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葆华个人人物简介,对李葆华的历史评价,李葆华是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1-09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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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葆华个人人物简介,对李葆华的历史评价,李葆华是怎么死的？

李葆华个人人物简介,对李葆华的历史评价,李葆华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李葆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革命运动先驱李大钊长子。他在李大钊身边长大，受到了良好的革命情操和品德教育。李葆华担任七大候补中委、八大委员、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党和行政主要领导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取得重大功绩时，不骄傲，遇到重大困难时，不气馁，埋头实干，不事喧哗。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他坚持原则，保护同志；在纠正冤假错案时，克服了重重阻力，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他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在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人们尊之称“李青天”，深受广大群众的信赖和尊敬。

一

李葆华，曾用名杨震、赵振声，1909年10月2日出生于直隶（1928年改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李大钊和赵纫兰的长子。

乐亭县处华北平原北端，西北依燕山，东南临渤海，物产丰饶，也称“冀东粮仓”。沿海一带因千百年风吹沙聚，形成了一些沙丘高坨，大黑坨村即以建于黑色沙坨之上而得名。李葆华的先祖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奉成祖朱棣诏令，迁来屯垦的移民。[1]李家位于村东，是南北长55米、东西宽18米的三进穿堂大宅院，正门是高台阶，黑漆双扇大门，四周有院墙，有正、厢房17间，堂号“怀德堂”。

李葆华的祖父李任荣22岁就病逝了，父亲李大钊是遗腹子。祖母周氏在李大钊16岁时也病逝。李大钊靠祖父李如珍抚育成人。1899年，10岁的李大钊与同村赵姓“福臻堂”家16岁的三姑娘赵纫兰结婚。多年后李大钊记述了生活的艰难：“钊在该校[2]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3]李葆华出生时，其父亲李大钊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三年级。刚满20岁的李大钊初为人父，对长子异常钟爱。两年后，女儿星华出生。

李葆华4岁那年（1913年）冬，其父东渡日本，次年春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母亲在家支撑门户，抚育子女，因有大舅赵如蔺、二舅赵如云（字晓峰）的照顾，使父亲全无后顾之忧。[4]

李大钊1916年5月弃学返国参加革命活动，9月10日回到大黑坨。[5]7岁的李葆华已经在私塾开蒙读书了。私塾就设在自家前院三间东屋里，学生大多是李姓子弟，教师是祖父李任荣的兄长李任元，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孟子》、《论语》。李任荣教学认真，冬天还要上夜学，燃线香计时。[6]李大钊的归来，对葆华兄妹来说，无异是盛大的节日。李大钊给他们的礼物是每人一套字帖、九宫格大字本、戴铜笔帽的毛笔和铜制的精美墨盒，铜盖分别镌刻“葆华留念”、“星华留念”，落款“父守常赠”。[1]

李大钊注重对葆华兄妹的品德教育和文化教育，从不溺爱。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她善良慷慨，每餐都把剩饭用干净盆钵盛好放在桌上，大门敞开，让要饭的穷苦人自行取食。[2]她急公好义，与邻里相处和睦。

李葆华童年性格文静沉稳，书念得好，还擅长游泳，小伙伴们只会扑通扑通“狗刨”，他却会漂亮的自由式。[3]

父亲归国后从事政治活动，很少回家。1918年1月，父亲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8月把全家接到北京，租西单回回营2号居住。[4]李葆华遂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第二部读二年级。不久，二舅赵晓峰也到北大图书馆工作。[5]

10月，北大红楼落成，每天清晨，李大钊准时出门去沙滩红楼上班。李葆华经琉璃厂去上学。晚上，李大钊回家，经常绘声绘色地给家人说笑话，兴高采烈地给葆华兄妹朗诵诗词，教葆华兄妹唱歌。有时也跟他母亲杀上一盘军旗，由李二舅当裁判，当其母亲故意走错、试图取巧制胜时，他父亲会快乐地大叫：“嗬！原来地雷长了腿啊！”

在回回营2号居住时，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等共编《新青年》，在他身边聚集了邓中夏、张国焘、周恩来、罗章龙、范鸿劼、毛泽东、萧三、刘仁静等一大批有志青年。有一首诗流传甚广：“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6]孤松是李葆华父亲的笔名。

李大钊的政治主张及日常对时事的评论，对李葆华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李大钊文章中许多名言诸如：“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便使李葆华的心灵感受到强烈震撼。李大钊给姨父杨子惠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深深铭刻在他的记忆中。[1]

二

1919年暑假，李葆华全家于7月20日晚乘火车离京，在滦县雇一条帆船顺滦河南下。他们兄妹心旷神怡，既新奇又兴奋。他父亲结合沿途景色，给他们讲地理、讲历史、讲社会人生。当看到落日熔金的壮美景象时，他父亲情不自禁大声唱起歌来。在家住两三天后，他父亲带葆华去昌黎县五峰山，在韩文公祠住了一个多月。他父亲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葆华陪着父亲登山观海。在父亲写作时，他就静静在一旁看书，或去溪流中寻找美丽的水晶石。9月初，李大钊回北京上班。这时，因为母亲要生产了，如果在北京生孩子，父亲是应付不了的。所以家人留在故乡一年。[2]11月，二妹炎华诞生，母亲得到了外婆家无微不至的照顾。

李葆华在乐亭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一年级，比在北京跳了一级。[3]该校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列全县五大高等小学之首。[4]1920年春，李大钊在北京租下石驸马后宅35号作为新居，8月回乡接全家进京。11岁的李葆华远离父母单独生活了一年，更沉稳成熟。

新居是一座三合院，北房3间，东间是李葆华父母卧室，妹妹星华住西间；三间东厢房是他和亲友及临时来人的住所；三间西厢房是他父亲的书房和会客室。院内有海棠树和两个花畦。[5]全家十分满意，在这里住了近4年。

