子”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在华北文化教育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口头上宣布抗日，实际上部队纷纷南逃。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气焰嚣张，到处散布民族失败主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等十大救国纲领，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杨秀峰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毅然放弃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投笔从戎，将2岁的独生子杨为民托付给亲友，偕夫人孙文淑，带领和组织平津等地进步学生，经天津、青岛、郑州、石家庄到太原，深入太行山区农村，建立抗日武装，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对此不理解，他说：“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是北平颇有名气的教授，如今像游方僧人似的在山区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呢？”杨秀峰回答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1]

当时，在国共合作共同对敌的形势下，一些失意军阀政客也纷纷标榜抗日。隐居河北省博野县的张荫梧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此人曾经当过北平市市长。下野后一直在家乡办离奇古怪的“四存中学”。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他当了此官以后，便大肆沽名钓誉，捞取政治资本。为此，他多方约请名人志士到他的民训处为他服务。他知道杨秀峰是河北人，是平津一带著名进步教授。当有人推荐杨秀峰到民训处时，他很快给了杨秀峰一个冀西民训处特派员的头衔。杨秀峰得到这个合法地位后，当即向北方局刘少奇、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报告。周、刘对此事很重视，向杨秀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充分利用冀西民训处这个合法机构，积极发动群众，配合我八路军，迅速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为疏通关系，周恩来还带着杨秀峰面见行营长官程潜、黄绍竑等人。杨秀峰对张荫梧当时的抗日一面，诚心诚意帮助，同时对他消极的一面也很警惕。他冲破束缚，在冀西民训处特派员这个名义上想点子，果断地决定建立机构，行使实际职权，把这个有名无实的虚设机构办成一个为抗战服务的实际工作机构。9月20日左右，杨秀峰召开紧急工作会议，传达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研究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等问题。参加会的有省委书记李精玉、副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长刘秀峰、省委秘书长李德仲等。会议共开7天，会后宣布“冀西民训处特派员办事处”正式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并立即向所辖各县派出工作人员。当时民训处管辖阜平、平山、行唐、灵寿、新乐、井陉等13县。不久，井陉县城沦陷，杨秀峰即以冀西民训处的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动员该县县长、公安局长坚持抗战，岂知这二人却吓得失魂落魄，竟已逃之夭夭。杨秀峰带领冀西民训处的同志，分别到阳泉、平山等地，发动群众，团结抗日力量，在冀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由25支枪、2000发子弹装备起来的民训处抗日武装，正式走上抗日第一线。不久，又收容了西北军的一个班以及任县、内丘县的保安队。10月25日在皋落镇召开了冀西游击总队成立誓师大会。杨秀峰在大会上指出，冀西是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环节，如若在冀西站住脚，就能使以太行山为基础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相互接应，连成一个整体，使冀西成为消灭敌人的有利战场。会上杨秀峰被任命为冀西游击总队总队长，不久，成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支援了几名军事干部和20支枪400发子弹。当日寇向太原进犯时，冀西游击队夜袭敌人，在葱窝打响了抗日的枪声。

当时，冀西残留着许多东北军的散兵，他们凭借枪支，打家劫舍，勒索百姓。杨秀峰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这些散兵虽有恶习，但有亡国之恨，大多可争取其抗日救国。于是他派出联络人员，争取他们举枪抗日，反复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使这些散兵接受了八路军收编并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当时，冀西还存在着一些抗日民众自卫团。这些自卫团，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招牌，欺压百姓；有的是真心实意地为百姓除害，抗击日寇的暴行，但方法和策略又欠正确；有的则在观望。杨秀峰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实际情况，采取了有力措施。对于那些死心塌地、屡教不改的汉奸，杨秀峰决不姑息迁就，坚决予以镇压。原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下的张二熊还乡后，拉起民团，自任团长，鱼肉乡里，为非作歹，成为内丘县一霸。杨秀峰曾几次派人劝其改邪归正，晓以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的大义。张二熊不但不听其劝告，反而投进日军的怀抱，充当了内丘伪县长。杨秀峰对此十分气愤，当即决定除掉这个汉奸。在八路军七六九团参谋曾绍山的协助下，将张二熊引出处决。杨秀峰亲自书写布告，公开其投敌罪行。恶霸被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到处传唱“汉奸走狗听一听，谁要勾结日本兵，请看张二熊”的歌谣。

