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何羽道人物传,何羽道生平事迹,何羽道评价

Posted 2022-05-08 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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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何羽道人物传,何羽道生平事迹,何羽道评价

何羽道，幼名金榜、远耀，字翼人，曾用名苍皋，化名胡文卿。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今武汉大学) 教授，原为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时期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三常委之一。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反革命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桂系军阀在汉口缉拿董必武时被捕，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英勇就义。

(一)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何羽道诞生在湖北省汉川县南河渡蓝家岭 (今南河区姜岭乡凤凰九村) 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何羽道的家，原本住在何家畈北头，一次富户利用石磙制造纠纷，打伤他祖父何贻尚。何贻尚几次告状不成，被迫迁到蓝家岭落户。何贻尚被从世居故土撵出，身心蒙受损伤，盼望孙儿将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因以“金榜”为其取名，并下狠心叫其父弃农，去操持屠宰营生，以便积钱供他上学。

何羽道七岁那年，父亲和亲戚邻里凑了一堆铜钱，母亲一针一线缝了一件小长衫，送他入塾。这给小小年纪的何羽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知读书不易。

在塾堂，何羽道发蒙读《三字经》，后读经史，习八股、作策论，还抽空帮家里拣粪肥田。他学习很刻苦，功课完成得格外出众，深得塾师赞许。先生预言他在科举场上，必当春风得意。

正当何羽道埋头攻读经书的时候，发生了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这次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新学从此盛行。振国兴邦的时论，拨动了何羽道的心弦;零皇传至乡村的新书，引起了何羽道的兴趣。他对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道路看得淡薄起来。但为了不使父亲扫兴，他还是去应童生试，十八岁上取得了秀才功名。

何羽道中了秀才，这在穷乡僻里，却是个大事。宗祠备轿请赴筵席，村里人也称起“秀才老爷”。父亲为此扬眉吐气，打算挂起屠刀享福。可是，何羽道不满意农村贫富不均的状况，无意作“人上人”。于是，他在家办起私塾，并和农家女尹环结婚。一九○三年前后，他前往省府求教新学。离家时，父亲请人代他挑行李，他坚决不从，执意自己挑行李赶路。

到了武昌，何羽道先进入汉阳府中学前堂。这是一所新学堂，前身是晴川书院，并重中西学，不仅开设经学、史学、文学课程，而且增设算学、舆地等新课程。在这里，何羽道“潜心向学，对各门功课都是勤学好问，不懂透不罢休，被教师们誉为成就未可限量的学生。”①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何羽道开拓了眼界，萌发了民族意识。他在舆地笔记里强调： “中国情形，民族必归于自治。” “满洲执政，航路权悉归乌有，可谓自忘其祖者”。“沙俄占我东北三省，其原因实在于清朝政府卖国。”有一次，学堂开师生座谈会，他上台演说：“几十年来，英、法、日、德诸列强侵略中国，强划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误入其地，即被其看门奴隶打骂，甚至拘入捕房受辱。八国联军以后，美国要利益均沾，瓜分之祸，迫在眉睫，而清政府愒时玩日，泄泄沓沓，腐败已极，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图存。诸位师长，诸位同学，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想具同情，尚望急起组织，相助为理，以便早日实现。”①这饱含爱国激情的呼唤，感动了在座的师生。以后，何羽道又到省立文普通中学堂续读。当时在这所学堂里，汇集了许多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们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宋教仁当时也在这里学习。他忧国忧民，“每论国事，动辄拍案而起，声泪俱下! ”②何羽道常和他交流思想，过从甚密。何羽道深受“保障民权，羽翼人道”启迪，遂更名羽道、翼人，自励终身。

这时期，清廷为了培养统治人才，在各地选拔学生出国留学。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鼓动青年自费留学。一时间，大批热血青年东渡日本，何羽道也渴求到日本学习近代先进知识。正当他苦于无钱不能成行时，适逢同族何宗瀚先生全家赴日，请他作家庭教师。于是，何羽道随何宗瀚父子东渡，在东京为其两个儿子补习古文。一九○六年，何羽道在日本考取官费留学生，入东京帝国大学，潜心于法科、经济学科的研究。这时期，他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