李葆华进入孔德学校读书。该校系蔡元培和北大教授李石曾、沈尹默、马幼渔等1917年创办，主要招收北大子弟，蔡元培任校长，沈尹默任常务董事会主席。学校以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学制为初小4年、高小2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2年共12年，从五年级起学法文，毕业后可以赴法国深造。李葆华进校读五年级。[1]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也在孔德施行，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宁可让学生稚气横溢，也不要他们老气横秋，力图培养出“思想的人”、“情感的人”和“实际创作的人”。当时的中国教育从高小起皆男女分校，孔德学校却坚持男女同校。其他学校教材陈腐，孔德学校教材多为本校自编，新鲜有趣味。国文课本由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3人编写。学校在东城区方巾巷华法教育会内，前后两个院落，几十间平房，没有操场，没有楼房，比高师附小差多了，但师生精神面貌却极为昂奋。每天朝会，学生都齐集唱校歌，由两位教师弹风琴拉小提琴伴奏：“孔德！孔德！他的主义是什么？是博爱，是研求人生的真理，是保守人类的秩序，是企图社会的进步。我们是什么学校的学生？顾名思义，莫忘了孔德！莫忘了孔德！”课余时，师生常在一起打“墙球”（没有操场），吹弹乐器，在教室四周空地上种蔬菜。高小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做木工，制作小椅子。从锯木头、刨板、安榫子到粘胶都自己动手。[2]李葆华所在班，沈尹默教诗，周作人教国文，钱玄同教古代思想史，萧一山教历史，都是一时之选。[3]使李葆华感到新奇的是，世界各国教学制度都可以在孔德实验，其中“道尔顿制”系美国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当年（1920年）刚刚创造，其特点是：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照学科性质陈列参考用书和实验器材，由学生自由学习和使用；废除课堂讲授，由学生自学，学校把学习内容按月制成作业大纲，学生完成作业即可。[4]

家庭教育完全体现了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他父亲以平等态度和葆华兄妹谈心，询问学习情况，为他们解疑解难。一有空闲就给他们讲古说今，比赛背诵诗词，冬天下雪就一起堆雪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了中共北方的领导人。家里来客不断，其中还有外国人。李大钊与李葆华谈话的话题增多了社会不公、“劳工神圣”、阶级斗争等内容。他还弹着黑漆风琴，教葆华兄妹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这种家庭教育在同龄人中是罕有的。

1922年1月，李大钊应邀来孔德学校讲演，题目是《今与古》，他说，崇古派把中国古代称为“黄金时代”是不对的，他鼓励青年勇于创造，使后代子孙得有真正的黄金时代。[1]这是李葆华第一次听他父亲讲演。

1922年，北京大学将北河沿北大三院的部分房屋和三分之一操场划拨给孔德学校做新校址。李葆华在这里就读了5年。北大是新文化运动摇篮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孔德与北大三院仅一墙之隔，学生间常相往来。李葆华的生活环境、学习氛围和视野都发生了巨变。他能更直接地观察到时代大潮的跌宕起伏。

李大钊在北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贫苦学生渡过难关。他工资很高，在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北师大、女高师兼课也有丰厚收入，每月共有二三百元之多，只交三五十元给母亲作家用，把大部分钱用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或救济贫困学生[2]。李大钊领薪水时，常遇到求助者，还没走出校门，钱就所剩无几了。蔡元培得知后，亲自去会计科吩咐今后发薪时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衣食不继。李大钊不抽烟，不喝酒，衣着简单，一袭长衫能穿几年，饭食毫不讲究。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极度的俭朴，对李葆华影响很大。

有一年葆华兄妹开学家里拿不出学费，还有一年冬天没钱买烤火煤，家里冷如冰窟，母亲亦无怨言。母亲的慷慨和热忱是尽人皆知的。为了接济革命的同志，毫不考虑自家的困难。有一年深秋，一个将去外地工作的青年同志来家中向父亲辞行，母亲见他衣衫单薄，就拿了刚为李葆华做好的棉袍送他，他推辞不掉，接过棉衣，含泪而去。1923年1月21日，弟弟光华出生。同年冬，幼妹钟华出生。

1924年1月5日，李大钊去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政府实施了对他家人的迫害。一天深夜，他们将一条疯狗放到院子里，咬伤了光华的奶妈，星华每天陪奶妈去首善医院打针治疗，才保住了性命。家里养的三只小狗被疯狗咬伤，不久发疯致死。几天后他们又指使人溜进家来偷走了皮箱，把空箱送回来，以示恐吓。每天天一黑，他们的人在房顶上哗哗地踩着瓦走，李葆华和舅舅赵晓峰出来察看，有一次屋顶上砸下一块大石头，把釉瓦洗衣盆砸得粉碎，险些伤着人。母亲只好把家搬到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3号。密探和流氓打手也跟踪而至，在住宅周围安上暗哨。

2月底，李大钊返回北京，3月8日就任中共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4月2日就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5月底，李大钊获悉当局将逮捕自己，便化装成商人，带李葆华乘夜车出京，避居五峰山。当晚，警察总监王怀庆派特务到家中搜捕，未获。次日，其母带弟妹回老家避难。军警又追到大黑坨，仍未获，当局6月27日发出“海捕文书”，令各地“严速拘拿”；此时，李大钊已安全偷越国境，抵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了。

三

9月，李葆华母亲不顾家人劝阻，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她说：“再难，也不能耽误了葆华和星华的学业啊！”铜幌子胡同不能回了，就在邱祖胡同租屋居住。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2月，李大钊回国，移家府右街后坑朝阳里3号。他父亲在五峰山与他分手时带走了他的一套《镜花缘》在路上看，此时，李葆华把父亲拉到一旁，认真地问：“我的那套书呢？”父亲一怔，旋即哈哈大笑地告诉他，书送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了。[1]

冯玉祥控制北京后，孙中山12月31日扶病抵京，1925年3月12日病逝。李大钊撰214字长联哀挽，为孙中山抬棺，回家后仍痛哭不已，给李葆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从来不哭的。[2]

上海五卅惨案后，李葆华和孔德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6月3日北京五万市民示威游行、6月10日天安门抗议大会和20万人冒雨20华里示威游行以及6月25日“全国总示威日”北京各界30万人大游行。不久，李葆华由于树德介绍参加国民党。8月，李葆华由刘伯庄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月放寒假，李葆华进入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第二期，学习一个月。该校是李大钊1925年7月领导创办的，罗亦农任校长。校址在北大三院靠操场的大教室楼上。每次讲课前都全体起立，由萧三指挥唱《国际歌》，分别由赵世炎讲马列主义，陈乔年讲党的建设，李大钊讲农民与土地问题。[3]

3月，奉（张作霖部）直（吴佩孚部）军阀组成“讨赤联军”进攻冯玉祥国民军。12日，日本军舰公然闯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自卫还击。16日，日、英、美、法、意、荷、比、西8国公使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撤防。

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广东外交代表团、民治主义同志会等140余团体5000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1]国民党左派徐谦、顾孟余等主持大会，通过了驱逐八国公使、撤退外国军舰、惩办肇事祸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八项决议案。会后请愿，李葆华加入了请愿队伍。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5位代表要求进去见段祺瑞，被拒绝。正要转去吉兆胡同，枪声响了。府卫队用排枪、刺刀、大刀疯狂屠杀群众。当场死亡26人，在医院等处陆续死亡20人，伤2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8人，共青团员6人，国民党员15人。[2]