1938年初，内丘县东南部13个村自发组织了500人参加的民团，维护地方秩序和治安，防范盗匪抢掠，但其排斥一切外来武装。杨秀峰派李艺林前去做说服工作，联合他们抗日。民团总指挥石振舟气势汹汹，不由分说即将李艺林捆绑起来。李艺林拿出杨秀峰的亲笔信，民团首领李茹兰看了信，说：“我在北平训政学院听过杨先生讲课！”内丘县民团首领深为杨秀峰投笔从戎抗击日寇的行为所感动。石振舟当即率部投奔杨秀峰，被正式编为冀西游击区司令部特务区队。石振舟被委任为特务区队长，从此走上了抗日战场。

民训处和游击队所到之处，深入宣传“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主张和“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于是“要出头，投冀游”的口号不胫而走。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场面。仅临城赵庄一村就有七八十人参军。

1938年1月，杨秀峰与孙文淑从岭下布置工作后回到民训处的后方办事处拐儿镇，以杨秀峰名义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统战工作会议，邀请了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和河北民军副司令乔明礼。当时，一二九师师部驻辽县（现左权县），民军驻辽县的上、下庄，正是从辽县下岭到邢台县的要道。这个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搞好统战，协商在活动方面能更好地配合；另一具体问题，是对岭下吴金铎部的收编问题。吴金铎部是原东北军的一部分，官兵们也有抗日要求，党也指派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这个部队，做政治与宣传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未经改造的旧军队，到达邢台后，与当地的红枪会发生冲突，双方对峙，用机枪伤害了不少群众。其时我们的工作团杨雨民、李鸿年二位同志正在做红枪会的工作。这是一部分为封建势力所掌握的群众武装，迷信刀枪不入，一直统治着邢台县的里川沟。当吴金铎部与红枪会遭遇后，李鸿年正好在场。他见到无辜农民被机枪扫射，大量伤亡时，就奋不顾身，摇着白手绢，迎着弹雨，向吴的阵地冲去，要求停火。吴金铎听说民训处出头调停，就派他的学生出面接谈。一见面，原来是李鸿年的同学，于是弄清了吴的底细，并组织了吴部与红枪会参加的会议，作了停火的决定。为此，杨雨民返回拐儿镇，向杨秀峰作了汇报，提出要收编这支武装。这也就成了拐儿镇会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了。对此，邓小平表示，八路军要尊重友军，不能收编这部分有国民党番号的部队。于是，杨秀峰特意请乔明礼来收编了这支队伍。当时，田润之负责生活接待，邓小平对他说，秀峰同志工作得很好，你们民训处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乔明礼是保定军校出身，当时在抗日方面还是很积极的，对杨秀峰也非常敬重。他当面对杨秀峰说：“你领导的大学生生龙活虎又能吃苦耐劳，跟农民能够同吃同住，一身虱子也不在乎，一定要派一些学生到我那里工作。”杨秀峰立即应允，并派刘火前去，乔委任刘为秘书。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一八○师团自邯郸西进，占领涉县、黎城、潞城、长治、屯留、长子六城，准备向太行山北部进攻。4月4日，日军三万余人分九路向太行北部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冀西游击队。4月27日，冀西抗日军民胜利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冀西军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国民党华北别动总队第二十四支队长侯如墉、河北民军第二民军司令乔明礼分别率部北上。这两支队伍进入冀西驻在元氏县。他们不遵守由县统一供应的制度，擅自摊派粮款，滥事扩充，农民负担繁重，群众怨声载道。为协调各方关系，团结友军一致抗日，1938年5月上旬，杨秀峰在黑水河召开有冀西民训处、元氏县政府及各方驻军联席会议。正在冀西视察的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会。会议达成协议，由抗日县政府、二十四支队（后改为十三支队）和河北民军各派代表，联合组成抗日动员分配委员会，统一筹粮分配粮款。三方各抽调人员组成元氏抗日联合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和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需，并在军事上形成了联合行动。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维护了团结抗日的局面。杨秀峰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联合各界抗日，从而成为冀西抗战的一面旗帜。