一九一二年，何羽道在辛亥武昌首义感召下，一度回国数月，指望从事改革，有所作为。可是，民国初建，政治腐败照旧，他在武昌民政长公署服务，也因检举、揭发贪污案而受打击。失望之下，复去日本继续学业，以图教育救国。第二年，校友宋教仁遇刺，何羽道闻讯，怒火中烧，大声疾呼，抨击当时腐败的政治，更加坚定了他的教育救国的信念①。

一九一七年，何羽道学成归国。经过十多天海轮、江轮、小客轮的颠簸，终于回到了养育自己的故土。从汉水的马口镇上岸，还有十多里旱路，堂弟雇轿迎候，何羽道牵着儿子坚持一道步行。堂弟说： “你和我们不一样，走惯了东洋的洋马路，咱乡里的泥巴路走不得。”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不足，所以要多走路，做到和你们一样。”到家后，脚上磨起了泡，家里人埋怨，他笑着说： “是我路走少了，今后要多走路，不然就行不了路，亦不能与兄弟们同路了。”②

(二)

何羽道在家乡探望家人、会见亲友以后，回武昌定居，先后在国立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和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担任经济学教授，主持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讲授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及宪法等课程，并在私立中华大学教授日文。平时，他在学生心目中，是位平易近人“爱生如子”的师长; 课堂上，又是慷慨激昂鞭笞旧世界的猛士。他揭露并论证中国经济不能自立的祸根，在于军阀的割据、专横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①。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实干人才，他恳切为学生题词： “吉人辞寡，其心愉下;躁人辞多，其心若何。辞多者受谴呵。谴呵若斯，尔何不知?知而不改，尔其后悔。”表示与他们共勉。何羽道谦虚的学风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学界的钦佩，成为武昌地区知名教授。这时，欲和他交往的人很多，何羽道则有自己的选友标准。如国立高等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屈佩兰 (时任省议会议长) ，原本倚重他，他却在校务会议上揭穿屈佩兰盘剥教职员薪金的丑行;而对比自己年轻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则表示了特别的推崇。

一九二一年，湖北驱逐督军王占元以后，继任的萧耀南一手制造了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毕业于省法政专门学校的施洋律师也被野蛮杀害。这一切使何羽道认识到，军阀政府不推翻，“教育救国”终将只是泡影。

一九二四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迎来了革命的高潮。何羽道憧憬着劳苦大众幸福明天的到来，写下了如下诗章：

庭中有奇树，

不支亦不蔓;

众树如参差，

此独精神健。

一朝风雨来，

孤挺复何憾;

或将大厦支，

或以栋梁建。

冉冉孤生竹，

不比凡花草;

葛陂已化龙、

庭中栖凤好。

顾乃在山阿，

风霜经历饱;

挺挺忠臣节，

凛凛烈士抱①。

他准备作暴风雨中的参天大树，经受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

一九二五年，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组织了国共合作的、秘密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已于一九二四年加入国民党的何羽道，参加了省党部的领导工作，并一度与李汉俊、邓初民当选为省党部的常务委员，领导湖北人民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统治的斗争。他以法政专门学校教授身分，向教育界广作宣传，指出军阀的反动统治必定要垮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鼓励人们与北洋军阀巧作周旋。听他宣传的人，感到有了希望，怀着“若大旱之望云霓”的心情，翘首期待着国民革命军的到来②。不仅如此，何羽道还积极想办法为革命活动提供方便。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吴德峰等共产党人经常出入他在武昌青石桥三号的公馆，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商讨工作。共产党地方组织负责人魏人镜，长期将装有秘密文件和宣传品的箱子托他隐藏。这时，何羽道有机会在共产党人办的时中书店浏览《向导》、《新青年》、《唯物史观》等书刊。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共产党人的真知灼见的影响和革命理论的教育，使何羽道从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三)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省党部和北伐军政治部进驻阅马场红楼。此时，国民党内部正围绕迁都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已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任教的何羽道，坚决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意见，拥护迁都武汉，反对蒋介石定都南昌的主张。这年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武汉，武汉便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

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决定提前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召开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何羽道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会上再次被选为常务委员，另两名常务委员是董必武、钱亦石。何羽道主管财政，常驻省党部办公①。

省党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持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何羽道受聘担任经济学常识教员②。尽管他公务繁忙，总是按时上课，从不误事。讲经济学，他虽是驾轻就熟，却不马虎从事，仍然认真备课，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话，让农民学员知道一些经济科学知识。省党部还决定成立党务人员讲习所、党义研究所和文官养成所，为革命培养干部。何羽道不仅是积极的赞助者，而且还热心担任兼职教员，并亲任文官养成所所长。这几所学校的开办，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推动了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