枪响时，李葆华随着部分请愿群众跑进段祺瑞的马厩。执政府卫队仍不放过，从墙上跳下来，一面咒骂着：“叫你们闹！叫你们闹！”一面开枪。李葆华身上压着人，才未遇难，但棉袍上沾满了死伤者的鲜血。他从人堆中爬出，向铁狮子胡同东口奔去。外面有自己人指挥：“向北走！”他才脱出险境。李葆华母亲见他浑身是血的回来，大吃一惊，知道并未负伤才放心。李大钊在惨案中头部手部两处受伤，但他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离开现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3]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

当日晚，李大钊召集党团会议处理善后和应变。同时，段祺瑞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和“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的罪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石曾）、易培基、顾兆熊（孟余）。

23日，北京各团体、学校万余人在北大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陈毅为主席，邵飘萍等讲话，李葆华参加了追悼会。会后，李葆华写了一篇《段祺瑞的几条罪状》，在《孔德周刊》发表。[1]

四

1926年4月16日，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李葆华母亲多次苦劝李大钊离京暂避。李大钊说：“北京工作这么重要，我怎么能丢下工作走？”17岁的李葆华成了父亲工作上的助手，每天都有大量中外书刊、报纸和信件寄到家里来，其中包括苏联寄来的《共产国际通讯》，全由李葆华送到李大钊手里。城区密布着张作霖的军警和密探，李葆华机智沉稳，从未出过差错。各界求见父亲的人很多，都由李葆华传信、安排会见。[2]当时只有3岁的李光华对许多事都没有记忆，但他却记得，哥哥骑自行车到旧兵营后，在一棵大树上钉个大铁钉，把车挂在树上。[3]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大批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逮捕了父亲、母亲和星华、炎华。在审讯庭上，审讯官指着星华，问父亲：“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星华生怕父亲不留意说出哥哥葆华来，赶紧抢着说：“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审讯官厉声喝道：“不准多嘴！”父亲明白星华的用意，平静地回答：“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一切都和她们没有关系。”[4]

4月6日李大钊被捕那天是清明节，各校照例放假一天。周作人去城外海甸燕京大学沈士远教授家聚会。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与李葆华是同学，便邀葆华一同前往。晚，李葆华住在清华大学李乐光处，两人下围棋。[5]当晚，李葆华的同学罗正乾（共青团员），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李乐光。当夜，李乐光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李葆华。[6]

4月7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见报。沈尹默读报大惊，急忙打电话要哥哥沈士远保护好守常之子，千万不能进城。几天后，他觉得哥哥离海甸侦缉队太近，将李葆华转移到燕京大学教授马鉴（北大教授马幼渔的五弟）家。但是，沈尹默还是不放心，就请周作人负责藏匿。周作人慨然应允，乘到燕京大学上课回城之机，将李葆华藏在车中，放下车帘，[1]带进城来，安置在家中最后一进的东厢房中。

28日下午，李大钊等20多人被处死。《晨报》报道：“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神色不变，从容就死。”母亲和妹妹被释放回家，《晨报》报道：“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现李妻卧病，医药之资无出。李之棺柩回籍及遣孤抚恤等，更谈不到。”幸亏由梁漱溟、吴弱男、章士钊、蒋梦麟等友人筹钱，才重购了棺木，由亲友帮助装殓，移厝妙光阁浙寺。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遗属限期离京，5月10日，母亲带着四个弟妹返回故乡。

4月29日，北京各报都刊登了李大钊等人就义的消息，并刊登了大幅照片。周作人担心李葆华会来看报，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便急忙打电话请沈尹默来。两人商量用“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安慰李葆华。令两人想不到的是“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2]

李葆华在周作人家藏了1个多月。沈尹默等人设法将他送去日本留学。他自己取化名“杨震”。赴日上大学必须有高中文凭，而他只读到九年级，还差一年，沈尹默设法为他办好盖有蔡元培校长印鉴的高中毕业证书。[3]

6月，李葆华在天津乘轮船赴日。在神户上岸后，由一位在京都帝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陪同，乘火车去东京。抵达后，生活和学习已经由在孔德学校时的老师张定钊（正南）安排好了。住处是帝国大学对面的神保町福起馆。李葆华不懂日语，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学校位于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除授日语外，还开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绘图等课程。

1928年1月李葆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此时李葆华已囊空如洗。恰巧在此时，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教育部部长），沈尹默就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费了很大周折，把李葆华改办成官费留学生。从此，李葆华每月能领六七十光洋，生活和学业均有了保障。

1929年暑假，李葆华回国探亲。他母亲见葆华平安归来，非常慰藉。李葆华在家住了20多天，取道东北、朝鲜返回日本。[1]

1930年冬，经李乐光的友人赖家昆介绍，李葆华参加了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1931年6月，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陆毅夫（温胜刚），介绍李葆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陆毅夫回国，李葆华任东京特支书记。[2]

当时，日本人唆使朝鲜浪人在长春万宝山强占良田，开渠筑坝。7月2日，当地农民愤起填渠，被日本军警枪击，死伤数十人，制造了“万宝山惨案”。李葆华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的追悼死难同胞大会。9月18日，日本兵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悍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李葆华参与领导了留日学生的抗日斗争。“九一八”第二天，中国学生全体罢课，第一批学生愤然归国，飞檄各地，宣传抗日。26日，东京都内17校代表齐集神田中华青年会馆，决定采取一致行动。29日，大阪、京都、仙台、名古屋、长崎等地学生赶来，中华留日学生会宣传成立。选举前，李葆华发动党员做工作，争取中共党员或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当选。结果每校一人当选，秦元邦当选总务（相当于会长），李葆华当选交际联络。日本警视厅如临大敌，监视甚严，事先把李葆华等领导人找去，宣布了许多项“不准”。[3]

中华留日学生会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回国运动。10月5日，新任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到任，李葆华等率130名代表前往位于东京麻布的中国公使馆，要求蒋立即宣布与日断交，降旗回国。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丰一等响应号召，愤然回国。11月7日或8日，李葆华亦乘轮回国。[4]

五

中华留日学生会迁到上海后，改名“留日回国学生会”。设在马浪路华东公寓。中共中央对东京特支的党员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组成留日学生支部，编入上海党的组织。12月6日，留日回国学生会、工联、左联、社联等54个群众团体在四川路青年会集会，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决定出版《民众救国报》，每日一张，主编刘英，李葆华任编辑。他同时还承担《留日学生会会刊》的编辑任务，常化名发表政论文章。[1]