为了隐蔽，部队经常在夜间行军转移。每到一地后，别人都去休息了，杨秀峰总是在油灯下继续工作或学习。在行军中和战斗空隙他也抓紧时间处理行政事务或召集村民座谈，了解减租减息的落实情况，统一累进税的执行情况，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是否已调动起来，群众还有哪些疾苦需要解决，等等。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赞颂杨秀峰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功绩：“杨秀峰，意志坚，走遍冀西十三县，组织民众来抗战……杨司令，真能干，武装民众千百万，到处开展游击战——炸碉堡，崩汉奸，扒铁路，过平汉，打得敌伪心胆寒。”

杨秀峰领导的抗日队伍逐步扩大，到1939年10月，已达7000余人。1940年5月正式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一旅，成为太行山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之一。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杨秀峰任行署主任。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反摩擦斗争。

行署成立不久，蒋介石委派的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就借机寻事，与行政公署争夺地盘。1938年11月，杨秀峰外出组织反扫荡斗争，那位省政府主席以行署主任“不知去向”为借口，公然宣布取消冀南行署，进而提出撤销县长，解散所有的抗日人民团体。他的属下更进一步提出“驱逐八路”的反动口号。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友三、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不断寻衅，制造摩擦。杨秀峰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在当时驻冀南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直接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当面警告那位省主席：“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抗日的，你无权撤销，你撤销了它，老百姓就要起来反对你。”又说：“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在一二九师的军事压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顽固派的这一阴谋被挫败。但他们并不甘心，又委派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冀南参议会上提出著名的“拥朱拒庞”议案，要求任命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这个议案得到了冀南各界的普遍响应，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拥朱拒庞”斗争。

杨秀峰经常到石友三、张荫梧部驻地做工作。他在同石友三等人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同时，还以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文化素养，谈古论今，纵论当时的形势，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规劝他们停止摩擦，一致对外，全力抗日。他正告石友三要站稳脚跟，顾全抗日大局，当心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自取灭亡。他既坚持原则，又视对象和时机，注意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表现了相当高的斗争艺术，连那些顽固派也不得不表示钦佩。

中共七大之前，杨秀峰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因此，社会上一般称他为先生、教授或行政职务。当时有不少群众问：杨秀峰是国民党的代表，为什么贯彻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此坚定果断和正确无误呢？可见杨秀峰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正是由于他坚定的立场和出色的工作，加上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才使冀南地区出现了有联合、有斗争的国共合作的局面。

1940年初，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决定讨伐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部。为了保证一二九师战斗行动顺利，保护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后方安全凡与直接战斗无关的机关单位，统统预先离开南宫县城东南的垂杨、乔村郝家屯一带，向广宗、巨鹿及南宫城西部转移。这次战斗将石友三所部驱出南宫、威县境界，清除了插在冀南根据地内的大患。石友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一时未及逃窜，仍潜伏各地待机蠢动，冀南行署及时展开锄奸工作，铲除罪大恶极、为民痛恨的坏蛋。但在三、四月间，有的地区掌握政策不严，一时发生滥杀多锄现象，闹得人人自危，社会秩序不安，对坚持抗战、建设与巩固根据地极为不利。行署于5月1日颁布了《冀南区保障人民权力暂行实施条例》，确定“县无杀人权，区无捕人权”，立即制止了滥杀人现象，社会归于安定。在掌握政策、拟定条例、安定人心、顾全大局方面杨秀峰起了重要作用。