地处革命中心的湖北省党部，工作担子重，工作任务急。三个常委中，董必武、钱亦石在国共两党内部都负有重任，工作繁忙。常驻省党部办公的何羽道，竭力协助董必武，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处理省党部日常事务，诸如为北伐军补给军需、恢复发展湖北的生产、建立农民银行、稳定市场经济、安定社会秩序、推动工农运动开展、镇压土豪劣绅等等，工作十分浩繁。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徒步到红楼省党部上班，回到家总在下午五点半以后，甚至在晚上七、八点钟。对于各地来访的干部、工农群众，他总是热情接待，妥善处理他们提出的问题①。

作为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何羽道想到的总是别人。为了让机关里的勤杂人员通过学习取得进步，他提议在党部机关内开办服务工会和服务学校。寒冬腊月，他亲自督促施工，用不多的开销，建造了一个洗澡堂间，解决了机关工作人员洗热水澡的问题。他身为常委，月薪仅八十元，仍退回了大学教授的高额薪金。他的兼职多，从不领取兼薪，工作却不计份内份外，绝不谋取私利。有人见他公务忙，建议自备人力包车以代步行，他委婉拒绝说： “不需要! 即便需要，也不打算坐车。君子爱人以德，希望你今后勉励我耐劳苦，多做事! ”他经常告诫家属： “现在是革命政府，今后大家都要注意革除旧的恶习，树立新风尚。不可随便向人有所请托，或答应别人的请托。”他的胞弟进城找他安置个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乡里的农活也要人干，我们岂能忘本，搞那种 ‘一人作官，鸡犬升天’的事!”①有个新任县长表示愿意带他的胞弟去赴任，也被何羽道婉辞。

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领导下，北伐军控制、影响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空前高涨，而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也就加紧了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勾结，准备出卖革命。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四月四日，何羽道在省党部会议上，和大家议决通过了“请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②，公开主张严惩这个新军阀。“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预示着白色恐怖即将来临，武汉政府内部日趋动摇分化。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断斗争，武汉市政府于四月十六日成立，何羽道和苏兆征、吴德峰、向忠发、詹大悲、张国恩、李国暄等被选为委员③。在重大问题上，何羽道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反对国民党右翼的分裂阴谋。

六月七日，何羽道主持召开了武汉三镇国民党员大会，领导通过了“讨伐蒋介石”、“慰劳前方将士”、“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等通电④。六月二十七日，何羽道在省党部“总理纪念周”会上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 “为应付新的环境，应集中革命势力，肃清北方一切反革命势力，讨伐蒋介石。”⑤第二天，他又在文官养成所学员毕业典礼上作报告，向即将分发各地服务的学员提出三点要求： “要遵守党的纪律不为个人活动; 实行平民化民主化革命的政治; 打倒封建的政治经济基础，建立民主的政治经济基础。”①

七月十一日，武汉已是黑云压城，汪精卫“分共”迫在眉睫，但何羽道仍出面主持了“任剑若烈士追悼大会”。这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危险举动，引起了他母亲的无穷忧虑。老人为了促他离开武汉，不惜向人下跪请托说： “你是翼人平日最相信的人，我求你劝劝他离开这里吧! 他上有老母，下有儿、孙，这样顶下去实在叫人担心。”来进言的人劝何羽道出国暂避，并表示愿代他筹备路费。但他却说： “革命并没有失败。要继续干革命，总得有人流血，牺牲也是本分，不能一遇挫折就逃避了事。”②于是，他把全家送回农村，只身留在武汉坚持斗争。

(四)

“八七”会议后，党决定让一些知名的革命知识分子出国暂避，以免牺牲。董必武、钱亦石反复动员何羽道去日本，他则表示要与大家一起，同舟共济，匡救时艰。

十一月底，桂系西征军到武汉，杀人魔王胡宗铎就任武汉卫戍司令，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大批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时，何羽道化名胡文卿，和董必武搬到日租界汉口南小路袁范宇家匿居。袁范宇是他在日本时的同学，又是董必武的好友，时为日清洋行副买办，居此较为安全。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何羽道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十二月十七日，宪兵捕捉著名人士李汉俊和国民党左派詹大悲，并连夜枪杀。董必武因被盯梢，已由组织决定转移。袁范宇堂弟在汉申线跑江轮，董必武要何羽道一同乘船去上海。为了董必武的安全，何羽道坚决不同意一起走，并催促董必武先行离汉。