12月9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南京中央大学代表江学乾到达上海，报告5日南京军警镇压请愿学生真相，许被暴徒挟持而去，江被殴伤。下午，5000学生到上海市政府请愿，市长张群下楼后，李葆华率几名学生站在张群身后，防止他退回楼上去。张群被围困很久，被迫下令将市公安局长陈希增撤职查办，并“查拿”国民党市党部执委陶百川。同日，学生派人到各家报社，要求真实地发表消息，并获成功。10日上午，学生在上海市政府门前组织民众法庭，公审暴徒王福生。9时半，许秀岑获释，学生欢呼胜利。[2]张群电南京辞职，吴铁城继任。

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民反”组织了20多队工人义勇军，上前线协助挖战壕、救伤员和战地运输，组织18支宣传队到全市宣传，反对国民党撤兵上海。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尚昆常到“民反”指导工作，他叫李葆华“老杨”。

李葆华在上海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常常身无分文，饥一顿饱一顿。留日学生党员陆续离沪，李葆华被编入法南区委一个街道支部任书记，但主要还是在“民反”工作。[3]

4月，李葆华回到北平（北京于1923年6月21日改为北平），参加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党团书记林枫）。国民党行政院训令：“五一”节禁止游行。5月1日，北平学生200余人手持“五一劳动节纪念”旗帜，出宣武门，从天桥一直游行到东安市场，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李葆华是打旗子的，走在最前面。后来当局扬言：“谁打旗子就枪毙谁！”[4]

在北平，李葆华见到了妹妹星华、炎华。原来，在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下，她们于去年夏回孔德学校复学。靠星华给学校刻法文讲义挣钱补贴生活。

6月，中共北平市委派李葆华任门头沟矿区党支部的书记。李葆华公开身份是临时工，和工人一起领到牌子下井采煤。煤矿井下巷道低窄，空气混浊，用明火灯照明，事故多发。各矿均采用“高落法”、“残柱法”等原始方法开采，极易造成塌方。有一次，紧擦着李葆华落下一个巨大的煤块，险些砸到他。他干过挑水的杂工，下到最危险的小煤窑挖过煤。矿井又窄又小，他驮着装满煤块的筐子，跑着向外爬，跟牲口一样。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李葆华创办了《窑黑报》，自采、自编、自排、自刻蜡纸、自己印刷，每期印1000多份，在矿工中散发。《窑黑报》揭露国民党腐败黑暗，宣传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记录矿工的痛苦和心声。8月下雨季，地下淹场停工，李葆华组织召开了一次矿工大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市委及时把他调离。[1]

9月，李葆华调任中共河北省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京东指北京和天津以东的河北省东的地区，含密云、平谷、怀柔、顺义、通县、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蓟县、兴隆、遵化、玉田、丰润、迁安、卢龙、抚宁、临榆、昌黎、滦县、乐亭共22县及唐山市。李葆华到任时，特委书记是郭涤生，组织部长宋维新（穆维新），特委机关设在乐亭，没有固定地点，到处流动。

6月，张明远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部长，李葆华改任组织部部长。这一段时间，李葆华在京东奔走，无暇与他母亲联系，也看不到报纸，后来才知道，母亲于4月初带着弟妹去北平，请求北京大学代办李大钊安葬，校长蒋梦麟慨然应允。自愿出面发起公葬的共有13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23日出殡，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35天后，母亲病逝在北平协和医院，北大同仁又帮助把母亲安葬在父亲身旁。星华1932年就加入了党，她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读书。炎华考取了艺文中学，光华和欣华在第五十二小学读书。弟妹们在阜成门内宫门口头条租破屋居住，艰苦异常。

7月，中共河北省委和京东特委决议：在迁安举行武装暴动。并调早年由李大钊介绍进黄埔四期的李运昌指导军事训练。暴动前夕，李葆华在上梨树峪村主持召开迁安县委扩大会议，决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京东游击队”。

1934年1月23日晚，迁安暴动开始。暴动队伍有2个大队，辖7个中队，约500人，有枪24支。经夺取庙岭头警察分驻所、清水窠村战斗、激战连水峪和青山口等战斗，三天后失败，30人被捕，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4月，郭涤生调任河北省委驻唐山特派员。李葆华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0月，郭涤生被捕，不久叛变。11月，李葆华在大黑坨听取王平陆汇报联络失散同志、继续开展斗争的情况，并代表特委肯定了他的工作。

1935年春节，李葆华住在舅舅赵晓峰家。赵晓峰此时任第二十七乡大乡长。2月28日（旧历正月十五）清晨，副乡长跑来告诉他舅舅：“刚才有个县警察所的人骑自行车到我家问‘警察来了没有’，你看这是不是跟葆华有关？”舅舅急忙告诉李葆华。李葆华走出大门，向西一看，一大群警察正在百米之外向自己家包抄。这时有群众对李葆华喊：“快跑！警察抓你来了！”李葆华极为镇定，不慌不忙绥步向东走到一个同族祖父家。舅舅缠着警察要他们到家里搜查。李葆华乘此机会从容离去。

4月，李葆华奉调到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主管天津地区党的工作。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秘书长王林，中共临时中央驻河北省委代表孔原，原省委书记朱理治调陕北工作，高文华接任书记。5月，出狱的中共党员傅茂公改名彭真，到天津寻找党的关系，李葆华接待彭真，与他谈了话。李葆华还主管与外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工作。

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合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李葆华去京东特委任北方局和省委代表。此时京东特委已一分二，北宁路北为冀热边特委，路南仍叫京东特委。当年冬，冀热边特委被敌人破坏撤销，恢复京东特委建制，李葆华组建了特委班子。

六

1936年4月，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工作，决定改组北平市委，派李葆华任书记，原书记李雪峰改任组织部部长，赵仲池任宣传部部长，省委特派员李长青。不久，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也来北平。李葆华与柯庆施、吴德（主管工运）3个人定期开会，研究和协调工作。

共青团员转党，发展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是新市委抓的第一项工作。北平团组织主要在中学。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二中、贝满中学、汇文中学、男四中、男五中都有团支部。全市团员二三百人。4月底，北平市委接北方局通知，将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党龄从入团时算起。李葆华立即组织实施。中共中央书记处8月5日指示河北省委：“不用共青团的名称去开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称，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众。”9月20日，北方局发文：“共产主义青年团即行取消。”[1]

5月15日，日本以反共、护侨为名，向华北增兵。28日，天津学生、工人万余人举行大示威。日本要求中方制止。29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6月13日，市委组织了万余学生的示威游行，并在鼓楼召开市民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二十九军勿南调，继续抗日”等议案。示威学生高喊：“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新口号。[2]