杨秀峰对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直属机关干部的学习非常关心。无论环境多么残酷紧张，他经常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和工作报告，还讲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杨秀峰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威望，他诚恳亲切的态度，兼容并纳的胸怀，不仅团结了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斗争，还吸引了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如傅良、马识途等人，携带家眷到冀西参加抗日。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量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方面的人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以杨秀峰为院长的河北抗战学院于1938年8月在冀中深县成立。冀西游击队参议谌厚慈兼任教育长，孙文淑任副教育长，吴砚农任教务主任。学院下设民运、军政两院。学院坚持贯彻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以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师生学习、生活的准则。杨秀峰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他的声誉，冀中、冀南大批知识青年和平津流亡学生闻风而至。抗战学院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共培训抗战干部2700多人。他还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这些干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了多种类型干部，被输送到党、政、军、民各部门，成为各方面的中坚力量。

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委任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民政厅长张荫梧来到抗战学院，名为“视察”，实为向学生施加影响，拉拢学生。杨秀峰召集全院师生举行欢迎大会。鹿钟麟首先讲演，他说蒋介石派他回河北省当主席，问他省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说就设在老百姓家里，有老百姓就有他。接着，张荫梧讲话，他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表功，说他此次率民军北上就是要救河北人民于水火，要与河北人民共存亡。当场就有同学提出质问：日寇进攻河北时你为何不保卫家乡，却跑到黄河以南去了，现在八路军把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你又回来干什么？他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杨秀峰也对张荫梧的言论一一加以驳斥。师生们群情激愤，争着发言，场面十分热烈。看天色已晚，杨秀峰说：“大家要说的话还不少，明天再继续开吧！”才为张荫梧解了围。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尽量争取他们抗日，在鹿、张离开抗战学院时，在杨秀峰的主持下，还开了欢送大会。在这场斗争中，杨秀峰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给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统一战线课。

1940年4月30日，曾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社长、总编辑的陈克寒就冀南抗战、民主政权建设诸问题采访了杨秀峰。采访之后，陈克寒写道：“杨先生游击敌后，将近三载，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日与士兵农民为伍，但犹保持学者风度，接谈之下，态度谦逊，言词恳挚，令人肃然起敬。而其面目清瘦，神彩闪烁，显现其坚持平原抗战之辛苦劬劳。记者当提出问题数个请教，约定于次日长谈，时及黄昏，再度会晤，于黄昏灯光下，杨先生正襟危坐，娓娓而谈，对记者所叩诸问题一一作答，历三小时方毕……”

当陈克寒问及“冀南平原抗战，至为艰苦，全国人士莫不钦佩，想必有重大收获，可否择要见告？”时，杨秀峰回答：“冀南抗战是全国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冀南抗战的成败得失与华北以至全国都戚戚相关。在华北沦陷、敌寇南进的时候，冀南便举起了平原游击战的旗帜，使敌军的心脏受到威胁。徐州会战剧烈之际，也正是我们在其心脏活动得很剧烈之际，那时纵横原野，打击敌伪统治，并出击津浦，配合了徐州会战。在保卫大武汉会战中，曾两次举行大规模的破路，使平汉、津浦敌寇军运断绝。入冬，敌因受到我们的危害太大，不能不回师大举扫荡，至今这种扫荡并未一日终止。在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冀南实也尽了一部分力量，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除平汉、津浦、远清等铁路据点上的敌人不计外，在冀南腹地据点的敌人便有日伪军约2万。这2万敌人，因为我们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始终不能抽调出去，这是兵力上的很大牵制。”“敌寇为了应付我们的长期抗战，支持他的长期侵略，施行‘以战养战’政策。所谓‘以战养战’，即是要利用中国的经济物力，来长期侵略中国，灭亡中国。‘以战养战’的主要步骤，便是开发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占领区的富源。而这一点，敌人在冀南遭到很大的打击。冀南的广大土地仍在我们手里，冀南的富源仍然是我们的。比如，棉花一物是日本轻工业的主要原料，冀南的产棉，久为敌寇所垂涎，他在河北分发种子，奖励植棉。而我们则颁布命令，限制种棉，最多只允许种20%，减少产量80%，并绝对禁止输出资敌，其结果使天津日纱厂去年因原料缺乏而停工者，占40%。再如，伪钞的流通，也受到我们的很大的打击。联银伪钞，所以形成膨胀之势，便因为我们广大农村拒绝行使伪钞，使伪币被迫只能周转于城市据点，遂致信用惨跌，其他各项，当更不必赘笔。这是经济上的意义。”[1]