轮船尚在途中，胡宗铎的宪兵闯进日租界，要求引渡董必武。他们冲进袁范宇住宅搜查，不见董必武，就将何羽道捕去，关进了武汉公安局。

何羽道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敌人逼他交出共产党人名单，他挥笔作答： “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死固宜也。国民党反动派之大屠杀，不过逞一时之快耳，兴中国者，其唯共产党乎! ”②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武汉三镇大街小巷贴满告示： “胡文卿 (即何翼人) 与董必武、钱亦石鼓吹共产，罪恶昭著，应即处以死刑”③。那天是农历腊月十二，北风刺骨。“共党要人何羽道、林可彝、周志道、吴锺鲁四名”④，背插标志，连推带拖押至汉口济生三马路刑场。何羽道裸足，身着单裤和灰绸短夹褂，刑迹满身，两腿行动困难，双臂瘫挂着，惨不忍睹，仍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枪响。围观的群众无不潸然下泪、悲愤填膺，赞扬共产党人之伟大，痛恨军阀的凶残①。

时隔五十一年，革命前辈邓初民还念念不忘地指出： “何翼人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更值得我们很好学习。”②为纪念烈士，汉川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五年修葺了烈士陵墓，墓前的碑碣上，镌刻着胡耀邦的题字： “何羽道烈士之墓”。

注释

①岑靖:《烈士何翼人传》。

①时任汉阳府中学前堂算学教员的杨湖樵先生1964年6月呈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局请为烈士立传文。

②《武昌新发现〈祭宋教仁文〉》,载1985年1月25日《武汉晚报》。

①《武昌新发现〈祭宋教仁文〉》。

②烈士亲属何远光(堂弟)的回忆。

①黄燮: 《何君翼人事略》。

①烈士亲属保存的烈士遗墨。

②袁范宇:《忆何公》。

①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武昌农讲所1927年2月11日《特报筹备议决报道》,原件存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

①杨玉清(时任省党部青年干事) 1979年7月30日写给烈士亲属的信。

①烈士之子何振之1966年的回忆遗稿。

②1927年4月5日汉口《国民日报》。

③1927年4月17日汉口《国民日报》。

④1927年6月8日汉口《国民日报》。

⑤1927年6月28日汉口《国民日报》。

①1927年6月29日汉口《国民日报》。

②何秉冲: 《我的祖父何羽道烈士》,载《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

①董必武口述自传稿,复制件存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②杨湖樵1964年6月呈湖北省政府《为烈士立传文》。

③1928年1月16日《晨报》。

④1928年1月10日《时事新报》。

①当年省女师学生胡汉英曾目睹烈士就义状,向烈士妻谈及。

②邓初民1979年5月31日给烈士亲属的信。

注释

①岑靖:《烈士何翼人传》。

①时任汉阳府中学前堂算学教员的杨湖樵先生1964年6月呈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局请为烈士立传文。

②《武昌新发现〈祭宋教仁文〉》,载1985年1月25日《武汉晚报》。

①《武昌新发现〈祭宋教仁文〉》。

②烈士亲属何远光(堂弟)的回忆。

①黄燮: 《何君翼人事略》。

①烈士亲属保存的烈士遗墨。

②袁范宇:《忆何公》。

①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武昌农讲所1927年2月11日《特报筹备议决报道》,原件存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

①杨玉清(时任省党部青年干事) 1979年7月30日写给烈士亲属的信。

①烈士之子何振之1966年的回忆遗稿。

②1927年4月5日汉口《国民日报》。

③1927年4月17日汉口《国民日报》。

④1927年6月8日汉口《国民日报》。

⑤1927年6月28日汉口《国民日报》。

①1927年6月29日汉口《国民日报》。

②何秉冲: 《我的祖父何羽道烈士》,载《湖北文史资料》第1辑。

①董必武口述自传稿,复制件存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②杨湖樵1964年6月呈湖北省政府《为烈士立传文》。

③1928年1月16日《晨报》。

④1928年1月10日《时事新报》。

①当年省女师学生胡汉英曾目睹烈士就义状,向烈士妻谈及。

②邓初民1979年5月31日给烈士亲属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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