6月，李葆华参与营救安子文、薄一波等60余人出狱的工作。原来，有一批中共干部被捕后被囚禁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到1936年4月还有60余人。4月，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他们履行一个手续，出狱为党工作。刘少奇将此事报告中央。6月，中央批准。刘少奇交柯庆施办理。[3]在一次李葆华、柯庆施、吴德3人碰头会上，柯庆施要李葆华去北海与徐冰接头，他叮嘱：“见到徐冰，你告诉他，中央同意监狱里的同志办个简单的手续出来，如果按《何梅协定》日本人进城，狱中的党员要吃亏，而且，外面也需要干部。”[4]

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去延安晋见毛泽东。14日，毛泽东亲笔致函宋哲元，愿与其“共组北方联合战线”。[5]市委布置北平学联和清华等高校与二十九军交往联谊。宋哲元乃给民先以发展空间，并释放安子文等61人。

12月12日，30余校6000学生在北大一院集会，由黄敬、李昌指挥示威游行。游行途中遇宋哲元，学生送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传单，宋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在景山与群众见面。

1936年6、7月间，原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徐高阮上书北方局，指责市委过分强调了党的纯洁性和纪律性，要求“应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刘少奇派彭真调查，10月5日写了《关于北平问题》，肯定了市委极大多数同志刻苦、坚持、忠实为党工作的精神。9、10月间，北方局对北平市委进行改组，李葆华仍任书记，黄敬任组织部部长，李雪峰改任宣传部部长，安子文任青年部部长，增设了学委、文委、农委，分由黄敬（后为蒋南翔）、李俊明、刘洁任书记。

李葆华主持北平市委工作9个月，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36年初全市党员三四十人，年底增至四五百人，增长了10倍以上。

1937年1月，李葆华调北方局工作。市委书记由黄敬接任。2月，李葆华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去绥远省扒字补隆垦区处理党内纷争。“扒字补隆”为蒙语，意为“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居住的地方”，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义勇军战士和学生流亡关内，实业部长朱霁青在北京设东北救亡总会救济院予以收容，后赖行政院拨款5万元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支持，在扒字补隆设“绥远省合硕公中垦区”，将数千东北学生和义勇军战士集中于此垦荒。垦区场长是进步人士任作田（后去延安）。1935年秋，垦区特别支部成立，至年底党员增至100余人。1936年7月，北方局派李衡到垦区去组建中共绥远省工委，并任书记。其后，北方局又派白乙化去组建中共垦区委员会，也任书记。垦区党员增至200余人。一个垦区，两支人马，两个书记，难以工作，双方均反映到北方局，请组织决定。这是关系到一个省党的工作能否健康发展的大事，李葆华乘火车至包头（北平至包头的铁路已于1923年元旦起全线通车），再乘垦区驻包头办事处的卡车，长途颠簸，前往扒字补隆。李葆华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两个书记都是好同志，李衡是保定的老党员；白乙化1930年加入党，曾任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是“一二·九”运动的一员虎将。经协商，垦区统一建立党委，白乙化任书记，李衡做蒙族上层和周围地方工作。[1]

4月，李葆华调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组织部部长，因书记张友清去延安，由李葆华主持工作。宣传部部长赵仲池，秘书长徐子荣。在平津时，李葆华叫“老杨”，穿越莽莽太行山后，李葆华改用化名“赵振声”。山西工委是专门领导党的工作系统。以薄一波为首的山西公开工委，是公开工作系统。由王世英负责的北方局特科，是秘密系统。三者之间互不隶属，组织上不发生横的关系，行动上互相支持配合。李葆华与薄一波的联系，通过徐子荣进行。李葆华到任后，首先抓党的组织建设。在此一年前，东征的红军曾组建中共河东工委，由红军干部肖克（肖望东）任书记，并在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等县建立了县委。地方党组织则有太原市委、五（台）崞（县）定（襄）县委等。红军回陕后，在阎锡山的镇压下，党的组织损失很大。党领导的民先太原总队于1936年12月成立，总队长赵林。李葆华仔细分析了山西省情，决定采用“利用官方做工作，官方限制要突破”的方法。4月，牺盟总会从多种渠道选拔了180多名优秀分子开办特派员训练班，山西工委在训练班里有党支部。学员结业后由牺盟总会派往山西各县，与县长平起平坐。李葆华和薄一波指示特派员中的党员，利用牺盟会作掩护，建立党组织。很快，党在山西各县的组织框架，就大体构成了。另外，山西当局举办了有1万余名学员参加、共有10个团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各团政治主任中有北方局派来的韩钧、傅雨田、廖鲁言、刘亚雄等。在政工干部中也建有党支部，直属山西工委领导。[1]

在思想建设方面，李葆华利用宽松的政治环境（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都可以在太原公开出售）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时论选集》，首篇是季米特洛夫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其余是从党刊上选的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的文章。一本是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和苏区情况的《西行漫记》。李葆华还主持创办了工委机关刊物《正路》，创刊号上刊登了刚在太原出狱的王若飞写的文章，他自己也写了文章。《正路》油印出版。[2]

经党组织营救和薄一波向阎锡山交涉，囚禁在太原陆军监狱和太原第一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300余人分3批经训导院过渡后获释。此项工作在张友清主持工作时已开始进行，狱中同志怕上敌人的当，要求省工委领导亲自出面直接跟他们谈一次话。李葆华在中央特科人员胡熙安的陪同下，进到狱中，与王孝慈、李波、龚子荣等见面。不久，大批同志获释。彭真到太原后，对李葆华说：“这些人都归我们了，由北方局安排使用。”[3]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7月28日，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和军委书记朱瑞从延安抵达太原。彭真已在太原。副书记杨尚昆（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林枫相继到达。北方局机关驻成成中学。8月的一天上午，住在胡熙安家的刘少奇找李葆华谈话。他汇报了山西省党的工作情况。正谈话间，中央有电报来，电报没看完，日本飞机空袭太原，他和刘少奇一起进防空洞隐蔽。[4]

李葆华任职期间，在牺盟会的帮助下，山西党的工作获得空前的发展。到七七事变前，在山西工委直接领导下的计有：太原市委（下辖19个支部，1个党团）、定襄中心县委（下辖17个支部）、五定县委、平遥区委（下辖两个支部，1个小组）、祁县委、运城区委、大同县委、雁北工委、阳泉矿区区委（下辖4个支部）、长子特支、临汾支部、平陆支部、盂县西烟镇支部、平定支部、东冶区委等。在太原的直属支部有：军政训练支部、政工干部支部、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支部、民训团训练班支部、公道团支部、牺盟会工作员支部。工委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有民先。[1]