杨秀峰深知教育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负责军事工作，还是负责政权建设工作，都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杨秀峰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部门，克服困难，为恢复、发展根据地的学校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发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举办教师培训班；适当提高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发动和依靠群众办学，在抗日游击区和接敌边缘区举办“游击学校”和“伪装学校”，进行多种形式教学；废除旧课本，编写抗日需要的新教材等。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杨秀峰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和根据地的干部一起节衣缩食，一再降低生活津贴标准。行署成立前，县级工作人员每月津贴为5—20元，行署成立后，降为5元。1939年7月1日，行署根据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又再降为4元、3元、2元三级津贴制。一次，有一位工作人员抱怨吃不饱饭，杨秀峰对大家说：“这位同志的抱怨是不对的。现在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是饿死饿不死的问题，群众和我们一样苦。只要饿不死，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战到底。”[2]当时已经40多岁的杨秀峰身体力行，不要任何额外照顾，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杨秀峰对吃小米饭不习惯，且有些“反胃”，但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忍着胃痛，几乎每天吃的都是小米饭和咸菜。他穿的是一身粗布衣，还打着补丁，鞋子也是缝着包头、钉着后掌。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家里人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搞特殊。他身体瘦弱，但行军时，经常把马让给别人骑，自己总是习惯地背着手，从容不迫地走在队伍前面，一走就是几十里。

194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杨秀峰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有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李雪峰、薄一波、宋任穷、李菁玉、安子文、戎伍胜等。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逐步筹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黎城西井正式成立，杨秀峰任主任，作为过渡性质的全边区统一的政权组织。联办公布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这是中共中央的“十大救国纲领”在太行地区的具体化。在杨秀峰的领导下，联办还邀请全区军民代表、士绅名流、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行政会议，行使全区最高民意机关的职权。至此，晋冀豫根据地正式形成。

1941年2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共有各地选出的133名参议员，邓小平以共产党参议员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此时，边区扩大到鲁西，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设6个专区和一个太行直辖区，包括39个县，面积两万五千余平方公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

杨秀峰严格贯彻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各项指示，在根据地政府的人员分配上坚持“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的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大体上各占1/3。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坚决措施精兵简政，裁减人员48％，节省经费46％。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载文赞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认真、周到、彻底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取得了边区精兵简政的经验，足供各根据地借鉴和效法”。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也称赞“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作出了精兵减政的模范例子”。

为了做好后勤保证工作，配合八路军前方作战，杨秀峰倾注了全部心血，在领导群众破路、拆城拆寨拆堡、空舍清野、征集救国公粮、动员军装鞋袜、组织自卫队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跟到哪里。

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晋冀鲁豫地区竟有4年遭到水、旱、蝗灾。1942年和1943年发生全区性大灾荒。杨秀峰积极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救灾度荒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发动军民灭虫、抢种、开荒、纺线、发展运输等。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灾荒。

杨秀峰在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时，经常有招待外地来客和党外朋友的任务。在陪同客人吃饭时，他总是请客人吃白面馍和炒菜，而自己却照常吃小米饭和大锅菜。有一次，边区参议会议长申伯纯到边区政府议事，杨秀峰和戎子和陪同吃饭，申吃的是客饭，蒸馍、炒山药蛋丝；杨、戎是主人，吃的是小米饭，同是炒山药蛋，但油极少。同桌吃两样板，申伯纯食不下咽，但杨秀峰一定坚持这样做。人们还常见他在招待客人时用公家备的好纸烟，然后再从自己衣兜里掏出个人购买的质量较差的纸烟自己吸。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严格掌握，他总是亦庄亦谐地回答：“好烟好馍是准备招待客人的，不是供给我们用的，当然我不能享用。”

1943年9月，杨秀峰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4月，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工作，并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8月，中共北方局撤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杨秀峰任常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秀峰随刘伯承、邓小平等边区领导人从延安返回太行。经过上党、邯郸两大战役，边区局势稳定，恢复战争创伤的各种建设开始了。杨秀峰、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出在本边区创办高等学校，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的意见。经边委会讨论，决定创办新华大学，后定名为北方大学。1945年12月，边区政府决定组成以杨秀峰为主任的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杨秀峰亲拟电报，要求中央把范文澜调来当校长。经反复商量，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杨秀峰的请求，即由边区派得力助手协助范文澜主持校务，不能影响范的中国通史研究。范文澜是著名学者，知名度很高。范文澜来当校长，全边区人民十分高兴，也轰动了平津、济南、开封等蒋管区。为落实中央“条件”，杨秀峰任命罗青、孟夫唐、王振华、张柏园、晋曾毅等分别担任秘书长、校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范文澜从延安到边区时，带来了艾思奇、陈唯实等几位学者，同到北方大学任教。随后，边区又调来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黄松龄、王学文、何穆、刘大年、叶丁易、王鹤、王南、陈荒煤、夏青、乔羽等。

1946年1月5日，王振华、罗青到邢台组织北方大学筹备处，同年2月，正式开始招生。同时，将冀南行政学院并入北方大学。1946年5月21日北方大学在河北邢台正式开课。开学不久，杨秀峰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对师生发表了《对于时局应有的认识》的讲话，勉励大家要“在认识时代的客观基础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他的讲话虽是在全国内战还没有爆发以前所说，但是关于中国国内问题两个特点的指示，特别是对“统一”和“正统”这两个观点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有不少的帮助。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要求彻底平分土地。这一政策，对边区各阶层震动很大。有些贫农怕刚分到的土地再分配，有些中农怕自己的土地被抽“肥”抽多了，一些地富也觉得分到的土地“不一定属于自己”。这些疑虑，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8年春，眼看春播季节即将到来，而农村的生产备耕却冷冷清清。这种局面如不及时扭转，不仅增产无望，甚至会发生饥荒。杨秀峰派出几个工作组调查研究后，他冒着犯右倾错误的风险，提出了一个“谁种谁收”的建议。大意是：凡是分配了的土地，都应积极经营。不论今后土地如何调剂，春天谁播种，秋天谁收获。这是一个事关农业生产的大举措，中央局薄一波认为可行，经报告毛泽东批准后，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了布告，宣布了这项重大决定。群众看到了布告，奔走相告，很快掀起了春耕生产高潮。

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建立华北局，杨秀峰任委员。8、9月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杨秀峰被选为副主席，党组书记，并兼任华北人民监察院院长，协助董必武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日常政务，为支援全国解放及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聂荣臻曾称杨秀峰是政权工作专家。

四

1949年8月至1952年11月，杨秀峰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党组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在此期间，他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医治战争创伤，战胜自然灾害，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对河北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下半年，河北省遭受特大水灾，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深入灾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这时，杨秀峰已年过半百，依然保持着当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跑了天津、唐山、沧县3个专区的17个县，100多个重灾村，检查粮食的运输和储备情况，要求当地政府在农历正月十五以前一定要把粮食运够储足。因为宁河、宝坻、玉田、蓟县、静海、文安等很多县一过雨水季节，就进入潺期，有20多天时间既不能走车，又不能行船，当地人畜不能出来，外面的物资也进不去。杨秀峰仔细计算时间，亲自检查粮食的储运情况。这年的春节，他是在滦南、丰南一带同重灾区人民一起度过的。由于他的艰苦工作和周密安排，灾区没有饿死一个人，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毛泽东也称赞杨秀峰是“救灾专家”。

1950年，河北灾情刚刚缓解，杨秀峰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到皖北救灾。杨秀峰二话没说，立即奔赴皖北救灾第一线，很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进城后，杨秀峰仍十分惦念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特别关心山区、老区、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多次深入老区、贫困山区各县视察工作。当他看到老区山地水资源丰富，但利用率不高时，就鼓励老区人民要“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杨秀峰的话鼓舞了老区人民，很快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就有了改变。建国初期，一些山区由于水质不好，克山病、甲状腺肿大等地方病很流行，杨秀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面派大批工作组帮助山区、老区解决水源问题，一面派去大批医务人员，建立卫生所、保健站，增加脱产卫生人员。他还调集大量海带，帮助老区、山区人民解除病痛，恢复健康。