七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山西，晋军向南溃退，八路军却北进。9月19日晚，李葆华搭乘运八路军的闷罐车离太原北上，没有座位，就跟战士们一起席地而坐。时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听说年轻的省工委负责人在车上，就跑过来用手电照着找，边找边说：“我来看看党官！”[2]20日晨火车到忻县，李葆华下车与贺龙、关向应、萧克见面。[3]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驻五台县南茹村。10月初，李葆华去五台，遇八路军总秘书长舒同，互报姓名后，舒同叫了起来：“你就是赵振声呀！总部派人找了你七八天了！”李葆华赶到南茹村，见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邓小平说：“中央决定在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四条铁路中间建立根据地，叫晋察冀省。你去做书记，聂荣臻做司令员，刘秀峰、王平等同志也去。”邓小平领李葆华与聂荣臻见了面。邓小平和李葆华同睡一个炕，两人就怎样建立根据地问题，谈到很晚才睡。第二天起床时，邓小平送李葆华一套国民革命军军官服，忘了给军帽。在穿越太行山的沿途皆有人转送，路上多次遇见国民党溃军，因为他穿着军官服装，没受滋扰。三四天后抵达阜平县城。[4]

10月21日，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成立，李葆华任书记，刘秀峰任组织部部长，王平任军事部部长。晋察冀西倚北岳桓山和五台山，北瞰燕山余脉，控制整个太行山区，峻岭连嶂，深壑纵横，民风纯朴强悍。李葆华倾全部精力抓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发动民众抗日。省委下属的四个特委很快建立，雁北地区为第一特委，书记王国权；五台地区为第二特委，书记王逸群；完县、唐县地区为第三特委，书记厉男（后为刘杰）；平山、盂县地区为第四特委，书记李德仲。各县县委也相继成立。

11月中旬，晋察冀省委调整，黄敬任书记，李葆华任组织部部长，鲁贲任宣传部部长，王平任军事部部长，刘秀峰任民运部部长。12月，李葆华去平山、灵寿、行唐、曲阳等县检查工作。在灵寿县陈庄，有个筹款的同志把地主老财集中起来，不出钱就不放人，李葆华说服那位同志，强调出钱支持抗日要自愿。在军区军政学校，军区锄奸部抓了一个学员，因为他说读过《独秀文存》，就被指控为托陈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简称），然后采用逼、供、信，越咬人越多，唐县县委书记张伯平和组织部部长等二十多名党员干部被捕，马天水、贾廷三等不得不逃到别处。李葆华说：“在白区读《独秀文存》的，大多是进步青年。怎么能以此定罪呢？”经调查，李葆华确认这是个错案，但锄奸部属军区系统不肯放人。在日军“扫荡”时，有人提出：“带着这些人转移太麻烦，杀掉算了！”李葆华挺身而出，坚决制止。经过一年多坚持做工作，在从延安回来的彭真、许建国的支持下，才挽救了这二十多人的生命。阜平县县长在反“扫荡”转移中嫌带着“犯人”麻烦，下令杀掉了一些人，李葆华立即撤了他的职，但仍认为他是个好同志，就用其所长派他去做白求恩的翻译。灵寿县县长听信地主诬告，杀了一个贫农，李葆华也撤了他的职。[1]

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阜平成立。2月20日，省委刊物《战线》在阜平创刊。李葆华化名“进文”，先后在《战线》发表了6篇文章。5月，黄敬、鲁贲调任冀中省委（10月改称区党委）书记、副书记。晋察冀省委由李葆华主持工作。省委党校在金刚库创办，李葆华兼校长，重点培训县、区级干部。

李葆华在党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省委健全了特委、县委领导机关；确定了报告、检查、转移组织关系，介绍党员和开除党籍，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等制度；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和限期整理；审查与鉴定干部，省委审查到县级，特委审查到主要的区委，县委审查到主要的支部，区委审查到小组长，支部审查每个党员。这种相隔一级审查鉴定干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人际关系亲疏和个人好恶的影响，更趋于客观和公正。经过整顿，县委、区委一般有3名以上委员，个别县委有五六个常委。

李葆华认为前期组织发展过快：“个别的投机分子、自首分子的混入，没有能及时洗刷，新入党的党员没有给以应有的教育，党的某些组织制度未能建立，因此没有使党更加巩固。”[1]省委要求多级党组织进行清理。但个别地方有洗刷过严的偏差，经李葆华指示后得到了及时纠正。6月，李葆华主持召开晋察冀省委组织工作会议并作报告，对两个月整顿工作进行总结。彭真作了结论发言。

9月20日，华北日军按照日本大本营“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战略布置，以5万重兵、数十架飞机，分25路围攻晋察冀中心，连占五台等5座县城。战前，李葆华于8月随省党政军机关迁至平山县卸甲河畔的蛟潭庄，省委驻蛟潭庄附近的拦道石。10月25日，省委改称区党委，刘澜涛任书记，李葆华仍任组织部部长。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蛟潭庄成立，彭真任书记。1月13日，北方分局党代会在蛟潭庄附近的苍蝇沟举行，彭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讨论了边区建设，强调党的建设在发展与巩固两者中以巩固为中心。3月，区党委再作调整，以刘澜涛、李葆华、林铁为区党委执行委员会常委，舒同、刘秀峰、赵尔陆、刘杰、栗再温为执行委员。

不久，区党委和北方分局迂回阜平。分局驻易家庄，区党委驻城南庄后移井儿沟。区党委党校继续开办，主要工作人员有教务主任梅开武和李力安。

11月至12月，北方分局在曲阳县青山村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史称“青山会议”），李葆华作《关于边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晋察冀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彭真、贺龙、黄敬、马辉之等人发了言。此时，地、县、区党委均已建立，农村党支部密度达52％，行政村中67％有党组织，党员总数达20万人，其中冀中区就有9万人。

八

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葆华当选晋察冀边区七大代表。

1940年4月，李葆华率代表团出发，翻越太行山，穿龙泉关入山西境，在夜过同蒲铁路时遭日军伏击，鲁贲和十几位战士牺牲。李葆华和陈伯钧整理好队伍，从忻州北直插静乐，进入吕梁山区，越芦芽山，抵兴县八路军一二○师师部，受到盛情款待。在遭袭击时，田映萱等背钱带给中央的代表（陕甘宁边区不能印钞票，晋察冀能印）都把钱保住了，个人行李却全部丢光。贺龙赠每人一条粗羊毛毯、一套军服和一双鞋。老战友赵仲池送给李葆华一匹马。贺龙问田映萱：“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我这里好同志多的是呢。”田映萱羞得涨红了脸。在一旁的吴德指了指李葆华，说：“她呀，正选佳婿，正选佳婿。”6月18日，他们抵达延安。