1950年冬至1951年春，他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到涉县、阜平和遵化、迁西等老根据地，走家串户，慰问那里的群众。他将老区人民反映的“大干部进了京，小干部进了城，老区人民的话没人听”等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国务院为河北老区人民拨了一笔专款和大批衣物，以后，中央组织了几个慰问团分别到老革命根据地进行慰问，并委派杨秀峰担任华北慰问团的副团长。

抗日战争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经常活动的驻地广宗县杜杨庄一带，原是一片茂密的果树林，后来被敌人毁坏殆尽。解放后，杨秀峰派人帮助栽上优种苹果树苗。几年工夫，硕果累累，群众为了表示对杨秀峰的感激，把苹果树分别命名为“秀峰一号”、“秀峰二号”……[1]

1950年，他听亲属反映，他的一个侄子参加过地主还乡团，罪恶累累，民愤很大。他立即派人到冀东调查，查实后亲笔批准将他枪决。他大义灭亲的高尚品质，得到了群众的称赞。

杨秀峰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期间，还兼任河北师范学院院长。他常到学校听课，指导学校工作，亲自邀请了不少在京津工作的专家学者到河北任职或兼职，参加河北省的建设。

杨秀峰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团结各方人士一道工作。河北建省后，省政府委员中有全国著名学者刘仙洲、裴文中，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于学忠、李兴中，有知名人士李锡九、刘清扬、王葆真、刘古风等。在杨秀峰的关怀和领导下，他们都得到了妥善安排。他们都乐于与杨秀峰共事，为河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出谋献策。在一次省政府委员会上，一位民主人士提出，征兵工作中有强迫命令问题，像抓兵一样。当时，一位党员干部说：“我们不会抓兵的，不但今天不会抓，明天不会抓，将来也不会抓，永远也不会抓！”搞得气氛很紧张。休息时，杨秀峰批评这位同志说：“我们工作有缺点，就得允许批评，不能护短，接受批评改正错误才能使工作前进。只要说明这是个别现象，不是我们提倡的东西，正是我们要克服的东西就够了。”同时，杨秀峰又对那位民主人士说；“你提的意见很好，这些问题在个别地方是存在的，提出来对改进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是工作上的支流，不是主流。”[2]由于杨秀峰的耐心解释，对方很满意。

省府有一位委员是回族阿訇。每次他来保定开会时都住在清真寺里，并且一定要喝清真寺里的水。有时开会时间还自动离开会场去做礼拜。有的同志认为：这位委员的事太多，太麻烦。杨秀峰知道后，非常认真地批评了这些同志，并反复教育大家一定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决不能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同时，杨秀峰还派人到清真寺里取水供这位委员饮用。