李葆华先到总政治部组织部，办理部队系统代表的报到，然后去中央组织部。七大代表都要经组织审查，李葆华通过了审查后，参加了代表审查小组工作。小组组长蔡畅，成员李葆华、陶铸、王鹤寿、陈柏村等。因为各抗日根据地代表来延安不易，有的代表团还被敌人冲散，广东代表则走了近两年，所以审查工作进行了一年半之久。李葆华先负责审查晋察冀代表，后是冀鲁豫，再后就不分区域了。李葆华住在凤凰山中组部，中组部部长陈云经常找他谈话，询问前方情况。[1]

7、8月间，毛泽东在杨家窑洞里接见了李葆华、吴德、侯玉田。在询问晋察冀情况后，毛泽东问：“你们看我们能支持多久？”他们回答说，没有考虑支持不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人说能支持四年。”[2]

10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任中央代表的林伯渠从西安致电延安，询问李葆华是否有妹妹叫星华、弟弟叫光华。身份确认后，他们于11月6日被送抵延安。星华去鲁艺工作，光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高中部读书，次年3月入党。

1942年2月14日，旧历除夕，李葆华和田映萱在中组部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前，田映萱对结婚有过犹豫，因为她在前方时说过：“不打倒日本不结婚！”但陈云赞成他们的婚事，说：“李大钊同志的儿子应该有后代嘛。”[1]

1943年2月，李葆华调任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6月2日，李葆华长子李青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同月，李葆华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任贺龙的政治秘书，与参谋长张经武住隔壁。在7月开始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联防军司令部剧团团长阿甲被揪住不放，张经武把材料拿给李葆华看，李葆华研究分析后，肯定地说：“阿甲没有问题。”使阿甲得以解脱。[2]

11月，毛泽东在枣园请将返回晋察冀的李葆华、许建国和将去山东的舒同、赵明新，还有王鹤峰、杨奇清6人吃饭，为他们送行。李葆华和许建国（杜理卿）在冰天雪地中经清涧、兴县、繁峙，于1944年2月抵达阜平县史家寨。李葆华任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兼任党校校长，并兼管民运工作。

李葆华到达晋察冀时整风运动已进行了两年，并于1944年1月进入“坦白运动”、向党交心和审干阶段。他立即布置中、高级干部分批进党校整风训练班学习。按照中央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规定，确保了审干的健康发展。

1944年，抗日战争局部反攻开始。形势发展很快，区划调整相当频繁，隶属关系频频变更，干部人事变动的面大、人多，组织工作非常繁重。李葆华周到细密地安排于部。1944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重新设立四个区党委：原北岳区党委划分为冀晋区党委和冀察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同时在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之下，分别设立与上述区党委辖区相同的4个二级军区和4个区行署。分局所在的鹞子河畔史家寨里，洋溢着紧张昂奋的战斗气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李葆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晋察冀中央分局改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任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任副书记，李葆华仍任组织部部长，兼任常委。8月23日，伪“蒙疆自治政府”所在地张家口解放，李葆华随中央局领导机关向张家口进发，走到涞源。聂荣臻从延安直飞灵邱原日军机场，赶至涞原会合，一起进入张家口。

中央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9月23日解放热河全境。11月3日解放察哈尔省全境，李运昌部挺进东北。李葆华将这一时期组织部的中心任务确定为：一切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服务，立即建立一条千里交通线，从张家口起，连接热河、察哈尔、直到沈阳。沿途设立交通站，专人负责，保证党政军干部往来安全、畅通无阻。

接待任务十分繁重，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太多，张家口住不下，李葆华安排他们住到60华里外的宣化。聂荣臻要李葆华把两个人留下，一是柯庆施，一是周扬。李葆华找他们谈了话，派柯庆施任边区政府民政处处长，党内任边区政府党组书记，派周扬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与鲁迅关系深厚的作家萧军来找李葆华，说老挨整，怕将来还挨整，想要个金戒指，到困难时可以救急。李葆华满足了他的要求。作家丁玲来找李葆华，要求看解放区土改。李葆华安排她去涿鹿一带体验生活，后来，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北平来的新闻记者更多，他们从混乱、紧张、严重缺粮的北平，到秩序井然、供应充足的张家口，都惊呼到了“世外桃园”。

1946年，李葆华和边区财政处处长南汉宸经涿鹿、承德去冀东，组织打击伪钞，推行边区货币。

1948年3月，李葆华任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北岳军区政委。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创办，校长由组织部部长刘澜涛兼，刘未到任，由李葆华任校长，聂真任教育长。

九

北平和平解放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确定了北平市委班子：彭真任书记，叶剑英任第一副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和市长，李葆华任第二副书记，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文、萧明、王鹤丰、张秀岩、韩均八人为委员，徐冰任副市长。[1]中央任命是彭真1948年12月上旬打电话通知李葆华的。彭真要李葆华赶紧准备一大批干部。李葆华和边区机关党委书记程宏毅，共同办理，15天内就调集了干部1100人，并于12月20日清晨抵达北京郊区长辛店待命，准备进城。[1]北平城里数千名地下党员是重要的干部来源，李葆华已派人去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和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等校联络，迅速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彭真、李葆华和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军威雄壮，红旗蔽日，万众欢腾！李葆华热泪盈眶，终于胜利了，东边不远就是22年前父亲就义的地方，他又想起父亲的那句名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

次日，市委在顺城街原国会礼堂召开党员大会。地下党首次公开。由于秘密工作多为单线联系，许多同一支部的战友却互不相识，这次大会又被称为“会师会”，气氛非常热烈。彭真、叶剑英、李葆华3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讲了话。许多人认出，台上这位赵振声原来就是13年前的市委书记“老杨”啊！此时，全市有地下党员3376人。

管理北平，千头万绪。健全各级党的组织，接管各单位，建立各级新政权，安置旧人员，恢复生产，稳定币制，控制物价等，各项工作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叶剑英忙于军事和军管，彭真常在中央开会，彭真不在时，市委工作由李葆华主持。

李葆华还具体抓北平粮价的控制，从老区调粮，抓工厂复工，增加生产。中央强调第一书记要审看党报校样，彭真要李葆华看，李葆华每天都要和邓拓一起审看《北平解放报》校样。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李葆华出席会议。

3月25日，李葆华参加了欢迎中央机关和毛主席进北平，并出席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就在这天早晨，当毛泽东重又看到久别的古都城墙时，对叶剑英和身边同志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3]

9月21日至30日，李葆华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常委。9月27日，北平改名北京。李葆华参加了国旗、国徽、国歌的讨论。9月30日，李葆华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葆华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因过度操劳，李葆华非常瘦削、苍老，其实他刚满40岁。田映萱分配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任党委委员，每周回城一次，根本无法照顾李葆华的生活。5月28日，次子宏塔出生，刚19天就送进了托儿所，在那儿直到6岁。