1950年夏，杨秀峰带领秘书、警卫员和公安厅的干部乘坐一条小船到白洋淀巡视防汛工作。几天的紧张工作，加上沿途吃不好，睡不好，到达杨柳青时，杨秀峰病倒了。天津专署炊事员问杨秀峰：“杨老，想吃点什么？”他说：“大家想吃的就是我想吃的。”炊事员笑着说：“您病了，给您弄几个小菜补补身体。”杨秀峰说：“千万别做，做了我也不吃。”炊事员说：“那为什么？”他说：“同志们和我一样辛苦，为什么就我吃而他们不吃。”炊事员说：“让同志们也一块儿吃，但您总得说出您想吃什么呀。”杨秀峰幽默地说：“我不想吃熊掌燕窝，也不想吃猴头鱼翅，提出三个要求：第一，饭必须有稀的；第二，饭必须比较软乎，有利于消化；第三，饭必须热乎。达到以上三点，你的任务就胜利完成，这饭就算可以了。”[1]1951年春，杨秀峰带20多人去邢台检查春耕生产，县委给杨秀峰弄了一顿较好的招待饭。“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这是干什么？”杨秀峰略带气愤地问。“没什么，省政府领导来我县光临指导，表示欢迎，”县委的同志略有些紧张地小声回答道。“怎么欢迎都行，非要采用这种吃饭喝酒来表示？”他继续说，“难道你不知道国家现在还很困难吗？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县还有多少贫困户，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吗？”“是，是，我知道了。”县委的同志连声应道，又问：“可是饭做好了，现在怎么办？”杨秀峰干脆利索地说：“给你们县的烈属。”这件“拒吃招待饭”的消息传开后，工作组所到之处就再也没有发生给他们做招待饭的事情，大家深有感触地说：“杨老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这是给我省各级干部上的一堂生动的政治课。”[2]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左”倾情绪严重，不少单位对掌管财物的同志捕风捉影，有点怀疑就查，查不出来就“打”，打出了不少假“老虎”。在一次向省主席汇报会上，公安厅负责同志思想负担很重，因为公安系统有特殊开支，有人提出公安厅可能有很多大“老虎”。汇报时，这位负责同志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他说：“我们对所有的线索都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调查，可是没有查出问题，所以‘打’起来手软，不知道该‘打’谁？谁的手硬谁来‘打’吧。”杨秀峰耐心地听完后，非常冷静而稳重地说：“要实事求是嘛！不能乱怀疑，不能‘打’错了，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要原则，必须遵守。”[1]这位负责同志深受感动，他觉得这不仅给了自己很大的安慰和支持，而且在当时那种“左”倾情绪严重的气氛下，能够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也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深刻教育。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杨秀峰注意把握政策界限，注意事实和工作方法，每次听取汇报后，他都反复强调核实贪污款物数字的重要性。他说：“一定要把交待出的贪污款物是从哪里来的，又都花到哪里去了，一一调查清楚，才能求得比较接近真实，避免发生冤案。”[2]

杨秀峰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河北省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乱纪行为。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华北局经讨论并报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12月1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刘澜涛建议组织专门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因此，省政府决定，以省政府主席杨秀峰，省政府委员、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薛迅，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董鲁安，副主任李国华，省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省法院院长宋志毅6人组成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薛迅。该委员会成立后，薛迅及各委员即偕大批检查人员赴天津专区调查此案。12月16日，省公安厅和省人民检察署开始对刘、张依法进行侦讯，侦讯工作由杨秀峰亲自领导。

在弄清刘、张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即处他们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听取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秀峰的《沉重的责任，惨重的教训》一文，就省人民政府对刘、张惊人的贪污盗窃案件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检讨了省府领导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掌握干部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以及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召开了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执行枪决后，杨秀峰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讲述了自7月1日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空前猛烈的力量展开的向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的总攻，短短10天，“战果与日俱增”。他要求全省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干部人员，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最大的决心和信心，奋发努力，把所有的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干净、彻底、全部搜捕尽而后止。

五

1952年11月15日，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高等教育部，任命马叙伦为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黄松龄、曾昭抡、刘皑风为副部长。杨秀峰同时为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书记。

杨秀峰是1952年12月初到高教部的。刚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宿舍尚未安排好，暂住在东城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当时，一方面要组建新成立的高教部各司局机构和领导班子，一方面要尽快熟悉情况，迅速开展工作。他从1952年12月到次年2月三个月中，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三次北京、天津和华北地区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关于1953年“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研究继续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以及搞好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问题。在此期间，杨秀峰还视察了北京、天津、山东部分高等学校。

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活动。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其他高等学校也陆续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学者。这些专家除讲课外，还担任了培训教师和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同时，各地有组织地翻译了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各种文献资料。杨秀峰到任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动和引导这一活动的开展。1953年高教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在教育工作中，学习苏联经验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针。1953年7月，杨秀峰在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和制度等一系列的全面的改革。

为了总结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绩，纠正工作中的缺点，1953年11月，高等教育部会同北京市委共同组成一个20多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检查组，历时三周，以经济计划、工业经济、法律三系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两教研室为重点进行检查。检查证明，尽管该校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存在某些缺点，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四年来的学习是成功的，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树立了榜样。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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