9月的一天，彭真通知李葆华：“你要去做官了。要成立水利部，你去做副部长，跟傅作义打交道。”李葆华说：“最好不去。”彭真说：“这是周总理组建政务院要调人，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定的。不去不行。”[1]

十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李葆华、张含英任副部长。李葆华任中共水利部党组书记。在人事安排上，李葆华充分尊重傅作义的意见，在傅作义带来的五个人中，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章任办公厅主任，原傅作义谈判代表崔载之任办公厅副主任，智南屏任秘书处副处长。中共方面郝执斋任办公厅副主任，李化一任人事处处长，李伯宁任秘书处处长，李健生任秘书。[2]

11月1日，水利部召开成立大会。8日，在京召开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傅作义致开幕词，李葆华作题为《当前水利建设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李葆华在报告中提出了七项方针和任务：防止水患，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疏浚河流、兴修运河等事业；同一水系须统筹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水政；为保障与增加农业生产，目前着重于防洪、排水、灌溉、放淤；整理内河航道，开凿运河，便利城乡；配合轻重工业发展，开发水力资源；制定各河流治本计划，须方案报批后方能实施，重视水土保持，搜集整理各水系的资料；充实各级水利机构，培养水利人才。李葆华特别强调了罗致、培养水利人才和新老干部间、行政与技术干部间的团结，要求行政干部钻研业务（他自己带头啃起了数理化、钻研起了水文、测量、钻探、建坝、土木工程、机械方面的专业书），强调所有工程要责任到人，签名盖章。[1]

李葆华把自己的工作划成四大块，一是治理大江大河；二是组织好班子；三是做好统战工作，重点是做好傅作义先生和一大批老知识分子的工作；四是办自己的大学，大量培养人才。[2]

李葆华与傅作义相处融洽，相互尊重，凡重大问题都在部务会开会之前先由两人仔细磋商。傅作义为人正直，从来不做小动作。毛泽东鼓励傅作义：“要合作得好，合作到底！”[3]副部长张含英是著名水利专家，留美硕士，曾任北洋大学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委员长，李葆华与他相互信赖，工作上配合默契。

永定河史称“无定河”，是海河流域五大水系之一，自古水患危害北京。水利部成立不几天，即两次决口，淹没了北京西南郊和京津铁路。李葆华和郝执斋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沿河勘察，全身泥水。后与张光斗、张仁及部里的专家制订了先修温榆河和北运河、疏浚城区排水系统，再建官厅水库的方案。经三年苦战，1954年5月，新中国第一座水库官厅水库竣工，其后上游又建大中型水库18座、小型水库283座。汛区时，对北京采取“确保城区，西蓄东排，南北分流”的方法，遏制了为害千年的水患。[4]在独流减河工程、密云水库工程（1960年9月1日竣工）和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的工地上，李葆华从勘察、选址，到钻探、施工，关注每一个环节，经常下现场，住工棚，爬山涉水，备极辛劳。几十年后，李葆华说：“当年主要为了防洪和灌溉，现在看来，官厅、密云两大水库蓄的是北京人民的‘生命之水’啊。”[5]

淮河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全长700公里，横贯豫、皖、苏三省，自12世纪黄河夺淮后，成了一条“害河”。水利部1950年3月9日批准成立淮河水利工程局。傅作义和李葆华感到责任重大，于1951年3月17日去淮河实地勘察了半个月。他们不惊动地方，轻装简从，从淮河上游的淮滨县乘上一条雇来的木船，一路考察调查，滩浅处还要拉纤。跋涉三四天后，进入安徽境，淮委才得知消息，从蚌埠派汽船来接。察看治淮工地后继续东行，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30华里汽车无法通行，他们就从农民家雇3头毛驴驮着行李，在崎岖的泥路上，并肩徒步而行。[1]

在水利部和三省政府通力协作下，就在当年，4月1日石漫滩水库开工，4月2日板桥水库开工，4月12日白沙水库开工，11月2日苏北灌溉总渠开工；1952年1月9日佛子岭水库开工，10月1日三河闸工程开工；1954年3月26日梅山水库开工。1956年5月，由水利部组织的，有关部、省、委、局和中国科学院及高等院校800多人参加编制的《淮河流域规划》初稿完成。这是中国水利史上空前规模的伟大战役。李葆华深入到了大部分水库的施工现场，有的还参加了勘察和选址。他去佛子岭水库工地时，与第二任淮委主任谭震林同行，在工棚里住了几天，正逢下雨，漏得满床湿透。

在李葆华的主持和协调下，水利教育事业宏基奠定。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水利部抓住这一机遇，促成了在清华大学创设水利等六个系。同年10月27日，水利部在南京开办了华东水利学院（现名河海大学）。1954年12月1日，水利部在武汉开办了华中水利学院（现名武汉水利水电大学）。1958年10月2日，水利部在邯郸开办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同时，还创办了一批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为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2]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件办好”。水利部加紧搜集整理黄河资料。1954年1月，以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2月，黄河查勘团组成，团长李葆华，成员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9名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有竺可桢、李鹗鼎等十几人。

1954年2月底，冒着凛冽寒风，李葆华率查勘团抵达山东黄河入海口，然后溯河而上，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风餐露宿，经历了重重危险，行程达3300公里。实地查勘了山东黄河大堤，河南三门峡，陕西黄土区，甘肃刘家峡、牛鼻峡、茅笼峡和乌金峡，穿越大沙漠，至青铜峡、秦渠、汉渠、唐徕渠、内蒙古河套平原，再从包头至600公里河曲峡谷、黄河壶口瀑布。他们重点查勘了干流坝址21处、支流坝址8处、灌溉区8处、水土保持区4处、水文站7处。每到一处就忙着讨论、分析。经常就在黄河岸边支起帐篷住宿。在过河曲县龙口险滩时，苏联专家乘坐的小船，被激流冲上河中央暗礁搁浅，情况危急，李葆华沉着地指挥救援。获救的阿洛拉洛夫上岸后拉着李葆华的手再三致谢。[1]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对黄河的最大规模、多学科、多门类的科学勘察。后按协议由苏联专家完成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并于1955年7月30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2]根据这一规划，三门峡水利枢纽、刘家峡水电站、青铜峡水利枢纽、盐锅峡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相继兴建，李葆华全都亲临施工现场，遇到问题当即研究解决。但是，几乎所有的竣工庆典都看不到李葆华的身影，他一概坚持要其他部领导出席。

长江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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